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应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那句老话，满怀一腔抱负的朱镕基，欲在中国大陆的政坛上大展身手，就必须先经受一番政治风雨的磨难。
朱镕基之所以有了在当今中国大陆这个风险无比的政治大舞台上，纵横驰骋的机会和攫取宰相宝座的才能，也是因为这那五年的劳改生活，不但没有使他消沉，反而成为他积蓄内在政治势能的一个必要过程。
虽然朱镕基在五八年被打成了“反党右派”并遭开除党籍，但在整个中国大陆的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及无数“右倾机会分子”中，朱镕基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不但是毛泽东要搞所谓“阳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内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在助纣为虐。因而，一般从党和政府机关干部中被挖出的右派，无人敢同情、敢给他们讲好话。
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因为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把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与所谓“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它反动派”相提并论，正式有了“地、富、反、坏、右”的说法，从此右派分子的社会地位就同“反革命”，甚至各类刑事犯罪分子完全一样了。
五年劳改换回难得人生经历
但不知是因为上面有人暗中保护，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朱镕基只在右派农场劳动了极短一段时间，即被原单位召回另行分配工作，成了国家计委业余学校的一个普通教员。
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充份利用了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同时，既然是当教员，就必须功有自己的文化和理论的不断充实。这样说来，比起大多数长期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来讲，朱镕基真的是比较幸运。
一九六二年，朱镕基因为“思想改造”较好，而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即结束了教员工作，被召回国家计委机关，在国民经济综合局从事业务工作。因为还属于政治上的“内控人物”，所以这段时间里他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是给了他一个工程师的业务头衔。
“文革”开始后，“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埂、右”）更是成了运动中首当其冲的“阶级斗争对象”，朱镕基也立刻被国家计委机关的“造反派”命令“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好在运动的重点很快就被“伟大领袖”引导到“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方向上，当年将朱镕基打成“右派”的人反而成了“运动对象”。所以，朱镕基仅仅是在少数几次“革命大批判”会议上，给“走资派”们当了当陪衬，没有受到太多的皮肉之苦。
不过，因为他在五八年以前，曾经当过计委领导人的秘书，而计委的领导人在“文革”初期，几乎都被打成了所谓“走资派”，所以“造反派”们还是要在这个问题上找庥烦，不时让他交待，曾被他刀笔伺候过的几个计委主任、副主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甚至当年主持把朱镕基划成“右派”的一个计委领导人，此时竟也被罗织出一条包庇“反党右派朱镕基”的罪行。朱镕基没有办法，只好证明那位领导人在反右斗争中从来没有对他表现出“心慈手软”，这当然是朱镕基的心里话，当时也有效地为那位计委领导人开脱了一项“罪名”。
到了“文革”中期，轰轰烈烈的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于是，朱镕基被列入首批“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于一九七零年中被下放到农村地区在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再次劳动改造，而且一斡就是五年。在这五年里，他喂过猪，放过羊；负责过厕所清粪，也当过伙夫。另外，还学会了插秧、割麦、田间管理等各种农活。
回忆往事，朱镕基感慨良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许多原来不懂的事情和道理。深深地了解了广大群众的疾苦。
二十四年还是副科长级
到了一九七五年，整个中国大陆虽然政治高压一直末减，但已瘫痪了好多年的机关、学校等还是开始了一定的程度恢复。于是，当年从北京城里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也都陆续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
朱镕基在计委已经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却在几经周折回到北京后，赶上中共刚刚把在五年前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从新分出，正好需要技术干部。于是他被发落到石油工业部管理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复健后的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为康世恩。康世恩是朱镕基清华大学前辈校友，三十年代曾与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共同组织和参加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不过当时朱镕基与康世恩的地位相距太远，曾世恩也不会想到要重用他这个校友。
到电力通讯工程公司以后，朱镕基开始一段时间，仅仅被安排从事收发的文书工作，倒顶了个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副科级）。
此时的朱镕基，回想起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被任命为计划处生产计划室的副主任，如今二十四年过去了，才又被重新任命为副科级干部，不禁唏嘘长叹了一番“时运不济”。
感慨之余，朱镕基仍不改其自强好胜的秉性，坚决不愿将自己的志向，埋没在有用没用的文件堆里。经过一番上下疏通和“到艰苦的基层工作岗位上改造思想”的表白，工程公司的负责人，终于同意让朱镕基调出行政办公室，到基层从事技术工作。
从“文革”结束到一九七八年的一段时间里，朱镕基以副主任工程师的名义，带领一群青年学徒工钻山沟，涉大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去架设输电线路，安装变电设备。从设计图纸到指挥施工，从拉高压线到埋电线杆，朱镕基工作上“文武”双全，又从来不表现知识分子的架子，所以颇得所在工段上下一致的好评。
当时，朱镕基还属于有严重“政治历史污点”，明确规定只能“内控”使用的人物，所以石油部的下属单位能够给他一个副主任工程师的技术职称，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举措了。
使后来的朱镕基感到受益无穷的是，虽说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秘书位置上，一夜间滑落到人世间的最底层。但是他坚信这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生厄运，不过是“虎落平阳”，始终坚信总有出头之日。所以，无论是被“控制使用”阶段还是在下放劳改期间，他一直坚持在业务知识、理论素养方面充实自己，特别是没有中断他所偏好的宏观经济方面的理论学习和研究。
一九七八年才被恢复党籍
一九七八年初，刚刚从中国科学院分出，另起炕灶成立的中国杜会科学院，为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急于成立一批新的研究所，当时担任杜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中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立即主持建立了一个中国杜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自己亲任所长并广为招兵买马。
不久，马洪即将朱镕基收编。任命他为研究室主任，此职务是县、团级，即国家机关的处级，而朱镕基在被打“右派”之前的最高职务是副处级。
在此同时，工业经济研究所又从全国各地招进了第一批研究生，如今他们大都在各个重要部门声势显赫。而他们中间最为外界所知的，则是朱嘉明和陈云的长子陈元--现在朱镕基亲自兼任行长的中国人民银行担任第二副行长。
在朱镕基进入社科院工经所的前后，中共中央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转发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文件中说，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条件已经成熟。
同年九月，中共又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者全部进行复查，把“错划”为右派的改正过来。因为当时出任中国杜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的胡乔木，对右派平反问题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这才使马洪较快地从朱镕基的档案材料里，去掉了所谓“政治历史污点”。按着，又经胡乔木的同意，马洪在工经所主持给朱镕基恢复了中共党籍。
当然，在给朱镕基“平反”的决定中，已经写明他当年是因为“反右斗争扩大化”而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所以恢复党籍后，其党龄也还是从一九四九年入党的那年算起。
正式为朱镕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向朱镕基展示从他档案里抽出来的“右派分子”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份决定，然后付之一炬。
组织部门负责人对朱镕基说：从现在开始，党还了你的清白之身，你的档案材料里已经不再有任何“历史污点”，你应该感谢党中央政策的英明伟大。
朱镕基一言不发地看着那一张张记载着他的“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感慨万千。就是这几张字纸，竟像一座大山一样压了他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来，他忍辱负重，甚至当牛作马；二十年来，他从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说错半句话。如今，上面一句话，下面一把火，就算是还了自己的“清白之身”。可是，这二十年的青春该向谁去讨？
想到这里，朱镕基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要向共产党讨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家破人亡。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够亲自驾驭这个党呢？
马洪封朱镕基恩重如山
朱镕基同马洪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马洪长朱镕基八岁，参加中共革命的时间却要比朱镕基早十一年。他一九三六年就在山西参加了中共外围抗日组织牺盟会，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共，三八年赴中共根据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是中共自己培养出的理论工作者。
中共建政之初，马洪奉调中共中央东北局，先是担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即升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和东北局副秘书长，同时还担任过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所以，在东北工作期间，朱镕基即是马洪的下级。
高岗和李富春先后进京主持国家计委的组建工作后，马洪与朱镕基同时以支援中央干部的名义进京，马氏任国家计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务，朱氏则任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等职务。主任办公室本来就是在秘书长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所以这一段时间里，朱氏成了马氏的直接下级，二人工作接触更多，私人关系也日益深远。
“高岗事件”后，马洪被打成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并被毛泽东点名，自此则长期不被重用。待朱镕基成右派分子后，两人自然也就惺惺惜惺惺，用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自嘲或共勉。
马洪在“文革”结束后首先提携朱镕基，其中自然有“同命相怜”的一面，但是否也有原来与高岗关系的原因在其中，就不得而知。
后来，马洪因为自己的元老资格，职回升得一度比朱镕基要快，曾先后担任过中国杜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但后来则因为年龄偏大等原因，终于在正部级的领导职务上原地踏步数年，再没有机会继续升迁了。
待朱进入中共权力核心层时，马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他现在的主要职务是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被朱镕基尊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元老级顾问，其门下网罗了大批经济理论界的智囊人物。像被称为“吴市场”的大陆著名“市场派”经济理论专家吴敬涟等，都在他手下任职。另外，当年赵紫阳智囊班子中一批“六四”以后没有受到太重处份者，有一部份也归入了马洪门下。
党内黑手
朱镕基九一年从上海调进中央出任副总理后，当时香港《潮流》杂志上曾载有言忍宽先生的文章，介绍朱镕基一九七八年，曾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高级研究班进修，但中共所公布的朱镕基简历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笔。
经向朱嘉明先生证实，朱镕基确实是在七八年即已经被马洪收编进工业经济研究所。而言忍宽文中所说的朱镕基是在七九年才进入工经所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朱镕基七九年已经到了国家经委。
在工经所的一段时间里，朱镕基似无太多著作，被外界所知的，仅仅是一篇对当时由华国锋主政的中共高层盲目制定的过高而不切实际的经济计划指标，表示异议的文章。同时，他还提出建议，希望中央政府要尽快 立一套严格的制度，对贪污、受贿行为严厉惩处。
有意思的是，朱镕基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期间，大陆青年经济学家、曾是赵紫阳智囊班子重要成员朱嘉明，一度为朱镕基的助手、秘书。
朱嘉明其人一直是赵紫阳主政时期，被中共高层十分看重的青年经济学家，后来，因为中共政权八九年的“六四”镇压持坚决反对态度，与陈一咨等人起草“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大学生绝食的天安门广场公开广播宣传。声明中要求中共“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这个“三所一会”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陈锡文）、中国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朱嘉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负责人王军涛和陈子明）。自此，“三所一会”成为所谓的“动乱黑手”，而其中的“三所”因为均有中共高层之背景，故被中共政权中的主杀派李鹏等人指认为“党内黑手”，而这个“党内黑手”的最大后台自然是指赵紫阳。
但是，无论是“党内黑手”还是党外“黑手”当时都已经无法左右形势，就在天安门开枪屠杀的前夜，朱嘉明愤而辞官出国，从此彻底站到了中共现政权的对立面。从一九九零年开始，朱嘉明成为被中共 视为“反动组织”的“民阵”理事长。大陆在海外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合并组成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后，朱嘉明再次当选理事长。
更有意思的是，朱镕基刚刚进入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时候，党籍还没有恢复，而在工经所恢复朱镕基的党支部会上，朱嘉明非常严肃地投下了同意的一票。同朱嘉明一起投票同意恢复朱镕基党籍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陈云长子陈元。
从此以后，虽然朱嘉明和朱镕基先后从工经所调出，但直到朱镕基去上海工作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之间关系一直相当亲密。
从国家经委开始步入中共高层
当时，朱镕基和朱嘉明都擅长宏观经济方面的理论。同时，两人都自恃才高，也都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在去上海工作之前，朱镕基最为看好的两个青年经济学家是朱嘉明和娄继伟。接到赴上海工作的正式通知后，朱嘉明感觉自己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与朱镕基有观点相左之处，故没有随朱镕基赴上海工作，而当时名气还不如朱嘉明的娄继伟则随朱镕基而去。
娄继伟到上海不久，即被任命为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朱镕基回京高就后，娄继伟仍然是鞍前马后，先是任国务院体政委宏观司司长，不久即升职为朱镕基亲自主持的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官至副部级。
一九七八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共五届全国人大上继任国务院总理，宣布正式恢复国家经委，原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思，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次年，康世恩即调朱镕基进国家经委当燃勤局处长。一年多后，朱镕基升任综合局副局长。不久，即又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
按照大陆的职称序列，高级工程师相当于大学里的教授或副教授，研究机构里的研究员或副研究员。
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是中共经济决策体系中的两大支柱，前者负责经济工作的执行面，后者负责宏观经济的政策面。中共仿效苏联体制，于一九五二年底为规划《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化》，成立国家计委。两年后又成立国家经委，由薄一波担任第一任主任。
国家经委的主要职能是主管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检查，统一负责基本建设、铁路交通、财政金融、内外贸易等经济技术活动中需要组织协调事项。
一九六七年薄一波被撤销职务，国家经委也处于半瘫痪状况，到七零年干脆被撤消，与国务院工交办公室、全国物价委员会、物资部、地质部，劳动部、国家统计局等机构一起并入国家计委。
不料，在八零年八月，康世恩因涉及“渤海二号”沉没事件，被记大过一次。接着，他又分别于八一年三月和八二年五月先后被免去国家经委主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转任中顾委常委，从此淡出政坛。
好在朱镕基的升迁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八一年三月，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接替了康世恩经委主任职务。袁宝华五、六十年代先后主管过中国的冶金工业和物资管理，任过冶金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六零年还一度担任过国家经委副主任。后任物资部部长，七四年起至八一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升任副部长级职务
袁宝华的经委主任只当了一年两个月，在他任上，朱镕基的副局长职务，原地踏步未动。但据说朱镕基曾被袁宝华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即有理论、又有长期实践经验的专业干部，故在经委委员会议上，时常对他进行表扬。
一九八二年五月四日，中共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决定将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建筑材料工业部、国家标准计量总局、国家计量总局、国家专利局等八个国务院机构合并，成立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
刚刚从安徽省书记任上回到北京的张劲夫，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此举意味着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升格，恢复了五十年代时经委与计委同级的规格。
五月二十六日，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张劲夫在会上宣布了新经委组成机构及领导干部人选，朱镕基被宣布为国家经委委员和新设立的技术改造局局长。
经委委员的头街并不是每个局长级干部都能够挂上的，从这个时候起，朱镕基算是已经开始在中共政坛上初露头角。
张劲夫历任浙江省财委主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长期担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文革”前虽然一度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过去与朱镕基却无工作上直接的渊源，更谈不上私交。
当年朱镕基在国家计委被打成右派时，张劲夫根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不过好就好在张劲夫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思想意识比较解放，平时就非常器重其手下有才华的干部。再加之马洪与张劲夫私交甚好，能够在张劲夫那里说得上话，这一切就构成了朱镕基在国家经委继续晋升的良好条件。
一九八三年八月，张劲夫提名获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朱镕基登上了经委副主任兼委党组成员（副部级）的宝座，这为他日后步入中共最高层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当时，朱镕基已经五十五岁，而按照前一年中共才发布的《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六十五岁，副职一般不超过六十岁。”所以，如果朱镕基在这个时候还不能晋级到副部长级的话，一旦耗到接近六十岁之龄，即使再有能力，也不会被考虑为“接班人”对象了。
连升四级
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朱镕基以经委副主任名义，会见了出席国际沸腾燃烧应用技术会议的各国与会代表。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以中共国务院部门领导人的身份向国内外人士亮相。
八四年四月，朱镕基兼任了中共国务院非常设机构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的第一届副理事长。同年五月，应母校清华大学的盛情之邀，兼任了该校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同时授给他教授职称。
同年九月，张劲夫再任国务委员，但国家经委主任职务并没有交给朱镕基，而是由另一资格比朱镕基老得多的副主任吕东接任。好在由于吕东的晋升，朱镕基的副主任排名也依次提前，而党内职务则由党组成员升为党组副书记。
吕东与朱镕基也是老相识，五十年代初期吕曾在东北主管重工业，任过东北工业部副部长。五十年代初同朱镕基前后成为支援中央的干部调入北京，先后任国务院重工业部副部长，冶金部副部长、部长，三机部部长等职。当时经委内部也有人传说，朱镕基能够当上经委副主任，还是因为吕东从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八五年到八七年，朱镕基在数名经委副主任中排名一次次靠前，此间，受中共称之为“红色资本家”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荣毅仁先生的邀请，兼任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董。
一九九二年十月，因为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序列，所以被人们评论为“连升三级”。实际上，因为他在一九八八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这个职务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间还隔着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三级。所以，也可以说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大上党内职务是“连升四级”。
不过，他在九二年的行政职务，即已经从正省级升到国务院副总理，要照中共的干部级别来评定的话，他在十四大上也只是升了一级。中共的干部序列排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规定，中央党、政、军“五大班子”的五个正职领导人（即党中央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加上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排为一级；政治局委员及五大班子副职拼为二级，以下类推。
但不论朱镕基在十四大上升了几级，反正是十四大以后，海外再次掀起了一股“朱镕基热”，许多报刊都预测他将在九三年春天召开的八届人大上接替总理职务。因为李鹏在十四大上仍连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排名仍是第二，于是海外报刊便臆测李鹏的行政职务，可能改为国家主席甚至政协主席。
邓小平秘书之迷
同时，为了证明朱镕基接任总理职务的可能性，海外报刊亦不断刊登出朱镕基种种政治背景的内幕消息，其中最具爆炸性的，莫过于朱镕基曾经当邓小平秘台的报导。
九二年十二月出刊的香港《开放》杂志中披露说：朱镕基为什么会在短短十年内从一个司局级官员，快速晋身中央决策高层？一位曾多次采访过朱镕基，据说还有一定私交的记者，道出其中原委是“朱镕基早年曾给邓小平当过秘书”。
消息说：“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治理、整顿过程中，由于邓小平要全面了解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热以及采取紧缩措施后的情况，便将当时任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的朱镕基调去当秘书，负责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提出建议。这时朱镕基还兼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可说是有实践，有理论，见解颇受邓小平欣赏。当了半年多秘书，他回到国家经委，在技术改造局局长任上过渡了一下，即被提升为经委副主任，具备了后来当上海市长的资格。”
这则消息当时被刊登出来以后，似乎还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时隔半年，香港《经济日报》又将此消息稍作修改再次“披露”，这次引起其他传媒的热切反应。因为此时正好李鹏久病不愈，这样的消息自然可以为朱镕基将被“扶正”做新闻注脚，一时间，美国、台湾的华文媒介及各国的一些西文媒介纷纷转载。
这则消息，虽然一时难以断定其核心内容是否符合事实，但消息中却有几个细节是错误的。无论朱镕基是否在八二年给邓小平当过秘书，他当时至少不是消息中所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院长、教授”。朱镕基应聘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是在一九八四年，此时他早已经是经委副主任了。
再者，上述消息中所说的“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治理、整顿”也是一个奇怪的说法。“治理、整顿”这个说法，在中共建政史上第一次面世，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全称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在此之前，中共虽然也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有过政策上的时松时紧，但八二年中共并没有针对所谓“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采取过什么“紧缩政策”。
熟知中共高层内幕的朱嘉明说当年从未听说过此事，而几位出身中共高级干部圈子里的人士则认为，朱镕基当时作为国家经委的干部，应召到邓府汇报工作或介绍经济形势是可能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内经常被召到邓府也是可能的，不过这算不上是给邓小平当秘书。
当然，如果朱镕基真的给邓小平当过一段时间秘书，在中共对外公布的朱镕基简历中也不会公布。
首次接受《人民日报》专访
一九七五年，朱镕基曾感慨自己虽然从五一年大学毕业即担任了副科级职务，但二十四年以后，仍要从这个起点上从新开始。可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仅仅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就从副科级跃进到了副部级。
套用中共地方干部序列比较的话，则相当于五年时间从一个副乡长升至副省长。这个升迁速度的确是够快了，而之所以能有这个结果，除了个人能力、客观机遇等方面的因素外，擅长宏观经济理论，也是朱镕基职务上升的重要前提。
朱镕基在经委副主任的职位上徘徊较久，前后达四年半时间。但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却给他日后主持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工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经验。
多年来，中国大陆货仓里积压着不少货品，朱镕基在经委工作时，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能做一篇大文章，一度很重视清仓和考核工作，以改善企业营利、提高经济效益。
在一九八七年初，朱镕基曾对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钢材的情况作了一次清库调查。他发现，一九八六年底全国钢材比前一年底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周转期达六点三个月。超储二百万吨，超储资金十亿元人民币。一九八七年第一季库存又增加一百九十万吨。
他当时认为：一方面钢材供不应求，市场价格猛涨，一方面库存又大量增加，这是极不正常的。造成这种现象乃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生产单位为索取额外好处，不按品种、合同交货，而不少用户单位并不按需要，乱买乱进，储贷待涨。
朱镕基怒斥：这是一种不正之风。中共的刊物为此宣传说：朱镕基的工作细致，还在于他要求各主管部门找出超储积压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安排好清仓工作和其他工作（包括运输、市场、企业经营的配合），一举改善积压问题。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国内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的文章，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首度专访朱镕基。
这篇报导给朱镕基一次以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同公众陈述他的经济观点的机会。到他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文中所陈述的经济形势，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朱镕基对付所谓“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的大概思路，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九一年一到国务院工作，就坚持设立生产办公室（后改为经贸委）的原因。
一九九一年，外界评论大都认为，朱镕基当了副总理以后坚持要设立一个由自己亲自挂帅主持的生产办，就是为了向李鹏通过邹家华所控制的国家计委分权，即纯粹是出于政治斗争，或者说权力斗争的需要。
晋升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
事实上，朱镕基坚持设立生产办并不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简单。如果仅仅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的话，那么在中共十四大上朱镕基已经在党内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务院则取代了原来姚依林的地位，且手中分管的权力机构，也比当年的姚依林揽在手里的还多，为什么还要在保留生产办建制的基础上，将其扩大成经贸委呢？
八七年十月，朱镕基在中共十三大上被提名中央候补委员，虽然中选，但所得选票数较低，在一百一十名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中，他名列九十一。究其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朱镕基虽然在国家经委机关很有影响力，但在全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知名度。
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曾想到朱镕基不久会主政上海，更没有想到他会被人认为是“中国的戈巴契夫”。导致四年后朱镕基成为国家领导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的职务还只是一个候补中央委员。
八八年四月在中共七届人大上，李鹏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随即着手对国务院的机构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改革，在撤消原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统一发挥此两委功能的新的国家计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继续兼任国家计委主任。
撤消国家经委的决定，在八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即已确定，而且也不可能是李鹏一个人的主意。
根据当时的设想，撤消经委，将其职、责、权归于计委，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国特色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以体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按照中共政权的权力运作规程，政府机构的重大变动，从来都是先要由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然后在党的某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对这些政府机构的变动及新任领导人的人选，进行“投票表决”。
在决定国家经委撤销时，因为年龄的关系，中共政治局事先已经决定经委主任吕东“退居二线”，所以让他在十三大上，只“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而经委的其它几个副主任，则根据其年龄及工作能力分别被安排到其它部门或地方工作。
大概是从一九八七年六月左右开始，朱镕基已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张劲夫问他是否愿意到香港出任港澳工委主任许家屯的副手（仍是副部级），朱镕基表示非常乐意。于是，张劲夫向许家屯推荐：“朱镕基有水平，能力强，思想开放。”
张、许二人商量好，由许家屯向中央要人，张劲夫向中央推荐。但过了一段时间，中央没有消息，许家屯这才知道朱镕基已经另谋高就了。
在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期间，赵紫阳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已经约见朱镕基正式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调时任上海市委记芮杏文进中央书记处工作，时任上海市长兼市委副书记江泽民将改任市委书记。因此，中央决定调朱镕基去上海，接替江泽民的市委副书记职务，待上海市人大召开时再正式接替江泽民的市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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