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 > 第四章 京官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第一节 一跃龙门，气焰不同
一
曾国藩是中国最后一个圣人。圣人似乎和钱是绝缘的，谁见过孔夫子或者朱熹先生谈论自家的财钱呢？
所以研究曾国藩的文字汗牛充栋，却没有人研究过曾国藩一生的收入与支出。
然而事实上，圣人生活也离不开钱。曾国藩是个心思细密的人，有那么一段，他坚持每天都记账，剃一次头，拣两块豆腐，都要记到花销账上。
那么，曾国藩一生到底挣了多少钱，都来自什么渠道？又是怎么花出去的？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曾国藩步入仕途，是否使曾家由普通农家上升为富贵家第？
曾国藩长期担任高官，并且号称清廉。那么他吃什么样的早餐，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否遵守官场潜规则？有没有过灰色收入？身后留没留下巨额遗产？
其实这个话题十分重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传统社会的许多侧面，比如礼金在官员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陋规”到底是不是全进了官员个人的私囊，官员们的灰色收入都有哪些来源，官员们的实际收入和名义收入的差别。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传统时代清官可以分为几种，贪官又为什么必须贪污。中国几千年来贪污愈演愈烈，和传统财政体制的弊端到底有什么关系。
二
如果要填出身成分，曾国藩应该在表上填上“地主”二字。不过为了准确，前面应该加上一个“小”字。
划成分主要看人均土地。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他家里共有一百多亩田地，一共八口人，人均十二亩半。
由于人口的增长，晚清时代中国的人均田地在两三亩左右。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相距不远，毛在与斯诺谈话中说，“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后来又买了七亩，“就有富农地位了”。人均五亩多地就算富农，以此标准判断，曾国藩家成分被定为小地主当无疑义。
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生活不同，在普遍贫困化的晚清，小地主的生活也仅止于吃饱糙米饭，顶多偶尔还可以吃到半个咸鸭蛋而已。曾国藩家是在祖父曾玉屏手里发达起来的，曾玉屏一生勤苦，成为小地主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曾国藩在他的墓表中说他自述“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也就是说，虽然家里雇了长工，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种菜，亲手养猪养鱼，一天到晚也不闲着。甚至在曾国藩点了翰林成了京官后，祖父仍然亲自下地拾粪、种菜。在祖父曾玉屏的带领下，曾家一家都勤奋刻苦，节俭异常。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块菜地，侍候得无微不至。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
曾国藩在这种气氛中出生与成长，他和弟弟们课余时间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叫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强悍的山风早早地粗糙了他们的皮肤，强健了他们的筋骨。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落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场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闭塞山乡的农家生活，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十分深重。其一生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都与此种家风的陶冶密切相关。
至于曾国藩姥姥家，境况远不如曾家。曾国藩母亲江氏本也算出身殷实人家。但她父亲“轻财好义”，大手大脚，不善持家，“家遂中落”。到曾国藩长大之后，他的舅舅一辈多落到下中农甚至贫农水平。
三
在传统社会，只有读书做官，才能使家业真正坚如磐石。如果没有“有功名”的人，那么这个家庭永远只是一个土财主，上升不到乡绅的阶层。
湘乡曾氏明清两朝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祖父曾玉屏下决心供孩子读书。儿子花了几十年没读出去，人到中年才勉强中了个秀才。他转而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特别是最聪明的大孙子曾国藩。
道光十八年春，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为湘乡曾氏数百年来的首名进士。
自捷报传到白杨坪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居家气象立刻变了。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原本俭陋的农居，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坐上了轿子。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是什么使曾家一下子翻天覆地呢？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有大笔收入。而且，清代的翰林官员工资十分低微。那么，曾家的钱是从哪来的呢？
当然是借来的。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工资十分有限，但“边际效应”相当大。一个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支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没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胥吏。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把手言欢。曾麟书被知府和知县尊称为“老太爷”，内心得意非常。（鲤鱼跃龙门，不但荣及父祖，还能光披九族。曾国潢在家书中绘声绘色地记载，一位族叔“为命件事”“接官”，地方官问他是何人，衙役们回答，是“曾某大人令叔”。于是“官称之曰‘叔老大人’”，此叔感觉大有光彩，快慰平生，“此次最得意。”）
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范进在未中举前，借碗米都借不到，中举当天，他岳父就拿着数千钱赶来，邻居们也送米的送米，送肉的送肉，让他顺利地打发了报喜的“报子”。在那之后，更“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第二节 靠拜客“收份子”筹集做官经费
一
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年底请假回家，在老家逍逍遥遥“把戏”（玩耍之意）了一年。这一年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当京官还需要“资本”吗？当然。清代官僚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雇车雇马，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这笔钱国家不给报销。其次，翰林等官员工资很低，而大清帝国又无公款消费之制。清政府不但不提供住房和公车，不报销公款吃喝，甚至连官服都要官员们自己购置。
所以当京官之初，是一件赔钱的买卖。甚至有人中进士后因为家中没钱，没法进京当官。“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就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族叔刘举臣每年接济他二百两，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
所以曾国藩这次回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筹资”，而筹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拜客”。
二
传统时代，一个人进学、中举、中进士后，照例要四出拜客。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家，到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家乡呆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外出连续拜客四次，共计一百九八天。也就是说，居乡近一年间的十分之七都用于拜客了。他的足迹遍及湘乡、宁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安化等十县州。
所拜的对象是以下四类：一类当然是自己的亲戚故旧；二类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累世没有来往的；三是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四是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
其目的，一是向亲朋好友通报喜讯，二是与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们建立起社交关系。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则是借此收受贺礼，收敛钱财。这是当时社会之通习。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该日日记中记载他“仆一人，肩舆八人”，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人们纷纷驻足观看。
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这不仅是白杨坪曾家的光荣，也是整个曾氏一族乃至湘乡县甚至湘中地区的莫大光荣。对这支崭新的潜力股，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四月十一日日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各处主人不但要给曾国藩送上“贺礼”，还要附送“轿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本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戊戌、庚子流水账簿”，专门记载他这一段拜客收入。从中我们可以查到，正月十六日在岳父家他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第二天在欧阳宗祠，则“入轿钱四百文，送予钱十二千八百文”。
除了亲戚家外，曾国藩拜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祭拜各地的曾氏宗祠，向曾氏各支先祖通报这一特大喜讯。从岳父家出来，他到达了“庙山家祠”。“祠内经管请外姓人吃酒，四十余席。”吃酒的场面之所以如此宏大，无非是庙山曾氏向外姓人炫耀家族的光荣而已。这一天曾国藩收入“轿钱三千二百文”。
在这几次拜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各地官员。这自然是赤裸裸的“打秋风”了，然而官员们一般来讲都心甘情愿。因为彼此都是官场中人，而官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官员的赠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名地方官员一人送八两，一人送二两……
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那就是湘乡人在各地所开店铺，人情簿中记为“拜乡亲店”。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绸缎庄，还是杂货店、烟袋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礼拜，目的无非是赤裸裸地敛财而已。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无不或多或少予以馈赠，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比如九月他在新化拜店凌兴隆、胡德昌、戴永隆、孙义盛等八家，“十五早请酒，席极丰盛，且恭，又共送钱十二千文”。传统时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营风险很多。结识了一位翰林，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所以曾国藩所获颇丰。比如他在宝庆城内拜了四十四家湘乡店铺，收了十二千九百文，平均每家收了三百八十四文。城外四十六家，收入三十六千六百文，平均每家收入七百九十五文。
曾国藩拜客过程中所收的钱财名目繁多，大致有贺礼钱、人情钱、轿钱、发卷钱、贽仪、题主钱，等等。一般来讲，送钱多少，要根据双方关系亲疏、施与方的地位和财力、双方过去的人情往来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授受双方心中是有一定默契的。多的可达数十两，少的可能只有“羊毫笔二支，印色一合”。然而有时双方并非心有灵犀，不愉快就不可避免。有的地方对新科进士大表欢迎，引导他去拜祭扫墓，请他书写对联，但提到贺礼，却不痛不快，导致曾国藩十分恼怒。比如他四月到达松陂曾氏家祠后，祠堂经管人又请他写字，又请他扫墓，折腾他好久，过后却提出手中无钱，贺仪须等到八月时再送，曾国藩当时勃然大怒，严厉训斥了他们一顿。四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道：“是日，松陂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扁，伊言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愧畏。”
四月十二日记载，曾国藩的雷霆之怒使得松陂管祠人十分害怕，请人说情给曾国藩赔了不是，还送了一部分钱。“松陂请人说情，送押钱六十四千。”
那么，曾国藩四次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首次拜客从岳父家拜到塘头湾曾祠，二十三日由塘头湾回家。时间不长，只有七天，范围不广，都是至亲，收入也不多。曾国藩自己统计了一下，共收入二十一千一百八十文。清代铜钱兑换白银的比率，大约是一千五百文兑换一两。这样算来，曾国藩拜客一周，收入约十四两白银。
首次拜客不过是小试牛刀。接下来曾国藩又有三次拜客，时间路程特别是收入均大大超过第一次。第二次拜客中，仅三月初七日至三月十一日在湘乡县城的四天，曾国藩就收入钱十二千六百文，银四十一两八钱。我们按《湘乡曾氏文献》账簿将第二次拜客收入逐笔相加，总收入为白银三百九十六两二钱三分。
第三次拜客收入，曾国藩自己做了这样一次总结：
三月二十九日出门，到六月二十二日到家，通计得现钱、轿钱、下人钱五百XX（原文如此）千文，花元二百三十元。
第四次拜客，按《湘乡曾氏文献》流水账簿逐笔相加，合计收入白银五百九十七两一钱五分。
以上四次，以白银合计，共为一千四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
三
这一千四百八十九两的收入，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呢？
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五六十文，鸭蛋每个二文多，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葱每斤五文，桃子六至十文一斤。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两银子。这样说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估算一下清代一两白银值今天多少钱。因大米的价格最能体现白银等货币的购买力水平，所以我们就借由米价来换算一下。道光八年，苏松米价每石一点五四两。也就是说，每斤值银零点零一两，而今天普通大米零售价每斤二元左右。那么当时一两银子就是值现在二百元人民币。
以此衡量，曾国藩拜客收入的一千四百八十九两白银，合今天人民币二十九万左右，堪称巨款。
四
除了在家乡把戏时四次拜客外，道光十九年秋天，曾国藩北上入都为官时沿途拜客收入也相当不菲。上至省长（巡抚），下至县令，乃至学官，他都拜到。一路北上，收到馈赠共计约五百余两。根据以上记载，总计曾国藩所有拜客收入，在两千两以上，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可达四十万元。
多年之后，曾氏在家信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显得颇为后悔：
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这是后来的悔悟，当时困窘中的曾国藩面对这些馈赠，似乎并无犹豫。因为这么多银两，作为将来京官生活的预备也仍然不甚充足，所以曾国藩还主动向他人借钱。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日记中说“路费，大启已诺”。
第三节 替人打官司赚“外快”
除了接受馈赠和借贷，“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来源。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之后，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讽谏他们洁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务。苦口婆心，反复申辩。比如他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给人的印象是他向来谨言慎行。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颇做了几件。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旧佃户彭简贤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8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开始“判断乡曲”，调节地方纠纷了。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五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
绅士在中国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以至于费孝通称中国为“士绅社会”。曾国藩的此类举动在当时并不招物议，盖因乡绅的一个重要社会作用就是“判断乡曲”。一般情况下，地方官视民间普通纠纷为细微之事，不愿意为此开堂审案。县令收到这类诉状和禀呈后，通常会写上简短的批词，批付地方，促使双方调解。在这类调解中，乡绅通常都是主角。当然，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无偿的。事实上，“干预公事”是乡绅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家气焰当然不同。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入京之前，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一件，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绵布小袄、棉袍套、绵圆袍、绵套裤、棉马褂、绒领、棉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
原来那些和曾家后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族人对“曾大老爷”态度也发生巨变。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日记记载，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则曾国藩本人的“官派”、“威仪”显然也有可观。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湖南乡下长大的他，想的只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其居身行事，一遵地方陋习。如果不是经过日后的一番脱胎换骨，他不免也是晚清官场一名和光同尘的庸员而已。
第四节 翰林曾国藩的日常支出
一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到达北京，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他官运极顺，在道光二十三年又因翰林考试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于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文】十九年十月【人】曾国藩【书】进京为官【屋】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我亲自送外甥媳妇（曾国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国藩享两天福。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当官的地方待两天。”说话间已经泣下。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也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为国家储材之地，地位清要，然而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翰林院检讨等职，其地位略似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各级研究员，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打交道，经常出席各种重大典礼，面子上十分风光。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两。乾隆体恤京官不容易，规定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也就是开双份工资。加上四十五两“双俸”，不过为九十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一石粮食值一两五钱四分银子计算，数项相加，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换成人民币，不过两万四千多元。以这点工资，养活今天的一个“京漂”尚且困难，何况一个拖家带口的京官。
清代京官之穷，今人实难想象。有记载清代京官有人穷到“不能举火”。清李慈铭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笔记中，有翰林曾作诗这样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更为传神的是这样一条谚语：“京谚有云，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因为穷翰林买不起车，只能走路上班，偏偏还要摆架子迈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后面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难言。
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累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全社会都知道的事实。
二
那么翰林曾国藩的生活质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让我们从衣食住行几项来观察一下曾国藩的支出情况。因为《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账簿，所以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为观察重点。
曾国藩在京期间的一个主要支出项目为房租。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或者和那些卖大白菜的做豆腐的挤在一个大杂院里。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讲求宽敞气派。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为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搬到绳匠胡同，房十八间。曾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如此算来，则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两银子，用去全部薪水还不够。总计道光二十一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七十五两三钱三分。
另一项最重大的花费就是社交应酬。京官的工作很轻闲，他们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日日聚宴，因为这是他们建立人际网络的最重要方式。每天晚上，北京著名的馆子门口，停的都是官员们的车马。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清人李慈铭的日记中载，自己一年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百余两，而据他自己说，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算大。
曾国藩生性喜交游，我们根据《湘乡曾氏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的数据，对曾国藩这一年社交花费进行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正月，团拜分赀二千文。黄矩卿赀分二千五百文。
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份一千文。
三月，吴子宾处寿礼一两。湖广会馆公请乔见斋，分赀二千五百文。请吴世伯朱世兄，分赀一千文。
四月，穆中堂、卓中堂两处祝敬，各一两八钱八厘。致其他处节敬、寿敬、门包共十一两九钱四分。某朋友寿分一千文，朱世兄嫁妹随礼及送卓中堂寿屏共二千四百文。
……
合计这一年曾国藩人情来往花费七十九两一钱六分。这其中并不包括自己单独请客吃饭的花费。这类花费在曾氏账本中随处可见，比如：
二月，东麟堂请客八千文。三月，东麟堂请客十千文，便宜坊差役五百文。四月，付东麟堂十六两七钱七分。七月十二日，付厨子二千五百文，准备十三日在家请客。十月，请客预付菜钱一千文。
仅以上数项，就合计白银三十一两四钱四分。
算上请客吃饭，社交开支当年至少一百一十两六钱。
第三项较大的花销是买衣服。
曾国藩家书之中多次提及衣服。晚年他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因为穿得体面，代表的是对上司、对官场规则的尊重。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妻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确实，入都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载他入京之初拥有的部分衣服：
芝麻纱袍套一付，线绉绵袍褂一付，宁绸单袍线纵套一付，呢袍褂一付……湖绉棉袍一件，大呢皮马褂一件，湖绉皮军机马褂一件，珍珠小毛袍褂一付，羊皮海虎绸袍一件，大呢绵马褂一件，皮圆袍一件，紫毛褂一件，沉香茧袍一件，灰鼠袍褂一付……
衣服档次较入京前明显上升一大级。
仅帽子一项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小帽，皮风帽等十一顶。这些衣服的购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数两至数十两银子之间。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所添制衣服不多。因为上一年刚入都时已经基本置齐。在辛丑年用银数和用钱票数这两本账簿中，这一年这方面花费二十八两二钱七分。
而在以后，随着官职上升，曾国藩又陆续大量添制衣服。特别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赴四川主持乡试，将所带的衣服列成单据，更可以让我们领略前清官员的排场。
除此之外，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仅坐车坐轿一项，就为数甚巨。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但有些场合总不能徒步参加，隔三差五就要租一回马车，这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销。
道光二十一年中，相关记载如下：
正月，车夫一千文。
三月，车钱六百文。
闰三月，车行五千文，又七千五百文，车钱一千三百。
六月，车钱六百五，二百七，六百，八百，
三百五十，一百八十，车垫子一千三百五。
……
合计为二十三两四钱九分。
除此之外，身为文人，文化消费自然不少。比如这一年的买书等文化支出：
二月，付会文斋、字铺二千文。三月，买《斯文精萃》一书，花去一千文。
闰三月，买《斯文精萃》《缙绅》，二千文。
四月，书钱四百文，买字帖二千文。又付懿文斋书钱八两二钱一分。
……
合计这类花费，道光二十一年为四十二两五钱三分。
曾国藩到京不久，夫人也北上入都，数年之间生养了几个儿女，人口日繁，仆妇日增，仆人工资，生活日用，也是不小的支出。更何况父亲及两个弟弟也先后入都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在曾国藩的账簿中，买煤买粮买肉买苦水甜水剃头打辫子赏下人，每月都为数甚巨。道光二十一年他交付仆人荆七用于日常花费平均每月二十千五百三十五文。以此计算，生活日用，一年要花掉一百七十七两九钱七分（当年因闰月，共十三个月）。
通计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费各项，共花费四百五十八两一钱九分。列表如下：
由此可见，曾国藩这一年最大的支出是基本生活支出，其次是社交和住房。
如上所述，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这样算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赤字为三百三十三两五钱四分。
京官弥补赤字的管道通常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入京为官前通过拜客等活动筹集大量资金，或者像刘光第那样由族人资助。二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三是借贷。四是利用手中权力，谋一点灰色收入。
曾国藩在家乡拜客及借款等收入，如前所述，约两千多两。除去进京路费花去数百两外，尚有大量积余。道光二十年和二十一年，他基本就是靠这些积余生活。道光二十年，因为入京草创，花去了八百两白银。道光二十一年的支出中，部分仍赖此项。
外官的赠送，是京官沙漠般枯竭的财政生活中不多的清泉。谈起晚清的官场腐败，人们最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等名目。清代京官与外官的收入有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只有死工资，而外官们在地方上有大量灰色收入。外官需要建立在中央的关系网，所以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点礼，名为“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如果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这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如果认真归类，这固然是官场腐败的一部分，但是在官场中混，似乎还没有听说谁会拒绝这笔小小的“灰色收入”。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这只是清代官场诸种陋习之一。即使清贫的京官，逢年过节，也要给座师等人送上节敬门包。李慈铭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
作为一个官场新人，曾国藩资望全无，关系不广，外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在《辛丑年正月记旧存银数》中，曾国藩记载正月这类收入有以下几笔：
程玉樵送别敬十二两。罗苏溪送炭资十两。李石梧送炭资十六两。
在《辛丑年入数》中记载从二月到年底的此类收入：
二月初五日，彭洞源送银四两。
三月初六乔见斋送别敬十六两。劳辛阶送别敬十两。
十四日黄世铭送别敬十二两。
……
通计全年炭敬、别敬等项共计九十七两。
曾国藩到京头两年花费约一千三百两白银，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子终于花光，外官馈赠又如此之少，他开始面临借钱问题。
在京为官，声誉如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你能不能顺利地借到钱。曾国藩在家信中说：
在外与居乡不同。居乡者紧守银钱，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紧有松，有发有收，所谓大门无出，二门亦无入，余仗名声好，仍扯得活，若名声不好，专靠自己收藏之银，则不过一年，即用尽矣。
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关将近，手头银两终于全部花光，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及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到这年年底，累计更高达四百两。在这一阶段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在此之后，借钱更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借款额最高时达一千多两。
分析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收入来源，可以列表如下：
俸禄只能满足开支的四分之一。
从表面上看，“低薪制”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国家不得不对官员们“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
贪污舞弊的前提是手里有可支配的免费或者低成本资源。京官，特别是翰林院这样的清水衙门里的京官，绝少这样的资源，但是在近乎绝境的经济状况压迫下，许多京官还是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许多京官因此绞尽脑汁，寻找发财门路，甚至替外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许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错。
曾国藩却没有做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他已经发誓“学做圣人”。在曾国藩的资料档案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曾国藩营求私利的记载。这一年曾国藩收入账中只有替人办诰封收入十六两这一笔，算是帮人办事所得的收入。这类收入在当时社会是京官可以获得的半合法收入，不算贪墨所得。
第五节 发誓不靠升官发财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发出这样一番誓言的背景，是入京为官的曾国藩以“学做圣人”作为人生目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在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影响下，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精研理学、“学做圣人”之志。然而“学做圣人”也是一份可怕的条约。签订了这份条约，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经由理学设定的路径，在生活中时时与“欲望”交战：“天理人欲，决不两立。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人欲消尽”。
明清两代的官场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清官大部分都是理学家。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就以理学名世，他一生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他的名言是只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强调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终生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
清代清官多出于康熙朝。著名清官陆陇其“笃守程朱”，被尊为清代理学第一。熊赐履、李光地两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其他清官如张鹏翮、蔡世远、陈鹏年等无一不是理学精深之士。而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学大兴之时。
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薄俸制的精髓在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能塑造出这种不吃草的马儿的只有理学。因为理学家的快乐就在于与欲望为敌，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来彰证意志的强大。我们看史书所载明清两代清官形象，实在令人鼻酸：
明代的著名清官轩倪“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秦弘“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
清代名臣张鹏翮“居无一椽，食无半亩，敝衣布被，家计萧然……四壁空虚，一棺清冷，贫宦与老僧无异也”。
名臣于成龙因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辞世后，遗物仅有绨袍一袭，靴带二套，粗米数斛，盐豉数器，白银三两。
陈官至巡抚，平时也不舍得吃肉，“其清苦有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
可以说，薄俸制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能建立起约束各级权力的有效机制，使薄俸制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因此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培养了独特的“清官文化”，导致明清两代官员两极化发展。在贪风遍地的背景下，清官们前仆后继，如同数盏明灯，高悬在昏黑一片之下，成了王朝的点缀。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国藩“学做圣人”是极为认真的。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日课”，即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甄别出来，深刻反省。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
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并且因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这其实不能说明他本性如何贪婪，只能说明清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可以反衬出今天的公务员生活是何等幸福。
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可以说，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学基础，是曾国藩一生保持清节的关键所在。
第六节 大大地阔了一把
当然，京官们的生活也不是毫无希望。清代政治体制中为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困的管道是“得差”，即被派到外地办理公务。在出差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大量的“灰色收入”，发一笔小小的横财。这是京官生涯的最重要财政补给站。
翰林们最容易得到的差使是乡试主考。乡试主考官通常由朝廷派出。国家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所以对主考官待遇颇厚。担任主考，可以先从户部领取部分路费。
正如同混乱的薪酬制一样，差旅费也是一笔糊涂账。所谓预支，事后所余并不需缴还。而考官出行，例由沿途驿站付给夫马，不必自己出银，故此一项，可以省出一笔银子。
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要送给主考官员“辛苦费”。这笔钱多由一省的督抚或学政来转交，往往高达数千两。这笔收入，会使一个穷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此外还有中举者的贽敬等收入。
所以曾国藩在日记家信中多次提到希望得一次差。道光二十二年年底他说：
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见日紧矣。
道光二十三年，朝廷举行了一次“考差”，选派去各省主持乡试的官员。身为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对这次考试期望极大，为了准备这次考差，他甚至预先服起了补药：
男因身子不甚壮健，恐今年得差劳苦，故现服补药，预为调养，已作丸药两单。考差尚无信，大约在五月初旬。
也许是曾国藩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他鸿运当头，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此时正是他经济极度紧张的时候，真是久旱逢甘雨。
曾国藩当然大喜过望。得信之后，曾国藩立刻忙了起来。首先给家人朋友写信汇报此喜信，然后兴兴头头借轿子、雇轿夫、领银子、借银子、买衣服、做衣服、到兵部领勘合、交割手中杂事……
七月初九，曾国藩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吟诗作赋不绝。这一天的日记写道：卯初（早上七点）起行，雨后朝旭，清气可飧。西山在望，万尖如笋……未初过白河沟，慨然思明成祖与李景隆之战，得句云：“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
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任务所获收入曾国藩记有账目。现存账目部分内容如下：
入银数：
四川省城
公项二千四百两。
制台百两。（宝）
藩台百两。（潘）
道台吴（珩）百两。
道台张百两。
领盘费四百两。
内帘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两。
首县轿银四十两。
魏祝亭五十两。
张赞周二十两。
刘遐亮百两。
将军五十两。
周荔农五十两。
贺美恒四十两。
黄宝斋四十两。
贽敬共五百两。
李石梧五十两。
陶莲生三十两。
傅秋坪十六两。
方仲鸿二十两。
崇荷卿十二两。
姜海珊二十两。
……
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无所获。加上节省的途费，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
除了银子，还有实物。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入财料数”：
宝中堂江绸袍褂料两套，朱红川绸、川绸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绉四匹。
袁小城滇缎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潘木君嘉定绸二匹，巴缎袍褂二付，川绸二匹，被面二床……
除了衣料，曾国藩收受的其他四川特产比如藏香、黄连、厚朴、茶叶、砖茶、火腿、桂花米、香珠……也不在少数。回来后，他将这些特产酌量分送了四十二位朋友。清代官场风习及潜规则运作方式，于此也可见一斑。
回来路上，曾国藩心情仍然大好，一路连作《游桂湖》、《入陕西境六绝句》等诗。回程日日记载：“天气晴和，体亦爽快，间作打油诗几句。”其心情可以想见。回程中所作《柴关岭雪》，内有“挥手舞岩颠，吾生此潇洒”之句。
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大为改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债务全部还清，大大松了一口气。账目册记载他这年年底还银共一千四百零六两。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夜间不出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徒步。
任四川主考这一次，是曾国藩步入仕途后首次往家里大额寄钱，大解家中燃眉之急。曾家人终于大大地沾了曾国藩一回光。因为及至此时，为了维持乡绅生活的体面，曾家已经是债台高筑，从往来家书推测，家中欠债总额已经高达八百至一千两。虽然寄回六百两供家中还债，曾家的债务其实还是没有还清。
曾国藩坚持把另外的四百两用来周济自己的同族和亲戚。二舅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令他疚心不已。他生怕自己不施援手，会有更多的亲戚在贫穷中去世。
四川乡试发的这笔财应该说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这笔收入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虽然成为著名的理学家，虽然终生“与流俗战”，但曾国藩从不以这种半合法化的制度为对手。这是他和海瑞那种清刻到骨的清官的最大区别之处。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一方面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数据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曾国藩终生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尊重，庆吊往来，礼数周到。晚年成为总督后，和当时的大部分官员一样，他请客送礼，很多时候用的也是公款。同治八年正月，曾国藩出京，给在京官员送了一笔别敬，总数高达一万四千两，这笔巨款的来源是由他掌握的“缉私经费”。甚至在京官期间，他也曾经在诰封用宝之类的小事上走过后门。
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摆设。而曾国藩最终却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与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所以他不会与天下所有考官为敌，拒绝此银，更何况曾家景况此时又如此窘迫。
第七节 曾四老爷的乡绅生活
由此我们需要荡开一笔，去关注一下曾国藩离家后，湘乡曾家的经济状况。
如前所述，随着社会地位由平民升为缙绅，社交费用和维持基本体面所需要的钱财也大幅增长。而曾国藩入仕初期，对此并无力提供太多直接帮助。
作为一个穷京官，曾国藩是一直尽力接济家里的。在传统社会，做官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家族的事业。跳过龙门之后，对家族不做回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曾国藩入京之后，每年都会借上几十两银子寄回家中，做“堂上大人”的“吃肉之费”。
不过，由于自身经济状况窘迫，为官前几年，曾国藩对家里帮助微乎其微。他在家信中对祖父这样表达自己的惭愧之意说：“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不能务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
只有道光二十四年初寄回家中的六百两银子，确实给家中解了燃眉之急。但有了六百两，曾家尚有数百两外债没有还清。可见数年乡绅排场代价之高昂。
但到道光二十八年，曾家经济却出现彻底翻身之面貌。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潢在家信中说，这一年家中收入已达五百两。不但负债全部还清，还频频买地。所费之多，甚至引起了曾国藩的不满。他在当年家信中说：
即买竹山湾，又买庙堂上，银钱一空，似非所宜，以后望家中毋买田，须略积钱，以备不时之需。
经济状况改善如此迅速，除了曾国藩寄回家中的六百两外，更关键的，则是由于他的弟弟曾国潢“生财有道”。
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大弟，他虽读书缺乏天分，但性格外向，爱出头，好揽事。操持家事，强于木讷笨拙的曾麟书。所以曾国藩劝他放弃入仕之念，专心管理家族事务，上以侍奉老人，下以照顾其他三个弟弟读书，这是曾国藩通盘考虑后所做的安排。
既要主持家务，则处处离不开钱。而绅士发财的主要途径就是调节纠纷，打点官府。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一般都会对曾国藩批评其弟曾国潢干预公事的内容印象深刻。曾国藩做京官期间自顾不暇，曾国潢大肆包揽词讼，成了“武断乡曲”的典型。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国潢在给曾国藩的家书中谈到他替别人到广东要账的事，这件事曾国藩一开始曾认为根本办不成：
弟为朱家事，兄则说“无济”，而弟归后，朱所留之人，又执银票收到五百。此会经弟手者，算有千八九百，下少二千五百，将来或亦可望。若不是弟为他弄到，毫厘皆票矣。
替别人前后要到了近两千两银子，曾国潢会获得多少收入呢？接下来的信中透露了消息：
止要他谢三百银，庚子年之借字除一百，实谢二百两，退借字足矣。
收益大约是要回账款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间。
曾国藩一方面夸奖他办事的才能，另一方面又提醒他说：
此后近而乡党，远而县省城，皆靠澄弟一人与人相酬酢，总之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
对于曾国藩“三不”的要求，曾国潢是这样回复的：
不失信，不自是者，老兄或可稍不挂念。惟不贪财一语，有点靠不住。
接着他详述为某人办事的经过：某人自道光十七年起，“所有粮票，皆未到手。”以前的银票，“即公道扯算，一概也须钱几十千。”“至弟手，则以四千了事，又为之将新饷完清，总之便宜又便宜。”那人一共谢了他七十千文，除去办事花销，一共收入了四十千，约合二十六两七钱银子。
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二十六日的家信中，他又这样讲自己如何替人逃避国税：
熊青六家，正饷南漕，共十三年未完。（每年正银五两，四年未完。一年五升米，九年未完。）又一个钱办不出。从去年起，叩托弟数十次……拜托四老爷开恩……弟昨一概与之办清，共清出油串五十二张，止去钱一十四千二百。
得意之态尽显。
因为“曾四老爷”朋友多，能办事，所以在地方上一呼百应，甚至有人请他入干股。十一月二十日信中说：朱岗轩“信死了曾四老爷”。“前四月在他（朱某）家吃酒……求弟合伙开当铺。”“昨夜又遣其脉侄婿刘四来，送官燕七个，丽参四支，猪肘，羊肘，咸鱼各十余斤，糖十封，鸡一只，总是求弟合伙。其合伙也，不要弟出一文本赀，万一要赔，不干弟事。”如此好事，只有一个条件：“每年新正请官与绅衿酒，则须弟到，或者经衙门之事，须弟去，余则全不管理。”
曾四老爷如此能办事，自然繁忙得很。他这样自述：
湘乡近日之“曾四太爷”，神通亦颇不细，一到家中则蓝缕已极。尧师每来，常呼为“老长工”。
当然，曾国潢很清楚他之所以如此吃得开，完全是因为曾国藩这个靠山的作用。特别是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跻身卿贰”，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后又于二十九年实授礼部右侍郎之后，曾家在地方上影响力更是迅速增长。曾国潢在家信中说：
我家若无兄创立在京，热热闹闹，家中安得衣足食足，礼义频兴。
确实，因为有了曾国藩这个靠山，历任地方官对曾国潢都毕恭毕敬，敬礼有加。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国潢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这样洋洋自得地描述他在县令面前如何吃得开：
又有数件上案，万万弄不清者，弟从中和息，自官以下莫不感激。弟与师令相见不少，说得亲爱之至，未有大不合者。渠亦目中止此一绅士，待举人进士，未如此珍重……或有庸人妄人（想把持衙门），澄侯（曾国潢字）痛骂，自不敢不中止。
曾国潢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信中这样描写他与县令交往的情态：“师令已填实授……弟今日拜会，道喜道谢（细毛虫事），谈的是京内升迁，外头调补，及粤东夷务已大半定等事，毫未及他。”你看，一个普通秀才，与县令谈的居然全是国家大事。
传统时代巨绅势力对地方政治影响极大。咸丰元年八月十七日曾国潢的一封家书，透露出曾家确实可以左右湘乡县令的任期。在家书中，曾国潢向曾国藩汇报说，因为县令朱某深得曾家及其他湘乡绅士的欢迎，所以曾麟书在湖南巡抚路过永丰之际，专门拜会巡抚，要求他多留朱某在湘乡干几年。巡抚对曾麟书自称小侄，说：“小侄可保其三几年不调动。”
有了这样的权势，曾国潢在地方上当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以“湘乡第一绅士”甚至“唯一绅士”自命。他在信中描写如何受人欢迎：“不出外，则时有人会；出外，则一日数件，并拦马者之多。自问何知，而人人尊仰如此耶？”事务如此繁忙，收入当然也就可观了。综合以上情状，统计曾国潢一年之中所办大小事件，他通过这些事务，一年收入大抵可在五百两至一千两白银之间。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曾国藩在家信中向曾国藩汇报说：家中经济情况不错，虽然因大灾谷价涨到三千四五，一天要过往七八十个要饭的，但曾家生活费用的筹办“呼来遣去，总无窘手之时也”。世道如此憔悴，“如我家之活活动动，能有几人哉”！这一方面是说明曾家生活不错，另一方面当然也是自我表功。
虽然曾国藩对曾国潢在地方事务中过于活跃十分不满，一再去信告诫，曾四老爷却不为所动。因为老曾家除了曾国藩一年往家寄点银子之外，他的这个本事就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了。事实上，老四把家管得确实不错。到道光二十八年，湘乡曾家已经“主仆共二三十人”。除去主人，仆人已经十多名。
道光二十七年冬，曾国潢买下附近下腰里的田庄，改建成一座大房，一正二横，外有槽门，起名为“黄金堂”。
曾家原有建于嘉庆年间的祖屋一座，名曰“白玉堂”。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祖父曾玉屏命改建祖屋以示庆祝。改建后的白玉堂为三进大屋，青墙黑瓦，双层飞檐，山字墙垛，雕梁画栋，颇为壮观。
此时的曾家，已经不是小地主曾家，也不是翰林时期的曾家，而是二品大员之家。一切举止作派，都已经是大族气派了。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曾的祖父出门去看新修的坟墓，派头已经十分威风：
次日，祖父带红顶，穿呢马褂，绸夹衣，珠履，坐椅轿，用四夫，依然子扛，后面扛内用一人打一詹伞。父、叔偕弟等衣冠陪行，看祠堂，便看墓坟。三炮而出，三炮而入，颇属大观。
当然，不论曾四老爷如何长袖善舞，他的经营成果只能满足湘乡曾家的日常生活排场需要，并无余力帮助在京为官的曾国藩。不过，道光二十七年之后，随着官职的升迁，曾国藩在京的经济状况也出现了一定改善。
第八节 回不起家的“副部长”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侍郎级（副部级）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享受副部级别，“跻身卿贰”。
道光二十九年他升补了礼部右侍郎，又创造了一个新纪录：成为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副部长。
道光三十年正月，对曾国藩恩遇重重的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咸丰登基，对曾国藩仍然倚任不衰，屡任命其兼属他部。到咸丰二年正月，朝廷一共六个部，曾国藩一个人就兼了五个侍郎。
不过，即使贵为侍郎，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仍然不富裕。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春明梦录》的作者何刚德的座师孙诒经就曾做过光绪年间的户部侍郎，兼管三库，在副部级官员中是最“肥”的。有一次孙氏说家里有好菜，留何吃饭。何氏兴冲冲坐到席上一看，六个碗里不过是些寻常的炖肉和炒菜而已。还有一次留何吃饭，“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何刚德不禁感慨地说：“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孙诒经的俭德固然感人，户部侍郎收入不丰也一目了然。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当然赶不上后来的孙诒经。此时曾国藩在京家口连同仆人，已经二十余人，开支十分浩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父母说：“男升官后应酬较繁，用费较广，而俸入亦较多，可以应用，不至窘迫。昨派教习总裁，门生来见者多，共收贽敬二百余金，而南省同乡均未收，不在此数。”同日写给诸弟的信中则说：“寓中用度比前较大，每年进项亦较多（每年俸禄三百两，饭银一百两），其他外间进项尚与从前相似。”略可见曾国藩此时的经济状态。
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对弟弟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可见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筹不起路费，不能回家。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如果不选择做清官，曾国藩其实是有大笔发财的机会。和地方上一样，清代六部其实也贪风横行，各部都例有部费收入，其中以户部为多。
清代财政制度规定，所有财政支出，均由户部报销。为了报销顺利，不被户部找麻烦，各地申请报销的部门通常要给户部支付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叫做“部费”。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户部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不给“部费”，即使符合规定，户部也可以找个理由让你报不成。对此，雍正皇帝总结说：“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
自然，中央不止一个户部。到任何衙门、办任何事都得交费。按时人记载，这些巨大的贿赂多由经手的书吏贪占。但是作为各部长官的尚书侍郎，如果想从中分润，应该是易如反掌。曾国藩身兼五个副部长，仍然清贫如许，这有力地证明了他“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是得到坚守的。
不想贪污，就只好寄希望于帝国体制内的收入渠道。好在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梦寐以求的差使终于又一次落到了他头上。皇帝命他充任江西主考，曾国藩喜不自胜，第二天即在谢恩折中奏请乡试结束后顺便回家省亲，皇帝自然照准。
曾国藩兴高采烈，一路南下。一转眼他居京已经十三年。这期间最遗憾的是祖父母均已经在此期间去世，临终也没能见上他一面。母亲十分思念他，以至于这年年初，一贯隐忍顺从、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坚决表示不顾家人的反对，要北上北京来看他：“母亲大人口气，今秋决计进京，并不许人打破。”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见到思念已久的父母大人了。
不料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忽然接到家乡送来的讣告，母亲江氏已经于六月十二日，也就是他接到派差喜讯的当天去世。曾国藩五内俱摧，当即易服奔丧，由安徽转至江西九江，再由九江沿江西上湖南。
如果曾母晚去世几个月，则曾国藩会再次收入数千两。如今这项收入落空，而办理丧事及京师家属回南又需要大笔费用。除了收取奠金，别无他法。他之所以要赶到江西再转湖南，既是因为顺路，也是因为可以收取奠金。他既到了江西，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内中途守制，于是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千两。这千两奠金救了他的急。
手里有了钱，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出三百两，还掉北京催得最急的债。以二百多两在省城还账。其实，因为他宅心仁厚，朋友也欠他的银子总数亦将近千金。然而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
还完了账，他带四百多两至家办葬事。然而家属回南的钱还是没有着落。因此他只好命儿子在北京开吊，以京城朋友的奠金做路费。
第九节 偿还余债
随着曾国藩抵达湖南，他的京官生涯正式宣告结束。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当年在京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咸丰九年，第二次出山带兵的曾国藩在写给曾国潢的信中说：“余往年所欠京账，今冬拟托寄云还清，不知家中尚有清单否？可于此次寄来。”可见直到此时，他才有能力还掉七年前的旧账。
而同治三年，任两江总督已经五年的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壬子丁艰后曾请毛寄云、袁午桥两公代为结算，止利还本，兹接沛之来信，索及前项，因从徽商吴成茶行汇兑湘纹银一千两，函嘱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可见咸丰九年曾国藩的财力只够还本，直到做了多年总督之后，才彻底将京官生涯的欠账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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