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设置天主教堂，传播教义。骄傲自大的洋人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袒护教民，干扰地方，因此百姓与教堂间的仇视极深。
天津望海楼教堂建于咸丰十年(1860)，因强占了许多农民的土地，且传教士仗势欺人，百姓们都非常痛恨他们。同治九年(1870)五月，法国天主教堂设立的仁慈堂里收养的三四十个孩子一下全死了，百姓们闻知后非常震惊。传说这些孩子是受教堂的迷拐后，被挖眼、掏心而死的。于是，愤怒的百姓张有富等人逮住了用药迷拐孩童的无赖武兰珍，送到天津县衙。
天津知县刘杰看了张有富等人的状纸，见告的是法国望海楼天主教堂，说教堂的仁慈堂害死了四十多个孩童；又说传教士专门雇用中国人用迷药诱拐儿童，禁闭在地窖里，然后挖出眼珠用来制药，剖了心肝供教士们食用；还说地窖里有个大坛子，里面装满了眼珠子。
此前，刘杰也听过此类传闻，现在见状纸写得如此翔实、逼真，便深信不疑，况且他知道洋人器械先进，几百年前就捣弄什么切尸体、挖内脏的“解剖学”，解剖中国儿童肯定做得出来。但他深感棘手的是，《天津条约》规定，望海楼一带的15亩地已租给了法国，自己这个小小的七品官儿管得了吗？
想到这里，他看了一眼贼眉鼠眼、脸上被百姓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武兰珍，心中有了底，便大声喝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武兰珍。”
“家住在哪里？”
武兰珍原本住在一个桥洞子里，但他想，朝廷的官儿都害怕洋人，便信口说：“小人住在洋人的教堂里，那里扎有席棚，专供难民过夜。”
“哪个教堂？”
“望海楼教堂。”
“你平时靠什么吃饭？”
“小人平日贩点儿烟土，还打点儿短工。”
“大胆刁民！大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你枯鸡一般的大烟鬼相，能做短工吗？来呀，大刑伺候！”
“大人饶命，小人愿招！”武兰珍一听要动大刑吓得魂飞魄散，他知道自己这副身架，一棍子下去，就得散架，便嘶喊起来。
“说！除了贩卖烟土，还干什么？”
“卖……卖……卖孩子！”
刘杰见他已招认，便厉声追问道：“如实招来！”
“小人今天早晨在村口碰到一个割草的孩子，就向他嘴里塞了一颗糖豆儿，不一会儿，那孩子就打起盹儿来，小人背起孩子就走，这时叫人发现了……”
“你那含有迷药的糖豆儿是从哪里弄来的？”
“是教堂里一个叫王三的给小人的。”
“孩子被你迷拐后，你都卖到哪里？”
“卖给教堂。”
“你受何人指使？”
“是王三指使小人干的。”
刘杰命武兰珍如实画供。案情如此严重，他不敢独自处理，便在审问后的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上报天津知府张光藻。
人命关天，接报的当天，张光藻就带着刘杰押着武兰珍前往望海楼教堂与法国传教士对质。当他们来到教堂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百姓们义愤填膺，大有为雪国恨不惜慷慨赴难的气势，有人还扯起了写有“惩治洋凶”、“救同胞于水火”、“国格不可侮”等语的横幅。
张光藻一行人进入教堂后，向法国传教士谢福音说明了来意。谢福音听后瞠目结舌，表示允许他们进行调查。结果大出意外，武兰珍竟不认识教堂里的人，教堂里的人也不认识他，而且教堂里也没有席棚和叫王三的，“地窖”里装满煤炭、木柴、水泥以及锨镐斧锯之类的工具，没有装满眼珠的坛子。
张光藻十分尴尬，从没遇到过供词与事实相悖如此之大的案子，只好向谢福音解释说这是例行公事，不得不查问一下。谢福音并没计较，张光藻一行便退了出来，准备回府。
这时，百姓已把教堂围得水泄不通。刘杰的随从高升在前边开路，刚走不远，人群便把刘杰围了起来，而张光藻则被挤在教堂门口，无法走动。忽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人群出现了一个大豁口，从豁口中来到刘杰身边的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
原来丰大业听说张光藻和刘杰去了教堂，又见上万人围住了教堂，大发雷霆，跑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那里，拔枪威胁他派兵弹压，并一枪打碎了吊灯。崇厚吓得回身溜走了。丰大业怒气未息，带秘书西蒙赶到望海楼教堂。
一见刘杰，丰大业便破口大骂：“狗官，你竟敢挑动刁民无赖到我国教堂圣地闹事？”
刘杰本想向洋人道歉，平息此事，没想到却遭到如此无理的谩骂，心想，不能丢了国格，便正色反问道：“本官执行公务，怎叫闹事？”
“这么多刁民无赖围在这里，也是执行公务？”
高升被惹恼了，大声怒斥道：“这里是我国领土，百姓们往来自由，不用你管！”
“谁要你这个奴才插嘴！”丰大业吼叫着向高升开了一枪，高升应声倒在血泊中。
“洋鬼子杀人啦！”围观的百姓们怒吼道。紧接着，又响起“为中国人报仇！”“华夏圣地，岂容妖人胡作非为！”“叫洋鬼子偿命！”
伴随着呼喊声，人们愤怒地扑向丰大业，有的抓头发，有的扭胳膊，有的掐脖子，有的抠眼睛，有的砸脑袋……顷刻间，丰大业就被撕碎了。接着，人们又七手八脚打死了丰大业的秘书西蒙。
余怒未消的百姓们，群情激昂，“驱逐洋人！”“杀尽洋人！”“为成百上千的无辜儿童报仇，捣毁洋教堂！”“报仇雪恨，在此一举！”的呼声如雷，人群汇成强大的怒潮，涌向望海楼教堂。
张光藻、刘杰等官员被人群挤到了一边不敢吱声，他们清楚，在这种情势下，要是说出一句与群情相悖的制止话来，愤怒的百姓会像碾死蚂蚁那样，立即将他们碾死。
很快，人们冲进教堂，砸碎门窗，捣毁器物，不多时，便放火烧了教堂。随后，人们又烧了法国领事署、英国讲书堂、美国讲书堂，除丰大业、西蒙外，法国教士谢福音、俄国商人普罗波波夫和仁慈堂里的一些修女等20个洋人被打死，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联合俄国、美国、英国、普鲁士、比利时、西班牙的外交官，联名向清廷提出严重抗议，并派军舰集结到天津、烟台一带，扬言如果不按法国的要求处理好这件事，要把天津化为焦土。
消息传到北京，顿时在朝廷里引起轩然大波，文武百官分成了“论理派”和“论势派”，两大派各执一端，舌战不休。清廷感到事态严重，矛盾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避免此局势演化为战争，便于五月二十五日下谕，责成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和崇厚一起处理此案。
五月二十六日谕旨下到保定，接任直隶总督才15个月的曾国藩此时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大大下降，整日晕眩不止。接谕后，他发出几声轻微而无力的叹息，心情既紧张，又不知所措，只得于五月二十九日上奏，把他的初步看法提了出来。他认为最关键的是确定武兰珍是否受王三指使，王三是否被教堂供养，教堂收养的孩童以及挖眼剖心的说法是否正确，并向朝廷表示，虽然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但仍会不辞辛苦地前往天津处理此事。
曾国藩深知与洋人交涉的困难，一不小心就会身败名裂。上谕中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统筹，既使外邦止戈，又使民心允服，以求中外相安。”要做到两全其美，谈何容易？百姓与洋人势同水火，满足了洋人，势必民怨沸腾，自己便成了“卖国贼”；要使民心允服，就要得罪洋人，这样弄不好又会引起战争，到那时，自己就会被朝廷当做替罪羊，成为“误国元凶”。更大的可能是两头都不讨好，轻则招一身骂名，重则老命难保。要想用理智去平息因仇恨而变得不理智的行动，真是难啊！况且自己年迈多病，怕是凶多吉少。处于这等矛盾的境地，他有一种自己会丢掉性命的感觉。因此，奏折发出后，他觉得要把这件事妥善处理好很难，心中不禁无限苍凉。于是，六月初四他用不住颤抖着的手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写了一封类似遗嘱的信：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陆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弃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曾国藩当时是抱着大义凛然的心态去处理“天津教案”的，也显示了他对此事的诚惶诚恐。
写完遗书两天后，老病缠身的曾国藩满怀悲怆地拖着病体前往天津。
六月初十曾国藩到达天津，见人心浮动，洋人与百姓的矛盾异常紧张，百姓们都翘首以盼等着看朝廷如何处理此事。
这些都在曾国藩的预料之中，他在六月十一日给儿子的信中说：“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其势汹汹。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必须先安定人心，于是六月十一日他便向天津百姓发出了《谕天津市民》的告示，并着手调查案情。调查结果与刘杰、张光藻所得的结论完全一致。
六月十九日，曾国藩在崇厚府邸与法国公使罗淑亚会晤。罗淑亚代表法国政府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赔修教堂；第二，安葬丰大业等死难者；第三，惩治地方官；第四，查办杀人凶手。
曾国藩表示三日内答复，当晚他就与崇厚磋商此事。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旨同曾国藩一起负责处理此事，他与洋人打交道多年，因惧怕洋人已养成了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秉性。曾国藩虽在官场多年，但很少和洋人打交道，所以多听从他的建议。
“丰大业先开枪打死高升，这是洋人理屈。可百姓们一下子打死二十个洋人，大都是无辜的传教士，还有许多妇女，这就使我们陷入了比洋人更加理屈的境地。百姓们只知泄一时之愤，不顾国体，闹出事来，还得我们替他们擦屁股！”崇厚激愤地说。
“百姓缺乏教养，愚昧无知，一个个都是慷慨激昂的样子，但当我问起是否亲眼见过挖眼剖心之事时，就无言以对了。天津城近一年来并无丢失幼孩而报案的。教堂地窖的坛子里装满眼珠子的谣言居然有人相信，相信后就生出仇恨，这种无知的、盲目的仇恨比什么都可怕。”曾国藩感慨不已。
“不过，”曾国藩又说，“洋教士为了发展信徒，良莠不分一概吸纳，甚至袒护教徒的不法行为，也难怪百姓恨之入骨。”
“洋人建教堂是有条约依据的，所以罗淑亚提出的第一项赔修教堂，我们必须答应。”崇厚十分肯定地说。
“对。”曾国藩也点了点头。
“第二项安葬死难者，第四项查办杀人凶手，属于同一类要求。”崇厚接着说。
“也得答应，”曾国藩说，“漫说打死了洋人，就是打死了国人，也得查办杀人凶手。”
“这三项可能会引起百姓的怨声，但朝廷能接受的，最棘手的是第三项惩治地方官，这一条朝廷恐怕也会犯难。”崇厚说。
曾国藩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也答应他们吧。”
“也答应他们？”崇厚吃惊道。
“对！其实惩治地方官的要求伸缩性很大，撤职、降职、调离不都是惩治吗？”
“大人所言极是，如此看来，此案可以了结啦！”崇厚恍然大悟地说道。
“绝非那么简单。这四项要求，答应每一项好像都有道理，但都答应，在情势上就会落入卑屈的境地。百姓会骂我们‘卖国贼’，朝廷的‘清流派’也饶不了咱们。”
崇厚脸色马上沉了下来。
“清流派只知慷慨陈辞，却不考虑国家实力。我们能防御一个海口，却不能防御所有海口；能幸得一时，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御一国，却无法应付众国。道光庚子年以后，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规，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当今皇上登极以来，夷强如故，惟赖守定议和，故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倘若以此事而动刀兵，今年能幸胜，明年洋人必定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国家难以承受兵患，惟有委曲求全一法。”曾国藩说完觉得头涨，胸闷，舌嘴发麻，手不住地打颤。
崇厚咀嚼着曾国藩的话，深有感触地说：“中堂见解入木三分哪！”
“弱国无外交！所以你和我将成为‘卖国贼’。”说完，曾国藩长叹一口气。
与崇厚商议后的次日，曾国藩伏案起草奏折：
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
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反受残酷之谤，致使洋人忿忿不平也。
接着，他交代了天津百姓为何对洋教士存有那么多怀疑和误解，他罗列了五条：一、教堂之门终年关闭，使外人感到神秘莫测；二、国人患病者到此，往往被留下来治疗，不再出去；三、有些濒死之人进了教堂，教士为之洗礼，使升天堂，外人不明其故；四、教堂里院落多，被收容的人常常母在此院，子在他院，久不相见；五、本年五月间，天津连出拐卖之事，恰教堂死去病人较多，于是浮言大起。
最后，曾国藩提出了他的处理意见：其止随声附和者，不失为义愤所激，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趁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以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即行革职，交刑部治罪；以示惩儆而维持大局；对洋人，要赔偿其损失，修复教堂、抚恤死难洋人。
对于自己这样处理，曾国藩觉得民怨沸腾是少不了的，洋人也不一定肯罢休，但愿太后和皇上能体察自己的苦衷，明白自己想要平息事端的这种处理做法是最佳的、也是唯一可行的。
但令曾国藩没想到的是，太后和皇上在把他的奏折发抄官员阅读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关于这次事件爆发起因的天津百姓对洋人的五个误解，只留下赔修教堂、抚恤死难洋人、捉拿肇事民众和将天津府县命官交刑部议处的文字。
曾国藩十分清楚朝廷这样做的用意。面对民众、清流派和洋人的压力，太后、皇上有所畏惧，但一旦实施了曾国藩解决纠纷的办法，众怒便会引到太后和皇上身上来。为转移目标，只能将他抛出，当牺牲品和替罪羊。掌握皇权的人碰上棘手的事情，总爱玩弄这类把戏。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给国人争了一口气，但仗打败后道光皇帝就把责任推到主战的林则徐头上，削职发配新疆。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后，国人斥为卖国，道光帝又把罪名推到主和派头目穆彰阿身上。无论是战是和，都是道光皇帝的决定，而落得悲惨下场的却是臣子们，难道现在轮到自己了！
果然，不久朝野上下便纷纷谴责曾国藩辱国残民，败坏朝纲，下层士人和百姓更是骂他为“卖国贼”。
曾国藩只能忍气吞声地把全部责任都承担下来。主和而不主战，这本是朝廷的外交宗旨，他正是遵照这一宗旨办事的，但他绝不敢说这是慈禧太后的旨意，真是有口难辩啊！还是打掉牙和血吞吧，后悔是没用的，现在要做的是顶着骂名去追查杀人凶犯。
这更是难上加难的事，上万人行动，聚如云，散如鸟，上哪里去抓呀？洋人已死不能当堂指证；目击百姓不少，但对凶犯的描述迥异；抓了些嫌犯，目击者又不能确认；有的嫌犯供认后又翻供：有的只承认打了一两下，不是要害处。细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当时人们一哄而上，七手八脚乱打，根本分不清谁先动手谁后动手，哪下致命，哪下不致命。查来查去，弄得曾国藩头昏脑涨，筋疲力尽，没有一个嫌犯证词与供词完全吻合的。
这天夜里，曾国藩翻来覆去不能入睡。“绝不漏过一个人犯”、“绝不冤枉一个好人”，这恐怕是做不到了。洋人被打死20个，必须找出20个人来抵命，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嫌犯虽无口供，但只要有二三人指证，即定案。这样做虽有屈死鬼，但为了早日结案也只能这样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的心绪渐渐和缓下来，恍恍惚惚地进入了梦乡。
按照曾国藩的部署，冯瘸子、范永等20名人犯被处死，另有25名人犯充军；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革职充军，提督陈国瑞交总理衙门处置；赔偿法国白银50万两；崇厚亲往法国领事署赔礼道歉。
处决人犯，冤情是难免的，为此，发给每个人犯家属500两银子作为抚恤。对刘杰、张光藻、陈国瑞的处置，曾国藩又上奏朝廷请求从轻发落。
做完这些事后，曾国藩的病情加重了，头晕脑涨，疼痛不止，常常彻夜失眠，胃口不开，浑身异常困乏，左眼怕光，不敢睁开，陷入极端悔恨之中。他后悔自己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过软、过柔，“那时我听到法国在普法之战中不利的消息，为何不做得强硬一些呢？”他心里常不住地责备自己。
九月十一日，朝廷将张光藻和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曾国藩听说后，浑身猛地一抖，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幕僚赵烈文、学生薛福成、儿子曾纪泽急忙把他抬到了床上。
躺在床上，曾国藩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喃喃道：“我……对不起张知府，对不起……刘知县哪！他们……忠于职守……却落到这般地步，何等冤枉！我……有愧呀！”
“父亲千万别这样说，这是朝廷的圣谕。”曾纪泽安慰说。
“恩师并没主张把他们发配黑龙江，朝廷降旨自有其道理，愚师不必过于自责。”薛福成劝道。
“无论怎样说，我……也摆脱不了干系，当初只怕引起边衅，才出此下策……”曾国藩呜咽道。
“依卑职看，涤帅大可不必如此伤心。涤帅受命于国家危难之时，将剑拔弩张的情势缓和下来，避免了边衅，功在社稷，利在百姓。张知府、刘知县俱是识大体之人，他们知道自己的些许委屈是为了解朝廷之困，消百姓之灾，绝不会埋怨涤帅的。其实，正如涤帅常说的：弱国无外交。不管朝廷派谁来处理‘天津教案’，都不会比您办得更稳妥、更出色。”赵烈文说。
听了赵烈文的话，曾国藩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闭目片刻后说：“话虽如此，但我仍觉得有负于二位大人，他们毕竟替朝廷背了黑锅。”
“要是涤帅实在觉得过意不去，就派人送些银两以示抚慰。”赵烈文建议说。
“好，就按烈文说的办！”曾国藩高兴地说。
张光藻、刘杰起解那天，上万天津百姓挥泪相送，老天也为之哭泣，下起连绵的秋雨。百姓们知道，这两位朝廷命官其实是为百姓的行动顶罪的，便不再斥骂曾国藩了，这与其说是对曾国藩苦衷的谅解，倒不如说是对残酷现实的无奈默认。
赵烈文和曾纪泽找机会单独与张光藻、刘杰相见，送上3000两银子，并代曾国藩向他们致歉。两人十分感动地说：“请转告曾大人，勿以我二人为念，我等死不足惜，振邦兴国之大任，惟曾大人能够担得。只要曾大人健在，大清就有中兴之望。”
听了赵烈文和曾纪泽的回话后，曾国藩吃力地摇摇头，沉默良久。张光藻、刘杰的殷切希望使他感到无限悲凉：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啊！自己挥斥八方的年月早成了过眼烟云，如今老朽无能、神衰气虚，不堪任事，哪还有回天之力呀！唉，古人一向主张功成身退，凡事见好就收。倘若自己在攻克金陵后急流勇退，返归故园，哪有今天的窘况？可惜自己没有那样做，被世俗之气熏染，硬要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结果剿捻无功，处理“天津教案”又惹来怨谤，现在看来，真是，唉……
对天津市民的残杀，在曾国藩一生大规模的“剃头”行为中算是最后一次了，但此次并没给他带来荣誉，反把他几十年的声誉都毁了。他在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十一日给彭玉麟的信中也忏悔道：“仆自问同治四五年剿捻无功，即当退处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莅任畿辅，皆系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矣。”
处理完“天津教案”后，北京、天津的官员、学子和百姓掀起了怨曾反曾浪潮：名士王恺运、弟子李鸿章、儿子曾纪泽都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他的一世英明毁于众谤。醇亲王奕、内阁学士宋普、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先后上奏，说反洋教是天津百姓的义举，要求惩治崇厚等媚外官员；京师学子纷纷抨击曾国藩，湖南学士把他书写的悬挂在北京湖广会馆的匾额和教子胡同的湖南会馆的楹联捣碎烧毁了，其他各处凡有曾国藩题字的也被尽数刮掉，人们口吐唾沫，用脚踩碾，仍不解其恨；天津市民们写标语、唱歌谣、编故事，街头巷尾无不指骂曾国藩为“大卖国贼”、“洋人走狗”。
朝廷中的“清议派”更是全力攻击曾国藩，甚至有人主张杀他以谢天下，有人作对联讥讽说：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虽然这样，清廷也不得不承认，除了曾国藩的结案方式，别无他法，但为了平息舆论，转移视线，又不得不做做姿态，由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以此表明曾国藩的作为不代表朝廷。李鸿章接办后，仅将原判20名死刑改为16名，4名为缓期，其余无一更改。显而易见，“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方式代表着清廷的主张，保持了与清廷基调的一致，也为清廷争取到了暂时的和平。可是，由于当时民众和部分官员的明“理”不明“势”，一时民怨四起，曾国藩能做什么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朝廷背上骂名。
在受命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就明白事关大体，事关一生的毁誉和身家性命，但与国家的安危比起来，个人的毁誉算得了什么呢？在国家危亡的关头，总需要忠臣舍身赴难的。如果曾国藩为了个人声名，按“理”结办此案，那积贫积弱的晚清将可能面对另一种局面了。
关于办理“天津教案”遭谤的原因，曾国藩在给刘蓉的信中解释说：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问题上，舆论出现了论“理”和论“势”两种倾向。论“理”的人以为，“当趁此驱逐彼教，大张挞伐，以雪先皇之耻而作义民之气”；论“势”的人以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人同仇。能御之于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
可见，曾国藩这样结案，不是他不明“理”，而是“势”在必为，是以一时的屈辱以求长久的和平。
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以敏锐的目光阐述了他对此案处理的看法：
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严格信守条约，力保中外“和局”，不要轻易动武。“愚民”无知，一概仇视洋人，无须深究，但作为官吏者，则应因势利导，不能做那些不负责任的事情，更不能有意煽动愚民仇洋。人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加以诋毁，原因在于不谙中外实情，在于对国情不负责任。
郭嵩焘多次为曾国藩鸣不平，他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之所以舆论大哗，“无他，用其鼠目寸光、溪壑褊小之心，而傲然自以为忠孝，慢上无礼，漠不为耻。”这样的风气，未尝不是一般官僚士大夫率先倡发，“而遂至无可挽救，终归于祸乱贼杀而已。伤哉！”
郭嵩焘指出：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如果说有过错的话，在于他“不明立科条，分别从教者之良莠，以使百姓与教民两无猜嫌”。至于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结局，“则亦天理人情之至矣”。而那些对他使劲加以诋毁的人，并不知道津案的全过程，就信口开河乱说一气，“道之不明，而意气之激以不得其平，则亦何词不可逞，何罪不可诬哉！”
可见，郭嵩焘认为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并无根本上的过错。
在与洋人交涉上，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主张采取痞子的手段处理，而曾国藩坚持采取诚信的原则，他认为，在没有实力做后盾的情况下与洋人交涉，虚强造作只能使国家吃亏更大，所以应以诚信为本。因此，我们更能明白他处理“天津教案”取“势”而不取“理”的苦衷了。
曾国藩能这样处理“天津教案”，充分说明了他舍个人声名而保国之安危，舍小保大的个人风范。
但是，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方式，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虽然杀害市民以满足洋人要求，遭到各方人士的一致谴责，他也愧悔万分，但却收到了成效：使一场战争得以平息，避免了刀兵之灾，所以，清廷非常满意。在清廷看来，处死几个“刁民”并不要紧，惹恼了洋人才是最头疼的事，一旦战火又起，统治就难以维持了。
另外，客观地说，当时国力衰弱，若自不量力地采取强硬态度，后果可想而知。就连当时和曾国藩势不两立的“清议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后来在湖广总督任上面临同样的事件时，也采取了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并后悔自己当初对曾国藩的指责。
从同治九年(1870)六月初十曾国藩到天津处理教案，到九月二十日结束离开，总共102天。在这102天中，曾国藩在抗与从的抉择中，“忍辱负重”地做出了他认为唯一正确的选择，从而使一场中国人民反教会的斗争，最终以无数民众无辜而死和清廷屈辱赔款而告结束。
同治九年(1870)年底，已经重新担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给老部下李元度的信中，冷静地对自己在处理“天津教案”时的处境与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六月初旬，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分歧。论理者，佥谓宜乘此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万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预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荤毂。鄙人偏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弭衅端，办理过柔，以至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
信中，曾国藩痛苦地反省了自己“过柔”的处理手段，以及这种手段给他带来了“谤议丛积”和“积年清望几于扫地殆尽”的后果，可见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
当时的清廷形成以醇亲王奕为代表，包括李鸿藻、倭仁、翁同龢、李如松、宋普等人的“论理派”和以恭亲王奕为代表，包括崇厚、董恂、宝韵、沈桂芬、丁汝昌等人的“论势派”。
“论理派”认为朝廷不可失民心，否则天下将解体，可利用当时群情激愤的民心，与洋人决一死战，一可报咸丰之仇，二可大快人心。奕认为：“欲复深仇，全赖民心。天津之案，民心皆有义愤，天下皆引颈以望，乃诸臣不趁势推之于民以喝夷，但杀民以谢夷，不但一时全局荡然，自然亦难望转机矣。”
“论理派”的强硬态度，表现出民族自尊心，但他们没有审时度势地看问题，对双方实力缺乏根本的了解，夜郎自大地一心只想“决战”、“雪耻”，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贸然“决战”，无异于送死。
“论势派”多是直接和洋人打交道的外交大臣或封疆大吏，他们对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非常清楚，认为清军当时的武器根本不是洋人的对手。因此他们主张力求和局，才有徐图自强的希望。他们从客观现实出发考虑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但违背民心，不顾国家尊严，缺少民族气节，又是极不足取的，因此才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诟骂。
曾国藩与奕等人关系密切，所以他倾向“论势派”。其实，他何尝不愿意做一个“论理派”，理直气壮地去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呢！但他清楚，西方列强武力强大，除野蛮掠夺外，还想在外交上武力威胁。他知道对待武力威胁，武力防备是必须的。然而，在天津办案中对中外形势进行了周密分析后，他认为：“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军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众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得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必须隐忍以全和议者，就势而言之也……必须力争以全国体，此就理而言之也。欲求理势兼顾，殊无良策。敝处所力，盖亦偏于衡势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议之腾，亦无足怪。”正是由于形势上的迫不得已，他这位内心充满“论理派”思想的理学家，才在实际行动中成了“论势派”。
生活在夹缝中的人，要么从夹缝中冲出去，重新寻找自己的天地，要么四面碰壁、四面讨好，而最后什么也得不到。曾国藩就属于后者，他对“天津教案”的处理遭到舆论的谴责，就是因为他对清廷的指示不敢违抗，因而甘愿受辱，丧失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造成了错误的后果。这对他、对清廷、对历史来说都是一个悲剧！他个人的悲剧也正是当时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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