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朱镕基传 > 第五章 从经济危机的风口到政治矛盾的浪尖
朱镕基接受到上海市政府“挑一届大梁”的重任后，曾经公开表示：“振兴上海最怕的就是人心不齐”。同时，朱镕基也看到，上海的经济问题的确是积重难返，经济形势已经到了不上则下的地步，不容许再有一届无所事事的平庸领导人混五年日子了。
所以，他一到上海即雄心勃勃地表示：一任市长下来，我不是重振上海雄风的功臣，就是让上海耽误最后一次改革时机，撤底落后于全国改革形势的罪人。我自己决不甘于作这个罪人，党和国家，上海市人民也不允许我做这样的罪人。
朱镕基还表示，自己要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在实践中实验一下自己的能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镕基不但没有成为“罪人”，而且因为在上海的工作中干出了让邓小平这样的经济思想开明的中共元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改革政绩，因而使自己以振兴上海的功臣身份，跻身于中共最高权力阶层。
一九八八年三月，朱镕基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之前，以上海市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如果说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因为朱镕基仅仅当了个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其日后动向还很难被人猜中的话，那么到此时，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中共政权组织运作常识的人都已经明白，朱镕基马上就会正式被“选举”为上海市长。
低姿态高效率
三月三十日，在大会秘书处安排的一次向全国作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第一次以上海市负责人的身份在萤屏上亮相。虽然此时人们都已经知道他已被内定为上海市市长，但朱镕基还是非常谦虚地表示：“我到上海工作刚两个月，因此我不是回答上海问题的最佳人选，如果我有答不出或答错的地方，记者朋友们原谅。”
台湾《人权论坛》杂志杜社长周幼非，在提问时，误以为朱镕基是上海市副市长，朱镕基满面笑容地纠正说：首先我要向周先生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不是上海市副市长，而是国务院派往上海协助江泽民同志抓经济工作的。如果在下一届，也即在四月份举行的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我能当选为上海市市长的话，我将非常高兴。
中共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是“橡皮图章”，“人民代表”们的所谓“表决”权实际上只能行使一半，即只能行使“表示”权，而不能行使“决定”权。说的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上级行使了“决定”权之后，人民代表才能够行使拥护上级“决定”的“表示”权。
当然，从一九九二年以后，大陆的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人民代表的“表示”，同上级组织部门的“决定”不相吻合（中共政杷称此种现象为“选举失控”）的情况，但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这种“不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的作法，对于各级人民代表来说，无异于一个寺里的和尚集体开荤、一个庙里的尼姑人人放荡一般的不可思议。
朱镕基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也不会设想不能“当选”的可能。但是，这样的谦虚态度却一定要有，不只是表演给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更是表演给上海市各级干部及上海市广大群众看。
旱已经深谙中共为官之道的朱镕基，心里比谁都明白，靠中央组织部门的“建议”，虽然能够顺利“当选”为上海市长，但却不能保证当好上海市长，当好上海市长最重要的还是要取得上海市各级干部及上海百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上海市的人大代表们的认同。
朱镕基更利用这个在全世界新闻记者和观众面前亮相的好机会，提前进行了他当上海市长的“施政演说”。
他透露说：尽管上海的困难现在并没有走到谷底，但转折点已到，很快就要上升了，中央给了我们很好的方针，即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同时又给了我们政策，自行财政包干及扩大财政等方面的自主权。同时，中央还给了上海很大优惠，给上海让了利。对上海让利，是要增加中央赤字的，这说明中央对上海的极大关怀和支持。让的利估计三年可达几十个亿，因此上海已完全具备条件振兴自己的经济。对于上海人民来说，当前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以改革来总揽全局，上海人民正在克服三种思想情绪：老大自居情绪、埋怨委屈情绪、固步自封情绪。克服了这三种情绪后，我相信，上海重振雄风的日子就快来到了。
两面作秀
“内秀”被充份表现之后，朱镕基还忘不了在“外秀”上也下一番功夫，因为场里还有大量的西方及港台记者对他寄予浓厚的兴趣。所以，他趁机为自己将要在上海全面主持的经济工作，大做了一番商业投资广告。
他说：我特别希望你们这些采访全国人大会议的外国和港澳台记者朋友们能帮助我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上海正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吸引外资。中央和国务院已要求上海吸引外资一百到二百亿美元，目前仅十八亿，还要增加十倍。我们决心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以一个窗口，一个机构，一个图章来处理外商投资，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我们非常热情地希望外国的企业家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到上海来投资。
他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时说，如果这个措施得以实施，上海的投资环境就会有很大改善，外资到上海来的速度一定会大大加快。他说：“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朱镕基的这一番表现，立刻被上海各主要新闻媒介迅速向上海市民传播。三月三十一日的上海《文汇报》以头版头条位置予以报导，“出席人大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朱镕基对中外记者说：只要解放思想以改革总揽全局，上海重振雄风的一页就将揭开。”
事后立刻有上海的记者分析说：全国人大长期以来只是个表决机器，各地代表每到开会时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虽然朱镕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都能恰到好处地利用会议的机会为自己还没有正式出任的职务主动曝光，为上海吸引外资大肆造势。他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表演，既不忘说明自己目前“钦差大臣”（由国务院派往上海）的特殊身份之重要，又巧妙地为自己顺利荣膺上海市市长拉了选票。
这位记者又评论说：通过利用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这一难得的机会，为自己造势的举动本身，第一说明他智商足够，懂得见机行事和见缝插针；第二说明他多少还有点民主意诚，虽然知道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民选，但还是明白必须争取民意的道理；第三说明他很有些开放意识，学会了西方政治家在公众场合作秀的本领。
这位记者又评价说：朱镕基的精明，还表现在作秀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留番“后手”。而这个留后手的办法，就是讲足他在未来工作中将遇到的重重困难。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将来工作没有起色，也容易被人谅解，工作只要稍有起色，则又反衬出他的劳苦功高。
讲足困难为将来的功劳作铺垫
朱镕基在全国人大会记者招待会上，不断地强调上海工作的困难。他说，上海工业发展速度近几年不仅低于广东省，而且是全国倒数第一，这是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有历史原因也有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城市，过去一直是“计划经济模式的模范执行区”。因此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海就越来越不适应，上海主要是加工工业城市，原材料过左百分之八十靠国家计划调拨，现在不行了，国家调拨的只占百分之二十，而且原材料价格普遍小涨，因此发展速度就上不去，财政也就不断“滑坡”，这是主要的客观原因。
另外一点，上海过去的财政是跟中央财政一起吃大锅饭，为了支持全国，支持兄弟省市，建国以来上海共上缴财政四千亿，确实影响了上海自己的发展。
朱镕基在为上海人发出上述牢骚时，毫无疑间能够沉刻得到上海百姓、包括上海市各级党政干部的强烈共呜。但是，朱镕基在这样的场合，并不敢说出上海当时从全国老大变成全国倒数第一的真正原因，只敢用一句“有历史原因也有其他一些原因”隐去他内心的苦衷。
实际上，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上海当时的落后，完全是因为人为的原因，是因为中共保守派元老，一直将上海做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与改革大趋势，进行垂死抗争的结果。
经济形势是如此，政治形势则更加险恶。自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七年，上海存在着以芮杏文（市委书记）为首的“市委派”和以江泽民为首的“政府派”，两派剑拔弩张，争斗十分激烈。由于争斗双方都不愿向对方低头，中共高层只好采取拆散其中一派的作法，于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调芮杏文到中央工作。
但十三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一下来，原先地位低于芮杏文的江泽民，成了政治局委员，芮杏文则只是个比政治局委员低半格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自然很不服气。但据传说，就是这种安排也是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为了摆平关系，忍痛牺牲亲信鲍彤的结果，他把原先内定安排鲍彤出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让给了芮杏文。
十三届一中全会开过后，江泽民立刻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而原属于芮杏文旗下的原“市委派”的干将们，一夜之闲即倾巢倒向江泽民一边，效忠电话和效忠信接二连三，使得江泽民一时志得意满，政治野心恶性膨胀。
如此恶劣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形势，使得朱镕基还没有正式上任即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信任危机”。
危机四伏
八七年十二月，中共正式宣布朱镕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八八年一月二日，朱镕基与江泽民等一起陪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视察上海，上海电视台播出了这则新闻，次日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刊登了朱镕基站在赵紫阳身边的照片，自此，上海市民才知道中央给他们派了一位新的市委副书记。
较精明一点的上海人则会透过芮杏文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委书记等事，理解到朱镕基是中央派来接替江泽民上海市长职务的。
在当时举行的上海市党政干部会说上，当江泽民第一次向与会全体介绍朱镕基时，台下掌声了了无几，凸显出江泽民的几巴掌拍得格外地刺耳。而本来就生了一副严肃面容的朱镕基，面对此情此景就更无法展出笑容了。
干部会议结束后，朱镕基心情自然不好，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来上海前对上海的困难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现在越来越感到任务艰巨”。不过虽然心里叫苦，在公众面前，他还是强调“既然来了，就要鞠躬尽瘁，与上海人民同甘共苦”。
八八年四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朱镕基在正式选举之前，又多次利用代表小组讨论的机会给自己造势。他说：来上海两个多月，加深了对上海的认识。上海是全国科技、文化、教育、管理水平比较高的地方，能人多，主意也不少。
按着，他又对上届政府进行了非常高的评价，称上届政府“为下届政府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开拓了方向”，他的这些表白，自然使江泽民等人感觉十分舒服。
然后，他又应代表的要求，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自幼的苦孩子出身及五八年因言获罪打成右派，后来又下放劳改的患难经历讲出后，引起与会者一片唏嘘。尤其是他大胆地把自己一九五七年因言获罪，因而招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精神和肉体磨难的经历讲出来以后，“新市长是个老右派”的消息，迅速在全市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中传开。
由于中共在四十多年里，搞了一次又一次、一场比一场过火的政治运动，所以在整个大陆老百姓中早已造成强烈的逆反心理，“老右派”的出身，反而自然使朱镕基得分不少。
朱镕基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与他有过多次接触的上海某大报记者感慨地评价说：朱镕基是我接触过的中共高级干部中最懂得琢磨民众心理的。他是共产党的高官，骨子里可能还是对共产党政权有著相当的感情，但是他却懂得去迎合民众对共产党的逆反心理。
刚到上海时，朱镕基知道自己在上海没有背景，为了服众，不得不在一些场合里，强调自己是赵紫阳同志派到上海帮助江泽民同志主抓经济工作的。但在人大会议的场合，他却又不失时机地做出一番尊重民意，接受上海市人民挑选的姿态。
抓经济也抓民心
在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有与会者提出，过去，我们投了某一个候选人的票以后，还没有见过这人是什么样子，关于候选人的一切情况，只能依据大会印发的一点文字资料。这次人大会应该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改革，让市国家机关领导的候选人与代表直接见面，各自向代表介绍自己的简历、政绩和施政纲领。
这个建议一提出，首先得到了朱镕基的响应。而且在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会上，他也主动表示说，“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我就好比嫁到上海来的“媳妇”，代表上海市人民的人大代表们，就是专门对我这个“媳妇”进行品头论足的。
四月二十五日，身着驼色西服、系着红黑相间领带的朱镕基面对八百多名市人民代表，发表了坦率、务实、充满、自信的竞选演说。本来大会规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候选人、市长和副市长候选人及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高级检察院长的候选人，各自的施政演说时间限制在十分钟以内，最长不超过十五分钟，结果，朱镕基讲了一百一十分钟。
朱镕基一登台，其开场白即赢得满堂喝彩。整个会场上因为他的演说内容，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哄堂大笑，气氛非常活跃。而与其他人大代表一同听讲的江泽民等人，明知朱镕基如此表演，会使他们的形像在比较之下大大减色，但也只能强装笑脸，不时地附和一下众人的掌声。
有在场记者观察说：“前任市长江泽民，在朱镕基的演说过程中显得十分被动，众人一鼓掌，他也赶快拍手，动作老是比别人慢半拍。”显然，江泽民此时的心里是非常不受用的。
按着，朱镕基以非常谦逊的口吻，要求会议主持人同意他延长时间，而平时最讨厌听取领导人长篇宏论的人大代表们，竟然以掌声欢迎他延长演说时间。
在一小时五十分钟的演说中，朱镕基许诺说：如果我当选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的市长，我将使上海市政府成为“廉洁、高效率的政府”。朱镕基又说，新的一届政府将在上届政府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开拓，但振兴上海不能提倡短期行为，而应有长远打算。
朱镕基在竞选演说中还提出了七条施政措施，包括：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政府官员要廉洁奉公，要从小事作起，制止吃喝收礼之歪风—把上海市政府置于人大常委会和市民的监督之下，把市人民代表的意见作为施政的座右铭：为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轨，一九八八年将集中精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出口生产，并整顿松懈的劳动纪律：做好肉禽蛋蔬菜等的供应工作，同时加强市场物价管理、制止乱涨价；发挥上海科研优势，促进科研与生产相结合；保证教育经费稳定逐步增长，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并着手开发浦东、崇明新市区。
竞选演说刮叫
朱镕基的演说，多次被代表们少有的热烈掌声所打断。这是该次人代会所有发言中，获得掌声最多的一位。当日下午，朱镕基当选为中共第九任上海市市长。
四月三十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闭幕式讲话后，再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亮相，用他的伶牙俐齿，为拉拢外贸到上海投资对外国记者进行轰炸式宣传，靠他那如簧巧舌，捺拨得每一个上海市民，都憧憬起大上海的美好未来。
上海电视台转播了这次记者招待会首况后，就连一些原先十分不服气的所谓“老上海”干部也不得不承认，阿朱有一套。
不过，尽管他在七届全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和上海市人大会议上口若悬河，可是不少人对他的能力仍持观望怀疑态度。因为朱在担任上海市市长之前，最高职务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主管全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作，以前从无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纪录。
论资历，他不能同江道涵比，他同前任市长，此时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相比，也差了好几级。市民包括中层干部，对他并没有抱什么太大希望。人们担心，做上海这样一座巨大城市的市长，各种事务千头万绪，他能胜任吗？何况长期以来，上海市是权力斗争的主战场。
上海曾是东方最灿烂的一颗明珠。但自中共执掌大陆政权后，这颗明珠就迅速黯淡了。
朱镕基的前任包括：陈毅、柯庆施、曹荻秋、张春桥、彭冲、汪道涵、江泽民等，除少数几人外，其余不是思想僵化保守，使上海发展停滞不前；就是兴风作浪，为了一己的仕途，不惜让上海成为政治浊流的漩涡。文化大革命就是发源于上海，江泽民在上海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也是八九年“六四”镇压的第一枪。
“四人帮”倒台后，先后有彭冲、汪道涵、江泽民担任过上海市市长职务，他们都没有在市民中建立过威望，其中最令人失望是彭冲（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照理，他得天独厚，是接替“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张春桥的位子而来的，完全可以在重建上海中作一番事业，但由于他坚持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方针，被上海市民笑称为“彭冲不冲”（不向“四人帮”极左路线冲击）。
朱镕基上任伊始，即多次坦率承认，自己长期在中央经济部门工作，缺乏地方行政工作的经验。但他表示：自己有决心身体力行，在上海努力树立起一个廉洁、高效率、有权威的市政府，“重振上海雄风”！
既然大话出口，而且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介把这些响亮的口号都已经传播得家喻户晓，所以老百姓们自然当真。朱镕基四月三十日正式发表施政演说，当晚市政府值班室即电话不断。到底有多少市民和普通干部的电话追着要找朱镕基，事后没人统计，但朱镕基自己统计了他正式上任一个月内接到的“人民来信”数字：三千六百封。
三千六百封检举函
朱镕基曾在全市局级以上干部大会上说：这三千六百多封群众来信，绝大部份都是揭露某些弊端的：由此可见当时上海老百姓心口已经积蓄了多大的怒火。
于是，朱镕基借口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这一让江泽民等人无法回绝的理由，对上海市的干部队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他先是要求全市局以上干部满足他提出的三条为政标准，即：“解放思想，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为政清廉，做问心无愧的公仆：深入基层，做解决问题的能手。”还具体要求上海市的纪律监察部门，把眼睛盯住全市的干部，发现不正之风，立刻查处。
上海一些有机会经常接触到朱镕基的人士说，这位市长的风度和学识，常常使人不由自主地被他所吸引。他平时言谈举止从容不迫，办起事来，却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最不能容忍的是磨磨蹭蹭、拖拖拉拉的衙门习气：最讨厌的是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官腔，并且对此批评严厉，不留情面。
除了极正式的场合外，他在公众面前讲话、作报告，向来不念讲稿，而且喜作即席的、交互式的讲话，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内容丰富，文辞生动，每每令听讲者入神。
正式当上市长后，朱镕基审时度势，感觉到在中共中央给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财政等方面的自主权后，今后开展工作的难点就不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于是他要市委举办一个局级以上干部“认清改革形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讲学班，第一课就是由他自己给全市局级以上干部作《目前上海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他向全市局以上干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希望全市局以上干部解放思想，投身实践，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过去，由于旧体制的长期束缚，相当大一部份同志的思想，还不适应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游泳。那种老大自居，委屈埋怨和故步自封的情绪必须克服。搞活上海大中型企业要靠管理，靠质量，靠下硬功夫，而不能把企业行为搞乱。第二，要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局长们都能清廉持正，上海的社会风气一定会好转。第三，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手。
人事改革
按着，朱镕基又别出心裁地搞出了一套政府机构人事改革方案。在他的建议下，市人大常委会很快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审议和决定市人民政府的委、办主任和局长的任命事项。由朱镕基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本届市政府部份委、办、局主任和局长的提名名单，共六十名。
另外，朱镕基还在提名过程中的具体作法进行了一些改革，改变过去对被提请任命人员介绍过于简单的做法，在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本届市政府组成人员职务的任命建议案的书面报告的同时，要提供被提请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简历、表现及优缺点和提名理由。还责成被提名人员要到会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接受提问和质询。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任命后，为让他们增强国家观念、公仆观念和民主与法制观念，还要给他们举行颁发任命书仪式，并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座谈，介绍各自的工作计划。
市政府换届后，市人大常委会重新任命新一届市政府组成人员，这在中共统治史上还是第一次。不但过去在上海没有先例，在全国也是一件所谓的“新生事物”，为此，江泽民等人曾担心朱镕基力主的这项人事制度改革“步子迈得大大”，但朱镕基坚持要做。
此举立刻在上海的党政干部中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早已经习惯于只要不犯错误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只要同党委主要领导关系好，不升官至少也能保住乌纱帽的人非常不满，私下里发牢骚说：不但把我们的优缺点都一一宣布，而且还要我们站在人大代表面，而被他们评头品足，这不像是任命国家干部，倒是像市场上卖马！
一时间，上海市的多数局级干部日日坐卧不宁、寝食不安，谁也摸不准新市长那个宝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惊慌失措之余，有腐败劣迹者，要么抓紧订立攻守同盟，要么抓紧退款销贼；自认廉洁无比但却能力平庸者，要么抓紧时间自我表现，要么赶到江泽民等人处哭诉“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声称“党才是我的亲娘”。擅搞拉帮结派、投机钻营者，则抓紧调查新市长是好吃软还是好吃硬，是爱古玩还爱美女，准备摸准了行情就“对症下药”，投其所好。也有个别心里胆虚者，担心被朱镕基从领导岗位上拿掉后脸上无光，干脆自己先提出了辞职。
七月二十一日，市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由朱镕基提名约六十名局级干部名单，分别在市政府重要部门担任正职领导。但是，这一人事制度改革的结果，也并不像朱镕基事先预料的那样理想。
他私下里曾一再向北京去的老朋友表示，上海的干部“软绵绵的”，太“上海腔”了，办事不负责任，思想太不活络，这样的干部队伍，不动真格的去治理，行吗？“做好事，打圆场，谁都会，但上海的工作靠谁去干？”朱镕基不免有些颓丧了。
朱市长，这是假的
当然，也有人评价朱镕基是借改革之名排斥异己，任用亲信。但公平地讲，朱镕基不这样做，一是无法在上海的党政干部中立足，二是无法在老百姓那里得分。
出任市长不久，上海人就给了朱镕基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个真正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领导人。他一到上海，立刻表现得同江泽民投机、圆滑完全相反的工作作风。他那雷厉风行私务实而体察民情的精神，给上海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海的环境污染是与交通、住房齐名的二大难题。上海曾兴建黄浦江上游引水一期工程，以改善市民饮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水质，但由于黄浦江上游有不少污染严重的工厂，每天向江中排放有毒有害的污水，严重威胁着黄浦江。
八九年七月间，朱镕基率员到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召开现场会。面对黄浦江日趋严重的污染，他说：“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没有黄浦江就没有上海！我们对黄浦江应该有一种对母亲的深厚感情。”
一次，朱镕基去某垃圾码头视察，昔日蓬头垢面的垃圾码头，为了迎接朱市长光临视察，匆匆间被粉饰一新。当市长踏上这片经过了一番“梳妆整理”的工地时，人群中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朱市长，这是假的！”
后来朱镕基在电视讲话中说：“作为市长不能保境安民，我宁愿以身殉职”。萤屏上时常出现的那张冷峻的脸，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而江泽民那张胖呼呼，带着一付媚笑的脸，却给人完全相反的感受。
要治理和建设好一个拥有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巨大城市，第一位重要的是稳定人心和对人心的凝聚力。朱镕基从当上上海市市长之初起，就十分重视这一点。
朱镕基刚刚到上海时，正值上海公共交通系统职工人搞变相罢工，公共交通几近瘫痪。当时上海公共汽车、电车职工，由于奖金少，待遇差，集体采用“开慢车”的办法，变相罢工抗议。比如从徐家江到外滩，二十六路电车正常行驶时间为二十分钟，即使交通十分拥挤的“高峰”时，也只有四十分钟，然而都要行驶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市民们怨声载道。
朱镕基用“快刀斩乱庥”的办法，一下子解决了前任政府拖下来一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他宣布给公共交通公司免除上缴税收六亿元，并且补贴他们每年二亿元，使公交职工的情绪马上平和，一切恢复了正常。
按着，朱镕基又抓了出租汽车乱收费，个体汽车出租车漫天要价等问题，成立了乘客挥手一定要停，任何地方都得载客去的“大众出租汽车公司”，出差来沪的外省人和在沪外国人最为烦恼的“出租汽车服务质量差”的问题有了圆满解决。
快刀斩乱麻的作风
朱镕基所办的实事中，最为市民称道的是市政府在“菜篮子”上所下的功夫。他常说：民以食为天，稳住了“菜篮子”，就能稳定人心，上海的一切工作才能开展起来现在走进上海各个菜场，只见各种蔬菜、肉类、鲜鱼、家禽摆满了货架，价格也基本稳定。市民的牢骚也少了。
朱镕基对上海的整体发展，为了作周密的考虑，八九年三月，他率领建设、规划部门的官员赴天津、北京，考察这两个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建设。
回到上海后，他多次听取有关方面对上海城市规划的意见，并先后邀请北京、天津城建方面的专家、学者到沪考察，听取专家们对上海市内交通、城市整体规划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建设等方面提出的建议，以图对上海的城市规划进行调整完善。
性子急，脾气大是朱镕基的一大特点。看到上海的干部队伍不得力而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在一次讨论上海生产的市政府扩大会议上，平日一直趾高气扬的纺织局长说，他们局这个月大概比上个月可以增产分之五到六，朱镕基听了立即打斯他的话反问道：“局长同志，究竟是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六？是百分之五点一还是百分之五点九？为什么不是准确的数字，还要加什么[大概]、“也许”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凡是统计数字，一定要十分精确，是多少，就是多少！”
九零年一月，朱镕基要去郊区川沙县搞“试点”调查研究，事先在金山县召开了一个全市的农业会议。会上，他让市里一位主管公司的经理拿出一个有关数据，那位不争气的经理惊恐地解释说，正在让下面的同志统计。朱镕基立刻拍着桌子怒斥道：“我叫你来开会干什么？是叫你来汇报工作的。你现在就给我离开会场。走！”
经理遵命离开了会场。此后，这位经理只要有机会就大肆攻击朱镕基，“凶神恶煞，哪有一点共产党干部的样子？”
他在到任不久的一次市政府办公会议上，一位副市长因为参加一次剪彩活动和随后的宴会，迟到了二十分钟，朱镕基当着所有与会者的面，问这位副市长：“我看你能否少吃一点宴会啊？这么多人在等着你呢！”那位副市长生平第一次受到这种奚落，十分尴尬，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迟到了。
在以后几次会议上，被朱镕基批评得几乎下不了台的局长，有二十多位，这就更要得罪一些旱已经习惯于“无过便是功”的“稳健型”干部。某些对朱镕基怀恨在心的人，便放出上海市“局级干部将面临大换班”的谣言，企图联合起来“赶走朱镕基”。
严厉管理属下
那些被朱镕基批评的人，也一齐向江泽民哭诉，使江泽民对朱镕基颇有意见。在市委书记、常委的民主生活会上，江泽民厉声说：“你在上海不团结这些副市长、局长们，靠个人能耐行吗？”江泽民又一再指出，搞个人英雄主义，非垮台不可，还是要依靠各方面同志。
当时江泽民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朱镕基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两人党内地位相差太悬殊，对江泽民的严厉批评，朱镕基不得不表示诚恳接受，并一再作“自我批评”。此后，朱镕基不得不到处为自己的行为打圆场说：“看到一些事情没办好，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我心里急啊！我脾气不好，可能得罪了一些同志，请大家多多包涵。”
一位上海记者断言说：如果让老百姓民选市长，朱镕基肯定高票当选；如果让厅、局级以上干部选举市长，朱镕基得票肯定不过半数，而朱镕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上海滩》杂志九三年第一期刊载龙年写的长篇报导《朱镕基市长应“考”记》，记录了朱镕基在上海关心市民生活、重视市民来信的若干事例。
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一样，阅读和回复市民来信是朱镕基与市民沟通的另一种方式。据统计，八九年一至九月，市信访办共收到市民来信四万一千件，其中朱镕基的便约有二万一千件。到此时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收到的信件累计已超过四万封。
信访办特地委派近十名干部专门处理给朱镕基的信。他们对来信逐一登记、筛选、摘报、查办转处，有些则由朱镕基本人直接回复。八九年他们为市长摘取特别重要的来信九百多件，这就是说，朱镕基平均每天看信三封。最多的一天，九月十七日，他批阅了四十八封来信。随看随批，交代有关负责人去办，办得如何，过后还要查。
有人曾建议，一个人精力有限，市长忙，对来信不必管得这么具体。朱镕基说，我就是要做个样子给下面，市长都看市民来信，区长、局长为何就不应该看呢？
他还特地让秘书向市信访办传达了四点意见，明确提出：对提出重要建议、揭发重大问题、反映特殊困难或带倾向性问题的来信，要作为重要来信处理。此外，对批转的来信如何催办、如何复信，也都提了具体要求。
上海市某县一所中学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忽然被莫名其妙地调离了工作多年的岗位，原因据说是与同校领导和教师“关系紧张”。
他在朱镕基上任不久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六年前的委屈。根据朱镕基的批示，有关方面组成联合调查组，最后上报的调查结论是，考虑到他已经调离的现实，不便调回原来的中学，宜征求他的意见后，另外落实一个单位。真正的理由则是让他回原来的中学，就会被认为是领导错了。
从市民来信中发现问题
朱镕基在报告上批道：“领导就不能有错？”“我看把他调回原中学，问题可能好解决的多，这样也不去追究谁对谁错了（都作自我批评）。再调一个地方，还可能扯下去。”他终于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六年中因调动问题末领的工资、副食品补贴也原数领回。
一件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市长过问了才有结果，这种事情不少，原因就是官僚主义作祟。
一位镇人民代表的来信说：“我在一九五五年买一幢房子，从签订合同、登记过户到税务局纳税，一天时间，手续办完。效率之高，今人叹服。去年我想与人调房，共房屋交换所办手续，时过三哨月，杳无音讯。去催间次数多了，被骂了出来：“时间越长，对你们越负责，你懂吗？”我的两户老邻居申请接水进屋，厂方同意接装。至今，一户申请已三年，另一户近一年了，看来归西前接水进屋希望不大——。”
朱镕基立即批示：“请将原信印发市委、市政府并建委、财贸办”。他还藉此为例，廉政要抓大事，但是开门七件事也是大事、性命交关的大事，一定要管好。
廉政风暴刮起后，大批反映干部问题的来信转到朱镕基手中。
有一位职工反映，该厂连续数年没有完成生产任务，但厂长竟向上虚报，骗取承包奖金和“先进厂长”称号，工人拿不到奖金，厂长都名利双收，而且多次去美国、联邦德国。经查，这个厂长八九年虚报产值百分之三十八，查首后，即予撤职，并取消“先进厂长”称号，追回承包奖金：全局通报批评。
一封匿名信揭露上海某街道盛行的不正之风，街道“三整顿”、城建办等几个部门向个体户集资，每户先付几百元搭建活动房，然后出租给个体户经商，每户月租一百元：有的居委会租进活动房间月租七十元，现转证给个体户，从中牟利；居委会还规定大小机动冻进出里弄每次要给“养路费”十至二十元，这些钱都成了里弄干部的奖金。
朱镕基从信中感觉到事情的典型性，于是特批：“请通知各区注意，不得任意搭建临时建筑牟利。这都是机关搞创收的恶果。”
从人民来信中汲取养份，从而增强对事件的判断能力，这便是朱市长阅信的收获，上海市行政事业性单位清理整顿收费办公室，制订颁发的《上海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就是针对上述来信列举的现象而出台的。
民不畏我廉
到上海工作以后，朱镕基可能是吸取了当时的天津市父母官李瑞环的成功经验，即“取悦于民”，“多抓几件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而像抓“菜篮子”及改善住房条件、交通状况，治理环境污染 硬性工作虽然非干不可，但一是要有钱，二是要有个时间过程，所以新官上任要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良好形像，一定要抓好一两件能够立刻让老百姓拍手叫好的事情。
在正式当选市长之前，朱镕基经常背着市委办公厅的干部，独自找人，上到市政府主要机构的负责人，下到普通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在同市监察局局长吴德让的谈话中，朱镕基了解到上海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问题十分严重。
吴德让是一九八七年九月被任命为市府监察局局长的。他向朱镕基表示：我是怀著「不怕撞得头破血流”，“手里提着乌纱帽”的决心上任的。
吴德让的这一番决心今朱镕基大为感动，同时也使他想到了唯有抓廉政建设这一软性工作，可以在不需要任何投资的前提下迅速见效，取悦于民。于是朱镕基将他列为政府换届后重新任命的六十名局级干部中，第一个通过考核的对象。
朱镕基对他说：你的两只眼睛就给我盯住上海五百零六位委办局领导干部。只要你在廉政建设的问题上不怕得罪人，我帮你保这项乌纱帽。不是说上海有人“通天”吗？那好，保不住你的位子，我陪你一起摘掉头上的乌纱帽。封建时代的清官都懂得“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道理，何况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
吴德让向朱镕基汇报说：八七年十月，他曾随中央监察部的代表团到瑞典、英国和苏联考察这些国家的廉政建设，廉政制度问题，这些国家对官员以权谋私的处理方法，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公开，新闻媒介一公开就成了丑闻，这些人当官就当不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朱镕基对吴德让的想法非常赞成，当即表示自己将以市委副书记的名义，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建议，要求宣传部门配合廉政建设的宣传，利用公开媒介，对上海干部进行廉政监督。而上海市民在听到朱镕基决心狠抓廉政建设的承诺后，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举报电话和信件，搞得朱镕基的秘书应接不暇。
有了朱镕基的大力支持，仅八八年一年，上海市就查处了二十九个委办局负责干部，其中有的通报批评，有的被责成限期退还贪污受贿款项，有的还被在新闻媒介曝光。
对公安也一视同仁
他刚刚到上海工作后，即向各区、县长及市府官员赠送并逐句解释一段古训：“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分则明，廉则威。”但市政府在他主持下制定并公布了改善政风的八条规定后不出一个月，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航运局，便在两周召开的联合工作会议上摆了七桌宴席，冷盘热炒外加烟酒，共花去一千四百三十元人民币。
当天晚上，即有在场人员，同市监察部门告发。像公安局这样的执法部门，一般因为大权在握，所以轻易没有人敢于开罪。但朱镕基接到情况反映后，立即批视：登报批评，处份有关人员。
市政府召开有关会议时，朱镕基看到一些局长之间互递外国名烟，立刻发问：“你的外烟那里来的？你的工资够抽这种烟吗？”被逼问的局长一时语塞，被弄得十分下不来台。
他又亲自主持市政府制订《干部廉政守则》，严禁请客送礼，还带领一百二十名局级以上干部，在上海文化艺术节舞台上合唱《干都廉政歌》，并指定上海电台和电视台将这首歌，作为每日节目的首尾进行曲。
著名的“四菜一汤”制度也是他最先制定的。他给市委纪委送去条屏“刚直不阿，秉公执法，留得两袖清风”，鼓励纪检干部大力肃贪，迅速罢免了两名副县长，并把一名市委候补委员投入狱中。这一措施果然有效，上海局级干部大吃大喝的现象，远少于外省市。
提倡廉洁，并且对违纪干部“动真格的”，自然免不了要得罪人。廉政抓了一年以后，朱镕基为此尝尽了甜酸苦辣。
他在八九年三月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向人大代表诉苦说：拿上海整顿秩序混乱的出租汽车业来说，刚开始时，要吊销四个乱收费的司机执照，就是难落实。我问三家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卡在哪里？明天一定吊销这四个人的执照，并要见报。谁想不通，谁到我这里讲道理。现在，已吊销一百多个执照，漫天要价的情况才有所收敛。
他又说，最近报载，一公共汽车售票员殴打孕妇，我看了报纸，批了“害群之马，开除”几个字，但公交部门却打报告“解释”，建议作“停发三个月奖金”处理，还说“请朱市长决定”。现在很多事情就这样，层层开脱，不肯得罪人。
朱镕基表示，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要坚持“执政必须从严”的原则。现在我们常抱怨“大气候”不好，其实，“大气候”是“小气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来从严治理“小气候”，“大气候”就能改变。当前治理整顿更需要我们从严执政，令出法随，不能讲一套，做一套，必须扎扎实实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没有用。我当市长的最大体会就是：“统一思想，从严执政。如果和和气气，吃吃喝喝，谁也不想得罪，那什么事也办不成。”
贯彻廉政政治
在这次人代会上，吴德让向代表们汇报说：目前，干部贪污腐化现象仍是有增无减，今年头三个月里，已经有二十三个委办局领导干部被举报，问题的性质，也从去年大都是多吃多拿，发展到现在的贪污受贿。
人民代表们听到这则汇报后，群情激愤，所以在他们听到朱镕基代表市政府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从严执政，加强廉政建设”，掀起新一轮的廉政风暴时，两次热烈鼓掌，表示热情支持。朱镕基在报告中要求说：必须“完善人民群众的信访和举报制度，依靠群众监督。支持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
在这样一种强大攻势下，九零年一年里，上海的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现象才有所收敛。据统计，从九零年三月到十月，上海市各级干部上交的拒收“回扣”及酬金等，共有四千二百三十一人次，折合人民币五十八万多元：上交礼品共有两万四千六百一十三人次，折合人民币一百二十三万余元。
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对违反廉政制度规定的干部，责令补交、偿付费用的有五百八十五人次，金额达十六万余元，追缴和没收非法所得约有一百九十二人次，金额达二十六万余万元，经济处罚约有七十二人次，通报批评约有七十二人次，给予行政处份的有四百多人。
由于朱镕基在廉洁的问题上，首先从自我严格要求做起，所以，即使对他恨之入骨的人，也抓不到他的把柄。他从来不受任何人的礼品，就连桑梓间送来的土产，他也一概不收，拒绝之严，常使人尴尬而返。有时发现“飞来之物”，必遍问家中各人，探明送礼之人，然后退物退款。一次为了送来的一筐葡萄，查来查去，弄的一家不得安宁。
上海人说，老百姓对政府领导人总免不了评头品足，但在议论到朱镕基时，没有人能够举出他生活作风腐化的实例来。
一位现在美国作访问学人的原上海某大报记者说：我们在上海与朱镕基接触是很随便的。每当有大型节日和庆祝活动时，我们都能看到如江泽民等上海市委和市府的领导人都要捎家带口地进出文艺演出场地，而只有朱镕基总是独自一人。每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您的夫人从不露面，他总是笑而不答。
大陆《中华英才》杂志刊登过一篇对他得报导，还发了他和夫人一的幅照片，照片说明是：就是在同妻子合影时，朱镕基也是不苟言笑。但是，文章和照片说明中仍然是没有出现他妻子名字。朱镕基返回北京工作后，许多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也只是知道他的妻子原来在国家经委能源局工作，现在好像是在国家计委工作。
亲民作风
朱镕基的夫人叫劳安。中学和大学都是朱镕基的校友 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和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作，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现任国家某信息中心的负责人。
劳安为人慊和、贤淑，自己事业有成，但相夫教子颇尽其责。他们夫妇育有一子一女，长相酷像朱镕基，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留学。其中三十来岁的女儿朱燕来，现居加拿大温哥华，其夫是北京人，多年前移民加拿大，曾在加拿大政府部门工作。与朱燕来相熟的人都说，“燕燕(乳名)没有一点高干子女那种惯有的居高临下的架子，完完全全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
总的来说，朱镕基在上海为政期间，颇得知识分子称道。刚刚当上市长不久，他就主动到上海复旦大学去做形势报告。在报告中，他反覆强调“要保证上海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居全国第一”，于是掌声一片。
另外，朱镕基非常注意多抽时间参加上海市知识界的各种集会，如新闻界的集会，科技界的报告会等。于是，知识分子们自然得出“朱市长平易近人”、“朱市长思想开明”等良好的评价。而最被上海知识界所称道的，则是朱镕基对于上海著名作家张士敏，涉嫌“诽谤”案的态度。
张士敏是上海很有些名气的一位中年作家，因为曾经写过一篇揭露中共交通部的官僚衙门草菅人命，无视海员死活的报告文学而走红。同时，因为他曾拒绝过在香港当阔商的父母亲的劝说，不愿到香港过有钱人生活，而一度在政治上看好，上海的报纸曾经发表专文表彰他“有一颗爱国心”。一九八六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还接见过他。
“六四”之前，张士敏创作一篇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内容以一个全国“劳模”出身、经历为背景，描述了所谓“劳动模范”的人性被扭曲和异化的悲剧。
但是，这部作品问世不久，即有一个叫杨怀远的上海“劳模”上诉，声称作品中的人物是以他为原型，所以整部作品的内容涉嫌诽谤，损害了他的名誉。
八八年七月中旬，杨怀远向其居住所在的上海徐汇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出起诉，要求追求作家的刑事责任并向他赔偿经济损失。
在此之前，杨怀远还在上海国际国际海员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谈他同张士敏作品中之人物的关系。杨氏表示，一九八五年作家张士敏曾经应工人出版杜之邀，撰写杨怀远传记，书名为《一个“傻瓜”的故事》。
后来在采访中双方发生意见分歧，杨怀远及妻子均不同意继续传记的创作。事隔三年，作者却发表了小说，作品中主人翁的特征、经历，包括具体的细节，甚至连一些原诗都是他的原型，故使他和家属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精神上受到极大创伤。
政治影响司法
杨怀远的上诉得到了其上级领导的支持。在新闻发表会上，上海海运局工会主席陈昌本表示：作品中的描写对我们的船员家属的写法是极不公正的，尤其是在实际效果上对杨怀远同志的爱人的中伤和诽谤更是今人难以容忍。所以要借这次新闻发表会“为劳模伸张正义，以取得社会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杨怀远等人的纠缠在大陆新闻界和文化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应，不久即有上海约五十八名作家和评论家联名发表呼吁信，反对干涉作家的自由创作权。
《中国青年报》也发表文章，指出这是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第一次涉嫌诽谤案。文中还引述一名作家的话说：“写报导会被人控告，写事实的纪录也会被人控告，现在写小说也惹来官司，将来还有什么可以写的？”
好在当时的大陆政治形势毕竟已经多少有些宽松，所以对杨怀远的这种无理取闹，支持者甚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看了五十八位上海作家及评论家的联名信后，指示道：暂不受理，暂不报导，双方多作自我批评，以团结为重。
上海徐汇区法院，放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通知杨怀远，以“此事难以成立”的理由要求杨怀远撤诉。
几个月后，大陆爆发八九学运，张士敏热情地投身其中，把写上自己斗大名字的布条像披授带一样斜挎在肩，与王若望等上海知识界人士走上上海街头，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六四”镇压以后，政治形势突变，张士敏“参与动乱”和“诽谤劳模”约两项“罪行”被新帐旧帐一起算。
中共左派理论家的当家人邓力群专门调看了张士敏“积极参与动乱”的录影带，然后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一个负责人说：“查一查张士敏在动乱中的表现，再把他诬陷、诽谤杨怀远同志的事联成起来，研究一下解决办法。我们党培养一个劳模很不容易，不能诳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毁了。”
江泽民此时已经成了中共总书记，对张士敏的问题也变了嘴脸，亲笔批示：“保护劳模，严肃处理。”
总书记一句话，上海司法部门即在“伸张正义”，“维护法律尊严”的幌子上将张士敏判刑六个月，缓刑半年。同时还限令张士敏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发表或出版《荣誉的十字架》，并追缴他出书所得稿酬四千元及赔偿杨怀远经济损失一千六百余元。
坚持原则
在这种恶劣的政冶气候下，朱镕基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开明的一面。法院判决后的第四天，朱镕基在给政法干部作报告时非常生气地指贵说：“此事我作过批示，要妥善解决，杨怀远不听。那是他的事。你们法院 根据什么这样判？你们说要保护劳模，难道知识分子就不要保护？将一本小说判罪，上海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
当张士敏知道此事后，非常感动，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几天后，朱立刻回信鼓励他道：“挫折对人的成长并非坏事。”
大概是朱镕基从这件事，联想到自己当年因言获罪的历史经历。虽然他当时以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竟然无法制止一场悲剧的发生，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敢于给张士敏回一封慰问信，的确是非常难得了。
上述内容前半部份有当时上海《文汇报》关于杨怀远起诉张士敏的报导为证，后半部份则是张士敏出国以后，对采访他的台湾《联合报》系记者的亲口叙述，所以应该是有可信度的。
上海文化界透露说，这场官司在上海文化界被称为“千古奇冤”，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桩“现代文字狱”。但身为上海市党政第一把手的朱镕基，对此事的真正态度，至少在少数知情的知识分子中间普获赞扬。
对朱镕基的各个方面给予肯定者不乏其人，但也有人认为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评论，把朱镕基的种种好处说得过份。例如两名自认对朱镕基了解甚多的上海记者，对朱镕基的评价就几乎是完全相反。
其中一位记者感慨朱镕基在上海出席公众活动，总是独自一身，但另一位记者立刻反驳说：在上海的公众演出场合或高级干部的休养地，我就好几次见到朱镕基太太和女儿。
这位记者举例说：无论是大刮廉政风暴也好，还是整顿干部队伍也好，朱镕基的这一切都是做给上海老百姓看的，与其说他是“一心只为民作主”，还不如说他最精通中共政权里“为官之道”更准确。他每到周末都要带着妻子，大学放假时还要把女儿带去郊区一所专为接待中央和外省市高级领导人的宾馆度假，每次都付十五块钱。可是他们一家在那里两天的全部开销一百五十块钱也不止。
这位记者还说：朱镕基到上海去以后，专门主持了一项工程就是改建这座宾馆。目的是让中央领导和外省市对他有用的领导人，到上海后有一个舒服的居住和旅游环境。朱镕基妙就妙在让人把这个特殊场所的内部搞得实在已经不能再豪华了，足可以同大陆的任何一间高级宾馆的内部设施相媲美，但外部结构郡搞得非常普通。这样，没有资格进到里面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这座建筑其实是“金玉其里，砖瓦其外”，自然就不会有牢骚了。
讨好两头的为官之道
这位记者又透露说：我早就从上海市政府的秘书们中听说，别看朱镕基在公众场合里对干部腐败表现得嫉恶如仇：别看朱镕基在上海得罪了那么多奸、懒、馋、滑，甚至只干坏事不干好事的中层干部，但是他敢于得罪的人都是有选择的。他为官的标准就是“讨好两头，得罪中间”。
所谓“讨好两头”是指上讨好中央，尤其是讨好中央的政治元老，下讨好普通老百姓。所谓“得罪中间”则是指得罪上海市的中层干部。虽然得罪这些人，也会给他造成一些人事关系上的紧张，但不得罪这些人，工作无法推动，更无法讨好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痛恨到了忍无可忍地步的上海老百姓。
所以，在这个得罪人的问题上，朱镕基是充份权衡了利弊得失的。任何一件他顶料到利小弊大的事情他是决不会去做的。“得罪中间”，他也是祇得罪那些没有什么背景或背景不重要的人物。比如上海的一些资格较老的老干部，只要是能“通天”的，朱镕基就从来不敢得罪，虽然他们已经表面上不再有实权了。
这位记者说：朱镕基在上海期间，在给自己留后路和给自己铺平继续上升之路的问题上玩得最漂亮的一手，就是千捧百吹讨好中央那批政治元老。
本来，中央那批政治元老中，陈云和李先念因为非常看中上海，所以每年必去，邓小平和杨尚昆无论是为了个人休假，还是为了政治上的争权也是年年不缺。因而朱镕基与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争相主管这项既烦杂又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朱镕基比江泽民棋高一筹的是，他一到上海，即排好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中央老同志轮流到上海活动日程表。除了上述几个老人之外，平时对去上海活动不那么热心的彭真、王震等，他都特地加以安排。
朱镕基还高明的一招，就是借横向经济联合之名，邀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到上海“传经送宝”。这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当然乐得上海方面给他们安排如此妥贴的高级旅游活动。于是，各地的所谓“学习代表团”、“参观团”纷至沓来，路费自己出，在上海一切吃住游玩活动则全部由上海市政府提供。
当然，朱镕基搞这一套对上海经济还是有好处的，毕竟在宴席桌上才好谈问题，再加那么热情的招待，那么高级的宾馆和游船，各地的领导人自然是“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
一石二鸟的手法
于是，内蒙和山西的煤炭、新疆和青海的羊毛、河南的茶叶、山东的水果——，过去由于各地搞经济封锁而卡了上海脖子的产品都被朱镕基要到了。同时，朱镕基也要到了将来在全国人大会上出任国家领导人的选票。朱镕基既然设计好了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那么就必须提前打通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头蛇们那道关。
《文汇报》还曾有一则报导说：朱镕基在当上市长以后，提出今后市政府召开的任何会议严禁送礼发包，可以不参加的剪彩、礼庆活动，干部应尽可能不去，但“可以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多出面”，这样一来，上海老干部中那些“通天”人物，心里当然非常舒服。
两位记者对朱镕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据一位中共高干说，“讨好两头，得罪中间”确实是朱镕基为官的一大特点，但这只能说明他为官的精明。既然要在中共内部当官，既然要想政治前途无量，讨好中共元老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政治制度使然：至于讨好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头蛇，既然能够起到“一石两乌”的作用又何乐而不为？
这位人士评价朱镕基说：如果他想在中国大陆干一番事业，不论是否私心极重，仅仅想出人头地，都必须懂得为官之道，不然，事业难成，个人也含在复杂的人事关系面前一再碰壁。到头来，个人灰头土脸不说，事业也将一事无成。
总的说来，朱镕基其人还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就是真的花了上海人民的血汗，连一座豪华宾馆提供政要挥霍，虽然多少有为自己之处，但多半还是为了上海人的利益。
这位人士的评价，替朱镕基道出了他的难言之隐。在中共政权下为官，要百分之百地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当年为中共政权立下赫赫战功的彭德怀元帅，曾经想过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最后的下场，是被毛泽东先从政治上打倒，再从肉体上消灭。彭德怀如此下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共产党说是“路线斗争”打错了对象，其实，至少毛泽东记恨彭德怀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公然在政治局会上反对组织“中南海文工团”。
“我不反对毛主席和局总理跳舞，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干麻一定要为陪中央首长跳舞就组织一个中南海文工团，尽弄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成天关在这里。这哪是共产党的做法？老百姓知道了是要骂娘的。”彭德怀提出这种意见，毛泽东能不恨他？
张闻天为什么倒霉？当然也是政治原因，但至少还有一条别的原因，那就是在延安的时候，张闻天斗胆把建议毛泽东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的“基层干部意见”，当面传达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没有说什么，几天后却宣布同江青结婚。
周恩来等人都被邀去捧场，唯独当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没有接到请帖。几十年后，那位请张闻天向毛泽东进谏的干部，虽已官至省长，却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大狱，并遭活活打死。
朱镕基要想在中国大陆的政坛上站住脚，要想实现他有朝一日从上海回北京，从地方诸候变成京城宰相的野心或抱负，就绝不能学习彭德怀，也不能学习张闻天。所以，朱镕基纵替邓小平 老同志修竣一座甚至几座上海行宫，或玩弄一些政治手法，只要不害人，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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