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 第八章 布局东南
为左宗棠谋浙江巡抚
慈禧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其实曾国藩能节制的地盘很少。仅以浙江为例，他当时不想节制浙江，因为浙江已残破不堪。当他全力和陈玉成在安庆血战时，太平军李秀成兵团已攻占浙江西部、南部大部分地区。安庆失陷后，李秀成下定决心全力经营浙江，并以突袭手法攻占绍兴，对浙江省会杭州完成合围。
杭州被围是大事，慈禧迅速下令曾国藩前去解救。曾国藩突然意识恍惚起来，对这道圣旨视而不见。慈禧就连续给他命令，曾国藩的意识就不停地恍惚。
浙江巡抚王有龄写信给曾国藩，字里行间哭腔十足，大有“拉兄弟一把，我为你做牛做马”的情态，可曾国藩像是傻了一样，在安庆城里呆坐，不发一兵一卒。
事情很直观，曾国藩只要一声令下，还未获得高级职务的左宗棠就会奋不顾身地去解救杭州，但他就是不下令，而且还和左宗棠谈起了世界观。
二人谈到西方列强和如何对待西方列强，谈得如火如荼。
1861年12月中旬，杭州已危在旦夕，据王有龄呈递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如果还未有援兵，杭州在半月之内必失。慈禧大怒，严厉斥责曾国藩不作为、见死不救。
曾国藩慢悠悠地诉苦说，非是我不救王有龄，而是力不从心。我的人都抽不开身，多隆阿正在咳血，连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何况上战场。湖北巡抚李续宜正在焦头烂额，骆秉章、彭玉麟都被分内事纠缠，分身乏术。我在安庆，还有上海和江苏的绅士们来缠我，要我去拯救他们。我所能用的人只有一个左宗棠，可左宗棠现在无名无分，去解杭州之围，难孚众望。
慈禧看明白了，曾国藩这是给左宗棠要名分呢，古语说，名与利器不可轻舍于人，这种事，不是你曾国藩想要就能轻易要到手的。
慈禧坚决不同意，仍是激烈地要曾国藩出兵解杭州之围。看到慈禧圣旨里字字如炸弹，曾国藩心惊起来。他对左宗棠说：“看来你非要跑一趟杭州不可了。”
左宗棠沉默，沉默得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至少在曾国藩印象中，没有什么事可以让左宗棠沉默这么久。
终于，左宗棠还是第一个开口了：“这杭州吧，救和不救，结局都一样。”
曾国藩睁大眼睛。
左宗棠说：“到浙江作战，四面都是太平军，等于是咱们闯进了人家院子，后勤补给一定困难，我去，等于是一支孤军深入，还要层层突破太平军的关卡，你说这和登天有什么区别？”
曾国藩把头点得如鸡吃米：“你说得对，可又不能不救，上面催得紧。”
左宗棠一笑：“要救早就该救，等到这时说这话，你可太虚伪了。”
曾国藩脸微微一变，左宗棠又开口了：“不救王有龄这厮是对的，他之前总是想从您这里挖人，还在皇上面前说您坏话……”
“话不是这样说，”曾国藩打断左宗棠，拿腔拿调起来，“我和他都是大清之臣，理应同舟共济，互相扶持。见他身陷苦海，我没有能力去解救，真是心痛。”
其实关于曾国藩何以不救杭州，和浙江巡抚王有龄有很大关系。他和王有龄虽无深仇大恨，但李元度事件始终是曾国藩心上的一道坎儿，纵然王有龄在1861年12月末战死杭州，也未能让曾国藩忘记李元度事件。
杭州的陷落，给清政府一记闷棍。朝中的老头们和慈禧立即展开激烈的讨论。有人说，应该有人为杭州的陷落负责，此人自然是曾国藩。有人反对说，此时正是用曾国藩之时，惩罚他就是自毁长城。慈禧坐在同治后面的帘子里脸色极难看，她是在懊悔，如果早给曾国藩索要的东西，杭州恐怕还有救。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1862年1月，慈禧下令，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敦促曾国藩，要他和左宗棠尽快收复杭州，光复浙江全境。
曾国藩一扫当初的萎靡状态，左宗棠也是快马加鞭，开始知行合一，对浙江发起稳扎稳打的进攻。
当湘系集团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浙江时，曾国藩却高瞻远瞩地眼波流转，瞄向了上海。瞄了许久后，他就找来李鸿章，李鸿章倾吐心曲道：“你呀，应该去上海。”
组建淮军
不多几年后，李鸿章常发自肺腑地说：“没有曾公，就没有我李鸿章。”那时他已是封疆大吏，和曾国藩平起平坐了。的确，在晚清，“曾李”可以并提，但没有前面的“曾”，后面的“李”就是个虚无。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全面照顾，始于李鸿章进入曾幕，高潮就是为李鸿章创建了淮军，并让他去上海开辟新天地。
上海原本是个渔村，属江苏省，发展了几百年，也毫无亮点。直到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为通商口岸，才猛地崛起，并迅速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南京无数富户携带财产逃避上海，上海的经济更是如虎添翼，傲视南中国。
由于上海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清政府，都尽力想让它为己所用。遗憾的是，太平天国多次进攻上海，因为上海的洋人助阵，所以并未得手。而清政府方面，江苏巡抚薛焕是个草包，只能保佑太平军别占领上海，其他无所作为。如此一来，上海孤悬两股势力之外，仅凭洋人的几千条洋枪苟且偷生。
李秀成占领杭州后，上海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当地士绅阶层推举出一人去见曾国藩，希望曾国藩这个节制四省的官场大佬能派一支部队去保卫上海。
他们知道曾国藩缺钱，所以在吹捧了曾国藩神功伟绩后，立即指出，只要曾国藩派军队到上海，那上海方面可以给曾国藩月薪六十万两白银。
曾国藩听到这时，险些没控住口腔里的口水，他深吸一口气，打起官腔说：“这事需从长计议，我们的战略计划里没有这一条啊，我们正准备打长毛的老巢天京呢。”
来人对曾伟人察言观色，发现这位总耷拉眼皮子的曾老头似乎在说真话，不禁大失所望，悻悻地回了上海。
上海的士绅们开会，都骂这个人蠢，说动曾国藩，不能只提钱。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士大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跟他总提钱，这不是把他向小人堆里扔吗？！
一个叫钱鼎铭的上海地方官和一个叫冯桂芬的人琢磨了半夜，写了封信，由钱鼎铭带着来到曾国藩驻地，信上说，“希望曾公您出兵一万，以一勇将带领，解救上海，解救上海苍生。如果您不派兵来，上海危在旦夕，生灵涂炭，被长毛贼涂炭，这肯定不是您希望看到的。您原本就是天下苍生的救世主，难道眼睁睁看着上海人民陷于水火吗？”
曾国藩喜欢听这样的话，读书人就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如果单纯谈钱，简直太侮辱传统士人的人格了。
他对钱鼎铭热情如火，钱鼎铭感受到了曾国藩的真挚，就诉说当时的形势：“上海一带，只有上海、江苏镇江、浙江湖州三地没有被长毛占据，但很难持久；上海一带虽有民团、武装的洋人，可如果没有大军前去，这些势力都守不了多久。要想让上海活，必须要派遣一支军队。”
曾国藩连连点头，对于钱鼎铭的这段话，他早就研究了很久，他对上海的熟悉恐怕不比钱鼎铭差。他一口答应钱鼎铭，必会抓紧时间派一支精锐去上海。
钱鼎铭屁颠颠地走了，曾国藩却陷入思虑中。
当时，湘军的确没有多余的兵力，大家都在各自的战场上忙碌着，只有曾国荃在向天京慢悠悠地推进。他希望曾国荃带一万人去上海，曾国荃一口回绝了。他说：“我非要打下长毛的老巢天京不可，上海那地方，根本不必派军队去，只要我猛攻天京，全国各地的长毛贼都会跑回来救天京。”
曾国藩说服不了曾国荃，只好另想办法。“既然现成的兵派不出去，那不如新立一支。”这是曾国藩对李鸿章长吁短叹时，李鸿章心不在焉地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曾国藩眼前一亮：“对啊，少荃，你这主意太好了，这事就交给你吧。”
李鸿章慌忙从椅子上站起，想了一想，说道：“我只是一说。”
曾国藩板起脸孔说道：“我可不是随便一说。”
李鸿章皱眉道：“其实湘军还是能派出一支万人部队来的，何必再建新军？”
曾国藩叹道：“湘军经过这么多年战阵，又经历过无数次胜利，已有暮气，必须要补充新鲜血液进来。而这新鲜血液却要完全不同于湘军，我看你就在你们安徽招募新兵，就叫淮军吧。”
李鸿章手直抖：“老师，这……”
“我选择你们安徽人，因为你们淮北的民风朴实彪悍，底子好，只要加以适当训练，就可称为劲旅。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李鸿章不语。
曾国藩叹了口气，“其实你是我幕府最得力的人，你若离开，我还真是一团乱，但上海关系重大，非要保住不可。能否有上海，是咱们胜利或失败的关键因素！”
李鸿章挺起身来，发誓一定要勇担这份重任。
和曾国藩创建湘军大不同，李鸿章创建淮军，并非是从头招募式的创业，而是驾轻就熟地整合。他利用湘军这座靠山，打着曾国藩的大旗，把曾在淮北抵抗太平军的团练们收编，然后按照湘军的营制改编，大清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支新的军队——淮军。
淮军和湘军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指挥官，湘军都是知识分子，淮军大都不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士兵组成，湘军专招朴实人，淮军由于成立仓促，所以人员复杂；最后，湘军的武器大都是冷兵器，但李鸿章到上海后，就把淮军变成了一支拥有火器的现代化部队。
淮军在两个月内组建完成，人数过了一万人。上海那边心急火燎地不停派人来，曾国藩和李鸿章原本计划再训练一个月，但时间太过紧张，所以决定提前去上海。
组建淮军容易，去上海却很难。当时从安庆去上海的陆路有千里之遥，而且路上必须经过太平军控制的江南地区。曾国藩谨小慎微地对李鸿章说：“这条路啊不好走，一旦在太平军控制地区和长毛交火，若是一万人打成了几千人，到上海后，咱们的颜面就没了。”
李鸿章连连点头，想了个主意：让上海方面报销往返路费，并且要绝对地保证淮军的安全。这个主意要实行，只有一条路：走水路。
上海方面马上付诸行动，他们向英国驻上海领事租船，江苏巡抚薛焕坚决不同意，因为按上海士绅们的意思，当地政府也应该出点钱。薛焕不是在乎那点钱，而是在乎他的权力。一旦李鸿章来了上海，他这个巡抚宝座大概就不保了。
钱鼎铭说服了他，淮军不来上海，上海肯定保不住，长毛对您的脑袋可非常有兴趣。淮军来上海，您纵然保不住巡抚的宝座，可还能保住脑袋啊。
薛焕对这段话进行了缜密的考虑，最后两害相权取其轻，终于同意雇佣英国战船运输李鸿章部队到上海。
经过三次大运输，1862年6月，一支万人的淮军部队全部抵达上海。最后一支淮军还在水上欣赏落日时，曾国藩就向中央政府提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薛焕正如他自己所料的那样，巡抚宝座虽然没有了，但脑袋完好无损地放在脖子上。
李鸿章去上海前，曾国藩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此次去上海，和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会很多，对于这其中诀窍，我觉得孔子所谓‘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我们要当从此一字下手。今天说的话，明天不能因小利害而变。”
李鸿章琢磨了半天，说：“谨遵教诲。”
李鸿章是曾国藩麾下最后一位担当地方大员的人，自此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和江苏都成了湘系的天下。
他的傲气和与生俱来的书生气在此时也如日中天。
四拒借洋兵
李鸿章抵达上海后，上海的洋人们来找李鸿章，李鸿章趁势请他们检阅淮军。当时的淮军，兵饷不足，而且在乱世摸爬滚打了多年，衣衫褴褛，浑身流淌着二流子气质。洋人们看完，就愁眉苦脸，偷偷对人说：“这简直就是你们中国的第一大帮丐帮，怎么可能守得住上海？”
有人把洋人的担忧告诉李鸿章，李鸿章“呸”地吐口痰到地上说：“别听他们危言耸听，他们这样说是想让咱们‘借师助剿’，曾公说过，死都不会靠他们这群洋人。不过，”李鸿章转动眼珠说，“他们的枪炮可真够劲的，你问问他们，是否能卖给我们一些？”
李鸿章说曾国藩死都不会“借师助剿”，字字都是真的。所谓“借师助剿”，是当时清政府流行的一种想法，就是借助洋人的兵力来对付太平军。
其实，“借师助剿”的论调存在许久了。早在曾国藩困守祁门，英法联军进北京时，有洋人就曾向清政府提议，俺们可以用先进武器帮你们打洪秀全。清政府的老人们围在桌子前商议，商议了多日，也没有结果。他们突然想到，这种事远在南方战场的顶梁柱曾国藩最有发言权，于是让曾国藩发表意见。
曾国藩当时的处境万分艰难，如果让洋人助攻太平军，先不说输赢，至少能把围困祁门的太平军兵力分出一些去。可纵然如此，曾国藩深思熟虑了几天后，给出的答案仍是：外夷的军队不可用！为什么，他说，自古外夷帮助中国消灭敌人后，都有意外要求。就是说，借助外夷，成本太高，超乎想象。
他还自信地认为，湘军水军已控制了大部分长江江面，清政府部队的单薄在陆而不在水，太平军能够纵横南中国，也是在陆不在水。湘军陆军不可能进兵天京，就算洋人的战舰由海口沿长江上行，也不能收夹击之效。也就是说，洋人无用。
不要认为曾国藩是个正儿八经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他是个实用主义者，正如儒家教导他的那样“无可无不可”，绝不会用死规矩把自己限制死。洋人要借兵给他，他不同意，可对于洋商从南到北代运漕米，曾国藩满口答应。
他对中央政府说：“对外人借兵给咱们的事，要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对他们出兵，咱们应委婉地拒绝。可是他们要代我们运送漕米，我是大力赞成的，咱们应该鼓励他们，让他们发更大的光和热。”
信的最后，曾国藩说：“我和左宗棠、李鸿章商量的结果就是如此。不过，纵然要他们代运漕米，咱们也不能一劳永逸。洋人的先进技术，咱们只要有机会，必须要学习啊。”
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远见，在那种自身安危都受到考验之时，竟能想到如此深远的计划，曾、左二人实在有过人之处，也足以证明，后来二人倡导洋务运动，不是头脑发热，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时的江苏巡抚薛焕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对曾国藩“自以为是”的论调大为不满，王有龄对中央政府说，“曾国藩在祁门被困成了鳖，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洋人无用，实在是死鸭子嘴硬，不借助洋人，他曾国藩根本就对付不了长毛贼。”薛焕更是气冲斗牛，对中央政府说，“曾国藩这是掩耳盗铃，说不借助洋人，可上海现在就是靠洋人在守卫，一批不远万里来的美国人还自动自发组织了‘洋枪队’，帮助我们打击长毛。”
二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脆弱的内心认定纯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对付不了长毛，而曾国藩虽身处逆境，却内心强大，再加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他有着不同于王、薛二人不同的声音。
价值观决定人生观，这话一点都没错。
清政府对曾国藩和王、薛二人进行综合评论后，觉得曾国藩正确，王、薛二人是胆小鬼。岂止王、薛二人是胆小鬼，当时在南中国受到侵害的所有中国上层社会都这样想。上海方面的士绅在未去请曾国藩出兵前，就大肆鼓吹应该请洋人来保卫上海，并请中央政府向洋人“借师助剿”，收复被太平军占领的苏州、常州等地。
中央政府再问曾国藩的意见，当时他已从祁门出来，正在围攻安庆，胜利指日可待，所以底气更足。他对上海那群士绅说：“几个洋人拿几条枪保卫上海，这可以，但让他们进攻苏州、常州，简直是滑稽可笑。上海是通商口岸，也有他们洋人的利益，他们保卫上海，理所应当。可苏州、常州等地不是通商口岸，没有他们的利益，他们来这里，能有什么责任心？！”
上海士绅们垂头丧气，曾国藩后来又去信对他们说，既然让人家保卫上海，就该以诚相待，不可猜疑，尤其不可自傲自卑，能得其心，就能得其力。
以“诚”待人是理学家的杀手锏，曾国藩主张在外交上也应该如此，这是他终生的人生信条。
薛焕气得鼻子都歪了，正遇到太平军猛攻上海，洋人们也守得很艰难，薛焕再提“借师助剿”。曾国藩也没好气，对中央政府说，“谁不想尽快消灭长毛，洋兵如果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天兵天将，那咱们不用就是傻子。可这些人狼子野心，不成功还好，一旦成功，所要求必然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到那时候我们给还是不给，给的话，必是贻害国家，不给，就得开战，谁能保证打赢？这不是前门驱逐了狼，后门来了虎吗？！”
“借师助剿”的论调一时沉入谷底，李鸿章抵达上海后不久，又一波“借师助剿”论兴风作浪。提出这一老掉牙论调的人是三口大臣崇厚，他玩了个花招，说洋人不可信，但印度人可信，大家都是受洋人欺辱过的。我们可以借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兵来中国，帮助我们打长毛。
曾国藩忍无可忍，怒斥荒唐：第一，借师助剿是大错特错，只图眼前痛快，不想将来的危险。这些人鼠目寸光，应该都拉出去不经任何审讯就斩首示众；第二，他曾国藩三番五次地摆明了自己的主张，可还是有人三番五次地提“借师助剿”，拿他曾国藩的话当放屁，简直无法容忍！
他联合左宗棠、李鸿章向中央政府上了一道很不客气的奏章，专谈此事。他说，经过缜密的调查后，我们得出结论，英国人调印度兵来助剿这件事是子虚乌有，英国人在印度都手忙脚乱，怎么可能有精力调人来中国？纵然英国在中国的地方官想从印度调兵，在他们那种政体下，必须经过议会通过才可进行。崇厚脑子里都是糨糊，不知他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英国人忽悠了，还是他做梦梦到的，竟然异想天开，这种人的智慧不足以担任官职，皇上应慎重考虑他的去留。
最后，他又说了不借洋兵的另外理由，可谓掷地有声：长毛匪原本是中国良民，纵然为匪，失去良知本体，也是吾中国国民，自有我中国管，岂要外人来？况且，今日之形势，长毛匪已是穷途末路，我辈自有能力结果他们。即使他们仍气焰万丈，这也是我们自家的事，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和汉朝人的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同样气势如虹。
曾国藩说了这么多情绪化的话后，笔锋一转：“如果政府真听了那些不开窍的人的话，借师助剿，那湘军绝不会配合进攻。湘军不配合，洋兵人少，能攻城但没有人力守城，最后肯定是白玩一场。”
慈禧看到奏章的最后，想要发怒，但终于忍下来。虽然对曾国藩很有意见，但她还算清醒，绝对不能借师助剿。
曾国藩四拒借洋兵，终于使得洋人没有进入中国军事领域，至少在这一程度上看，它保全了中国的军事主权。
为了不让洋兵参与中国事宜，曾国藩可谓煞费苦心，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最具典型的是阿思本舰队事件。阿思本舰队事件是这样的，1860年，英法联军进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同治和慈禧回京后，负责和英法联军和议的奕訢说，这群鸟人能如此轻松地进了咱们帝国的心脏，就是因为船坚炮利。我看这很好办，只要咱们花钱买一支舰队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说奕訢是当时的高瞻远瞩者，但这件事证明了他的平庸。不从制度上改革，全去表面武器上装潢，这和一个肺痨患者看到拳击高手天下无敌，认定是拳击手套的强大的思维模式一样。
奇异的是，奕訢的看法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曾国藩也暂时同意，不过他比奕訢走得更远一点，他希望能有自己的船厂，而不是全靠购买别人的战舰。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奕訢和洋人们交流、谈判，最终确定每艘战舰数十万两白银。曾国藩得知消息后，大呼太贵。但他又不好阻挠这件事，因为开始时他是同意的。于是他掉头重新拿出自己的主张：此时购买战舰无非是为了对付长毛匪，可我早就说过，长毛匪的长处在陆而不在水，洋人的战舰都是横行于辽阔的大海，咱们和长毛匪交战的地方没有大海，要那么多战舰做什么？
奕訢头痛不已，问曾国藩，请把话说清楚点，我最近公务太多，脑袋都要炸了，你想要表达什么？
曾国藩拿出自己的想法，战舰必须要买，买战舰不是目的，买来后研究它，然后咱们来自己制造，一来省钱；二来可以不必仰洋人鼻息。当有一天，中国人见到战舰不会大呼小叫，咱们就真的强大起来了，就可以和洋人分庭抗礼了。
奕訢头更疼了，他想不了那么远，按他和慈禧的想法，买一支舰队回来，消灭太平天国，这就是直接目的。可曾国藩又谈什么自己制造战舰，这就超出了他的想象。经过多日的模糊的思考后，他同意了曾国藩的想法，不过，还是违背了曾国藩的意思，购买了一支小型舰队。
这支舰队包括三艘中号军舰、四艘小号军舰、趸船（无动力装置的矩形平底船，通常固定在岸边，用于装卸货物或供士兵上下使用）一艘，又购买了大批武器弹药，一共花费白银六十五万两。
闻听此事，曾国藩拍着大腿对人说：“几艘破船就值这么多，要是自己建造，何至花这么多冤枉钱？”
虽然如此说，他还是渐渐乐观起来。当时胡林翼仍在世，他和胡林翼商量说：“这些战舰一到，每艘战舰留下三四个洋人，至于士兵，都用咱们湘军的，炮位也用湘军，哈哈。”
人生法则之一，就是发生的事永远是你预想不到的。就在曾国藩踌躇满志时，情况发生变化。变化来自二道贩子、英国总税务司司长李泰国，他是英国人，但因为总和中国人打交道，觉得中国人名字很酷，所以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他把这件事想得特别美好，也特别长远。清政府把钱交给他，购买了战舰后，李泰国阁下竟然私自聘请英国水军上校阿思本为这支战舰的司令。这还不算，他还招募了六百多英国水军官兵，准备舰上全用英国人。
这就是所谓的阿思本舰队，随之而来的就是阿思本舰队事件的爆发。
如果事情只到此为止，也不算什么。一个舰队的司令和士兵是外国人，并不代表舰队的归属权也是外国人。可随之发生的事让清政府和曾国藩惊骇万分。
战舰未到中国时，李泰国摇摇晃晃地进了北京城，和奕訢等人寒暄一阵后，就从皮包里拿出几张纸，上面既有英文也有汉文。奕訢莫名其妙地问：“这是什么？”
李泰国晃荡着肥头说：“看了就知。”
奕訢就看，这是份合同，双方签订人不是他李泰国和奕訢，而是他李泰国和阿思本。奕訢才看到第二条就大吃一惊，看完最后一条后，简直要跳起来痛揍李泰国一顿。
这份合同的大致内容是，阿思本是这个舰队的司令，而他李泰国是司令的司令。阿思本有权决定中国以后的水军规模和战舰样式，并且这支舰队要挂外国军旗，至于中国清政府的龙旗，随便找个地方画几只蚯蚓就可以了。
这个合同告诉清政府一件事：你们出钱买的舰队不属于你们，不但这支舰队不属于你们，以后你们的海军也不属于你们。
若是几十年前，中国人早就抽出腰间的铁片子，把李泰国一刀两断了。可因为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对英国人已畏惧如虎。奕訢一面擦拭汗水，一面向李泰国表示，这事他做不了主，要请示慈禧太后。
李泰国在椅子上微笑着点头，意志坚定，自信十足地说：“让你们的女皇看看也无妨。”
伟大的女皇慈禧看了，要跳起来，却终于忍住，隔着帘子问奕訢：“南方那群人怎么看？”
这当然指的是曾国藩的湘系集团，此时，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顶梁柱。奕訢轻轻地说：“已经把此事传去南方了。”
慈禧再问：“你觉得他们会怎么看？”
奕訢想了一下：“他们听您的。”
“是吗？”慈禧笑了，瞬间收了笑容，蹦出三个字，“听个屁。”
慈禧可谓未卜先知。曾国藩得知此事后，万分激动，写了封情绪极为激烈的奏章，希望中央政府死都不要答应这件事，即使那些钱一毛都要不回来，也不可答应。
他的奏章在路上时，奕訢等老人们已在制定新的合同，这份合同只轻描淡写地改了一句话：阿思本的司令职务应由清政府授予，舰队的最高指挥官应是中国人，而非任何外国人。
消息再传到安庆时，曾国藩简直要暴跳如雷了。
耻辱！他的脑海里只有这两个字，但焦躁地转了几圈后，他突然猛地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让他冷汗直冒。
中央政府那群人纵然被英国人的两次战争吓破胆，也不至于害怕到这种程度，花了那么多钱，只买个总司令任命的权力？
这件事如果换个角度考虑，如果阿思本带着他的舰队来南方，由于他的任命是出自中央政府，是不是就说明他代表的是中央政府？等于说，中央政府派了支舰队抢他的胜利果实来了？！
曾国藩一屁股坐进椅子里，脑里乱成一锅粥。由此看来，中央政府还是对他大大不信任啊。如果他这个时候还坚决抵制这支舰队，那岂不更是给了中央政府一个印象，他曾国藩想独揽南中国？！
可问题是，由于深谙传统文化，曾国藩在安庆的这段时间已尽量收缩自己的权势，低调得让人叹为观止，他只是希望北京朝堂帘子后面那位对自己的猜忌减少一点，维持好和中央政府的关系。
倘若这种思路在他头脑中占据上风，那他的行动应该是，完全同意中央政府的决策，并沐浴更衣，焚香祷告、敲锣打鼓欢迎阿思本舰队。然而，对这支舰队的归属权所产生的对国家未来的担忧，让他不惧猜忌，毅然决然地上奏中央政府说：“咱们出了钱，就该让咱们的官员全权指挥，绝不可让洋人把持这支舰队。如果洋人非要把持，那干脆将这些战舰赏给各国，付出的钱，咱们也不要了，就当喂李泰国这只狗了。”
这番话铿锵有力，奕訢和慈禧都受到震动，这就是花钱买未来，非有高瞻远瞩的人不能做出。
慈禧问奕訢：“你说该怎么办？”
奕訢不能说曾国藩势力大，此时不好得罪，于是说：“曾国藩说得很有道理。”
慈禧说：“那你就硬着头皮去交涉吧，你有几十万两白银做靠山，应该是底气十足吧。”
奕訢的确底气十足，阿思本更是底气十足，声称奕訢和李泰国订立的章程，他绝不同意。如果非要如此，他就将舰队解散。
奕訢还抱着幻想，对阿思本说：“舰队是我们花钱购买来的，你要走就走，把船留下。”
阿思本向来是强盗思维，他说：“船是我开来的，你们不让我独断，那我就要把它开回英国，有本事，你们派人去把它开回来。”
奕訢没有这个本事，给曾国藩去信询问对策。曾国藩这回头脑冷静下来，毕竟是那么大一笔钱，不能无缘故就真的赏给洋人。他出了个主意，阿思本可以把舰队开走，但大清政府是出了钱的，所以委托阿思本把船变卖，变卖之后的钱应该归还清政府。
阿思本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大好机会，乐不可支。为了利益最大化，他声称我们这次来中国，花费颇多，往返费用你们要给报销。
曾国藩和奕訢不必商量，他们要的就是这结果，立即同意。于是，阿思本虚报账目，又把销售战舰的价格一压再压，最后，清政府损失了近四十万两白银，终于取缔了阿思本舰队。
“阿思本舰队事件”让清政府的一些激进分子大为恼火，无缘无故浪费了这么多钱，居然什么都没有得到。纵然是拥有猴子智慧的人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他们在慈禧面前指责奕訢和曾国藩，慈禧只是异常平静地听着，最后才说，这件事以后就不要提了，谁提我就惩治谁。
当北京紫禁城里的那些迂腐官员正谈论失去的金钱时，曾国藩却在安庆城中愁眉不展。他意识到，阿思本战舰事件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造船厂，自然也没有驾驶员。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必须要建造自己的造船厂和培养自己的船员。
当然，这不是他紧迫的任务。在1862年，曾国藩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解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问题。
向天京前进
安庆之战后，洪秀全在天京城里失去了上帝给他的法力。法力在这种危机时刻消失，让原本就惶惶不安的他，头脑的紧张程度更雪上加霜。他想起被自己间接除掉的杨秀清，倘若此时最擅长上帝附体的杨秀清在，他会向杨上帝叩头，渴求他拿出高明神圣的方法解脱困境。他又想到那些最早跟着他从广西打出来的老兄弟们，特别是石达开，带走了几十万人。如果那几十万人还在天京城，他就什么都不怕！
天国的春天只在他脑海最深处，如梦如幻，天国的夏天似乎就在昨天。他感觉到，只是在昨天，天国大军还气势如虹，纵横整个南中国，如在无人之境。可只是一眨眼，天国的秋天来了，万物凋零。一片萧瑟，连宫里那些艳绝人寰的几千个小老婆都黯然失色，如同僵尸。
几天前，又传来芜湖失守的消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来，安庆为上游第一道屏障，芜湖为第二道，两道屏障都成了敌人的院墙，天国首都的上游就暴露在湘军的锋刃下。一想到这里，洪秀全嘴角直颤，双手抖如脑血栓患者。
在几百里之外，曾国藩的手也在抖，是过度兴奋地抖，他正在制定围攻天京的计划。这份计划高屋建瓴，宏观上分三路。第一路由李鸿章从上海自东向西进攻；第二路由左宗棠在浙江开辟战场，清肃浙江太平军；第三路则是湘军主力沿长江两岸向前推进，直指天京。
微观上分四路，就是第三路军，也就是进攻天京的湘军。第一路指挥官是他老弟曾国荃，进攻巢湖、和县、含山，成功后与扬州一带的清政府军合二为一；第二路指挥官是多隆阿，攻合肥成功后向天京方向运动；第三路和第四路的指挥官分别是鲍超和李续宜，在长江南岸向前推进。四路之外，还有彭玉麟的水军协同作战。
四路军几乎同时行动，并且势如破竹。1862年5月末，四路大军逼近天京，曾国荃甚至进逼到离天京只有四十里的周村。
曾国荃信心爆满，如同一头雄狮，他此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攻进天京，为他老哥和曾家创建永难磨灭的不世之功。曾国藩慌忙去信给他，“你太冒进了，步子迈得太大，小心身体。后面的几路都没有跟上，万一敌人断了你的后路，你哭都来不及。”
曾国藩一向主张稳扎稳打，原本的计划是四路大军实行地毯式的同时推进，想不到他老弟急如星火，把其他三路甩出那么远。在信中，他认真对老弟阐述自己的作战主张：“当年江南大营七万余人，都无法攻破天京，你区区两万人就想登天？作战之道，尤其是攻大城时，必要准备好攻城部队，打援的部队，布置妥当后才可行动。你现在太冒失，速速停止，等待我的命令。”
曾国荃等不了，当曾国藩这封信抵达周村时，曾国荃已向前推进了三十余里，把军队驻扎在了雨花台，这里离天京只有四里！
曾国藩的信到达雨花台时，曾国荃正在极度兴奋中。看了老哥的信，不禁嗤笑起来。他对参谋们说：“不是我在背后说曾大帅的坏话。我老哥年纪大了，斗志差了，行事过于拘谨。说的话全是大套理论，没有实践支撑。咱们可是有实践支撑的，自起兵以来，咱们打的仗还少吗？每次不都是以一敌十，把长毛打得哭爹喊娘。”
他给曾国藩回信道：“诸军士被招募进湘军，所图的就是攻下天京。洪秀全那厮已是穷途末路，我们应乘胜进攻。倘若在此等待，岂不是让他们有所准备？况且，天京是贼之根本，拔其根本，则枝叶自然死亡。只要我们攻天京，分散在各地城池的贼军必会来救，那时，李鸿章不必来了，左宗棠在浙江也不必打了，当他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变了天地。”
曾国藩并未认为老弟吹牛，可心里仍然不踏实。他继续去信劝曾国荃：“驻扎雨花台我没意见，但你绝不能擅自行动、攻打天京。”
写完这几句话，又觉得言辞不够温和，于是和曾国荃唠家常：“我知道你创建功业的心特重，应该问你这心从何处来，是为家族争光，还是为了让人看得起你，是为苍生社稷，还是仅出于喜欢打仗。这里有公心也有私心，出发点不同，结局就会不一样。这就是正念头，念头对了，才能把事做对。”
曾国荃讨厌老哥讲大道理，但他毕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回信给曾国藩，就按你说的，等四路大军到齐，我才行动。
曾国藩接到信后，总算放下心里的石头，想不到这波才平，另一波又起：四路大军永不能齐聚天京下了。
中央政府突然来了圣旨，要曾国藩迅速派一支军队赶赴陕西，陕西那边出了大状况。陈玉成的一支太平军进入陕西后和当地活跃的捻军配合，搅乱了清政府的政治秩序。这支兵团不仅把陕西闹了个底朝天，还威胁着山西甚至湖北。
曾国藩反复思量，如果不救陕西，一旦长毛进了湖北，那又要重新来过。审时度势之下，他听从了中央政府的命令，派已攻占了庐州的多隆阿去陕西。
李续宜虽然是一路军的指挥官，但他本人已是安徽巡抚，只是派了手下兵团前往。这支兵团进展缓慢，又要分出一部兵力回安徽和太平军作战，所以更不可能快速抵达天京城下。至于鲍超，兵力有限，到和不到，对曾国荃而言并不重要。
等于说，只有曾国荃一支孤军抵达天京城下。曾国藩希望李鸿章能快速向西推进，李鸿章有这个能力，却不实施。他从上海出发时只带了两千淮军。有人问他为何这样消极，李鸿章神秘地一笑说，曾国荃能征善战，曾大帅智慧高超，有他们曾家人在，天京何愁不下。我若兴师动众而去，给别人的感觉不是要抢人家的功劳？！
这是智慧，换个角度看就是鸡贼。因为人人都知道天京城不好打，岂止是不好打，简直是难于登天。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