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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9 母亲黄素琼:哪一种爱不百孔千疮

  没有哪一种爱不是百孔千疮的。这句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问题是,百孔千疮的爱也是爱啊,也能够温暖人心。作为资深张粉,我对她最不赞成的,就是她这种感情上的完美主义。她一向反对文艺腔,可是,我得说,她对于完美整齐的感情的追求,实在是太文艺腔的一件事。

  我那天写到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她的老师佛朗士给了她八百块港币作为奖励,张爱玲得到极大鼓舞,拿去给她母亲黄素琼看。她母亲没说什么,只叫她放在那里。张爱玲惴惴然放下,离开,过两天再来,听说那钱已经被她母亲在牌桌上输掉了。

  无法形容张爱玲心中的震荡。我说过,佛朗士也许是张爱玲的初恋,起码是她这一生里最为仰慕的人之一,在她惶惶然的少女时代,他给她的这份鼓励,被她视为一张“生存许可证”,这世上“最值钱的钱”,她母亲难道看不见她眼中的光彩,为何要做这残忍之事?

  有个朋友看到这段对我说,也许她母亲觉得她太得意,甚至于她母亲觉得她与这教授有私情,要用这种方式小小地打压她一下。我一下子就很赞同这说法,因为我想起自己的一次经历。1998年,我接到省城某家报社的就职通知,高兴得发了疯,全家人都很高兴,只有我妈说,现在这么高兴,不知道哪天都不想去了呢。

  我当时大不快,我爸也批评我妈太不会说话,可能是看群众不满情绪过于强烈,我妈解释说:“我是觉得你们高兴得过了头,给你们泼点冷水……”好吧,母上大人,你的用心是好的,但真用不着这样不合时宜。

  看张爱玲和她母亲的一生恩怨,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这四个字:不合时宜。她母亲对她不算不好,也最大限度地尽到了义务,只是永远都不在点上,她们互相跟不上对方的那个节拍。

  最初,张爱玲对她母亲亦曾崇拜有加。最初的记忆之一是她母亲站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张爱玲看得艳羡,声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她母亲给她提供了一个很梦幻的成人模板。

  张爱玲四岁时,黄素琼携小姑出国,四年时光里,对于张爱玲,母亲都是个影影绰绰的传说。仆人们当然不会说她母亲的坏话,而张爱玲骨子里的文艺因子,又使得她愿意,把母亲打扮成一个美丽的女神。男女之间的爱,有一款叫作“爱上爱情”,当生活中找不到那个完美的对象时,人们就会把一个普通人,当成理想的样子,然后,义无反顾地爱上对方。对父母的爱,是否也有这一种?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是套着她父亲和弟弟写的,里面也出现了一个早逝的母亲,温柔,隐忍,静默,我觉得,这可能是母亲最初在张爱玲心中的概念。

  八岁那年,黄素琼归来,带来异国的气息,还有那声音、色彩、光影,足够让一个八岁小女孩眼花缭乱,和灰扑扑的总是提不起精神的父亲一比,更是光彩照人。父母离异后,张爱玲在他们之间来来去去,母亲总出国,她在父亲那边的时间更长一点儿,没有距离所以也就没有了美,而对母亲世界的惊鸿一瞥,更令她心折。

  母亲确实也有被美化的条件,她的“留学背景”—不要问她有没有学到什么,少女张爱玲在意的,只会是那种洋派头—她一往无前的先驱者形象,她的果断利落不含糊暧昧,都使她有了成为“女神”的可能。

  当少女张爱玲厌恶地从父亲家中终年萦绕的鸦片烟雾里穿过,当她不得不接过继母递过来的碎牛肉色的旧棉袍,当她看见父亲与继母相互敷衍,没有一句实话,当她听见自己的心里很清楚地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看不上”时,母亲的世界,就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火柴时那样瞬间出现,令她失神向往。

  张爱玲十六岁那年,黄素琼再次从国外回来,张爱玲不免多去了几次,令她继母不满。争执中,父亲将她囚禁,过了大半年,她终于设法逃了出去,逃到她母亲家。

  这通常是小说或者影视剧里的高潮,母女俩深情相拥,然而张爱玲的一生从来都是反高潮的,她说,在出逃之前她考虑了很久,她父亲有钱而她母亲没有,想到她父亲的钱也不会给她花时,她才下定决心。

  当张爱玲在这厢反复斟酌,黄素琼未必就没在那厢细细思度,张爱玲的投奔,是一突发事件导致的,是计划外的一环,是否要接受这个女儿,如何接受?

  这些年来,黄素琼活得天马行空,这次还有一位异国男友随行,她很可能没打算在中国待太久。为张爱玲留下来,是需要一定的牺牲精神的,为了儿女牺牲自我这种东西,比较多地体现在东方母亲身上,这些年来竭尽全力“全盘西化”的黄素琼,对它很感隔膜。

  好在,还有一种东西不那么隔膜,那就是母性的本能和责任感,黄素琼不是一个母性泛滥的人,但是那一点点就够了,足够让她不那么情愿更谈不上欢天喜地地接纳女儿。何况,她的名媛淑女派头是半路出家,不那么到位,而十七八岁的张爱玲可以从根上抓起,可以在这个女儿身上,圆自己的梦,也不是完全没有乐趣和成就感的,从这一点说,她又很像一个中国式的母亲了。

  黄素琼没正式上过学,一直心心念念想把张爱玲送进名校,这也是她和张志沂的争端之一。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张爱玲是要被送到好学校的,黄素琼手头不算很宽裕,但她不惜血本,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张爱玲补习数学,每小时五美元。

  黄素琼还是个艺术迷,不见得真的喜欢音乐和绘画,但起码那种艺术氛围让她沉迷。幼年的张爱玲,曾见母亲在家里开沙龙,和一个胖太太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张爱玲笑得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现在,黄素琼可以实施她的“淑女养成计划”了,她教张爱玲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之类,她一心一意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出来,但很不幸,张爱玲实在不是这块材料。

  我不知道张爱玲是什么血型,只是很自恋地猜测,她大概是与我一样的O型血,该血型人士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协调性差,换成通俗的词叫笨拙。我走路总是跌跌撞撞,经常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都不知道在哪儿碰的,每年平均要跌两次跤,常常是毫无理由地倒下。有次是下雨天,我爬起来,抬起头,看看四周无人,暗自窃喜,不想很久之后的某一天,某人带着特别欠扁的笑容告诉我,她曾在楼上看见我突然跌倒,然后慢慢站起,很白痴相地四处张望。

  不容易平衡,还体现在思想上,一个淑女,应该矜持优雅,但又不能凛冽难犯,这就太难为O型血了。张爱玲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就嘴巴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让黄素琼很失望。

  我知道如何看人脸色,但不知该如何对待,我不是没有幽默感,但一说起笑话,就显得生硬,说的和听的都觉得尴尬,对于张爱玲的不知所措,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最要命的是,当她手忙脚乱地处理这一切时,她母亲在旁边静静地审视着。

  那眼神里有一点儿投资人的味道,她投下那么多人力物力,还放弃了和男友在一起,张爱玲的表现,似乎配不上她的牺牲,她不由自主地,变得不耐烦了。张爱玲这时还颇不识相,三天两头问她要零花钱,黄素琼的烦躁可想而知,就是这烦躁,使得毫无准备的张爱玲猝然心惊,她还没有力量怀疑母亲,只能回头怀疑自己。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洋(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象(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有多少人,曾有过这样困窘的少年时代?敏感使我们看得懂父母的眉高眼低,单纯又使我们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我们是这样缺乏经验,不知道父母也并不像他们标榜的那样完美。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只是惶惑地自省着,这种自省有如一柄锐利的刀,一下一下地,将自己的心灵,剜割得鲜血淋漓。

  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在父母那里受了伤,是无处叫屈,无法疗伤的。而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孩子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还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将来和世界也是一样。

  童年留下的心理暗疾,就像一棵树苗上的伤痕,会随着树的长高长大而慢慢扩展,变成一生的隐痛。而这些伤痕,大多来自父母老师,他们不可能有恶意,他们只是被生活的重压挤得失去耐心,一些话语眼神轻易飞出,让柔弱的心灵独自承受。

  张爱玲后来在跟人交往上很没有信心,也许在她内心,永远有一双眼睛,不是爱怜,不是赞赏,更不是怂恿,而是冷静地审视地望着她,身处其中,必然锋芒在背,动辄得咎,所以禁忌多多,当每一个动作都危险,张爱玲习惯了收缩自己,抱紧双臂,无声地呼吸,有谁知道或许这姿态不是傲慢,而是少年时代,在母亲挑剔的目光中形成的一种习惯。

  惶恐的同时,张爱玲还经历着人生最大的一场幻灭,之前,在父亲那里,她感受到一次幻灭—虽然她长期尽己所能地瞧不起父亲,但这种瞧不起里,有一点儿撒娇赌气的成分,是对于老爸的恨铁不成钢。她万万想不到,父亲竟会如此无情,而且是在继母的调唆下,她无力分析父亲突兀举动背后那千回百转的心结,只是独自愤懑。

  但不管怎样,至少她从不觉得父亲完美,而母亲在她心中,却是闪着天使的光环的。现在,天使掉到人间,不,是张爱玲自己掀开了天堂的帷幕,本以为该是仙乐飘飘,鲜花如锦,却发现寒意袭人,彻骨冰凉,不幻灭是不可能的。

  可是,幻灭这东西,就是个坏东西吗?隔着浩渺时空,我看黄素琼,总有似曾相识之感,我在成长过程中,是遇见并崇拜过这类女人的,她们衣着入时,妆容讲究,举止优雅,爱好文艺,以前叫作小资,现在又加进了波希米亚元素,高级一点儿的还有贵族或留洋背景,一招一式都有个范儿。张爱玲的真性情,与之根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现在她很紊乱,这无疑是一种负面影响,但紊乱之后的幻灭,未必不是有益的。

  幻灭者,虚幻之破灭也,捅破虚幻的肥皂泡,方能触及真相,没有经过幻灭的人生多么虚浮,不曾经历幻灭的灵魂,多么脆弱。从某种意义上说,幻灭未尝不是一种淬火,所谓百炼成钢,总要经历这么几道工序。从此之后,张爱玲再也不会那么激烈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把人世间劈成天堂和地狱这两半,她学会静默艰涩地审慎地触摸生活,感受它的繁复多变。

  黄素琼也许会申辩,说她制造这些压力全是为张爱玲好。事实也是这样,张爱玲发愤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能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黄素琼则随美国男友去了新加坡。

  你看,黄素琼的教育挺成功是不是?她对张爱玲的质疑、埋怨、批评,放在现在可以叫作挫折教育,我听过无数人抱怨,它让自己的成长期变得昏天黑地。“为什么你不如××?”“你看你有多蠢?”“考不到××分就别回家了!”……张爱玲提到,她看到美国棒球员吉美·皮尔索的传记电影,几乎号啕,“从小他父亲培养他打棒球,压力太大,无论怎样卖力也讨不了父亲的欢心。成功后终于发了神经病……”

  是的,你给我的压力也许能让我成功,却会让我变成神经病,让我怀疑自己是不被爱的。这怀疑,若是放到一个以敏感著称的天才身上,更有被放大的可能,然后,在香港,张爱玲与黄素琼短暂相聚时,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八百块事件”。

  这件在张爱玲的心灵世界里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暗自揣度一下,没准儿我妈也干得出来,假如她也爱打个牌的话。说不定,她还觉得自己这一招绝妙呢,四两拨千斤地打击了那个少女刚刚冒出的爱情小幼苗。在对待子女的感情问题上,很多父母都是自以为聪明的。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写了篇“自曝家丑”的文章,得罪了她舅舅,她姑姑警告她说,你母亲回来会生气的。张爱玲说,母亲怎么想,我现在完全不管了。她告诉她姑姑,是因为那八百块钱。她还说,她一定会把母亲在她身上花的钱全还给她的。嗯,还了你,你就不是我的债主了,就不可以再对我评头论足挑三拣四,让我一直生活在你质疑的目光里了。

  还了你,我们就不相干了,你就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动我的钱了,你不知道,你动的,是我的一整个世界。

  最完美的梦想是将钞票放在一打深色的玫瑰下,装在长盒子里还给母亲。但这抒情的梦想的前提是,她首先得有钱,在她成为一个作家之后,张爱玲对稿费的计较,众人皆知。

  她跟胡兰成解释,胡兰成过后拿了一箱子钱给她,后来又给了她很多钱。她把这些钱变成黄金,像一条紧张的蛇,蛰伏在洞口,等待着她的债主归来。

  旋即日本投降,胡兰成开始逃亡生涯,他需要钱,她知道他需要钱,她这时应该慷慨赠金,像戏文里上演的那样,用胡兰成的话,则叫“报他的恩”。但是,相对于这乱世情,还母亲的钱,仍然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主题,她硬着心肠想,反正有他侄女青芸照顾他,反正青芸已经为他牺牲掉了。

  她因此变得更敏感。当他沉默,她就觉得他是怪自己不拿出钱来;当他说别人“心肠坏”,她也觉得他是在指桑骂槐,怪她不拿出钱来;她可以千里迢迢去看他,牵肠挂肚,在他面前泪水横飞,就是不愿意拿出钱来;她觉得,自己逼出了住在他灵魂里的那个“泼妇”,变着法子诅咒她的一毛不拔,可她就是不肯拿出钱来。

  近乎草木皆兵,胡兰成的朋友跟她说起胡兰成的新欢小周,她也觉得那人是用这种方法刺激她,要她拿钱。“吓不倒我。”她心意如铁。没有比还母亲的钱更大的事件,她少女时代就积攒起来的意志与决心,谁也不能抗衡。

  黄素琼终于回到中国。张爱玲选了个时机去还钱。没有玫瑰,没有长纸盒,二两小金条放在手心,简直担心会从手指缝里漏掉。她还赔着笑递过去,感谢母亲为她花了那么多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她说这是还她的。

  她母亲落下泪来。这一招对黄素琼的打击,想来不比当初黄素琼把那八百块钱轻易输掉时,对张爱玲的打击小。不管张爱玲说得多么客气,她怎么会不明白,这二两金子上,聚集着的决绝与冷酷。她这样对女儿说:“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嗳!”这话让张爱玲十分诧异,她那女神范儿文艺腔的母亲,竟然以女佣余妈、碧桃她们的口气,引用这句南京俗语。

  也许,她们母女最大的隔阂在这里,张爱玲始终高看了自己的母亲,就像她小时候,仰起脸看着她母亲梳头,以为她是那样美丽、强大、不可攻克。她因此高估了母亲对自己的伤害,黄素琼一个也许随意的举动,都被她读出深刻的恶意,假如她能明了她母亲不过是个普通人,不可能处处完美,做事也欠思量,是否,就能更早的时候,多一分释然与原谅?

  黄素琼则是低估了女儿,当那些语言脱口而出时,她还是把女儿看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以为自己的那些情绪发泄,不会在她心里留下痕迹—“反正是为了他(她)好”,做母亲的,通常以为“政治正确”就够了。

  最后还是没还成,张爱玲硬着心肠想,不拿也罢,不拿也没有别的了。

  我还了,你没要,这笔债也算了了,别以为你还能在我这里留点儿什么。

  说起来真绝情。

  但这一次,她不断地感到她母亲正在老去,感到周围的人,对她母亲的冷淡,她时常诧异,却不知道这诧异便是不平。她的作品被桑弧改编成电影,她母亲去看,非常满意,张爱玲诧异她也像普通父母那样,对子女的成就容易满足,她没想过,她母亲也许不过是个做得不太好的普通母亲。

  黄素琼再次离去,去了她喜欢的、洁净的欧洲。张爱玲随后去了美国。她们母女此生再未相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住进医院,她希望张爱玲能够到英国与她见一面,写信给她“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写信对她的好友邝文美说:“我没法去,只能多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于《文学杂志》上的关于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后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一个月之后,黄素琼去世,没有亲人在身边,不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她留给张爱玲一箱古董,张爱玲靠变卖那些古董,挨过了和赖雅在一起时的困窘时日。

  就在她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张爱玲曾经怀孕,随后流产,许多人提起过这件事,《小团圆》里将它写得触目惊心。在小说里,赖雅化名为汝狄,他劝盛九莉生:“生个小盛也好。”盛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

  那个男婴最终是被抽水马桶冲下去了。她后来解释说她不想要孩子,是因为“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

  她心里对母亲是有歉疚的,但并不原谅。

  她不要孩子的决定就当时的生活状态来说是对的,却使她失去了一个理解和原谅母亲的机会。并不是“养儿才知报娘恩”,生孩子是自己的决定,谈不上报恩这种话。只是,当一个女人有了孩子,才知道做母亲多么不易,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中,你会在原谅自己的粗疏时,体谅当年的母亲;你会因为变成女人,而将当年那个不成熟不完美的母亲视作姐妹,消解掉许多误会形成的隔膜;甚至于,你对一个孩子的母性会扩大到对整个世界,回头再看母亲,她的很多错,对你的很多伤害,都是因为她在自己的成长期,曾遭遇过更多的伤害。

  以黄素琼为例,她出身名门,祖父为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家中极为守旧,打小裹脚,读的是私塾,弟弟却被送进震旦大学。若是在过去,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在那个大变革的年代,黄素琼心中就颇有一番起伏。她的要强,她对新世界的迷恋,皆是因此而起。

  另一方面,她是遗腹子,没见过父亲,从小见的,只有嫡母和亲生母亲这两个寡妇,她心中有阴郁的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她不是故意要那么暴躁严苛的,是命运要她这样,若能理解这一点,会不会就会少点儿伤痛?就像我小时候我母亲也极端暴躁,经常口不择言,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领悟到,她不知道如何善待一个孩子,是因为她不曾被世界温柔相待,她以为这样也可以。事实上,比起她曾遭遇的那些,我所受到的伤害确实不值一提,她也许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

  张爱玲有没有想过这些呢?也许她也想过,只是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积习已经积重难返,她也没有契机让自己从中脱离。

  没有哪一种爱不是百孔千疮的。这句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问题是,百孔千疮的爱也是爱啊,也能够温暖人心。作为资深张粉,我对她最不赞成的,就是她这种感情上的完美主义。她一向反对文艺腔,可是,我得说,她对于完美整齐的感情的追求,实在是太文艺腔的一件事。

  母亲,最后只能是睡在她的血液里。她们甚至没有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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