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到上海工作的一九八八年，是上海向中央实行财政、外贸双承包的第一年，也是实施所谓“沿海发展战略”的第一年。上面放权，又减免税利，这自然是朱镕基到上海工作不久就见出明显起色的关键原因，但也必须承认朱镕基的工作能力和实干精神，为“重振上海雄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朱镕基在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施政报告时宣布：一九八八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完成六百一十二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国民收入完成五百三十三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八；工业总产值突破一千亿元，完成一千零八十二点七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五；农业获得丰收，总产值完成二十六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三十外贸出口创历史最好水平，达到四十六亿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超额完成，达到一百五十三点三亿元，完成了上缴中央财政一百零五亿元的包干任务，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九件实事全部完成。
当这句“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九件实事全部完成”的话音一落，会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大会实况通过电视媒介同时传播进上海的千家万户，老百姓们自然也露出会心的一笑。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说：上海历届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长时间的掌声，看来朱镕基真的是成功了。
克服天灾人祸
一九八八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传染性“甲型肝炎”，一时间整个中国大陆谈肝色变，上海市更是人心惶惶。事后统计，虽然关于病人、死亡的人数没有当初估计的那样严重，仍造成第一线生产工作减员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当年夏天，上海市持续高温，酷暑难耐，严重影响工业生产：当年秋天，上海又遇上了百年末遇的干旱，直接影响了朱镕基下了一番力气的“菜篮子工程”；另外，因为全国性的严重通货膨胀，诱发了整个上海市的抢购风潮；按着便是储蓄下降及随之而来的能源、物资供应不足状况的明显加剧，煤炭库存处于警戒线以下，年底又电力吃紧，以至企业普遍开工不足，部份企业甚至被迫停产。
种种不利因素使得本来就难得一笑的朱镕基脸上，更是日日布满愁容。尤其是甲性肝炎爆发期间和高温酷暑阶段，朱镕基经常是整日整夜地不得休息。他的妻子劳安当时普担忧地对他说：上海甲肝没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
所以，在这种种对上海工农业生产非常不利的恶劣条件，集中发生在一九八八年的情况下，上海的工农业生产能够获得成长，上海老百姓自然感到满意。
邓小平九零年在上海过春节时曾说：“我的一大失误是在搞沿海、特区开发时，没有把上海带上。”现实的中国政治，因邓的一句话给上海发展带来了最大的契机。
邓的讲话引来朱镕基等上海领导人的积极争取。于是，自九零年开始，以李鹏为首的中共国务院不得不在经济发展政策趋向问题上向上海倾斜，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性优惠予上海，包括开发上海浦东区，在这一地区实行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政策。
曾在朱镕基身边工作的人回忆说：开发上海浦东的动议，在朱镕基临去上海之前已经是持续了四年的“老生常谈”了，赵紫阳当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不知听过多少回经济专家，关于开发上海浦东的各种设想的汇报和规划。而上海的前几任市长，包括汪道涵、江泽民，都对浦东开发作过不少设想。
朱镕基到上海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原先对于开发上海浦东的事情并不甚积极，甚至没有江泽民积极。原因就是他从上层的政治斗争角度，考虑到了陈云没有吐口，从下面的经济规模角度，考虑到了当务之急是要给上海老百姓“雪中送炭”，而开发浦东那是“锦上添花”，眼下没钱置“锦”，“添花”就更谈不上了。
因缘际会
从中共公开的报刊资料查对，开发浦东也确实是在九零年四月才正式喊出来的口号，朱镕基在八八年上任的施政演说及八九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实从来没有提过关于浦东开发的半个字。
使人感到费解的是，一九九零年正是李鹏等人叫喊继续治理整顿最凶的时间，而李鹏等人所设计的“治理整顿”，不但包括经济上的全面紧缩，特别还包括向地方收权一项，怎么又突然想起了摘一个大干快上的浦东开发？
因为开发浦东势必要向上海方面实行所谓“政策倾斜”，而中央财政的收入长期以来都是以上海为大头的，因此，倾斜的结果会让中央财政直接受损。
当然，开发浦东的远景设想之一，是希望藉此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进而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远景设想之二，可能还有希望上海通过开发浦东以重振昔日经济重镇之雄风，并因此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
但是，中共元老中的计划派人士，尢其是陈云这样的人，怎么会轻易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向邓小平让步呢？
中共高层的一位人士说：陈云在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同时深得大陆人心的“大气候”下，完全不调整自己战略方针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上海方面，在朱镕基上任当了市长以后，因为实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加上中央放权，经济确实开始有了起色。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如果继续坚持不搞浦东开发，只会在与邓小平下一场的较量中陷于被动。所以陈云很可能是考虑到与其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长期处于与邓小平等改革派领导人，实行政策性对抗的被动措施，还不如网开一面，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才想到了“先发制人”这一招。
当时，陈云曾召朱镕基谈话说：你在上海搞改革我支持，现在我继续支持你开发浦东。改革开放搞了这么多年，广东等地是最大的受益者，关键原因就是它们有特区，有特区才享有政策性优惠，所以上海在这些年里才显得落伍了。长期让上海落在后面当然不行，所以浦东开发势在必行，开发浦东最重要的是钱，最重要的是要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我让陈元出面，他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可以给你起到很好的助手作用。但是，浦东要开发，就要开发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特区。
有了邓小平后悔没有在建立特区之始即把浦东带上的讲话，又有了陈云的这番大力支持，朱镕基这才雄心勃勃地大展浦东宏图。于是，九零年九月在上海举行的开发浦东新闻招待会上，陈元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样子出现在主席台上。
陈元的配合
他先是代表中央金融机构发表演说，表示了一番对浦东开发的大力支持。当有日本记者问到什么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将批准第一家外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时，他回答说：按照原来的工作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将先批准两个中外合资财务公司，然后再批准外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我们打算，如果事情进展顺利，我们将尽快接受这两家财务公司的申请，发给申请表，待批准后会尽快地考虑批准在上海设立外资银行分行。
事后，即有了陈元出任上海浦东开发区副主任的传说。
九三年七月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下台，一般都认为这是朱镕基趁李鹏生病之机，去除为李鹏掌管金融大权的心腹。但有所不知的是，朱镕基在主政上海期间，就已经与李贵鲜结怨，而陈元是站在朱镕基的角度上说话的。
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的头两年里，虽然没有马上把浦东开发提到日程上，但在他大力主持“雪中送炭”的“九件实事”的同时，对于上海的对外开放还是下了一定功夫的。
到了上海暂时还没有正式当市长的时候，朱镕基即已经把他同楼继伟等人谋划改革外商投资管理办法，提交到市委常委会议上。其主要内容是：必须抓紧建立高效率处理外商投资事务的专门委员会，实现“一个机构，一个窗口和一个图章”办公，把过去那种层层审批、级级把关的吓跑外商的“串联式”作法，改成各个职能部门齐头并进的“并行式”作法，以保证整个上海到本世纪末，达到吸引外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的目标。
在朱镕基刚刚当上市长不久，由他亲自兼任主任的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即正式开始对外办公。
朱镕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商许诺说：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保证上海吸引外资的工作按国际惯例进行，是上海的审慎决策，长远决策，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外界有一种说法，说上海人“精明不高明”。现在，上海企业家已经想通了，如果不让外商赚钱的话，我们也赚不到钱。因此无论你们赚多少钱，我们也绝不眼红，只要我们也能赚到钱。
按着，朱镕基又下令上海新闻机构大力宣传“上海为国外投资者敞开大门”，并亲自飞到北京出席中美合作、贸易和经济发展讨论会。在大会发言中，朱镕基再次大做广告，列举到上海投资的种种有利条件和优惠措施。
同时，朱镕基又下令让新成立的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分成十四个小组，分别走访了上海三百九十四家外商驻沪机构，征询外商对上海投资环境的意见，并向外商保证一定要用比过去快得多的速度，向外商提出的一切问题与要求给予答覆。
鼓励外商
朱镕基的这些行动自然今外商大受鼓舞。八八年四、五两个月里，上海市批准了外资项目九十九个，出上年同期增加两倍多。而在朱镕基当市长的第一年里，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二百一十九个，出上年增加一点九倍，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三点六亿美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一点七。
外商投资的软体环境在朱镕基任上得到改善后，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比如当时大陆评选“最佳合资经营企业”时，十个中选者中，上海就占了六个。
朱镕基在上海，一开始所表现出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实际举动，至少是在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方面，给浦东开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他自己开明形像的外表，再增加了一圈色彩斑澜的光环。
至于朱镕基刚到上海的头一年多里，为什么没有急于发动并促成浦东开发，甚至对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迫不及待，更视为好大喜功，朱镕基有他自己的一套解释。
他认为：什么事情都要有条件以后才能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文革”作法。我刚到上海时百废待兴，所以找决定上海的工作先从对内加快企业改造，对外改善投资环境着手，先从办几件实事，理顺人民群众情绪入手是“着眼现实”，而浦东开发这样跨世纪工程则是“放眼未来”，只有着眼现实，才能放眼未来。
当开发浦东的时机成熟，朱镕基立刻当仁不让，要求中央给他比广东和福建的特区，还要“特”的优惠条件。经过一番力争，使得朱镕基实现了愿望。
浦东与深圳和厦门特区相比，除了浦东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一块特区之外，还有四个主要的特点：一、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工业区；二、引进外资银行，开放证券交易所；三、对吸引外国企业家直接投资方面，也采取改进措施，即在老企业里面可以让出一部份的股份，同时也可以吸收以股票的形式来进行投资；四、在土地的有偿转让和开放房地产市场方面，采取更灵活政策。
现在再分析当时上海浦东开发区的这四大特点，就不难看出这是朱镕基在为他日后主持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开放，进行试点。其实，当时即有大陆敏感人士就浦东开发的问题评论说：朱镕基在把上海浦东，作为下一步主持国务院经济领导工作的“试验田”。
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镕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后一但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么样？”
为自己造势
这番话自然会使朱镕基心里十分高兴，但表面上却仍然要不苟言笑。他故意装出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至于我嘛，”朱镕基神秘地笑了笑说：“我的任期还有三年。”
其实，海外之所以把朱镕基的名字同浦东开发联系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他巧妙地为自己造势的结果。
虽然浦东开发是九零年四月，才由李鹏亲自到上海代表国务院宣布的，但在此之前，因为朱镕基相信此事已经不可逆转，已立刻开始了一连串的猛烈宣传。而这番宣传造势举动中，最为成功，最使朱镕基的形像为海外所注目的，就是九零年三月举行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
为开好这次会议，朱镕基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瑞士、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十个国家的十八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由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戈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并商定这个会议今后每年举行一次。
这些出席会议的人士大都认为上海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又在环太平洋地区占据策略性的地位。上海目前已经为二十一世纪制订了一个宏伟目标，那就是要使上海重新成为亚洲的工业中心和贸易中心，这就决定了浦东成了当今世界上有巨大开发潜力的一块宝地。
九一年三月，该咨询会的第二次会议继续举行，一个月后，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观察家评论说：朱镕基能有今天，是因为他先有机会当上海市长，并充份掌握了时机，为自己塑造了足堪更上一层楼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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