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张作霖传 > 倒靳扶梁 梁阁内情 吴攻梁阁 直奉一战 拒绝任命
倒靳扶梁
陆军总长靳云鹏本来是段祺瑞手下的两大干将之一，另一位就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但这两位是针尖对麦芒，形同水火。徐树铮是安福系的后台老板，同徐世昌矛盾很大。而靳云鹏不属于安福系，同徐树铮又仇恨甚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此，徐世昌看好靳云鹏。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以奉系作为强大的靠山。靳云鹏和曹锟还是拜把兄弟。靳又和直系的王占元、吴佩孚都是山东同乡。由于具有这些政治资本，靳云鹏在和徐树铮的竞争中，自然占了上风。因此，１９１９年９月２４日，北京政府任命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１０月３１日，众议院通过了靳云鹏提名的内阁。后来，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的反对，又对阁员名单进行了微调，安排了安福系的李思浩为财政总长，这个提名才于１２月３日在参议院上通过。
当上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很想有所作为，实现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梦想。但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他很快就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一直在设障拆台，企图倒阁。由于外交问题、学潮问题、财政问题等无法解决，同时，直皖战争就要爆发，１９２０年５月９日靳云鹏决定辞职，并致电曹锟、张作霖不要挽留他。５月１４日北京政府只得派海军总长暂代内阁总理。７月１４日到１９日，直皖战争打了６天就结束了。
战后，第一要务是组阁问题。徐世昌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曹锟看中了直系元老王士珍。张作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靳云鹏认为时机已到，该他出山了，便于７月２３日亲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讨善后问题，取得张作霖的支持。２６日，张作霖和靳云鹏同到天津，并电邀曹锟来津开会。曹锟马不停蹄地于２８日从保定到达天津。此时，各地军阀的代表也到会了。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了让靳云鹏复职组阁。
８月４日，曹锟、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分作两批由天津到北京来。对这两位大人物，总统徐世昌不敢怠慢，在东车站铺上黄土，戒备森严，以帝王之礼隆重地迎接他们。欢迎人员一律发给入站券，以防意外。从车站到他们的临时馆舍，沿途派兵列队把守，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商店居民均须悬挂国旗以表欢迎。从中不难看出，徐世昌对这两个大军阀的恐惧。
曹锟、张作霖到京后，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１日组成靳云鹏内阁。组成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张志潭，财务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萨镇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王乃斌，交通总长叶恭绰，陆军总长靳自兼。这个内阁名单是直奉两系相互妥协的产物。但这个靳内阁逐渐倒向张作霖一边，这使曹锟、吴佩孚十分不满。
张作霖在北京志得意满，口出狂言。面对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３０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问道：“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１０万！”吴佩孚看到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很是厌恶。他１６日到北京，１７日就离开北京，先到郑州，召集直系将领开会，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基地，埋头练兵，扩大直军的实力，准备同奉军一搏。曹锟和张作霖不急于离开北京，意图坐地分赃。这可急坏了总统徐世昌，没办法，只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曹锟和张作霖于９月４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并在天津结成了儿女亲家。但是，好景不长，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对靳云鹏内阁，却都不满意了。直系认为，靳云鹏偏向奉系，在财政和权利的分配上，因为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有意向奉系倾斜。这也是实情。因此，曹锟对这个内阁渐生厌情，意欲改组。本来靳云鹏是亲奉疏直的，奉系对靳应该好些。但靳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不考虑直系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也要顾及到直奉双方的实力均衡，这也使张作霖不满。使张作霖最不满意的是，靳云鹏竟然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把张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师长一下子提到和张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张作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同时，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之间，矛盾也是非常尖锐，几不能共事。徐世昌和旧交通系分子关系密切，渊源很深。旧交通系亟想把靳云鹏赶下台，他们利用掌握中国财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了一次倒阁风波。
那时，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本来，自１９２１年初起，在全国就涌起一股“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之久，各省军阀纷纷电催军饷。由于不能按时发饷，兵变时有发生，变兵烧杀抢掠。各省军阀因催款无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国税，甚至扣留京汉路款，滥发省库券，擅办地方公债券等。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向外国银行的借款上。但是，向四国银行团的借款却付之东流，北京政府的希望破灭了。１９２１年冬季，北京政府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闹穷的风潮业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雇员，并进一步扩大。１１月１４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几乎不能进行。更有甚者，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许多部的长官也要求辞职。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等，面对部员索薪，无计可施，只得要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一面却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政府催饷，暗含杀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华盛顿会议时期散布五国共管中国财政的谣言，借以破坏中国国内银行的信用。因此，自１１月１６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的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
靳内阁在财政上遇到如此严重的危机，国内银行团不仅坐视不救，且落井下石。国内银行团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他们巴不得靳内阁因此倒台。这给旧交通系倒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他们知道，倒阁必须取得大军阀的支持，因此旧交通系的中坚分子叶恭绰秘密潜到沈阳。他向张作霖献策，如果想要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控制中央财政，而第一步就是要收买交通银行的股票。张作霖认为，此计甚妙。他们私下商定，奉系用投资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张作霖提用东三省公款４００万借予交通银行，按月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密计商定后，张作霖于１２月１２日赶赴天津。当天，靳云鹏也到了天津。他们二人联名邀请曹锟来天津开会，商讨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曹锟听信吴佩孚的劝告，不要过问北京政府的事，要沉下心来好好练兵，就托病没有到天津去。
无奈，张作霖和靳云鹏于１４日到了北京。张作霖表面上宣称军人不干政，不过问内阁问题。但是，张作霖在会见徐世昌时，却声言靳内阁必须改组。这话正说到了徐世昌的心里。靳云鹏早就知道，徐世昌和曹锟不满意他，还把希望寄托在亲家张作霖的身上。现在，靳云鹏才知道，亲家张作霖也是反对他的。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靳云鹏只得辞职了。于是，在１２月１７日，靳云鹏内阁总辞职，靳回到了天津。第二天，徐世昌批准了靳辞职，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但这不是张作霖的目的，张作霖是想要扶持梁士诒组阁。为此，徐世昌和张作霖再三邀请曹锟到北京来，商讨下届内阁问题。曹锟于１９日到了北京。张作霖拍着胸脯对曹说，他没有个人野心，只是关心中央的财政问题，要和曹锟一起解决这个棘手的财政问题。接着，他就提出了让梁士诒担任内阁总理，由梁组阁。并竭力拉曹锟和他一起推荐梁。曹锟和吴佩孚都不满意梁士诒。吴佩孚让曹锟尽快离开北京，不要碍于情面受张作霖的利用。梁士诒也深知，不打通曹、吴这个关节，他这个总理是当不上的。作为交换条件，梁表态，他上台后会尽快解决直军的欠饷问题。这个话传到吴佩孚那里，吴信以为真，就不情愿地说：“好，姑且让他干一下。”①就这样，梁士诒于１２月２４日当上了内阁总理，２５日就职。其阁员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张弧，陆军总长鲍贵卿，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黄炎培，农商总长齐耀珊，交通总长叶恭绰。这个内阁从表面上看，是直系和奉系、英美派和亲日派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个混合内阁。但是，国务总理梁士诒是以奉系军阀为后台的，因此，这个内阁其实质是一个亲日的内阁。梁士诒上台后，曹锟于１２月３１日回到保定，张作霖于１９２２年１月２日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以为这个内阁可以站住脚了。殊不知，有一个更大的倒梁风潮在等待着他。这是张作霖始料不及的。
梁阁内情
梁士诒组阁，出乎人们的意料。梁士诒，１８６９年生，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２１岁中举人，２５岁登进士。１９０４年随唐绍仪赴印度，议定中英藏条约。１９０７年任铁路总局局长。１９１２年３月，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５月兼任交通银行总经理。１９１３年５月，署财政部次长兼代理部务。１９１４年任税务处督办。１９１５年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奔走呼号。１９１６年７月被列为复辟祸首，遭到北京政府通缉，避走香港。１９１８年２月被特赦；６月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内公债局总理；９月任安福国会参议院院长。从他的履历不难看出，梁士诒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梁士诒有着交通系、安福系的深厚背景，也有一定的外交经验。同时，是一个掌握中国金融财政的关键人物。在全国财政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让梁士诒组阁，是有让他设法渡过难关的意思。当然，张作霖此时已与皖系、安福系相互勾结，所以，有着交通系、安福系背景的梁士诒，就被张作霖推举为内阁总理。
梁士诒想当总理，但对当总理的难处却估计不足。他以为，以他的经验、资历和人望，财政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现实面前，他碰了个硬钉子。他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也筹不到应急款项。因此，他在上台前承诺的给直军拨付的３００万元欠饷，就没有落实。曹锟和吴佩孚感到是上当受骗了，对梁士诒恨之入骨。张作霖为了拉拢皖系、安福系，建议大赦安福系战犯。梁士诒不敢全部接受，但是于１９２２年元旦下令，先赦免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等６人。这些人都是吴佩孚的宿敌。吴佩孚对此十分愤怒。
１月５日，梁士诒公然任命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为实业专使。这个曹汝霖是一个著名的卖国贼。并且，内定另一个卖国贼陆宗舆为北京市政督办。这两个卖国贼都是亲日派。梁士诒对他们委以重任，是想通过他们向日本借款。梁士诒准备以北京市政公所财产及建筑物作抵押，向日本借款１０００万日元，以解燃眉之急。
梁士诒上台短短几天，就完全暴露了他的亲日面孔。他背靠亲日派的大军阀张作霖，颐指气使，有恃无恐。“安福战犯的特赦和卖国贼的上台，说明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亲日军阀的手里，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和他的工具吴佩孚所不能容忍的”。
其实，直奉矛盾的激化，有外因，也有内因；有远因，也有近因。梁士诒组阁是直奉战争的内因，而其外因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之争。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要想找一个代理人，他们相中了吴佩孚。他们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理想的人选，称他为“新中国的大英雄”，比张作霖强。他们对吴佩孚的支持不遗余力，给枪给钱，直至派顾问、组织和训练飞机队。
直皖战争，直胜皖败。日本原来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势，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严重打击，在中国就必须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代理人。他们相中了奉系军阀张作霖，认为把张作霖作为自己新的侵华工具是最合适不过了。日本有人认为：“但至少今天的形势最具有统一的可能性的是张作霖。正如传说的那样，张作霖如果和广东的孙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应，打倒吴佩孚，中国的统一大业大概不是十分困难的。”①日本内阁首相原敬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地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日本看好张作霖，是想通过支持他，得到在华的最大利益。
张作霖一直极力强调亲日外交的必要。早在直皖战后的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张就派国务院参议于冲汉赴日去搞亲善活动，１２月回到奉天。于冲汉曾游学日本，精通日语。这次是以张作霖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日的。在日期间，于会见了原田首相、上原参谋长、田中陆相、内田外相等日本政界要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
关于于冲汉此次赴日，张作霖在１９２１年９月３０日于奉天接见日本记者时说道：“最近赴日的国务院参议于冲汉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收到中日友好的成果，相互坦率地交换意见，以求取日本政府的谅解。于冲汉之赴日表面上虽系作为北京政府的代表，但实际是代表我而赴日的。使命的大部分是与东三省有关，使之与日本政府交涉，其内容不便说明。”据说，于冲汉在日的活动有一些是秘密进行的。总之，张作霖把自己绑在日本的战车上，希图取得日本的大力支持，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然而，日本人也深知，“吝啬的张作霖一切都从利弊得失出发，有伸缩性的亲日论这是当然的”。
在张作霖扶植梁士诒内阁期间，美国正在召开华盛顿会议。为了平衡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冲突，由美国出面，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在会上，要讨论中国的山东问题。山东问题，是从德国侵占胶州湾开始的。１８９８年３月６日，清政府在德国军舰的胁迫下，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及附属地区租借给德国，并允许德国建筑胶济铁路。胶济铁路在１９０４年竣工营业。德国在山东经营十余年，获得很大的利益。
１９１４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曾经考虑收回山东的德租界。但蛮横的日本提出警告，反对中国同德国直接商谈。８月２３日，日本宣布对德宣战。９月３日，日军两万多人侵入山东，横穿山东半岛，向德军进攻。１０月６日，攻占胶济铁路全线。１１月７日，占领青岛。德军投降后，日本仍借口欧战没有结束，拒不撤兵。此后，日本机关算尽，进一步胁迫北京政府，想要永久占领山东的德国租界。
１９１７年８月，中国对德宣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胜利国的中国，并没有分享到胜利的果实。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８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派代表出席。但是，会议的最高机构是由英、法、美、意、日各派两位代表的十人组成。在这个会议上，日本公然提出强占山东的无理要求，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并按日本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条款写入和约。但是，中国代表没有在这个屈辱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本来应该把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归还给中国，但是由于日本的蛮横，加上列强的偏袒，中国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０日，日本公使小幡向中国提出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这是日本耍的一个花招，意在通过直接交涉，迫使北京政府就范。在国人的一片反对声浪中，这个无理要求遭到北京政府的拒绝。１９２１年８月，英、美、日等国协商，决定在１１月１１日召开华盛顿会议。
日本再一次提出直接交涉，想在开会前，抢先解决山东问题。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北京政府又一次加以拒绝。１０月６日，中国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为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麐。１１月１１日会议正式开幕。山东问题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交大会。大会提出，中日双方在会外会谈，美、英派员居间调停。
１２月１日，中日双方正式就山东问题举行谈判。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谈判，共进行了３６次。日本代表坚持中国政府应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而借款附有聘用日本人管理铁路的苛刻条件。这实际上等于没有收回。中国代表主张国内备款，收回自办。
吴攻梁阁
３０日，梁士诒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中日直接交涉问题，因为问题敏感，无人附和，并未讨论。但此消息已外泄，成为人人关注的焦点。吴佩孚本来对梁内阁就有一肚子怨恨，但找不到攻击的借口。这回抓到了把柄，便乘机用电报的形式，发动了对梁内阁的电报战。梁士诒内阁成立，亟盼各省军阀来电祝贺。那时的惯例，新内阁上台，各省军阀都是要发贺电的。如果没有各地军阀致电祝贺，这个新内阁就很难维持。梁士诒很希望吴佩孚来一个祝贺电，以壮声势。
１９２２年１月５日，也就是新内阁刚刚成立１３天，吴佩孚给梁士诒发了一个通电。梁原以为是一个致贺电，可是一看，傻眼了，原来是一份谴责电。内称：“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号、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惟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①这是一篇讨伐梁士诒的檄文。同时，也暗刺了梁士诒的后台老板张作霖，说他们“勾援结党，卖国媚外”。自此，梁士诒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国人极为愤怒，纷纷对梁进行斥责。
这个慷慨激昂的讨梁通电，使梁士诒十分震惊。他不便直接回答，便想了一个倒添日期的方法，在６日发了一个微电。微是５日的代称，意思是５日发的电报，电文内容不是针对吴佩孚的通电的，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吴的电报。梁士诒解释了关于筹款筑路的问题，声明政府毫无成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梁士诒做贼心虚，这个电报旨在掩盖与日本公使秘密谈判的内幕。吴佩孚的通电，得到了各省直系军阀的响应。苏督齐燮元、鄂督萧耀南、陕督冯玉祥、鲁督田中玉、赣督陈光远等，都连发通电，支持吴氏。
梁士诒在舆论的攻击下，７日发表通电，解释赎路既无现款，只有采取“国内外合筹债款”之一法，所谓外债不限于日本一国。又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成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主张。但是，梁的声明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舆论一边倒，完全被吴佩孚控制了。吴佩孚不依不饶，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通电。庚（８日）、佳（９日）、蒸（１０日）、真（１１日）、文（１２日）各电，如连珠炮似的射向梁士诒。其中蒸电转述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麐的电文：“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将全归泡影。”这是一枚揭老底的重磅炮弹，使梁士诒原形毕露，无地自容。
但攻梁不是吴佩孚的目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在电文里慷慨陈词：“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氏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吴佩孚在这里所说的“谋主”和“公敌”，明眼人不难看出，指的就是梁士诒的后台老板张作霖。吴的１２日文电表示与梁内阁断绝关系：“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燕孙是梁士诒的号。“燕啄皇孙，汉祚将尽”，电文巧妙地运用了骆宾王讨武则天檄里的成语。原文是把赵飞燕比喻为武则天，赵飞燕差一点把汉朝毁掉。武则天和赵飞燕一样，也差一点把唐朝毁掉。你梁士诒和武则天差不多，也要把中国毁掉。你梁士诒恋栈不走，脸皮太厚，赶快下台吧！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保持沉默，也致电中央，表明态度，电称：“某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微日通电，亦不过陈述进行实况，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辞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毋亦因爱国热忱迫而至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在这里，张作霖明目张胆地庇护梁阁，毫不掩饰地指斥吴电。吴佩孚和张作霖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了，充满了火药味。但张作霖的反击显得理屈词穷，苍白无力。
吴佩孚不管这些，继续发电。同时，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梁士诒。今天一篇《驱鳄鱼文》，明天一篇《讨武则天檄》。把个梁士诒骂得狗血喷头，几无藏身之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省的督军通电支持吴氏。只是直系首领曹锟躲在保定的光园，没有表态，静观其变。
吴佩孚叫骂不停，梁士诒却采用了太极拳的软功。逆来顺受，韬光养晦。在回电中，反而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又反复为自己剖白，说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向日本借款赎路，从来没有同意过山东问题由华盛顿移到北京来交涉。但这些表白，没有任何效果。吴不买账，去电坚请他７日内下台，“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为了不给梁士诒以喘息之机，直系军阀采取了集体行动。１９日，除曹锟外，以吴佩孚为首的六省军阀苏督齐燮元、赣督陈光远、鄂督萧耀南、鲁督田中玉、豫督赵倜、陕督冯玉祥等联名，电请总统徐世昌立刻罢免梁士诒。对直系在新闻媒体上攻击梁阁，奉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张作霖显得束手无策，拿了难题目作不出好文章来。２０日，吴佩孚授意鄂督萧耀南召开高级军官紧急会议，部署驱梁及率部北上。由于张作霖态度不够强硬，徐世昌只得向梁示意，让他见机下台。２０日，梁不肯辞职，不得已，请假到天津去避风。２５日，徐世昌又一次任命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内阁总理。梁士诒在国务总理任上，只有２８天。
吴佩孚反对梁内阁的卖国政策，不管他出于何种动机，这一行动的本身却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从而赢得了人心。因此，１月８日上海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京也有外交联合会等四十余个团体，联合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梁上台后，全国掀起了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反对借日款赎路、反对起用卖国贼、反对９０００万盐余借款的汹涌浪潮。这就迫使北京政府不敢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当然，直奉两系的争斗，是军阀之间的争斗，都是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本质上没有区别，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这一电报战回合，直胜奉败。直系猛攻梁内阁，是向奉系蓄意挑战的表现。双方都在磨刀霍霍，“战机乃愈迫愈近矣”！
直奉一战
亲奉内阁总理梁士诒被逐，使张作霖大丢面子，十分恼怒。但直到这时，张作霖对吴佩孚的挑战行为都采取了容忍的作法，不轻易反击。张作霖审时度势，感到直系军力雄厚，奉系一支独对，甚觉势孤力单。为此，张作霖千方百计地拼凑反直联盟。他设想，北伐军首先发动，皖系起而响应，然后他所联合的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等也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及周围地带动作起来，从四面八方打击直系，使直系陷于重围，奉系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然，这是张作霖的如意算盘。经过张作霖的努力，此时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的反直三角联盟已经形成。但是，孙中山的北伐军受制于心怀叵测的陈炯明，不能出发。这个联盟还不能起作用。张作霖只能捺住火性，等待时机。
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都不想把事态扩大。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感情用事，以免造成严重后果。曹锟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奉天人王承斌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访。曹锟进一步建议，撤退北京及直隶境内的奉军，以免直奉两军由于防地逼近，发生意外冲突。张作霖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张景惠负责撤退关内的奉军。这一协议使直奉两军的紧张局面，有所缓和。
但是，好景不长。二三月间，段祺瑞突然从北京逃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因此，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的名义，调动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氏兄弟十分恐慌，想息事宁人。
曹锐于３月８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张作霖对待他仍然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军政问题，张作霖就“顾而言他”，不给曹锐谈正事的机会。没有办法，他只有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调侃地问道：“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是指曹锟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做出对亲戚不利的事来。话说到这个份上，张作霖便乘机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是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是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深知，这三个条件吴佩孚是不能接受的。只要你吴佩孚不接受，我张作霖就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予以讨伐。
曹锐返回保定后，向曹锟作了汇报。曹锟虽然感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通牒，但他还是想拖一拖，不敢下同张作霖决裂的决心。吴佩孚则想方设法，安抚自己的后方。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并曾警告奉直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这些建议和警告，都是为了限制奉军的。因为他们知道，奉军的后台是日本。
４月３日，是吴佩孚４９岁生日。借祝寿为名，吴佩孚邀集全国直系１１省的大小军阀五百余人，齐集洛阳，商讨对奉作战事宜。这个会议几乎变成了直系对奉系作战的誓师会。与会者发出“拒奉愿归吴佩孚指挥”和“对奉坚持到底”的呼声。这大大地坚定了吴佩孚对奉开战的决心。曹锐也托名祝寿，看到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架势，知道战事很难避免。想拉吴佩孚去保定，让曹锟加以劝阻。但吴佩孚坚决不去。会后，吴佩孚加紧调兵遣将。命所部第三师由宜昌北调；王承斌第二十三师调往保定；张福来第二十四师调往郑州；萧耀南第二十五师由湖北北上；冯玉祥第十一师赴洛阳应援。直系各部扣留了京汉线上的车辆，将部队迅速部署在长辛店、保定、石家庄、郑州一带，还强行截取了京汉路收入款项３２８万元充作军费。
奉系也在加紧备战。从４月１０日起，奉军络绎不绝地开进关内。张作霖以军粮城为大本营，将部队部署在马厂、静海一直到德州一带。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孙留沈代张坐镇。杨雨霆为参谋长，王树常为参谋处长。总部设有军需、军医、副官、谍报、密电、交通、文书、运粮等处。前线指挥部设在天津河北中州会馆。奉军准备兵分两路，一路沿津浦线抵徐州，同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会合，进攻河南；另一路进抵京汉线长辛店附近。奉军派出的兵力计有三个师，十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共约为十二万人。张作霖此时还施放烟幕：“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并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对奉军的进逼，采取了节节退让的作法。直隶省长公署设在天津，曹锐在奉军进入天津之前，慌忙把公署的文件撤走。派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代理省长，所有驻津直军全部撤回保定，避免正面接触。奉军在开进德州之前，驻德州的曹锟的七弟、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就弃职出走。曹锟派张国溶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曹锟还下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和德州兵工厂一律交给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直皖战后，直系内部在对待奉系的问题上，分为两派。曹氏兄弟认为，直系刚刚战胜皖系，不宜和奉系闹翻；而自视甚高的吴佩孚压根就看不起胡匪出身的张作霖，主张对奉系予以迎头痛击。是战是和，直系内部举棋不定，因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在开战之前，双方又展开新一轮的电报战。４月１９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电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这是在说明奉军入关的理由，可谓冠冕堂皇。随后直指吴佩孚：“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和平统一障碍物，愿即执殳前驱，与众共弃。”最后建议：“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非作霖所敢妄参末议。”第二天，张作霖又电请徐世昌主持召开全国统一会议，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就动用武力。这个电报其实就是对吴佩孚的挑战书。
吴佩孚也在１９日发出通电，反唇相讥：“年来中央政局纯由奉张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使亦从无绝对之主张。此次梁氏恃有奉张保镖，不惜祸国媚外，而为之保镖者犹不许人民之呼吁，必庇护此祸国殃民之蟊贼，至不惜以兵威相胁迫。推其用心，直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诸君代表三千万直人请命，佩孚窃愿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请愿也。”吴佩孚也假托人民的名义反攻张作霖，好像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似的。直到此时，曹锟才感到对奉军的妥协退让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此，下定决心同张作霖开战。为了向吴佩孚表明态度，曹锟向秘书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秘书打算改作文言发出，曹锟说：“不必了，就用我的话打给他吧！”①
得到曹锟的支持，吴佩孚的决心更大了。２１日，直系军阀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痛斥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表示了他们应战的态度。当然，其中的田中玉、赵倜、刘镇华是被吴佩孚硬拉进来的。２３日，张作霖通电，反驳曹锟所称奉军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的说法，说奉军入关是得到徐世昌和曹氏兄弟的同意的。２５日，吴佩孚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张作霖十大罪状》的通电，声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佩孚等既负剿匪之责，应尽锄奸之义”。当天，吴佩孚就到前线督战去了。
吴佩孚早就应该到前线去，为什么迟迟未动呢？因为吴佩孚知道河南督军赵倜同张作霖暗中勾结，他担心赵倜在后方反叛。直到得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陕军第一师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各部已开出潼关，先头部队到达洛阳时，他才离开洛阳，亲赴前线。他留下手令，派冯玉祥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权，后方各军归其节制。冯军的迅速到达，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举妄动，吴佩孚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前方军事。这对决定奉直战争的胜负起了重大作用。
奉军分为西、东两路军。西路军以张景惠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长辛店。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张景惠兼，第二梯队司令邹芬，第三梯队司令郑殿升。东路军以张作相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落垡。分为三个梯队，另外附以骑兵集团。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兼，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参谋长常荫槐。第二梯队所辖部队有张学良的暂编奉军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暂编奉军第八混成旅，蔡平本的暂编奉军第四混成旅。奉军全部约十二万人。
针对奉军的部署，直军也相应地作了兵力安排。直军总司令部驻涿州，由吴佩孚直接指挥。王承斌为西路总司令，驻固安。配属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冯玉祥的李鸣钟第十五混成旅，张克瑶的第一混成旅，吴佩孚的第三师一部。他们设防在琉璃河、固安一带。东路总司令为张国溶，驻马厂。配属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董政国的第十三混成旅，彭寿莘的第十四混成旅，孙岳的第十六混成旅等。他们针对奉军的防线，在固安、牛头镇，在田家口、胜芳，在大城、子牙河等地，都作了严密的部署。直军全部约十万人。从兵力和装备看，奉军优于直军。但是，奉军管理松弛，缺乏训练，素质很差。打起仗来，不堪一击。
战事是在４月２８日夜开始的，首先进攻的是直军。２９日，双方投入大批兵力进行阵地战。从４月２９日到５月３日，直奉双方都捏造事实，吹嘘自己的胜利。张作霖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要发表告捷电报。直军随意编造发表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督军。
当时战线拉得很长，共分三路。马厂一带为东路，长辛店一带为西路，固安一带为中路。西路战事最烈，东路战事次之，中路稍缓。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对直军作战缺乏信心。１９２２年春，张作霖召集部下将领，商议对直作战问题。内部意见不一致。张景惠、张作相均不主战。张景惠认为奉军力量不能掌握北京全局，不如捧曹为首，自居实力地位。杨雨霆、张学良主战最力。张作霖最后决定和直系一决雌雄。但张景惠还是奔走于沈阳和保定之间，弥缝两方恶感。张景惠回京后，和战不定，犹豫不决。１９２２年４月中旬，东路各梯队已到达指定地点，张景惠才开始作战争部署。战斗就要打响，他才把司令部移到长辛店。总之，在军事行动上，他比吴佩孚晚了一步。张景惠在２９日上午，才乘车出京，到前线指挥①。主帅如此怠惰，奉军怎能不败。
２９日，直军向奉军右翼迂回，在良乡、长辛店间的南岗洼发生激战。琉璃河直军趁势猛扑，奉军限于困境，不得已后退。张景惠率卫队６０人督战，才得以恢复阵地。当时奉军的预备队及炮兵，多数还没有参战，一时呈现混乱状态。此时，张景惠第一师的张乐山旅及朱益清的骑兵团迎击直军，一鼓作气，迫使直军后退。
３０日，梁朝栋旅战斗不力，邹芬第十六师驰援。邹芬师由蒙古刚刚调回，马上开赴前线，疲于奔命，士兵怨声四起。时逢邹芬受有微伤，由前线运回，顿时军心大为动摇，不战自退。缪承良看到军队不听指挥，畏惧自杀。更有甚者，其中一部哗变，掉转炮口，向奉军第一师阵地发炮狂轰。奉军不能支持，乃退守卢沟桥。直军于３０日占领长辛店。第十六师的一部哗变是有原因的。因为第十六师原系已故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旧部，原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攻打自己原来的弟兄。他们当然不会听从指挥，或倒戈相向，或不战自退。这是奉军失算的一招。第十六师的前线倒戈，是奉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奉军的郑殿升旅和牛永福旅在丰台至南苑一带激战。战斗正在紧张进行之际，直军的张锡元旅和李鸣钟旅，星夜赶来支援。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由京西北大灰厂、三家店、门头沟绕到奉军侧背。本来奉军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现在突然直军从正面出击，而且后背又发现伏兵，张景惠以为中了直军的诡计，于是下令全线撤退。５月３日，吴佩孚得知奉军撤退的消息，便命张锡元旅迅速追击，当日追到黄村。而固安中路之敌，已被直军解决①。
５月４日，张作霖赶到落垡，企图挽回颓势。由于西线牵动了东线，奉军斗志完全丧失。张作霖看到大势已难挽回，便匆匆赶回天津，下了总退却令。第二天即仓皇逃往滦州。这样，张锡元旅追至廊房，没有遇到敌人，随后进入天津。５月５日，张旅开到奉军总司令部军粮城，遇到从东路溃退下来的奉军。张九卿的一师和李桂柱等两旅，一枪未放，就缴械投降了。后来，王承斌又率直军追到榆关，但直军没有出关之志，战争也就结束了。张景惠留京待罪，并电劝曹锟适可而止，“勿为己甚”。北京政府也没有问他的罪，不久还授为安威将军。
５月５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听候中央命令解决。”老于世故的徐世昌当然不敢得罪实力未减的东北王张作霖，但他还得对战胜者曹吴有个交代。柿子专挑软的捏。不得不下一道命令，指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人为战争祸首，而加以通缉。这之前，４月８日，徐世昌已经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周自齐和梁士诒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发出通缉令之前，周自齐便打电话给梁士诒，让他尽快离开天津。并且解释他本人处境困难，不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在通缉令发布之前，５月７日，得到消息的梁士诒、叶恭绰已逃往日本。
第一次直奉战争冷战了一年多，热战只进行了６天就结束了。张作霖除丢失关外地盘外，其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根本损失。吴佩孚早年在东北做过军事间谍，知道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不能轻易允许别人染指。同时，孙中山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吴佩孚必须南顾，也就没有精力把对奉战争进行下去了。
拒绝任命
直系获胜后，吴佩孚不可一世。他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严惩张作霖。不得已，徐世昌于５月１０日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１１日又下令裁撤蒙疆经略使，这就剥夺了张作霖的一切军政大权。徐世昌并根据直系的意见，任命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袁金铠为奉天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直系借此离间作霖旧部，而迫其下野。究之计不得逞”①。冯德麟等人心知肚明，这是直系的离间计。他们于５月１５日发出通电，表明心迹：“北庭乱命，免去张巡阅使本兼各职，并调任德麟等署理督军等语……德麟等对此乱命，拒不承认，合电奉闻。”
其实，张作霖的实力地位，不是北京政府可以轻易动摇的。他们的命令并没有生效，但也产生了一些风波。有一本书《辽海小记》，其中关于北京政府命令颁布后，对吴俊升及其幕僚反应的描写很是生动。听到徐世昌的任命，吴俊升的幕僚兴奋异常。“小河沿之吴公馆中，吴督幕僚，食指频动，人思一脔，几乎弹冠相庆矣”。无形中，奉天小河沿的吴俊升公馆，成了东三省的政治中心，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吴的幕僚有的忘乎所以，等待着分一杯羹了。
但是，吴俊升并没有被这个喜讯冲昏头脑，他知道进退行止。他马上召来督军署于秘书长，口授一封通电，文曰：“徐大总统均鉴：俊升材具粗劣，一向追随雨帅，黑疆之寄，已感陨越是惧，况其他乎？”明确表示拒绝担任奉天督军一职。
但是，于秘书长感到文电意犹未尽，没有结尾，似乎文气不足，想改一改，又怕吴大舌头怪罪下来，就去找参谋长应善一商量。应善一一看电报，没加思索，就擅自在文电的末尾加上了“惟政府之命是从”这句话。这就完全违背了吴俊升电文的原意。
这个通电最后没有让吴俊升看，就公开在《盛京时报》上全文刊登了。吴看到报纸后，十分愤怒，马上把于秘书长叫来大骂道：“你这个王八羔子，谁叫你添上‘惟政府之命是从’这句话？这样，你不是把我和张大帅的交情给弄糟了吗？”说完，抓住于秘书长的衣领子，连踢带打，当时就把他赶了出去。
这个于秘书长是有些冤枉的。因为当时主张吴俊升接受奉天督军任命的大有人在，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吴俊升的参谋长应善一。应善一曾当过总统冯国璋的侍卫，与直系有私下勾结。如果吴俊升坐上奉天督军的宝座，水涨船高，他也会成为东三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头面人物。同时，曹锟、吴佩孚等直系把持北京政府，对他也是大有好处的。为此，应善一便暗中与直系通款，希图攫取高位。但是，他的这些秘密活动，早就被张作霖留守在奉天巡阅使署、奉天督军署和奉天省长公署的心腹，一一掌握了。
看到这封电报，他们非常气愤，决定把应善一杀掉。第二天，应善一从吴公馆南面右侧甘露门出来，被人对面打了三枪，当即身死。刺客就是奉天督军署的副官高金山，高金山是张作霖的随身副官，跟随张作霖多年，对张作霖忠心耿耿。
事发后，留守的奉天省长王永江担心事态闹大，不好收场，便故意给吴俊升挂电话问：“应参谋长是谁打死的？《盛京时报》上刊登的电报是怎么回事？我得缉拿凶手。”吴俊升机智地回答：“电报后尾的那一句听说是应善一这个糊涂鬼给加上去的，我已经把秘书长打了一顿，又把他赶走了。至于应善一，真是坏人有恶报，今天上半晌他就叫人打死了，活该！”至于应善一是谁打死的，吴俊升心里明镜一般，但他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王永江轻描淡写地说道：“唔！应善一是个窑皮，他逛窑子得罪了人。我想是地痞流氓把他打死的，千万别管这类鸡毛蒜皮的闲事。”此案便不了了之了。
这是张作霖对觊觎他权位的人的一个警告，杀鸡儆猴。吴俊升粗中有细，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吴严令家人，不准外出。闭门谢客，不事张扬。
应善一被打死，奉天的谣言蜂起。吴俊升左思右想，为了让张作霖对他不产生一点误会，便决意只身到山海关亲谒张作霖，以释嫌猜。临行前，他把此行只告诉了王永江，嘱咐他负责奉天省的秩序。他摒去卫队，只带一名副官处长陈振之及两个卫士，以示坦然，挂专车一辆，匆匆西下。
到山海关时，张作霖正在收容部队，整理残军。忽报吴俊升乘专车前来见张，《辽海小记》书中写道：“专车到站时，张恰在旅邸门前散步，见吴到来，即转身回室（向例张见吴，必款接欢迎，足恭有加）。吴趋入谒，张板起面孔说：‘你怎这时才来，我正等你，好办交代。不该玩忽国家命令，赶快回奉就职，以安人心。咱是老朋友，你干不比别人干强吗！我交代完，你叫我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吴说：‘唔！大帅，咱不提这个。我在江省，有熟地多少垧，生荒多少方，够我过几辈子了。钱呢，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东三省官银号，我还存有多少万款子，我的财产不比你少。再说，他们北京政府尽闹把戏，咱们斗不过。北京对付广东，还不是这一套。今天撤掉陆荣廷，明天撤掉陈炳琨，结果大家谁都干不成。唔！大帅！你的肩膀比我宽，什么都能担当得起。教我在黑龙江剿匪放马，垦荒种地我会。把我搁在奉天，外国交涉，各省代表，文的武的，我一样也应付不来。我一天也干不了。我这时才来，我把家都安置好了。你住大连，我跟你住大连。你到哪里，我到哪里。’张听完，笑了说：‘他们怎不来？’吴说：‘大帅生气，谁敢来！打电报叫他们，他们就来了。大家捧柴火焰高。咱们还是干哪！’”
张作霖听着高兴，前嫌尽释，笑容满面，亲切地问道：“大哥，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吴俊升看到张作霖又叫他大哥了，知道误会解除了，就兴致勃勃地说道：“唔！别听什么大总统、曹三、吴秀才他们那群兔崽子的话，咱们还是干咱们的。要叫我说，到了奉天再说。什么命令，去他妈的！”
一席话，说得张作霖通体舒泰。大舌头吴俊升总能把握住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表示自己的忠心。他对张作霖是真心服膺的。人们往往认为吴俊升不擅言辞，其实他的思维是相当绵密，说话是相当到位的。从中不难看出，张作霖的威风一点也没有减少。即使是在直奉一战后，他的东北王的地位也是很牢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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