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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

  张之洞并非职业教育家,但通经致用的个人阅历与兴学育才的丰富实践,使他对于教学规律形成基本认识,即“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②。无论是开设旧式书院,还是创办新式学堂,他的这一教学论思想始终一以贯之。

  张之洞是正途科举出身,但他绝非读死书的冬烘。他一向认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③。“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④。他毕生追求的是“经(国)济(民)之道”,而“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书本知识),然士人致力,非书无由”⑤,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张之洞十分强调“讲习与历练兼之”,亦即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他告诫诸生,“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①。当然,张之洞所谓的“实践”,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意义上的实践,其要旨在引导青年学于关心事功,以维系晚清国势。但是他据此提出的“讲习与历练兼之”的思想,基本符合教育学规律。

  基于这一思想,张之洞主张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他认为读书“不贵多,贵真;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涉猎,贵深思;不贵议论,贵校勘;不贵强记,贵能解”②。他反对加重学生负担,搞疲劳轰炸,“必有余力,乃可读书”③。在与梁鼎芬讨论两湖书院课程设置的信简中,张之洞写道:

  “行检二百题,诚觉其多。三年学生断不能作许多题,若其作完,则与小试元异,但有交卷之功,断无读书之暇,一也。况又兼习各门精细繁重之学,学生安能人人有此敏才强力,外人必以为各门皆是敷衍,教不真教,学不真学,二也。如其真学,诸生断不堪其苦,外人必议其过于繁苛,三也。更有一要义,行检一门,所重在行,若题目过多.外人必议日此仍是考文,非考行也,四也。”④在教学法方面,张之洞认为,“山长之教法……非善诱不可”,启发学生思维,举一反三,“课一解即通一经义也,课一论即知一史案也”①。他主张诸生相互切磋,“经史繁重者,一人翻之则畏难而自废,同力检之则多得。疑义难解者,独坐冥思则窒,诘难推求,谈谐趣妙则通。此友之益亦师之亚”。②转化为洋务派以后,张之洞在创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时,更加注意将课堂传授知识与实际演练操作结合起来。光绪十二年(1887年),他开办广东水陆师学堂,规定学生每年九个月在校学习,三个月到军舰和军营实习。如遇外洋各国作战,可“拟照西国通例前往观览,以资考镜实事”③。为了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学堂附没有机器厂一座,厂内装有各类机床十七台。另外,水师学堂还配备广甲轮一艘,作为学生练习用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武昌开办湖北农务学堂。为方便学生实习,学堂专门由大东门内迁移至武昌城北武胜门外多宝庵(今湖北大学校址),以与农事实验场相毗连。

  为了使“讲习与历练兼之”收到最好的效果,张之洞又区分”学之为事”为“专门著述之学”与“学堂教人之学”两类。“专门之书,求博求精,无有底止,能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也。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④将学堂教育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确立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不仅符合普及教育的目的,更为学生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理解、掌握、运用自如,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②《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⑤转引自《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90~391页。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②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②《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第四节“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

  新旧学制交替之际,师资问题实为当务之急。仅知“子日诗云”的塾师,显然无法胜任声光电化之教学。广兴学堂所需要的数量庞大、知识结构全新的教员从何而来,成为新学制能否全面推行的成败关键。张之洞于此有诸多论述。他多次强调:“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①”各属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②“国民教育必自小学始,欲得小学教育,必自养成师范始。……是以兴办师范尤为小学之先务。”③由此形成他的师资论。

  在湖北推行新式学堂之始,张之洞为解决学堂师资之急需,曾从经心、两湖、江汉三书院选派优等学生“赴日本习师范,以为速成师范之预备”④,但这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师资的大量需求,于是决定在省内创办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城东宾阳门以南创设湖北师范学堂,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作为学生教学实习之处。课程除普通学科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学额一百二十名。速成科一年毕业,正科二年或三年毕业。该校与张謇于同年开设于江苏的通州师范学校,同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教育之先。

  张之洞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①。故尔在“各学堂办法十五条”中,将师范列为第一的位置。为解各地新学大兴的燃眉之急,他极力主张先办师范速成科。在给学务大臣张百熙的信中,张之洞提出:“方今国势危急如救焚拯溺,夜以继日,犹恐不及,至师范速成科尤为紧要。若待完全师范毕业必须五年,各省小学堂将待五年后再开乎?”②他率先于湖北开办速成科,供各属学堂之急需。张之洞认为,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质量,而合格的教员非经正规师范训练不可。兴学之初,湖北各地出现学堂发展过猛的情况。黄州府中学堂学额定为二百四十名,荆州郧阳两府中学堂的学额也定为一百六十名。张之洞看出其中的弊端,立即札饬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传习所。札文称:”小学不兴,不但普通实业各中学堂无合格学生,而国民教育亦终无普及之一日。”他批评各府盲目发展中学堂“实为懵昧可异。……其实府中学堂此时安有许多合格学生,此正如无根之条终归于萎,虽长奚为,无址之墉立见其倾,虽高安用,徒张虚名,不求实济,始基一坏,补救无从,可谓不思之甚,错谬之甚者矣。”与其办一些名不符实的中学堂,不如扎扎实实从抓合格师资入手,办好小学堂,以强固国民教育之基础。因此,“饬各该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传习所。”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予重订学堂章程。他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在“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中得到充分体现。《学务纲要》载明:“师范学堂,意在全国中小学各有师资,此为学堂本源,兴学人手第一义。在“癸卯学制”中,各级各类师范教育相互配套,形成独立的完整体系。初级师范与中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专科学校,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此外,还有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实业教育讲习科等。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格局,从此得以奠基。

  ①②③《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十,二十一。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张野秋。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传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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