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大军启程东征，曾国藩办的第一件事，也是发布一道檄文，将起兵的宗旨昭告天下，做到师出有名。
无独有偶，太平天国起事之初，身为全军统帅的杨秀清、萧朝贵也曾发布过一道檄文，布告天下，申明起义的宗旨。两件檄文均为重要历史文献，鲜明地表露出敌对双方的思想理念。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故笔者不吝篇幅，以其发布时间的先后，迻录原文，以飨读者。笔者先不做分析，大家看文章，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相信读者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先看杨秀清、萧朝贵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简称《奉天讨胡檄》。
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
若曰：嗟尔有众，明听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妖胡虏焰憣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氛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磬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殍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于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杰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
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姚)襄，使归义中国。符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符)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丑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恶极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中夏。妖座之设，野狐升据；蛇窝之内，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窟而除其穴，反中其鬼谋，受其凌辱，听其嚇诈，甚至庸恶陋劣，贪图蝇头，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艴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盈贯，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降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迩，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徵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掳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于蔡州，擒妥歡于应昌，兴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盖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岂胡虏所得而久乱哉！公等世居中国，谁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诛妖，执蝥弧于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耀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夏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上对上帝于高天乎！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之。
文告作于壬子二年(即咸丰二年)，其时，太平军正从广西挺进湘鄂，这篇文告当时为号召沿途民众投身起义而作。此檄文是太平天国众多文献中较有文采的一篇，读起来还算文从字顺。杨秀清目不识丁，这显然不是他的手笔，但贯彻了洪杨的意旨。从遣词造句，以及时不时掉一下书袋来看，文告当是太平军中的读书人所力。文告称所号召的对象为“公”，显然针对的是识文断字的士大夫阶层。中国人自古敬奉天地君亲师，而士大夫阶级宗孔子，尤其不好语怪力乱神。这篇文告把中国特色的上帝(即天父皇上帝)作为唯一的创世主。几乎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认同。对朝廷纵容贪官污吏，贿赂公行等最为人民痛恨，也最容易引起大众共鸣的弊端，文告只是一笔带过，却把重点放到了子虚乌有，很难被人相信的事情上。譬如满洲人如何心怀鬼胎，想要通过淫乱中国女子，使中华尽为胡种云云。洪杨等自以为最能激起人愤恨的事情，在富于理性的读书人眼中，反而暴露了其思想之猥琐与拜上帝教的荒诞不经。其实是满洲人更怕满汉通婚，忧心自己在人种上被居于绝对多数的汉族同化，满汉通婚的禁令，直到20世纪初才被废除。至于语言、衣冠、制度等等，与其说是满洲用夷变夏，莫不如说这个昔日军事上的征服者，在文化上，早已成为被征服者，在士大夫眼中，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故而这篇满是宗教鼓惑与种族谩骂、内容空疏荒谬的檄文得不到知识阶层的响应，自在情理之中。我们再来看曾国藩的《讨粤匪檄》。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刮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壕。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之：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曾国藩的檄文则诸诸事实，说教不多。证之以当事人的记录，大抵可信。檄文中列举太平军所造成的祸乱，大致可以归为以下数则：
一、劫掠民船。太平军先后于湖南益阳、岳州，湖北蒲圻掳获民船上万艘，其中多数是当地政府征集备用的，因清军一触即溃而被掳获，实在怪不得太平军。但自武昌东下，太平军确实劫掠了民船。“贼自上游掳船只下金陵，诳谓船户送到(金陵)，不留船，许自返，并不必蓄发。开水手名，将厚赏。及金陵城破，尽数驱之入(城)，其愿附者易船，不愿附者，分入诸贼馆为听使。各船所自有之物，并没于贼。”
二、劫掠民财。金田团营时，信徒自愿捐财产入圣库；但到后来，太平军每攻陷一城，均实行以下步骤：劫掠富户，不从者杀；设立“进贡公舍”(即圣库)，要求阖城人家进贡，“凡金银钱米鸡鸭茶叶皆可充贡，且云：‘进贡者仍各归本业。’盖进贡与拜上(帝)异，拜上则为兵，进贡者仍为民也。于是人争趋之。”但这只是利用百姓畏惧当兵的心理搜刮民财的骗局，随后即依进贡时的登记名录，将百姓逐一编入营伍。
三、裹胁从军。在广西时，自愿从军者多为拜上帝会信徒，此后攻城略地，有大批会党分子与对现状不满之人投军。但普通百姓，只想过安定温饱的日子，是不可能自愿从军的。而太平军的做法是，每至一地，先将百姓召集起来“讲道理”，也就是宣传拜上帝教义，号召民众加入；之后将居民阖家强行拆散，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又称男行、女行)，年富力强者编为“牌面”，冲锋陷阵；老弱者编为“牌尾”，从事各种杂役。转移时，通常会放火将民房焚烧净尽，以绝其顾恋，且全家被强制编入不同营伍，一人逃亡，会牵累全家，故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随行。而曾国藩檄文中所述，均实有其事。
四、泯灭人伦。太平天国等级森严，但在理论上只承认上帝为唯一的“父”；其余人等，与其敌对者则开除人籍，一概称“妖”；自己人则无论长幼辈分，祖父子孙、母女夫妻，一概以兄弟姊妹相称。“其女行法，女人无论老少，呼曰新姊妹；聚二十余人为一馆，老姊妹辖之，曰牌长。老姊妹者，广西女人也，亦不论老少。”“其男行法，男子无论老少，呼曰新兄弟，聚二十余人为一馆，两司马辖之。两司马皆湖南(湖)北人，不称老兄弟，老兄弟惟发至长者得称。”
五、毁灭文化。洪秀全科举屡试不第，大病一场，后来他将病幻中升天之所见所闻整理成《太平天日》一书，公开颁行，其中就有上帝责罚孔子的内容。整个故事如同一幕短剧，颇可见其名落孙山后迁怒于孔子的心态。
(天父指着儒学经典对洪秀全说)“这是孔丘所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
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名声反大过于朕乎！”
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
天兄基督亦责备孔丘曰：“尔造出这样书教人，连朕胞弟读尔书，亦被尔书教坏了！”
众天使亦尽归咎他。主(即洪秀全自称)亦斥孔丘曰：“尔作出这样书教人，尔这样会作书乎？”
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
后来洪秀全造反称王，手里有了军队，遂将头脑中的意淫付诸实施。故凡太平军所过之处，对学宫(即家塾、村塾、书院、贡院等所有供奉孔子牌位之所)与文庙(即各地祭奠孔子的祠堂)，无不捣毁；儒学经籍、孔子木主，无不焚烧。一时间黄钟毁弃，瓦缶雷鸣，斯文扫地以尽，这是最令曾国藩痛心疾首的事了。“举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其沉痛的心情，跃然纸上。也是由这种愤恨与沉痛，曾国藩超越了一家一姓的朝代嬗递、国家兴衰的局限，大大抬升了檄文的境界。与太平军的这场战争，绝不仅是保卫既有秩序之战，更是护卫传统之战，护卫中华文化之战。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顾炎武的影子。顾炎武有一段极有名的言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就是从这里来的。国家与天下有什么不同吗？有很大的不同。国家，通常指一家一姓的王朝，王朝总会有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天下则不同，天下在这里的涵义，指的是中华的文化价值体系。哪朝哪代亡了，老百姓照样可以生活；可天下(文化)亡了，则意味着维系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崩溃。文化价值体系崩解了，社会就会变为一盘散沙，沦入无序之混乱，代之而起是兽性的泛滥与丛林原则的盛行，整个民族将会就此沉沦。
看一个时代是盛世还是衰世，主要看它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个社会的风气是诚朴还是虚伪呢？是鼓励正直还是强调顺从呢？是能够正视并痛改前非呢，还是讳疾忌医，文过饰非呢？是满口仁义道德，而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呢？是心智健全还是人欲横流呢？是天下为公，还是巧言令色、假公济私呢？如果是后者，事态就危险了。所以顾炎武用孟子的话，作为亡天下的表征：表面上看，仁义充塞，似乎好得不得了，而在实际上社会已经到了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就要解体的地步。什么叫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之不均、不公已到了人不如兽的地步。整个社会对名、利趋之若鹜，物欲横流，尔虞我诈，贿赂公行，鲜廉寡耻。社会走到这个地步，起因即在文化价值体系的蜕变，也就是管子所说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亡国，是大臣们的事，是当官们的事，因为他们食朝廷的俸禄，自然该为国家效力。可亡天下，亡文化，则是全民的事，虽匹夫之贱，也有推卸不了的一份责任。看到太平天国试图以非驴非马、不中不西的邪教毁灭中华传统文化，曾国藩焦急了，愤怒了，挺身而出了。他认为，知识分子对文化责任更重，于是振臂大呼：“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六、毁禁宗教与传统信仰。这也与文化相关，宗教(释道两教)与民间信仰，虽非主流，却也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且基础广大深厚。曾国藩是位儒者，并不信仰宗教，对鬼神更是敬而远之。他之所以拉扯上宗教鬼神，是因为民间信仰对老百姓的影响巨大，太平天国只拜上帝，此外一切神祗，均在铲除之列，这无异于剥夺百姓们日常的精神寄托。曾国藩把这些列出来，争取民心，让老百姓看清楚，洪杨邪教坏事做绝，人神共愤，终不免毁灭的下场。作为对比曾国藩指出，甚至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人，对圣人、鬼神也都还存有一份敬畏之心。其中的张献忠，尤其嗜杀，割据四川时，曾强迫各府县读书人到成都赴试，集中后“驱至青羊宫杀之，先后万人，弃笔砚山积”。张于僧道医人，无所不杀；道观寺庙，无所不焚，孑遗者唯关帝庙与文昌庙。之所以不焚关帝庙，是因为陕西有奉祀关帝的风俗(张乃陕西人)；而保留文昌庙，乃是因为文昌君(又称梓潼帝君)也姓张，就中还有一则趣事。
左右告以文昌姓张，献(忠)曰：“吾祖也”。追封始(祖)高皇帝，从官献谀，比之李唐之祖混元，遂命建太庙。归而落成，赋诗曰：“一线羊肠路，此地更无忧。人是人神是，同国与天休”。命严锡命以下皆和之，少迟斩。刻石八卦亭内，寻梦文昌责之，令为文致祭，凡涉文义者斩之。献(忠)大声曰：“尔书咱自傲，文(曰)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你联了宗吧！”尚享至今，人以为笑。或曰：献(忠)初过梓潼，梦人以宗弟红柬来谒，戒勿杀梓潼人。献(忠)语人曰：“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杀之？”故梓潼得免。
曾国藩这篇檄文的反响如何，效果如何，笔者想引用两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的评论做一收束。一位是起初不失客观，后来以阶级斗争史观判定太平天国为伟大革命运动的国内权威罗尔纲先生；另一位是揆诸民族大义，视太平天国为种族革命先驱，而对其所为种种多有恕词的海外名家简又文先生。罗先生的评价是：
(曾氏《讨粤匪檄》)给当时人心影响极大。因为中国人讲伦常，宗孔孟，信鬼神为社会上思想的基础，其私有财产制度，也是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制度，而一旦都为太平军所破坏，人民的惊疑震荡为如何！这篇檄文，就从这些地方来刺激人心，使人民就是平素抱种族的观念，同情于洪秀全的人，也将视上帝教为异教，而反为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的身家财产以反抗太平军。于是檄文所播，传到了士绅的手中与富豪地主的社会里，他们便都兴奋地说：“义军起矣！曾公可与言事。”有的就慷慨自请从征，有的就踊跃捐资供饷、造船、制炮以助湘军。湘军就在这种背景与立场之下，得到了不断的资源、不断的人力，以与太平军作长期的斗争，而且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再看简又文先生的分析：
曾国藩等起兵攻太平军，明知民族的与政治的主题为无懈可击，惟舍重就轻，避实攻虚，乃集中于其毁灭中国固有文化一点而攻之，号召人心之力果非常伟大，盖以为太平天国虽以“攘夷狄”为口号，而其文化的与宗教的主张，皆夷之又夷，反不若满清之完全皈化于中国的礼教，此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非民族的)立场上，足令曾等之振振有辞也。假使他们惟抱单纯化的目的，只求号召全汉族同胞推倒满政府建立新政权，而不问其他，则又谁能非之，谁敢抗之？国父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为揭橥三民主义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凡属同志，一视同仁，而未尝以其自己所信之基督教强迫他人以必信，是为革命的最高策略。一则功败垂成，一则迅成大功，非无故也。
看得出来，简先生虽为洪杨的失败抱憾，却也不得不承认洪杨之文化宗教主张“夷之又夷”，不合国情，难以得到中国人的认同。至于洪杨所倡导的“民族的与政治的主题”，是否无懈可击，则另当别论。《奉天讨胡檄》中对满族人(注意：太平军对统治者与一般满族人民并不加以区分，而是一律视之为“妖”，是诛杀的对象)的肆口谩骂，在攻破南京等城市时，对满洲人不分官民老幼妇孺的集体屠杀，究竟是民族革命，还是种族灭绝？凡未陷入革命迷狂之中，稍有理性者不难判断。而其所谓政治的主题，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起因与其后来的活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因抱负难伸，积郁成恨，而与清廷为敌的人；一个拆散众人家庭，要求信徒们做苦行僧，自己却迫不及待地占有众多女性的邪教教主；其政治诉求，无非是由自己来坐天下，成为新王朝的新皇帝而已！而且这个新王朝政教合一，空前黑暗，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存在。在毁灭传统文化的同时，天国领袖们所能提供的不过是狂人的噫语，与“下凡”的巫术而已。在天国所谓革命与平等的光环下面，有的只是沉渣泛起，是最腐朽东西的死灰复燃。
简先生认为太平天国若胜利，是国族“革新自强的黄金机会”；曾国藩断送了这种机会，所以是“罪人”。但观洪杨之理念与所言所行，可以肯定其与中国历史上众多邪教并无本质的不同；故太平天国一旦成事，中国非但绝无“革新自强”的可能，反倒极有可能倒退，沦入简先生所说的“万劫不复之厄运”。看来，一个执著于其党派成见、带了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学者，即便学富五车，也可以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难怪他们会称妻妾满宫、动辄虐待殴打女人的洪秀全“生活态度严肃”，“简直是一个严格的道德主义者，方之西国之清教徒未遑多让”了。
判断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功罪，是要看他在当时条件下，所作所为是推动还是阻挠社会进步，或虽未能推动，但却阻止了社会的倒退，也可以称作是功臣；只有阻碍社会进步，甚至将社会拉向倒退者，才是罪人。以此衡量，曾国藩于艰难竭蹶之中，奋不顾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使中国免于沦入拜上帝教的统治，并于大乱之际，与众多中兴名臣一起，推动了古老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非但功在国家，而且功在天下。
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墨绖出山，剿匪、练兵、造船一年多，还没有与太平军照过面。现在总算练成了一支水陆大军，他发布檄文，率师东征，不想未待他找上对头，对头却先找上门来了。湘军师至长沙，即遭遇太平军大举进军湖南的局面。这是仓促成军的湘军，首次与对手大规模交战，也是决定湘鄂乃至大清命运的一战。为什么这样说呢？为此，我们先要搞清楚太平军重返湖广的战略意图，并对这一年多来的战况，与双方形势之消长做一番梳理。
咸丰三年，是太平军猛虎出柙，高歌猛进的一年。先是，因久攻不克，粮秣不继，太平军主动放弃长沙，改走益阳。在益阳，太平军意外掳获民船数千，顺江而下，官军望风而逃，于是兵不血刃占领岳州。在岳州，太平军不但再获民船五千，而且得到了国初吴三桂囤积于此的大量火炮物资，从而装备成为一支庞大的水陆军。之后太平军循水陆二途分进合击，势如破竹，相继占领蒲圻、汉阳，合围武昌，并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四日，以地雷轰塌城墙二十余丈，攻克省城。武昌雄踞长江中游，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为中南军事经济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也是中南最富庶的城市，但太平军仍沿袭以前吃足就走的流寇战略，在虏获大量资源，充实实力后，弃城东下。在不足一月的占领期内，洪杨等将武昌洗劫一空，有在劫者做了逐日记录，颇具代表性，这里略录几则，以见其所为。
破城：初四日黎明，“黑雾中闻大声震动，文昌门城颓二十余丈”，太平军“八人扬旗先登，见垛口疏落，招飐大呼，逆党继之，复四围乘梯攻入，兵勇纷纷走避，城遂陷”。武昌城高墙厚，太平军破城得力于土营，即“在(湖南)耒阳招得挖煤人甚众，每攻城用以穿地道，遂为长技。其法于数里外开一巨洞，以大木上钉横板，旋进旋以木承之，故无压坠之患。其木两旁可容人出入，所挖之土即于此担出，既达城足，堆满火药，或以匶(音柩，即棺材)盛之，而皆藏引线竹筒中，预刻其时为引线之长短，随迟随疾皆可预定。位置既毕，乃静候轰裂，乘势攻入”。入城后即传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释放狱中囚犯，搜杀官兵，至初五日，杀人盈街。开始“三五为群，入人家搜刮财物，加刃于颈，逼索金宝。如是者累日”。
打馆：初六日，杨秀清传“止杀”令。太平军“入城日众，皆居长街列肆及人家大厦，收罗军器，使人舁(搬运)火药局硝磺入船”。胁迫城中人加入拜上帝会，“分设写名(登记)数馆，从之者皆至馆报明名氏、年籍，登簿记注。既写名，则群居一所，初以十人为一馆，旋以二十五人为一馆，皆设头目领之。搜城中米盐，日分给各馆，使人毁窗棂及木具为薪。贼设伪圣库于长街汪姓(绸)店，凡珍贵之物咸纳焉。”十一日又在阅马场“讲道理”，号召居民拜上帝。
进贡与编伍：初十日，号召没有加入拜上帝会的百姓进贡，声称进贡者可各安本业，“于是人争趋之。闻进贡仍得为民，皆不惜倾囷倒廪出之。”进贡时逐一登录姓名在册。二日后鸣锣传呼进贡者点名，迟误者斩首。之后开始将城中人逐日带往城外，编入营伍，“不分老幼，率以四五十人为一营，使二长发贼为正副营长领之。少壮有力者二十五人为正牌，老幼为牌尾，有疾者为能人，送入能人馆，有医为诊治。”十六日起，外始发给入伍者兵器。最后，武昌城数十万人，得居城中者十无二三，此时居民虽知受骗，但已悔之无及。
开设女馆：十九日，传令城中妇女归馆。“迁延者，鞭箠促之，时各家男子多已出城，妇女虽青年弓足者，莫不躬自负担，抱儿挈女，络绎街巷。至则有贼妇领之。服饰华美，有钗钏者，辄为贼妇所夺。每馆贼日发油一盃，人各发谷三合。”所谓“贼妇”，指的是自广西一路随军而来的客家老姊妹，客家女不缠足，故“皆大脚高髻，力能任重，可胜二百斤”。俯巷人家有藏匿不出者，搜出打屁板数十后，就城中归馆。
选妃：洪秀全等太平军头目于初九日入城，分别居住于官府衙门(洪住巡抚衙门，杨住藩台衙门)。二十五日为天历(即太平天国自定的历法)岁尾。于本日“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场听讲(道理)，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即逼令入抚署。从此沉溺狂澜，遂与父母永诀矣”。当日天国男女官员，各备肴馔，敲锣打鼓进献于天王与王娘，并赏给各营猪一头，钱数贯，以示同庆。次日贺岁，“城内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纸厚至寸许”。洪秀全在广西时已有王娘三十六人，至此又添六十人，故后其入南京时，妻室达八九十人，随从簇拥，蔚为大观。
转移官银：天历大年初二(即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此时估计太平天国领导层已做出建都金陵的决策，故开始作转移之准备。“布政司广储库银七十余万，粮储道库银十余万，合盐道、府、县库银总计之约银百万，贼悉舁之登舟。”
劫掠纵火，弃城东下：二十八日，太平军将武昌守城用的铜炮、铁炮搬运入船；二十九日传令各营备齐一月口粮，锄锹四具(攻城时用于挖掘地道)；三十日，开始于空屋纵火。三十日后，太平军治装登舟，老姊妹们在纷纷捆载出城的同时，驱赶女馆妇女概行登舟。正月初二，太平天国诸王与百官前往洪秀全处辞行后，至东王府会齐后以次出城；随后洪秀全“乘黄毡轿启行，其后有肩舆百余乘”。老姊妹们深入僻巷各女馆搜刮余财，之后出城登船。另有太平军使者“循行市中，呼曰：将焚九门内民居，男妇悉从东行，不则焚死也。于是男子从行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担任掩护大队转移的太平军，撤退前一把火，“是夜，城中焚庐火环起，赤光烛天，明如白昼，照见江中贼舟往来，纤悉毕见。”
据《贼情汇纂》分析，太平军攻陷永安时，人数不过三万七千人，进入湖南道州休整时。算入老弱妇孺也不过五万多人。湘南郴桂一带会党分子大批投军后，其人数倍增，到长沙城下时，已逾十万。“迨陷武汉，裹胁男妇老幼水陆东下，合前数五十万有奇。”证之以《武昌兵燹纪略》，所记，“贼初入武昌，粤东西匪二万余，湖广匪四万余，粤西女贼万余。船数千艘，楫棹士(船夫)万余，大计其数，不下十万众”，则被太平军裹挟东下者，最少在三十万人以上。如此，一个繁华富庶的武昌，连人带物被席卷一空，就此变成了一座空城。
二日后，太平军前锋占领黄州，六日攻占蕲水，八日于广济老鼠峡大破于此堵截的清军，总兵恩长、参将遇寿战死，所部溃散。十一日，前锋石达开部水师直趋九江，旋即于十七日攻占安徽省城安庆，掳获官银三十万两，炮百余尊，守军溃散，巡抚蒋文庆死。石达开部随即放弃安庆继续东进，相继占领池州、铜陵、芜湖，并与清军再战于东梁山，击毙总兵陈胜元。至一月二十八日，陆路前锋黄生才部亦进抵板桥，逼近江宁(时南京称江宁)；次日陆路先锋李开芳、林风翔、吉文元部进抵省城西南扎营。二月三日，太平军水师亦进抵下关，大队登岸，与先期抵达的各部合围江宁。此时的太平军，经沿途裹胁，人数已达七十余万。
武昌陷落的当日，清廷懵然不知，尚命徐广缙、向荣专办两湖军务，另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进防江皖；以琦善为钦差大臣，进防信阳、新野一带。太平军弃武昌东下之日，陆建瀛才抵达九江，而江宁的防务，委之以原广西巡抚邹鸣鹤(以其曾主持桂林城防，有守城经验)，但邹等军政大员虚应故事，直至警报频传，方才略事准备。派到城外布防的兵士，“皆鸦片鬼也”，或“恇弱如妇女，不知何所用也”。而城内所招乡勇，多为“向来失业及无赖游手之徒”。一月十九日，陆建瀛自九江逃回，阖城人心惶惶。水师提督福珠隆阿带兵五百驻防雨花台，而慑于太平军的声势，沿江守军闻风逃遁，郡县空无一人。太平军大队兵临城下后，原来囤积城外御敌的军火尽为所得。太平军合围江宁后，占据城外的制高点，连日以大炮向城内轰击，同时赶造云梯，穴地埋雷。
二月十日拂晓，仪凤门城墙被地雷轰开两丈多宽的缺口，太平军数百人涌入城内，旋即分路扑击内城(即八旗驻守之满城)。仪凤门为江宁将军的防区，闻知失守后，将军祥厚即调派驻守太平门的旗兵百人赶赴仪凤门，以火枪迎击，“连环而进，贼不能当，踉跄却走”，太平军见势不利，吹螺号撤退，由原路退出。清军旋即堵塞缺口，太平军此番突击并未得手。
但是，先期由成贤街经小营突袭满城的太平军，与闻讯而出的两江总督陆建瀛不期而遇，总督的仪从护卫见到太平军进了城，一哄而散，总督遂成刀下之鬼。敌军进城，总督被害的消息，随逃散者传至南门，守城官兵顿觉大势已去，相继遁逃；恐惧如影随形，像传染病一般开始蔓延，水西门、汉西门的兵勇亦闻风溃散。此时已是午后，占据着城外制高点的太平军很快便发觉南门弃守，迅速支起云梯登城，并沿城台绕至水西、汉西两城门，强迫居住于各门附近的百姓搬走堵塞城门的土袋，于是三门洞开。其时天色已晚，占据各城门的太平军即宿于附近的人家。“而中北城人不知三门情形，即东北各门守城兵亦不知也。城上仍复时时开炮，街巷仍复纷纷巡逻。”次日黎明，太平军由三门大举入城，顷刻间，喊杀声枪声震彻街巷，各门得知太平军进城，军无斗志，遂作鸟兽散，旗兵退入满城，除太平门朝阳门继续抵抗了一阵外，各门均弃守。入城的太平军，在追杀城中溃卒的同时，传令居民闭户不出，违令者杀，然后集中兵力攻打满城(内城)。
纵观江宁城的陷落，清军的窳弱、军政大员不谙军事，懈怠无能，各城门守军之间缺乏协调与消息隔膜等等，都是致命伤。而太平军的心理战，则是其制胜的重要因素。首先是人多，人海战术使得城高墙厚的江宁城就像是汪洋中的孤舟，首先在心理上瓦解了城内军民的斗志。据当时身在江宁的汪士铎所言：“或(有人)登三山门望之，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指以红布包头太平军士卒)。虽知其皆胁从，然以悍贼夹其中胁制之，使不乱行，故既众且整，吾人望之气夺。”其次，以小股佯动，疲弊守军，虚耗其弹药。“贼又分数十人东至通济门，距城半里许，三五窥探，守兵遥见，即连续开炮，惊扰不已。少时洪武门亦如此；又少时朝阳门亦如此。”再次，太平军派细作事先混入城内，散布谣言，恐吓民众，致使城内一夕数惊，人心惶惧。如破城前一日，“传说贼于明日破城，官民惶惑。是晚，城北居人笼烛巡街，忽见各家门墙或画红圈，或画白圈，或一或两，或朱书天字，或大字，或刀十字。周环二三里，家家俱遍，先一刻无此也。群相惊疑，知有奸细，巡防彻夜无间。”
江宁陷落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受命追击堵截太平军的清军将不用命，打打停停，养寇自重。武昌失陷后，清廷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以在武昌与太平军对峙的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其时在前敌，能与太平军一战的，只有向荣，而清廷也将遏制太平军势头的厚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绿营兵中，向部素称劲旅，而且自广西始，与太平军打了数年，对手作战的路数，向荣很清楚。太平军东下后，他率军尾追，若如其声称的是日夜兼程，本不难追及陆路的太平军。但一月十四日到九江后，向借口催饷、裁勇、雇船，二月二日才乘船上路。抵达江宁时，清军已足足落后了二十三天。而此时太平军已攻克江宁十二天，且挥师东进，相继占领了镇江，扬州二城。向荣率所部在孝陵卫结营，是为江南大营；之后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部屯住于扬州外围，是为江北大营。此后清军即“晏安苟且，狃文恬武嬉之故习而不改”。曾国藩虽远在湖南，也从亲戚(在江南大营粮台任职)处得知具所为，“据称向营兵勇五万余，自三月至十月并未开仗。此人误尽天下事，遗祸于江、皖、两湖，参之，肉其足食乎？而至今多言其勇者，公道之不明如此，可痛恨山。”
太平军大规模拆散家庭，强制入伍，强制劳役的状况骇人听闻，姑且不论其人道与否，由此裹胁而成的军队战斗力如何，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是不会愿意从军作战的，但太平军的领袖们设计出一种屡试不爽的办法，由不得你不从。
首先，编伍者要登录兵册。每营以两司马为单位，从头领到士兵，均要登记番号、军职、姓名、年龄、籍贯、入营时间、地点。每两司马造兵册一本，呈本管卒长；每卒长合四两司马兵册，汇造一本呈本管旅帅；每旅帅合五卒长兵册，汇造一本呈本管师帅；每师帅合五旅帅兵册，汇造一本呈本管军帅；每军帅合五师帅兵册，汇造一样四本，分送本管监军、总制、将军及诏书衙。如有逃走者，则随时添改。每七日，两司马据册开单，赴圣库领一周钱粮。兵册而外，尚有家册，每军自军帅至伍卒，人各一页，亦由两司马造送，层层汇转如兵册之制，经本管总制送存于诏书衙。家册录入每人军伍番号、姓名、年龄、籍贯、入伍时间地点与军功封赏等项外，还要逐一录人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姓名及所在。如此，家人形同人质，若发生逃亡、败降等事，则可以按册索骥，连坐家人。这一有组织的恐怖制度从金田团营，分男行女行时即已实行，实践证明，对防止逃亡(用天国的语汇，叫做“变妖”)，这是很有效的一招。另外，太平军不准剃头，被裹胁者一段时间后，头发自会生长变长(故被百姓称做：长毛)，即便逃亡，也很可能被官军、团练认作是“贼”而性命不保。
其用人，“最喜粗鄙无知识人，为其易于愚弄，且皆强有力能耐劳苦，故每抚慰而任用之。”“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者，如郴桂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夫)脚(夫)、轿夫、铁木匠作、艰苦手艺(人)皆终岁劳动，未尝温饱。被掳服役，贼必善遇之，数月后，居然老兄弟矣。衣锦食肉，优游自如，遂亦安之。”太平军尤喜收养童子，因其年少可塑性强，随军时间一长，“耳闻目见，无非邪说暴行，遂习而与之俱化，效其杀人放火，无所不至，随贼愈久，残忍愈甚。凡临阵攻城，亦惯用童子为介，以童子皆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这恐怕是历史上最早利用儿童作战者，张德坚《贼情汇纂》中与立“童子兵”一节可以参看，于此不赘。
那么又用什么保证士卒的战斗力呢？一是进行拜上帝教育，“令新掳之人，诵习赞美天条书及一切伪书，并极言天父天兄天王东王诸神异，自拜降后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凡打仗，天父必大显权能，助阵杀妖，万无一失。况新兄弟在后助仗，并不用尔等前驱。凡事但遵天令，出力立功，必授美官显爵，死后魂升天堂，享福无穷。一人悔罪，举家升天，不必挂念。”此外，每日早晚还要进行礼拜上帝仪式。“早晚吃饭，鸣锣集众，率念赞美(辞)，念时置桌屋中，列肴馔，茶三盏，饭三碗，点烛而无香。馆人散座于两旁，瞑目扬声，如僧讽诵。”“其词云：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真主；赞美圣神风为神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智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宏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云云。”“念毕，各向外跪，书手默念：‘小子(女馆自称小女)某某，跪在地下，仰求天父皇上帝老亲爷大开天恩’等语，末句则高呼‘杀尽妖魔’而起，然后吃饭。”上述赞美辞与天条，要求三个礼拜之内背熟，否则斩首不留。且礼拜三次无故不到，也会被处以斩首之刑。
思想灌输而外，则以军法部勒，临阵退后者斩，违令者斩，逃亡者斩。自金田起事时，临战即有督战队，据当时被俘者交待，打仗时“如有退缩回馆者，由各头子指出，即行斩杀。每次打仗回去，总杀有二三十人。是以众匪拼死”。金田时期主动从军的老兄弟，有坚定信仰，且历经土客械斗、官军围剿、攻城略地，皆身经百战，是太平军的军事骨干，且大都升任高级军职；而参加较晚的郴桂会党分子，后多成为中基层军事骨干。这些人太平军自己统称老兄弟，清军则称之为“老贼”。到江宁时，广西过来的老兄弟老姊妹，已经不满三万人，“临阵率多郴桂以下续裹之人，叠受伪封，甘为之死。老贼凭高远眺，作壁上观而已。”或在后督战，新兄弟(清军称之为“新贼”)慑于“退后立斩”之军令，“齐一心志，誓以死斗，我军往往不敌。即遇我之劲旅，是杀毙皆我之人民，与老贼初无所损。或有经数十战犹存者，譬之顽铁百炼亦可成钢。此辈即无伎俩，到此地步亦成能者。”据说，对这种裹胁之术，杨秀清独有心得。时人有笔记说：
(杨)向所亲密(之人)言曰：“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绳以苛法，劫以严令，驱策而挫折之，使之不遑有他志。如有相约变妖(指逃亡)者杀之。虽各有异心，彼此疑惧，谁敢先出诸口？况人人心虽恨我而不能祸我，人人身体精神皆为我役使，是恨我者虚，助我者实也。妖之待人，人人感之，未必妖营办事之人能如我诸兄弟之尽力。是感妖虽有实心，助妖并无实际，此妖之所以屡败，我之所以屡胜欤？”
裹胁成军这个特点，注定了太平军只能胜不能败，且只能以多战少，一旦战败，尤其是主帅与带队的老兄弟阵亡后，很容易崩溃，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只要有机会，注定会逃亡。再有就是必须不断攻城掠地，以补充军资、兵员之消耗，从而不可能建立起可供长久依托的根据地。之前太平军屡战屡胜得益于其朝气，亦得益于清军的暮气。尤其是长期生活于和平环境中的官民，对于突如其来的战争与杀戮，既乏军事准备，亦无心理准备，很容易被太平军的声势所震慑。诚如汪士铎所言：“江宁之祸，无将无兵无外援。城大，在事者皆文人，陆(建瀛)与邹鸣鹤虽经见战而茫然不知守御。殆战时在百里之外。蒙被而卧，又不采访人言也。将军、提督、都统虽武弁，然循格推升者，原不知武为何事也。文臣之佳者以廉名，以干(练)名，皆色取之巧也，夤缘依附之力也。不知掘壕，不知调兵，除八旗兵外，皆市井无赖、手无缚鸡力者，与之同守，岂不殆哉！”
太平军攻克满城，杀“妖”(泛指一切满洲人及汉族官兵)殆尽后，则又开始在武昌实行过的那套程序：搜刮民财充实圣库，打馆，分男行女行，讲道理号召拜上帝，号召纳贡免役，之后强制青壮男子编伍出征，选妃进献天国领袖，等等。在太平军攻占的镇江、扬州等城市，这一幕照样搬演。不同的是，江宁是洪杨认定的小天堂，他们要在这里待下来，建立人间天国。
据李秀成说，洪秀全原本想要进军中原，但杨秀清听了其座船水手的话，决定建都南京。笔者以为李秀成所言乃是传闻，因为李当时还是个中下级军官，不可能参与这种重大决策。定都南京，最晚也是在武昌时做出的决策。不然，湖北河南相邻，武昌距河南不过数百里之遥，若进图中原，何不从武昌直接北上，而要舍近求远，迂回数千里？稍有军事常识者，都不可能犯这种错误。
洪秀全可能确实有去北京坐金銮殿的想头，但太平军的节节胜利，是在杨秀清等的指挥下获得的，他不过是个因人成事的傀儡(在杨秀清眼中，一定是这样的)，说话不硬气，即便坚持，杨秀清来一次“天父下凡”，即足以否决他的主张。而杨秀清自视神圣，也绝不是那种肯听老兵谏言之人。其实，建都金陵早在其计划之中。
洪秀全可能是看到太平军进展太顺，以为清廷不堪一击，起了北进的念头。至于老水手云云，笔者以为，是杨秀清故意放出的流言，为的是贬低洪秀全在太平军中的威望。堂堂天王，其意愿的分量竟赶不上东王座船上一个水手的话，这是何等羞辱！洪秀全当然不甘心，于是下诏诉诸公议，命令御用文人何震川等各抒己见。但杨秀清此时已是一人独大，绝没有人敢于违拗他的意志，“公议”自然清一色大谈建都金陵的正确性。杨秀清在败亡之前，明里暗里，几乎在每件大事上，都故意与洪秀全唱反调，洪自知不敌，于是行韬晦之计，忍辱负重，深居简出，将军政大事一概交给杨秀清打理，等待复出的时机。洪杨之争最终酿成内讧屠杀的血案，会在后面讲到，于此不赘。
江宁甫克，太平军即在天京内外，构筑工事，其城防之坚固严密，令时在南京的汪士铎大感吃惊。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说：
嗣见贼守城法。于各城(门)外皆为营垒，垒以土垣，不甚高厚，留穿(孔)以置铳炮；中为更楼一，高三层或四层，楼上四面空敝以了望，夜以支(值)更，其下为房以居人。垒内为壕一，外为壕三四道环之，多则有七、八道者。壕深八尺，广六尺八尺不等，中密钉竹签；壕相间约丈，上置虎刺荆棘，巨木槎枒，周密环布。垒门门首皆曲向，壕上往来以吊桥，此壕外又为一大壕环城。城上间(隔)二丈(设)一更房，之更更人每旁五人，直一更柝不许少歇。城内环城亦为壕，并上城坡(道)亦壕之，坡上置栅，闭城上人不许下，每门设城守、巡守二人。士卒不许脱衣而寝，夜不点灯火不闭门，夜不许人行，日落时寂如长夜，惟贼之听令者巡查者行焉。城门砌狭城阙，内置炮二座；城上女墙以筐盛石，置之备抛掷。城门各街皆置更楼，街有他馆，馆又各一更楼，而北极阁覆舟山一带尤众。故全城内外，在目如绘，一闻战，则更楼吹角，各馆人持械疾赴韦昌辉处听指挥，少延则斩。然后知我军(清军)守城真儿戏也。
既要定都南京，原有的战略当然要改变，否则一旦清军实施合围，天京便成了一座全无战略纵深的孤城。其次，掳掠固不失为因粮于敌的好战法，可一旦定都，再多的虏获也不免于坐吃山空。要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供给，已不能单靠杀鸡取卵式的掳掠，而是要占据足够多的地盘。这也就是攻占江宁仅七日，杨秀清便派大军分进镇江、扬州的原因。战略一变，原来弃如敝履的武昌、安庆暨沿江各省，对于天朝的生存，便有了至关重要的价值。此时的杨秀清等肯定省悟到，他们已经犯下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于是，便有了北伐与西征的作战。北伐的目的，是太平军贾其余勇，直捣幽燕，推翻满清的尝试；西征则为的是控制长江沿岸各省，拓展战略纵深，抢占东南财赋之区。但从军力的配置看，更受重视的是西征。
三月初，太平天国在封赏功臣的同时，决定了下一步的军事。东王杨秀清为全军统帅，居天京总揽全局；北王韦昌辉主管城防，拱卫天京。在新增置的七位侯爵中，北伐主将李开芳被封为定胡侯，林风翔被封为靖胡侯，吉文元被封为平胡侯，朱锡锟被封为剿胡侯，黄益芸被封为灭胡侯，兵分三路，间道北伐。西征军则以翼王石达开为主帅，护天侯胡以晄、顶天侯秦日纲为辅，溯江西上，经营沿江各省。这个决定表明了战术上精明的太平军，在战略上的无知。有些学者好为人谋，以为当时曾国藩的湘勇还在萌芽之中；而西方列强尚不了解太平天国的异教性质，反而因其崇拜上帝而报之以同情与好感；麇集江宁一带的清军精锐，如江南大营的向荣，江北大营的琦善，总兵力不过数万，太平军本可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与之决战，消灭这股有生力量；然后举全力北伐，乘清廷惊魂未定之际，直捣黄龙，灭此朝食。群龙无首的各级官府，见大势已去，不难传檄而定。即便有抵抗者，也难于持久。似乎若非战略错误，太平天国注定会统治中国。
西哲黑格尔有言，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也只有合理的方能存在。暗喻着事物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必然。历史之所以没有也根本不会出现上述结果，即出于这种必然。洪杨所以屡屡出现战略失误，学者归咎于他们没有诸葛亮式的好军师、好参谋，却没有深思其所以然。他们那套与中国主流文化异质的歪理邪说非但难以吸引知识分子，反而为士大夫阶层所深恶痛绝，而不能获得社会精英阶层的认同与加入，从源头上就注定了洪杨的事业不会、也不可能成功。百年之下重温那段历史，我们大可不必惋惜，而应该庆幸。
从北伐与西征军统帅的任命上，西征的大帅是王，北伐的统帅是侯；从两军人数上，西征军四五万人，北伐军不过三万人；二者孰重孰轻，不言自明。可以看出，杨秀清还是循着他在道州时的思路：“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故北伐是个尝试，能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可划江而治，偏安于东南。而西征则不然，这是巩固金陵的根本所在，没有长江沿岸各省作依托，金陵这个根本是没办法保住的。这才是杨秀清头脑中的战略，以他的地位与权威，在关系天国命运的决策上，是不会容任何人置喙的。洪杨都不脱农民小富即安的烙印，所以战术上精明，战略上保守，毋宁说是种必然的选择。太平天国的独裁体制也难于集思广益，杨秀清一拍脑门子，事情就这么定了。所以成也杨秀清，败也杨秀清，这也是所有独裁政体无可逃避的悲剧命运。
在这两大军事行动中，北伐与曾国藩无涉，故于此只对其过程做一简略叙述。咸丰三年(1853)四月一日，李开芳、林风翔率北伐军离开扬州，经仪征西进；六日乘船千艘，自仪征、六合至浦口江面，八日占领浦口。清军西凌阿部溃败，北伐军旋即攻克滁州、凤阳。由朱锡锟、黄益芸率领的北伐军之一部由天京出发，接应李、林所部，自浦口登陆后误入六合县境小河，遭清军堵击，黄战死，朱带余部在滁州清流关与大军会合，继续北上，连克怀远、蒙城、亳州，一路横扫皖北。五月，北伐军绕过在宋家集堵截的清军，间道入河南，出敌不意一举攻陷归德府(今商丘)，获得大量补给。此后一路西进，连下宁陵、睢州，直逼省城开封，因大雨不克攻城，五月十六日撤围西上，二十一日，自氾水开始渡河北上。北伐军一路仍沿袭“打粮括人”的老办法，至渡河时“裹胁之众已有十余万”。“官军遥望，辄开枪炮轰击，而远不能及；贼果开帆来，则溃散而去，屯据温县西关，贼于是从容渡河。”二十九日，北伐军大部过河，随即围攻怀庆府。此时北伐军人数虽多，“然长发仅数百，余皆所裹胁湖南北、江宁、扬州之人及皖、豫捻匪，而捻匪极多。”其时，数省清军“数万官兵观望逡巡，贼不敢出，兵亦不敢进”。而由江南大营奉调北上追击的胜保一军，“从后追赶，相距止一两程，贼行亦行，贼止亦止，任其沿途杀掠，不能救援一处。贼目笑之，以为送行，尝植四大字木牌于其来路，曰：‘胜保免送。’”
当得知太平军渡河北上的奏报后，咸丰备极忧惶，颇有末日将临的感觉。据说他曾对其师傅之子，时任军机大臣的杜翰感叹说：“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有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咸丰这番感叹中所提及的天启，就是明熹宗朱由校，是明末有名的昏君。他性喜木作，“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他所信用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狼狈为奸，魏每每趁他做木工活做得兴起时，奏请政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天启在位仅七年，无子，传位于其弟朱由检，是为末代皇帝崇祯。崇祯即位后，贬黜了魏忠贤集团，宵衣旰食，孜孜求治，但终不免于亡国。咸丰感叹明朝不亡于天启这样童癡昏庸的皇帝，却亡于崇祯这样励精图治的皇帝，颇有以崇祯自况，怨艾老天不公的意思。其实，崇祯亡国，一大原因在于其刚愎自用、多疑好杀的个性。而咸丰虽然也很自负，但在用人上有耐心，尚宽容，故能得臣下效力，最终没有亡国。这是个插曲，我们还是来看北伐军。
此时围追堵截的清军，也已赶到开封。五月二十五日，由绥远、黑龙江、陕甘调来的马队赶到氾水，随即直扑巩县，滞留南岸，尚未渡河之太平军四千余人寡不敌众，于是掉头南下，一路转战，经湖北赴安徽，其残部最后在安庆加入太平军的西征大军。
六月八日，诏命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主持畿辅防务，并开始从各省抽调兵力，拱卫京师。而渡河之太平军，在久攻怀庆不下后，主动撤围西行，转由太行山封门口进入山西，连克晋南多座州县。八月二十七日，北伐军斩关夺路，师次冀南重镇临洺关。其时，讷尔经额所统率的大军也屯驻于此，可见到太平军，尚未接战，“官军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万余人溃散略尽。讷相以数十人走入广平府城，尽失其关防、令箭、军资、军书等物，幕友吏仆皆星散。”讷尔经额全无军旅经验，“为承平大吏已数十年，养尊处优，素不知兵，行军既无侦探，又无营垒”，用这么个草包当大帅，临事张皇失措必不可免，讷尔经额旋即被革职拿问，可根子在皇帝用人的失误，故讷氏逃过一死。由此亦可见咸丰的宽厚。
临洺关一失，华北大平原门户洞开，“自八月二十七日起，至九月初七，计仅十一日，竟连失十州县。纵贼匪等势如风卷，而所过各城何至全无关阑，如入无人之境？……城池虚设，武备废弛，探报不先，堵防无策，一州一县之大，而失守于终日之间。”九月初八，北伐军攻占深州，距北京仅有保定一城之隔，京师大震，官民纷纷逃迁。于是次日京师戒严，诏命以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总统四将军，会同自江南大营奉调北上的钦差大臣胜保，全力保卫畿辅。此时清廷真的是到了危急关头，一旦京师陷落，不单清廷本身会倾覆，而且肯定会动摇全国官民对朝廷的信心。所以清廷调集了满洲蒙古的老家底，准备背城借一，与太平军做决定命运的一搏。
然而，北伐军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其一路裹胁掳掠的流寇作风，也激起了北方民众的恐惧与恶感。九月二十五日，北伐军攻克沧州，因死伤惨重而报复屠城，杀戮阖城男女万余人。二十六日入静海，二十八日直扑天津，在这里遇到了真正的抵抗。十月一日，天津知县谢子澄率勇丁四千人，于运河稍直门处与北伐军遭遇。其时运河涨水，非乘船不能过。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所以众志成城，士绅用命，与县令是清官，得民众拥戴关系极大。谢子澄，号云舫，四川新都县人。道光壬辰乡试举人，大挑一等，分发直隶，历任青县、静海、邯郸、卢龙、滦州、无极及天津知县。谢沉沦下僚，“恂恂一儒吏耳”，但为政廉明，多善政。“听断(案)明敏，无积案，无私押。每至行刑之际，辄有愀然不乐之状，是以用法得当，邑无冤民。当时有神明父母之称。”谢后于十一月战死于独流，奉旨赏布政使衔，建祠置祀，赐谥忠愍。“灵柩回津，津郡为之罢市，百姓倾城而迎，哭声震地，老妪幼孩无不潜然流涕。民间供奉演剧焚香者，至今不绝。”可见其遗爱之深。他临时募编的兵勇，相当一部分是狱中囚犯，能够跟从他作战而没有临阵反水，其人格感召力之强可见。若换作贪官，又有哪个百姓肯为之卖命呢！
受此重挫，太平军进退维谷，遂分兵占据静海城、杨柳青与独流镇三处，以互为犄角。大批清军随即合围，太平军亦于三处掘壕筑垒，与清军相持，等候援军。十月五日，清军先克杨柳青，太平军退入独流；十一日再战不利，林风翔受伤回静海大营。二十三日一战，清军中伏，副都统佟鉴与谢子澄战死。但坚守一地不是太平军擅长的战法，其兵员、军资日渐消耗，若援军不继，则失败被歼是早晚的事。此后两个月，没有大的战事，清军以围困为主，目的是困死太平军，太平军也自做突围的准备。
咸丰四年(1854)正月初八，北伐军李开芳、林风翔等分别从独流、静海突围，且战且走，僧格林沁率马队紧追不舍，再次将北伐军围困于束城一带的村庄中，北伐军则凭借深沟高垒坚守待援。而杨秀清派来增援的黄生才、许宗扬、陈世保等四军，还远在安徽英山、桐城一带。二月初九日，北伐军乘入雾自束城突围，且战且走，于十一日占据阜城，而僧格林沁、胜保、崇恩等各路追兵亦再次合围。此时北伐军已陷入绝境，据被俘太平军招供，“伪丞相三人，日夜哭泣”。而黄生才等援军，也自丰工渡过黄河(其时黄河河道与今日不同，是经山东南部山江苏入海)。二月二十七日，平胡侯吉文元战死于阜城，六天之后，援军赶到山东临清，僧格林沁则派善禄与胜保二军南下阻截，而新任山东巡抚张亮基亦带所募兵勇数千人，尾追于太平军之后。三月初三日，太平军开始猛攻临清州城，以图获得补给，不克。此后善禄、张亮基、胜保先后赶到，但却相互龃龉，掣肘不前。张亮基劾奏胜保拥兵养寇，纵暴殃民，胜保则参奏张推诿巧诈、冒功陈奏等；清廷迁就胜保，将张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十五日，太平军穴地轰城，临清陷落，但城内粮草与火药在破城时尽被焚毁，粮秣不继，而半途加入的新兄弟(相当一部分是捻子)也开始结队私逃。二十五日，太平军弃城南走，清军尾追不舍。且战且退中，对继续北上，还是南下，援军主将意见分歧，黄生才、曾立昌主张继续赴援，许宗扬、陈世保认为军心不稳应南下归队。此后，这支援军屡遭围追堵截，狼奔豕突，黄生才被俘处死，曾立昌溺毙于河中，陈世保死于蒙城，最终只有许宗扬生还金陵。
四月九日，候援无望的北伐军自阜城突围，向东越过运河，占领东光县的连镇，试图南下与援军会合。但僧格林沁的三万骑兵紧迫不舍，旋即将他们包围在连镇。四月二十三日，南路胜保一军亦回师至连镇。连镇横跨运河，分东西两镇，互为犄角。五月初二日，李、林决定分军作战，林率大部据守连镇待援，李则率两千骑兵突围南下，探查援军所在。率部南下数百里后，李开芳攻占了高唐州城，随即被追踪而来的清军胜保等部合围。而僧格林沁既无法攻克连镇，遂于其外围构筑长垣，打算困死太平军。这样一直相持到年终，林部断粮，清军猛攻西连镇，太平军大批投降，林风翔率二千人收缩至东连镇固守。咸丰五年(1855)正月十九日，僧格林沁兵分四路，对林部发起总攻，林风翔伤重被俘，全军瓦解。林被凌迟处死，其部下诸将被押解到遭太平军屠城的沧州处斩，以慰亡灵。胜保则因无所作为而被革职拿问，所部被遣散，改由僧格林沁主持高唐军事。正月二十九日，清军行欲擒故纵之计，放李开芳突围，行至高唐以南四十多里地的冯官屯，李部再次被围。此时太平军只余数百人，僧格林沁故伎重施，筑高墙围困而外，开渠引水漫灌冯官屯。支撑到三月十二日，太平军二百人出降，次日又有一百余人混在难民中泅水逃生，但全数被清军诛杀。至此穷蹙绝境，三日后李开芳乃率最后八十八人投降。李开芳被押解京师，献俘后凌迟处死，其余八十八人则分别押解到曾遭受兵燹的各州县行刑示众。北伐军转战近两年，纵横七省，其覆灭使太平军损失了大量精锐，洪杨一统天下的努力亦成为泡影，而能否偏安于江南，则取决于西征的成功与否了。
西征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护天侯、春官正丞相胡以晀为主帅，军指安徽；一路由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统率，进取江西。咸丰三年(1853)四月十二日，两军自南京乘船千艘，溯江西上。五月二十七日，又有国宗、提督军务石贞祥、国宗韦俊、石镇崙、石凤魁等率船千余艘，赴援江西。总计兵力在五万以上。
安徽一路，由于省会已转移至庐州，原省会安庆防务空虚，太平军只用了一日，便再克安庆。五月四日，两军分手，赖汉英部继续由水路前往江西。在江西，太平军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江忠源。江忠源随张亮基到湖北后，咸丰三年三月被实授为湖北按察使，随即赴通城、崇阳剿匪。其间朝廷下旨调他赴江南大营帮办军务，三月二十九日，江返抵武昌办交卸，随即带勇一千二百人赴任。五月五日抵达九江后，适值太平军西征，路途受阻。其后，赖汉英部相继占领彭泽、湖口、南康，省城南昌告警，江忠源应江西巡抚张芾请求，于十六日赶到省城，布置防务。他与太平军交过多次手，对太平军的战法相当熟悉。
江屡屡带兵勇出城，与太平军接战，时获小胜，有效地消解了守军的畏惧心理。六月底，石贞祥部舟师二万赶到南昌，会合赖汉英部，猛攻南昌。同时派悍将曾天养，以偏师进击丰城、瑞州、饶州等地，掳粮以济军用。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派增援的兵勇三千六百人，在夏廷樾、朱孙诒、罗泽南与江忠淑带领下抵达南昌，几日后便与太平军打了场恶仗。其中曾国藩编练的湘勇尤其勇猛，于短兵相接中格杀太平军二百余人，在追击时中了埋伏，营官谢邦翰、易良幹、罗信南、罗镇南与湘勇八十余名战死。此后，江忠源派夏廷樾、罗泽南、刘长佑分兵增援樟树、吉安，并剿灭了安福与太和两县响应太平军的起事者，稳定住了江西的局面。
太平军久攻南昌不克，于八月二十二日解围而去。次日，西征军大帅石达开也抵达安庆坐镇指挥。西征军事不顺，赖汉英被调回天京，杨秀清“斥其无用，革职删书”。这一路遂改由石贞祥统率，继续溯流而上，连下九江、武穴，进军湖北。九月六日，太平军攻占半壁山，准备对据守田家镇的清军发动总攻。十二日，江忠源率部跟踪而至，次日太平军发起猛攻，清军大败。田家镇一失，湖北门户洞开，太平军遂于十八日直取汉口汉阳，武昌再次告警。此时西征的太平军主力，正以全力经营安徽，无力兼顾湖北，石部兵力不足以围攻武昌，遂于十月六日放弃汉口汉阳，退驻黄州待援。
安徽方面，石达开到安庆后，“张榜安民，择村里桀黠者为乡官，迫民献粮册，按亩输钱米，立榷关于大星桥，以铁索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其税”。其所为反映出太平天国组建地方政权，扩展战略纵深，以获取稳定供给的努力。十月，杨秀清派秦日纲取代石达开，十四日，“乘雨直扑集贤关，进攻桐城，陷之。庚子(二十九日)陷舒城，团练大臣吕贤基等死之。”此后太平军兵锋直指省会庐州，安徽告急。
清廷以御敌不力，九月十九日将安徽巡抚李嘉端革职，以江忠源代之。江忠源兵败田家镇，所部兵勇仅千余人，又患病于赴任途中。先是，曾国藩曾有书信告知江忠源，自己有意练勇六千，交给他统带作战。无奈此时尚未练成，只能派江忠濬与刘长佑率募勇一千赴援。江因病滞留六安，原想等此军到后赴任，而庐州知府胡元炜“诡言庐州兵力已厚，饷亦充裕，促公往。公力疾驰至，问守具，元炜以方筹画对。糗粮、军火一无(所)有”。江因相信了胡元炜的话，所部一半留在了六安，十一月十日抵达庐州时，随任兵勇仅数百人，而庐州本地新募之勇全无作战经验。江见庐州城大，于是连夜将城门堵塞，并连日动员上万名百姓参与城守。两日后，太平军西征主力胡以晀、曾天养部十余万人合围庐州，并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于穴地埋雷的同时，连败赴援的清军。相持一个多月后，太平军再次炸开水西门城墙，“公(即江忠源)督勇力堵，贼梯北城入，蜂至。公驻水关桥督战，大呼杀贼。一壮士突前强负公行，公叱令去，已，啮其背乃释。贼飞戟乱刺，身被重创，投桥下古塘死。十二月十七日，天甫曙也。”同死于庐州的，还有曾国藩的京师旧友，时任池州知府的陈源兖。
江忠源死时，42岁，正当壮年。在当时清军中那些养寇自重或望风而逃的将领中，江实为佼佼者，是个做大帅的材料。曾国藩曾说过：
公(即江忠源)每出兵当大敌，横槊马上，了察山川形势，遇坡岭回互，辄举鞭指示营将曰：“若以一营伏此，吾转战至某所，若出为吾应。”虽平地田畴交错，或辄留数骑伏阡陌间，后与贼相持急，往往以伏兵起得全胜。居围城，每夜必环城一巡视，见士卒食苦，或时下马呼匕著，取尝所食，曰：“适巡城饥，与君一共此味耳”。以故士卒感服，无忍背者。
曾国藩极为推重江忠源，“岷樵(即江忠源，岷樵为其号)之为人，孝友肫肫，与士卒同艰苦，临阵长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吴文镕出任湖广总督，曾(其时他尚不知江已调任安徽巡抚)向老师举荐人才，亟称江忠源是帅才，“璞山(即王錱，璞山为其字)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然局量较隘，只堪裨将。以视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闳远，则非其伦矣。”他衡阳练兵的初衷，就是练就一支劲旅，交江忠源统带，自己并无亲自带兵的打算。江忠源开府安徽，他既高兴，又忧心。高兴的是，江任一省之军政最高长官，才干可得施展；忧心的是，安徽已成敌我胶着之战场，而江此时两手空空，并无足恃的资源。在给同事的复信中，他曾流露出内心的焦灼，“岷樵自入皖境，已成糜烂，护身无数百之卒，环围有盈万之贼。弟北望君门，东望师友，恨不得插翅奋飞，一赴水火之援。而船炮两事，实不能仓促立就。”在给江忠源的信中，他也详述了何以不能马上赴援的苦衷：
添勇六千之说，昨因令弟达川(即江忠濬，字达川)带勇一千进省，即令其赶紧赴皖，以备阁下爪牙之需。其余五千须伺炮船办齐，水陆并进，乃可有济。省中诸友及璞山之意，皆欲急急成军以出。国藩思此次由楚省招勇东下，一为四省合防之计，一以助阁下澄清之用，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猝一出！人尽乌合，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纵能迅达皖省，究竟于事何补？是以鄙人愚见，总须备战舰二百号，又辅以民船载货者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勇四千，陆勇六千，夹江而下，明春成行，与麾下相遇于九江、小孤(山)之间，方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于)矮人现场，不值方家一哂耳。明知阁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无益，不如迟而有备。
次年正月十三，曾国藩得知江忠源的死讯，震惊之余，只能大呼“呜呼痛哉！”曾国藩因做事认真，被朝廷鞭打快牛，压了重担，且有口难言。而江忠源一死，挥师东下，与太平军角逐于长江一线的重任，亦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头上。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曾氏此时茫然无归，难以名状之心绪。
阁下治军鄂渚，为甄师(即湖广总督吴文镕，字甄甫；甄师是曾国藩对老师的尊称)喜，为两湖喜。而同时又接庐州失陷，岷樵殉难之信，为天下忧，为吾党忧。国藩自九月来，募练诸勇，造备战船，拟与甄师、岷老(即江忠源，岷老为敬称)合为一气，共商四省合防之策，兼筹以剿为堵之道，意将以甄师为主，而侍与岷老辅之。不谓斯材遽成名以去，而甄师又被群言谤劾。孤立无助，对此茫茫，只堪痛哭！
曾国藩写此信前一日，吴文镕已兵败身死于堵城(在黄州北二十里)，此后局势急转直下。原驻黄州待援的石贞祥部，此时已得到安徽与南京方面的增援，新到者为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水师统领张子朋等太平军悍将，水陆两军达四万人，遂再次进军武昌。就在曾国藩发布檄文，水陆大军由衡州北上之际，太平军却先发制人，石贞祥、林绍璋于二月一日，先占领了岳州府，之后相继攻占湘阴(二月六日)、靖港(二月九日)、宁乡(二月十三日)。在宁乡，两军打了个遭遇战。
这一战，也是两军精锐的硬碰硬，显示了湘军以寡击众、勇猛敢战的作风。湘军仅五百人，而太平军有三千人；储玫躬(营官)与十八名湘勇战死，却杀毙太平军三百余名。另一支先头部队在王錱、朱孙诒带领下，也赶走了湘阴一带的太平军，随即尾追至岳州。
二月二十三日，湘军水师抵达洞庭湖，与太平军水师略有接触，小胜，随即收复岳州。石贞祥部收缩至蒲圻、崇阳、通城一带，此地与湖南平江县接壤，曾即派林源恩所部平江勇驻防塔市，又调派胡林翼部黔勇六百名增援。二月二十九日，林绍璋自汉阳率太平军三万赴蒲圻，与石贞祥部会合，于三月二日、六日对塔市的清军发起攻击。此役湘军(含胡部黔勇)仍是以少胜多，总计击毙太平军近千人，斩杀太平军副丞相林大旺，缴获了林绍璋的军旗。湘军旋即兵分三路，由胡林翼、塔齐布、王錱率领，进击崇通、蒲圻一带的太平军。其中王錱一路(约一千六百名)剽疾轻进，七日于蒲圻羊楼司遭遇太平军主力，败绩，回撤至岳州。旋即被追踪而来的太平军包围。岳州先已被太平军掳掠一空，无粮秣，难于据守。曾国藩派水师接应突围，救出王錱等九百余官兵。是役，营官钟近衡、钟近濂、刘恪臣战死，士卒死伤近半，王錱部元气大伤。此后便留驻湖南，未能随湘军主力远征。
另外两路(胡林翼、塔齐布)，由平江北进，十二日在通城附近石水塘遭到太平军数千人伏击，胡部沉着应战，击毙太平军三百余人；塔齐布部则于十四日在通城沙坪与太平军万人鏖战，毙敌千人。此役，湘军再次以少胜多，但因王錱之败，太平军大队南下，故曾国藩急调塔齐布一军回保长沙。
在水师方面，三月初七，“北风大作，湖中巨浪如山”，战船毁损数十艘，当地人民已逃亡一空，无工无料，不得不退回长沙修复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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