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是遗腹子，从出生开始就注定要受苦。更不幸的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也仅十年，母亲过世，朱镕基更加无依无靠。
幸有好心的伯父视朱镕基如己出，但不幸伯父又中年丧妻——。如果说“鳏、寡、孤、独”是人生之四大不幸的话，那么朱镕基和他的长辈们的遭遇就占了其中之三。
正是这悲惨的家世和因此而给他造成的苦难童年，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并在逆境中成就了他自强、倔强和宁折不弯的难得性格。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朱镕基在中共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市长候选人被与会代表要求介绍自己的经历。他非常爽快地回答大家的提问说：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受苦人出身，从小家庭生活十分贫困，靠奖学金才完成了中学学业。我从中学时代就非常爱好文学，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即从文学巨匠鲁迅、巴金著作中了解到了上海的一些情况。
于是，非常自然地，朱镕基穷苦出身甚至文学爱好都成了他与上海市民亲近的本钱。
朱镕基的这段自我介绍被上海电视台和《文汇报》如实报导，他那苦难的经历和坦诚质朴的亲民作风，给上海人留下了非常好的笫一印象，不但顺利地以高票当选上海市长，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大多数上海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两代背父
朱镕基祖上居住在湖南省长沙县安沙乡。当时的朱姓家族在当地仅拥有数亩薄田，还算不上富有，所以也不会惹人注意。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朱氏举家迁居，落脚在今湖南省首府长沙市，从此，开始小有发达。到了朱镕基的曾祖父一辈，已经成了方圆百里内颇有些名望的书香门第。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还是封建政府奉行的“学而优则仕”的纳贤制度，给了朱镕基的祖父一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机会。“十年寒窗”的苦读代价，使得朱镕基租父在科举应试中顺利中榜，并借此在家乡觅得一录事官职。虽说是一芝麻大的小官，但毕竟开始了朱氏家族世代都没有经历过的吃皇粮、拿薪俸的历史。
朱镕基祖父为官因为敬业有方而受到上峰赏识，官运也就步步见好。他一生中最显赫的一段时期是在现今河南省境内做过一任道台。
自祖父为官开始，朱镕基家族在族谱上被大大地添了一笔风彩。不过也还是到了今天朱镕基为官的时代，朱氏家族才算是在中国政坛上出足了风头。
从民国初年之后，因为换了朝代，朱镕基祖父不知是由于守旧的原因还是被人贬压的结果，从此自宦海中淡出。自此，因为再没有官俸可依，家道竟也很快就衰落下来。
而到了朱镕基的父亲一代，或许受当时“实业救国”之时尚的影响，或许是因为看透了官宦之途的险恶，干脆彻底淡漠了功名利禄之诱惑，将其志趣转向了自然学科。不幸的是，虽然当时从事自然学科者也不乏有名利双收之成功先例，而朱镕基父亲却天不随人愿，年纪轻轻即卧病不起，还没有来得及给后人创造出经济条件即早早逝去，以至到了朱镕基这一辈不得不一切从“无”开始。
朱镕基的父亲名朱希圣，据闻此人少年时代即愤世嫉俗，颇有宏大抱负。青年时代，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中人”。
朱希圣本人也是个遗腹子，自幼体弱多病，到了中学时代则已经沈�不起。当时，朱希圣虽然崇尚科学，但仍不得不按照家长的意志，求学期闲即早早与一位多年前即订下“娃娃亲”的当地女孩子成婚。
成婚以前，朱希圣的父母即已经知道他们的宝贝独子已经染上了肺疾。而在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下，所谓“痨病”的可怕程度，无异于现代人所畏惧的癌症之类，更何况朱氏当时的家境和兵慌马乱的世局，使得朱家既没有条件同时也不敢让朱希圣外出求医。
父母成婚为求冲喜
于是，朱氏人家在求医不能，求神不灵，求人无助的万般无奈情势下，只能把独生儿于痊愈的希望寄托在刚刚过门的儿媳身上 因为当地自古即有“冲喜”一说，意思是办喜事可以冲走使新郎官致病的“晦气”、“妖气”和“孽气”。
朱镕基父母的成婚时间大概是在公元一九二七年底到二八年初左右。婚后不久，新过门媳妇顺利怀了孕。但是，朱氏一家在欢喜之余，却发现媳妇因怀孕而愈发显得红晕的气色与朱希圣那付日渐黄瘦病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眼看“冲喜”不但不见效果，新郎官的痛状反而日显严重，朱氏一家也就只有把这一切都看成神的旨意了。结果，没有坚持到孩子出世，朱希圣终因咯血不止气绝。
临终前，朱希圣已经虚弱得无法凭自己的力量翻身。每每嗑出大口的血块被温良贤淑、无悔无怨的妻子揩净之后，可怜的朱希圣也只能是费力地挣开眼睛，满怀忧郁地望着她那日渐隆起的肚子长叹不已。
朱希圣过世的时候，朱镕基还没有出世。按照当地的说法是“两代背父，后代命大”。但话虽如此，在给朱希圣出殡的时候，谁又能保证他的遗腹子几个月后会顺利生产，另外更不知那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
毕竟那还是一个空气里都迷漫着无数封建陋习的守旧年代，朱希圣尸骨末寒的时候，邻里乡亲们在面对新婚盖头揭下没有几个月、即要为丈夫披麻戴孝的朱希圣妻子时，虽也还敷衍一半句稍带悲怜之情的安慰话语，但转过身去就是一阵指指点点，“小寡妇”，“克夫命”之类的难听话，不时地钻进这个可怜女人的耳朵里。
而朱氏人家则是但心，即使朱希圣留下的遗腹子，能够顺利生产而且是个家人盼望已久的男婴，因此 使朱希圣留下香火，但今后孤儿寡母的漫长生活道路中会有多少艰难和酸辛？当时，无论是朱家长辈还是街坊邻里，有谁能料想得到，朱希圣的这个遗腹子虽然前半生磨难重重，日后却跻身于一代主宰整个中国大陆的领袖中。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今朱希圣在地下难眠的遗腹子到底顺利产下。一看是个男婴，朱家长辈们这才有了笑脸，随给孩子取名“长庚”。据说，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朱氏家族的长辈们，都希望这个生下来即已经看不到父亲的可怜孩子，能够藉此名字讨个吉祥，从此消灾化难，健康长寿。后来，按照朱家族谱的字辈排列，这个自幼被大人们昵称为“庚伢子”的男孩，才有了“朱镕基”的大名。
虽说是新婚丧夫，但好歹有个男性遗腹子平安生下，所以朱镕基的母亲才有可能继续留在朱家，以再无权婚配的痛苦代价，换得日夜陪伴亲生骨肉的权利。
动乱的年代
六十二年以后，朱镕基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川沙县为三十九对新婚夫妇主持集体婚礼。当他在祝辞中说到“我预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的时候，不由得怀念起自己那可怜的母亲和从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回想起自己那孤苦的童年生活。
回到住处后，当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时，他感慨地说：看到些青年人高兴的样子，我想起了好多过去的事情，我这个当市长的从小就没享过福，就因为这个，我要尽我的努力，让上海人民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好。
在朱镕基出生前后，湖南等地正赶上“闹红”。朱希圣尚还在世的时候，曾亲眼目睹了发生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长沙“马口事变”。
当时，因为共产党在湖南等地发动的“工农革命运动”（毛泽东自认是“痞子运动”）搞得十分过火，以致乡下的绝大部份有产者和整个长沙城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成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的革命对象。同时，再加上国共两党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等种种复杂政治原因，终于导致了五月二十一日的一场政治大仇杀。
五月二十一日深夜，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对共产党在长沙的各类机关突然袭击，迅速逮捕并陆续枪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一时间，整个长沙城里杀声震天，尸横遍地。
就在朱希圣新婚之喜的前后，中共湖南地方省委根据其中央指示精神，于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助的总动员通知。十二月一日，决定长沙暴动，计划于七日至十日为暴动日期。但届时暴动并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十日中午，长沙的铁路工人开始罢工，其中担任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之一就是王震--一九九二年强烈反对朱镕基进政治局的前中共国家副主席。
到十日晚上七时开始，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卫戍司令部。因为敢死队员大都表现得不“敢死”，所以战斗结果是仅仅破坏了电灯公司。接ぴ，国民政府方面调动一个师的兵力，从外地紧急增援长沙省城，共产党的这次暴动终于被镇压下去。
据报导，王震是中共元老人物中，对朱镕基最没有好印象的一位。朱镕基当上副总理后，他曾经气愤地大叫“我们身边就睡ぴ一个戈巴契夫”。朱镕基当上中共政治局常委后，王震更是义愤填膺，直到九三年初临终之前，仍然对朱镕基这个“中国的戈巴契夫”，跃升到中共权力的核心层而深感不安。
大陆政界人士们取笑说：年轻力壮时候没有把长沙攻打下来，临终之前又没有把朱镕基拉下马来，这可能是王震一生中最大的两件憾事。
九三年三月十三日晚上，死于广州的王震被专机运回北京，朱镕基也被安排到机场迎灵。空旷的郊外机场气温要比城里低好几度。一阵冷风吹过，朱镕基下意识地把身上的风衣裹紧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今年的北京应该早点转暖了。”
在王震参加长沙暴动差不多时候，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领共产党农民军队，在湘南地区发动了所谓“年关起义”，打垮了许克祥六个团兵力的进攻。虽然这次的战火没有波及到省城长沙，但“共匪”将再次攻打长沙的消息却日日不绝于耳，令包括朱氏全家在内的全城军民天天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而仓促之间为朱希圣举行的婚礼，就是在这样一片战乱不妥的恐慌、叹息声中进行的。
朱希圣气绝之前，又赶上了共产党湖南省委奉其中央之命，开始施行“烧杀政策”（此四字出自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提出“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口号，到了湖南则具体落实为“焦土战略”。
当时，为了使进攻的敌方无房可住，无路可行，中共湖南省下属的湘南特委，竟提出硬性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县城的决定。决定下达后，由于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加之中共当地领导人的强制推行，终于导致了一场农民与农民之间的血斗。
因为共产党领导的“赤卫队”都是脖子上扎着红带子，所以自发组织起来对抗中共的农民队伍则全部扎上白带子。
整个湘南地区一时之间，到处都是“红带子”与“白带子”的血战。消息传进省城，更是今人心惊胆寒。当时的朱氏人家虽然已经家境衰微，但毕竟还有间许破房，当然会被列进“有产”的“小资产阶级”。
此时，重病中的朱希圣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不但为他即将丢下的寡妻与遗腹子的日后经济生活担心。更感叹兵慌马仇的局势。将加倍造成寡妻与遗腹子的生活困窘。
后来，中共自己承认这段时间内在湖南搞得太过火，将其归咎于“极左路线”统治的结果。所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中共核心政导领导人之一的朱镕基，早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饱尝中共极“左”路线之苦。
自幼即是个“小共产党”
自朱镕基生下来到他六岁为止，共产党的军队虽然没有再次进入过湖南省城，但共产党的根据地井岗山，离长沙也不过数百里之遥，长沙市在中共一九三四年“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之前，一直是国民政府的剿共前哨。
既然中共自己都承认其农民军队在二十年代末期的烧杀政策“过火”，那么在一片“剿共”喧嚣下的湖南省城里，对共产党“共产共妻”、“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宣传自然会更加“过火”。朱镕基自开始记事起所接受的即是仇共宣传，但是这 仇共宣传在朱镕基身上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他在成人之后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这种例子遍遍皆是，原因颇值得玩味。
一个年轻寡妇的孩子，再加上没有兄长，所以朱镕基自幼即经常被同龄的孩子们看不起。被大些的孩子欺负后，朱镕基的母亲自知会遭人白眼，只能把朱镕基揽在怀里默默地流泪。尤其是在受了大户人家孩子的欺辱后，朱氏母子更是只能忍气吞声，绝对不敢找上门去给孩子讨个公平。
这样几次下来，小小年纪的朱镕基就已经悟出了世间的冷暖炎凉，懂得了不自强就没有活路的道理，同时也逐渐养成了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
与街坊邻里的孩子们玩耍时，只要是进行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必定是要朱镕基充当“坏人”的角色。同时再加之当时的仇共、丑共宣传的原因，所以孩子们虽然还搞不懂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也都知道共产党是坏人。那么，朱镕基在儿戏中扮演的“坏人”角色自然就是共产党。
好人抓坏人的游戏自然应该是好人得胜，但朱镕基日益养成的倔强性格，使他绝不愿意甘居人下。这一来，扮演“共匪”的小朱镕基常常是被几个孩子压在地下仍不服输，那怕浑身是土、到处是伤也要坚持着爬起来，凭气势和胆量压倒对方，最终还是会把对方孩子追打得落慌而逃。
而被打败的孩子如果“伤势严重”的话，朱镕基的母亲则少不了上门赔罪。几次下来，朱镕基因为扮演“共匪”却又不甘于失败，自然就会招致战败一方的家长们的责骂，但大不了就是骂朱镕基一句“小共产党”或“共崽”，谁也不是当真。更没有人想到这个当年常被迫在儿童游戏中，扮装“小共产党”的朱镕基，日后不但真成了共产党，而且还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共产党”。
这种家境贫寒加之孤儿寡母势单力孤的幼年生活环境，自然使朱镕基从小就养成仇恨富人的心理，尤其是仇恨为官不仁者。所以，他幼年时代所接受的仇共、丑共约宣传，不但没有在他幼小心灵里，起到反共政策执行者所期望的结果，而且是恰恰相反。
朱镕基走上社会后很快就接受了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并积极投身共产党在学生中组织的赤色造反活动，同他幼年时代的特殊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伯父视同己出
后来，朱镕基有了子女以后，他的下一代们玩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共产党自然成了游戏中的“好人”，国民党成了“坏人”，只是游戏的结果绝不能记“坏人”得胜。每当看到这儿戏的时候，朱镕基都会情不自禁地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
在朱镕基的幼年时代里，他那可怜的寡母既要承受生活的艰辛，亦要忍受世俗的冷眼。再加之对战乱的恐惧和一个年轻寡妇不得不时时提防的不怀好意者的侵扰—恶梦般的艰难生活使得她身心交猝，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与独子相依为命才十个年头，这个不满三十岁的寡妇即也暴病随夫而去。
临终前，朱镕基母亲把朱镕基托付给了族中长者，朱希圣的大哥朱学方。她涕泪涟涟地央告大伯：无论如何把长庚伢子拉扯成人。
朱希圣在世时即与兄弟朱学方手足情深，朱希圣去世后，朱学方一直对朱镕基母子关怀有加，尽可能地对他们母子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朱镕基失去寡母后，朱学方老人更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抚养孤儿的重担。
朱镕基后来回忙起自己童年时代的艰辛生活时，每每都会自然地流露出对朱学方老人养育之恩的没齿难忘。正是因为伯父的知书达礼和伯母的善良惇厚，将不幸失父又丧母的侄儿视如己出，才保证了朱镕基日后能学有所长，这也是天无绝人之路。
朱学方学的是农业，四八年参加湖南农业机械公司，中共建政后，在湖南蔬菜研究所任农艺师，现已退休，居住在长沙南区。对朱镕基青少年时代的情况，他当然是最权威的发言人。
朱学方回忆说，他们朱家朱希圣留下的独苗苗庚伢子自幼就聪颖好学。因为自生下起即与寡母相依为命，童年时代又不幸失去母爱。这悲惨的身世使得他少年早熟，且养成了非常难得的处世深沉稳重，待人谦和可亲的性格，今邻里们赞叹不已。
朱学方曾回忆说：朱镕基母亲去世之后，便搬到他家住。当时米珠薪贵，朱学方仅靠一个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要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其艰难程度可以想像。
朱学方自己有一子三女，加上朱镕基，就是五个既要吃好长身体，又要读书长知识的学龄儿童。如果同时供五个孩子上学读书的话，朱学方夫妇不可能同时负但得起。权衡之后，别无选择，只好按“男尊女卑”的旧礼教办事，集中财力供一侄一子读书。而三个女儿不但中辍了学业，小小年龄就不得不出外找活干以贴补家用，帮助她们的兄弟在艰难的家境中完成学业。
追求第一的个性
伯父母的恩爱和患难相助，寡母归终前含泪的叮托，堂姐妹们的无私无怨，这一切都成了朱镕基发愤苦读、自强好胜的强劲动力。
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他从来不甘心自己的成绩落在同学的后面。只要有同班同学成绩高出他一次，虽然伯父母和堂姐妹们不会知道，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怪，但他却要为此自责。而成绩超过所有同学之上，受到师长赞许后，他也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
也许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年龄的限制，朱镕基还没有懂得如何设计自己的将来，对于“知识越多对将来的人生道路越有用”之类的道理也还没有考虑或考虑不多，只是由于特殊的幼年经历和贫寒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小小年纪即已经明白了只有读好书，只有取得最好的成绩才能不辜负含辛茹苦地抚养自己的伯父母，才能对得起不但失学在家，而且还要支撑着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身体去作工挣钱的堂姐妹。
据说，正因为家境不易，朱镕基在别人还是少不知事的年龄时，即开始设想如何给家里省钱。他早早打听到了公立中学设有奖学金制度，而奖学金只有学习成绩最优秀的极少数学生才有资格享受，这也是他少年时代拼命苦读的原因之一。这一来，又进一步促进他自强好胜、不甘人下之性格的形成。
功课之余，朱镕基最喜欢阅读小说，而且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朱学方回忆说，一部《水浒传》，当时还小小年龄的庚伢子，就已经能够背熟其中的许多章回，而且还能够将书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绰号，一个个背出给大人听，今街坊邻里个个十分惊讶。
直到后来朱镕基做了共产党的大首长，成了众人皆知的人物后，朱学方老人虽然对此没有当众表现出自豪的神色，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向人回忆起朱镕基在他膝下成长时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其中最为老人乐道的就是朱镕基童年时代的超人的记忆力。
童年和少年时代，朱镕基对书之酷爱，近乎痴迷。偶尔从长辈那里得到一点零花钱，也都全部花在了古旧书摊上。在长沙城里，他知道谁的家里有好书但借不出，谁的家里有好书主人也乐善好施。更知道哪里的书摊要价太高，穷人光顾不起，哪里的书摊因为本来出售的就是趸来的旧书所以价格十分便宜。
因为他经常光顾的原因，旧书摊的老板或伙计时间长了也就都熟悉了这个“穷小子”。再加之朱镕基的聪明好学和为人谦和也十分令人感动，所以朱镕基有时候也能把看过的古书折点价还给书摊，少添一两个钱即可换回另一本。
中英文基础扎实
朱镕基曾先后在长沙崇德中学、广益中学就读。抗日期间由于战乱所迫，不得不离开长沙省城，转学到湖南西南部的洞口八中。
抗战胜利之时，已经读高中的朱镕基高兴地回到长沙，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最著名的中学--省立第一中学。它的夫人后来亦曾在该校读书。
朱镕基少年时特别爱好文学并擅长写作，刚刚到上海当“父母官”时，他曾津津乐道地向人大代表们讲过他的这一爱好。在同上海文化界人士座谈或聚会时，他也时常开玩笑说自己当官是“误入歧途”，后悔没有和文人们为伍。于是，因为“父母官”的亲民作风而大受感动的文人们，本来怀有的戒心或敬畏感立刻被他这一玩笑冲淡，反过来与他开玩笑说：你虽然没走为文之道，五八年还是和我们这些文人一样成了“右派”。
朱学方老人曾对到访的记者回忆道：读中学的时候，朱镕基的作文功底已经打得很是扎实了，他国文试卷甚至英文试卷经常被老师当成班里或全校的范本加以展览。可见，朱镕基末走文人之道的确是有些遗憾。不过，虽然日后的朱镕基终于没有“为文”而是“从政”，但他自幼打下的扎实的学业功底，对他日后在政坛上大显身手仍是受益不尽。
在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共政坛生涯中：无论是在经济部门工作期间，还是到上海担任父母官的年代，他为文从不要秘书代劳，时常要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或谈经济，或谈时政的文章，其中观点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即使不能同意他文章中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朱镕基笔下还是很有些功底的”。
另外，青少年时代的朱镕基还十分喜爱京剧。朱学方老人回忆，有一次朱镕基请伯父去省立一中观看京剧演出，事先并未告知演出剧目。及至众角色一一粉墨登场，老人家方才发现一曲《贺后驾殿》的赵先义竟是由侄儿朱镕基所扮。于是，台上丝竹和声，鼓呈晌板，台下那位也从师过“梅派青衣”的朱学方一边随若观众喝彩叫好，一边暗自思忖：“自己抚养的这个侄儿甚么时候学会了京剧表演？”
当年，朱镕基对京剧的爱好可能是因为他对于国学的兴趣和钻研所启发，所带动，爱就是爱，喜欢就是喜欢，不过是借此自娱最多娱人。可是，及至几十年后在中共政权内当了“人民的勤务员”后（毛泽东称共产党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早年的京剧爱好和稍有训练的功底竟然也成了朱镕基亲民形像的特征之一。
唱京剧得人心
当有“与民同乐”的机会时，只要众黎民斗胆请首长表演个节目时，朱镕基一般都会不负众望，大大方方地登台献上一曲京剧清唱。
与江泽民分别为上海党政“一把手”期间，以开放形像著称的朱镕基一表演节目往往都是一曲京剧清唱--典型的“国粹”；而以僵化和守旧闻名的江泽民，则一开口就是一曲情意绵绵的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地道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糜糜之音”。
对比之下，听众往往评价朱镕基自然、厚道；江泽民则往往被认为造作、虚浮。于是，明争暗斗的两人之间，江泽民无形中又去了一分。
朱学方曾对人说：“朱镕基的童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与寡母相依为命的十年里，每当庚伢子贪馋地看着富贵人家的孩子，手持各种五花八门的玩具嘻戏于街里屋外时，母亲只能强把眼泪压在心里，默默无语地哄着孩子回家。
早熟的朱镕基，似乎也明白母亲在现实生活上的难处和内心深处的困窘，从记事起就从没有主动要求过什么东西，无论是玩具还是衣物，不管是食物还是学习用品。
作家刘诗训、章一燕表示：诚然，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使他的童年世界里缺少很多迷人的色彩，更缺少充满幻想的欢乐—。但是，毕竟在人生的历程中很少出现“玩具效应”的机会。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更利于培育他的早慧和大智，使他较早地直面人生，确立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从小就养成务实的精神。在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务实精神。而朱镕基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风云际会地步上高层，较成功地扮演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角色，也正是凭着这些。
关于朱镕基童年的这一段经历，目前也有与前述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报导。比如有报导说朱镕基因为是遗腹子，所以一生下即被托付给其伯父朱学方。到了朱镕基十岁的时候，其伯母又因病夭亡，所以从朱镕基十岁开始，其伯父即又当爹又当娘。
另外，香港《开放》杂志曾刊登一篇报导朱镕基的文章，其中引用朱镕基的话说：“我是一个未见过父母的孤儿，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党就是我的母亲。”
这段话在报到的原文中即被围上了引号，以证明是朱镕基的原话。但如果阅读过中共对外公开介绍的“朱镕基同志简历”的人，就会感觉到这话的内容不太可信。
朱镕基是上了大学，即成人之后才加入中共活动的，一九四九年入党时已经二十一岁了。而在此之前，党与他没有任何联系，他的伯父朱学方更不是代表党收养他的。何况他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拿的奖学金，都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或国民政府治下的某个机构的钱款，无论如何也算不到共产党的名下。所以朱镕基虽然是个孤儿，但也不会说出“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在中共干部中，与朱镕基同龄者，只有一小批中共烈士子女（如李鹏、邹家华等）或自幼在延安等地中共所办的幼稚园、中小学里成长过的“太子党”成员才有资格说自己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角度，朱镕基应不会不顾事实地闭着眼睛便把自己往“红色血统”的背景圈子里拉。再说近些年来，包括李瑞环、陈希同等中共高官，都以自己的平民出身为荣，更何况朱镕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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