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我发现叔叔房间里书柜顶上那台玻璃罩的显微镜突然不在其位了。这台显微镜是父母买了送给叔叔的。他专研生物，没有这工具真如砍削他的手臂、挖掉他的眼睛。若非无奈到了借贷无门，我想他是绝不愿捧出去变卖的，我不禁想起他平时谈论生物学，话题总离不开显微镜，讲得眉飞色舞，连苍白的脸色也变得红润起来。自从卖了显微镜，他再也不提这个话题了。
周作人对胞弟的逼迫，甚至直到解放后仍不肯罢休。他唆使羽太芳子向法院状告建人叔叔“重婚”。为什么说这是周作人唆使的呢？因为羽太芳子的状子，内行人看了都觉得文笔犀利，功力非同一般；而几位知堂周作人笔名的老友，更明确无误地判定，这捉刀人就是周作人本人。大家都不免为之叹息：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周作人自己向外承认仅“改了几个字”。这件官司出面的是周丰二，他以北平家族代表自居，气势汹汹，摆出一副非把建人叔叔扳倒不可的架势。
然而，出乎周作人意料之外，他认定稳操胜算的这场官司，竟然以败诉而告终。不必讳言，官司开始时对建人叔叔颇为不利。状子写得滴水不漏，“情、理”俱全：周建人在北平已有子女，竟又在上海结婚生女。这使被告方建人叔叔显得势弱理亏。待开庭后，法庭发现了许多疑点，感到这个案件不单纯是个“重婚”问题，需要进一步取证。因此，在休庭之后，法院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问，又向妇联咨询，取得许多人证和书面证明，使案情得以真相大白。
最后，法庭判决叔叔与羽太芳子的实际离婚成立。并宣判周丰二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周作人的如意计谋就这样打了“水漂”。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一切，除了我，婶婶从未向她的女儿、女婿提起过。也许往事太过悲苦，她不愿以此刺儿女的心吧。这样，我成了惟一的“孤证”。婶婶当时是含着眼泪跟我说的，如今我也是七十岁的老人了，我有责任将之公诸于众，供史家去研究。
关于周作人和周建人，这两位兄弟的恩怨纠葛，我已将自己所知悉如上述。在我这个后辈人看来，建人叔叔和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终其一生的。这有事实为证，那是解放不久，新中国的政府部门成立，建人叔叔被委任为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里有两位老友，即担任正副领导的叶圣陶和胡愈之，他们出于良好的愿望，曾想促成这对兄弟的和解，于是在某一天，他们一人一边，用双手紧紧把住建人叔叔的手臂，硬拉进一辆小卧车，开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周作人已经坐在那里。这两位老友竭力为双方撮合，要他们互相表态愿意和好。而两人始终坐在那里不说话。僵持了一会儿，两位老友无奈，只得讪讪地一起离去。
近期看到一部电视剧，有一场戏表现他们兄弟俩在一个礼堂门口相遇，互相交谈，似乎不存介蒂。我不知道该剧的根据是什么。
至于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建人叔叔倒与他有过两次晤面。丰一曾在北京图书馆任职，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去世。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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