众所周之，因为一场“六四”镇压及日后的政治清查，使得邓小平一手发动的改革事业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首先是大陆的意识形态界，发生了彻底否定改革，全面复辟的现象，以邓力群和胡乔木为首的一批左派理论家，并不满足于邓小平指示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和经济实践领域，开展了“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甚至喊出了要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的口号。
而在生产管理领域，李鹏则藉“治理整顿”为名，开始全面否定赵紫阳在台上时的经济政策。他和江泽民都把当时群众自发起来支持学生反政府的原因，归结为不堪忍受通货膨胀之苦，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又被他们归结为赵紫阳的“资产阶级改革观”，赵紫阳主张全面的市场经济误导的结果。
于是，在江泽民和李鹏的支持、纵容下，从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以后到九二年初，中共的宣传机器，曾经对“市场经济”进行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批判和讨伐。直到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被中共内部传达之后，像《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介，才停止了对“市场经济”到底是姓“社”是姓“资”的所谓“理论探讨”。
邓小平急于打破“六四”困局
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中共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邓小平，能够名正言顺地出席会议并讲话，先于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请邓小平到场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了“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关键内容。
而江泽民则提出建议说：小平同志本月九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干部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我们政治局的同志们都认为是非常英明的。另外，小平同志也提出了我们过去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不变，“除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所以我建议在公开发表小平同志讲话时，把“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句话，改成“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据说，当时邓小平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一句：我只管强调大的方向，具体的问题你们政治局的一班人看着办。
把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成“市场调节”，表面上看是符合邓小平首肯的“变动一下”“个别言语”，但这两字之差却整个改变了当时中共经济改革政策的根本方向。
此后，当邓小平发现江泽民和李鹏，利用他那句在整顿时期“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的讲话，不但在理论上，怂恿邓力群和胡乔木等人，大肆声讨市场经济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也完全遵从陈云强化计划经济的指示时，他曾经叫杨尚昆向江、李专门打过招呼，警告此二人“不可借口治理整顿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开倒车”，但江、李二人对邓小平的指示充耳不闻。
九一年六月，江泽民 托邓力群、袁木等人为他起草纪念中共建党七十周年讲话，在讲话中强调了批判“资产阶级改革开放观”的内容。为此，邓小平感到忍无可忍，这才有了南巡讲话中最刺激江泽民那句话：十三大路线必须坚持，谁否定十三大路线谁下台。
以上是当时的国内形势，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则更今邓小平感到沮丧。先是各个西方国家的严重抗议，然后是西方工业国联合制裁，接着又是原定到华访问的西方领导人纷纷毁约，而原定邀请中国大陆领导人前去访问的国家，更是以种种借口阻止成行。
据说，邓小平的子女向邓小平分析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时，曾经不无担忧地说：您老人家花了十年心血，一手树立起了改革开放这面大旗，如今对内改革明显在开倒车，对外开放就是你继续敞开大门，人家都不敢进来或不愿进来，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
利用朱镕基在外界的开明形像
这就是邓小平当时要重新物色一个得力人物，入主中共高层改变内外困境的客观原因。而所以选中了朱镕基，首先是因为邓小平通过对朱镕基的考查，和朱镕基在上海几年的经济工作表现，认定他“懂经济”，具实干精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认定朱镕基能够为中共打破“四面楚歌”的国际困境。
自朱镕基入主中共决策圈后，几乎所有的海外媒介，都一致称赞朱镕基在“六四”中的表现开明，同时又一致认为朱镕基是邓小平一手提拔。但是没有人分析，邓小平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对于党中央“六四平暴”的“英明决策”态度暧昧者，而且还是一个五八年的老右派（坚持不给那场曾今朱镕基整整耽误了二十年大好青春的“反右”斗争彻底平反的，也是邓小平）。
用朱镕基曾经给邓小平当过秘书，来说明他被邓小平看好显然没有说服力。前有胡耀邦，中有赵紫阳，后有杨家兄弟，他们四个人当初哪个人同邓小平的关系，不比朱镕基同邓小平的关系密切 即使朱镕基给邓小平当过秘书。可是，前述四个人都因为“政治上软”所以先后失势（杨家兄弟失势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想在“六四”问题上给自己留后路，所以说到底也是“政治上软”）。
朱镕基被邓小平看好的关键原因，其实有两点，一是显性的因素--他“懂经济”，二是隐性的因素--他被海外看成“中国的戈巴契夫”。
“六四”后不久，随着朱镕基在中共政坛上日渐走红，海外媒介，尤其是被中共政权视为“海外反动刊物”的一批报章杂志，已经连续烧起了好几场“朱镕基热”，虽然也有一些政冶评论家对朱镕基能否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表示怀疑，但因为朱镕基的“右派”背景和“历史的真相终将大白放天下”那句话，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政治上开明”这一点。
而邓小平对于朱镕基是（或者将“堕落”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的海外评论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很可能就是要利用海外舆论，把朱镕基看成“中国的戈巴契夫”这一点，打破孤立的型态。
“六四”惨案后，李鹏成了众矢之的。美国国务卿到中国大陆访问时，事先最为头痛的就是不见李鹏不行，而见了李鹏又如何避免同他握手，尤其避免被现场采访的记者拍到双方握手的镜头。
李鹏藉出席联合国会议到了美国，时任美国总统布希最头痛的，也是如何避开与李鹏的会面，因为如果他对李鹏稍微表现出一点欢迎之情，他在即将面临的全国大选中的信任票，无疑就要一落千丈。
在这样的尴尬局面下，邓小平等人也不得不承认，继续让李鹏在国际上露脸，尤其是让他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不但起不到打开国际困境的作用，而且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于是，邓小平自然想到了朱镕基被外界认定为“政治开明”的优势。
经济软政治硬
一九八五年，著名报人陆铿曾经在中南海访问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当时的谈论话题涉及了对台动武、评价毛泽东、中共人事变动、新闻自由、魏京生与西单民主墙、大陆人权等诸多敏感话题。
事后，陆铿将访问内容整理发表，在海外引起轰动，并因而评价胡在政治上的开明。为此，胡耀邦吃尽了苦头。他下台后，中共内部文件上曾提到，胡在接受“海外反动记者”的采访时“泄露国家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听到此事后，陆铿深感自己“一言丧邦”，曾向胡写信致歉。
因为有过如此重大的教训，所以海外一些政治评论家，一边撰文对朱镕基的政治开明大加赞赏，一边又根据当年胡耀邦的教训，担心把朱镕基称为“中国的戈巴契夫”会让中共左派抓到把柄，直接影响到朱镕基的职务升迁，甚至断送朱镕基的政治前途。
事实上，时移事变，现在恰恰是因为朱镕基被外界称之为“中国的戈巴契夫”，才加重了他在邓小平那里的份量。因为邓小平心里十分明白，既要打破“六四”后的中共外交僵局，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出一个被海外，被西方认定为政治形像开明，没有“六四”负债的人物出面，才能推展“外交”。
至于朱镕基本人是否真的如海外所评价的那样开明，他是否是戈巴契夫式的人物，邓小平肯定考虑过。而让邓小平能够充份放心的是八九年“六四”以前，是因为两任总书记都在政治上“软”才出了问题，而现在有江泽民和李鹏在台上，就足可以保证政治上“硬”了。那么让朱镕基上去与江、李搭档，就能够成功地保证朱在经济上“硬”的长处，得到充份发挥，同时又让他在政治上“软”（如果他真是在政治上“软”的话）的“短处”是即使想发挥也会受到限制。
所以中共十四大之后所确立的领导体制中，加进了一个关键人物朱镕基，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邓小平所谓的“两手硬”政策。
邓小平所玩的“朱镕基外交”，始于上海的“浦东开发”。
九零年四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五月三日，朱镕基亲自为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开发规划研究室主持挂牌仪式。随即又率领庞大的“上海经济代表团”出访香港、新加坡，推销浦东开发计划，同时为中共打破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局面。
香港掀起朱镕基热
六四事件之后，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中共一开始只能靠长袖善舞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西方外交场合上“力挽狂澜”。而在朱镕基未到国务院任职前，因为上海市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外商界又看好浦东开发这块肥肉，同时也因为海外对朱镕基在中共政坛上的前途日益看涨，所以他的出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代表整个中共政权的意义。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镕基的出访不仅使中共在国际上建立了一定的形像，尤其为中共与西方国家重归于好，挽回因“六四”开枪造成的外交颓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香港人尚未从“六四”的梦魇中醒过神来，又为九七年的即将来临惶恐不安，朱镕基以上海市市长身分的到来，虽然无法挽狂澜于既到，但多数香港人视他为“六四”以后第一个愿意且敢于到香港进行正式、公开访问的高级官员，所以对朱镕基没有恶感，又有了受到重视的感觉（这与当时朱镕基即将赴京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传闻有关）。
当时，朱镕基公开表示自己欣赏香港的发展，可作为上海的借鉴。他说：“四九年时很多上海人到香港发展，带动了香港经济，希望在九零年代，一些港人会返回上海帮助上海的发展。”
他不像一般中共高官那样，刻板地回避记者。访港的最后一天，在外国记者俱乐部早餐时，他鼓励记者多写批评文章。他说：“传播媒介的批评很重要，我曾把香港的一些文章在上海的报章上转载。”
由于香港市民在八九学运期间，鼎力支持对抗政府的学生，“六四”事件后又积极帮助异议知识分子逃离“虎口”，一些极左派的中共高官因而视香港为“反共的前哨基地”，一时把香港空气搞得十分紧张。朱镕基却说：“不管香港是什么基地，我都愿意来。”
这些言论给香港人留下了良好得印象。与此同时，“浦东开发区”的推介工作进行得也颇为成功，他表示在末来二、三年内，市政府能做好基层的投资工作，浦东的发展能够吸引外资，并希望在五年内能开始进行外来投资。
朱镕基访港加重了中共制约美国的砝码，在对待美国是否取消中共贸易最优惠国政策上，中共与香港人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使美国人认识到香港大陆毕竟是唇齿相依。
随着中共新华社将朱镕基这些讲话及香港人的反应，用“内参”形式上报中共高层，强硬派人士个个无比愤怒。
其中有人上奏邓小平和政治局说：朱镕基在香港的讲话问题很多，尤其是在对平息反革命动暴乱的问题上，他讲话的内容同党中央的精神很不一致。一旦说起“六四”，他就说那是根据中央指示办的，这是什么意思？想说明他没有责任？我看他对海外说他是“中国的戈巴契夫”不但不反感，反而很得意。
辩才无疑攻守俱佳
当江泽民把这些意见传达给朱镕基时，朱镕基反驳说：我看不是我的政治立场有问题，恰恰是提这种意见的同志政治立场有问题，“六四”平暴对我们党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承认是好事，是正确，就应该表扬我不揽功，不自吹自擂才对，怎么能说我是怕担责任呢？
如此一番巧妙的自我辩百，今江泽民再也找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
结束香港之行后，朱镕基旋抵新加坡，参加了该国贸易发展局，专门为上海市经济代表团举行的座谈会，并接受了总理李光耀的宴请。
这次访问新加坡，使得朱镕基对自己出任未来的中共领导人信心大增。在此之前，基于前苏联及东欧等国家的前车之鉴，朱镕基对于中共的政治与经济两头参差发展的前途，并不是很乐观。而到新加坡参观并听取李光耀的施政经验后，朱镕基终于相信政治独裁加经济自由化，这种所谓的“亚洲模式”，还是有可能在中国大陆取得成功的。
九一年春节前，趁陪同邓小平在上海过冬之际，朱镕基向他详细汇报了访问新加坡的观感及新加坡经济成功的经验，认为新加坡有许多的经验，值得中国大陆学习和参考。邓小平听过后非常兴奋，要朱镕基去国务院工作后，一定要好好把李光耀的治国经验学到手。邓小平还特别要求朱镕基，把新加坡政府廉政建设的经验，同江泽民和乔石汇报。
果然，朱镕基国务院工作不久，中共各级干部中即掀起了一股“新加坡考察热”。
“六四”以后，虽然中共政权一再于公开场合打肿脸充胖子，扬言“绝不屈服于外来反动势力的任何压力”，但它在九零年中即以实行“人道主义”，同意方励之夫妇出国治病为借口，与美国方面达成礼送方励之出境的协意，已经充份表明他急于同美国恢复两国“正常友好关系”。
虽然当时的美国布希政府，也不愿同中共政权的关系彻底搞僵，但前提却是绝不接受李鹏前往访问，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于是，中共政权想出了一个不得已的补救措施，即组织一个中国市长代表团到美国周游一圈，既达到向美国政府示好的目的，又能收到让这些中国大陆的主要经济城市与美国各地加强经济贸易的实惠。
按理说，既然派出一个市长代表团出访，当然不能丢掉北京和天津，而这个代表团的团长理所当然也应由北京市长担任。比如，中国市长协会成立后，虽然有关章程上写明该会的会长，是由各市长轮流担任，但第一任会长必须是北京市长。
不避讳人权问题
问题是，因为“六四”镇压，当时身为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与李鹏一样身背恶名，所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中共政权，都要考虑到他访问美国的结果，可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如果中共方面如此安排，更可能美国方面也不会接受。于是，中共方面干脆安排北京市不参加这个代表团，而且为了朱镕基担任团长的名正言顺，连天津市也自动缺席。
九零年七月中上旬，由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武汉市长赵宝江、重庆市长孙同川、太原市长万良适、合肥市市长钟咏三、宁波市长耿典华和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张毅君（后任中共驻加拿大大使）等人组成，以朱镕基为团长的“中国市长代表团”访问了美国。
同时，朱镕基也不忘借此给上海市吃点“独食”，专门安排了上海市学者代表团与他的市长代表团一同飞往美国。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学者代表团，因为“六四”以后无论国内国外，都认为中国大陆再次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冬天”，所以这个适时随朱镕基出访的“学者代表团”，其实也是为朱镕基在上海的亲民形像和政治开明形像造势的工具之一。
市长访问团虽属“地方官”，但他们在美国各大城市的活动，并不仅仅是看市政，而是替中共新领导层作“公关”，拉投资，“促进双方了解”，“消除误会”，改善关系。
朱镕基说，中国市长代表团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同时也感到此次出访美国的任务并不轻松。在国内就听说美国流行“苏联热”、“东欧热”和“中国冷”。不管谁热谁冷，都不能减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意义，两国关系的发展，一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
朱镕基在美国还呼吁美国政府取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敦促世界银行恢复各项对华贷款。他说：“美国应取消经济制裁，因为这将徒劳无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受到制裁的影响，而其它工业国家表面上维持制裁，私下已大部份恢复了对中国的生意。所以美国制裁中国只会促使美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受到伤害。”
如果说朱氏的上述讲话并无新意的话，那么他邀请美国议员访问上海“好好讨论三天三夜人权问题”的举动，不能不说是“胆大包天”，因为人权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禁区。
朱镕基还用了一组具体的数字，来说明上海政治“现况”，八九年以来，上海的贪污受贿已被抓了一千多人，其中包括局长一级的高干。但是，八九年“六四”迄至访问之时，只拘审了几十个学者、学生中的指挥者、组织者，而且在犯罪案情弄清楚后，基本上都免于起诉，陆续释放了，当时还在拘留之中的学生不足十人。
朱镕基在这裹避开因参加民运而遭拘捕的工人、市民和无业者的情况，只是谈到学者和学生被捕的数字，无疑是玩了个障眼法。而公开邀请美国议员访问上海“讨论人权问题”，更是分散了美国人对中国人权的注意力，甚至使有些人产生“中共官员开始注重人权”之感，因而“朱镕基热”在美国也出现。
身在上海，胸怀全国
朱镕基志得意满地从美国飞回上海，在虹桥机场一下飞机，即“高兴地”接受记者访问说：“在美国虽然有很多对中国的误解，但是我觉得美国人民和大陆人民之间还是有着深厚的友谊，我相信这次访问起了很好的作用—过去的事不要纠缠，大家都向前看。”
在访美期间，朱镕基就当时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现况，在洛杉机接受了美国《全球观点》杂志总编辑加德尔斯的访问。从对答内容看，西方世界并没有把朱镕基仅仅看成是上海市长，而是看成中共经济工作的对外发言人。而朱镕基本人除长期积累的业务专长外，又能够“身在上海，胸怀全国”，所以才能够就整个中国大陆的宏观经济形势，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状况侃侃而谈。
此类消息传回大陆后，邓小平非常兴奋，对身边的人说：听听朱镕基说的，句句在行。难得人才，难得人才！
朱镕基次年四月又率上海代表团前往荷兰访问。
八日，就在中共人大会议主持人宣布通过关于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之任命时，朱镕基正在会见荷兰王国的经贸大臣。宾主频频举杯，觥筹交错之间，一位荷兰政府官员冒冒失失地闯进来，附在经贸大臣的耳边低语几句。朱镕基虽然听不懂荷兰话，但也明白这位官员说的是：您面前的这位中国人现在已经不是上海市长，而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副总理了。
如果按两国对等关系排列的话，荷兰的经贸大臣，仅仅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属的经贸部长，听到部下的通报后，他立刻对朱镕基肃然起敬，朱镕基则非常矜持地微微一笑，似乎是早在意料中的事。
事实上，北京方面这天的人大“选举”结果，小平同志一年前就可能已经告诉过他了。
朱镕基这次率上海代表团到西欧，除了访问荷兰以外，还访问了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西班牙、德国，会见了意大利总理、法国总理、德国副总理、比利时副首相和欧洲共同体副主席等高级官员。
不再埋没的人才
令西欧国家领导人刮目相看的是，朱镕基在荷兰出席第四届国际论坛会时，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前景》的学术演说。他流利的英文和严密的思维逻辑辑，令在场者无不感慨“中国共产党政权里，竟还埋没着这样一个既开明又有水平的市长”。第二天，西方各大通讯杜即报导了朱镕基已经不再被“埋没”的消息。
在法国参加世界著名的埃尔夫百油公司下属的栋日炼油厂时，因为朱镕基已经被宣布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所以该公司特地安排了“东欧、计划经济国家总经理”陪同访问。参观过程中，栋日炼油厂厂长开始是用法语通过翻译向朱镕基介绍，但朱镕基用英语向翻译提出问题，于是厂长立刻改用英语。
能用英语同中国的科技人员人交谈是很正常的情况，但能用英语同中国的一位并非主管外交的副总理交谈则今这位厂长吃惊不小。因为该厂正在与上海方面，合建金山石油化工厂进行可行性研究，而朱镕基的这番表现，为这项合作的最后成功踢进关键的一分。
其实，中共现任国家领导人中，能够掌握一至两门外语的不止朱镕基一人。但是，江泽民在同外国人讲英语时，往往是对方根本没有听懂，他还在旁若无人地滔滔不绝。
李鹏则是俄语虽好却很少有机会表演，而在外国人讲英语的场合则表现得过于谦虚好学，比如他在西方国家参观一座电站时，对方技术人员无论讲个什么他都要问随同翻译这个单词怎么写，然后不着急不着慌，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殊不知如此过份的表演，会让对方觉得太耽误时间而不耐烦的。
在巴黎，朱镕基听说那里已经有上千名旅法上海侨胞，而且专门组织了上海旅法侨胞联谊会，他们选出了七十多位代表，在著名的香榭丽舍田园大街安排了酒会，希望朱市长能够接见他们，同他们介绍一下家乡的情况。
朱镕基听说后，立刻同意出席他们的欢迎酒会。在酒会上，朱镕基特别强调了中共绝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六四”就把对待侨胞的政策向左转。而且非常机智地把话题，由追问北京的“六四”实情转到上海。
在场有人问中共政权为什么要开枪杀自己的同胞，他立刻回答：“我可以保证上海没有开过”枪。甚至对真正的坏人，我们也是先将其抓获再交给司法机关审判的。”
当侨胞们表示他们身在巴黎，心在上海，一定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同为上海浦东建设出力时，朱镕基非常感动。他说：虽然我是湖南人，但我是上海市市长。然后他改用上海话说：“阿拉也是上海人”，逗得侨胞们个个开怀大笑。
当时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老雕塑家张充仁老先生高兴地说：“久仰朱市长大名。今天见面，果然是个实干家。上海大有希望。”当地侨胞说，共产党对海外侨胞的关怀，从来没有像国民党做得那样周全，但朱镕基是个例外。
政治造势具现代感
政治是一种实力的较量，但成功的、恰到好比的造势，往往使实力扩大若干倍，从而达到光凭实力难以首现的目标。真正了解中共高层情势的人都知道，朱镕基并不是一位有足够个人班底的人，在经济理论上、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末见有真正具突破性的言论。但短短几年时间，即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成为当今中共在经济政策上最具权威的发言人，最开明的领导者，其中的密码当然是擅长造势。
在中共历史上，造势工夫达到顶峰的当然是毛泽东，但他还是采取传统的宫廷权术。而作为毛的老乡，朱的政治功夫更具现代倾向，即在公开的场合获得群众真心的掌声，并通过传媒塑造自己的形像。
西方的政治基本是“新闻政治”，但中共的多数掌权者恰恰相反，往往逃避记者的追逐，不能也不懂通过传媒来传播自己的政见，塑造自己的形像。连为大家所看好的乔石，最著名的座右铭也是“为政不在多言”。
从表面上看，朱镕基往往给人衣着随便的印象，他不像江泽民那样穿戴“齐整”，不是中山装就是西装，也不像李鹏那样几乎西装不离身。朱镕基的衣着，总是与当时的场合形成和谐。这或许不是一种刻意的造作，但客观效果却与江泽民、李鹏大为不同。
如果说在当上海市长期间出访香港、新加坡，美国，在从上海市长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出访西欧六国等等活动，对于朱镕基来说还算是“初试牛刀”的话，那么在他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后又因为李鹏长期“感冒”不出，而成为中共国务院“实际上的总理”之后，开始的美洲三国行，就的确算得上“大显身手”了。
从九三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朱镕基率领一个足可以称得上阵容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然后又到墨西哥和巴西访问。
加拿大人回忆说：过去中共的前任总理赵紫阳、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也都分别到访过加拿大，但都未曾受到过朱镕基所领受的这样热烈的欢迎场面。
这固然与当时国际媒体，正在盛赞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增长成就，因而掀起一股“中国热”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朱镕基开明、务实的形像，已经获得大多西方人士及海外华侨的认同。同时，也还因为人们都在期盼着他，能够接替称病不出的李鹏之总理职务。
意在言外
在多伦多举行的记者会上，有人问及李鹏当时的身体情况，朱镕基回答：“李鹏总理的身体实际上已经好了。只是医生要他休息一段时间。中国的人事不会因此而引起任何变化。我希望李鹏出来工作后，医生也让我休息一段时间。”这段轻松、闲适，又可以让人任意理解的回答，逗得会场间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众人大笑过后，大家都认为他已经回答完毕，未料他又按着说：“我很喜欢开开玩笑，但常常有人不理解我的幽默。比如前不久在北京开人代会时，我对湖南代表团讲，不要再挪用农业资金，损害农民利益，谁再这样干，我就砍谁的头。我不过是开玩笑这样讲，结果《农民日报》却当真报导出来。香港一些报纸也跟着登。后来我在记者会上说，我不承认要砍人家的头，那是破坏民主，违犯法制、人权，将问题国际化。第二天，香港的报纸却说我讲了话又不承认。这些报纸是不是缺乏一点幽默感？”
在华人社区，他谈起自己的头发说：“我到上海当了几年市长，头发掉了不少，到北京当了几年副总理，头发白了不少。我宁愿把头发掉光，也要把中国经济搞上去！”当大家一阵掌声过后，有人却私下问道：“朱镕基的这番话是讲给谁听的？”
作为共产党内的改革者：他必须学习抵挡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诱惑抨击，也就必然给人捉摸不定，模棱两可的印象，使两个极端派都得到满足。邓小平是这方面的“政治平衡大师”，作为邓的门徒，朱镕基的修炼功夫到了家，而且往往比邓还玩得有惊无险。
这一次朱镕基到访加拿大，除为数不多的西藏独立分子表示了公开抗议外，其他民运人士并无激烈的举动。一些民运组织用公开信的方式，表示了希望中共政权改善人权，却不忘了加上一句“欢迎您(朱镕基)到加拿大来！”
有意思的是，朱对民运组织的评论，并不像某些中共领导人那样恶毒。当加拿大记者问他：西方国家都很重视中国大陆的人权。你是否曾与我国穆郎尼总理进行讨论？另外，你对海外民运组织有何看法？
朱的回答是：“人权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而且人权也是一个在不断发展的概念——，我与穆朗尼总理对人权问题交换了看法，双方并没有产生不愉快的情况，而是实事求是，认真地听取对方的观点，消除误会。至于民运组织，我与他们既没有接触，也无研究，所以没有评论。”听了朱的这番话，有人评论说，此时无声胜有声。
在朱镕基之前，还从来没有风闻过有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公开地表现出对新闻界的重视。朱镕基到加拿大时，中共驻加国使领馆人员，接到朱发出的一个重要指令即是：以最快速度看到当地报刊，以了解传媒对他的报导与评论。
乐观而冷静
于是中共外交人员在朱访加期间，每天凌晨到各报印刷厂索取当天的报章，这个消息传出后，一个效果是强烈刺激了新闻记者报导朱镕基行踪的热情。当地发行量最大的两家中文报《星岛日报》与《世界日报》，每天用一版甚至两版的篇幅详尽报导朱的言行，《星岛日报》更辟出专栏，发表长达二、二万字的《朱镕基传奇》。
中共的使领馆，原只安排朱镕基单独接受英文媒体的访问，而把采访朱镕基热情最高的中文媒体拒之门外。在朱到达多伦多笫二天，《世界日报》刊出对此种不合理安排的批评意见，《星岛日报》总编辑古伟凯亦在评论中发表了同样意见。
很快，朱镕基作出了反应，要求使领馆人员为他安排一个时间，专门接受中文媒体的访问。此举足见高明，在各大中文报章中，几乎看不到对朱镕基的贬词。
传媒对他提出批评，他亦迅速予以回应。朱镕基看到报纸批评他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势过份乐观，他即迅速在公开场合上表示：“今天我看到报纸，有人批评我太乐观。我承认我这人很乐观，不乐观办不成事嘛！不过请放心，我的头脑并没有发热。对于中国经济局部过热的现象，我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与大多数口舌笨拙的中国政要不同，朱镕基极善言词，而且常常巧妙地利用“幽默”来调动听众的情绪，传达自己的观点。
在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的开幕式上，朱镕基妙语连珠，引来了一阵阵笑声、掌声。他说：中国政府有两百亿美元的储备金在这间银行，中银本身亦有超过三百亿美元的储备金，所以这间银行是不会倒闭的。
在银行倒闭是常事的西方，朱的这番话引来了阵阵笑声。他又说：“若大家对这间银行服务感到不满意，可以写信给我，我将撤掉这个行长。”一阵掌声之后，他又说：“不过，如果大家觉得银行服务得很好，也要写信给我，好让我及时提升他。”
在多伦多古德曼论坛上，朱镕基向加拿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发表演讲，加拿大皇家银行提问，在中国何地建立银行分支机构最合适？
朱回答：“中国有很多地方可以供你选择，选择哪个城市是你们的权利，是不是批准你在这个城市设立银行是我们的权力。你们可以选出任何一个地方向我们提出申请，然后我们考虑是否批准。至于你选择哪个城市设立银行最能赚钱，那是一个商业秘密，我不能在这里讲。我可以在会后再跟你讲，因为加拿大的皇家银行跟中国是非常友好的。”
最像西方政治人物
有人问，中国在财产拥有方面有哪些法律，比如外国人可否在中国购置和拥有财产？朱回答：“中国的所有制是多样化的所有制，既包括国家所有制，也包括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外国外资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中国政府的法律都是保护的。至于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财产，股份、房产等等，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不会受到任何侵犯的。如果受到任何侵犯，可以向我们的法院诉诸法律。而且我还可以给你做个法律顾问。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向我写封信。It'sfreeofcharge(免费)。”
朱镕基还说，“到中国做主意很容易赚钱。我们知道很多的外资企业，是从外面进口原材料的，在中国加工，然后出口。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中，往往把外国进口的原材料价格算得很高，而把出口的产品的价格算得很低。因此在他们的帐面上，看来verylow(很低)，实际我看他是makeacopy（复制一份），使我们不能收他很高的税。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欢迎他来，我们不过少赚一点。”
“我可以保证，到中国去投资，做生意，都能赚钱，如果不能赚钱，我可以帮你的忙！”朱镕基说。这种招商公开秀达到如此高度，在中共领导者群中是罕见的。一位经常往来中国与加拿大的商人说，朱是他所见过的中国领导人中，最像西方政治家的中国政治家。
有观察家认为，朱镕基这次到访美洲三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打加拿大和南美牌，以对美国形成某种牵制作用。果然，当朱镕基与加拿大总理穆郎尼会晤了三个小时之后，便得到了今中共兴高彩烈的成果，加拿大同意无条件给予中国大陆贸易最惠国待遇，并支持中共重返关贸总协定。
这无疑加强了中共在与美国就贸易最惠国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因为如果中共能够重返关贸总协，美国作为其成员国之一，是必须遵守和履行其义务的，这就意味着美国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最惠国问题，将永远不再成为问题。
所以，朱镕基在取得加拿大方面的正式承诺后，似乎很有信心地表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互惠互利的。而且，美国对中国大陆贸易逆差，大部份利益由香港得到。因此香港比中国大陆更急于维护不附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行动，中国不会无动于衷，而且老实说，对美国的损害要比对我们的损害大的多。”
至此，邓小平为打破“六四”僵局，所导演的“朱镕基外交”虽然还没有结束，但至少已经取得了令邓小平十分满意的成果。同时，访问加拿大和墨西哥、巴西的成功，也使更多的人相信，朱镕基要接任李鹏的总理职务，也许不必非要等到一九九八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人大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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