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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骆文谈周扬

  时间:1991年9月21日

  骆文——作家、延安鲁艺教员

  李:你在鲁艺当过教员,1941年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在这件事情上周扬起的作用你是否清楚?

  骆:就我所知,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召开,周扬在这之前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有很大功绩。他给毛主席提供了上海的情况,国统区的资料,和鲁迅往来的资料。“讲话”的初稿是周扬搞的。

  李:听胡乔木说主要是他写的。

  骆:这我就不清楚了。座谈会是5月22日、对日开的,毛主席24日到鲁艺来做报告,内容和座谈会上的讲话差不多。有两点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们是小鲁艺,应该走到群众中去,群众是大鲁艺。”操场旁有一棵大槐树,他就指着大树打比方说:“不要小看群众的东西,特别是他们的艺术,豆芽菜会变成大树。”另外一点是谈知识分子问题。他说:“黔之驴,撩蹶子。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像贵州的驴子一样撩蹶子,应该知道自己,应该知道别人。”

  李:你们当时听到这话心里怎么想?

  骆:我们觉得他讲得对。那个时候对毛主席的印象要比现在好得多。

  李:整风时鲁艺整人厉害吗?特别是抢救运动时。周扬怎么样?

  骆:整风时周扬很矛盾。后期搞抢救运动,主要是毛主席听了康生的话。康生说不少国民党的特务混到延安来了。结果鲁艺90%以上的人都受到怀疑,被打成特务。我也是。这种情况下,我想周扬心里有数,但也不能不执行党的决定。有一天,他把我叫去他家。他问我:“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有这么多特务,而且来到了延安?”我说:“如果有这么多的特务,就不可能有进步的学生运动。如果那样的话,党的办事机构,可能存在吗?不可能。”他一句也不讲,不吭声,而是岔开话题,问孩子要不要盖被子。后来他只是说:“组织上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不要对抗,反正问题总要弄清楚的。”

  李:好多人都谈到他在运动中总是无条件的执行上级的指示,看来早在延安就是如此。

  骆:他有矛盾。左与右的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当时在他的主持下,为配合抢救运动,鲁艺集中几个人写了一个剧本《抢救失足都,有陈荒煤、周立波等参加写。让我来主演,还有同学未平康。我演大特务,他演小特务。排到第三场,忽然停排,因为风声不对了,抢救运动要停止。写也是周扬授意写的,停也是他让停的。

  李:做了官就身不由己了。他在鲁艺和大家的关系怎样;

  骆:他和教职员工的关系不错。见面总是聊聊天,说说话。对教员,种菜的,理发的,都是这样。他没有什么架子。这种情况当时在延安带有普遍性,特别是朱老总、周恩来、刘少奇都是这样。

  李:江青那时你们有接触吗?

  骆:她常到鲁艺来跳舞,她倒是有架子。我当时是俱乐部主任,负责点灯,张罗一些事务。毛主席也来跳舞。朱老总不跳舞,他跑乐队,会打扬琴,都是一些老曲子。跳得最好的是周总理和少奇。毛主席是偷着跳,一边跳,一边聊天。周扬跳舞跳得不错,但他好像不怎么跟江青搭腔。

  李:当时听说文艺界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鲁艺,一派是“文抗”。

  骆:大致上是分为两派,不过鲁艺的人私下也和“文抗”的人来往,像我就常去看艾青。鲁艺以周扬、陈荒煤、黄钢、陈涌等为主,“文抗”以丁玲、艾青、舒群、刘白羽为主。周扬和丁玲闹翻主要是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李:开始是不是“文抗”占上风?

  骆:也不完全是。1942年整风后,批判王实味,鲁艺就基本上占上风了。

  李:现在你对延安整风中的一些做法怎样看?

  骆:我觉得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左的东西多少年来没有解决。延安还好一点儿,但没有彻底解决。把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在延安也不例外。整风时,特别是后期的抢救运动,和“文革”一样。同时也有哗众取宠的。

  李:我总觉得我们有很多历史的研究是空白。“文革”的发生,依我看,不仅仅只是反胡风、反右的继续,实际上也应该从延安整风的一些做法中寻找历史原因。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还是谈周扬吧。

  骆:周扬这个人品德还是比较高尚的,比较好。知道整人整错了,路线错了,他就不止一次地做自我批评。有时已经做过了,还要做。这一点,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他不固执已见?主要是他的阅历经验,整个视野有了改变。他毕竟是搞文艺的,搞理论的。他搞翻译,可以从这些角度感受一些东西。譬如,对异化问题的思考。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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