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张春桥传 > 第五章 策划“一月革命”
“先斩后奏”于安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直飞上海。
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就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享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
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宣告成立，挂着崭新的红袖章、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们，涌向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文件精神，对上海“工总司”采取“三不”态度，即“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为此，在成立大会结束之后，“工总司”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前往上海延安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楼，要求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接见，承认“工总司”。
曹获秋不予接见。于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决定率队冲向上海北站，声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
子夜，北站大乱。“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砸坏了检票口的栏杆，冲上月台，登上一趟北上列车。五时许，潘国平所率领的二百多“造反派”工人，随车驶出北站，于中午到达南京。
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派”工人，登上原定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七时强令调度室发车。列车在八时十七分开抵安亭，上海铁路局下令阻留这趟列车。于是，一千多“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
王洪文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决定卧轨拦车。十日中午十二时，当14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别快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轨上躺着、坐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上海工人。
特别快车不得不紧急刹车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这时，沪宁线在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钟之后，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
肩负重任、身穿军装的张春侨，刚刚踏进上海，头一桩事情不是找中共上海市委，却是挂电话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二十一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
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一个神秘的人物接到张春桥的电话，闪身上了张春桥的轿车，直奔安亭。
这个神秘人物，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在“四人帮”下台之后，人们追查过，也只知那在子夜与张春桥同车前往安亭的，是“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一个红卫兵，不知其姓名。
笔者在采访一位熟知当时内情的人，才获知那位神秘人物的来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亲，倒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亲，也正因为政治身份可靠，当时在北京某中央首长家当保姆。由于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包炮的消息十分灵通。这位中央首长何人？据云，乃康生也。
包炮来到上海，结识了三十一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工总司”最初的“筹备委员”三十多人中，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原名耿玉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王洪文整整大十岁，早在一九四九年入党。不过，耿金章只念初小，文化水平远不如王洪文。正因为这样，王洪文当上了“工总司”
的司令，包炮成了王“司令”的密友……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包炮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从大场经真如、南翔、黄渡，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把一个眉目清秀的二十岁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哦，我知道，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谈判，就在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谈判的一方是“中央大员”张春桥，另一方则是“工总司”正、副司令。潘国平是在得知张春桥要来安亭的消息之后，从南京赶来的。
张春桥很快就发现，潘国平能言善辩，乍乍呼呼，话虽讲了很多，没有份量。
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讲话不多，却都在点子上。
在潘国平讲了一大通之后，王洪文开口了，很简洁地代表“工总司”，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的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获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张春桥一路上，已经预料到“工总司”会提出这些问题。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的力量，来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获秋。一旦把陈、曹拉下马，那上海便是他张春桥的天下！
正因为这样，他非常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谈判十分顺利地进行着。虽然潘国平坚持还要带领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继续北上，终究还是被王洪文说服了。
十二日早上八时，一辆大卡车驶往安亭火车站。张春桥站在火车上，冒雨向两干多上海工人讲话。他的左侧站着王洪文，右边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
张春桥重复着那些动听的话语：“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张春桥讲毕，王洪文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号召：“‘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进行了成功的合作。中午，王洪文率领一大批“工总司”
工人登上火车，返回上海。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一到上海，马上挂通了北京长途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他深知，江青会在毛泽东面前为他“美言”，而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翌日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浆糊未干的传单，标题是《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我从当年的“一月革命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了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幅纸上，字迹细稚，甚至把曹获秋写成“曹狄秋”，可见是出自“工总司”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签的“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全文如下（照手稿抄录。各种传单上字句有出入）：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获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里拿着传单，踱进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家门。
“老陈，你看过了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了指书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
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魏文伯也是一样的情绪，说道：“张春桥签字，将来只能由张春桥自己负责！”
正说着，门外响起了四川口音，戴着金丝眼镜的上海市市长曹获秋也来了。
虽说事先并没有通知，这上海的“三巨头”不期而遇，聚在一起话题自然集中在张春桥身上。
“三巨头”的意见完全一致：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
他们三个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魏文伯、曹获秋立即赞同。
陈丕显打电话给张春桥的顶头是司——“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正巧，王力在陈伯达身边。大抵由于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叫人很难听清楚，王力替他接电话，替他向上海转述意见。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们知道了吗？”陈丕显心中有气，就往电话里发泄。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
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陈伯达的答复，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挂上电话，太阳穴上的青筋怒张。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我给陶铸挂电话！”曾获秋说道。
电话迅速接通了，耳机里传来“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清楚的话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话，使曹获秋以及坐在旁边的陈丕显、魏文伯都受到鼓舞。
张春桥呢？也在往北京挂电话。他又是向江青汇报……
上海，剑拔弩张，陈、曹、魏与张春桥严重对立；北京，两派的意见也泾渭分明。
张春桥，顿时处于矛盾的焦点。诚如他后来曾对王洪文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显然，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双方作出裁决，唯有毛泽东。
十六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支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
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张春桥长长舒了一口气，背脊上的冷汗才算干了。他，终于“立一大功”！
毛泽东的话，不光是支持了张春桥，而且等于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从此，王洪文的“工总司”，成为张春桥手下的一支强大的“炮队”。
毛泽东的话，也等于批评了中共上海市委，批评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从此，他们成了“炮队”重炮猛轰的目标。
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十六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
“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
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
“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聂元梓，这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
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十七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
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经康生推荐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六月一日下午，毛泽东在长途电话中同意康生的建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这个普通的女人，在一个晚上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称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名声鼎沸了！
这个桀骛不驯的女人与江青、张春桥第一次结识，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
那天晚上，一串轿车鱼贯驶进北京大学燕南园六十四号。从车上下来的，是“中央文革”的大员们——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
在门口恭候的，便是聂元梓。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大操场，人山人海，北京大学师生们正在等待着“中央首长”的光临。在燕南园稍息，江青、张春桥与聂元梓相见恨晚，正在热烈地交谈着。江青此行，本是为了宣布撤销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之职，而聂元梓以及她手下的大将孙篷一却谈起了另一个不相干的话题——常溪萍。
如果说，陆平是聂元梓心中的头号大敌，那么常溪萍便是二号仇敌了。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本来，常溪萍在上海，聂元梓在北京，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常溪萍被聂元梓恨之入骨，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受教育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当聂元样借助于社教运动整陆平的时候，常溪萍保护了陆平，批评了聂元梓，要聂元梓作检查……
“春桥同志，你是上海的，托你一件事……”聂元梓见到张春桥，这么说道。
张春桥一时弄不清聂元梓的用意，支吾着。
“我写好一张大字报，批判常溪萍的，托你转交给上海市委。”经聂元梓说清楚了意思，张春桥大喜，当即一口答应。
原来，聂元梓是个报复之心极强的女人。她一听说江青、张春桥要来北大，便写好她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在张春桥答应之后，聂元梓就把一大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打开大字报，飞快地掠了几眼，顿时乐不可支。那标题，就充满了火药味儿：《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江青和张春桥去北大，竟有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连连抚掌而笑。
张春桥毕竟乃当世奸雄。他从聂元梓手中接过那卷黄纸，却并没有直接由他自己派人送往上海。因为这时候的他，在上海人面前，还需要保持面带三分笑的可爱形象。倘若由他出面攻击常溪萍，未免太暴露了……
事情那么凑巧，四天之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曹获秋提前几天来到北京。张春桥来了个“借刀杀人”之计，把那卷黄纸交给了曹获秋，叫他带回上海去。
这，无疑叫曹获秋左右为难。带回去吧，势必会使常溪萍无端蒙尘；不带回去吧，这可是江青、张春桥交办的。
笔者从浩多的“文革”档案中，查到曹获秋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卜四日所写的一份手稿。虽然当时江、张正在“台上”，曹获秋还是如实写下自己亲历的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问，北大师生开全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好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宇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泉，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十六日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杜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几次推说没空，其原因显而易见——他在打“太极拳”！当曹获秋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非常爽快地予以明确地答复。曹获秋继续写道：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康生。
康生迅即转告江青。江青勃然大怒：“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曹获秋的那份回忆材料，在记述了会见邓小平的经过之后，继续写道：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在小山一般的档案堆里，笔者又寻到另一份重要材料。那是魏文伯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写下的亲身回忆，这位喜欢书法的高级干部的潇酒的字迹起了“旁证”作用：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获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获秋：“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获秋迫于无奈，只得嘱咐秘书道：“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获秋原名曹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生于四川资阳。父亲曹品江在小镇上开酱品店。二十岁那年，曹仲榜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名曾获秋，是因为他喜欢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获花秋瑟瑟。”从一九三一年他来广海出任左翼中国文化总同盟秘书以来，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结厂深缘。正因为这样，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市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他，曾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任上海市市长。“文革”中，他受尽磨难，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于上海。很遗憾，他没有亲眼见张春桥的末日。
魏文伯比曹获秋年长四岁，出生于湖北新浙县的农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比曹获秋幸运，能在“文革”后复出，担任司法部部长，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上海。
幸亏曹获秋和魏文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把关于那卷黄纸头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与邓小平、康生、江青、张春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写成文字，留请后人。
曹获秋还保存了张春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同样至关重要。我在档案中，查到了这封信：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不过，回到上海之后，曹获秋、陈丕显、魏文伯仍然想方设法保护常溪萍。聂元梓鞭长莫及，在北京干着急。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大当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大炮”依然是聂元梓……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从软卧车厢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披着绿色军大衣。男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篷一，女的便是聂元梓。
奉张春桥之命，“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祥和她的“副帅”孙篷一便住进了衡山宾馆，这是位于上海市区西南的十五层的高级宾馆。这座米黄色外墙的宾馆，建于一九三六年，解放前叫“毕卡第公寓”。它所在的衡山路，与张春桥家所在的康平路一百号，相距只几百公尺。
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
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就在这次秘密会见之后，一辆红卫兵的宣传车驶进华东师范大学。那是一辆三轮卡车，上面挂着两只大喇叭，铁皮车厢紧紧关着门。
这辆其貌不扬的三轮卡车，直奔第三宿舍。那儿原本是留学生宿舍。“文革”
一开始，留学生们纷纷回国，那里成了一幢空楼。
从宣传车上下来的，便是聂元梓和孙篷一。他们秘密地“下榻”于此，会见了一批又一批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发动了对常溪萍猛烈攻势。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这是“导演”在提示；这是阴谋家在煽动。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
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文化广场挤满了红卫兵。
本来，这天是召开“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建议，“在战火中诞生”。于是，成立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叽叽喳喳的“喧宾”——聂元样，反客为主，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第一二桩轰动全国的事件，即“《解放日报》事件”。红卫兵们要求把他们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理由是这一期《红卫战报》上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必须送到每一个《解放日报》读者手中，以求“消毒”。聂元梓、王洪文成为红卫兵们的指挥。红卫兵们占领了《解放日报》社，持续了九天九夜。
果真，上海处于大乱之中……
策动徐景贤“后院起火”
犹如下棋一般，张春桥已经对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了两“军”：
第一回，借助于“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总司”，“将”了一“军”；第二回，借来“大炮”聂元梓，猛轰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红革会”
（全称为“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把上海中学、大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策划“《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了一“军”。
深谋远算的张春桥，正筹划着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将”死。
“看来，一定要来个‘内外夹攻’。”回到北京，张春桥跟姚文元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是呀，光靠王洪文、聂元梓从外面进攻，上海市委还是倒不了的。”姚文元这个“秀才”，如今居然也满口军事术语了。
“我看，这一着棋，要由你出面——争取‘丁学雷’和‘罗思鼎’起义，来一个‘后院起火，中心开花’。”张春桥说着，划了一根火柴，点起了香烟，“‘丁学雷’、‘罗思鼎’都是你的‘脚碰脚’的文友。你给他们打电话，比我方便……”
“行。”姚文元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姚文元与上海丁香花园之间，架起了“热线”……
丁香花园位于上海静安寺与徐家汇之间，闹中取静的所在。这是一座不对外开放的花园，一道波浪起伏的围墙巧妙地砌成长龙卧地的形状，名叫“卧龙壁”。花园里古色古香，据说当年是清朝大官李鸿章的别墅，因园内种植许多丁香，所以得名“丁香花园”。
就在丁香花园旁边，有一幢小洋楼，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所在地（严格地讲，那座楼不属于丁香花园范围）。写作组建立之际，正是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的时候。秀才们也真会动脑筋，取了香花园的“丁”为姓，以“学雷”为名。于是，上海报刊上常常出现署名“丁学雷”的文章。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真有“丁学雷”其人呢！
“丁学雷”写作组负责人，便是徐景贤。
至于“罗思鼎”，取义于雷锋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亦即“螺丝钉”的谐音。“罗思鼎”写作组的负责人叫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姚文元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阅明史资料，朱永嘉由此发迹，“文革”中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此处单表徐景贤其人。笔者曾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上海市监狱，对徐景贤作了录音采访……
徐景贤，上海人叫他“徐老三”。其实，他并非排行第三，却是因“文革”中，上海的“老大”乃张春桥，“老二”乃姚文元，他是“老三”。
徐景贤比姚文元小两岁。论笔头，他不比姚文元差；论口才，远远胜于姚文元。
他长着“奶油小生”般的脸，颇有风度。做起报告来，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滴水不漏。倘若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字，便是一篇思路很清楚的文章。
徐景贤的人生经历，与姚文元有许多相似之处。
徐家原在上海郊区奉贤县县城——奉城镇。在镇的东街八号，开过一家名叫“东王成”的布店，后来改为百货店，那便是徐景贤的老家。双开间的门面，雇两、三个伙计，日子小康。
一九○四年，徐景贤之父徐宗骏出生在那里。徐宗骏又名徐雅平，一九一七年小学毕业以后，就离家到松江上中学。一九二一年，他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
一九二六年夏天，他从东南大学毕业之际，正处于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之中。他回到了奉城老家。在这县城里，大学毕业生并不多见，二十二岁的徐宗骏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
就在这个时候，徐宗骏在镇上结识了当地豪绅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个知识分于，与徐宗骏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骏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党员。在李主一的介绍下，徐宗骏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则在潘汉年介绍下，在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姚的父亲的经历，也是那么的相近。
经李主一提议，借助于徐宗骏在当地的影响，于一九二七年在奉城创办了私立曙光中学，徐宗骏出任校长。学校里来了两位湖南口音的老师，皆姓刘，人称“大刘”、“小刘”。大刘名叫刘德超，又名刘柄；小刘则是大刘的堂弟，名叫刘先齐。
在今日中国，刘先齐这名字，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小刘”，后来变成了“刘晓”——把“小刘”颠倒了一下。刘晓是中共著名人士之一，一九三一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解放后，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徐宗骏手下，除了“大刘”、“小刘”之外，还有李白英、王厚生、姜兆林、姜辉林、范纯、范志超、张模、周务农等进步教师，其中大都是中共党员。曙光中学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这个党支部扩大为淞浦特委，负责人之一便是刘晓。
李主一则出任曙光中学校董。
曙光中学成了“共产党老窝”，这消息传入奉贤县县长的耳朵。
一九二八年四月，趁学校放春假之际，国民党县政府逮捕了李主一，查封了曙光中学。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上海《申报》第三版刊登了徐宗骏的“自首申白”。
不久，李主一被国民党枪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徐宗骏逃往上海，起初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担任教师。
从此，他埋头业务，脱离了共产党。这一段经历，又大致与姚篷子类似，但徐宗骏没有像姚蓬子那样成为叛徒，为人也比姚蓬子老实。
一九二八年八月徐宗骏与戴秋楠（前妻）结婚。一九三三年，戴秋楠生下一子，取名徐景贤。
徐景贤小学毕业后，正值父亲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兼任化学教师，他考入了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老牌中学。父亲的政治生涯，毕竟给了他以影响。在中学里，他接近了中共地下党支部……
解放后，头脑灵活、笔头又快的徐景贤，成了中共华东局宣传处的一名干事。
写写总结，起草文件，替领导拟个发言稿，这些工作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
一九五七年，在“反击右派”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上最活跃的是姚文元，而张春桥则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这时，也冒出几篇署名“徐景贤”的文章，向“右派分子”发射几发炮弹。
此后，徐景贤写了一些报告文学。他的父亲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学当了二十来年化学教师。这使徐景贤熟悉交大，了解交大。他以交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穆汉祥的事迹为题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园里，仍屹立着穆汉祥纪念碑），写了人物传记《穆汉祥》，连载于《中国青年》杂志。
他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了。他的发迹跟姚文元一样，关键的一步棋，是被张春桥看中，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此，他可以不断地从张春桥那里，听到何庆施的声音。他关心政治，胜于关心文学。他花大量的功夫，用来揣摩、猜度柯庆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作家的名声是与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景贤很想成为一个作家，无奈，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杂七杂八的文章，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作品。
机会终于来临。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排演了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很不错，何庆施去看，他也赶紧随之同去。何庆施正在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年青的一代》正合他的心意。于是，柯庆施派人，帮助提高这出戏的质量，以求在全国打响，树为“写十三年”的“样板”。柯庆施派谁去呢？派的便是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
徐景贤在“提高”的过程中，参加了创作，成了作者之一。于是，随着《年青的一代》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成为文化部的获奖优秀话剧，随着话剧搬上银幕，徐景贤名声大振。
一九六五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徐景贤的书《生命似火》。他兴高采烈地在样书上题字，广赠文友。
就在这个时候，姚文元不声不响地在那里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那篇大块文章突然在《文汇报》上冒出，曾使徐景贤感到震惊，感到嫉妒，也感到失落——姚文元太不够朋友了，连半点风声也不漏！
“姚文元”这名字变得炙手可热。一时间，徐景贤无法靠上张、姚那条船。他毕竞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核心人物，在张、姚看来，他是陈、曹线上的人物。于是，当“安亭事件”风起云涌之际，徐景贤所忙碌的事，竟是为陈、曹起草检讨书！他受到造反派的大轰大嗡。
眼看着陈丕显、曹获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善于随机应变的徐景贤，已在向张、姚暗送秋波了。他已准备好扯起白旗，反戈一击了。
形势不断吃紧。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罗思鼎”头头——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负责人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回学校，进行批斗。红卫兵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黑秀才”。红卫兵勒令朱永嘉交代，在市委写作班里，接受过陈、曹什么“黑指示”，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反正什么都要加一个“黑”字：黑线，黑帮，黑话，黑笔杆……
二十七日夜，丁香花园附近出现复旦大学红卫兵的身影。他们前来捉拿“丁学雷”，要把“黑秀才”们一锅端掉。
火烧眉毛，徐景贤终于在二十八日清晨，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长途电话，向张、姚求救。
“时候到了！”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计议了争取“丁学雷”、“罗思鼎”的“起义”之策。
明暗两线，通向徐景贤：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给徐景贤拨电话；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见告诉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
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嘱令徐景贤转告复旦大学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徐景贤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脚碰脚”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个电话就那么管用。“中央文革”，有着无形的、庞大的权力。在“《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下，上海市委已变得发发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
姚文元一次次通过电话，催促徐景贤亮出“起义”之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们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获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诌诌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觉得“造反才知主席亲”一句语病甚为严重：第一，“主席”指谁？须知，当时主席是毛泽东，而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怎么可以只写“主席”呢？
第二，即使写成“造反才知毛主席亲”，也不行。试问，你什么时候“造反”？
还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难道在此之前，你就一点也不知“毛主席亲”？！
这两点，不用“上纲”，就已经在“纲”上了。于是，赶紧加以修改，改成：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才终于“无懈可击”……
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刊物，全市党员几乎人手一册）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这两支秀才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内，竖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聂元梓来“串连”了。她与徐景贤初次见面，便非常投机。他们这次会面产生的成果，就是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秀才很注意修辞的不重复性。徐景贤和聂元梓分别用“炮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体现了“政策”的“不同”。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这个口号在上海文化广场高喊着。这是一个“后院起火”
的大会。扇形的会场，宽大的主席台，上面高悬横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召开这个大会的，便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是“联络站”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孙蓬一（聂元梓于十六日离沪返京）等等，大会主席为郭仁杰。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杨西光和常溪萍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
徐景贤以他悬河般的口才，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历数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这是徐景贤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几乎每一个步入文化广场的人，都得到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可以说是“秀才造反宣言”。
现把传单全文摘录于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冲开一切暗礁、险滩，奔腾澎湃向前猛进。
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工人群众奋起造反了。
革命造反派小将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勇敢、更坚定、更聪明、更成熟了。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开始相结合了。广大受蒙蔽的于部和群众，也正在觉醒，在挣脱反动路线的枷锁，开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来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选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罢。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有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的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决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
张春桥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就在这时，刚刚返回北京的聂元梓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要汇报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张春桥已处于“百忙”之时……
秘密约见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警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门警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
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
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算三次说及此事。
第一次，那是一九七○年十二月，蒯大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
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
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
只有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言。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
在西阿内（引者注：指中南海西门）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直，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
蒯大富在证言中继续写道：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个所谓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张春桥在我们围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张春桥，郭沫若称之为“狗头军师张”。张春桥找蒯大富单独密谈，授以锦囊妙计，充分显示了他的“狗头军师”的技俩。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是从这次密谈开始的。
本来，虽然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轰了刘少奇一炮。但是，后来刘少奇写了检查，毛泽东看了，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毛泽东的话，在那时“一句顶一万句”，刘少奇似乎渡过了政治危机，可以喘一口气了。在党内，刘少奇还名列第八位。
张春桥深知，要干掉刘少奇、邓小平，唯有借助于红卫兵。正因为这样，他亲自给“蒯司令”挂了电话。
密谈后的一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除清华外，北大各校也纷纷响应），“打倒刘、邓”之声震撼首都，雪片般的传单撒向全国，掀起“打倒刘邓”的高潮。
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司令”的手，讲了许许多多鼓励的话。顿时如同火上加油，清华大学红卫兵“打倒刘、邓”的声调变得更高了。诚如蒯大富当时所言：
“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清华大学红卫兵们沸沸扬扬，江青、姚文元发表演说叽哩哇啦，唯有张春桥像“隐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晓：他与蒯大富密谈时，再三关照，只是“随便聊聊，不要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个擅长于摇鹅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的话来形容张春桥，倒是非常妥切：“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
如果不是后来蒯大富成了阶下之囚，作了交代，那么谁也不知“打倒刘、邓”之火，是张春桥点起的。
张春桥的阴险，也就在于此。
返回上海“摘桃子”
一次密谈接着一次密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夜，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轿车，载着三男一女，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二十五岁的陈阿大和十八岁的“小廖”。
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此时已成为上海“工总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于那“小廖”，名叫廖祖康，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此时成了王洪文的“秘书”。“文革”前，王洪文担任技校民兵连指导员之际，廖祖康是他手下的民兵。“文革”中一起造厂党委的反。从此，廖祖康成为王洪文的心腹。
“文革”十年中，不论王洪文在哪里，廖祖康一直是他的“贴身秘书”。
至于那位女宾，嘿嘿一笑，冲张、姚点点头。她，老熟人——聂元样。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飞机抵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在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翌日，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社论——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文汇报》的造反派以这样特殊的形式，宣告《文汇报》“新生”——再不成为原中共上海市委的喉舌。
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十时，他们刚刚降落在上海机场，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家名为“招待所”，其实，绿茵草地拥簇着一幢幢西式小楼，比高级宾馆还高级。此处在“文革”中，曾经长期成为张、姚在沪的据点。
张春桥行魂甫定，头一桩事情便是打电话给几百公尺处的丁香花园旁的小楼，那是徐景贤的据点——武康路二号，为了免遭意外，徐景贤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挂到淮海中路最热闹的地段——六二二弄七号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里，而把武康路二号的小楼作为他的秘密办公处。
下午二时半，当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这幢“丁学雷”小楼，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齐了。
“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张春桥对上海的形势进行分析，“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张春桥的话不多，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他的话，使秀才们陷入无限的兴奋之中。“工作班子”，意味着秀才们手中不光握笔杆，而且要掌大权。一席密谈，张、姚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
紧接着，第二天，张、姚与王洪文、潘国平密谈给“工总司”布置了“任务”。
紧接着，第三天，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一“打倒以陈丕显、曾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长篇讲话，而“主角”并未出场——张、姚躲在兴国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
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据说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条巨幅标语是：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欢抑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这四条大标语挂出之后，上海人为之瞠目结舌：张春桥、姚文元什么时候已经成了上海的总管？！不然，怎么来个“欢迎”呢？怎么职务已经写得那么清楚，那么具体？
原来，那大标语是“工总司”挂的，而标语的字句都是徐景贤拟的！所谓“上海人民的心声”，竟是“丁学雷”的声音！
四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上海滩。
羞答答，主角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亮相了。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万众鼓噪声中，步上主席台。
张春桥走到话筒前，一口气讲了好多个“们”，好多个“革命”。幸亏当年的讲话记录稿尚在，不然，那样的“革命”的口气，几乎很难模拟：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于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紧接着，他自称“小学生”，来了一番谦逊：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
“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
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一位“小学生”讲毕，另一位“小学生”上台，姚文元重复着张春桥的调调。
也照当时的传单摘录于下：
这次，春桥同志和我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我们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在上海革命人民面前，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我们确确实实是小学生……
其实，上海的“桃子”熟了，两个“小学生”是来“摘桃子”的。
“小学生”虽“小”，口气却很大：
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夺权，称为“一月革命”——据说，在人类历史上，能与上海“一月革命”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建立的新政权。称为“上海人民公社”——据说，在人类史上，能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受到过马克思赞赏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
张春桥自己宣布对自己的任命：
“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只要不是傻瓜，谁都明白，两个“小学生”所谓“参加工作”，意味着什么？
“狄克”正在做着美梦。上海这个“桃子”，已经唾手可得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把张春桥打得七荤八素，北今朝南，差一点跌入黄浦江……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
蓬、蓬、蓬、蓬、蓬、蓬……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奇兵。
车上的人物，几乎都穿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肩上佩着红色袖章，上面印着毛泽东手迹“红卫兵”三个大字，还印着一行小字：“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这个样式的袖章的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已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红革会”。
在上海的红卫兵之中，全市性的组织有四个：“红上司”、“红三司”、“炮司”、和“红革会”。其中，“红革会”的名声最大，力量最强。它的核心，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
那天夜里，兴国招待所的电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消息，不断传入张春桥耳中：
“红革会袭击中共中央华东局！”
“红革会袭击中共上海市委！”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人民政府！”
像一阵狂飚，“红革会”的年轻人们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二十三颗大印！
大抵是受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夺印》的影响，这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以为“夺权就是夺印，夺印就是夺权”。眼看着上海的大权就要落到张、姚手中，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二十三颗本头疙瘩。“红革会”
的年轻人们已经发觉，那两位“小学生”不是来“学习”，而是来上海夺权，况且年轻人们灵敏的耳朵，已经风闻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老婆文静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红革会”毅然决定，先下手为强！
二十三颗大印在手。这些从未见识过大印的年轻人们，以为上海“夺权”宣告成功。于是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大街小巷，贴满“红革会”的《夺权通告》。
“哼！”当《夺权通告》迅速被人送到兴国招待所，从张春桥的鼻孔里发出了响亮的一声。
他依然躲在幕后，只给徐景贤挂了电话：
徐景贤紧急约见“红革会”头头。
从徐景贤嘴里，讲出了张春桥的话。那声音，是傲慢的！那口气，是教训人的：
“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无同志点头，行吗？
“春桥同志已经关照《文汇报》、《解放日报》，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
他还关照全市各造反派组织，不要支持‘红革会’的夺权。
“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支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
在那“革命”的年代，最厉害的要算是“革命行动”。“红革会的头头们清楚地知道，徐景贤所说的“革命行动”意味着什么！
徐景贤的话，深深地激怒了“红革会”的年轻人。
一月二十六日，“红革会”举行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先于掉“徐老三”，再干掉“张老大”、“姚老二”！
蓬、蓬、蓬、蓬、蓬、蓬……
一月二十七日夜，上海街头又响起“红革会”的摩托车声。
红卫兵们驶过上海淮海中路，鱼贯而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徐景贤约好“红革会”的头头，去那里再一次举行谈判。
梳着光亮的小分头，徐景贤笑迎“红卫兵小将”，以为这一回他们会拱手交出二十三颗大印。万万想不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将”，不由分说，连拖带拉，把徐景贤塞进了一辆吉普车。
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出现在子夜时分的上海街头：吉普车前有摩托车开路，后有摩托车压阵，左、右有摩托车护送。
“什么？徐景贤被抓到复旦大学去？”从电话耳机中传出张春桥惊慌失措的声音。
“红革会”这一拳头，打到了张春桥的痛处：徐景贤知道张、姚的底细，万一在红卫兵的皮鞭、棍棒之下说了出来，那就不好收拾了……
“徐海涛吗？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把徐景贤给我抢回来！”张春桥一边打电话，一边狠狠地拍了一下台子，徐海涛在电话耳机里都听到了。
徐海涛，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只因效忠于张春桥，成了心腹。后来，此人竟依仗张春桥之势，成为总政保卫部副部长。
冷僻的上海东北郊，在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又响起一阵蓬蓬声。绿色的车流涌入复旦大学的校门。
这一回的车队井然有序，十八辆带船形坐舱的草绿色的摩托车上，都坐着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越野指挥车。指挥车后面，跟着两辆军用大卡，站满解放军战士。好家伙，张春桥的一个电话，调来了四个摩托排，一个步兵连！
像铁桶一样，绿色的车流迅速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
手无寸铁的红卫兵，无法抵御全副武装的军队，只得听凭他们闯入大楼。
“奉上级命令，执行任务。”徐海涛板着脸孔，用冰冷的语言对“红革会”的头头们说道。
“你的上级是谁？”红卫兵们并无惧色。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徐海涛扛出了当时中国最硬的牌子。
“哦，张春桥派来的！”红卫兵们马上明白了，又问，“执行什么任务？”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斩钉截铁般说道。
“徐景贤？徐景贤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们摇着头。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重复这句话。
“你有什么证据？”“你凭什么闯进我们‘红革会’总部？”“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上海的解放军，镇压红卫兵！”……
人们常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一回倒过来，兵遇着秀才，竟然说不清了。特别是红卫兵们说要向毛主席报告，不能不使徐海涛心虚了。
赶紧拨通兴国招待所的电话，汇报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一个字：“撤！”
当绿色的车流远去之后，拥有六万之众的“红革会”深深地愤怒了，怒火朝张春桥喷去。“红革会”在上海街头，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标语：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张三反对毛主席就打倒张三！”
这里的“张三”指谁，上海人没有一个不明白的。不点名的标语，很快被指名道姓的“炮打”标语所代替：
“张春桥算老几？”
“张春桥≠中央文革！”
“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张春桥的老虎屁股！”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一条条大标语，如同一发发炮弹，落入那幽静的兴国招待所。张春桥如坐针毡。
他，从“狄克”，到《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到为“女客人”抓“样板戏”，到批判《海瑞罢官》，到中央文革副组长，每一步高攀，都费尽心机。如今，眼看着上海党政大权就要到手，难道功亏一篑，失于“炮打”？
“红革会”决心跟张春桥大干一场，准备召开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大会”，组织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急急如律令。二十八日下午，“红革会”的头头们云集上海市中心的俄式建筑物——那座与北京西直门外的“中苏友好大厦”用同一张图纸建成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这儿，离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近在咫尺。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北大厅，“红革会”的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还在那里讨论着掀起全市炮打张春桥高潮的计划。
七时，一辆轿车驶入中苏友好大厦大门，径直朝北大厅驶去。从车上下来四个穿军大衣的人。
惊人的消息，飞快地传入会场。“红革会”的头头们差一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张春桥、姚文元各带一名秘书来了！
“狄克”，到底是“狄克”！坐在兴国招待所，他已接到确切情报：“红革会”头头们，正在秘密策划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他思索着对策。再动用军队吧，弄得不好，事态会进一步扩大。任其秘密策划吧，一旦大游行爆发，那么他就将葬身于上海群众愤怒的海洋。‘仿佛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仿佛兴国招待所建造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之上。张春桥心中打着小九九，来了个铤而走险，干脆，“走到群众中去”，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红革会”！
当张春桥拉着姚文元一起去的时候，姚文元直摇头。姚文元以为这样的“高姿态”太危险，等于走进炸药桶！
张春桥呢，笑了，说姚文元大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姚文元无奈，只能跟着富有“群众斗争经验”的张春桥，坐上了轿车……
张春桥走在前，姚文元跟在后，步入北大厅。张春桥的脸，此时此刻一直保持三分笑。他尽量使每一步都稳稳地迈向前。他径直走向会场的中心，坐在一把最显眼的椅子上。姚文元随着他，坐在他的旁边。
红卫兵们一下子被镇住了。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张春桥为自己的“高姿态”能够赢得这样的效果，脸上从三分笑增加到五分笑。他侧过脸白了姚文元一眼，仿佛在说：瞧你，多么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当张春桥刚刚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红革会”的头头们已从刚才突如其来的惊讶状态中复原，有人高声地打断了张春桥的话，争得了会议的主动权：“打开《毛主席语录》，十三页，第二段，最高指示——”
顿时，大厅里响起一片背诵声，因为这段“最高指示”，红卫兵们差不多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一听念这段“最高指示”，张春桥马上意识到这下子要麻烦了。那时候，无论是谁，在发言之前，总要念几段毛主席语录，诚如乐曲的前奏。一听念什么样的“最高指示”，就可以大致猜出下面的发言是什么样的倾向。
果真，语录念毕，就有人直呼“张春桥”，而不是用那种又亲昵又尊敬的“春桥同志”，大声质问：“张春桥，今天凌晨，派解放军到复旦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的，是谁？”
一听这话，姚文元用金鱼眼睛瞪了张春桥一眼，仿佛在说：哼，这下于可好，你的“群众斗争经验”，要倒大霉啦！
张春桥的脸，由红转黄，由黄转灰，由灰转白。红卫兵们像排炮似的，向他发出一个又一个炮弹：
“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
“你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上海上演《海瑞上疏》，你没有责任？”
“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
张春桥冷冷地从嘴巴里挤出一句话：“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陈丕显、曹获秋所利用……”
这下子，像火上加油，锣里加钹，红卫兵们更加气愤了。于是，有人不客气地揭他们的老底了：
“张春桥，你的臭老婆是什么货色？”
“姚文元，姚蓬子是什么货色？”
没想到，张春桥的“高姿态”，却为红卫兵们斗他提供了绝好机会——他竟与姚文元一起，坐着轿车，送上门来供红卫兵批斗。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说，是他们自己“撞到枪口上去了！”
从晚上七点，一直斗到凌晨一点，整整六个小时！红卫兵们抽走了他们的椅子，叫张春桥和姚文元站在那里，叫他们低头认罪。这两个大“左派”，第一次尝到了批斗的滋味。虽然正值天寒地冻之际，张春桥一身冷汗，衣衫湿透。他们的秘书被红卫兵看管起来，无法出去打电话，所以张、姚只得听凭红卫兵批斗，无人救驾。
直到凌晨一点，红卫兵们要把张、姚押往复旦大学。张春桥、姚文元上了轿车，一溜烟，逃了！
这一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永远留在上海人民的记忆之中。“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成为上海尽人皆知的笑谈。
一月二十九日晚，复旦大学大礼堂人声鼎沸，“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在那里隆重举行。大会结束之后，以“红革会”为主的几千名红卫兵涌向上海街头，连夜张贴海报。
海报上印着这样的醒目句子：“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张春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二十九日凌晨，他冷汗淋漓地逃回兴国招待所，疾步奔向电话机，挂通了长途电话，向江青呼救……
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
张春桥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
张春桥通知王洪文，“工总司”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粉碎“红革会”的“阴谋”。
就在二十九日晚，“红革会”忙着在复旦大学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时候，在衡山宾馆，张春桥与王洪文秘密会见，策划着明天的行动……
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特急电报交到了张春桥手中。张春桥的目光飞速掠过电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色由白转灰转黄转红。
他拿起“BH”铅笔，刷刷地在电报的天头上写下一行批示：
“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
当秘书拿着电文坐上轿车前往印刷厂的时候，张春桥在向王洪文口授“指示”：
立即转告全市人民：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
上海，落入张春桥手中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清晨，上海气温骤降。来自北方的寒流扫过这座海滨巨城，那些已经贴好“打倒张春桥”的游行横幅在寒风中索索瑟瑟作响。
只差两小时！只差两小时！
原定，上海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在上午八时开始。可是，清晨六时，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驶上街头，几万“工总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张春桥”海报纷纷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覆盖。
宣传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送着《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
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获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张春桥双管齐下：广为散发《中央文革小组加急电报》，同时指令“工总司”
冲上街头，使“红革会”原定两小时后举行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流产了！
在强大的压力下，“红革会”被迫于当天上午释放徐景贤。
张春桥发出了一阵狞笑。他终于危翼存卵，胜利了！
二月一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笑嘻嘻地露面，接见上海的一些红卫兵代表。
如今尚存的传单《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红革会》，倒是张、姚那次“双簧”的如实记录。摘录如下，张春桥胜利后的得意，姚文元被斗后的怒气，都跃然纸上——
张春桥：矛盾会转化的，很多群众组织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姚文元：红革会在中苏友好大厦质问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红革会？把我和春桥同志斗了六小时，还叫我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段毛主席语录。他们这么于，他们炮打春桥同志，矛盾确实会转化的。
张春桥：他们已经到了无聊的地步……他们幕后有人。他们的“炮打”，适应了陈丕显、曹获秋的要求、我今天收到曹荻秋的一封信，说要跟我个别谈话。曹荻秋的信，早不写，晚不写，就在今天写来，看来跟红革会是相呼应的。曹荻秋曾对我说，“你来上海尝尝味道”！
姚文元；一点也不错，曹荻秋讲过这话。他对我也说，“你们在北京、中央发号施令，这一回你们到上海尝尝味道！”他所说的“尝尝味道”，就是指尝“炮打”
的味道。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红革会是有后台的。
张春桥：同志们，你们注意到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中的措词了吗？电报中总是提“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这就把红革会的某些头头与广大红革会战士加以区别。
红革会某些头头是什么性质？我看，以后会下结论的。
姚文元：同志们注意了吗？最近，马路上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有的只是炮打春桥同志的大字报。曹荻秋根本不承认自己被打倒，陈丕显的问题根本没有揭透。红革会的“炮打”，适合了谁的需要，不是很清楚的吗？红革会转移了斗争的矛盾，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上海广大革命造反派有两项旨要任务：
第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大联合，大夺权。
这两项首要任务，都给红革会破坏了！
张春桥：文元同志的话，是值得大家重视的。现在，街上没有打倒陈丕显、曹获秋的标语是不正常的。我们要高举大联合的旗帜，高举夺权的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获秋。
姚文元：上海的形势很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也在集中。走资派在造反派里寻找代理人。我看，红革会就是走资派的代理人！
张春桥：确实，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两个阶级的力量都很强。这一次，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是大好事。不能把红革会看成孤立的现象。红革会代表了一种势力，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张春桥和姚文元，你一言，我一语，不断地给红革会“上纲上线”。
终于，张春桥梦寐以求的一天到来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主席台。从此，上海落进了这伙阴谋家手中，蒙尘近十个春秋。“狄克”，成了上海的主宰。
张春桥刚刚上台，当即发布“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号通令”：凡是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
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张春桥收起了笑脸，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第一个遭殃的，就是红革会！第一笔要算的账，就是“一·二八”炮打！因为炮打张春桥，亦即炮打中央文革，而炮打中央文革，亦即“现行反革命”。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因参加“—·二八”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达两干五百多人（不包括一般的请罪、写检查），其中被隔离审查的二百多人，被办“学习班”进行审查的四百四十多人。在审查中，有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疯，好多人被打成残废……
张春桥，一手拿着“棍”笔，一手拿着屠刀，这才成为上海第一号“铁腕人物”。
不，不，“棍”笔，屠刀，都是明摆着的。“华蒂社中坚”张春桥，步希特勒的盖世太保、蒋介石的“中统”、“军统”的后尘，在上海秘密建立了“张氏特务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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