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而引发的北京学生运动，响应最快的就是上海。北京在十五日下午才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园里出现大字报、标语、挽联等，上海方面十六日即有学生上街游行了。
当时，江泽民还在北京，听到朱镕基关于上海方面形势的电话汇报后，赶紧飞回上海与朱镕基共商如何稳住上海大局。
四月十九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等。《世界经济导报》方面的主要代表是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新观察》主编戈扬主持座谈会，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为胡耀邦乎反；二，为“消除精神污染”和“反白由化”翻案。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文章内容把当时的政治局面，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抗争新闻自由
因为社论的内容，是以邓小平在前一天的讲话为基调，所以熟知内情的江泽民，立刻觉得此时上海方面必须“旗帜鲜明”了。他于当天下午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表示了上海市委要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定。按着他又宣布，停止《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中共党组成员钦本立的职务，派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的整顿领导小组管理《世界经济导报》。
导致这一处理决定的作出，是因为《世界经济导报》原订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刊出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录。报样送审以后，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认为其中一些段落的内容如果原样刊出，势必会加剧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安定。
事情汇报到江泽民处，江氏十分同意宣传部门负责人的看法，亲自打电话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对文章进行删改，但遭到钦本立等人的软磨硬抗。
江泽民的命令下达后，为了不致引起负面作用，希望《世界经济导报》尽快改版出刊，但报社同仇敌慨，坚持不改版也不出报，同时被下令查封的那期也已经被卖出一部份。
四月二十八日，改版后的《世界经济导报）终于面世，但社会上至此已经流传出两个不同版本。同时，因为江泽民对这家报纸的处理，已经被大陆各大报纸公开报导，终于点燃了八九学生运动上升为全民运动的导火线。
开始，先是数百名北京的新闻工作者联名致信中共上海市委，抗议江泽民撤消钦本立职务，并称中共上海市委这一作法是违反新闻条例及中共十三大关于“党政分别”之原则的。在这封抗议信上签名的记者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几乎包括了所有国家级的重要报刊。
此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大陆社会科学工作者严家其、许良英、苏绍智、包遵信等人联名致函江泽民，向他提出强烈抗议。他们认为江泽民只有处理党内事务的权力，而《世界经济导报》不是党报，所以江泽民的作法是越权，而且是在制造新的矛盾。
四月二十八日，仅《中国青年报》即有八十八名编辑和记者签署给《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慰问电，电文中说：“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
另外，《中国日报》亦有七十五名编辑和记者签署慰问电给钦本立，电文中说：“威武不能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这些电文内容虽然没有公开刊登在大陆报刊上，但当天的海外媒体即却都加以报导。
在外界的强烈支持下，《世界经济导报》同仁也开始抗争，报纸编委会在给江泽民等人的一份陈述材料上表示：上海市委应该撤消停止钦本立职务的决定，并撤回工作组。
江泽民惶惶不安
赵紫阳从朝鲜出访归国后，立即表示了对学运处理不能采取压服手段的态度。按着，赵于五月四日发表一篇承认学生爱国的讲话，在国内外引起较好反响，乔石、杨尚昆和万里三人，在赵紫阳刚刚讲完话后即称赞他讲的好，并都表示非常同意他的讲话。
形势突然发生如此变化，江泽民这才觉得沉不住气了。当他与朱镕基商量此事时，朱镕基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应该在《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上采取补救措施的问题，但说了一句北京方面采取激化矛盾的作法“看来并不是上策”。
赵紫阳五月四日讲话的当天下午，北京市数百名新闻记者，发起了中共建政后首次新闻工作者大游行，参加者有新华杜及各大报刊的记者。他们向有关方面提交一封公开信，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中央考虑撤消上海市委关于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错误决定；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经济导报》公开道歉；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事件；四，要求政府与新闻界就此事与新闻界公开对话；五，政府不得对于公开报导加以干涉。
当时即有人评论说，随着新闻记者队伍的走上街头，标志着这场学生爱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运动。所以说，上海方面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其实就是导致所谓“动乱升级”的最直接因素。
本来，赵紫阳刚从朝鲜回国后，听了关于全国形势的汇报后，就因为“《哲报》事件”发火，指责上海方面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所以这次因为这一事件引发北京市新闻记者“闹”事就更今江泽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他一方面在上海对钦本立表示安抚，一方面与部下商讨解决办法。
几天后，江泽民被召进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一度曾向赵紫阳求救，希望他出个主意，平息导报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愤怒。
当时，中共政治局会议的多数与会者因为无法判断邓小平那里到底是什么态度，所以也都认为江泽民这下捅了漏子。一时间，江泽民在全体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中，见人即满脸堆笑，以哀求的目光希望平时同他表面关系还算不错的几个人替他打打圆场。
在五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委员碰头会上，江泽民看到仍然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辩解，于是急中生“智”，看到李瑞环去了厕所，立即起身追了出去，在厕所里向李瑞环讨主意。
另外，江泽民也不得不在半公开的场合表示：对于《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确实是过于草率了。这句话一出口，立刻被大陆的媒介予以公开报导。
朱镕基赞成新闻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也很可能“错估”了形势，认为中央如果对学潮采取软处理措施的话，江泽民很可能会成为替罪羊。所以，朱镕基自然要在“动乱”学生及上海市民面前，扮演一个与江泽民完全不同的角色。
五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头版在显著位置，转载刚刚出版的第四四一期《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胡绩伟署名的《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安定》。
文章中说：“新闻自由被世界普遍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出气阀”，可以避免偏激情绪爆发，缓解矛盾，减少政府决策失误。是一个民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决策。十年“文革”是我国最严重的不安定时期，那就是从践踏宪法，彻底消灭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开始的，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文章还说：“可惜有的同志把新闻自由也当成不安定因素，这至少是一种误解，限制合法的新闻自由的事，确是很多很多的，有的事甚至公然无损法律，做得十分粗暴无理。老实说，这种压制新闻自由的事才是真正今人惧怕，才是不安定的因素。”
文章中强调：“新闻自由有助于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想建立自己的权威。问题在于，这种领导权威，只有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形成，才是真正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权威。在新闻不自由的条件下所形成的权威，只能是专制的权威，至多是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权威。民主的权威是最好的安定因素，专制的权威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北京的《人民日报》，正在经历一小段中共建政史上前所末有的新闻“小自由”，但也仍然不敢刊登胡绩伟的这篇文章，可见，上海当时确实比较胆大。同时，这篇文章也证明至少在五月十一日之前，江泽民已经充份吸取了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经验教训，不敢轻易在如何控制舆论方面拿主意了。
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头版以显著位置见报后，上海市委曾有人表示说：“《导报》向来无法无天，所以他们登什么文章我们控制不了，但《文汇报》如今也这样出格，市委应该有个态度。”身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听后闭口不发，等着江泽民拿态度，而江泽民当时因为自己对《导报》的处理，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实在吃不准，所以也只好装聋作哑。
上海新闻界也有人说：其实朱镕基事先已经知道《文汇报》要转载胡绩伟的文章，但没有表示反对态度。“六四”以后，胡绩伟的这篇文章上了中共“内参”，被作为新闻界，尤其是《人民日报》社内政治清查的重要批判材料。同时，上海方面一些紧抓极左形势的人也表示要追查《文汇报》刊登此文的背景。朱镕基却表示：胡的文章中说新闻自由也是为了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我看不出错在哪裹。
不说空话赢得大学生谅解
八九年五月，上海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学潮几乎波及每所大专院校。上海邮电学校对学生离校作了严格规定，学生对“失去自由”产生强烈反感，联名写信给朱市长，倾吐心中疑虑。
朱镕基亲自提笔回信说：“你们向我提出的问题，其实你们自己也会正确回答的。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智，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家都应该来维护大局、维护上海的秩序和经济稳定。坦率地说，我对上海目前面临的生产严峻形势感到忧虑。大家齐心协力，困难可以渡过，继续动荡下去，大家遭罪。务请你们认真思考——。”
邮电学校学生意外地收到市长回信，非常兴奋，很快把它抄写成大字海报形式，张贴在校园里。信中虽然没有直接肯定大学生的运动是爱国运动，但邮电学院师生员工，还是为信中恳切之情所感动，所以这所学校的绝大部份学生一直坚持正常上课。
“六四”后，江泽民在一次西方电视记者采访时，曾被问及“是否“六四”开枪已经是解决问题唯一办法？”，江泽民用了一番“当时情况紧急”，“我们党没有处理这类大规模动乱的经验”之类的借口搪塞。
当记者又问到“如果你当时就是总书记，你会采取什么样的镇压手段”时，江泽民回答说：“上海就是例子。”
一位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作过的干部认为，其实江泽民完全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自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赵紫阳被实际解除总书记职务后，江泽民即已被召至北京，“六四”开枪前他回到上海一次，但五月三十一日再次返回北京。北京开枪后，上海采取的措施纵然是请示过江泽民，但主意仍是朱镕基出的，事情也是朱镕基做的。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开始，北京市“部份地区”正式实行戒严，并从各地调军队包围北京城后，朱镕基即预感到北京方面的事态，已经空前严重，流血事件恐怕已经难以避免。
这个时候，最兴奋的莫过于江泽民，因为此时不但赵紫阳坚持的对学运进行软处理的政策，已经被邓小平否定，而且赵紫阳本人也已经被实际免除了职务。虽然江泽民当时还不敢想自己居然成了接替赵紫阳的人选，但形势的发展有利于他，对他处理《导报》的手法持赞成态度者，已经控制了中共高层的决策圈。
反对激化矛盾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显然还是不想在上海激化矛盾的。五月二十二日，他以上海市市长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文中内容虽然也有“我们一定要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所作的重要讲话，按照讲话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去做，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在具体谈及上海时，他仅仅把上海的形势说成是“混乱”，而避免“政治动乱”一词。
北京戒严后，江泽民奉召再次进京开会，临行前一再叮嘱朱镕基等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其他负责人：对学潮的处理一定要紧跟北京，我们上海千万不能在这种时候站错队。
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凌晨北京发生了血腥镇压事件后，上海市回全国各地一样，群情激愤，九其是大学生们，纷纷行动起来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这段时间里，守候在市委会议室裹的朱镕基及副市长黄菊、副书记吴邦国等人也都是通宵不睡，随时听候江泽民从北京发来的指示。
六月四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奉命起草了一份《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朱镕基看过后，保留了其中描写北京形势的一段，因为这一段完全是照抄六月四日《解放军报》的内容。但对形容上海形势的一段，朱镕基删除了所有“反革命动乱”等政治性辞汇。将上海的混乱行为，仅仅说成是少数人的“胡作非为”和“搞乱上海的破坏活动”，并且强调要“保卫每个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权利”。
上海市委会有人曾经表示异议，认为朱镕基在这个时候，不能再继续迁就动乱学生了。朱镕基则反驳说：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上海的形势和北京有区别；再说，这种形势下也不该在上海采取激化矛盾的办法。
只有强调上海的混乱状态，威胁到了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动用专制力量控制形势才能够在百姓心目中得分，这是朱镕基心里非常明白的一个道理。所以，无论朱镕基心裹对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到底持何态度，他在上海的实践，至少证明他比起李鹏，及当时北京市的党政负责人李锡铭和陈希同要高明得多。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在正式武力镇压北京学运的前几天，已经到北京听候“新的工作安排”命令的江泽民，差不多每天几通电话打回上海。到了镇压当夜，整个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大小小干部，通宵达旦地等待他传达北京“最新动向”时，江泽民却没有了回音。
据说，那一天晚上，不但是上海市听不到北京的消息，其他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都要不通中南海的电话。
既然江泽民自己不主动打电话，上海方面就一个劲地向北京催消息，但北京方面能够管一点事的一个也找不到，江泽民更是不知道藏在哪裹。上海方面问中南海的值班人员：“江泽民同志现在什么地方？”对方回答：“你们上海人都不知道上海的书记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知道？”上海方面又忍气吞声地问：“北京现在情况怎么样？”对方立刻没好气地回答：“在开枪！”
中央与地方联络短路
中央政权与地方的联络中断了，而“动乱”学生之间的联系反而热闹起来，北京方面的消息与动态，不断传到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处。朱镕基没有办法，只好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其他几个领导人商量，派市委宣传部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得力人员，到几所主要大学去听听大学生们从北京传来什么消息。
后半夜裹，因为上海的几家主要报纸，都在等待着市委领导确定头版内容取舍和版面安排，于是，朱镕基再次下令让人不断向北京挂电话，希望北京在这个已经不能耽误的问题上，给一个明确的回话。
当时，有人出主意向北京的《人民日报》社挂电话，但朱镕基早已经通过此前《人民日报》的表现，看出来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学习《人民日报》了。
大概到了凌晨五时左右，朱镕基才接到秘书报告，说是北京方面有指示：以《解放军报》的版面内容和编排为基准，尤其必须刊登《解放军报》的社论。
此后，朱镕基如何向上海的报纸面授机宜不得而知，但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版面完全一致，首先是头版的版面安排完全一样，其次是两报都是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由朱镕基签发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而二版头条刊登的则是朱镕基署名的（世界环境日感言》一文。
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朱镕基的这篇文章，不是在篇尾，而是在篇头的文章标题下面醒目地注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而那份满是空话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却是与内文一样的小字号在文章末尾注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如此“别有用心”的文章内容，如此刻意强调文章写作时间，如此醒目和刺眼的版面安排，巧妙地表现出朱镕基及报纸编辑人员当时那“欲言不敢，欲罢不能”的复杂心情，每个稍有眼力的看官都不会弄不明白。许多上海的知识分子事后议论这件事情，都夸赞朱镕基真是“绝顶聪明”。
六月五日，邓小平派秘书电话询问朱镕基：“有没有信心不用军队的办法，解决上海问题？”朱镕基表示有信心。邓的秘书说：“小平同志很高兴，上海的条件比北京好。”
邓小平关切
北京“六四”镇压学运的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加上广泛流传上海亦将被军管的消息，不少市民上街设置路障，希望阻止军队入城。同时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亦在酝酿之中。
眼看上海亦将陷入如同北京般的混乱局面，朱镕基便在向邓小平立下军令状后，立刻召集上海官方新闻媒介的“三报两台”（即《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的主要负责人紧急开会，要求他们以“三报两台”名义，写一封公开信。
六日当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播发了题为《上海不能乱，我们怎么办？》的公开信内容，七日的三家报纸也都以头版头条位置圈框刊出。
这份以“三报两台”名义“致全市读者、听众、观众的公开信”，其实是由朱镕基亲自审阅定稿的。难得的是，这篇“公开信”整篇内容中没有一句政治性辞汇，只是把上海的形势描述成“上海发生的严重情况”，同时，亦把“少数坏人”诱使大学生采取“过激行动”的目的说成是“以便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完全没有半句“颠覆杜会主义”，“推翻共产党”之类的政治大帽子。
更能够被上海市民所认同的是，这份公开信中所强调的内容是：“坚决维护上海的稳定，关系到全市人民的切身利益。市政府一年光是用于补贴居民粮食和副食品的开支，就达三十多亿元。如果局面稳定不下来，今后生产任务和财政包干任务完不成，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我们上海人民，也包括广大学生。实践证明，上海经济一旦被搞乱，几年都恢复不过来。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治理整顿，什么振兴上海，什么加工资、增奖金、改善生活，都将化为泡影。”
这份公开信播发和刊出后，一批本来因为北京方面血腥屠杀学生和市民，才愤怒上街游行或支持大学生抗议行动的上海市民，态度立刻有了变化，当时就有人上街劝阻大学生说：你们再闹事也救不了北京，反而搞乱了我们上海。再这样下去，我们市民和工人不但不会支持你们，而且要同市政府保持一致。
同时，许多思想单纯的大学生，也感觉上海市委及上海市政府，同北京方面的态度确实不太一样，至少没有把学生的行为，说成是“政治性”的敌对活动，于是，大多数学生的激进情绪也自然被打消。
巧妙化解六四在上海的风暴
通过如上手法使宣传战取得初步成效后，朱镕基迅即在电视上公开露面，于六月八日晚上发表电视讲话，次日的上海三报全文刊登了他的讲话。
在这份讲话说，朱镕基不将北京“六四”事件说成是“反革命暴乱”，而是说“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并声称“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因为这句话，上海市民大都认为朱镕基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北京的镇压举动。
在这篇讲话中，朱镕基还用十分感人的语调说：“面对这几天的事态发展，我忧心如焚，寝食不安。”说到面对混乱局面，市政府末能及时采取措施制止时，他竟诚恳地表示自己“作为市长，对于这几天来暂时未能坚决地执法，保护市民的正常生活，深感不安和内疚”，并表示“向大家检讨”。
同时，他又向上海市民许诺：“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第一，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过首行“军管”或戒严”。
这段话中，既下了不在上海实行军管和戒严的保证，又用一句“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已经受到来自上面的巨大压力的难堪处境，当然会受到上海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同情。
朱镕基还特别强调说：“市民们，我是你们合法选举出来的市长，是经过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前一句给上海百姓听，后一句给上面听）。一年多来，我感谢你们信任我，支持我。我一定尽我所能，按照绝大多数市民的意愿来进行工作。虽然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我确实是决心把自己奉献给振兴上海、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在这个危难时刻，为了稳定上海，稳定大局，维护法制，保护人民，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如此一篇内容恳切的公开讲话发表后，终于收到了朱镕基预期的效果。播发讲话的当天夜里，即有许名单位的工人和干部给上海电视台、上海市政府或报纸编辑部打电话表示，理解“朱市长的肺腑之言”。这就使得上海人民顺从了他整顿上海秩序、平息动乱的号召。他甚至成功地发动了十万工人纠察队员上街撤除路障，维持城市秩序。
在电视讲话中，朱镕基还赠送上海大学生一幅对联，上联是：“稳定上海，稳定大局”，下联是：“坚持生产，保障生活”，横批是“上海不能乱”。于是，参加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的上海机床厂工人回赠一对联给朱镕基，上联是：“恢复交通，一千二百六十万人心所归”，下联是：“坚持生产，煤米油监棉电水保证供给”，横批是：“工人支持侬”。
历史真相终将大白的暗示
由此可见，朱镕基确实巧妙地利用了这次所谓的“政治动乱”，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理解，又完成了中共中央要求他稳定上海局势的任务。
当然，北京某些人对朱镕基这句“历史的真相终将大白放天下”是极为不满的，尤其是他的讲话中只字未提“平息反革命暴乱”，更没有一句“坚持拥护党中央的平暴决策”之类的话。不但是北京，就连一些省和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看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后都纷纷向北京方面打听：上海的朱镕基是吃了豹子胆了？他的讲话怎么和中央精神不一样呵？
在这种政治压力之下，再加上海外报刊把朱镕基的电视讲话，分析成“表示了对北京的开枪镇压不满”之类的内容，朱镕基不得不主动给江泽民打电话，解释说海外的报刊没有正确理解他讲话的核心内容，只是在断章取义。在电话中，朱镕基还特别请江泽民“向李鹏同志和尚昆同志解释一下”。
朱镕基又利用六月九日慰问工纠队员的机会，把自己头一天的电视讲话内容补充了一次。在这次讲话中，他首度使用“反革命暴乱”一词，然后说：“这几天，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录影，真相已经大白，谣言不攻白破。广大群众越来越认识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的正确性。”
这番话，当然能够使朱镕基在北京当权者那裹获得了一定的谅解，但也能使老百姓理解他的难处，多数市民都宁愿相信这是朱镕基“不得已而为之”。
但人们同时也注意到，上海虽然没有进军队，朱镕基为了兑现他“上海的问题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的承诺，“运用公检法”的力量所采取的镇压行为，甚至比北京还迅速，比北京还严厉。
六月五日清早，先是有一些人在此地坐轨拦车，致使从哈尔滨开往上海的列车被堵，接着，又有南昌抵沪的列车被迫停驶——。
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铁路公安分局，出动四百多名警察前往解围，局势才稍见好转，不料六日清晨又有多人坐轨拦车。当日晚八时左右，一辆列车在道口被迫停驶，许多围观群众站在铁轨上看热闹。
这时，从北京抵沪的一六一次列车接近道口，司机发现险情时紧急刹车也已经来不及，列车的巨大惯性，使之在冲出道口一百多米以后才停下，巨大的气流将来不及躲避的十二人或卷入车底，或撞倒在地，酿成一起惨不忍睹的恶性事故。
事故发生后，围观者情绪激动，开始欧打司机，并纵火焚烧了列车的邮政车厢。朱镕基接到报告后立刻意识到，此事如不能立即平息，如果继续酿成更大惨祸，那么他向邓小平等人立下的“不用军队也能解决问题”的保证，将会使他成为“制止动乱不力”的替罪羊。
靠法制近是人制
他当即下令从郊区县调集一切能够集中的警察力量，火速赶往事故现场，对继续制造事故者采取强硬手段。一千多名干警赶赴现场后，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了人群，并将涉嫌纵火的十一个人当场逮捕。
据统计，光新路道口事件的全部过程，造成了沪宁、沪杭铁路中断四十多小时和五百多列货车、客车因此停开的严重交通阻塞。事件中，先后有九节火车车厢、六部警用摩托车被烧毁，同时被烧毁的还有九百多袋邮件，直接经济损失达三百多万元。
六月七日晚，当报纸将报导这一事件的稿样送到朱镕基处审阅时，朱镕基指示要将报导内容的基调，定在“刑事犯罪”的性质上。于是，六月八号见报的消息，只是称“一起严重的骚乱事件”，仍然没有用“反革命暴乱”之类的字眼。
六月十七日，北京宣布将一批“暴徒”判处死刑，但上海的行动比北京还早两天。另外，北京判处死刑的八个人（执行时只处决了七个）分别是六月四日及五日抓获的，而上海判处死刑的三个人（全部是光新路道口纵火事件的参与者）则是六月七日抓获的。也就是说，上海的宣判速度实际上比北京要快四到五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对于任何一个罪犯，都要经过公安局拘留后的侦查、预审等过程后，认定犯罪事实才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报请逮捕；检察院复查无误方批准逮捕。然后，根据公安机关侦察终结后向检察院移送的起诉意见书，检察院审查案件并讯问被告人后向法院提请公诉，同时通知被告人自请或委托律师。
法院开庭后，则要经过宣读起诉书、公诉人发言、被告人提请陈述并辩护、辩护人辩护等复杂程序。休庭后经合议庭合议、宣判等复杂程序。至于宣判死刑的犯人，则还多了一道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程序。
而上述全部复杂的程序中，仅其中开庭审判一项，就规定必须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之日前七天送达被告人手中，但上海八九年六月十五日判处死刑的一批“暴徒”，从抓获到宣判，全部过程仅用了八天。
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还明确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
但是，上海方面判处三名光新路道口纵火者的死判后，当庭宣布：如被告人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的三日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显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早一天砍掉这三颗人头，就能够早一天得到杀一做百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使那三个纵火者罪该千刀万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的这次宣判行动，起码在程序操作上完全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的。
朱青天之名
无论我们事后如何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都必须承认当时朱镕基的这一手，确实对当时稳定上海的局势，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所以，海外的报刊的评价朱镕基时，对他的这一手大多表示理解的态度。
朱镕基搞的更绝的一招是，在枪毙了几名纵火者，成功地起到了杀一做百的作用后，为了进一步取得普通市民的理解和支持，朱镕基要求上海有关方面，利用官方新闻媒介公开宣布，凡是因为那几个刀下鬼焚烧列车而给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包括因为邮政车厢被烧而产生的损害，上海市政府都将采取措施给予经济补偿。
这样一来，普通上海市民自然认为，以朱镕基为首的上海市政府，是真正为广大普通市民谋利益的政府，朱镕基本人更是“一心愿为民作主”的“父母官”。于是，随著「朱青天”的称呼出现，一些上海市民对那几个刀下鬼的同情，也就更减少了一层。
不过，一位现在海外的上海资深记者也尖锐指出，事实上，朱镕基只是镇压手法，比北京的李鹏及他下面的李锡铭、陈希同之流更高明而已。但他的镇压结果比起北京方面来，不但谈不上“心慈手软”，“手下留情”，甚至比北京方面更残酷。
上海一位记者还透露说：八九年六月上海的局势很快平定后，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在“清查动暴乱分子”的运动中也是毫不手软，抓的抓，关的关，同北京当时的红色恐怖相比毫不逊色。
不过，“六四”过后的几天里，已经知道自己将正式接替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正在北京踌蹰满志地等待登基的江泽民，却对朱镕基的政治表现非常不满意。
朱镕基的那份不提“反革命暴乱”之类政治词汇，把北京的事情说成“事实真相终将大白”的讲话录影带送到北京后，江泽民非常恼火，打电话教训朱镕基说：对于北京的这场事件，中央已经明确定性和表态，上海现在用这样的宣传口径不行，同中央的口径太不一致。另外，全国有一个上海立场不鲜明，不明确表态支持党中央的平暴决策，其他省和自治区也可以随之效法。这么大的政治责任你负得起吗？
正是因为有来自江泽民的直接压力，这才有了朱镕基那句“真相已经大白”的事后找补，而且，朱镕基也不得不在此后的一些讲话中，提一两句“反革命动暴乱”之类的“定性”的言语。
是心慈手软还是毫不留情
关于上海市对八九年的“六四”分子处理违反司法程序的问题，朱镕基本人到底负有多大的责任，都有待于不久的将来让事实真相“大白放天下”。不过，朱氏本人在六月十日的电视讲话中，确实讲到了要将光新路道口事件的责任者进行公审，“依法从重、从严、从快予以惩处”的话。
一位自称了解朱镕基其人的“六四”分子认为，朱镕基在处理“六四”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是扮演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地方领导人形像。至于在处理少数纵火者问题上，确实是在操作手段上有点说不过去，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思想意识相对开明的中共领导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要求他们做出在一个法制健全、政治民主的大环境下的表现，不免太苛。
九零年六月朱镕基访问香港期间，正赶上香港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活动刚刚结束，许多关心中国大陆政治形势的香港人，都还继续沉浸在悼念“六四”死难者的悲痛，及对中共武力处理民运的反感情绪之中。
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到上海方面对“六四”民运人士的处理时，朱镕基保证说：因为考虑到他们是学生，我们没有按反革命罪来起诉，我们总共拘留的人不到一百人，过去已经陆续释放了好几批，包括这次释放约二十一人以后，现在只剩下几个人。我们在继续审查，希望将来能够根据法律和他们的具体情况很快地释放他们。
当时，虽然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包括江泽民、李鹏、乔石等虽然也都先后在不同场合表示了对参与“六四”的学生进行“从宽处理”，但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话说得像朱镕基那样肯定，即把最后剩的几个人也都放掉。
另外，“六四”之后，北京基于对外影响及海外人权压力的结果，对所谓“动乱”分子的处理，大都采取了“从宽”政策。海外有报导说，中共对北京地区的“动乱”分子从宽，是做给国际舆论看的，但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动乱分子”绝大部份都判的很重。
这类文章的说法基本符合事实，但要更准确地说，“从宽”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相对而言)，应要加上上海。
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还说：“至于说，上海处理去年的动乱，这个我们完全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的指示来处理的。”
朱镕基这句话传到中共中央，可以被理解为他是在表白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外人听了这句话，则可以理解为朱镕基在上海“处理去年的动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有上面的“指示”。
集上海党政大权于一身
在“六四”事件之前，由于江泽民受命进京，朱镕基已经接获中共中央通知，全面主持上海党政工作。同年八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朱镕基兼任市委书记职务。自中共废除“党委一元化领导”制度以后，“六四”以前只有天津市的李瑞环是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六四”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也只有朱镕基集党政权于一身。
朱镕基是中共建政后第十任上海市委书记，从此即意味着他开始步入中共最高层，人们都相信他至少会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新贵。因为上海作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城市，它的首脑人物，后来大多成为中共最高层的领导者，远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近有彭冲、江泽民。
据上海的新闻工作者透露，朱镕基在中共上海市委及市政府领导成员中，是最早知道江泽民将要出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
“六四”镇压前夕，江泽民匆匆从北京赶回上海，召集市委一班人开会，在会上简单布置了一下工作以后，即宣布自己不在上海期间，上海市委的工作也由朱镕基全面负责，然后便宣布散会，开始与朱镕基的单独长谈。谈话前，江泽民说了一句没有必要记录了，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及江、朱二人的秘书都很知趣地退场了。
谈话过后，朱镕基驱车前往机场为江泽民送行，在场者看到江泽民单独使用了一架空军专机。他们猜测，或是因为北京形势紧张，所以江泽民来不及搭乘民航飞机；要么就是江泽民可能高升了（中共政治局委员一般情况没有资格乘专机，政治局常委才有此资格）。胆大者问朱镕基是怎么回事，朱镕基只是紧绷着脸，一句不答。
“六四”开枪之夜，因为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大街二十二号楼一北京市较有名的一座“高干楼”，正好位于开枪部队从西面进城的必经之路上，在部队最疯狂的时候，这座楼里的高干家属也有死伤。但力主开枪镇压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全家早在开枪之前就早早搬离了这座楼。此事充份可以证明，中共最高层对于“六四”当夜可能发生的凶惨事件，是早有准备的。
在上海有人传说，朱镕基在五月下旬似乎已经闻到了北京的血腥味，所以立刻打电话将其在北京的妻子和女儿召到上海，命令她们老老实实待在家裹，不准上街。
如果此传说属实，那就证明“六四”开枪之前，江泽民即已经就北京的局势发展，同朱镕基全部摊牌了。
走在政治钢丝上
“六四”枪声响过以后，虽然在八九年六月上、中旬内没见江泽民公开露面，但中共上海市委接到的一些中央文件或书面指示中，尤其是一些对于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常见有江泽民的签名在上面。于是，大多数还被蒙在鼓裹的上海市委领导人员，纷纷猜测江泽民可能要被留在中央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了。
上海市委 人问朱镕基：“江书记这次是不是要进政治局常委了？”
“进常委接谁的工作？”朱镕基故做不解地反问。
“当然是接胡启立了。”问话人答道。
“这是中央的事情，我们现在只管稳定上海。中央的事情不是我们该管的，想管也管不了。”朱镕基说完这番话，即又埋头审阅《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送审的稿样。
六月二十二日，朱镕基飞往北京。二十五日，中共公布了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江泽民正式当上了中共总书记。
回到上海后，朱镕基在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以后才透露说，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了江泽民将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安排。“但是，”朱镕基解释说：“因为江泽民同志出任总书记还要经过四中全会的选举，所以这个消息不宜提前传出来。”
后来，曾经有上海市委的干部问朱镕基说：江泽民同志当党的总书记您是否赞成？“你别忘了，我在中央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朱镕基回答。
一位中共高干分析朱镕基在“六四”过程中的表现时认为，假如当时党内的政治斗争是赵紫阳占了上风，在“五四”讲话的基础上继续因势利导，安抚人心，那么江泽民必然会因处理《导报）事件不当，而被作为“诱发学潮升级”的替罪羊，朱镕基因温和手段所建立的形像，自然是上海党政职务一把抓。而后来的结果是中共强硬派斗垮了赵紫阳，江泽民不但不是替罪羊，反而因此坐上了总书记的宝座，朱镕基则因控制上海动乱末致扩大的成绩，照样是上海党政职务一把抓。再到后来，邓小平即使为了缓和世界舆论压力，重塑中共改革开放的对外形像，也必须要提拔形像与工作成绩兼具的朱镕基进入中共决策阶层。
六四期间，朱镕基走在“政治钢丝”上的技艺，的确超人一等，难怪官运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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