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的人都一样，要想有所成就，都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传统社会中，读书入仕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商品社会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必需；而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没有知识和技术就会无所作为。
曾国藩生在科举时代，读书入仕是他惟一的选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的美好梦想。当时作为社会底层的人要想改变自己及家族的命运，只有走“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道路。
曾国藩之前，曾家从来未曾出过什么光宗耀祖之人。曾国藩的祖父没读过多少书，青年时好吃懒做，到处游荡，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早岁失学”，到壮年时才好不容易混上了地方士绅的身份，这才以不做学问为羞耻，遗憾自己一生没有功名，因此他喜欢宴请文人雅士，并感到这是很开心的事情，同时寄望于儿子曾麟书，督促儿子一年到头要勤于苦读，以期有所成就。然而，曾麟书天生就比较愚钝，“累困于学政之试”，至道光十二年(1832)已43岁，经过了17次考试才中了举，入了县学，在科场上很不顺利。因此，曾麟书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曾国藩身上。这样一来，曾国藩就成了曾家两代人的希望所在，凝聚了祖父辈和父辈光大门第的全部希望。
“平生因学而困苦，课徒传业者盖二十余年”的曾麟书，从曾国藩6岁起就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无论出门还是睡觉，从早到晚给他讲书，如果不懂就再讲，颇有耐心。这样的家庭期望，这样的家庭教育，对曾国藩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自然是理所当然了。
曾国藩5岁时就学习认字，6岁时正式开始读书，7岁起跟从父亲曾麟书学习。曾麟书深受曾家“不学为耻”的家风影响，一辈子都在“发愤攻读”，曾国藩从小就有很高的志向，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劲，这与他父亲的教导有关。
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可从几十年的经历中，他悟出一条真理：“有志者事竟成！”因此，他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儿子。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要求儿子，书一定要记牢，字一定要写得工整，办事一定要尽心尽力，还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麟书就是这样磨炼曾国藩的“志”的，因此在曾国藩幼小的心灵里，便立下了发奋苦读，求取功名的远大志向。为此，他青少年时代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刻苦读书，百折不挠。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他读书的勤奋。一天，曾国藩在家背书，可有一篇文章就是背不下来。这时有个贼正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准备等他背完睡觉后动手行窃。可曾国藩因一直背不下来，就不去睡觉。贼等不及了，跳起来大怒道：“你这个笨蛋，背了这么多遍还背不下来，我都听会了！”说完，那个贼果然背诵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贼虽然比曾国藩记忆力好，但他只配做贼，而曾国藩虽然当时没有背下来文章，但后来却成了杰出人物。这说明一个人的天赋虽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立志，如果曾国藩少年时期没有在父亲的严教下，立下远大的志向，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了。也许你觉得这个故事有虚构的成分，但用它来说明立志对于一个人一生发展的重要性的道理是完全可以的。
对曾国藩读书，曾麟书可谓尽心竭力。曾国藩6岁时，曾麟书聘请名师陈雁门教他读书识字，7岁多时，曾麟书因参加童子试屡试屡败，便设立私塾“利见斋”，授徒十多人，一边贴补家用，一边辅导曾国藩。曾国藩从这时起跟着父亲学习，学了整整8年。
曾国藩是个有志向的人，有过被贼奚落的经历后，他在学习上更加刻苦，记忆力也大为提高。在父亲的训导下，他养成了良好的习惯，8岁开始学习《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9岁已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章了，接着曾麟书继续指导他读《诗经》。曾国藩练字，先后临摹了颜真卿和柳公权的字帖，同时也学习了黄庭坚字帖。10岁时，二弟曾国潢出生了，父亲对他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以《兄弟怡怡》写篇文章吧。”曾国藩写完后，父亲看了高兴地说：“文中出现了至情至性之言，以后你必能守孝悌之道，继承家业了！”
有个故事充分体现出曾国藩当时学习的执著。一天，曾国藩和妹妹一起跟着父亲外出，父亲看到路边有棵“狗尾草”，马上出了一句上联：“狗尾草！”妹妹马上回答：“鸡冠花。”一会儿，他们经过一座桥，父亲又随口出一句上联：“观风桥。”兄妹俩都没有对出。三天后，曾国藩突然跑去对父亲说：“听月楼。”父亲一听，对儿子的执著大加赞赏。
曾国藩10岁时，有一次跟随外祖母去提水，不小心掉进井里，幸被外祖父江沛霖及时救起，才没有被淹死。江沛霖认为这是江家与曾家的祖德相报所致，就以外孙掉进井里差点“浸(淹)死”的谐音预言：外孙将来一定会成“进士”。后来，曾国藩果真赐同进士出身，人们都说他外祖父当年说得准。
曾国藩14岁那年，有一天，他父亲的朋友衡阳廪生欧阳凝祉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十分赞赏。欧阳先生是衡州府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赢得他的称许颇不容易。曾麟书请欧阳先生出个题当面考考儿子。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出了一道诗题，诗要以“青云共登梯”为主题，叫曾国藩当场作律诗一首。曾国藩诗成后，欧阳凝祉大为惊喜，称赞说：“这种语气分明是金华殿中人才会有！”他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当下便将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除了继续苦学八股诗文之外，曾麟书还教他读些史记、文选之类的书。道光五年(1825)，曾国藩随父亲到长沙府参加童子试，居然得了第七名，但曾国藩非常自负，他认为考官阅卷不公平，为讽刺考官两目无光，还特地买了副老花镜作为礼物送给考官。
曾麟书感到儿子的确是可造之材，决心好好培养。但他又觉得，自己连考十几次秀才不中，若让曾国藩继续跟在身边，恐怕会误了儿子的前途。他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先生，八股试帖教得极好，于是便在曾国藩19岁后，把他送到了汪先生设立的唐氏家塾去念书，之后曾国藩又到本县的涟滨书院学习。经过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识果然大有长进。
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到了大考之年，曾国藩经过几年的钻研琢磨，既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上一次科考不中，在他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创痛，他不再像头一次大考之前那样兴奋不已，踌躇满志，而是担心再一次名落孙山，使自己再一次蒙受羞辱。然而，他决不肯放弃这一宝贵的机会，因为他深深知道，若想出人头地，干一番事业，就得走这座独木桥，哪怕前面有千难万险，他也要走过去。
临行前，妻子少不了千叮咛万嘱咐，儿子们也少不了撒娇流泪，依偎难舍。父亲曾麟书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交给国藩，弟弟也凑了一点钱给国藩，祖父曾玉屏把预备给自己买寿木的钱也拿了出来，但还觉得不宽裕，又向亲戚借贷了二十二串钱，总算把上京赶考的费用凑齐了。曾国藩掂掂袋子里的钱心里沉甸甸的，眼泪止不住又涌出来。为怕亲人难过，他还是强装笑脸回过头来安慰他们。曾国藩清楚，这些钱来之不易，他想万一这次科举不中……他不敢往下想，转过身去踏上了去京之路，他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直走向前去，可是眼泪却怎么也控制不住，嘀嘀嗒嗒地落了下来。
曾国藩尽管省吃俭用，到京城时也只剩下十串铜钱了。曾国藩为了迎接大考，又像前一次一样，闭门谢客。这里面不仅是临阵磨枪，也有少应酬少花钱的原因。几天过后，大考开考了，曾国藩展开试卷一看考题是：“宽猛相济”，正合己意，内心禁不住一阵激动，待平静下来之后，他饱蘸笔墨，刷刷点点，几乎是一气呵成，头一个交了卷子走出考场。三场过后，他长长地吐了口气，心里想：“这回定拔头筹”，喜滋滋地回到会馆，买了四两烧酒，几样小菜，邀集几个举子一同喝起来。
半月过后，他正焦急地边看书边等待传报，街上不时传来传报的马蹄声、喊叫声，唯独不见有人传报自己。他想：“难道这回又落第了不成？”想到这里，书也看不下去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来回打转。正在这时，忽然听到外面有人高喊：“哪位是曾国藩相公，快来接喜报。”曾国藩一听，喜出望外，推开门，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门前，对报喜的人说：“在下就是。”传报的差役，打开喜报，只见上面写着：“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曾国藩”，他一连看了好几遍，待确信自己真的得中后，才接过喜报，赏给传报差役一串铜钱，尽管他这时袋子里只剩下两串铜钱了。
曾国藩在朝考中又获得一等，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他一下子从一个穷秀才一步登天，前来贺喜的人不断，自然免不了送给他些银子。他名也有了，钱也有了，拜过主考官、吏部大人，便急忙打点行装往家奔了。
曾国藩考中进士的消息，早有人从京城捎给了家里。得知他回乡的日子，父亲派二儿子国潢赶上马车去接他。曾国藩从京城返回故里的时候已是年终岁尾，一路上人们忙忙碌碌，正采买年货，准备过年。白杨坪这个小村子几百年也没出过什么大人物，如今曾家有人中了进士，乡亲们也跟着高兴。多少天来，曾家门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连县里府上也派人送来了贺礼。曾二公玉屏老先生古稀之年，终于盼来了光宗耀祖这一天，比谁都高兴，掐指计算着日子，盼望着长孙衣锦还乡。曾国藩回到乡里，人们前拥后簇，又敲锣鼓，又放鞭炮，小小的村子里到处回荡着欢乐的笑声。曾国藩沐浴在亲友的热爱之中，十分受感动，曾写这样一首诗抒发心中的感受：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天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国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在欢宴他的酒席上，玉屏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当着亲友乡邻的面，嘱咐他说：“我们是务农的人家，即令富贵也不能忘本啊！”曾国藩恭恭敬敬地垂手而立，待祖父讲完，抱拳秉手向席间亲友乡邻深施一礼，充满感情地说：“生我父母，养我故乡，情深似海，没齿难忘。我定当不辜负亲人厚望。”亲友乡邻都知道曾二公家教甚严，无论是哪个子孙，如若犯了错误，往往在稠人广众之中，大声呵斥，一点都不宽假。严格的家教，才使得曾国藩内刚外柔，具有坚韧不拔的品质，这对于他日后成就大业有着决定性作用。
曾国藩过了些日子进京做官去了，其他人等还是留在白杨坪乡里，教书的教书，种田的种田，依然保持着先前勤俭朴素的生活，就是曾二公也是时常到自家菜园干些活计，与曾国藩没做官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曾国藩每年寄些俸银给家，一连几年不回家，正如他祖父说的那样：“大孙子当了翰林，让他安心去做他的事业吧！家中的食用，千万不要拖累他！”
父亲麟书晚年曾命国藩书一联悬挂厅堂，这一联语是这样写的：
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每每回忆起往昔的一切，总是以“粲粲诸弟，雁行以随”自豪。这多半由他的祖父玉屏先生的“有蓄不施”而来。他治家，也是以祖父为榜样，贯彻“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督妻子侄用心读书，种田种菜，养鱼养猪，早起扫屋，祭祀祖先，亲睦乡里。他的这一套治家之道，被后来人广为传诵，起了很大影响。
除了发奋读书外，曾国藩为磨炼自己的志向，还曾两次改名。
道光十年(1830)，20岁的曾国藩到衡阳唐氏家塾读书，师从汪觉庵。道光十一年(1831)，他回到湘乡县后，肄业于涟滨书院，院中山长刘元堂、郭嵩焘、胡林翼、左宗棠、刘蓉、刘长佑等后来都成为了他湘军中的将领。
21岁时，曾国藩将当时的名字“子城”改号为“涤生”，后来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解释为何改号的：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涤生”就是“见善思齐，有过则改”的意思，可见曾国藩时刻不忘砥砺自己幼年时立下的远大志向。英雄人物之所以成为英雄人物，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时时反省，时刻严于解剖自己，以实现自己确定的远大目标。
正是在名师的指点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曾国藩在学业上突飞猛进，取得了一个个可喜的成绩。道光十三年(1833)，23岁的曾国藩参加科试，竟补上了县学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24岁时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这年，参加甲午乡试的他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曾国藩自5岁开始识字读书，读到这时已过了十八九年的光景，与他父亲43岁才入县学相比，他应该算是成功者。所以，曾家上下欢欣鼓舞，大摆酒席，招待亲朋好友，热闹了好几天。
曾国藩在中举后的当年冬天，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北上赶往京城，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但第二年三月第一次参加会试的他却名落孙山。然而，拥有很高期望、进取不止的曾国藩依然高唱着“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可巧，这年适逢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曾国藩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京师有一所“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
曾国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对唐宋的诗词和古文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可以任意发挥见解的古文，远比那拾古人牙慧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1836)的恩科会试，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26岁，将来的机会还多，因此，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
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返。虽然会试落榜，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睢宁县玩几天。在交谈中得知曾国藩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言谈举止中，易知县看出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给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
经过金陵时，曾国藩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流连忘返，十分喜爱这个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但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书商似乎猜透了他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毫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俭用，所费也很有限。这时已是初夏，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缠。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书籍，此一举动显现了曾国藩青年时代的志趣。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却爱书、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曾麟书得知他当了衣服借了账，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曾麟书多年考科举，最终只是个秀才，所以他鼎力支持儿子读书上进。
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望着慈祥的父亲，曾国藩暗暗告诫自己，从此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道光十八年(1838)，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知县的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他作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京后，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三甲第三十八名。四月，中了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参加朝考入选后，他于五月初二得到皇帝召见，之后授为翰林院庶吉士。至此，曾国藩走完了自己的科举之路，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志向。
关于曾国藩入翰林有这样一个说法：他考中进士时，殿试名列为三甲等级。这一等级大多入不了翰林，曾国藩大为失望。当时任编修的劳崇光颇有名望，安慰并挽留他，说将为他帮忙。不久，他让曾国藩写诗文分别送给显贵之人。果然，曾国藩很快被列为高等，进入了翰林院。这说法虽显得曾国藩有幸运之嫌，但他若没有平时的磨炼功夫，是不会有这一结果的。涉世之初，就可见曾国藩处世之大端，这是深受家风熏染，把握志存高远，并为这一志向刻苦自励、辛勤实践、百折不回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一张成功的人生入场券。
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只消钻营门路，顶多作作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期间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书生变蛟龙的时日已不远了。
在中举的鼓舞下，28岁的曾国藩又将名字由子城改为“国藩”，就是“为国藩篱”的意思，誓做屏卫国家的重臣。曾国藩经过十八九年的苦读，于道光十三年(1833)始入县学，磨炼了5年之后才中进士，他从识字读书到开始踏上仕途，耗尽了23年的时光。
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倔强小伙子，从此由“田舍郎”一跃而进入了“天子堂”，能不能成为国之屏藩，就全靠他自己的努力了。
在经过二十几年的刻苦学习后，曾国藩终于进入了翰林院，步入到了“贵人”的行列之中，实现了少年时代就立下的远大志向。此时的他感觉前途无限，便春风得意地产生了一定要做一个屏藩国家的重臣的志向，将少年时代的理想又升华了。为此，他常在诗歌中抒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国家栋梁的高远志向，并坚信终有一天自己会一鸣惊人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后来，他在写给诸弟的家信中也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曾国藩按照儒家传统来要求自己，他坚信只要立志不移，经过奋发图强，一定能实现宏伟志向，两次改名就是他立志的最直接表现，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曾国藩把立志看作成功的前提。他曾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君子要立志，立定了大志向，才能够吃苦，有恒心。立定了大志才能有远见，有定数。
后来，曾国藩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砥志不渝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曾国藩的立志、为学、办事等方面，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极深。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很下过一番工夫读曾国藩的著作。《曾文正公全集》中的《家书》、《日记》，毛泽东都读过。《家书》有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无不涉及。毛泽东对《家书》及《日记》中的一些见解观点，可以在他于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讲堂录》中看到。他的老师杨昌济在解释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言时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段话的主旨与《曾国藩日记》中的数则均有渊源关系。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道：“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可见，毛泽东对老师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十分赞赏，这对毛泽东的成长及其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钢铁意志，影响极大。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因而后来才得以成为“中兴名臣”。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认为，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就是后来他和太平军决战时，仍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名家重新估计，命儿子曾纪泽画其图像，悬诸壁间，还作《圣哲画像记》一文，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以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文中写道：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高远的志向，行动都不失为高明之举。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他常举一则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人生哲理。故事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想迁到别处去。当时就有人对它说：“你难道不能换一种叫声吗？否则，搬到哪里都不会受人欢迎的。”曾国藩说立志正是这样，可以使人心灵宁静充实，他在41岁时曾自省说：
没有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了，常在小处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啊！
立志是成就大事的根本，“有志者，事竟成”，这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名言和共同的信念。曾国藩少年立志，一生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到晚年已位极人臣，身名俱泰，仍然矢志不渝，不改初衷。因此说，人生在世，没有大志，没有远见，是无法立足的。
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的7年里，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闲散文职，但他仍不懈地努力读书，曾自立课程十二条，还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都分别记下来。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即使后来行军、生病，也照记不误，直到去世的前一天，可见他的毅力非凡。
曾国藩在翰林院供职九年，才由庶吉士熬到侍进学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被委任做主考官到四川去主持科举考试。由于他是头一次出外工作，对科考工作十分认真。不但关防严密，担心有人私通关节，就是对各房官所推荐的考卷，都要亲自过目审阅，即便是那些未被选中的考卷，也拿来一一查阅，尽量避免漏掉人才。四川官员对他的工作极为满意，纷纷称赞他清正廉明、办事认真。考试完毕，他因圣命在身，顾不得游玩，抓紧时间往回赶。临行那天，四川的总督将军亲自前来给他送行。
曾国藩别过总督大人，回身上船，传谕“开船”。一声令下，船工起锚的起锚，升帆的升帆，把舵的把舵，不多时便离开了江岸，顺风顺水，沿江直下而去。一来是连日来阅卷、评定、写榜、接见得中举子等公务缠身，不得休息；二来忙于拜见地方政府各级官员，以及接待来访的人员，更是疲于应酬，加上日期又紧，没睡上一个囫囵觉。回到舱里倒头便睡，对于大江右岸的秀丽风光无心观赏。一觉醒来，只觉船舷颤动不止，船工呼号加劲，一打听，船已行到三峡，进了“万水争一门”的夔门。曾国藩久闻三峡盛名，听说到了三峡，翻身坐起，掀开左右舱帘往外观瞧。只见右岸白盐山危岩耸壁，令人目不暇接，狭窄的江面，波涛汹涌，大船宛如一叶小舟上下颤动，惊险万分。他想起古书上说的禹王治水的故事，这个夔门就是禹王挥起开山巨斧劈开的，心中充满景仰之情。过了一会儿，随身的仆役小声说道：“大人，瞿塘峡到了。”他又记起四川友人对他说起的一段民谣：“滪澦滟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滪塘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是说瞿塘峡口，有一横亘江心巨礁，名叫澦滟堆，又叫犹豫堆、燕窝石。此堆长约十二丈，宽有四丈五尺左右，春夏水大时隐入江中，为行船人所忌，冬秋时水枯又尽露出水面。峥嵘的岩上不知何年何月何时何人爬到这礁上，凿有“对我来”三个赫然醒目大字，如警钟长鸣，提醒船家小心。这时已是傍晚时分，夕阳的微光偶尔从缝隙中泄漏出来，巨礁上的大字已难以看清。
过了滪滟堆，船到西陵峡，江面宽阔起来，江水也平静下来，远远望去，婆娑多姿的神女十二峰依稀可见。曾国藩感到身子有些累，吃了点食品，又翻身躺下睡了起来。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待他醒来时，大船已到了湖北宜昌。在宜昌，他下船换乘暖车，岁尾时才回到京城交办了公务。
曾国藩这次到四川主考，深得同僚夸赞，为他日后的晋升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
回京不久，在他的座师穆彰阿保举之下，做了文渊阁校理。次年，又转补为翰林院侍读，兼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之职。越年，他又升任乙巳科会试第十八房的同考官。同年九月，又升任为翰林院的侍讲学士。十二月里又补了日讲起居注官，并充文渊阁直阁之事。可以说，这几年，曾国藩是“春寒过后绽春蕾”，官运亨通，进入了佳境。官运如此，学问也是如此，他的声名鹊起，在同僚中很有影响力了。妻子欧阳氏一直生的都是女孩，这年又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纪泽。这个曾纪泽后来继承父志，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之一。
纪泽满月这天，一向不喜欢大肆铺张的曾国藩破了例，下了数十张请柬，邀请朋友、同僚来家聚会。
待得众宾散去，曾国藩特意挽留几个最知近的朋友作私下长谈。这些人就是倭仁、唐鉴、何绍基、肃顺、徐芸渠、凌获舟、黄正甫、张润农，以及湖南益阳的胡林翼等人。这些人或是曾国藩的恩师，或是同窗好友，或是同乡友好，都在曾国藩后来的事业中出谋划策，出资出力过。其中胡林翼当时与曾国藩既是同乡，又在同一衙门里任职，双方都十分倾慕对方，成为莫逆之交，也是在剿平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战斗中最有力的支持者。
大家坐下来一边品着名茶，一边漫无边际地畅谈起来，客厅里不时回荡着他们的笑声。当大家谈论到当今栋梁之才，有人提到左宗棠的名字时，胡林翼忽然大笑起来。大家见他大笑，不明他笑的是什么，都把眼睛转向他。只见胡林翼品了一口茶，不紧不慢地说道：“左季高这个人确实是个人才，不过——他眼睛长到额头上，太狂妄自大了点。”曾国藩接过话头问：“润翁方才说的可是湘阴人氏，那个屡次会试不中的左宗棠吗？”胡林翼点了点头说：“这人你也认识？”曾国藩说：“我也是听别人向我举荐过，但还未曾谋面，不知他这人究竟如何？”唐鉴不等胡林翼答话，插嘴问道：“润翁说这位左公狂妄，不知有何事实？”胡林翼看了唐鉴一眼，说道：“他说诸葛亮是古亮，他是新亮，他又说我那位同乡郭意城是老亮，承他谬赞，还赠送兄弟我一个今亮，其实兄弟恐怕连一个暗字都够不上，怎敢叼光‘亮’字呢？”说完，哈哈一笑。这些人见说得热闹，也都凑过来发表意见。黄正甫、张润农两人平日最佩服曾国藩，两人不约而同地问道：“那么涤翁又当怎样论及呢？”胡林翼听了，含笑注视曾国藩，却不肯回答。曾国藩见他们说到自己，心里一阵紧张，赶忙把话头扯开。大家又谈了一会，见天色已晚，才依依不舍散去。
由于座师穆彰阿做了宰相，作为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曾国藩自然也就被同僚高看一眼。又由于曾国藩的学问、人品、文章都不错，渐渐地曾国藩在朝臣中名声大振。由于这层层关系，曾国藩不久又被委任做了考试汉教习阅卷大臣，时隔不久，又做了武会试正总裁，接着又被派为殿试读卷大臣。被选为殿试阅卷大臣的，都是极有声望的人，曾国藩熬到这一步，可以说是相当有地位了。
这年大考结束，曾国藩正与妻弟欧阳柄钧闲谈。忽见门房来报，说：“新科翰林李鸿章求见。”曾国藩阅过李的考卷，对他的文章十分称许，听说是他，忙吩咐门房：“快请进来！”李鸿章进来以后，向曾国藩行师生大礼，曾国藩把欧阳柄钧介绍给李鸿章，然后叫人搬过椅子让他坐下。两人谈了一会儿，李鸿章便告辞回去了。待李走后，曾国藩对妻弟说：“此人我瞧他声朗气清，落落大方，气宇非凡，将来定成大器。”欧阳柄钧见他如此笼络人才，便问道：“姐丈如此留心人才，难道已看出天下要有灾变不成？”他微笑道：“乱久必治，治久必乱，这是天道循环之理。但愿我们别赶上这灾变年头。”欧阳柄钧平素对姐夫十分崇拜，见他如此讲，心想：“像他这样稳健之人，决不会乱讲。”顿时感到有股无形的压力向身上落将下来，沉吟片刻，又问：“难道就没有法子消除吗？”曾国藩说：“目前最要紧的是，居安思危，早作打算，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总比心中无数，混吃等死强似百倍。”不知什么时候，妻子欧阳氏抱着纪泽来到屋里，听两人这样一说，便焦急起来，说道：“真若是天下大乱，我们可怎么是好？”他扭过脸看了看妻子，从容镇定地说：“你不是还有夫君我吗，还担心什么？”他这话语意双关，言外之意是：匡扶社稷，舍我其谁也！
依仗座师当朝宰相穆彰阿的大力提携，也合该他官运亨通，不多久，他又连升四级，做上了礼部侍郎，后又兼任了兵部右侍郎，成为顺天武乡试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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