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委撤销，其机构归入计委，而计委副主任编制，早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决没有朱镕基等几个原经委副主任插足的位置。更何况中共国务院机构设立，只要计委和经委并存期间，两家的矛盾就从来没有中止过一天，所以计委收编了经委后，即使副主任的职务还有空缺，也不会允许像朱镕基这样的原经委主要负责人：到计委去抢别人嘴里的馒头。
至于由上级安排朱镕基升官，进计委当正主任则更没有可能。当时中共国务院的委级机构，在干部组织架构上大都比各部高“半格”，而计委更是国务院所有“超部级机构”中的老大，几乎是国务院有什么名称的部或总局机构，计委就有与之相对应的司或局的设置，所以计委的人，一向认为他们的司和局，就可以给国务院的部或总局下令，故自称他们的机构为“小国务院”。
正因为如此，计委的第一把手在那个时代及在此之前，向来都由国务院副总理级的领导人兼任，十三大时更将兼任计委主任姚依林的党内职位，晋升为政治局常委。
所以，从副部级直接跳升副总理级，对当时的朱镕基来讲根本没丝毫可能。他自己无论有多么强烈的政治野心，当时还没有敢觊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位置。
赵紫阳向上海“掺砂子”
撤了经委，又进不了计委，下一步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朱镕基自己着急，中共组织部门也在为他着想。因为他当时毕竟还没有到离休年龄，按照中共的惯例，即是一个各方面表现平庸的副部级干部，也要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何况当时即使是不喜欢朱镕基的人，也不敢闭着眼睛给他一个“工作能力平平”的评价。
关于当年中共高层为什么看中了朱镕基，决定由他接任上海市长的职务，海外有各种猜测，中共内部及上海方面也有各有不同的说法。
一位对朱镕基比较熟悉的大陆经济理论界人士说：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朱镕基与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之前，早就强烈地感到上海市是他这个国务院总理说话，最没有人要听的地方。无论是哪项工作，赵紫阳亲自或派人插进一手，总会被莫名其妙抵挡回去。所以，在上海安排自己亲信，安排自己感觉得力的干部向上海“掺砂子”，是赵紫阳蓄谋已久的事情。
待赵紫阳取代胡耀邦出任党中央总书记，在中央组织问题上比过去有了一定自主权以后，就立刻开始付诸实施这件事情了。
当时上海的干部情况是，原上海市委吉记芮杏文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任职后的一个月，中央调时任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江泽民任市长。江泽民的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有党内元老人物李先念的得力推荐，再加上江泽民本人有过一段上海工作经历，和他对工业管理在行（因为上海的经济布局是以工业为主）等因素。
但是，江泽民到上海以后，与芮杏文两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工作配合远谈不上默契，上海的工作也因此不见太大的起色。
江泽民其人由于处事油滑，除了与邓、陈两派政治老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以外，还奉行了一条上不得罪中央改革和保守的两派在位领导人，中不开罪以陈国栋为首的上海地方元老，下不得罪从上海市党政机关到区县一级的大批基层官僚的为政方针。所以两年下来，他在上海的政绩虽然不显山不显水，但日子比芮杏文好过得多。
而芮杏文虽然不如江泽民在上海的日子好过，但由于他具有较鲜明的改革意识，颇受赵紫阳的赏识。所以赵紫阳权衡再三，还是在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决定让芮杏文回到北京，到中央工作，把上海市委书记的位子让给江泽民。
既然赵紫阳做出如此牺牲，上海方面无论陈国栋等元老，还是江泽民等人，自然也没有理由反对中央派干部接任上海市长职务。赵紫阳在同朱镕基谈了相互之间对改变上海市工作局面的看法之后，赵终于认定朱镕基既能够解决上海的经济困境，同时也能适应当地的复杂政治环境。
投石问路
持这种说法的还举出具体例证说：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曾经多次派朱镕基以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名义，以研究大中型国营企业的改造为借口，到上海从事调研。其实当时的这种安排，就要朱镕基在上海“投石问路”。
决定作出后，中共高层将朱镕基列入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赵紫阳即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约朱镕基正式谈话。
赵紫阳对他表示，今天的改革政策决定了中央已经不能完全用过去计划经济的老办法，用行政措施给上海的振兴提供方便，中央所能做的就是马上给上海以财政包干的政策。
朱镕基恰恰要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他明白，只要得到了财政包干的承诺，他这一任市长的自主权，就要比过去历任市长的自主权大得多。
朱镕基到上海工作是否原由赵紫阳提名，众说不一，不过反对朱镕基是赵紫阳亲信的人认为：如果朱镕基是赵紫阳的亲信，那么他在“六四”之后怎么会顺利接替江泽民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而且成为当时唯一一个党政职务“一把抓”的省、（直辖）市级领导？
提名朱镕基去上海工作，能够顺利在中共高层获得通过的另一个可能背景是，当时刚刚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不久、主要负责省部一级干部考察与提升工作的宋平，在这个问题上起了推动作用。
当朱镕基的政治行情日益看好后，海外媒体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把他评价成政治上的开明派和经济上的改革派。那么，宋平其人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和经济上的僵化派，又是早已事实证明了的。所以，中共十四大之前的很多政论文章，都把宋平和姚依林，并列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坚决反对提拔朱镕基的两大障碍人物。
其实中共内部的派系划分和权力争斗，还不似许名海外政治评论家所想像的那样简单。比如海外大都把在中共十四大上，跃升为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评论成政治上十分开明的青年干部，但无论胡锦涛是否真如外人评价得那样开明，他成为“接班人”的确是宋平极力举荐的。而且宋平在举荐胡氏的时候，真正是不遗余力，比如宋平曾专门为胡锦涛与中央系统的“太子党”成员们之间的既往矛盾，同薄一波等中共元老一一解释，以消除“误解”。
宋平其人虽然资格比朱镕基老得多（三七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但他与朱镕基同出于一所学校，又是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参加了中共的赤色学生运动，这是朱镕基能够被宋平看好的笫一个因素。
宋平与朱镕基的历史渊源
此外，宋平与朱镕基的私人关系，虽然暂时无从可考，但工作关系，则可以一直追溯到朱镕基刚刚参加工作的五十年代初。当时，宋平曾同朱镕基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先是供职于中共中央东北局，后来国家计委成立后，宋平，马洪和朱镕基一同被调进北京共事于一个机关。所以，对于朱镕基这样出身计委的懂业务的干部，宋平应该说有天然的好感。
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即宋平和马洪五十年代初在中共国家计委工作期间，都是计委委员，而作为计委主任办公室负责人的朱镕基，自然与他们两人都有工作上的密切接触。
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马洪因为高岗的原因，在反右斗争之前已经倒台，而宋平则在计委工作一年多以后调往国务院劳动部任副部长，回到计委任副主任时是一九五八年，朱镕基已经成了右派。所以马洪和宋平两人，在把朱镕基打成右派的问题上，都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朱镕基与他们两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也没有什么积怨。
虽然，宋平的僵化和保守在大陆，是人所共知的。远至他在甘肃省主政期间，就曾对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安徽和四川搞的“那一套”颇为反感，。以至甘肃省落实农民包产到户政策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许多省份。甚至于在政治观点上，宋平更是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白由化的急先锋，尤其在“六四”以后，对于成立“反对和平演变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十分热衷。
但是，朱镕基在政治上，即使真的是像海外媒介所评价的那样开明，起码在一九八七年还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当时宋平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考察朱镕基，在政治问题上，只能以朱镕基青年时代热心赤色学运和被打成右派之后对党的忠诚，仍然“坚定不移”为主查依据。而朱镕基在右派的问题上，确实经常把“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怎能恨母亲”这样的比喻挂在嘴边上，自然会今宋平十分感动。
朱镕基去上海是否是宋平提名（或宋平与其他人共同提名）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是谁最先动议派朱镕基去上海的，其冠冕堂皇的理由都离不开如下几项说词：朱镕基是既有经济理论，又有经济管理经验。尤其当时上海的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而朱镕基在国家经委任职期间主抓的就是这项工作，已经总结出确实能够以道理服人的企业改造办法，只等待实践机会。朱镕基担任地方领导人最大的欠缺是不懂农业，但去上海这样的工业区恰好又能让他扬长避短——。
多的不举，仅这几条理由足以证明朱镕基是上海行政领导人的难得人选，无论宋平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人也好，找不出什么具体的道理，来反对朱镕基到上海任职。
没有派系问题
朱镕基九一年被调进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有政治经验的人，立刻意味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人事安排。让一个党内职务仅仅是党中央候补委员的人，突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这中共建政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因为当时任命的另一名副总理邹家华排名在前，所以人们因此臆测说，这是陈云一派与邓小平一派进人事平衡的结果。
这一分析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的。邹家华在提升副总理之前行政职务已经是国务委员，党内职务也比朱镕基高，那么两人双双成为副总理后，把邹家华排在朱镕基前是很自然的事情。若要把朱镕基排在邹家华之前，必须要先把朱镕基的党内职务提到邹家华之上才行。
一位曾经长期在中共高层供职，最近才从中共高层圈淡出的人士，根据他对朱镕基的了解及中共高层组织运作的常识判斯说：朱镕基能够升迁到今天这一步，除了许多别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中共高层中哪一派也不是。
他有地方行政工作的领导才能已经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但这个领导才能是在上海工作的几年中方真正表现出来的，而当初他之所以被派到上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条件与其他候选人比起来更显得“对口”。
陈云其人是否对朱镕基看好也是一个海外媒介讨论过的问题。事实上，像上海市长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如果没有陈云吐口，尤其是如果陈云反对的话，即使朱镕基真的当过邓小平秘书也是通不过的。
著名大陆政治评论家，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先生九二年八月曾在《民主中国》撰文指出：“邓小乎在南巡讲话中说，没有把上海及早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其实他的这个检讨并不实事求是。上海的并末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并非由于邓小平的无意的疏意，而是由于陈云蓄意的抵制。”
一九八零年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时，专家学者中就有人提议开放上海为大特区，并认为其意义将大大超过那四个特区，胡耀邦也有此意。然而，当时陈云及其控制下的计委、经委对那四个小特区都处处设卡，横加刁难，开放上海特区一事祇得作罢。
到了一九八四年，邓小平提出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陈云外，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这十四个沿海城市中最重要的就是上海。会议期间，胡耀邦专门找上一海代表前来中央出席会议的一位副市长谈了一个上午，阐明上海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要他在会上带头讲一讲。谈毕，这位上海副市长向陈国栋通电话汇报了胡耀邦的意见。
陈云操纵上海
陈国栋冷冷地说了七个字“上海不为天下先”，这位副市长只好在会上闷声不响，因为陈国栋的背后就是陈云。陈云拒不出席北京的中央会议，都躲在上海冷眼观察呢。会议的最后一天，邓小平讲话，还叮嘱姚依林向缺席到会的陈云通报一下。邓小平也未必知道陈云不出席会议，照样在同会议斗法呢！
中共高层中一位因为“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白由化”而遭到贬黜的开明派人士，在私下里谈及中共高层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矛盾斗争时说：当初开放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完全是邓小平硬顶着陈云等人的反对声浪，强制推行的，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开放上海的条件。
上海是国营经济的巨镇，中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陈云要控制住化那个计划经济的鸟笼，必须首先抓牢上海这个笼把。陈云又是从上海起家的，所以他几乎年年要去上海，处心积虑地在上海培植他的亲信，陈国栋就是他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现在上海当权的吴邦国、黄菊等人，都是陈国栋在上海主政时提拔起来的，九三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陈国栋还担任着上海顾问委员会主任，一直保持着他的政治影响力。
阮铭先生认为，上海派不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热心于改革开放路线，他们总想在邓小平与陈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中间派的政治特色。从历史上看，上海派从来就没有偏向过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总是躲在中问。如果要说有所偏向的话，无宁说是中间偏陈。这也是上海的历史地位决定的。
其实，阮铭先生的这番评论甚至已经被朱镕基认可。朱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以前，曾经在全国人大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上海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模范执行区”。
一位原来参与过上海如何改革争论的大陆经济学者宏悟先生九二年八月也曾在《民主中国》杂志上撰文说：在第一个十年改革中，上海的作用与影响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来自于上海经济改革中的战略地位和上海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征。同时也来自改革派和保守力量在上海改革与发展问题上的“博弈”。
改革伊始，上海就成为关注的重点。一九七九年夏季，根据北京有关方面的意见，由一批学者和专家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前往上海，对上海的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形成了若干结论。其中包括：上海的产业结构是落后的，因为上海是一个产业品种俱全的区域，没有形成自身的重点产业，技术密集形产业比重低，第三产业（广业的服务业）落后于加工工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严重滞后于其他产业的发展要求。能源产业相当薄弱，与此同时，上海众多的中小企业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技术改造的任务十分紧迫。
总之，上海现存的产业结构是难以支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高效益的经济发展的。至少从上海的产业构造上看，上海在衰落之中。
上海走到十字路口
针对上述情况，改革派提出“上海产业改造论”，其含意包括：第一，开展大面积的技术改造：第二，进行一部份产业转移，即把那些劳动密集的产业向上海周边地区扩散，促进上海自身的产业升级：第二，推动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第四，加强能源工业的建设。
然而，这针对上海工业衰落的“改造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是因为上海从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成为计划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上海的财政上交始终名列前茅。对上海的产业实行大规模的改造，势必引起原有计划经济体系的动摇，特别是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人。因而，上海产业的改造在改革初期，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大概在一九八一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位叫沈峻波的学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的二个第一和十个倒数第一》的长篇文章，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上海的发展问题是，在获得经济增长速度、上交国家利润等方面的第一的同时，在居民主房、交通、环境等方面则是倒数第一。
这篇文章在上海和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中隐含着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上海发展模式的批评，使上海人民看到了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更触发了人们思考和正视上海全面衰落的问题。文章发表后不久，北京的“计划派”及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有关人员，即对该文进行了猛烈批判，《解放日报）被迫检讨，支持沈峻波的意见没有了。
但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必然要遭到无情惩罚，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工交企业普遍呈现增长率和效益下降的现象，挖掘潜力的种种作法已径回天无力。
不仅如此，上海在过去三十余年忽视人民生活改善的欠帐期已经到头，改善住房、交通、“菜篮子”的呼声日益强烈。上海终于走到了十字路口，或者照原样走下去，或者全面进行产业改造，并偿还多年的人民生活“欠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几次到上海重复强调关于上海发展新模式的看法，其中，赵紫阳提出，要给上海“换气”的机会。赵紫阳比喻，就像游泳需要“换气”一样，上海要振兴，首先要有足够的“换气”时间，要给上海以较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多一些的财政流程。
然而，赵紫阳的一系列主张，在上海并不能得到有力贯彻，特别是陈国栋当市委书记的时代，当时上海老百姓有句话：“国栋不动”。究其原因，“计划派”视上海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基地，任何最终引起体制变革的措施都是要抵制的。
南中国的政治中心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上海作为亚太地区经济中心，特别是在金融、商业、甚至加工工业等方面的中心地位，已经完全丧失。虽然说起来上海仍还算是整个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上海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已经由远东的经济中心，演变为南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个特殊的城市从中共建国之始，就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特殊的政治关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邓小平时代。
五十年代，被武装斗争的全线胜利和建政初期经济建设的高速恢复成绩，冲昏头的毛泽东等一批农民领导人突发奇想，修正了他们一直奉为圣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繁荣阶段的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取得跨阶段的直线成功。于是，全面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上海这个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最为集中的地方。
这种利用专政手段，对资产所有者进行强制性的无偿剥夺，说到底还是一种政治斗争。再往后，由于当时上海市主要领导人：在中共上层两派矛盾力量斗争时，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使得上海成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毛泽东和江青以上海为基地，利用其在全党和全国老百姓中的威信，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对手刘少奇一伙。
从此，虽然来自上海的“四人帮”已经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中占据要津，但上海始终是与北京并列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驾崩时，上海政治力量居然已经发展到可以组建强大的“第二武装”的地步。
邓小平时代开始以后，上海作为南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削弱，就像北方的北戴河成为中共高层的“夏日离宫”一样，上海几乎成为其“冬都”。每年冬季，掌握中共实权的元老级人物几乎都要到上海避寒，无论是改革派的邓小平、杨尚昆，还是保守派的陈云和李先念，这就决定了上海市党政军领导班子，逐渐形成了为两派都能接受的特色。
凡是能够在上海立足的市一级领导人，都必须具备两头不得罪，两头都要讨好的本领，无论他们本人内心到底对经济改革问题持什么态度。
那么，由此说来，当初朱镕基被派往上海时，他在陈云眼里的印象至少用“不坏”二字概括，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下，如果不是至少被陈云认可的干部，也没有可能被派到上海去，尤其是没有可能被派到上海去担任党或政府的一把手。
已经被证明的消息是：在朱镕基被宣布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他还在国外访问，回国后立即被陈云在上海召见，并要他搭乘自己的专机一同去北京上任。此间，陈云非常友好地向朱镕基表示：你当上海市长我是非常支持的，你到中央工作我也很高兴。按着，又送给朱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几句话。
两头讨好是上海领导人的特色
一位大陆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评价说：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共高层及经济理论界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的抗争持续了十几年，到中共十四大上才算真正告一段落。在这段时间的抗争中，“计划派”中又分为开明派和保守派；“市场派”中方分成激进派和稳进派。其实从朱镕基的经济思想来看，至少他在杜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经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并不属于“市场派”，而是属于“计划派”中的开明派。
如果这种分析正确的话，那么朱镕基后来被提名担任上海市市长，能够被中共高层改革和保守两派人物双双接受，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至于为什么已经内定朱镕基出任上海市长，在中共十三天上，却仅仅给他安排中央候补委员？一位出席中共十三天的干部透露说：自中共著名左派理论家邓力群，在十三大上的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之后，外界纷纷猜测其他几位落选者是谁。八八年四月以后，人们看到朱镕基当了上海市长，就误以为他也是十三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的落选者之一。
持这种分析者的根据是，按照惯例，中共的直辖市政府第一把手，不应该仅仅安排成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因为十三大上三个直辖市的市委第一把手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可见中共高层对三个直辖市领导人员有着特别的重视。但事实上，中共高层确实是在十三大之前，仅把朱镕基安排在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中。
至于中共仅仅安排朱镕基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真正原因，前述这位人士分析说：这件事只能说明当时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朱镕基并没有进一步提携的想法。根据他的年龄，从八八年当一届市长到九三年上海市政府再次换届时，正好六十五岁，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年轻化”规定中的部级领导的年龄上限。所以，既然只担任一届上海市政府第一把手，其党内职务安排成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都关系不大。
结果，因为当时这一安排，导致四年后朱镕基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的职务还只是一个候补中央委员。
从九一年四月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这一年半时间里，朱镕基自然要因其行政职务的重要，列席一些政治局会议，但因为仅仅是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朱镕基表现得十分尴尬。
仅具中央候补委员身份
关于大陆三个直辖市的党政领导人，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眼里到底重要到什么地步，在中共内部也有不同说法。在中共十三大进入政治局委员序列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瑞环，自认他的出头，并不是因为天津市地位的重要，而是因为他本人在诸如邓小平等人的眼里，是一个可以再次委以更高职务的重要人选。
但是，因为中共高层的复杂政治矛盾，所以当时也不好让李瑞环在中央的地位显得过于突兀，这才有人出主意，干脆让三个直辖市的市委第一把手，统统进入政治局委员序列。
据说：李瑞环曾私下对人讲，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得以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序列，完全是沾了自己的光。
朱镕基调上海工作之前，一直是住在位于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一带的国务院高干宿舍区里，与著名的钓鱼台宾馆只隔一条马路。当时，朱镕基虽然也有一辆专车，但每当与进出钓鱼台的国宾车队遭遇时，他的专车也只能和出租汽车、公共汽市、大卡车等同样被一脸霉气的交通警察截住，司机如果稍有不慎，以致停驶不及的话，还免不了要被警察喝斥一顿。
这是因为在北京，国务院的正副部长都还不够大。交通警察只买副总理以上领导干部的帐，到了这一级地位的车子，不但牌号特殊，而且就有警笛装置了。
每当遇到这一时刻，朱镕基都会感慨万千。十三大之前，每当遇到像王兆国、郝建秀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国宾车队里时，朱镕基自然就更不服气。
王兆国一九六二年才考人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而在这十一年前，朱镕基就已经有资格代表共产党政府到这所大学去训话了。至于郝建秀，朱镕基以国家计委副处长的身份，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做报告时，这个刚刚从青岛进北京的挡埤女工，还没有资格到场听讲，因为当时郝氏仅仅是这所学校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的一个“调干生”。
而中共十三大以后，朱镕基虽然跻身于中央候补委员序列，但当他看到李铁映（十三天上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样的人，居然也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夹在国宾车队里耀武扬威时，心中自然更加愤愤不平。
当年朱镕基奉调进京当国家计委处级干部时，李铁映只是一个鼻涕还没擦净的中学生。朱镕基到中学里给学生们演讲，讲述自己在“解放前”，如何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英勇斗争时，李铁映和他的小伙伴们，还得先行一个礼，再问一声叔叔好！
临去上海之前的一个傍晚，朱镕基约一个私交甚好的部下晚餐。饭后他们从家里出去散步，绕过钓鱼台国宾馆，漫步走到玉渊潭公园的八一湖畔，眺望北京西郊的大片田园景色。可能是因为农田和菜地，令朱镕基回想起在右派农场劳改的情景，他不禁感慨万千。
人比人气死人
“我眼看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朱镕基长叹了一口气：“要不是那倒霉的二十年，可以多干多少事情呵。这次紫阳同志让我到上海去，和年轻干部的“外放”可不是一个性质。到上海干一届市长，五年下来，六十五岁了。正好是中央规定的省部级干部离休的年龄。所以，今生今世有机会真正为党和国家干点事情，为中国老百姓做点好事，只有这五年的机会了。可惜这上海一行，既是我放手干事情的事业起点，但也是终点。”
朱镕基的这位部下虽然连连点头称是，但他心里相信朱镕基未必甘心将上海之行，当成自己事业成就的终点。
这位当年的部下评价朱镕基说：朱镕基身材高大，南人北相。平时给一般人的印象也是性格同形像一样粗犷。但是，这个人既是聪明透顶，同时也城府极深。他当年去上海时就已经作好了回北京的准备，当然后来的形势发展，使得他的晋升计划加快了步伐。但即使形势只是正常发展，也就是说九一年时他没有被中途调进国务院，那么在九二年的十三大上进入政治局，九三年初的八届人大上当国务院副总理仍是有可能的。虽然朱镕基在九三年初就六十四岁半了，但到了副总理以上这一级，这个年龄还不算老。
既然邓小平那一代已经在现职领导岗位上一个不留，那么中共领导层总要有一批“解放前”参加革命，为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冒过风险的人，组成领导核心的中坚力量。除了“自己的子弟自己放心”之外，中共领导层的组成人员中，像乔石、朱镕基、陈希同等靠红色学潮起家的共产党干部，从对这个政权的感情上讲，也要比胡锦涛这一代人可靠，至少实际控制着中共组织、人事大权的陈云等政治老人是这样想。
无论是朱镕基，还是江泽民、李鹏等人，为什么都对自己对外公开的简历中关于“参加工作”的时间问题那样看重？原来在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部考察时限。在此之前参加中共工作的自然意味着为“打江山”出过力、流过血和汗，所以就有可靠、可信的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度。
按照朱镕基当年部下的评价，显然朱镕基是在到上海的同时，就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在中共官场中的政治前途的下一步。当然，朱镕基当时还没有想到他到上海工作才一年多时间，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九学潮事件而，并此招致“六四”镇压事件。
无论朱镕基内心对“六四”镇压和被镇压者双方持什么样的态度，无论大陆及海外对于朱镕基在此问题上的评价，是否全面和符合事实（更多的事实目前并没有被外界全部知晓），无论中共高层，尤其是坚持不给“六四”平反的邓小平，在“六四”的问题上如何看待朱镕基的表现——，我们都必须承认，“六四”事件给朱镕基提前晋升中共权力核心层，提供了一个机会。
掌握晋升权力核心机会
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天上安排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他有接任更高职务的可能，而是因为他是北京市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
从赵紫阳的角度考虑，所有迹象都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六四”，他几乎没有可能会在八九年就离开总书记的宝座。就是在胡耀邦患病但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李鹏到日本访问，在回答他与赵紫阳的关系问题时，还拍着胸信誓旦日一地保证合作愉快。
可以说，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江泽民到中央工作，当然也就没有朱镕基以党政大权一把抓的前提，在上海大展拳脚的机会。再往下分析，也就几乎没有他九一年就离开上海，到国务院工作的可能。
当然，如果没有“六四”，凭朱镕基的能力、在上海的工作起色、与中共各元老的关系等等方面的条件，待任满一届上海市长后，再于九二底进入中央政治局，九三年初进入国务院仍是可能的事。
可是，继续推演这个假设的话，没有“六四”，也就没有李鹏的声名狼籍和人人喊杀，也就没有他在九三年春的人大“选举”中丢失几百张选票的恶果，甚至也就没有他九三年四月开始的“重感冒”久治不愈（从心理压力自然导致疾病的角度来看）。那么，自然也就没有从九三年四月以后开始的，朱镕基面对宰相宝座，态势咄咄逼人的局面。
一位中共国务院的官员分析说：朱镕基将来能否在共产党转型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就要看邓小平是否能够把对朱镕基的强力支持，坚持到他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待邓小平死的那一天，只要朱镕基还留在台上，就有好戏看。因为“六四”事件，给朱镕基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一旦邓小平去世，一旦中共政权需要凭借平反“六四”来苟延政权的寿命，即使是对朱镕基反感加妒嫉的一批中共高级干部，也必须拥戴朱镕基，也必须同意由朱镕基来取代任何一个有“六四”血债，或在“六四”后的政治清查等问题上：手段毒辣的中共领导人（不仅仅是李鹏）。
“六四”事件发生以后，江泽民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把百废待兴的上海留给了朱镕基。形势又发展了三年多以后，朱镕基再次取得了同江泽民面对面起坐的资格。那么时光再过去三年、五年以后呢？
一位中共高级干部说：“六四”以前，江、朱二人面和心不和，各自都在挖空心思，竞相攀比，看谁在中共元老那里最会争宠，看谁在上海百姓面前最会作秀，看谁在上下左右更能够八面玲珑。本来，人人都觉得“小江”根本不是“阿朱”的对手，谁知“六四”枪声一响，“小江”竟一下把“阿朱”远远甩住了后面。可是，政治斗争绝不能仅看一时之高下，官场角斗更不能只论半场之输赢，“阿朱”的好戏还应该还在后头。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