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十六年辛未十月十一日亥时，也就是公元1811年11月27日午夜，一个新的生命在湖南湘乡荷叶塘(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一户姓曾的殷实人家降生。他便是日后左右中国大局的曾国藩。
添人进口，本为家门喜庆，何况生的是个男孩，因此，接着而来的是阖家欢庆，而最为得意的要算孩子的祖父曾玉屏了。
曾玉屏字星冈，他是曾氏中兴、为曾国藩兄弟成长营造了良好家庭环境的关键人物，也是后来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的楷模和心中偶像。曾国藩晚年在为其祖父所撰的《大界墓表》中写道：“国藩窃观王考府君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其型于家，式于乡邑者又率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独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训来叶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后昆。”从这段简短的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国藩对他祖父的思想言论，威仪气概，办事作风和持家准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还经常在给诸弟的书信中提到他们兄弟的威仪风度比起他们祖父星冈公来，百不及一。可惜星冈公生不逢时，终生未能遇到一件“奇遇重事”以显其能，也没有什么“峻绝可惊”的事件以扬其德，以致一生郁郁，终老山林。言下之意，如果星冈公晚出生几十年，遇上镇压太平军这个上好机会，其成功显赫一定在他曾国藩之上。但星冈公毕竟也有他自己的成就，这就是中兴了曾氏家业，而且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处世哲学和治家思想，也就是曾国藩在墓表中宣称的“足垂训来叶”的“生平雅言”。正是这些雅言，深刻地影响着曾国藩一生安身立命的原则特征和治家理业的个性特点，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他的眼光和气量。
其实星冈公曾玉屏之所以终老山林而不能扬名显世，主要的问题不在于遇不遇时，而在于他自己的少年荒废，而其所以荒废又在于受着曾氏自衡阳开辟以来但知耕耘而不懂诗书的影响和局限。
曾国藩虽然是湘乡人，但他的祖籍却在衡阳。他在《大界墓表》中叙述其先世源流说：“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学，初迁湘乡者也。曾祖曰元吉，别立祀典者也。祖曰辅仁，考竟希。”这里的府君指的是祖父曾玉屏。从曾玉屏算起，他的第六世祖曾孟学始迁湘乡，具体时间不详，曾国藩自己也只说“国初徙湘乡”。以曾玉屏为基准，其上六世，至曾国藩又三世，共九世，据此推算，曾孟学迁湘乡应该在康熙初年。湘乡曾氏虽然自曾孟学始迁，但曾国藩的先辈们立祀的始祖却不是曾孟学，而是曾孟学的孙子曾应贞。曾国藩在其所作《祖四世元吉公墓铭》中说明其事由并墓铭的缘起说：“道光岁戊申，家叔父为太高祖考妣置祠宇。其明年，又为修其坟域。乃邮书于京师，命国藩记其原委。”然则“家叔父”何以不为始迁的六世祖立祠而为中间的四世祖立祠呢？曾国藩在墓铭中述其原委说：“公讳应贞，字元吉，迁湘四世祖也。少贫，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尽以予其子，而自置衡邑之靛塘湾田四十亩以老焉。公殁后子孙岁分其租以为常。至嘉庆岁丁巳，家祖及族长尊三、以彰二公，纠族之人议，积一岁之租以为公清明之祀，今所置圳上之田是也，家叔父所修祠宇在焉。”原来曾应贞是湘乡曾氏第一个发迹的人。因为他生前为自己留了四十亩养老田，死后年积月累，于是就有了祭祀立祠、修墓的物质基础。其六世祖曾孟学因为没有这样的基础，也就只好诸事阙如了。
曾应贞因为由贫致富，“手致数千金产”，不仅自己能安度晚年，死后又有专祠祭享，而且六个儿子也各人分得一份可观的财产。虽然如此，但也没有谁想到要读书入仕。不仅湘乡曾氏如此，衡阳曾氏也不例外，所以曾国藩在《台洲墓表》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自国初徙湘乡，累世力农，至我王考星冈府君，乃大以不学为耻。讲求礼制，宾接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穷年磨砺，期于有成。”由此可知，曾应贞是湘乡曾氏经济基业的开创者，而曾玉屏则是该宗族思想文化的开创者，尽管他的开创仍然带有相当浓厚的土财主气息。
曾玉屏之所以能认识到“大以不学为耻”，本身也是经过了一番磨砺的。曾国藩在为他祖父曾玉屏写的《大界墓表》中引用曾玉屏自己的话说：“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曾玉屏在三十五岁前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经常从荷叶塘老家骑马去湘潭，与市井的阔少们相追逐。贵在他闻过能改，听了长老们的一番教训与讥议，“立起自责”，从此一心力农，而且颇多讲求，在农事上有不少自己的独创。曾国藩家乡属丘陵区，不少水田开在坡上，小而分散，所谓“垅峻如梯，田小如瓦”。曾玉屏便“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将小田改造成便于耕作的大田，同时也扩大了实际耕种的面积。在家庭副业的安排上，更具自己的特色：“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这个雇工不多的家庭式小农场，除种田外，还种了兼作猪饲料的蔬菜，同时养猪养鱼。虽然“半畦”数量所指并不明确，但在副业安排上，以蔬促猪、以猪促鱼的养殖关系似乎比较清楚，这就构成了后来曾国藩总结的“鱼、猪、蔬”三大治家法宝的基础。加上曾玉屏日后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曾国藩又在“蔬”的后面加了“书”，成为“鱼、猪、蔬、书”，终生奉为圭臬。
由于曾玉屏的勤奋，加上他不断改进经营的思路，家业很快兴旺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他在当地的权威和人望。曾国藩在《大界墓表》中引用曾玉屏自己的话说：“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霆摧的破”之类的形容虽然不免夸张，但曾玉屏好在乡间管事而且有着一定的威望大致属实。可惜由于他“少年失学”，粗而无文，他的人望，他的权威，乃至他的才能的施展，也只能在数里内外的亲族本家和近邻乡党中起作用，范围无法扩大，品位更无法提高，这就是他感悟到“大以不学为耻”的过程和为之付出的代价。
时间是一维性的，曾玉屏无法追回少年时的损失，但他有自己的补救方法，一面倾心接待文人，借他人的声望来烘托和抬高自己；一面拼命督促儿子读书，用儿子的成就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大界墓表》引曾玉屏自己的话说：“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曾玉屏如何倾心接待文士无更多事迹可考，但对儿子读书期望之殷切却是有诸多事实证明的。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曾玉屏的长子，理所当然，曾玉屏首先把希望寄托在长子麟书身上。无奈曾麟书天性钝拙，读书极不理想，而曾玉屏矢志不改，再不会读也得读，这就是曾国藩在《台洲墓表》中说的“教督我考府君，穷年磨砺，期于有成”的来历。毕竟皇天不负苦心人，曾麟书在赴县学应童子试考了十六次落第之后，于第十七次和自己儿子一起赴考时居然“得补县学生员”，获得了俗称秀才的名号，而这时他已经四十有三了。这次曾国藩幸好未能考中，曾麟书毕竟比儿子早中了一年。这也说明曾麟书确实是勉为其难了。但曾玉屏并不原谅，对他倍加诃责。曾国藩在《台洲墓表》中叙述其事说：“王考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其责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广坐，厉声诃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不仅有事诃斥，无事也予痛绳，曾麟书简直成了他父亲的出气筒。
曾国藩本来还有两个叔叔，一个早夭，活下来的曾骥云大概也不是读书的材料，曾国藩的有关文字都未提到他叔叔读书的事。曾玉屏眼看儿子读书的希望就要落空，就在这时，曾国藩降生了，而且又有巨蟒入庭的征兆，此时曾玉屏的高兴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曾国藩是长孙，自然是第一，又可能曾玉屏于希望孙子辈读书上进外还望家境更加宽裕，因而以“宽”为孙子名辈，于是曾国藩乳名宽一。
关于曾国藩的出生还流传着一个蟒蛇精投胎的传说。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深夜，曾国藩的曾祖父竟希公忽然看见一条巨蟒在空中盘旋，然后慢慢地靠近自家门，降下来后绕宅爬行一周，进入大门。蟒蛇有吊桶般大，头进到院子里许久了，尾巴才渐渐收入，浑身黝黑发光，斑纹耀眼，长长的信子上下颤动，嘶嘶作响，伏在院子里，直瞪着两只晶亮透红的眼睛。
竟希公大叫一声坐了起来，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一场梦！竟希公睡意全无，感到这个梦很蹊跷，遂披衣走出屋。他信步走着，突见空坪上分明爬着一条大蛇，左右蠕动，似要前行，这回他又被吓了一跳，但是镇定后定睛一看，原来是老藤的影子。竟希公从藤影又联想到刚才的梦，越发觉得稀奇，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时，老伴儿喜滋滋地跑来告诉他说：“孙子媳妇生了个胖崽！”
竟希公喜不自禁，赶忙走进长孙曾麟书的堂屋去看长曾孙。但见红烛光下，胖崽白里透红，头脸周正，眼睛微闭，似笑非笑，十分逗人喜爱。在乐得合不拢嘴时，他猛然醒悟：“这孩子莫非就是刚才梦中那条蟒蛇投的胎！”于是，他立即把自己不寻常的梦告诉全家，又领众人去看藤影。
大家都说一定是蟒蛇精进了家门。竟希公听后更是喜上眉梢，对身旁的儿子、孙子说：“当年郭子仪降生时，他祖父就曾梦见一条大蟒蛇进门，日后郭子仪果然成了大富大贵的将帅。今夜蟒蛇精进了我们曾家的门，崽伢子又恰好在此时生下，我们曾家或许从此儿身上要发达了，你们一定要好生抚养他！”从此以后，院子里那株老藤就受到曾家人的格外保护。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曾国藩就被人们认为是蟒蛇精投胎了。
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传说，成年后的曾国藩长得和蟒蛇很像：他眼睛呈三角形，总好像要睡觉似的，但却充满了光泽，中等身材，走路很重，言语迟缓。不仅如此，他的性格也跟蛇很近似，因为他从小就很记仇，即使是很小的仇恨也记在心中，总要找机会进行报复。比如他9岁时随父亲到桂塘一人家读书，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发生口角，主人疼爱自己的孩子，将曾国藩骂了一顿，在那里当塾师的曾麟书也连连向主家道歉。曾国藩把这件事暗自记在心里，散学时偷偷打破了主家的金鱼缸，使水干鱼死，这才消了心头之恨。还比如他12岁时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耍，不小心把神王弄翻在地。父亲为此斥责了他，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不让他终日嬉游，父亲把他带到6里以外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每天很早出门，很晚才回来。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做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往神王肩上一放，生气地说：“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一定要看好我的马，如果我的马走了，我一定饶不了你！”连一个神王泥像都不放过，可见曾国藩睚眦必报的心理。因长大后曾国藩有一双似闭非闭的三角眼，且个性内向，把什么事都搁在心里暗中盘算，因此人们就给他起了个“闭眼蛇”的外号，可见他始终与蛇有着不解之缘。
正因为竟希公这个梦，曾家对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寄予了厚望。他的祖父曾星冈四处请客报喜，还要大办“三朝酒”。
“三朝”那天，亲朋都来祝贺，所带礼物花样很多，应有尽有。中午时分，一位私塾先生手捧一个大红包姗姗来迟。他是曾麟书的老朋友，因年纪较大，虽然后到，可“后来居上”，被推为上座。
收礼的账房先生看这位老先生送来的大红包红绸上书写着“风吹花长”四个大字，不解其意，就去问曾麟书。曾麟书读过很多书，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因为湖南湘乡有个风俗习惯：买了小猪，经常用“风吹夜长，日长千斤，夜长万两”来表达良好愿望，这位老朋友难道把自己的儿子比作“小猪”了？
私塾先生知道大家不明白“风吹花长”的含义，就高声说：“今天是曾麟书兄贵子‘三朝’的大喜日子，我送这四个字的意思是：风——风傍麒麟子；吹——吹到贵府来；花——花童年十五；长——长大坐八台。怎么样，算得上‘礼轻情义重’吧！”
原来私塾先生玩的是“藏头诗”的把戏，这在当时农村，算得上是上佳之礼物了。正是这一系列的“吉祥”之兆和祝福，曾家对曾国藩寄予了厚望，给他取乳名叫宽一，名子城，字伯涵，子城就是“望子成龙”的意思。
曾麟书希望曾国藩“成龙”，这很自然，可直接把孩子的乳名采取“谐音”的方式来寄托自己的愿望还不多见，因为竟希公梦见蟒蛇而取这样的名字，就大有深意了。
也许曾国藩真的和蟒蛇有缘，后来还有一个蛇救他命的故事。在他7岁那年的正月，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国蕙坐着小渔划子到外婆家去拜年。远道来接的表哥江贵握着双桨，慢悠悠地划着，河水清澈，水中游鱼历历可数。这是曾国藩第一次出远门，心里特别高兴，他不停地把手伸到水中，试图捉到一两条小鱼。母亲看到后显得很紧张，怕他掉到河里去。突然，母亲看到一条大蛇向船边游来。“蛇！”她惊叫一声，脚一滑，倒在船边。船一歪，曾国藩掉进了水中。母亲惊呆了，江贵正要下河去救，却见曾国藩两手死命地抓住一根树干，急得哇哇大叫。船划过去后，竟毫不费力地就将他拉了上来，江贵说：“表弟福大命大，将来必定大有出息。”母亲疑惑地说：“明明看见一条大水蛇游来，怎么会是一段树干呢？一定是那条水蛇变成树干救了我儿的命，我儿真是蟒蛇精投的胎呀！”
在现在看来这些蛇精投胎也好，蛇精救命也好，都是子虚乌有的牵强附会，曾国藩一出生就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而他的家人认为他绝非凡夫俗子，一定要悉心培养，使之将来能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后来曾国藩的人生经历也证明了他的祖辈们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
曾国藩出生时的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历史的低潮，这是自朱明建国(1368年)以来，四百余年之间，中国社会首次因受到西方势力的冲击而发生根本动摇的时代。而在西方势力鸣枪开炮正式入侵之前，清朝皇权统治下的中华帝国，已经由盛而衰，败象横生，处处展露出危机。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片没落破败的景象，然而更危险的是，清廷朝野对于本身危险处境的无知。虽有少数留心时代变迁的士大夫发出警世劝时的言论，不幸却被多数人所忽视，至少并未引起当权者的注意。
因此，从乾隆朝后半期以来，各地的民变一天多似一天，各种灾变连年不断，外国侵略者的脚步愈来愈近，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甚至连政府的财政也一年比一年艰难。然而，北京城里的权贵们，各省的封疆大臣、赃官污吏，以及穷乡僻壤的地主豪绅、靠与官吏勾结而获暴利的富商大贾……所有一切在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分子，他们照样过着饮酒、听戏、抽鸦片、豪赌、宿娼、纳妾等奢侈糜烂的生活。仿佛社会大众所受的煎熬，国家的艰难，完全与他们无关似的；他们那醇酒美人、纸醉金迷的生活，似乎可以子子孙孙永无休止地过下去。
曾国藩就是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出生的，曾家是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生活不算宽裕，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曾国藩后来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曾国藩的父亲叫曾麟书，母亲江氏对他早年的影响极大。江氏是湘乡江沛霖之女，出嫁后人称江夫人。
江夫人的乳名叫“怜妹子”，说起这一称谓还有一段掌故。在重男轻女、溺婴风俗很盛的时代，许多女婴生下来就被遗弃了。江夫人出生后，她父亲江沛霖将她偷偷丢到床下，想让她冻饿而死，可到半夜一看，她竟然还活着。江沛霖心中大惊，自责说：“可怜的孩子，罪过在我，你不该死呀！”就这样，江氏活了下来，因为她被冻了大半夜，家人都很可怜她，因此起乳名叫“怜妹子”。
江氏容貌秀丽，少时就跟母亲学会了纺花、加工麻线，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好习惯，而且样样都能干，还认得一些字。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与江沛霖早有交情，嘉庆十一年(1806)他请人为自己16岁的儿子曾麟书做媒，嘉庆十三年(1808)“怜妹子”嫁入曾家。当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江氏与曾麟书成婚后，谨守曾门家训，操持家务克勤克俭，曾家渐渐兴旺起来。因此后来有人说，曾家的升官发财是江夫人的“仙女袒肤”所致。
江夫人的贤惠更是出名，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卧床3年，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毫无怨言。后来曾国藩赞言：母亲“来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造次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江夫人所生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麟书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夫人总以“好作自强之言”相劝。
在曾家的发达史上，江夫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她用自己勤劳而又智慧的双手支撑着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在她的身上有坚韧、刚强的可贵品质。她与丈夫几十年相濡以沫，如果没有她的操劳和坚强，生活恐怕早就难以为继了。
曾国藩一生继承了他母亲刚强的性格，敢于与困难周旋，有股冲天的倔强劲儿。直到晚年，他仍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此二字做出。”又说他们兄弟禀母德居多，好处就是天性的“倔强”。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