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世间已无张居正 > 第十六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自江陵得罪，而政体始变。上不能无以擅权市恩之意重疑其下，而为政者务于矫前人之失，每阳为推远权势以释上疑，而时时能因人主之喜怒，小为转移以示重于下。于是下之疑辅臣者愈深，责辅臣者愈重，至于揣摩摘觖，舛午胶戾，宫府甚睽隔，小大甚疑贰，政之所以日坏也。
——陈子龙《安雅堂稿》
文忠相业为有明第一人，任事过专，身后遂中奇祸。后之秉政者才既相去远甚，而又鉴于前车，务为保身，相率推诿，于是明遂不振，陵夷以至于亡矣。读是集者，令人叹息于神宗之昏，真下愚也。
——李慈铭《读张太岳集》
人亡而政息
万历皇帝为了倾泻十年管制之愤，更为了向臣子们树威立望，不顾师生之情、君臣之谊清算张居正，可惜事与愿违，此举无论于张家还是大明帝国本身来说，都是莫大的不幸。
殊不知此时的大明王朝，境况正似驶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看似歌舞升平，其实早已危机四伏。帝国从此陷入更为激烈的党争之中。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开创的勇敢任事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正直耿介的陈于陛吐露出当时为官者的心态：“我曾见过受宠掌权之人，即使忠心耿耿，于国有功，而行事稍有不当，就会被严惩。也有急流勇退之人，无大功于国，却子孙世代享受其福。作为人臣，鞠躬尽瘁为难，明哲保身为易。贤者处世，固然应当戮力行志，亦不能忘记保身之道。”
作为阁老，也不得不将明哲保身之意，说得如此直白，也算是张案的最大后遗症了。
随后的年代中，帝国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大臣们诚惶诚恐，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时御史龚懋贤就曾深为忧虑地直言不讳：“今天下所少者有五：皇上可以倚为心腹之人少，中外兵少，民间财少，士论公道少，天下任事之人少；而所多者则有三：在朝廷冗费多，在天下刑狱多，在时事隐忧多。”
这一切，虽然只是一番壮志难酬的感慨，却也恰恰成了后张居正时代大明帝国官场现象的最佳描写。
继任的阁臣中，无论才干还是威望，均再无可与之比肩者，且摄于前任威权震主之祸的前车之鉴，无不谨慎柔弱，虽小有匡正，但无法挽明之国运于狂澜既倒。我们就从后江陵时代的万历首辅们说起，一窥政局时势之变化。
张居正一死，始终唯张居正马首是瞻的张四维终于迎来自己的出头之日。张四维出身于山西蒲州的一个盐商巨族，他家财甚丰，既喜受贿，又善行贿，当年就是靠着金元攻势，打通张居正、李伟（李太后生父）、李太后三人，才得以入阁协助张居正参与机务。
小张与老张在阁共事最久，受气最多，遇此机会，心中积蓄的满腔怨火终于找到了发泄点。他当权后，先把冯保赶到南京种菜，接着收拾张居正的亲信王篆、曾养吾二人，后来把大火烧到已故的前首辅身上，举朝上下刮起一股反张大风，造成“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瞀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之乱局，害得张居正在去世九个月后就被削官夺谥。
张四维在张居正生前唯唯诺诺，为君子所不耻；自己掌握政权后，则一切皆反居正所为，以显自己能耐。
若有言官指责朝政的弊失，他总拿死去的张居正充当挡箭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拨乱反正”、“扶危定倾”的首功。
张四维相继废止前任首辅“不得官心”的种种举措，提拔了一批当初因与老张政见不合而备受打压的“气节之士”，这些行为不可谓不妙，坐实前任罪过的同时，丰满自己的羽翼，更是树立起自己“改革者”的大旗，一时小张首辅人望颇高。
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张四维志得意满，他老父恰在此时驾鹤仙归，前任的悲剧历历在目，他可没胆量冒天下大不韪再搞一次“夺情起复”，况且现在的万历皇帝已经成年，不再是那个时时不能离开辅臣的黄毛小孩。主动也好，无奈也罢，张四维只得回家守孝，临行前，他重加贿赂司礼监太监张诚，盘算着三年后能够得到太监鼎力相助而顺利复职。
张四维居乡守制期间，他掀起的清算老张运动达到高潮，株连蔓引，无数无辜人士遭到牵连。张居正的亲信，现已革职为民的王篆厚着脸皮出来哀求小张首辅，看在他和江陵故相共事多年的分上，就站出来为老上司求求情，说句公道话吧，也算积德行善，善莫大焉。
面对失势的王篆，张四维完全没有掩藏，他占了便宜还卖乖：“岳老（张居正号太岳）柄政日久，四方怨恨归之，他若能听取我的忠告，尹周伟业可保，何至于中途而废，落得今日之田地！”
接着，张四维话音一转，撕破脸皮、口无遮拦地讲：“稽古揆今，未尝见过骄恣如此而得善终之人，在下着实无能为力。况我现在在家守孝，悲情萦怀，不能管理外面之事。”
话里话外，张四维把自己描写得料事如神，同时暗讽张居正咎由自取，我张四维救不了他。
其实，张四维对前任的阳奉阴违，早在前任去世之时就有显露。当时张居正刚去世，朝廷一把手不在了，按照礼仪，应由二把手、三把手为其撰写墓志铭、神道碑，张四维虽满口答应，但就是消极怠工。
半年后，冯保已经垮台，张居正长子张敬修急着安葬父亲，向张四维索要父亲的墓铭并询问时局。
张四维做出一副友好姿态，再三推脱，说他近来政务繁忙且身体欠安，他与张居正交情深厚，不忍心请人代等，请求张公子再给他一段时间，容他静思撰文。冯保垮台不会波及张居正，公子尽请放心。
善良的张公子完全听信了这位油滑政客的花言巧语，但他最终也没收到张四维撰写的墓志铭，直到大难当头才幡然醒悟，认出了他的虚伪面目。
政治的复杂常常令人不知所措，有时只能无奈与遗憾。
张四维机关算尽，奈何运气欠佳，丁忧尚未结束，就不明不白地一命呜呼，早早退出政治舞台。
接任张四维的是状元宰相申时行，如果评选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当之无愧；但要是评选最成功的官僚，则非申时行莫属。
申时行是苏州府长洲县人，性情温和，善做文章，凭这两点，受知于张居正，被提携进了内阁。他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四月接过了张四维的班，到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九月告老还乡。
申时行的首辅之位经历了与张四维的明争暗斗、与新进言官的唇枪舌战，几番周折后才得以巩固下来，可谓来之不易，因此申时行也极为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
君子外柔内刚，小人外刚内柔，申时行则是内外俱柔，为保富贵，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万历皇帝的偷懒怠政，此公责任最大。申时行以为前任首辅综核名实的做法属“操切束湿”之政，扬言“肃杀之后，必有阳春”，整顿吏治的考成法从此被束之高阁。
与张居正生前严格教育皇帝相反，申首辅积极帮助皇帝逃学。万历后来每遇讲读，总以身体不舒服等原因传免，申时行对此不但欣然接受，还替万历发明了一个偷懒的办法：用进呈“讲章”代替讲授，事实上永久停止了“讲筵”。这个办法遗毒甚广，直接导致了万历皇帝堕落厌学的恶果。
他的最大发明是教皇帝把不愿接受的奏疏，留在宫中，不批不发，置之不理，即为“留中”，揭开了万历怠政的序幕。这种“不作为”的态度，使得万历时代的许多紧急政务，无法得到及时处置，不仅危害百姓苍生，更使得年幼励精图治的皇帝中晚年变得惰性十足。
长此以往，被留中的奏疏堆积如山，后来的董其昌从这些被留中的奏疏中精挑细选，编撰出一部多达四十卷的《神庙留中奏疏》。
申时行任首辅九年间，目睹过八次龙颜，平均一年还不到一次，以后的首辅在任期内见皇帝的次数就更少了。
申相公这种捣糨糊混日子，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两头讨好的行为，看似息事宁人，颇有“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为其博得很多士大夫的“好感”。
幸运的是，申时行执政期间，张居正余荫尤在。他躺在前任的功劳下，稳坐首辅长达九年，大明王朝这段时间总体上歌舞升平，四海宁谧。这位太平宰相循规蹈矩，虽于国家无所作为，但于个人却是名利双收，福禄寿三全。
相传他寿登八十那年，海内名流纷纷前往申府庆贺，渴望一睹太平宰相的风采。嘉定名士娄子柔为他作的寿文，谓申相公执政不如前人任劳任怨，功在社稷。
前人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其实当时年轻人对其赞誉者虽众，也不乏有人指责他废弃前任综核名实之政，导致国家日益朝纲不振，法纪陵夷。无论如何，申时行作为一个守成宰相，正如时人叶向高所言，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
面对年轻一代的批评，他只笑笑说：“国有国体，阁有阁体。禁近之臣职在密勿论思，惟委屈调剂，维持政体平衡，非可以悻悻建白。尔等以后自会明白老夫愚见。”
这回答深深体现出他浸淫宦海多年的老油条本色，也多少有些讽刺老师张居正为政就是无国体也无政体的味道。
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就一针见血地痛批张四维、申时行二人的倒行逆施：“蒲州（张四维）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博惇大之名，阴行排挤。吴县（申时行）亦踵其故智，使纪纲凌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堕而兵骄，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彼蒲州者，诚江陵之罪人也。”
明史亦对其公允论道：“时行诸人有鸣豫之凶，而无干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
诚哉斯言！
张回维、申时行等继任者为取悦一时，尽反张居正所为，博得宽大忠厚的虚名，背地里排挤异己。长此已久，国家纲纪不振，官员贪污纳贿，将士贪生怕死，后患无穷。张、申二人对于张居正诚乃罪人。
万历在这群无辅君之术的庸相小人纵容下，逐渐开始纵情声色，饮酒使气。他信任的太监，早已不是幼时的“大伴”冯保，而是坏过冯保数倍的张诚；他宠爱的女人，是极端自私的郑贵妃。这一切不得不说跟张申及其后之相有很大关系。
后江陵时代的万历首辅们
申时行以后的历任首辅，是许国、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朱赓、李廷机、叶向高、方从哲，我们这就来瞧瞧他们各自的“表现”。
许国主政，仅有半年。张居正生前颇爱重此人，延接汲引甚厚，临终前还特意推荐他为可大用的人才。许国曾平定云南叛乱，被皇帝赐予海内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牌坊现在已成为安徽省的国家重点文物。
许阁老为人倔强，与言官不合，多次痛骂言官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除了对任事大臣指手画脚外别无建白，这点颇似他的前辈张居正。最终因力争册立太子之事，申时行、许国纷纷罢相而去，内阁留下王家屏主政，也只有半年之短。
王家屏为人正直，他当初能够被遴选入翰林院也仰赖张居正慧眼识英才。王家屏德才兼备，上进心强，可惜家境贫寒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张居正不失为良师益友，赠予他很多珍贵图书和银币，在生活和学业上给予他最大的帮助。王阁老对此深深感恩在心，却也不曾曲迎权相。
张居正生病时，大臣小臣纷纷前往张府看望元老，甚至为他斋醮祈祷，唯独王家屏退而不前。张居正去世后，群臣一反常态，倒张浪潮甚嚣尘上，在这墙倒众人推的严峻时刻，王家屏又能主动站出来，写信给自己学生为张家求救，上护国体，下泽朽骨。
王家屏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考中进士，仅经历十六年的官场风雨就顺利入阁。他为人厚道，特别维护言官利益，深受清流喜爱，可谓是万历年间官声最佳的首辅。
他不畏强权，敢于直谏皇帝勤政，此外，他也和前辈许国一样，再三请求册立太子，此举赢得文官集团的支持，却遭到皇帝的忌恨，万历骂他沽名钓誉，一纸诏令让他告老还乡。
王家屏走后，本该是申时行的老乡王锡爵出任首辅。但王锡爵言行一致，他早年反对张居正夺情，现在自己家里遇有丧事，毫不犹豫地辞官守制。这样，赵志皋做了九个月的代理首辅。
次年正月，王锡爵还朝，首辅的位置腾给王锡爵，直至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五月王锡爵告老。然后，又由赵志皋任首辅，到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九月其病故之时为止。赵志皋是浙江兰溪人，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探花。
王锡爵是江苏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的榜眼，与申时行既是同年又是同乡，他在阁中总是无条件维护申时行，难怪言官责骂申王二相“同恶相济”。
王锡爵建议万历“三王并封”，不料因此大损声名，被东林名流高攀龙骂得狗血喷头而郁闷回乡。
赵志皋起初也是热血澎湃，反对张居正夺情，他亲自跑到张府，对比他还年轻四岁的张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警告他如果执迷不悟，会付诸青史遭万世唾骂。
张居正一气之下把这个不听话的老学生贬到遥远的广东。赵大人荣辱不惊，格外淡定，在荒蛮之地饮酒赋诗，直到张居正去世以后才官复原职。
但这位赵大人做了首辅以后却变得异常胆小怕事，遇到难题就打退堂鼓，连一件实事也不曾办到。他任职期间恰逢日本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明廷抗倭援朝，赵阁老为求自保，竟把明廷在战争中的错误推在兵部尚书石星头上，害得石星死于狱中。
之后赵阁老更是消极怠工，只会请病假，不办公。大概是他这种性情得到了万历青睐，他一共写了八十几次辞职奏疏，万历偏不遂他愿，直到死在任上。
赵志皋以后的宁波沈一贯，是浙党领袖。他文采飞扬，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沈一贯早年也和张相爷不合，张居正儿子参加科考，沈翰林担任分房考官。别的考官认为张相公功在社稷，建议他优先录取功臣之子，沈一贯硬是不肯向权臣低头。
沈翰林给皇帝讲唐史，含沙射影地借古讽今，说如果顾命大臣不能忠心耿耿，无如小皇帝亲掌朝政。这话传到张相爷耳中，对这个不知好歹的小编修更为恼恨，在自己任内始终没有提拔过风华正茂的沈一贯。
沈一贯的首辅之路与前任一样，也是一事无成。当时司礼监田义冒着生命危险强谏万历撤回祸国殃民的矿监、税使，沈阁老却噤若寒蝉，连太监都看不起他。不过在他手上，帝国轰轰烈烈闹了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终于搞定，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太子，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同时被封为福王，前往洛阳。
沈一贯为官操守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接受楚王朱华奎重额贿赂；他还炮制“妖书案”，企图把自己内阁同僚沈鲤和他的学生——礼部侍郎郭正域，置之死地而后快。
沈鲤和郭正域都是万历年间的贤良忠臣，官声颇佳。沈一贯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在举国一片非议声中黯然下台。沈一贯回家后闭门不出，一味写诗自娱自乐，亦自嘲：
写真自咏
浪说图真岂有真，鬓丝何夜忽成银？
可怜落拓青藜子，独睹揶揄白眼人。
筹国无成疑燕雀，画师终不到麒麟。
从来后辈轻前辈，况我今先厌此身。
晚年沈一贯晓得自己“筹国无成”，实在颇为不易，此说是谦虚之词还是诚心悔过已无从考证，但他终究算有自知之明。
明人沈德符看得透彻，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等人早年都敢于和权势煊赫的张相公唱反调，忤逆权相被贬谪而赢得士林的啧啧称赞，尔后由此“光辉事迹”而入主文渊阁，结果自己掌权以后也没跳出勾心斗角的怪圈，于国于民无所补救，人气骤然跌落谷底。
正如意大利经典名著《君主论》所讲：评价一个人不要只看他从前做了什么，而要看他掌权后的作为。
此时，群臣都结党相攻。在江南重镇无锡，被皇帝罢黜回乡的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褒贬人物，形成著名的东林党。东林之外，还有齐、楚、昆、浙等地方党。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
沈一贯退休以后，由朱赓继任。朱赓是浙江山阴人，这时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没有多大精力来纠正皇帝的种种恶习。他上疏十次，批下来的难有一次。他为人敦厚老实，没有功劳也算有苦劳，最后死在任上。
接着，两个福建籍首辅——李廷机和叶向高依次登场。
李廷机为人正直，才华横溢。张居正做次辅期间就很钦佩刚考取举人的李廷机，请他给儿子当老师，李廷机谢而拒绝。张居正柄政后，李廷机写信给张家公子，表示自己很敬爱令尊，然其晚年一些举措令其不敢苟同。
待李氏执掌政权，他和叶向高在内阁中私下交谈过眼前政局。叶向高认为，如今的混乱不堪都归结为当年张居正“擅权市恩”留下的后遗症，即便他现在尚健在也一样无计可施。李廷机不以为然地表示，当年主少国疑，张居正可谓对症下药。
叶向高作为东林首辅，八面玲珑，与他之前的申时行、王锡爵、李廷机，之后的阉党老大魏忠贤都相处甚欢，却把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推在死老虎身上。
尽管李大人操守极好，但清流认为他是声名狼藉的浙党领袖沈一贯的接班人，因此一再遭到炮轰。李大人禁不起再三弹劾，主动申请辞官，他先是把房子捐献给穷人，让全家老小卷铺盖走人，自己独身跑到附近一所破庙住下，人称“庙祝阁老”。自古以来，宰相下榻破庙，也只有大明王朝的李廷机了。
“庙祝阁老”连连给万历皇帝上了一百二十三封辞职信，苦苦请求卸任，超越当年的赵志皋，成为史上递交辞呈最多的宰相，却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无奈，“庙祝阁老”顶着擅离职守的罪名，冒着抗旨杀头的危险，自作主张跑回福建老家，结束了北京的政治生涯。
然后就是他的同乡叶向高继任首辅，叶向高远比李廷机精明圆融，他大披帝宠，也深受清流喜爱。他没有张居正那样勇敢任事，却也曾经写了若干慷慨激昂的奏疏，劝万历勤政爱民。
“微臣进退可以置之不问，文武百官不能全部没有，言官建言不能一律不纳，封疆大吏不能不派遣。如今中央与地方离心离德，肘腋之间怨声载道，天灾人祸难以预见。陛下与臣僚隔绝，阁臣不得尽忠，六部无法尽职。全天下已没有一个可信之人，陛下却自以为是。臣恐怕自古圣明帝王，没有这样做的。（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好一句“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言外之意就是陛下您是昏君，不是圣明帝王。做臣子的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而万历依然是淡定地“宅在深宫赏佳丽，千呼万唤不出来”，继续“万事不理”的甩手掌柜生涯。
叶向高的继任者方从哲，虽然远祖是浙江德清人，却在京城土生土长。正因如此，皇帝对他更是放心，因为他不可能像李廷机那样突然罢工，跑到遥远的福建。他也是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的进士，与上述二位福建阁老有着同年之谊。
这时的帝国已不是当年四海升平的繁华景象，早已病入膏肓，官员们不理公务，奔波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互相打击报复。
面对这样一个“断头僵尸”政府，连官声不佳的方从哲都叫苦不迭，“职业尽失，上下解体”。方阁老是浙党领袖，在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八月以后唱起了独角戏，一直唱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万历老头子咽气归天，在内阁“独相”六年。
万历皇帝这时候越发荒唐：五十几个给事中，只剩下四个；一百多个御史，只剩下五个；六部的尚书侍郎也剩下四五个，都御史一缺仍旧虚悬，万历一概不管，方从哲也只是敷衍，想了事而一事不了。
同败絮其中、千疮百孔的大明朝相比，其东北边境却是狼环虎伺。
努尔哈赤这时已经崛起，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七月击溃杨镐，灭掉叶赫与哈达，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又打下抚顺。
一些不怕死的官员冒死犯谏，慷慨陈词，自发跪在文华门外，恭请皇上批发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他们又从文华门转到思善门外跪求。
民众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和反抗暴政的革命，一点也没有打动皇帝的心。
万历帝始终与爱妃宅在偌大的皇宫里嬉戏作乐，毫不理睬外面的事情。明末清初的侯玄汸在《月蝉笔露》中说：“群臣皆背公营私，日甚一日，外患愈逼，党局愈多……民愈贫矣，吏愈贪矣，风俗益以坏矣。将士不知杀敌，但知虐民；百官不知职守，但知苛刻。”可见当时政局之混乱。
就连出使帝国的朝鲜使者也深有同感：“予观近日大小唐官、唐将所为，全无远虑，惟以贪边轻勋为能事。日夜忧虞，虽陈药石之言，如以水投石，少无动听之事。”
内忧外患当头，士大夫们早把礼义廉耻抛之脑后，毫无忧患意识，对金钱的贪欲反而日益炽烈，政以贿成，生杀予夺，不出于公道，发号施令均要银子打点。
邻国大臣都以为“天朝之事亦可忧”，而后继的首辅们不是明哲保身，就是勾心斗角，罔上行私。人品端正的又有心无力。
从哪里再召唤出一个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天下之患？无怪乎钟惺感叹“今世颇知惜江陵”，而无情的现实却是，世间已无张居正。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这是一代名贤沈鲤为《张太岳集》作序所感。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褫夺其官阶、谥号，群臣莫不胆战心惊，自上而下掀起一阵腥风恶雨。
怨者纷起，投机者蠢动，亲近者也为了自身名誉急忙洗脱与之关系。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
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也有许多深具正义感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已故首辅求情，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不少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不绝于缕。
当朝大思想家李贽振聋发聩地盛赞张居正乃千古“宰相之杰”；抚文追思，怆然泪下者有之；刊刻遗集，自行出版者有之；树碑立传，歌颂其“社稷之勋”者有之。
一般论者都认为张居正冤案之官方昭雪，始于天启年间。那么，万历年间是否有大臣公开为居正上疏鸣冤？
明史有论，“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故而后世多数历史学家、包括传记大师朱东润先生，对此也都深信不疑。
事实果真如此？明末清初史家周圣凯《楚宝》之张居正本传，“万历末年，台谏连章奏居正冤，言有十大功于国”的记载赫然入目。鉴于周圣凯生活年代更接近于传主，令人不能不质疑《明史》之论。
其实，明神宗还在位之际，就有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公开上呈《为救时旧相论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冤，以慰忠魂以开相业》。该奏疏收录在明末博物学家董其昌编辑的《神庙留中奏疏》吏部卷一。
奏疏开篇开宗明义：“陛下亲政以来，一直广求有肯任之心、能任之才、敢任之力，如大学士张居正这样的大臣。居正去世将近四十年，从来人品，日久论定，岂有四十年无法评论？”
接着逐条介绍居正在阁十六年对国家的贡献、招人怨恨的原因、他的过失及因此导致的悲剧。
官应震声称，他早年也痛恨居正夺情、专权，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他认为居正功在国家、过在身家，祈求明廷为他昭雪，以此激励后来人。
由于张门冤案的始作俑者万历皇帝尚在，此疏如石沉大海，依旧以“留中”的方式冷处理。老万历一命呜呼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为张氏申冤的洪潮了。
历史的奇妙在于它的峰回路转和柳暗花明。天启初年，张案的初步平反，有位关键人物参与其中，引来争议，他就是当年反对夺情被杖贬的邹元标。
当时及后世论者认为，尽管邹元标当年因激烈反对夺情而遭杖谪，可邹先生不计前嫌，是为身在地下的张居正复官复谥的第一功臣，并且他留下那句著名的“功在社稷，过在身家”的经典评论，成为明清史家对张居正其人的主流评价。
更有甚者煽情道：白发苍苍的邹元标目睹时局败坏，幡然醒悟，后悔当年的鲁莽行为，重新拜倒在这位社稷能臣脚下。他拖着残疾的双腿，为他当年的政敌平反奔走呼号。
明末清初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邹元标晚年想法有变，他还专程去京师要求首辅叶向高恢复张阁老的谥号，讲其后悔自己年轻时的意气用事。”
吴应箕对此颇为质疑：正是因为邹大人当年不畏权贵，誓死捍卫纲常名教，才成为天下读书人的精神偶像。可人上了年纪怎就后悔当初所为？
吴应箕越想越郁闷，亲自找来御史方震儒问个究竟。
方御史告诉他，当时邹元标为总宪（即左都御史），要莅临都察院，诸位御史各就各位。
总宪郑重发话说，张居正当年夺情起复确有罪过，他当时出于激愤，不能不进言。现在想来，张氏于国有功，谥号亦当返还。
在座的诸御史皆佩服邹元标心胸宽广，不抱成见。
这个记载出自复社（复社号称小东林）文人笔下，主旋律莫不是为东林精神领袖歌功颂德，不可尽信。
然而，历史讲究的是史料、证据，而不是煽情、臆测，事实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做一番考证。
纵观《明熹宗实录》和邹元标本人的文集，没有一篇他为张居正平冤昭雪的奏疏。倒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的邹元标本传上说，楚籍大臣陈大道为故相请求恤典，引起邹大人不悦。于是就有言官弹劾邹元标不明是非，为修旧怨而犯公论，不肯为张居正正名。
邹元标无法忍受，极力为自己辩驳，他仍然站在道德至上、宏儒硕学的至高点，批评张居正学术偏激，刚愎自用，对他的人品也颇有微词。
邹大人回忆，当年的大清算运动中，不少人是出于忠愤，当然也夹杂有投机媚上的小人。我堂堂君子在当年那么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都不落井下石，现在怎么会和一个死去四十多年的朽骨为仇？总之，反张风波最终发展到让张相爷家破人亡确实过分，现在该是平反昭雪的时候了，表彰他当年的辛劳，以激励后来者奋进。
接着，东林首辅叶向高也连忙跑来说情：“张居正之恤典本楚人所求，臣等如实拟之。张居正功罪本不相掩，褒贬何妨并存。邹元标之沉默，臣更服其无成心，奈何以此罪之？”
东林老战友叶向高这番说辞充分说明，张居正之平反乃楚人的努力，邹元标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政敌咄咄质问下才站出来表态，他只是顺水推舟不反对而已。所以邹元标力主为他当年的政敌平反，显然是个美好的传说。
明末李逊之的《三朝野记》载：“邹公年高德劭，涵养粹然。有追论江陵者，公独曰：‘江陵之过在身家，功在天下，绝不以一己嫌怨参也。’”按照这种说法，邹元标私下相当肯定江陵相业，力阻旁人追论张相。不过细细想来，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东林和阉党争斗得你死我活，谁还有工夫追论四十多年前的首相？况且李逊之又是东林党领袖，吹捧同道无可厚非，这则笔记的可靠性不免令人质疑。
撇清了邹元标与平反张案的关系，我们来还原历史真实。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春，户部侍郎陈大道带领多名在京楚绅联合上疏，为沉冤四十年之久的故相张居正请求恤典。
恰恰此时，湖广荆州的张居正墓突冒白烟，整座墓园都笼罩在白雾之中，连续三天三夜方才散去。大概是功业彪炳的张相爷沉冤太久，苍天都为之哀鸣悲号，朝廷这才复其官衔、谥号，并赐祭祀，没有变卖的房屋一并归还。
降至大明崇祯年间，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有感于江山日非，怀念五十年前江陵柄政时期的美好岁月。
汉阳人李若愚大声疾呼：“居正辅神庙十年间，事甚确。居正死四十余年，莫敢列其功烈……其诸孙被褐负薪，令人酸楚。问其才多可录者，合查当年荫典尽还之，尤未足偿其社稷功也。居正亦可含泪入地矣。”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争相讼居正冤，全面列举其整顿吏治、丈量土地、治理河槽、振作武功等历史功绩，高度评价了故相忠贞报国、不计得失的高尚品格。
年轻的崇祯皇帝看了奏疏，抚今追昔，对天长叹：“臣工皆自保名利，似居正者，以天下己任，何叹国事不兴？”接着，皇帝正式下旨：“旧辅张居正相皇祖十年，肩承劳怨，力振纪纲，饬举废多，有功可纪，虽以夺情及后蒙议，过不掩功，委当垂恤，所请荫赠所司看议以闻。”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吏部尚书李日宣等人合奏：“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崇祯帝恢复张敬修官职，赠谥“孝烈”，表彰他捍卫家父而自杀殉家的节烈，妥善安排其孙张同敞荫承中书舍人。
至此，张居正冤案在历经数十年的曲折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有诗人王启茂在拜谒张文忠公祠堂时，心中万分感慨，挥笔写下一首堪称史诗的《谒江陵张文忠公祠》：
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素衣冠。
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
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
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奈何这位传奇首辅生前的一切恩怨是非只有随着所有当事人都死去，才得以盖棺论定，然而这时，已到了边关危急、国是日非之际。
不幸中的万幸是，张居正生平曾自负地说道：“国家多难之秋，皆楚人挺身而出。”他不曾想到自己身后之冤的昭雪也是由他所敬慕的荆楚人士（如官应震、梅之焕、罗喻义等）不计风险，振臂高呼而成。群山万壑赴荆门，在为张首辅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被这风景瑰丽的楚地，仗义勇敢的楚人深深折服。
江山无恙慰英魂
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
物是人非，当大明王朝国将不国之时，崇祯皇上抚髀长叹：有一百个庸相不如一个救时宰相。
可惜，为时已晚，一切都无济于事，没多久，统治中华大地两百七十六年的明帝国终在一片刀光剑影中翕然坍塌，而地球彼岸的西方国家正在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朝着近代社会迈进……
不得不说的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部下亲到江陵，要张居正五子张允修出来做官，张允修不从，留绝命诗“愿将心化铮铮铁，万死丛中气不磨”，自焚而死。
荫封中书舍人的张居正曾孙张同敞，后来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做了南明兵部侍郎，总督广西各路兵马兼督抗清军，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清兵攻桂林的那天傍晚，他与广西巡抚瞿式耜会面。瞿式耜劝他逃亡，他却毅然回答：“死则俱死耳！古人耻独为君子，君独不容我同殉乎！”
翌日上午，两人被一同押往靖江王府，后软禁于桂林。最终在被囚禁四十余日之后的永历四年（公元1650年）闰十一月十七日，与瞿式耜在桂林英勇就义。传说张同敞人头落地时，身子仍然向前行走三步，然后才倒下。
疾风知劲草，不论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还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无奈，中华文明每当发出“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的哀叹之时，总会有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君子死社稷，何憾之有！
张居正一生为国，死而后已，虽然身后有过落寞委屈，也有沉冤昭雪。这个家族传承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张氏后人的义举，正是他们血脉中这个烙印的最好注解。
与其师张居正近来不断为人啧啧不同，神宗不神，定陵不定，张门惨案的始作俑者万历皇帝始终难逃“明实亡于万历”的学术论断，他作为朱氏家族的罪人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的公正即在于此。
张居正的一生留下了不可思议的传奇，也留下了擢数不尽的遗憾。他在政治中成长，在政治中成熟，在政治中成就丰功伟业，不期亦在纷繁的政局中身败破家……最终，他又在时局的召唤下洗耻雪冤。
那些曾经令人艳慕的功名富贵，终究要化作一缕青烟无情地散去。他生前固然遂行其志，然而毕生的心血精力却随着泥土被埋入九尺黄泉。正如他年轻时所作《适志吟》：
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
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
他建功立业时一定气宇轩昂，处于平和时一定深沉淡然，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情漫漫，一再被大富大贵、大灾大难所缠绕。是是非非伴随其生前身后，经过时间的过滤，人事纷扰、利害相争都已淡化，他的诗意也就变成一种空灵，留给后人无限的思考。
斯人已远，斯事可鉴，斯情可叹，斯业可颂。
附录 与文坛领袖的江湖恩怨
这班同学不寻常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恰逢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之年。当时的科举考试，既是对参考者多年苦读的文化水平考试，也是统治者选拔治国之臣的重要途径，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高考、研究生再加上公务员考试的混合体，录取比例之低更是令人咂舌。
金榜题名是每位读书人的梦想，自隋朝起至二十世纪初的一千三百多年中，多少人皓首穷经从弱冠之年考到年逾古稀，都未能取得一功名，竞争之激烈可窥一斑。
和NBA（美国篮球职业联赛）选秀时新秀球员有大小年之分类似——好的年份你就算在第十三顺位都能选到科比这样的天才球员，而差的年份，如同大名鼎鼎的水货状元布朗那样的球员也比比皆是。科举考试或许有瘸子里挑将军的尴尬，时不时也会出现人才井喷的场面，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便是一次天才云集的考试。
这一榜的进士人才济济，应该算得上是明朝科考史的“丰收年”。纵观金榜，他们之中日后有的成为杰出的首相，有的成为封疆大吏，还有的成了一流的文学家……
尤其有两位名垂千古的人物蛰伏其中，他们的名字和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其他进士相比，留给后人更多更深的记忆。两位青年此时看上去与其他进士尚无二致，可谁又能想到，两个传奇人物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刻有了交集，这次科举，也成了两人今后几十年剪不清、理还乱的复杂关系的微妙开端。
他们就是二十年后咤叱风云、在大明政坛搅起滔天巨浪的政坛领袖张居正，和隆万之际独擎文坛大旗、盟主文坛二十年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理想人生，通常有两个方向，或是经天纬地，成为治国安邦的良臣；或是蜚声文坛，留下传诵千古的文章。张居正和王世贞作为践行这两种人生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也正是当时万千学子命运的一个小小缩影。
王世贞，字元美，晚年自号弇州山人。或许有些朋友并不熟悉这个名字，但提起明代奇书《金瓶梅》，大家一定耳熟能详，而《金瓶梅》传说中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就被人怀疑是王世贞。尽管《金瓶梅》作者之谜始终没有定论，但亦由此足可见王世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同凡响。
王世贞比张居正年小一岁，出生于江苏太仓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衣食无忧，生活颇为宽裕。他祖父王倬历官成化、弘治和正德三朝，最终官至南京兵部侍郎，父亲王忬也做到都察院右都御使，所以王世贞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官宦子弟。
王世贞从小耳濡目染，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年纪轻轻就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领袖，中晚年则独领文坛达二十年。
严嵩父子权倾朝野之际，王世贞初入政坛，他不乏文人的理想主义，坚决不依附权贵，和彼时的张居正境遇类似，两人的仕途都颇为不顺。
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他们的同年杨继盛挺身而出，弹劾严嵩十大罪、五大奸，杨继盛的作为在当时无异于以卵击石，他的呐喊没有唤醒嘉靖皇帝，自己也落得个身陷囹圄的悲惨下场。
此时的张居正并非没有正义感，但老成持重的他选择了沉默并等待时机。
王世贞则书生意气大发，他毫无畏惧地入狱探望被严刑峻法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杨继盛，还时不时送汤药为其疗伤，与此同时，王世贞还充当起可怜的杨夫人的秘书顾问，为其代写伸冤疏投给皇帝。
可惜王世贞一番努力也没能挽回直言敢谏的杨继盛被严嵩杀害的悲惨命运，王世贞提前准备好棺材收敛故友的尸体，并亲自到刑场祭奠好友，充分体现出不畏生死的文人风骨，但无疑也是对严首辅的极大挑衅，让自己成为严嵩的眼中钉。
老谋深算的严嵩，舔着带血的牙齿伺机报复。吏部两次拟定才华横溢的王世贞离开京城出任提学使，都因严丞相从中作梗而被否决。严嵩更是抓住机会，将他父亲逮捕下狱。王世贞如梦初醒，立刻辞去一切官职，和弟弟王世懋到处寻找好心人解救父亲。
王氏兄弟病急乱投医，俩人索性数日跪伏在严府门外，连连磕头，但严嵩不为所动，王氏兄弟到底还是没能让父亲得到宽恕而被处死。
王世贞从此心灰意冷，绝意仕途。
十多年以后，权倾一时的严嵩一派轰然倾覆，严世蕃更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相传严世蕃行刑那天，王世贞和他弟弟王世懋兄弟亲赴刑场，私下花钱买通刽子手，刽子手行刑之后，早有预谋的王氏兄弟不放过其尸体，拿到了严世蕃一条血淋淋的大腿，二人回家之后，将严世蕃的尸块扔在锅里煮熟后，献到父亲王忬灵位之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接着食人之肉以为父亲报仇。
这件事虽说是报杀父大仇，也从侧面显露出王世贞睚眦必报的极端性格。
严氏父子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张居正作为徐阶多年来一直关爱有加的学生和主要智囊，亦扬眉吐气，正式入阁拜相。
还在太仓老家舞文弄墨的王世贞听说自己的同年张居正已经飞黄腾达，不由欣喜万分，对好朋友戚继光连连称赞：“江陵相公诚谓社稷臣，今日作相乃国家之幸，万民之福！”
王大文人不愧是读着圣贤书长大的孝子，时刻不忘含冤蒙屈的父亲。看到昔日的仇人严嵩倒台，自己同年开始在朝中慢慢掌权，是时候为父亲讨一个公道了。王同学给年轻的张阁老修书一封，请求新进的张相和所有内阁阁臣为父亲平冤昭雪。
首辅徐阶早就看中王世贞的才华，认为他必定会掌控天下舆论话语权，有意将其笼络至自己麾下，爽快答应为王之父平反。这时，高拱却跳出来强硬阻拦。
高拱素来志向远大，不甘居人之下，他与王家未有深仇大恨，此时不过是故意和死对头徐阶作对。可怜王父，死后又一次成为政治斗争的筹码。后来王世贞在自己的作品《嘉靖以来首辅传》中，也不忘千方百计抹黑高拱，便是报此之仇。
囿于资历太浅，张居正在此事上没有明确表态，所幸王抒还是得以平反昭雪，官复原职，爱憎分明的王世贞自然对徐阶首辅感恩戴德，其中也未必没有张居正的功劳。
伸出橄榄枝
隆庆朝拨乱反正，朝政大新，可惜倒霉皇帝苦苦等待二十年得来皇位才坐了六年就一命呜呼。王世贞最为讨厌的阁臣、隆庆皇帝最为依靠的元老高拱骤然失去靠山，落荒被罢。取而代之的正是王世贞那位最有出息的同榜进士张居正。
张居正励精图治，求贤如渴，如何安排部署享誉中外的文苑领袖王世贞，提上新首辅吏治工作的议事日程。
老成的张居正深知网罗人才最重要的绝非文笔好坏，要先考验王文人的适应能力和行政能力，遂授予王世贞湖广按察使一职，派他到自己老家做官。
明朝在地方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司，掌管行政、司法和军政，合称三司。湖广按察使作为湖广三司之一，品级颇大，是正三品的地方大员，相当于今日湖南湖北两省司法院院长。
这么重要的官职到底还是没能遂王世贞之愿，王文人嗜好文史，毕生的最大愿望是做兰台史令，修撰一部纪传体的明代国史，成一家之言。
张首辅安能不知老同学鸿鹄壮志，此时的首辅，安排官员更需全盘统筹而非个人私交，他不但没安排王世贞任职翰苑，还派他去遥远的湖广当检察官。王世贞书生意气，面对如此落差只有失望郁闷，迟迟不肯动身以做无声的反抗。
消息灵通的张居正很快闻知王同学心思，连忙去信安慰鼓舞，敦促他早日就任。诚然，王世贞所长不在吏治，而在文词，人尽其才就应该最大程度发挥他的文学特长。
正巧此时一个绝好机会向他们走来——三年一度的湖广乡试拉开帷幕，首辅连忙嘱咐王世贞担任乡试第一主考官，以便他大显身手：“今岁乡试，诚顾得公大雅之作，以为程式。”
同时首辅积极协助王世贞工作，向湖广巡抚舒念庭介绍王世贞其人其才：“新任王廉宪凤洲，娴于文词，委以程试之作，必能代劳，有裨盛典。”
可见张居正颇费苦心，考虑周详，安排细致，诚心希望培养一个才华横溢的助手来协助自己的改革大业。
可惜王世贞不改初衷，在当年乡试所做《湖广策问·国史策》中，又充分表达了登兰台做令史的美好愿望，再次委婉地告诉首辅，我王世贞之志不在做地方官。
面对老同学的真情告白，张居正无可奈何地叹口气。他了解老同学虽才高八斗，但并不适合在血雨腥风的政坛摸爬滚打。王世贞也完全没想到，精明的张首辅早就苦心为他设计了一条官场升职捷径，这个按察使不过是为他下一步升为京官的跳板。他没理解张同学的良苦用心，也让自己的前程蒙上了一层尘土。
在首辅的关照下，王世贞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二月内转为太仆寺卿；九月，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
短短一年之内，王大才子由正三品的地方官转为正三品的京官，尽管品级没有变化，但古往今来，相同品级，京官的魅力远远高于地方官。尤其在明朝，做到正三品的京官就很容易步入六部尚书或是内阁大学士之列。
再说王大人的新工作郧阳巡抚，该府位于湖广荆襄地区，山深地广，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为流民聚居之所，在这里担任官职颇能磨砺人。首辅顾念同年之谊，屡屡拔擢文坛宗主王世贞，更向天下士子们宣示着阳光开明政治。自然，安置王世贞做自己家乡的巡抚，于公于私都是极大的托付与重用。
这期间，王世贞顺风顺水，也尝为首辅的老父老母撰写过文采飞扬的寿辞，深得两位老人的欢心。
歌颂首辅的父母还不过瘾，王世贞又作《世德庆源祠记》，把张首辅的数代先祖通通高歌一番：他称赞张居正高祖张诚“廓落好施予”，曾祖张镇“自喜为施予益甚”。
“醉翁之意不在酒”，王世贞最后终于进入正题，歌颂起张相爷：“为德者各满其分而已。二公之为德，于所知，则所知尽为德。于力所及，则力所及尽。虽太岳公，亦尽其所知与力所及者耳。德大小殊，其能满于分均，而发于不忍之。”
张居正看到这些也非常感激，连连向他道谢。《张太岳先生诗文集》中收录了张居正给王世贞的多达十五封书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王世贞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欣赏，尤其欣赏他的文才、词采。
卖弄文笔、为首辅歌功颂德只是王世贞生活的小插曲，他在郧阳的五百余个日子里，大多是在巡抚衙门的寂寥中度过的，常常趴在办公桌上发呆。
交恶
这一年（万历二年）赶上好时候，皇上下诏免除江陵租税。江陵知县李应辰派张现负责丈勘田亩。可府学生员许仕彦认为，张现对他每亩地的田产所报超出正常数额。李应辰又派巡检范应瑞复勘，发现其仍隐匿田亩。
许仕彦硬是不服，“揭竿而起”，上演了一出“挟知县以令诸侯”把戏，并多次提出无理要求。李知县被这么一折腾，就给巡抚大人王世贞打了小报告，并上交辞职信以示威胁。
不久，王世贞又接到湖广按察使同样的报告，于是他即刻申奏朝廷从重惩处隐匿田亩者。
这本是一桩再平凡不过的民事案件，可此案的幕后主使王化正是当朝首辅张居正的小舅子。
这个背景使得本案变得错综复杂。好在深有城府的张居正了解文人本性，他通情达理，一方面为自家人辩护，一方面也理解王世贞，没有为此责难他，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此后，王世贞凡有纠劾贪纵、举荐人才、刷军政、清屯田等上疏、请告，张居正几乎毫不留难，一一照准或呈上。
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或许是承受了太大的压力，或许是远离江南老家终让王世贞忍无可忍。
这年晚春五月，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忽而阴风阵阵，一场地震席卷了湖广与河南的部分地区。巡抚王世贞递上《地震疏》报告地震情况。
作为地方要员，王大人如实汇报灾情即可，可王大人毕竟是文坛领袖，奏折文末，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议论：“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饬备，以阴谋险伏为虞。”影射权臣专权而导致天下不安宁，是祸乱的根源。
张居正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挑战自己的权威，《地震疏》触犯到了张居正的底线。从此，二人真正交恶。
王世贞也并非不知自己的侃侃议论渐失首辅之意，可他非但没有收敛，还给一位在京做官的宗人大谈首辅八卦：“相公情窦渐开，浸耳目之好，恐非宗社之福……”
宗人听着有趣，便悄悄告诉了一个张居正身边的好事之徒：那个王世贞闲得无聊，很是嫉妒首辅身边的美女，莫非他想偷一个回家调戏？
多少曾经坚比金石的友谊尚且经不起小人的挑拨离间，更何况张王二人早已心生罅隙，且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遥远的楚地。三人成虎，张居正对王世贞愈加不满，“积不能堪”。
张首辅身边自然少不了善察言观色的跟班，没多久，望风承旨的给事中杨节疏劾王世贞大节已失。
事情到了这一步，王世贞出击了。他一口咬定是张居正背后施展阴谋诡计处处算计他，暗暗对天长叹：“此江陵始终弄我也。”
事已至此，他心生怨恨而辞官回家。尽管王世贞心里怨恨张居正，但对自己亲家，治河名臣潘季驯说起自己罢官始末，则归罪于与言官不合，而非江陵公有意为难他。
俨然一副宽宏大量的儒者姿态。
平心而论，文豪赋闲在家未必不是好事，握持大权者需善权衡，通谋略，知兵懂武，精于智术。文艺天才的理想工作莫过于创作精神财富，远离权力核心乃英明之举，否则哪能留下等身的著作？纵观古今中外的大文学家，哪位不是饱经人世沧桑才留下千古不朽之作？
罢官回家的王世贞，生活重新回归平静，有了充裕的时光舞文弄墨，表面上对首辅依然很友好，时常厚礼相赠。首辅父亲去世，王世贞并没有激烈反对首辅夺情起复，而是“悲痛”吊唁张文明，为他写下神道碑歌功颂德，还安慰张居正节哀，不要过于悲痛贻误国事；但憋藏在心中的抱怨，一天都不曾停止。
王世贞除了与张居正的直接矛盾，他与同乡王锡爵相互友善或许也是两人构隙的间接因素。王锡爵本来就与张居正不睦，张居正夺情，要廷杖吴中行、赵用贤等人，王锡爵带着史馆十余名同事跑到张府上求解，张居正硬是不予理会。
王锡爵英勇无比，无所畏惧，径自闯入张相私宅，指着首辅鼻子切言痛批，一时把堂堂张相国气得要拿刀自杀。
次年首辅回家奔丧，九卿大臣都联名上奏，请皇上早日召还首辅，唯独王锡爵鄙视他们卑躬屈膝依附权臣，不肯署名。
王锡爵这种独立清高的作风在当时相当有市场，拉拢了一批以气节自负的青年官员。张居正十分厌恶王锡爵，想动他又抓不到把柄，临死前都不忘骂他是奸邪之人。
王世贞晚年偏偏与张相爷讨厌的王锡爵情同兄弟，两位皆因张居正而赋闲乡居，亲密得形影不离，一起吟诗作画，王世贞甚至还拜王锡爵次女昙阳子为师，与王锡爵同入恬淡观。
说到昙阳子，她的名气一点也不比其父小，在晚明可是家喻户晓、极富传奇色彩的女侠。她坚守爱情，甚至要为不幸早死的但又从未谋面的未婚夫终身守节，自己做了道士，最后白日升仙，为“夫”殉情，年仅二十三岁。
昙阳子白日飞升那天，十万之众聚集在太仓城目睹盛事，又哭又拜，经日不绝，汤显祖那部响彻古今的名剧《牡丹亭》就是根据她的事迹改编的。
或许张居正雍容端庄的高贵仪表令人心驰神往，俨然成为当时小女生心目中的政坛偶像。尽管其父和张居正有着不小的过节，但这并不影响昙阳子对相爷的崇拜，称赞张相爷乃是一世豪杰。昙阳子在世人心目中就是一神仙形象，被她崇拜的张居正在当时自然是老天注定的政坛大腕。
昙阳子升天以后，王世贞为她树碑立传。传文不久传入京师，好事之徒闻风而动，欲兴大狱而向首辅献媚，一箭双雕，将二王（王锡爵和王世贞）一网打尽。张居正颇不以为然，保持着异常的冷静，认定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足道也。
在志在革除积弊的张首辅眼里，改革才是第一要务，只要王世贞不妨碍朝廷的大政方针，不挑战他的权威，张相爷断然没有心力，也没有时间蓄意打击报复。过分打压自己的同窗，于情于理都是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作为一介书生的王世贞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政治高度，蛰伏家中的王才子，等待的只是一个可一吐胸中恶气的机会。
文人的笔
张居正去世以后，王世贞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出头之日。八年后，他在刑部尚书任上没多久，再次被人弹劾辞官，并于同年死去。
王世贞生命的最后几年正值举朝争索张居正罪过而不敢言其功的岁月，而与首辅有着恩怨情仇等复杂关系的文豪又会怎样看待这位亦敌亦友的重要人物呢？
首先，王世贞研读历史多年，还是深明大义的。他肯定江陵相业，反对把一切罪恶都扣在张居正头上的行径。
隐居不仕的王世贞对政局的反复无常也深为忧虑，他向友人石星表明自己立场：“江陵晚途骄奢贪权，诚有罪矣，然台谏织其罪以求爵禄，不过逞一时之快而无建树，于国于民无裨益，终速大祸而乱国家。尔曹食君之禄，即当分君之忧，断此风气，方为良策。”
王大师表面上的客观公正、心胸宽大，却掩饰不了骨子里对张居正的痛恨。他出身名门，自诩才高八斗，是公认的文坛领袖，文才一时天下无双，后来因为自己一时冲动连累家父，生活陡变；而张居正作为他的同年进士，考试成绩比他优秀，长相比他英俊秀美，仕途比他通畅顺利，能力比他精明强干，社会地位比他显赫，也比他受太后和皇帝的宠爱……
总之，再比下去王世贞恐怕想死的心都有了，同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王世贞看着张居正这么风光，心里那是羡慕、嫉妒、恨。
作为传统的士大夫，王世贞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熏陶下，也渴望入朝做官，施展抱负。所以，他才会甘心放下身段去巴结讨好这位同年首辅，绞尽脑汁为他父母写文采飞扬的寿文，给张相爷本人赠送自己收藏多年的名贵字画。
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阴差阳错之下，王世贞最终还是被张相爷给弃置不用，就连他自诩的文采也被讥讽为花瓶，可以欣赏品鉴而不能重用。真正刺痛王世贞的，正是张相爷对他才华的漠视，而这种漠视，对一个自视极高的人来说，比当面羞辱更为不堪。
王世贞作为文人，拾起手中的笔杆子，在张居正死后蒙冤又遭到天子的严厉处罚时，开始了自己的报复，在其得意作《嘉靖以来首辅传》的《张公居正传》里，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
他以传主的同年兼散文家的身份揭露了很多事情的所谓内幕，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包括了很多传闻逸事，细微末节。当然，文中也有对张居正的称誉之词，例如提到他知人善任，任用戚继光、李成梁这样的名将；考成法朝下而夕奉行，其势如无所不披靡。
可是笔锋一转，王世贞重点则指张公虚伪矫饰、器小易盈而天性刻薄，而且他自己也无所顾忌，毫不隐瞒他和张居正个人之间的嫌隙。
传记又说，张居正是因为纵欲过度而一命呜呼，细节描写如身临其床榻之侧，较之小说也不遑多让。
为了丑诋张居正，王世贞阴损到不惜把戚继光等好朋友也拉下马。他说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张首辅，才换得兵部尚书这一重要职位；抗倭名将戚继光则用重金购买人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进献。
同时代另一位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一节看似极平淡的文字，叙写了张居正生前死后与两位“同年”王世贞、汪道昆的关系，其中绝妙的对比手法，生动展示出明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及人格分野。
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寿辰。弇州、太涵俱有幛词。谀语太盛过，不无陈咸之憾。弇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败，遂削去此文，然已家传户颂矣。太涵垂殁，自刻文集在江陵身后十年，却全载此文，亦不窜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过七十岁的生日，王世贞、汪道昆作为张居正的朋友，按照当时的交往礼仪，他们俩各写一堂寿幛致贺，偏偏这两篇寿幛，鉴别出了王、汪两人的品行人格。
汪道昆是安徽人，也是张居正的同年进士。他文武兼备，在福建巡抚任内，曾协助戚继光扫平扰闽倭寇，以军功屡受擢拔，职位直至兵部侍郎，在仕途中少有颠簸，也算得上一帆风顺。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考虑到汪道昆与戚继光的深厚友谊，就派时任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巡视蓟、辽一带。
岂料这位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汪道昆，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被自己那位好朋友——不徇私情的铁面宰相给免职了。这时，他才不过五十多岁。
汪道昆从此便自称“天游子”，隐居于黄山脚下潜心写作。想当年，汪道昆也是张首辅面前的大红人，正是张居正的欣赏重视，他的作品才红遍大江南北，身价随之骤升，一举跻身文坛领袖之巅峰，引来同行王世贞的嫉妒。
汪道昆为表达感谢，给张首辅父亲写的寿幛深合张居正意，赢得首辅的啧啧称赞。
寿幛云：“海内颂相君功德，必本之乎先生，此则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矣”，赞赏张文明“无成心，无德色，无溢喜，无私忧”且“有子得君而相之，泽被天下，而不以为惠”，堪称“众众父”，老爷子的诞辰理当为“社稷之寿”。
后来，面对昔日风光同学的惨剧，与张居正同样有过恩怨情仇的汪道昆没有墙倒众人推，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与理性。他在日后再版的文集中依然留存着当年的寿幛，见证他们的友情。
他油然而叹道，张公之祸在所难免，张公欲有所作为，必揽大权。而这大权正是天子至高无上的皇权！张公当权便是天子失位，效忠国家就意味着蔑视皇帝！功高震主，权重遭忌，这就是张公无法逃脱的必由之路。
汪道昆的评论一语道破天机，深刻地道出帝制社会下，君臣之间无数冤案悲剧的根本缘由。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王世贞没有汪道昆的胸怀，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年羞辱，不仅销毁掉与张居正有关的一切信函，甚至重金派人抹平当年为张文明撰写的神道碑……
二人相较，品性高下立判。
史德
《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持否定态度，书末对张居正的评价除了有才干以外其余乏善可陈，大加鞭挞他的人品修养，还引用孔子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居正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严厉批评诋毁张居正，说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乃咎由自取。
由于王世贞是明代数一数二的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嘉靖以来首辅传》又是王大师晚年颇为自豪的作品，所以晚明以来一直到现在，上至官修史书，下到笔记野闻，各种版本的张居正传记都或多或少受到此书影响。
当今很多网文谩骂张居正贪婪好色，滥用春药，都是拜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所赐。桃色新闻不失为抹黑人的最佳途径，王氏史书亦由此博得广泛市场，但众多历史细节到底是真是假已然无从知晓。
《嘉靖以来首辅传》尽管流传广泛、影响长远，但如“王怨夫”这种“爱憎分明”、任肆褒贬的史德也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
吏部尚书孙矿在《月峰集》卷九《与余君房论文书》中就曾告诫朋友：“足下甚推服弇州，第此公文字，虽俊劲有神，然所可议者，只是不确。不论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岂足当钜家！”
明末清初的青年学者吴炎与另一位史学大家钱谦益也讨论过王世贞，批评他眼高手低，善于攻击别人的缺点，还总以己度人。譬如这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徐阶、张居正二公的溢美溢恶，就不足为信。
连清初参与撰修《明史》的学者汪由敦都看不惯别人过分推崇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的做法：“江陵传自是神宗朝第一大传，而王世贞逞才使气、褒贬抑扬过情，不足以据为信史。”
不可否认，王世贞的确是位杰出的文学家，但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史学家，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客观公允地记录下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历史，其次才是文采。
没有公信度的史书谈不上万世信史，史书编撰者写下的每个字都会影响后人对其人其事的看法，秉笔直书是考验史学家道德和责任的基本准则。可这位王大文人，却将史书当成了自己泄愤的工具，扭曲塑造百年张居正形象，有失忠厚，不能不令人惋惜。
政坛领袖和文坛领袖的故事结束了，无论此二公生前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精英，早已作古而且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只是王大师生前那部有名的大作无论真伪，都成为我们后人了解张居正其人其事的重要史料。我们也只能从传之后人的只言片语里去努力还原当初的事实，让历史画面变得更充盈丰满。
政治家可以掌控文学家的宦海沉浮于一时，而文学家的笔杆子却能臧否讥讽政治家于万世，可见文人万万不可惹，也惹不得哪！
注释
[1]张居正去世以后，这座建筑改为京师全楚会馆。全楚会馆也如同它的主人一样，在历史的洪流中演绎出不少传奇故事。它后来成为私人住宅，清朝不少大文学家都曾入住。近代以来，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亦曾多次莅临于此，留下光辉足迹。全楚会馆历经数百年沧桑，无数名流在此驻足休憩，其规模宏伟可窥一斑。世事变迁中，会馆仍与他最初的主人一般素雅静默，不改仪容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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