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三月五日，曾国藩因“剿捻”无功，在一片弹劾声中回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回任两江的主要任务本来是为李鸿章“剿捻”筹措军饷，但他回任后在请求截留关税二成的奏折中竟把支持上海铁厂的运作放在第一位。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臣回任后，通计饷需款目一年入数较之出数甚巨。且有万不容缓之事须另行筹款者，约计数端。如制造轮船，实为救时要策。上海开设铁厂，在沪及外洋购买机器两副，大致已属全备，而造船一事则以无款可筹，尚未兴办。臣前在安庆曾试造一小轮船，不甚得法。李鸿章苦心经营，独得要领。现在江宁、上海各局制造洋炮、洋枪、洋火等项，均用内地匠人，能学外洋机巧。以必应速办之事，又有可乘之时，有可用之人，而坐困于无可拨之银，殊觉机会可惜。”从曾国藩的奏折看，上海铁厂制造轮船已是万事俱备了，那么如何解决它的坐困局面呢？曾国藩于奏折的最后提出方案说：“制造轮船等事，福建尚奏拨巨款新立铁厂，江南已有铁厂，岂可置之不办？再四思维，实有万难周转之势。查江海关洋税一项，自扣款清结以后，提解四成，另款存储部库，本系奏定专拨之款，未敢动用丝毫。惟现当饷需万紧，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洋税解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济要需。如蒙俞允，臣拟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以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其余二成，仍随时按结报解。俟轮船办有头绪，各军饷项稍裕，即当奏明，仍按四成全数解部，以符初议。”
我们知道，截留解部关税，是需要胆略和勇气的，尤其是以其中的一成支持铁厂制造轮船，数量竟与接济淮军及添兵费用相等，更需要胆略和勇气。那末，上海铁厂究竟在何时何种情况下组建，与曾国藩又有哪些关系呢？这就有必要追溯清季洋务的历史了。
1官办洋务的提出
这里的所谓“洋务”指的是学习外洋先进方法开办军事工业，特别是制造船炮之类的军事重工业。鸦片战争期间西方侵略者依仗他们的坚船利炮取得了胜利，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满清的统治者在一阵惊慌之后似乎又回归到了宁静，以为可以按照老习惯过他们过去的生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十四年后英、法侵略者再次依仗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将咸丰帝赶到了热河承德。但这毕竟在一十四年之后，情况稍有不同了，麻木的满清统治集团居然也有人痛定思痛，这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全面负责议和事宜的恭亲王奕。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在与英法列强的接触中深感自己国家的积弱，为了不受制于人，提出要购买外国船炮，意在以自己的坚船利炮来对付洋人的坚船利炮。并上折建议朝廷下令让曾国藩等人照办。由于曾国藩当时正在皖南与太平军激战，几致性命不保，无由顾及。咸丰帝也刚从北京逃到热河，惊魂未定，因而反响不大。咸丰十一年五月，奕等人旧事重提。这回因为暂时没有了洋人的威胁，而清政府又始终以太平天国为主要敌人，所以奕等人的奏折事由径作“为剿贼亟宜乘时，请购买外洋船炮，以利军行而维大局，恭折仰祈圣鉴事”。奏折写道：
“臣等查粤逆起事以来，蔓延七八省，滋扰十数年。推原其始，道光年间沿海不靖，其时遣散之潮勇，从逆之汉奸，窥见国家兵力不足，遂勾结煽惑，乘间抵隙，一发而不可骤制。迨用兵既久，财用渐匮，外国从而生心，得步进步，要求无已。是粤匪之患萌于外国，而今日外国之张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属，而其害则实相同。臣等自去秋办理以来，为目前保全大局，极意羁縻。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昵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计，则防患正不可不深。伏思外忧内患，至今已极，譬如木腐虫生，善治者必先培养根本，根本固而蟊贼自消。臣等办理外国各事不过治其枝叶，而蟊贼未能尽去，非拔本塞源之方也。是以上年曾奏请饬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然购买船炮之议，曾国藩等现在是否办理，无从询知，而当此时事孔亟之时，何可再事因循！”
接着，奕等提供市场信息说：“据称，伊国(按指法国)火轮船一只，大者数十万两，可载数百人；小者每只数万两，可载百数十人。若用小火轮船十余号，益以精利枪炮，其费不过数十万两。如欲购买，其价值先领一半，俟购齐验收后再行全给。”于是清政府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头品顶戴湖北巡抚胡林翼、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头品顶戴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广东巡抚耆龄。上谕称：“前因恭亲王奕等奏，法夷枪炮，现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当谕令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本日复据奕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一折。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惟各路军饷不足，必须预筹银款以资购办。著劳崇光、耆龄、薛焕，并传谕毓清，即按照所奏，预为筹计。其应酌配兵丁并统带大员，及陆路进攻各事宜，并着官文、曾国藩、胡林翼先行妥为筹议。”清政府官办洋务本是从购买枪支开始的，然后由购买枪枝发展到购买船炮。但无论是购买枪枝还是购买船炮，都是为了镇压太平军。奕的奏折虽然也提到“外忧内患”，但最终目的还是要达到“蟊贼自消”。尽管如此，但毕竟提出了购买外国船炮用先进武器武装自己的紧迫问题。
上谕寄出，曾国藩积极响应，但在指导思想上作了重大修改。他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开头便说：“臣查发逆盘据金陵，蔓延苏、浙、皖、鄂等省，所占傍江各城为我所必争者有三：曰金陵，曰安庆，曰芜湖；不傍江各城为我所必争者有三：曰苏州，曰庐州，曰宁国。不傍江之处，所用师船不过舢板、长龙之类。其或支流小港，岸峻桥多，即舢板小划尚无所施其技，断不容火轮船。傍江三城小火轮船尽可施展，然亦只能制水面之贼，不能制岸上之贼。目下贼氛虽炽，然江面实鲜炮船，不能与我水师争衡。臣去冬复奏一疏有云：金陵发逆之横行，在陆而不在水；皖、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而不在水，系属实在情形。”
按照曾国藩的观点，镇压太平天国根本无须购买外洋船炮，因为目下所争，在陆而不在水。那么曾国藩是否反对购买外洋船炮呢？不是，他是积极主张的。他在奏折中接着说：“至恭亲王奕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国藩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的前瞻性，虽然也离不开“可以剿发逆”的眼前目标。
曾国藩对购买洋船炮不仅深表赞同，而且以积极行动响应。他听说上海有两艘破旧洋船，欲当即开来安庆一带，提前训练各色官弁员工，待洋船一到，即可投入使用。他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奏折的另片中奏道：“臣拟先调现泊上海之海上‘土只坡’轮船一只，由长江上驶安庆一带，就近察勘使用，督令楚师将弁，预为练习，俟明年洋船购到，庶易收驾轻就熟之功。”遗憾的是他手中拮据，无法开支。于是接着提出要求说：“惟臣处缺饷日甚，该轮船驶赴上游，弁勇工匠口粮，仍照向章在于上海支领。其损坏轮船一只，如何修理，亦全速修完好，驶赴安庆一带，相应请旨饬下江苏抚臣薛焕，迅派干员，刻日押令上驶，以资演习。”只是当时曾国藩还只是名义上的两江总督，连总督关防还在驻上海的江苏巡抚薛焕手上，此议或者朝廷并未饬下薛焕，或者是薛焕并未执行，总之并无下文，而清政府官办洋务之议，也就到此打住了。
2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早期运作
曾国藩对所谓“洋务”的认识以及兴办洋务的热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虽然早在衡阳组建水师之初就将从广东购得的“夷炮”一百二十尊编入建制，但曾国藩对夷人夷物却从无好感，特别是洋枪洋炮，一再鄙薄，以为不及自己的土枪土炮。他在咸丰八年(1858)十月二十一日给袁芳英的信中说：“洋枪不甚得用，近始知之，祈阁下少买，或十支，二十支足矣。如已买难退，则只得听之。”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九日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洋枪机栝，弟营既善收拾，又勤于擦洗，余当令筱泉于粤厘项下购买。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至嘱。”
曾国荃的部队本来习惯了洋枪，而且已经善于擦洗，收拾，但经曾国藩八股杂艺的比附游说之后居然又“深以为然”。为此曾国藩特别高兴，于十月初八日去信大讲劈山炮的优越与使用秘诀说：“吾以劈山炮为陆军第一利器，若食群子五十颗以外，实可无坚不摧。去年吾寄弟信，言劈山炮食满群子之后须要稻草球子封之，并须用搠杖多杵几下，将草球紧紧贴子，子紧紧贴药，药紧紧贴膛，及群子之所及，又远又宽矣。”
曾国藩还曾与人辩论过洋炮与劈山炮的优劣，他认为洋炮只能击远，而不能“食群子”，也就是说洋炮只有射程远的优点，而杀伤力不及用散子的劈山炮。他说：“水陆战事，击远者固属要贵，多食群子者尤为可贵；二者不可得兼，则舍击远而取食群子者。”当然，他也想到要利用洋炮的优点，但仍是八股杂艺的原则，“意欲择散口洋装，舁以陆战，以辅劈山炮之不逮”。但曾国藩毕竟挡不住新事物的潮流，因为洋枪比土枪优越，将士纷纷弃旧图新，特别在他的胞弟曾国荃营与在上海的李鸿章淮军，已成风气。对曾国荃的要求曾国藩无法遏止，只好适当满足，他于同治二年(1863)三月初六日致信李鸿章说：“洋枪风气，开自尊处与舍弟营。今各营纷纷请领，不可遏止。意于沪中购买五百支，以应众将之求。”四月初六日又去信说：“洋枪求者极多，风气既开，万难禁遏。敬求惠协二千杆。”
曾国藩虽然鄙薄洋枪洋炮，但对洋船却历来向往，这在上述响应恭亲王奕的倡议中可见一斑，只是条件不允许，未能实现。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曾国荃攻克安庆。初七日，曾国藩由东流移驻安庆。十月十八日奉上谕：“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官员，悉归节制。”从此，曾国藩不仅有了安庆这个据长江要冲的根据之地，而且直接掌握了长江下游各省，自然也就有了购买乃至试制轮船的条件。同治元年(1862)正月二十一日，曾国藩用五万五千金购买外洋火轮一只。他当天的日记写道：“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至眉生处与筱泉围棋。尚未终局，接周弢甫信，买洋船一只，湾泊城下，欲余登船阅看定夺，其价已议定五万五千金，委员朱筱山别驾押坐来皖。因与朱同登舟一看，无一物不工致。其用火激水转轮之处，仓卒不能得其要领。少荃、申夫、眉生等亦均往阅看。”
曾国藩在安庆买船可能不止这一只。黎庶昌的《年谱》于此事写道：“二十一日，新购外洋火轮船第一号到安庆。”既然是第一号，自然还有第二号，第三号。曾国藩于四月初九日给奕、桂良的信中说明他几次买船的情况说：“国藩以苏皖中梗，交涉事件甚多，欲得洋船一只，以为运送子药、飞递文报之用，札派周主事腾虎往沪购买。初购宝顺一只，价已议定，至立契日，嫌小退还。旋购吧吡船一只，因被售者所欺，诡易其名曰‘博云’，实不可用。又订定威林密船一只，较吧吡船略好，现尚未乘驾来皖，不知果合用否。”可知时至四月，曾国藩还派周腾虎在上海继续买船。
曾国藩不仅买船，而且极有兴趣自己造船，甚至买船就是为了造船，这个思想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已经有了反映。现在既有轮船，有了范本，于是在安庆开设军械所，于制造枪炮之余试造轮船。他的军械所尽用华人，不用洋工。先从仿造轮船蒸汽机开始，居然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日记写道：“中饭后，华衡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演试，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演试约一个小时，虽然只是蒸汽机单件，但曾国藩似乎看到了整个轮船的自制成功。他高兴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曾国藩随着对洋人、洋物接触的增多(如吴竹庄从上海乘轮船至安庆“去来各仅二日”，曾国藩深叹“洋船之神速”。李鸿章率淮军驻上海，“来信言夷务颇详”等)，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洋人洋务的深层次观点，他在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的日记中写道：“眉生言及夷务，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这是曾国藩“论强弱而不论是非”观点的典型表述。这一观点在政治上导致他对外的屈膝投降，而在科学技术上又促使他对“洋务”不断增强认识，提高了他办洋务的热情。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排洋、仇洋到德洋、亲洋，同时又在船炮制作上努力学洋的过程。
3购买机器与装备铁厂
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通过一段试验，虽然也造出了小火轮，但“不甚得法”，远不如洋船。除了人的技术差距外，关键是缺少设备。经人提醒，他想到了向外洋购买设备。曾国藩后来于同治七年(1868)在奏折中回顾这段历史说：“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华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二年冬间，派令候补同知容闳出洋购买机器，渐有扩充之意。”然则容闳又是何许人？何以能出洋购买机器？又何以能为曾国藩所用呢？
容闳，又名光照，广东人，道光八年(1828)十一月十七日生于澳门附近的南屏镇。1835年，因熟人介绍，入英国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在澳门办的“西塾”读书。后又因古夫人的介绍入玛礼孙学校读小学，再后又因玛礼孙学校主持人勃朗博士的关系并两位苏格兰人的资助，意外地获得去美留学的机会。容闳到美国，先入孟松学校补习，后考入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留美八年，咸丰四年(1854)学成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学生。
容闳怀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样一个教育救国的宏愿回到祖国，正遇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高涨，清政府借机扩大打击面，对无辜群众施行残酷镇压。眼前事实，使容闳对太平天国深表同情，而对清政府十分反感。后来他在一节回忆文字中写道：“当予在粤时，粤中适有一暴动，秩序因之大乱。此际太平天国之军队方横行内地，所向披靡，而粤乱亦适起于是时。顾粤人之暴动，初与太平军无涉，彼两广总督叶名琛者，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最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茁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予寓去刑场才半英里，一日忽发奇想，思赴刑场一觇其异。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时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以上，致刑场四周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予自刑场归寓后神志懊丧，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予脑中，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正当。予既表同情于太平军，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因只“几欲起而为之”，到底未能响应，直至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才偕两位美国教士去苏州、金陵等地访问太平军，颇多赞美之词，并为之献计献策。因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故未接受封爵，丢下一句“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诸君苟决计实行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则予必效奔走”，又回到了上海。因容闳的所谓计划也只限于教育救国，而太平天国当时战争激烈，无法顾及，因而搁置未论。嗣后容闳在上海茶业公司帮工，直至自己经营茶叶。
同治二年(1863)，容闳在九江开办茶叶公司，生意颇为红火。正在这时，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遇到了困难。幕僚张斯桂、李善兰等人向曾国藩建议从国外进口洋机器，兴办一所西式机器厂，既可以制造洋枪洋炮，也可以制造洋船。曾国藩极表赞同，但往外洋采办机器，事情重大，既要熟悉外国情况，又要忠诚可靠。曾国藩遍审周围，实在难得其人，于是张、李推荐了他们曾有一面之交的广东留美学生容闳。曾国藩交代彼即写信，召他来安庆。
容闳在九江接到张斯桂的来信，十分紧张，他后来在《西学东渐记》的回忆中写道：“余得此书，意殊惊诧。盖此人于我初无若交谊，仅人海中泛相植耳。地则劳燕，风则牛马，相隔数年，忽通尺素，而书中所言尤属可疑。彼自言承总督之命，邀余至安庆一行；总督闻余名，亟思一见，故特作此书云。当时总督为曾公国藩，私念此大人物者初无所需于予，急欲一见胡为？予前赴南京识太平军渠帅，后在太平县向革命军购茶，岂彼已有所闻欤？忆一年前湘军驻徽州，为太平军所败，谣言总督已阵亡，时予身近战地，彼遂疑予为奸细，欲置予于法，故以甘言相诱耶？踌躇再三，拟姑复一函，婉辞谢却。但云辱荷总督宠召，无任荣幸，深谢总督礼贤下士之盛意，独惜此时新茶上市，各处订货者多，以商业关系，一时骤难舍去，方命罪甚，他日总当晋谒云云。”直至张斯桂并李善兰第二函，说清原委，容闳才“疑团尽释”，欣然应召前往。但去的目的并非办厂，而在于“不意得此机缘，有文正其人为余助力，予之教育计划不患无实行之时”。直至人到安庆，经李善兰等人把问题说透，容闳才改弦更张，把思路转到办西式机械厂来。
曾国藩素以稳重见称，此次派人去国外购买机器，携带重金，如若择人不慎，携款外逃，无异泥沉大海，而于容闳又全无了解，因而只好借助他的相人术了。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回忆与曾国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说：“早起，予往谒总督曾公，刺人不及一分钟，阍者立即引予入见。寒暄数语后总督命予坐其前，舍笑不语者约数分钟。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顶及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最后乃双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于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虽不至忸怩，然亦颇觉坐立不安。”通过这样一番“审查”，曾国藩认定其诚实可靠，于是给银六万八千两，托其往泰西购买制造机器的机器。曾国藩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日记写道：“李壬叙、容纯甫等坐颇久，容名光照，又名闳，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旗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将以二十六日成行也。”为了表示容闳是国家官员，代表政府办事，特授与五品军功(曾国藩附片作花翎运同衔，而容闳别处作四品衔候选道)，得戴蓝翎。
容闳以同治二年十一月由上海赴美国，因机械要临时定作，故至同治四年春天始成。当机器运至上海时正逢曾国藩“剿捻”失败，弹劾交至，遵旨退驻徐州，准备交割。于是容闳赴徐州复命。曾国藩此时见到容闳，无异于在诸多失败中看到了自己某次胜利的火焰，因而十分高兴，当即奏请朝廷给予奖励，他于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以《容宏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的附片中说：“花翎运同衔容闳，熟悉泰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颇有胆识。臣于同治二年十月拨给银两，饬令前往西洋采办铁厂机器。四年十月回营，所购机器一百数十件，均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事后容闳被保奏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资格在江苏省行政署为译员，月薪二百五十两”。采购机器一项算是顺利完成了。
然则上海铁厂与上海制造局又是怎么回事呢？上海铁厂乃上海制造局前身，铁厂为李鸿章、丁日昌等人所建。曾国藩在《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中交代其过程说：“湖广督臣李鸿章自初任苏抚，即留心外洋军械。维时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内，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沪购买机器一座，派委知府冯焌光、沈保靖等开设铁厂，适容闳所购之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
李鸿章是同治元年三月由曾国藩派遣进驻上海的。到达上海后不久即署江苏巡抚，于是与上海道丁日昌等“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在虹桥购得洋人铁厂一座，委员制造。开始专造枪炮。曾国藩在上述奏折中报告铁厂筹建初期的生产情况说：“开局之初，军事孔亟，李鸿章饬令先造枪、炮两项，以应急需。惟制造枪炮必须有制造枪炮之器乃能举办，查原购铁厂，修船之器居多，造炮之器甚少。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即以此机器以铸炮炉，高三丈，围愈一丈，以风轮煽炽火力，去渣存液，一气铸成。先铸实心，再用机器车刮旋挖，使炮之外光如镜，内滑如脂。制造开花、田鸡等炮，配备炮车、炸弹、药引、木心等物，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至洋枪一项，需用机器尤多，如辗卷枪筒，车刮外光，钻空内膛，旋造斜棱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枪成之器之情形也。”至于工厂的地址迁移，规模扩大情况，曾国藩在同一奏折中说：“该局向在上海虹口暂租洋厂，中外错处，诸多不便。且机器日增，厂地狭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间，乃于上海城南兴建新厂，购地七十余亩，修造公所，其已成者，曰气炉厂，曰机器厂，曰熟铁厂，曰洋枪楼，曰木工厂，曰铸铁厂，曰火箭厂，曰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暨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屋颇多，规矩亦肃。其未成者，尚须速开船坞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储木料。”由此可知，上海制造局虽然在同治四、五年间能制造枪炮，而且其质量居然“能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但工厂的发展主要还是在曾国藩回任的同治六年夏季之后。也就在这时，工厂由专造枪炮向试造轮船发展。曾国藩在同一奏折中说明其原委说：“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不足，难兴船工。至六年四月，臣奏请拨留洋税二成，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仰蒙圣慈允准，于是拨款渐裕，购料渐多，苏松太道应宝时及冯焌光、沈保靖等朝夕讨论，期于必成。”至此，上海制造局从厂房设备至生产能力，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了。
4上海之行的意义和影响
因为有了安庆试制轮船的经验教训，他对上海铁厂此次试制既抱有极大的希望，同时也怀着极大的担心，因为此项工程是他奏拨专款特意支持的。为了了解情况，他必须亲自去上海看看。
上海虽是两江辖地，但总督离署外巡，照例要事先奏报，于是在同治七年四月初七日的诸多奏折中附了一份《拟赴上海查阅铁厂制造轮船片》。附片虽以查阅铁厂制造轮船为题，但文中直接提到铁厂造轮船的文字很少，而大谈洋面不靖，用船孔急，以为铺垫。奏折开头就说：“江南外海水师，向设战船一百七十一号。道光二十四年前任两江督臣璧昌奏称一概腐烂，漂荡无存。彼时虽奏请减船加工，另行修造，而其费出于摊捐，故其船成者极少。咸丰三年兵燹以后，毁弃殆尽。近年洋面不靖，屡有劫案，亟应归复水师，出洋捕剿。惟外洋开仗，较之长江开仗其难数倍，臣往年所用之长龙、舢板，均不便于出洋。”现有船只不能出洋，而洋面不靖，必须出洋捕剿，自然只有另想办法了。于是曾国藩接着说：“现于上海铁厂制造轮船，又于芜湖等处试造广东艇船。俟船成之后，仍须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一船设一专官，乃可角逐海上，日起有功。”最后才说：“臣拟于近日亲至上海一行，会同抚臣丁日昌，周历履勘，博询洋面战争之道，细查铁厂制造之工，再行酌议外海水师章程，会核具奏。”
曾国藩的奏折虽然如此小心翼翼，但出巡却大张旗鼓。他于四月二十四日从南京出发，经扬州，过丹阳，走常州，一路登山揽胜，闰四月初三日船泊省城苏州，江苏巡抚丁日昌从。初十日到达上海，驻住铁厂，也不见“博询洋面战事”，而是一股脑儿扎进铁厂，仔细观览考察。他在闰四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旋出门至机器局，观一切制造机器。屋宇虽不大，而机器颇备。旋观新造之轮船，长十六丈，宽三丈许。最要者惟船底之龙骨。中间龙骨夹层，两边各龙骨三根，中骨直而径达两头，两边骨曲而次第缩短。骨之下板一层，骨之上板一层，是为夹板，板厚三寸。龙骨之外惟船肋最为要紧，约每肋宽厚三寸有奇，皆用极坚之木。计此船七月可下水。”尽管曾国藩对轮船的构造不甚了了，但他确实在认真观察并企图全面看懂它。特别是“此船七月可下水”，使他深受鼓舞，因为既有船下水，不仅他多年经营的心血没有白费，而且上年奏请拨留洋税一成专造轮船一事也有了交代，自然是欣喜无既，甚而至以此联想到自己的家运和前途，以至兴奋不已，夜既深而不能入睡。当天日记写道“近年从无似此夜深始睡者，幸尚能成寐。吾每虑吾兄弟功名太盛，发泄殆尽，观近年添丁之渐多，子弟之向学，或者祖泽尚厚，方兴未艾，且喜且惴惴也。”
这次考察虽然有当时的上海道、兴办铁厂的具体施行者丁日昌在场，但与曾国藩最初商讨上海“夷务”的李鸿章却无缘到达，他此时正被拴在紧张的“剿捻”前线，清政府责令他在一个月内将捻军消灭，“限一个月不灭，则重治其罪”，以致曾国藩为之感慨说：“克期剿贼，是明末之弊政，既为大局虑，尤为少泉危，忧系无已。”然而却有另外一位同样与铁厂有关的人士在场，这就是当年赴外洋采办机器的容闳。他后来在《西学东渐记》中回忆道：“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有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多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予遂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要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曾国藩在《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中也说：“另立学馆以习翻译。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现已译成《气机发轫》、《气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以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书。”由此可知，翻译一事即前此有之，而学馆之立却是曾国藩上海之行时发自容闳，而曾国藩“亦可引伸，另勒成书”的思想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打开了新的思路。
曾国藩这次考察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参观了法国驻上海领事白来尼的居室，初次看到了洋人上层的生活。当天的日记写道：“午初出门，至洋泾回拜法国领事白来尼。倾诚款待，虽其母其妻之卧室亦预为腾出，引余与中丞军门阅看，所居楼阁四层，一一登览。玉宇琼楼，镂金错彩，我中国帝王之居殆不及也。”此次上海考察所见所闻，对曾国藩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仿佛从中看到了中国自强的希望。他在船成后的奏折中极力夸赞此次轮船试制的成就说：“从前上海洋厂自制轮船，其气炉、机器均系购自外洋，带至内地装配船壳，从未有自构式样造成重大机器、汽沪全具者。此次创办之始，考究图说，自出机杼。本年闰四月间臣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绪。七月初旬，第一号工竣，臣命名曰恬吉轮船，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也。其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修整参用。船长十八丈五尺，阔二丈七尺二寸。先在吴淞口外试行，由铜沙直出大洋，至舟山而旋。复于八月十三日驶至金陵，臣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每一时上水行七十馀里，下水行一百二十馀里，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原议拟造四号，今第一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馀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囱，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试办以来，臣深恐日久无成，未敢率尔具奏。仰赖朝廷不惜巨款，不责速效，得以从容集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奏折报至京城，朝廷上下也深受鼓舞，军机处九月二十四日发出廷寄说：“同治七年九月十七日奉上谕：曾国藩奏，新造轮船工竣，并陈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及请奖上海通商委员各折片。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第一号轮船造成。据称坚致灵便，可涉重洋，此后渐推渐精，即可续造暗轮大舰，并陈制器设厂及添建译馆各情形。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马新贻计抵新任，即可会同丁日昌按照曾国藩、李鸿章筹办规模，悉心讲求，以求周妥。设局以来，各该委员等均属著有微劳，所有尤为出力各员，准由曾国藩会同李鸿章、马新贻、丁日昌酌量奏保。其上海通商委员，办理洋务亦臻妥协，并着曾国藩等择优请奖，以示鼓励。”
5曾国藩与中国现代工业
曾国藩经营现代军事工业，不是在组建湘军之初开始，而是直到战争的晚期才开始，这是因为曾国藩所处是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由冷兵器到热兵器，由简单的热兵器到现代工业生产的热兵器，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其中包括人的认识的思想酝酿和生产条件的酝酿，而这个酝酿都集中发生在曾国藩身上。其思想认识表现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由排斥洋兵器到被迫接受洋兵器，到主动购买洋兵器，到进口制造兵器设备。在进口设备的过程中又由进口轻兵器设备到重兵器设备。因为曾国藩是集个体认识与群体权力于一身的朝廷大员，所以他的思想认识很容易转化为生产条件，当他在安庆意识到进口设备的重要时，容闳出使美国也就紧跟其后了。曾国藩兴办现代军事工业，就其简单过程而言，肇始于安庆，发展于上海，影响于福州。也就是说他亲自在安庆办，支持李鸿章在上海办，影响左宗棠在福州办。他自己也说：“铁厂之开，创于少荃；轮船之造，始于季高；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因为曾、李、左三人关系密切，在举办“洋务”的活动时间上又比较接近，所以史家往往三人并称，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说：“六十年代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这些人中间，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时间也最长，因此他成为办洋务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虽然曾、左、李三人并提，但毕竟事有先后。据实而言，三人兴办洋务的先后次序应该是曾国藩始发，李鸿章继起，左宗棠仿效。
这个顺序对照曾国藩自己的说法似有矛盾，似乎曾、左、李搞洋务是三家并列，并无先后，李、左的一些思想和举措，甚至还在曾国藩之前。如左宗棠在福建奏办轮船就早于曾国藩要求截留关税制造轮船的奏折。左宗棠因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等人的鼎力推荐，于咸丰十年以四品京堂随曾国藩襄办军务。因援浙有功，十一年十二月授浙江巡抚，同治二年三月授闽浙总督，五年五月十三日，以《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枪船先陈大概情形》为题，奏报朝廷，要求在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兴建船厂。左宗棠因其性格与才气所关，行文鲜明酣畅，一览无馀，迥不似曾国藩的左右推敲，瞻前顾后。奏折开篇论述中国海陆防的形势特点说：
“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及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集诸厘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况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彼得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寖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贵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亦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为功。”
奏折立论高远，从中国三面环海的特点，从东南与东北的依存关系，从海上交通对国计民生和御敌缉盗的重要作用和目今船搁朽腐，商业萧条，税厘减色的现状，提出设局造船的紧迫，接着提出开设船厂的规划，如设备进口，人才引进，经费预算，可行性论证等等。并批判各种顽固保守思想说：
“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窃有说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虽前此有代造之举。近复奉谕购雇轮船，然皆未为了局。彼此同一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骑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可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长，不可也。”
这里的批判，自然也包括对曾国藩的八股杂艺之说，而“前此有代造之举，近复谕购雇轮船”等，自然是指曾国藩在安庆试制轮船及购买洋船各节了。最后大胆估算设厂造船的得失说：
“如虑糜费之多，则自道光十九年以来所糜之费已难数计。昔因无轮船，致所费不可得而节矣；今仿造轮船，正所以预节异时之费，而尚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而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如羡鱼而无网也！计闽浙粤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费数百万，尚非力所难能，疆臣谊在体国奉公，何敢惜小费而忘至计？”
左宗棠的奏报很快得到了批复，并主动提出解决经费的具体办法。批复说：“左宗棠奏，现拟试造轮船，并陈剿捻利用在战各折片，览奏均悉。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即着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至海关结款虽完，而库储支绌，仍须将此项扣款按年解赴部库，闽省不得辄行留用。如有不敷，准由该督提取本省厘税应用。左宗棠务当拣派妥员，认真讲求，并尽悉洋人制造驾驭之法，方不致虚糜帑项。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一切未尽事宜，仍着详悉议奏。”批复可谓是全面肯定了左宗棠的奏报。
由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施政措施及奏折情况是互相通气的，所以左宗棠的奏折尚未批示之前曾国藩已经得信。也正因为是受左宗棠的启示，所以曾国藩抢在左宗棠前具奏(也可能彼此所记时间有误)，曾国藩在同治六年四月初七日的附片中明确地说：“至制造轮船等事，福建尚奏拨巨款新立铁厂，江南已有铁厂，岂可置之不办！”按此口气，曾国藩的奏报应该在左宗棠的奏报并批复之后。如此一来，是否可以说左宗棠造船在前而曾国藩在后呢？不是，因为曾国藩同治元年与二年间驻扎安庆时就设局制造洋器，而且居然造成了一只小轮船，虽然“行驶迟钝，不甚得法”。至于“购买制造机器之机器”一节，曾国藩早在同治二年十一月派容闳由上海赴美国，并于同治四年采办最关紧要者百数十件运回上海，投入使用了。所以曾国藩才敢于说：“江南已有铁厂，岂可置之不用！”
至于李鸿章，其经办洋务最多，时间最长，是因为他的年龄优势所致。李鸿章比曾国藩小十一岁，晚去世十八年，曾国藩在世时即已先后任两江、湖广等地总督，他不仅仕途受曾国藩的荐举，而且学问亦出曾国藩之门。早在曾国藩官京师时李鸿章以“年家子”从曾氏学。咸丰七年，李鸿章以按察使留曾国藩营襄赞营务。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密陈李鸿章才可大用。会上海求救甚急，曾国藩再三劝曾国荃率队前往，曾国荃坚不肯去，于是命李鸿章回淮募师，组建淮军。同治元年正月，李鸿章率所募淮勇来安庆。“公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银之数，悉仿湘军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拨湘勇数营以助之。两省将卒，若出一家然，公所教也。”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李鸿章的淮勇粗已成军，于同年三月陆续以轮船从安庆运送上海。曾国藩二月二十八日记：“二更后，江苏有绅士钱鼎铭、潘馥复来请援，带火轮船，将潜载少荃之兵直赴上海。随后更有轮船六号续至，每次七船，计可载三千人，将分作三次迎接少荃之兵。”三月十三日日记：“酉刻出城，至洋船送淮勇树字、铭字两营之行。”三月三十日又记：“中饭后又写少荃信一件，至洋船送林字营之行。”可知李鸿章之去上海全是由曾国藩一于安排的。因为有了上海这块基地，李鸿章才手此时被“趋署江苏巡抚”。二年正月，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
李鸿章到上海，虽说是封疆大吏，但因一则江苏属两江辖地，二则李鸿章为曾国藩门生，三则李鸿章所率之淮军为曾国藩所直接派遣，故李鸿章一切进止均待请示曾国藩而后定。李鸿章初到上海，对“洋务”颇感兴趣，多在信中言及有关问题。同治元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日记写道：“接少荃上海来信，言夷务事颇详。”李鸿章因为受曾国藩在安庆办“洋务”的影响，又看到了上海的好条件，可能萌发了急于办“洋务”的想法，曾国藩于三月二十四日去信劝止说：“阁下此次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又说：“阁下此时除选将、练兵、筹饷，别无政事；除点名、看操、查墙，别无工夫。”曾国藩的意见自然是正确的，因为李鸿章初到上海，周围尽是太平军，“洋人”队伍也非止一处，情况复杂，首先必须立稳脚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好转，李鸿章的“洋务”思想自然要付诸行动，但也没有立即实现，直至同治四年五月才买下美国商人在上海虹口开设的小型机器厂。这就是曾国藩在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奏折中所说的：“湖广督臣李鸿章自初任苏抚，即留心外洋军械。维时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内，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沪购买机器一座，派委知府冯焌光、沈保靖等开设铁厂。适容闳所购之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由此可知，李鸿章最初在上海办洋务，是曾国藩洋务思想与实施计划的一部分，并非离开曾国藩的独立行动，更不是自立门户的另外一家。
容闳曾经说过：“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这话乍看似乎有些过头，然而事实确是如此。所谓“今日”，指的是容闳说话的当时，即曾国藩决定扩大机器厂、新迁厂址至高昌庙的“今日”，而不是我们所处的今日。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中国迟早有自己的机器厂，他曾国藩不创办自有他人创办。但在当时，在同治初年，这个创办的任务却历史地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这个所谓的“历史”，有着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战争需要的紧迫性。溯其源流，中国的现代工业是由军事工业发源的，当时的最大军事就是镇压太平天国，而曾国藩又处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最前沿，身上的担子最重，承受的压力最大。加之湘军的作战能力本不太强，在同等条件下几乎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所以战争一开始曾国藩就在寻找更好的武器装备，而愈到后期愈加迫切。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清政府的满朝文武中，曾国藩追求新的武器装备最为迫切，因而最富有试制新装备的积极性。
因素之二，是个体认知的条件。自恭亲王奕提出购买洋船炮问题，接触的人非止曾国藩一人。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上谕及奕等人原折抄件，在发给曾国藩的同时发至了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两广总督劳崇光，江苏巡抚薛焕，广东巡抚耆龄，并传谕海关监督毓清，且明确要求“广东、江苏各督抚，雇内地人学习驾驶，酌配兵丁并统带大员，一俟船炮运到，即奏明办理”。但反应却不一样，如时任两广总督的劳崇光，虽然也主张购买船炮，但却反对内地人学习驾驶，“其意欲全用外人，不参杂用之”。惟有曾国藩，极力主张“既已购得轮船，即应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试令司舵、司火，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庶几见惯而不惊，积久而渐熟”。
曾国藩认知的另一表现是反映在他的战略思想上。无论是奕的奏折或是朝廷购买船炮的目标都锁定在消灭太平军上。曾国藩虽然也积极赞成购买船炮，但主要不是用来对付太平军，因为他认定此时对付太平军无需如此坚船利炮。他反复向朝廷并奕等人说明情况说：“至轮船攻剿发匪，声威雄壮而地势多不相宜。发匪之猖獗在陆不在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不在水。顷于三月克复鲁港、西梁山、裕溪口等处，贼之船炮焚夺殆尽，目下除九洑洲尚有贼船外，余则长江上下一律肃清。仰仗国家威福，水面已无足虑。现已调派师船由金柱关驶入内河，河窄水浅，长龙、舢板尚嫌其大。若强用轮船，尤不相宜。”作为“剿发匪”的最高统帅，明知“强用轮船尤不相宜”，但却又十分热情于轮船购买和试造，这就是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因为他在死盯着“发匪”的同时开始注意海外了，尽管他实际执行的是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种注意虽然对中国的军事实力并无太大的加强，但却因此引进了外洋的现代先进工业技术，伴随而来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同时也逐步造就了与封建体系绝不相容的中国首批工业无产者。所以我们说曾国藩是我国现代工业试办的先行者，为中国的现代工业鸣响了第一声汽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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