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地长沙是中共早期活动主要基地之一，中共创始人毛泽东、何叔衡二、三十年代曾在长沙掀起新文化运动，兴学办报，宣传赤色理论。虽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势力都无法在长沙城里进行公开活动，但当时赤色即为“进步”，激进才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诉求，已经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就如同现今中共集权统治下，仍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反叛思潮一样，朱镕基在长沙时虽然年少，但他所在的中学是最容易被赤色宣传渗透的地方。再加朱镕基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贫寒的家庭环境，这一切都为朱镕基进入大学，正式走上社会后立刻崇尚共产党红色革命，并很快成为中共外围组织团结拉拢的“红色进步青年”奠定基础。
这段“进步青年”的经历，为他日后成为中共领导人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基础。不过朱镕基在追随中共之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后，他竟被他所效命的共产党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打成“反党右派”。
一九四七年夏天，朱学方好不容易才借到一笔钱，立刻打发一侄一子赴上海报考大学。“三场”既毕，捷报传来，兄弟双双“中举”。而朱镕基更是一石两鸟，同时被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录取。随即，他于同年八月赴北平，正式进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清华大学生涯
就在朱镕基刚刚进入清华大学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用密电把毛泽东的一篇文章《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给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党领导人，文章中说：“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百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贸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它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而这个“反饥俄，反迫害，反内战”的口号正是清华大学在四七年五月全校罢课示威时提出来的。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后，清华大学等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大受鼓舞，把北平地区，尤其是清华大学的赤色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以至清华校园被人称为“小解放区”。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清华大学的一些老教授回忆说：现在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很像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那段时间。当时，整个清华校园里，拥护政府的言论绝对没有市场，热血青年中，十之有八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中共的宣传，或多或少地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政府活动。而朱镕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清华大学，思想观点是自然非常快地倒向了左倾一边。
在共产党清华大学地下党成员的极力游说和拉拢下，朱镕基进校没有几天即答应要多做一些“进步工作”。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像许多中共学生地下党一样，不惜荒废功课也要“把一切交给党安排”，但在同他一样重视学习成绩的同学圈里，他算是最热心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蒋爱国学生运动”的。进校不久，他即正式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但仅仅是个普通盟员，没有在组织内担任任何职务。
海外的中共人事专家所著文章中，曾介绍朱镕基在大学三年级时，出任过受中共领导的清华大学赤色学生会主席。而中共新华杜九二年十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中，关于朱镕基的部份，仅仅提到了他大学时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共的内容，并没有介绍他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事。
朱镕基本人在八八年四月向上海市人大代表介绍自己身世时，也仅仅提到自己在大学读书时即投身学运，亦末提到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
中共地下党一般成员
朱镕基当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一位同班同学明确指出，当时朱镕基仅仅是个热心赤色学运的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一般成员，其地位距中共地下党的核心组织尚有好大一段距离。
不过，中共对外公开宣布的“朱镕基同志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入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一九四七年至五一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按照中共的惯例，在计算中共领导人“参加革命”的年份时，不一定按其入党时间开始计算，因为有很多中共老干部早在正式入党之前即已经开始为中共服务。
那么，朱镕基的简历中提到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想必是已经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里担任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负责工作。而他的这一经历，对于他晋升中共高层，并在中共高层中与其他人比资历的时候还是十分有用的。
对于朱镕基来说，如果在个人简历中仅仅说明自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不勇敢”，因为当时中共已经基本取得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并正式建国。而强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给人的印象就不一样了，因为一九四八年的北京还处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所以这个时候接受共产党的“红色启蒙”是做好为共产党的事业流血甚至牺牲之准备的。
在现在中共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江泽民、李鹏、乔石和刘华清都比朱镕基“参加革命”的年代早，而李瑞环和胡锦涛比起朱镕基来则是“革命晚辈”。
如果仔细分析中共十四大以后公布的中央领导人简历的话，就会发现至少江泽民和李鹏的俩历中，都强调了他们在正式加入中共之前即已经“参加工作”。江氏的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共，但“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而李氏的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入党，但却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参加工作”。事实上，李鹏一九四一年三月，只是刚刚被其养父周恩来从重庆接到中共根据地延安读书而已。
江泽民和李鹏之所以要刻意把自己的“参加工作”时间，提前到入党时间之前，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属于“抗战干部”之列。
按照中共政权对干部的资历划分，分别分成“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所以无论是朱镕基还是江泽民和李鹏，因为强调了自己在入党前即已经“参加工作”，就等于分别将自己的“革命资历”提前了一个时代。
革命资历的强调
在这种事情上如此认真，可能会被未能深入了解中共政权之种种特征的“局外人”看成是“小题大作”，其实不然。以中共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为“不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老干部规定出了种种优厚待遇一事为例，如果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参加工作”者，“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叫“离休”，且仍然享受在职工资的百分之一百。而在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后“参加工作”的，退下来以后则叫“退休”，而“退休”工资最高也只能拿到原工资的百分之九十。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即大陆的所谓“国家干部职工”在填写档案中的个人简历材料时，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为一个明确界限，在这个时期界限之前，只有具备了为共产党工作的经历才能是“参加工作”(与“参加革命”的说法是同义词)。
至于在这个时间界限之后，因为整个中国大陆已经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只要是当了一个公有制企业的工人或普通党政干部就算“参加工作”。比如李瑞环的“参加工作”时间是一九五一年七月，当时他是刚刚扔下锄头换了把斧子，从天津农村进北京当了一个建筑队的木工，其入党时间则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
胡锦涛的简历上则写明是一九六五年参加工作，一九六四年四月入党。原因是他刚刚入党时还是个清华大学的学生，而大学生在学习期间不算“参加工作”除非你是从工作岗位上进入大学学习的所谓“调干生”。
清华大学虽然是个理工科学府，但由于该校在抗战结束之后至中共和平占领北平之前一直是中共在北平进行地下活动的主要据点，一度有所谓“小解放区”之说，所以当时的在校学生担任中共赤色学运负责人者不是少数，当年参与中共学生运动的经历，自然成了日后活跃于中共政坛的重要资本。
清华大学及当时北平其他大学里有朱镕基同样的领导或参加赤色学运经历者，不少都成为日后的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比如已经在中共十四大时下台的中共著名左派、前国家教委第一副主任（现职为第八居全国政协常委）何东昌：在十四大上由原来的中央候补委员晋升至中央委员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现国务院国务委员兼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现职为第八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锡铭；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现职为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等。
至于已经离休或“退居二线”的中共高级干部中，出身于当年北平学生地下党者，更有数百人之多。
而当时包括朱镕基在内的这批中共赤色学运分子的领导人中，现在还身居中共政坛高位的有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
中共“清华帮”的代表？
朱镕基进入中共政权的核心层后，海外即有评论称他为中共政权内“清华帮”势力的典型代表。原因是中共高层中，除了上文已经介绍过的清华大学出身者外，还有一大批是中共建政以后陆续从清华毕业步入中共政坛者。
因为中共政权从邓小平时代以后开始着力提倡干部“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再加之随着时代的久远，靠“打天下”之功劳权居高位的大批“工农干部”已经辞世或离退，所以如今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无论是否真正具备所谓“四化”标准，但仅仅从学历上看，应该说是大都实现了“院校化”了。那么，如果以他们所毕业的院校划分的话，出身于清华大学者肯定是比出身于其他各校的都多。
早在五十年代，清华大学因其在整个大陆的学术地位，再加之当时中共又下令在该校设立了一批与现代国防科技密切相关的“高、精、尖”专业，该校又一度成为中共高干子女云集之地。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曾任中共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之子乔宗淮，和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等一大批“太子党”成员都留在该校入读。加上中共近年来重视提拔技术官僚，使清华大学成为培养当今中共高干最多的学校。
与清华大学齐名，以文科为主体的北京大学培养出的人才中，反而较少有人出任中共高官。北大的人讽刺说，清华大学的学生思想循规蹈矩者多，较符合中共选拔人才的标准。北大人则自由开放，不习惯买当权者的帐。
大陆民间有现在国务院由“留苏派”和“清华帮”控制的说法。“留苏派”的代表是李鹏，有人也因为江泽民去苏联学习过而把他也算做“留苏派”的典型代表，而“清华帮”的代表是朱镕基。
九三年七月初，因为曾有留苏背景的中共国务院国务委员李贵鲜兼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被免掉，而由主持金融、财政治理整顿工作的朱镕基兼任这一职务，于是海外媒介再次掀起了一场“留苏派”被“清华帮”击败的宣传热。
虽然这种划分无疑是过于简单，但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如今云集中共政坛，且有多人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均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对于朱镕基今后的“政治生态”或许有一种微妙的效应。
清华帮声势浩大
在中共高干中，四、五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者，除朱镕基和前面已经介绍过的人员以外，还包括中共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五零毕业放土木系）、前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康仲文（五二年毕业于机械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张万欣（五二年毕业于化工系）、前天津市副市长张昭若（肄业）、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王氓（五零年毕业于化学系）、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龚育之（五二年毕业于化学系）、滕藤（五一年毕业于化工系）、前中共教育部长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蒋南翔、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四九年毕业于机械系）等。
六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者，则有中共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六五年毕业于水利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六七年毕业于无线电电子学系）、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六四年毕业于工程物理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世忠（六三年毕业于电机工程系）、上海市市长黄菊（六三年毕业于电机系）、前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杜钰洲（六六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白大华（六七年毕业于动力机械与农业机械系）、贵州省省长陈士能（六四年毕业于工业化学系）、青海省省长田成平（六八年毕业于土木建筑系）、国内贸易部部长张皓若（化工系）、江西省省长吴官正（六八年毕业，动力系研究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六四年毕业于工程物理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六二年毕业于无线电系）、贵州省副省长张树魁（六四年毕业于无线电电子学系）、海军副司今员贺鹏飞（物理系）、武汉市长赵宝江（六六年毕业于建筑专业）、国家经贸委副主任赵维臣（六二年毕业于机械系）。
七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者也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七零年毕业于自动控制系）、中共驻芬兰大使乔宗淮（物理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七零年毕业于化学系）、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泽彭（七零年毕业于自动控制系，后转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等。
还有一个偶然的巧合是，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的六名常委中，有两名是清华出身，一是姚依林，二是宋平。此二人三十年代都在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里从事学运领导工作，而在政治局常委内的分工则是姚依林管经济，宋平管党务。
在十四届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又有两名为清华出身，朱镕基和胡锦涛，而此二人也是一个管经济，一个管党务。
所以，在中共“文革”前一度被称为“第二党校”的中国人民大学里有人感慨道：我们学校历来是为党和国家培养干部的学校，既有经济方面的专业，更有政治方面的专业，可是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怎么不如清华出来的学生有官运”
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一九五一年，朱镕基靠奖学金读完了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计划室副主任。这个职务相当于中共政权官吏等级中的副科级。虽说起来不是很高，但比起朱镕基祖父初入官场所担任的录事之职，也还是进了一步，况且这一年朱镕基才二十三岁。
一位前中共国务院的干部透露，在东北工作期间，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和副主席李富春都对朱镕基十分欣赏。五二年十一月，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将朱镕基调进计委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五四年九月，李富春接替高岗，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朱镕基即当上了主任办公室的副处长，实际上是给李富春做秘书工作。
高岗当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物之一，是否有机会“欣赏”基层干部朱镕基，尚待考证。但作李富春的理论助手的说法应是可信，至少两人极为熟稔。
还有一种说法是朱镕基上调进京，与高岗没有太多关系，而是李富春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从东北地区卸任进京时将朱氏带去的。
无论是高岗还是李富春最早看好朱镕基，从中共公开公布的朱氏简历和中共家计委筹组时间、经过来分析，朱镕基应是被这两个人或其中之一指名调进北京的。
中共公布的朱氏简历只介绍他在东北工作时担任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五二年调入国家计委。而中共国家计委正是由高岗和李富春等人主持筹组，于五二年十一月正式成立的。筹组国家计委的过程中，高岗和李富春分别从东北地区点名调了一批干部进京。
当时，东北是中共的“老解放区”，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其东北人民政府即已经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愿望。
如果朱镕基步入中共政坛之初，果真是李富春提出之结果的话，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因为朱镕基自当了中共副总理后，无论中共内部还是海外政治评论界，都是把他当成李鹏克星看待的，而李鹏当年发迹的基础也是李富春为其奠定的。
一九四八年，中共决定派出一批经过中共自己的学校，培养一段时间的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到苏联留学。当时，因为李鹏已经正式参加了工作，在东北一家油脂工厂任党支部书记，同时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养父周恩来，不愿意出面为他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最初拟定的留苏名单上并没有李鹏。但李富春和他的夫人蔡畅，力主将李鹏也送去苏联，这才有了李鹏后来的一段留苏、回国从事水电方面的基层领导工作等经历。
引蛇出洞的政治手段
李富春同周恩来一样，早在二十年代初留学法国期间，与李鹏的舅父赵世炎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赵世炎死后，李富春自然也要同周恩来一样，对烈士的后代恩爱有如。
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开始，中共政权在毛泽东亲自指引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部中共核心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城市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旨在“引蛇山洞”的“反有”运动。
运动一开始的斗争目标，还是针对党外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民主人士，所以当时身为中共党员和国家政府机关干部的朱镕基，并没有感到这场运动会对自己有什么威胁，照样像过去一样，一边为李富春等国家计委领导人起草有关经济政策的文件，执笔有关经济理论探讨的文章，一边在一些宏观经济理论问题上固执己见，不时在会议上或同事之间，发表一些反对经济冒进，反对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宏论。
反右斗争进行了一个月左右，七月二十八日的权威党报（人民日报）突然刊登出一篇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自此，党内“反右”即告开始。
该篇社论中说：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右派狼狈为奸。
于是，朱镕基所在的国家机关党委，根据这篇杜论所定的调子，开始了抓国家机关的党内右派的运动布署，要求人人过关，大搞“深挖”。
同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宣称已经统计出党内右派三千多人。
此时的朱镕基尚还不在这三千人之列。但是，由于共产党的官方舆论工具不断呼吁为“保持党内纯洁”，“要战胜温情主义”，朱镕基所在的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开始有人“打破情面”了。平时与他意见不和者把他的“白恃才高”、“自以为是”、“目无上级领导”等表现都当成右派罪状罗列出来，而他平时“固执己见”和“好提意见”的行为更是“向党进攻”的最直接表现。
也可能是李富春等国家计委领导人出于保护朱镕基的目的，把他的主任办公室副处长职务免去，但同时又任命他为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表面上看是“平级调动”，但实际此举意味着他不适合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当时李富春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计委主任）。
在劫难逃
形势发展到五七年九月，《人民日报）于十一日以头做头条重要位置再次发表社论说：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子，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
在这一杜论的号召下，党内反右斗争进一步升级，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事业单位，都定下了必须完成的抓“右派”指标，谁超产谁光荣。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终于在劫难逃。虽然说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检查和大小会的“批判帮助”。
共产党当年的反右斗争首际上是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五七年六月到五八年四月左右，第二次是五九年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两次“反右”运动中，到底整肃了多少无辜，到底有多少人与朱镕基同命相怜？对于这些数字，就是以“拨乱反正”相标榜的邓小平政权，也从来不敢公开对外公布。
由大陆数位青年党史工作者，集体编写的《中国“左”祸》一书，于九三年二月由北京胡华出版杜出版，书中所提供的这方面数字，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因为书中内容完全是来源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史室等单位的原始资料，所以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
在《中国“左”祸》面世之前，中共公开的有关资料（如九一年公开出版的由廖盖隆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中已经正式公布了当年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数总共有五十五万余人，但从未披露当时末被正式戴上帽子，实际上却同戴了帽子的“右派分子”遭受同样命运的被整肃者数字。
《中国“左”祸》一书披露：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九年才告结束，期间经历了抓党外右派、抓党内右派、抓军内右派和反右倾等几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从所谓“引蛇山洞”的“阳谋”开始，整肃的对象绝大部份者是“猖狂向党进攻”的“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间是五七年下半年。在此后二十年的复查中，陆续被摘帽者人数多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
到一九八零年五月的统计，被摘帽者人数达五十四万余人，当时的说法是：剩下的一万人继续甄别。不久，又宣布这一万人中只有九十六人不予平反。
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加九十六人，总共是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人。这就是至今为止能够统计到的被戴了“右派分子”帽子的总人数。
荒唐的是，当年负责这场反右斗争的重要主事者之一，现中共首际最高负责人邓小平至今还在坚持说：关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在于扩大化”可是，如果我们用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这个右派总数，除以九十六这个“名符其实的右派”人数，所谓“仅仅是扩大化”，竟一下子“扩大”了五千七百六十倍。
戴帽子右派和未戴帽子右派
关于末被直接戴帽子的党内右派的具体数字，书内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只是说“在党内反右斗争中，广大的普通党员所遭到的迫害和打击在数量上是极其惊人的”。“大批党政干部“下放”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另有数十万党员受到各种各样的纪律处份。至于那些被划成“右派”的党员和非党右派一样，遭到拘禁和强制劳动”。
从古中所披露的这些事实看，中共在整个笫一场反右斗争中，党内党外的所有被整肃对象，即在这场反右斗争过程中被拘禁劳改或发配变相劳改的人员（戴帽子右派和不戴帽子的右派），应该说大大超过了外界所披露的最高数字：五十五万。
前面所列出的反右斗争中被整肃的人数还不算惊人，更惊人的是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中的整人数字。
在一九五九年继批判彭德怀之后所进行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中，主要是整肃大批中共各级机关干部和各类学校中的知识分子，后来就连农村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也捎带其中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此后即成为全国通用的标准。
过去，中共党史资料中一直是强调中共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规定重点批判的人数应该控制在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一以下，但到一九六二年中共进行所谓甄别平反过程中统计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对象，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三百六十五万，占其当时全部党员总数二千六百万的百分之十四强。
另外，历时仅仅半年时间的反右倾运动，如果加上全国各地农村基层被整肃的人数，大概要在二百六十五万的数字上翻上几翻，因为二百六十五万仅仅是被整肃的党员数字，而农村生产队一级的不脱产干部，相当一批不是党员，而被整肃的农村的富裕中农和上中农，绝大部份都不会是党员。
《中国“左”祸》一书中透露的反右倾运动时的军中整肃情况，更是第一次被公开曝光。书中说：五九年庐山会议整完彭德怀后，军内直接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千八百四十八人，另外以“中右”、“二类”、“三类”划限整肃的达一万五千四百六十四人，总数达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人。
中共从五七年六月开始的反右斗争，虽说是在五八年九月宣布结束的，但此时还在继续补划右派，并在少数民族地区结合反右运动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另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还发动了所谓“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农村“整风整杜”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等等，而紧接着进行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是反右斗争的继续。
五十五万分之一的受害者
从五七年下半年到五九年底，短短两年半时间内，中共政权的全部整肃对象到底有多少？虽然《中国“左”祸》一书中也还没有提供出一个总数，但根据书中内容进行简单相加，应该说超过了一千万人(？)。如果再加上这些被整肃对象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上受株连的家属，数字就更是触目惊心了。
由大陆出版杜公开出版发行这样一部如此大胆，揭露出如此触目为心的残酷事实的中共党史读物，自然会让中共党内的僵化分子恼羞成怒，例如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对公开出版这样一本著作，即非常气愤，认为其中内容是“全盘丑化共产党”。
关于朱镕基对这本书的态度，有的报导说他比较支持万里的意见，认为书中的内容只要是事实就没有理由查禁。也有报导说因为朱镕基本人在当年的反右斗争中深受其害，现在反而不便在是否查禁这本书的问题上公开表态。
搞所谓的“大鸣大放”运动，本来就是毛泽东“引蛇山洞”的所谓“阳谋”，而朱镕基不过是被中共正式承认的五十五万条蛇中的一条小“蛇”。依他当时的副处级职务，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还不可能注意到他。
至于当时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高位的李富春，为什么没有替他说话则还是一个政治谜团，也许连朱镕基本人至今也还没有找到准确答案。
一九五八年四月，朱镕基被中共国务院机关正式宣布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并由中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开除党籍。据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一位中共离休干部回忆，朱镕基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时，当场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绝对没有反党，可是被命令为了完成党内右派的“超产指标”，只有服从党的决定，为党当一次“反党右派”。
这位从一九四七年进入大学起，即开始投身中共赤色学生运动的左翼青年，作梦也没有想到入党十年后，竟然成了“反党右派”。据接近朱镕基的人士介绍说，朱镕基自己曾对人讲他被打成右派的直接原因，只是因为对当时的国家计划发表过几句不同意见，认为有些不切实际。
大陆也有传闻说，当时李富春之所以不能保住朱镕基，是因为朱镕基在“鸣放”过程中，为高岗说过几句公道话，高岗后来在权力斗争中性命末保。
因言获罪后，朱镕基被下放农场劳动数年，据说因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后遗症。一九六二年，他因为“思想改造”较好，而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先是被分配在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任教员，后来又到计委综合局任工程师。
朱镕基的右派问题后来虽然得到平反，但直到九一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仍有人抓住这一点不放，说右派出身的朱镕基政治上不可靠。具讽刺意味的是，极力提拔朱镕基的是邓小平，而五十年代具体执行毛泽东反右行动的正是邓小平，当时邓是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
有一个可能今朱镕基本人也无可奈何的现像是，朱镕基虽然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的上海市人代会上，敢于讲自己被“错划”成“右派”的不幸，但中共对外公开宣传的“朱镕基同志简历”却对此事只字不提。
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结束后，中共当局以“新华杜”发的贯常“新闻一律”作法，令全大陆各大传媒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其中“朱镕基同志简历”中这样写道：“朱镕基——一九五二年至五八年，任国家计委燃动局、结合局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一九五八年至六九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这一来，就把朱镕基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掩饰过去了。朱镕基对此未必没有自己的想法，但在公开场合他也只能作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姿态。
朱镕基步入中共高层后，有人认为邓小平对他当年的所谓“右派”问题，是“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朱镕基内心里的真实想法，应该是“小人不计大人仇”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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