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清政府曾号召所在地方官举办团练，协助绿营兵堵截追杀。最出名的团练武装主要有两股，分别由四川土匪罗思举和游民桂涵带领，其凶残亡命过于官军，为清政府屠杀革命人民效尽犬马之劳。后来二人皆官至提督。鉴于这一历史经验，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各地会党活动之初，就非常重视团练的作用。早在道光三十年九月，清政府就指示两广总督徐广缙亲赴广西劝谕士绅举办团练，至咸丰元年四月，广西地方官向清廷奏称，广西已通省举办团练，并一再奏报团练武装捕杀当地会党群众的情形，为反动士绅请功。团练武装不仅在各地拦击小股起义队伍，袭杀零散会党群众，还直接配合清军围剿太平军。太平军紫荆山根据地的双髻山要隘，就是当地团练武装配合清军向荣部攻陷的。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清政府又命令两湖地方官，尤其湖南官员举办团练，并令原湖北巡抚罗绕典驰赴湖南，协助湖广总督与湖南巡抚劝谕士绅，办理团练。不过当时还没有任命团练大臣。到了这年秋天，清政府见各地官员出于种种原因，不能有效地组织当地士绅举办团练武装，太平军所到之地，整个统治机器顷刻瓦解，遂采取两条措施，加紧举办团练。一是扩大举办团练的范围。自咸丰三年二月起，清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全国各省地方官普遍举办团练，不再限于太平军已经到达的地区。二是任命丁忧或请假在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其人地两熟、便于联络各地士绅的条件，专门负责团练事务，以弥补地方官之不足。
清政府最早设团练大臣是咸丰二年八月，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的是江西团练大臣、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接着，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318)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十二月二十五日任命在籍养病的前广西巡抚周天爵为发徽团练大臣；不久，又命工部侍郎吕贤基、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回安徽原籍办团练。不过这时设置团练大臣还仅限于太平军势力所及各省，人数也比较少。自咸丰三年二月将举办团练的政策推行于全国各省之后，团练大臣也一天天多起来，至当年二月底止，短短一个月内，就先后任命四批团练大臣，连陈孚恩、曾国藩、周天爵、吕贤基在内总计达45人，人数最多的山东一省就有团练大臣13人，比它稍次的江苏省也有团练大臣8人。同时，清政府还命令内阁将咸丰皇帝历次下达的有关举办团练的谕旨以及嘉庆年间明亮、德楞泰的《筑堡御贼疏》、龚景翰的《坚避清野议》刊刻印发各省，参照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的团练政策和为动员各地土豪劣绅举办团练所做的努力。
湖南地主阶级具有丰富的镇压农民反抗的经验，其举办团练的历史也是由来已久的。早在乾隆末年，辰州府凤凰厅同知傅鼐就曾用普遍筑堡办团、募勇集练成军的办法镇压了湘黔边境的苗民起义。道光以来，反动士绅募勇成军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史不绝书，其中最突出的事例是江忠源。江忠源的家乡新宁县文化非常落后，“清代向无捷乡试者，迨丁酉科江忠源以拔贡中式，人谓之破天荒”，以是小有名气。但因其赌博嫖妓，遂为湖南“礼法之士”所不齿，唯与欧阳兆熊、郭蒿焘、曾国藩等人友善。道光二十七年江忠源家乡新宁县爆发雷再浩起义，被他募勇镇压下去。由此名声大噪，保为知县，简发浙江，很快实授秀水知县，不久丁忧回籍。咸丰元年六月赛尚阿充任钦差大臣，疏调江忠源随营差遣。他闻命即起，迅速赶往广西前线，留在乌兰泰幕中参谋军事，并令其弟江忠源募勇五百名带往广西随营作战，号称楚勇，甚得乌兰泰赏识。这是湖南乡勇最早出省作战。咸丰元年底，江忠源从永安城外回家养病，闻太平军围攻桂林，又立刻增募新勇，力疾再出，并邀请刘长佑为助手，兼程赶赴桂林军营。刘长佑(1818—1887)字子默，号印渠，湖南新宁人，出身于一个小富绅家庭。自幼读书，屡试不中，在岳麓书院先后读书十二年，直到道光二十九年始考取拔贡生。这年冬，雷再浩旧部李沅发在新宁起义，刘长佑亲自组织团练，参加了镇压活动。转年经江忠源引荐，在京求见曾国藩。曾国藩对他“深相爱重”，一见即“叹曰：‘戡乱才也’”。他与江忠源自幼气味相投，又是姻亲，所以一得到邀请便欣然应命，从此开始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反革命生涯。在桂林城外，江忠源、刘长佑率领的楚勇曾屡次与太平军交战，江忠源亦因此迁为知府。后因与向荣意见不合，离营回湘，闻太平军从桂林撤围北上，欲入湖南，急在湘江上游的险要地段蓑衣渡设伏袭击太平军，致使太平军兵力损耗一半，辎重给养全部丢弃，杰出领导人冯云山壮烈牺牲，遭受起义以来从未有过的损失。当时长沙兵力空虚，士无战心，城墙倾圮，城门残缺不全，若太平军沿湘江顺流而下，攻取长沙是很容易的。由于江忠源的袭击，迫使太平军不得不弃舟登陆，绕道湘南，以致丧失了攻克长沙的最好机会。其后江忠源又间道趱程赶往长沙，参加了各路清军防守长沙的战斗，并因长沙城守及镇压会党起义之功擢为道员。
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也是湖南举办团练最早的县份之一。早在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就在家乡组织“安良会”，对付吃“排饭”的饥民。咸丰元年刘东屏、刘蓉父子和曾麟书、曾国潢父子在湖广总督程矞采、湘乡知县朱孙诒的支持下组织团练武装，镇压湘乡县境内的抗粮斗争。他们争先购置眼线，率勇捕人，连自己的亲戚朋友也不放过，很快把这场斗争镇压了下去。咸丰二年春太平军攻桂林不下，广西巡抚邹鸣鹤即移咨湖广总督程矞采，言太平军有入湘之象，让湖南方面早作准备。消息传出后，湖南各县官绅纷纷举办团练，而湘乡知县朱孙诒则尤为积极。他亲自召集各乡巨绅议定团练章程，并在湘乡县城和永丰、娄底两处分设三个团练局，号召各乡士绅普遍办团。同时还在湘乡县城成立总团，请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以湘乡首户巨绅总其成，并敦请著名士绅罗泽南、刘蓉等协办本县团练。
罗泽南(1807—1856)字仲岳，号罗山，自幼家贫，十九岁起以教书为生。他刻苦攻读，屡应乡试不中，直到道光三十年才被湘乡知县朱孙诒举为孝廉方正。罗泽南早年交游不广，道光十八年始与刘蓉交好，道光二十四年又与郭嵩焘、郭嵩焘兄弟相识，直到咸丰元年在善化贺长龄家教书时方与曾国藩通信。罗泽南是个忠于封建礼教的士人，多年来潜心程朱理学，并著有《西铭讲义》、《人极衍义》等书，甚为曾国藩所推崇。曾国藩说罗泽南之志“以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亏辱莫大焉”。他曾长期在善化、湘乡等地教书，向青年学生灌输封建伦理观念，培养出一大批忠于封建秩序的儒生。湘军骨干人物玉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刘典等都是他的学生。王錱(1825—1857)字璞山，原名开作，字家宾，二十岁入县学，同年投到罗泽南门下为弟子，初办团练时王錱最积极，在罗泽南诸弟子中地位亦最高，湘乡练勇集训之始，他就独领一营，所以后来的湘军将领多为罗、王、江、刘旧部。李续宾(1818—1858)字迪庵，湖南湘乡人。李续宜字克让，号希庵，李续宾胞弟。李续宾年少时膂力过人，不喜读书，因亲老家贫，以贩煤养亲并供弟读书。罗泽南欣赏他的“孝友”，将他兄弟二人一并收为弟子。蒋益澧字芗泉，刘腾鸿字峙衡，杨昌浚字石泉，刘典字克庵，皆为湘乡人，罗泽南办团练时他们都一齐参加进来，后来皆成为著名的湘军将领。
太平军进入湘南地区后，湖广总督程矞采曾令湘乡知县朱孙诒募勇千人赴衡州防堵，从此，湘乡县不仅有遍布各乡的团丁，还有一支由官府出钱、集中于县城进行编练的练勇。当时湘乡练勇有一千多人，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康景晖带领(后来右营营官改任邹寿章)。太平军离开湖南后，罗泽南因办团练出力被保为候补训导。
除新宁、湘乡而外，湖南的其他县份也办起了团练，用以对付会党起义和群众抗粮斗争。其组织办法与湘乡相似，通常是各乡普遍办团，同时招募部分乡勇在县城集中训练，称为练勇，费用由各府、县官库支给。其余各乡团练则由各乡绅自行筹集，自行经管。在镇压各地会党和防堵、袭击太平军的活动中，除以上两县外，辰州、宝庆、泸溪、浏阳等地的练勇也比较有名，皆已编练成军。这些练勇就成为后来曾国藩创办湘军时最初的组织基础。
另起炉灶、重建新军的思想，曾国藩早在咸丰二年底建议张亮基将所调各县练勇“改募成军”时就很明确。他在给宝庆知府魁联的信中解释采取这一决策的原因说：“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救荒之说，自是敝邑与贵治急务。”
然而未来的新军究竟是什么样子，曾国藩胸中并无成熟方案，因而他在建立所谓“大团”时，仅强调“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直到这年夏天，江忠源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表示欲采取兵勇混用的办法(从各地征调绿营六千人，从湖南招募官勇四千人，组成一支万人之师)战胜太平军时，曾国藩才致信江忠源等人，指出绿营兵制的根本弊病，将其致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调遣之法不善，提出改革军制的主张。他说，“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他认为，造成这种积弊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调遣成法不善。曾国藩指出，“当其调兵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遂造成“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风气。既然“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是以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他认为，太平军所以无往不胜，不仅由于其纪律严明，深得民心，还由于它内部团结，誓同生死，“若非练兵万人，合成一心”，断难制此强敌之死命。因而，这支军队必须“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往，蹈汤同行，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只有这样，“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可以说这是曾国藩对所建新军政治素质的要求，他制定军制改革的各项措施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曾国藩对绿营军制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二是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前面已经讲过，绿营兵实行世兵制度，基本上是父子相承，当兵为业，绿营子弟成年后即可随营习武，称为随军余丁，一旦营中出现空额，便可补缺吃粮。所以，绿营一般不从外面招募，只有在余丁不足时才自外募兵补缺。湘军属官勇性质，数额不定，全部招募，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需要的不同随时增减或裁撤。曾国藩为了不使湘军染上绿营的种种恶习，首先要求湘军在组织上与绿营彻底割断联系。他认为，绿营的腐败习气已“深入膏盲，牢不可破”，只有“尽募新勇，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才能“扫除陈迹”，练成劲旅。他还说：“国藩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故决不用营兵，不用镇将。”曾国藩规定，湘军士兵主要招募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不仅不收营兵，也不要集镇码头上油头滑面之人，更不要曾在衙门当过差的书役、胥吏之类。湘军的军官，主要招聘绅士、文生充任，对政治、思想和身体条件都有一定要求。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出四条标准，请人为他物色湘军军官。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又说：“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乃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可见条件虽多，关键还是政治思想表现。曾国藩选拔军官始终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只要被他认为“有忠义血性”者，不论营弁、营兵、书生，都可录用。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塔齐布、周凤山、鲍超、杨载福都是营弁或营兵出身。至于其他条件，则各有高低差等，更可以在战争中磨炼和培养了。
为了加强对士兵的控制和湘军内部的团结，曾国藩又在两个方面做出了努力：一是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士兵绝对服从军官；二是募勇的地域原则和私人情谊至上的原则。曾国藩规定，湘军的招募，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曾国藩还认为，一营一军之中若募有两地的士兵，必然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和。因而不如干脆只用一地之人，可以利用地域观念和同乡感情加强团结。所以湘军一般只在湖南募兵，又主要在长沙、宝庆二府招募，尤以湘乡最多。湘军不论在何地作战，凡添新勇，都要回湖南招募。湘军军官外省人间或有之，而士兵则外省人极少——只是到了后期，才偶尔募集少量外省士兵，以补充兵源的不足。为防止士兵逃跑，曾国藩还规定，凡应募者必须取具保结，并将其府县里居及父母、兄弟、妻、子姓名详细登记入册。这样士兵就不敢逃离营伍；即使有逃跑者，亦可按籍捉拿归案。对于湘军内部的关系，曾国藩规定：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如封建之各君其国，庶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为了保持湘军从大帅到营、哨官的垂直指挥系统，曾国藩规定，只看事寄轻重，不管官位尊卑。即使士兵已保至提、镇大员，而营官仅止从九品，士卒也要绝对服从于营官。营官之于统领亦然。
这样，士卒由私人关系转相招引，军官则凭个人好恶任免，官与官之间也靠同乡、同事、师生、朋友等私人感情相维系，遂形成湘军各树一帜、各护其长的风气，久而久之，逐渐变成一支军阀武装。
募集和训练官勇镇压农民起义，并不是曾国藩的发明。仅就曾国藩集团来说，除前面提到的江忠源外，胡林翼早在道光末年在贵州任知府时就已开始募勇镇压境内各族人民的反抗活动。但他们都没有触及军制的改革、其饷源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他们招募的官勇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足以独当一面，也从未改变作为绿营兵辅助力量的地位。曾国藩前后用了几年的时间，对绿营、八旗、团练、官勇以及历代兵制都作过精心研究，对太平军也有所了解，他取长补短，根据当时的各种条件进行了军制改革，从而把官勇由辅助性的武装力量变成为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新式军队。这正是曾国藩比江忠源、胡林翼诸人高明的地方。他之所以成为湘、淮军集团的领袖并不是偶然的。
对于兵勇的训练，曾国藩一开始就比较重视。曾国藩初到长沙时曾训练过三营湘勇，其后在镇压湖南各地会党起义中甚感得力。而派往江西的一千湘勇则有两营从未进行过训练，因而伤亡惨重，不堪一战。正反两面的经验使曾国藩的认识又大大提高了一步，进而增强了练兵的信心和决心。他在给骆秉章的信中说：“不练之兵断不可用。侍今年在省练过三营，虽不足当大寇，然犹可以一战。六月援江之役，新集之卒未经一日训练，在江不得力，至今懊悔。”他在批札中也一再强调，乡勇不难于招募而难于训练，并详列训练的内容和要求，令部下遵行。曾国藩把训练的内容和要求分为两部分，一称为“训”，一称为“练”。“训”侧重于政治与思想方面，“练”侧重于军事与技艺方面。他说：“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做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做人之道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作人之道又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纪律教育，一是封建伦理教育。湘军初立时查禁甚严，尤其严禁吸食鸦片。因为军队要求士卒体魄健壮，而鸦片不仅使士卒搞坏身体，而且容易学会偷盗、抢劫，破坏纪律。所以严禁吸食鸦片一条明文载于营规，各军皆然，而其他诸禁则各军略有不同。据说老湘营查禁最多，左宗棠禁止赌博，王錱则连饮酒都禁止，空闲时间只准练习武艺，优者给予奖励。
曾国藩对湘军进行纪律教育，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目的在于使湘军不至像清朝的其他军队那样漫无纪律，肆意抢劫，以改变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当时太平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外深受群众欢迎。而清军，尤其潮勇则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受到社会上各阶层的反对和谴责，使清政府在舆论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为了挽回人心，改变政治上的不利局面，把群众从太平军方面争取过来，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很注意对湘军进行纪律教育，其主要方式是将官兵集合起来，由他亲自训话。他在给张亮基的信中说：“练勇之举亦非有他，只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去岁潮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人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为达此目的，他“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以至“每次与诸弁兵讲话，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苦口滴杜鹃之血。”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政治眼光和对本阶级的忠诚是高于一般清朝官员的。同时，这样带着明确的目的对军队进行政治和纪律教育，也是历来所没有的，可以说是曾国藩的一项发明创造。
曾国藩的军事训练主要可归结为操、演、巡、点四个方面，操即上操，演即演习诸般武艺和阵法，巡即巡逻、放哨、站墙子，点即点名。曾国藩规定，湘军士兵每天在黎明和傍晚各上操一次，中午和熄灯前各点名一次，五更三点与掌灯后各派三成队伍站墙子一次。他还规定，每晚派一成队伍站墙子，一人唱更，如离敌很近则加倍。关于武艺、阵法的演习，对新勇规定尤细。新募之勇每十日中逢三、六、九日上午演武艺、阵法，逢一、四、七日上午演抬枪、鸟枪打靶与阵法，逢二、八日上午练习跑跳，逢五、十上午演连环枪法，而每天上午则演习拳、棒、刀、矛等。阵法主要练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要求士兵能整齐熟练，变化自如。技艺操练则要求士兵能纵身上一丈高之屋、越一丈宽之壕，抛火球于二十丈之外。新勇与旧勇仅演武内容有些不同，日常操点、巡哨则完全一样，除打仗外，天天如此，不得间断。与八旗、绿营各营比较，除训练抓得很紧外，每天两次点名、站墙子也是湘军的特点。点名是为了防止士卒随便离营，士卒离营则部队减员，降低战斗力。站墙子就是守卫营墙，实际上属于班哨、排哨之类，早晚派三成队伍站墙子则是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因每日早晚是最容易受到敌人袭击的时刻，若有三分之一的人处于戒备状态，一旦受到袭击就可以暂时顶住，使其余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投入战斗，不至于一触即溃。这都是接受以往教训，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措施。
同时，曾国藩对湘军的行军扎营亦有具体规定，择地、布局详加指划，挑沟、筑墙皆有尺寸，每天一驻下来必须大修工事，在工事做好之前，既不准休息，也不准与敌人开仗。所以湘军行军异常缓慢，简直如蜗牛爬行，每日迟行早住，行程不过三十里，用于筑垒的时间竟与走路的时间一样长。
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营以下为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起初湘军仅有陆勇数千人，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直辖于曾国藩。当时曾有人提议设总统管辖各营，曾国藩没有采纳。后来湘军人数渐众，遂于营官之上设置统领、分统等官统辖各营。统领之制始于咸丰四年二月湘军东征之初，曾国藩率水陆一万七千人自湖南出发往攻湖北的太平军，为便于统辖，遂设水、陆营务处各一人，水路为褚汝航，陆路为朱孙诒。他认为，历来军营皆有统带大员，“或称翼长，或称统领，或但称营务处”，名称不同，其实质并无区别。所以他有时称其为总统，有时称之为总提调，尚无固定名称。长沙整军和城陵矶大战之后，水师仅存杨载福、彭玉麟、李孟群三支，陆师只有塔齐布、罗泽南二部。咸丰四年底五年初李孟群离开水师，湘军水陆大将就只有塔、罗、杨、彭四人了，统领的名称大约是在此前后开始使用的。咸丰六年下半年后湘军人数迅速扩充，统领也日益多起来。至咸丰末年，湘军人数愈众，李续宜、多隆阿、鲍超、曾国荃皆领万人左右，为便于统辖，遂又于统领之下设置分统以管辖各营。分统之制始创于胡林翼。他首先在李续宜部设置分统，时间在咸丰十年。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把它推广于曾国荃、鲍超两军，始称分统。设立分统之初，李续宜部不足万人，分为四军，李续宜自统一军，另设蒋凝学、萧庆衍、成大吉三分统，各领二至三千人。鲍超的霆营约十五营九千人，分为三军，鲍超自领一军，另设娄云庆、宋国永两分统，每人约领五营三千人。曾国荃部约三十营一万五千人，分为六军，曾国荃自领一军，另设彭毓橘、萧孚泗、张诗日、刘连捷、易良虎五分统，每人约统五营二千五百人。后吉字营增至三万五千人，霆营增至约一万九千人，分统人数或所统兵员亦相应增加。
湘军陆师营制最初为每营三百六十人，大约是咸丰二年朱孙诒奉程矞采之命募集湘勇时与刘蓉、罗泽南、王錱等人一起制定的。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咸丰四年十二月又与罗泽南、刘蓉、郭蒿焘、曾国葆改定营制，每营加长夫一百二十人、抬枪十六人，成五百人之数。但这次所定营制未收入曾国藩全集，在别处也未发现原文。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出后，又于咸丰十年参照左宗棠、王錱、胡林翼、李续宜诸家营制，同李榕一起详定营制，对各项章程规定得甚为详细完整。这个核定过的营制后来收入曾国藩全集中，谈湘军营制者皆以此为本。水师营制大约是咸丰三年十月改定陆师营制时制定的，亦未收入曾国藩全集，而被王定安转录入《湘军记》一书中。据罗尔纲先生考证，曾在咸丰五年至六年间做过个别修正。马队营制，据罗尔纲先生考证最初制定于咸丰九年，同治四年或五年，曾国藩曾在镇压捻军期间做过修改，改定后的马队章程亦被收入曾国藩全集中。
湘军饷章亦与绿营不同。曾国藩认为，绿营兵所以缺乏训练、战斗力甚低，一是差役太重，二是坐饷太低。绿营兵平时每月饷银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清朝初年尚可维持生活，及至道光、咸丰年间已不够五口之家食用，因而不得不出营做小贩谋生，再加上经常离营供差，就很少有时间在营训练了。曾国藩为了使士兵为他卖命，除每营增加长夫一百二十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外，还提高了士兵平日粮饷供应标准。湘军饷章是咸丰三年十月改定营制时制定的。当时往来于湖南的各路兵勇很多，饷章各有不同，张国梁勇营每人每月饷银五两四钱，江忠源楚勇，每人每月饷银四两五钱。咸丰三年夏，内阁学士、帮办军务胜保曾奏请招募陆勇，每月饷银四两五钱，经户部议准，以后江南大营募勇即照此办理，定为奏销常例。曾国藩参考这几种饷章，尤其江忠源、张国梁勇营饷章，量为酌减，制定了湘军粮饷章程。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夫价银六十两，共计二百六十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名费用统统包括在内。其他各弁兵每月饷银为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水师兵饷营官与陆师营官同，头篙、舵工与哨长同，舱长与什长同，惟哨官薪水为陆师两倍，每月银十八两。总计湘军饷用，大约平均每人每月需银六两。曾国藩为防止各军统领多设官员、长夫，冒领军饷，特在饷章中规定，凡统带千人者月支饷银不得超过五千八百两，统带万人者不得超过五万八千两。
湘军饷章对弁兵薪饷的规定是相当优厚的，尤其是营官和统领，连曾国藩都不能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统计其各项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六十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两，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故王錱运说：“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尤廉将也。”湘军将领除多隆阿一人外，“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于是，“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这固然调动了湖南农民，尤其绅士、文生的从军积极性，但同时也为日后筹饷带来困难。为解决这个矛盾，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士兵亦习以为常。为防止士兵离营，甚至有意拖欠军饷，或扣下大部分饷银存入公所，等士卒遣散或假归时进行核算，酌发部分现银以充川资，其余部分由粮台发一印票，至湖南后路粮台付清。若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存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这样，士兵苦无川资，又恋于饷银，也就不会轻易离营了。同时，士兵一旦假归或遣散回家，就能领到一大笔银两，对未曾应募入伍的人也可以产生巨大的诱惑力。这样，曾国藩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引诱大批农民和书生踊跃应募。
湘军分为水、陆两部。陆师的建立最早应从咸丰三年算起。这年夏天曾国藩同江忠源商定练勇万人的计划，初步确定了湘军的规模。曾国藩打算编练成军之后，概交江忠源指挥，以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资本。这年秋天，又奉创办水师之命，遂改原定集练陆师万人的计划为水、陆各五千人，营制亦改为每营五百人。然而这时湘军陆师的实际人数已大大超过五千人，因而不得不对现有各营进行缩编。曾国藩提出，邹寿章、周凤山、储玫躬、曾国葆和新化勇各为一营五百人不变，塔齐布、罗泽南各将两营七百人缩编为一营五百人，王錱六营约二千二百人缩编为三营一千五百人，其余遣散。王錱不服，认为这是曾国藩借故打击自己，并诉之于骆秉章。骆秉章认为王錱所募新勇可用，无须遣散。从此王錱率营脱离曾国藩，投靠骆秉章的门下。又因罗泽南年岁(四十六岁)较大，不愿再次远征，而湘南地区仍有天地会的活动，亦须留有一定兵力，遂将罗泽南部湘军留驻衡州。这样，随同曾国藩出征的陆师就仅有六营三千人了。恰在这时，平江知县林源恩投书曾国藩，愿充一营官。曾国藩令其募平江勇五百，编为一营；另外又令朱孙诒、邹世琦、杨名声各募一营，凑成十营五千人之数，使湘军陆师初具规模。
湘军水师的筹建晚于陆师，它是在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开始的。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