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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权力巅峰

  权力的后遗症

  或许是自信心极度膨胀,或许是皇室无与伦比的依赖宠信,或许是门生接连不断的弹劾给张居正精神上带来莫大刺激,夺情以后的首辅在工作作风和个人操守上都有很大转变,他变得听不进反对意见,且好奢乐谀。

  一般而言,人性格中存在的缺陷与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消极面与积极面同时存在。积极面会促使人成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消极面开始占上风,成为制约人前进的瓶颈,乃至功败垂成。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会勇往直前,任他谤书盈箧也从不理睬,是铁腕宰相的行事风格。这种风格好而言之是执着果断,但太过坚持己见未尝不是刚愎自用。

  刑部侍郎刘一儒非常担心,位高权重的首辅一味这么唯我独尊地放纵下去,一旦酿成大错,必将遗恨千古。刘大人便以讨论时政的名义稍加规劝。

  刘一儒绝非等闲之辈,张居正早在翰林时期与他官位相匹、志趣相投,并把自己的掌上明珠,美如天人的独生女许配给才品卓越的刘家公子。

  张小姐出嫁时,宰相老爸为宝贝女儿准备了珍宝首饰作为嫁妆,可刘氏父子自居清名,新媳妇携嫁妆进门时,他们吩咐下人把那些陪嫁的珠玉绸缎小心封存了,不许擅动。

  这番举动,不管刘家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传出去博得了相当的好评。刘氏如此冷淡对待权势巅峰的张氏,其中奥妙颇令人探寻与玩味。

  刘一儒在写给张居正的信中首先肯定亲家的治绩:“自公辅政,订立省成之典,恢复久任之规,申明考宪之条,严格迟限之罚,大小臣工,鳃鳃奉职,治功既精明。”

  然后笔锋一转,给以忠告:“然政令过严则变得苛刻,法律太密则变得扰民,当今综核既详,弊端剔尽,而督责复急,人情不堪,不利于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也。”

  这些见解比较中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社会舆情;刘侍郎希望张居正在万历新政取得初步成效后,适当调整政策,“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

  假如张居正接受刘一儒的忠告,或许可以收回部分早已失去的人心,但若真的接受忠告,便不是张居正了。考成法旨在给怠工官员套上紧箍咒,实现综核督责,现在稍有成绩就想放松赚人气,这正是张居正不愿看到的。不图虚名正是张居正无限精神力量的源泉。

  亲家自觉无趣,从此渐渐远他而去。

  万历初年的政局,在时人和后人看来,终有“精明有余,浑厚不足”的印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下属们为讨首辅欢心,看相爷眉宇行事。投机钻营之徒争相阿谀献媚,向张居正赠送黄金制成的对联,赫然刻着: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显然把张居正和皇帝抬到同一个高度,颇有僭妄之嫌。也有人这样歌颂张氏父子:

  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高日月;状元榜眼,二男登两第,学冠天人。

  张相爷不仅大胆接受,还欣然悬挂在厅房,在这点上颇不如老师谦虚低调。当年徐阶退休回家,堂中挂着如此谦虚的对联:“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

  喜好阿谀倒不能算太大的污点,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美,只是外在表现有所不同。

  张相爷失败的地方在于,繁重的政务和巨大的压力使得他疑心愈发重,时常用猜疑的目光看待同僚;站在权势高峰的他偏偏又轻信了一些奸险小人。

  追随张相事业的不乏有识之士,也混杂了不少奸佞之流,阿附者们仗着首相威权,四处招权示威,在外肆意妄为,同时也败坏了首辅名声。

  张门“鹰犬”为了讨好相公以求飞黄腾达,妄自揣摩首辅心思,看到某人与首辅稍有不和就肆无忌惮攻讦排挤,致使不少正直之士不安于位,更有甚者杀人献媚,使张相爷更加孤立,丧失人心。

  高处不胜寒。

  张居正挚友陆光祖看不惯昔日好友今日的执拗,时不时敲打规劝他。当首辅父丧之日,大小官员身着素服到朝房拜谒相爷,唯独陆光祖照常穿着便装见他,众人尴尬地瞅着“另类”的陆大人,无人为他设座。

  陆光祖厉声道:“公卿‘坐而论道’啊!”

  他大步走上前,一屁股坐在本属首辅之位的上座。古代入座颇为讲究,在场诸位惊慌失色,陆大人也太倨傲了,首辅马上就来了。

  正好张居正走进朝房,看到占据上座的陆光祖,不但没有生气,反倒很开心:“十五年不见,五台兄仍是英气逼人。”

  陆光祖不由开怀大笑:“我是姜桂之性,越老越辣!”

  张居正言归于正:“你为什么不住得近一些,方便往来?”

  陆光祖:“我还觉得离得不够远。”

  张居正怏然:“五台兄当年为了远离严嵩离开,现在又疏远我,莫非我是当今的严嵩?”

  陆光祖站起来,慷慨激昂地批评张居正执法过严,硬性规定各省份每岁决囚的人数;不虚心接受不同意见,对批评者不是流放就是革职,这和严嵩为首辅时的做法毫无区别。

  张居正深深叹了口气,闭目沉思,他的思绪很是混乱,陆光祖的一席话,有如当头喝棒;但如果说张居正不曾意识到这些问题,那又太低估他了。待他理清思路,又开始他那激情四射的演讲:“五台兄素有超世之识,深刻了解我忠心为国、任劳任怨的良苦用心。古代圣贤,所处时代不同,处世之道也大有不同。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执政大臣就当作出超越常理之事以拯救国家。伊尹、周公当年身在乱世,力行重典,商、周基业赖以长存。我一介书生,拥戴十余岁幼主,自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隆庆以来,议论滋多,纲纪倒植,名实混淆。我当国以来,修明祖宗法度,振举颓废弊政,忌者乃倡异说,蛊惑人心,摇乱朝政,所以我不得以重处其中一二人来端正人心。我要扶危定邦,任何仇怨,在所不计。”

  张居正满心希望挚友能够理解自己,追随自己,遗憾的是,陆光祖后来没有如张居正所愿,反而又和张居正政见相左。

  江南秋粮改折,张相爷一心要加额,陆光祖摆出各种理由,就是不肯听从首辅意见,两人争执不已,也没争出结果。

  张居正悻悻然:“浙江人太难相处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张居正无意的埋怨引来御史张一鲲的“搏击”,张御史趁机中伤陆尚书骄亢无礼,陆光祖二话不说,告病退休。尽管张居正事后多次恳请陆大哥再次出山,共济艰危,却都没能如愿以偿,首辅的挚交就这样被排除在权力场之外。

  古装剧中常有高官显贵的家奴横暴于乡的情景。考诸史料,确有此事,张府管家游七就是位仗主之势作威作福的恶仆。

  晚明大官僚奴仆仗势欺人的现象并不少见,时有化名“东海渔人”者作《五七九传》,传主“五七九”就是万历年间三位炙手可热的首辅王锡爵、张居正、申时行家的管家:王五、游七、宋九,其中当属张家游七最为嚣张。

  游七本名游守礼,号楚滨。他聪明伶俐,乖巧过人,长年随侍其主,后来又和冯保管家徐爵互通情报,为张、冯二人联手扳倒高拱立下汗马功劳。

  主人任首辅期间,游七颇受信任,一度被允许到公事房为首辅出谋划策。投机取巧的官员纷纷与之交结,甚至和他称兄道弟,企图通过他来打通“关节”。

  贪婪无度的游七也假借名义,瞒着主人在外面编织自己的关系网,还娶了几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

  云南籍的都给事李选,本是张居正门生,挖空心思谄媚座主。他娶游七妾妹为侧室,以此与张居正修僚婿之好;另一个李宗鲁也效仿李选,亦娶游七之妾的小姑为外室。

  消息不胫而走。

  张居正知道后顿时怒气冲天,尽管他权倾朝野,可毕竟也是读圣贤书长大的士大夫,岂能容忍一家仆在外败坏名节?张府侍卫依照家法打他几十大杖,游七奄奄一息,笞之几死。

  惩戒了游七,张相爷又当面狠狠训斥了李选和李宗鲁两个厚颜无耻之徒,并传示吏部,将李选外调江西参政,李宗鲁也同样被外调。

  然而一切都晚了,游七的种种劣迹已经给张家招惹了不少怨愤,不少正直君子早就迁怒于其主子张居正身上。

  清流的愤怒

  早在张居正归江陵葬父时,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就弹劾张居正专擅朝政,喜好阿谀奉承。

  王用汲列举近年遭到“惩抑”的官员,大半都是“不依附宰臣之人”;反之,“凡附宰臣者,亦窃得各酬其私”。

  在王用汲眼里,天下除了皇帝至公至正,无人不行私,无事不行私。可惜皇帝又把政权全部托付给大家都阿谀奉承的那位大臣,大臣更加无所顾忌地罔上行私,小臣困苦却无人诉说,迫使天下人奔走私门。因此陛下应该亲自阅览天下奏疏,然后再找辅臣咨询政务。

  这份奏疏呈进时,张居正还在江陵,吕调阳卧病在家,由张四维拟旨,将王用汲革职为民。

  张居正回到京城听到一些风声,等他腾出手来看完此疏,大怒不已,认为处理太轻,甚至迁怒于次辅张四维,对他严词厉色持续多天,余怒未消之时,奋笔疾书给皇上写了《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张居正一语道明:“用汲之言,阳为议(陈)炌,阴则攻臣。”王用汲提醒皇帝独揽朝纲,不宜委政于众所阿附之元辅,而这恰恰触动了张居正最敏感的神经。

  一向不恤人言的首辅对外界的批评从不纠缠于细节。这次一反常态,极为罕见地逐条辩解,他在疏中不无激动地论道:“夫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当论辅臣之贤不贤耳。使以臣为不贤耶,则当亟赐罢黜,别求贤者而任之;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

  尽管万历把一切朝政都委托给最信赖的张首辅全权处理,可张居正自负地以天下舍我其谁的口气对成年皇帝讲话,难免令人反感,所幸万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批复道:“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计,假公伺隙,肆为谗谮者,累累有之。览奏,忠义奋激,朕心深切感动。今后如再有讹言诪张,扰乱国是者,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终辅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虚己倚毗至杯。”

  此后,虽不再有王用汲那样猛烈的攻击,但张居正已逐渐感到外界议论带来的沉重压力,这位一向不屈不挠的铁腕人物,心中不时忧虑重重。

  如果知难而退,明哲保身,这就不是张居正。个人命运未卜并不能阻碍他改革的步伐,张居正执政的最后几年,在舆论相对沉默的形势下,大刀阔斧,把改革推向更深更广的层面,为他的君上和国家贡献良多。

  伴君如伴虎

  随着万历皇帝步入成年,传统的耕籍礼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的耕籍礼,就是皇帝亲自耕田,作为一种象征行为,以此劝民重农务农,发展农业经济。

  根据祖制,万历皇帝本应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二月二十五日举行耕籍礼。然而不巧的是,十七岁的皇帝在同年正月出疹,视朝、讲读都暂免,在宫中服药静摄。鉴于这种特殊情况,张居正认为出疹之后最忌风寒,希望皇帝善加珍摄,耕籍之礼改到明年举行。

  皇帝出疹,引起皇太后的极度不安。笃信佛事的慈圣李太后为此向菩萨许愿:待皇帝身体康复后,会设法超度僧众。张居正从来不信这些,他回忆起嘉靖时数万僧人聚在皇宫败坏风俗的往事,担心僧人包藏祸心,搅出事端,不愿在宫中大搞佛事法会。

  既然元辅如此劝告,太后也只得作罢。

  万历身体康复后,又一次在平台召见元辅张先生。

  张居正入见,叩头:“恭贺皇上身体康复。”

  万历说:“朕近日没有上朝,国事多劳先生费心了。”

  张居正说:“臣很久未曾见到皇上,非常挂念。今天承蒙召见,十分欣喜。皇上虽然康复,但仍需保重。至于国家事务,臣一定会尽心尽力,皇上您不必费心。”

  万历说:“先生忠爱,朕知道了。”随即命近侍太监赏赐一些银两、绸缎之类,接着又说:“先生可以上前些,看看朕的脸色。”

  张居正走到御座前,突然跪下,他平静扬起头,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辛酸热泪。万历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让他细看自己的脸色,告诉张先生:“朕一日进膳四次,每次两碗,不过不沾荤腥。”

  张居正以长者的身份深情地叮嘱道:“生病之后能够多吃一些,确实是好事。不过皇上您大病初愈,还是要注意节制,不要伤到肠胃。不只是饮食上要注意,疹后最忌讳受寒和房事,希望您特别注意。”

  万历说:“现在太后注意朕的起居,一步都不曾离开,三宫也没有宣召。先生忠爱,朕心里知道。”

  皇上把他的日常生活一五一十地向张先生报告,随即又关照张先生说,他计划十二日恢复经筵,而日讲则拖到五月上旬再开始。

  张居正叩头退出。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的春天,皇帝在三公九卿的陪同下,如期举行耕籍礼与谒陵礼,重量级人物纷纷现身,场面极其隆重:大学士张居正与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充当三公,大学士张四维、兵部尚书方逢时、吏部尚书王国光、户部尚书汪宗伊、礼部尚书潘晟、戎政兵部尚书杨兆、刑部尚书严清、都御史陈炌、吴兑充当九卿,举行五推、九推礼。

  一切都在向世人宣誓:十岁即位的万历皇帝现已步入成年!从今天开始,一个崭新的成年皇帝立于世界的东方,立于文武百官面前。

  万历独掌乾坤的条件成熟,标志着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的任务似乎可以告一段落。

  无论这对君臣如何亲密,究竟不是亲生父子的关系。伴君如伴虎这句古训时刻提醒着张相爷。

  万历十岁时,只知道面前这位长须玉立的大臣是自己的监护人和老师,觉得老师可敬,有时不免有点畏惧,大多数时候,还是觉得他可爱。

  天热了,张老师讲书时,汗流满面,小万历吩咐太监替他掌扇;天冷了,老师站在文华殿的方砖上,寒气森肃,小万历便吩咐太监拿毡片把方砖盖上,免得老师受寒。

  有一次,张阁老上朝,忽发寒热,万历看到老师面黄体弱,当即罢朝赶到宫里,亲自调好一碗椒汤,送给老师喝下。贵为天子,这么殷勤体贴老师,一时传为佳话,令人艳慕不已。

  然而,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娶了妻子,封了皇后,不久的将来便要成为父亲。他久已是皇帝,现在更开始发现自己才是大明帝国真正的主人,应该用自己的意志主宰一切。

  这种意志,慢慢导致与张先生的冲突,他不再像从前那么言听计从。他开始渐渐地敷衍首辅,甚至有时放纵自己与首辅对抗,来表示皇帝的尊贵。

  万历越发厌倦紫禁城里单调枯燥的日子,在一群太监的引诱下,他身穿紧袖衣衫,腰悬宝刀,带着酒性在西苑中横冲直撞。

  夜宴上,他意外艳遇了两位貌美如花的宫女,兴高采烈地调戏美女为大伙唱歌,腼腆的宫女不愿当众出丑而拒绝邀请,惹得皇帝龙颜大怒。万历不顾随从侍卫的劝谏,截去两名宫女的长发,以示斩首,整个事情的经过有如一场闹剧。

  纸包不住火,闹剧马上通过大伴冯保传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异常悲怒,她甚至脱去簪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万历而另立皇弟潞王为帝。

  万历失魂落魄地长跪在地,俯首帖耳听圣母的斥责,他无从辩护,眼泪簌簌地落下。

  张居正闻知消息,急忙赶来打圆场,说皇上聪明伶俐,只不过年少放荡,请太后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

  李太后这才吩咐万历捡出一本书来,皇帝打开书本一看傻眼了,正是《汉书》第六十八卷——《霍光传》。

  当他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眼泪哗哗直流,想不到一晚的狂欢,得到这样严重的后果,他心中知道当朝那个霍光就是张先生。

  这还没完,李太后吩咐张先生代万历拟写《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罪己诏》一份交给太监,一份送到内阁。

  张居正直言干涉皇上宫中的私生活,权限已超越大学士票拟谕旨的本分,但如不这样,难以挽回盛怒的李太后,万历的皇位也岌岌可危。

  长于深宫之人鲜有人格健全的,加之万历拥有皇帝的崇高地位,心理扭曲和权力诱导,更让他视《罪己诏》如针刺眼。他抄写时,心中充满怨言:“张先生简直就是故意要拿朕这位九重天子出丑。”只是碍于母后情面和大权在握的张首辅情面,暂时不敢爆发。

  为了不让万历耽于玩乐,张居正邀请翰林院词臣们,从明代诸皇帝的《实录》和朱元璋《明太祖宝训》中选取精华,分门别类修成《谟训类编》一书,共分为《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等四十类,在皇帝经筵之余,由讲官进讲。张居正用心良苦,希望通过此举,让万历切身感受到先祖创建大明的艰辛,创业维艰,守成不易,促使万历勤奋好学,勤政爱民。效果如何,则不得而知。

  强势宰相的另一面

  阳春三月,张家大喜临门,在申时行、余有丁主考的这年科举考试中,首辅最疼爱的张家三公子懋修高中状元。主考阅卷,原本拟定懋修第三名进呈御览。

  万历接过三百余份考生试卷,一一翻阅,以为敬爱的张先生爱子做探花太屈才,于是拔为第一,亲手为他戴上精致高贵的状元冠。正巧这一科,张居正长子敬修也中进士。

  国事、家事两丰收,张居正六个儿子中的前三个:敬修、嗣修、懋修,至此都成为进士,第四子简修,也加恩授南镇抚司佥书管事,儿子们的前途一片大好,张居正苦心经营的改革大业亦后继有人。

  礼部尚书汪镗率诸翰林入贺,汪大人首先致词:“老先生功施社稷,(太祖成祖)灵笃生贤嗣,世世作国家辅相。”

  皇亲国戚也都向相爷发来贺电。

  几家欢喜几家愁。

  三年前,张家次子嗣修高中榜眼,这一年懋修又位列榜首,张家诸子可谓极尽风光,荣耀的背后是舆论的强烈反响。

  相传懋修中状元时,传胪之日,张相公正在相府饮酒欢庆,忽然送来兵部的紧急塘报。国事大于家事,他收起满心的欣喜,直奔内阁处理军务。张居正打开塘报,根本不是军情汇报函,白纸黑字赫然写着讥讽首辅大人以权谋私的对联:“侍生公论拜贺:老牛舐犊爱子谁无,野鸟为鸾欺君特甚。”

  张居正怒不可遏,连问何人敢如此放肆,身边侍卫支吾不语。

  世人大多心中不服,觉得张懋修无才无学,不过凭借父亲的煊赫权势,窃取本不应属于他的神圣的国家名器。张居正却依然我行我素,从不把外人议论放在眼里,正是他的忽视,人言的暗潮慢慢积蓄着力量。

  尽管张居正尽心尽力为国谋福,可民众的怨气却没有因此烟消云散,科考毕竟是当时通过知识改变人生的最佳途径。在皇帝的默许下,首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科考原则。这或许是最大的科考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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