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风雨张居正 > 第二五讲生前身后之名（寻找张居正）
两个疑问
我讲张居正的过程中，参看了许多资料，这其中既有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国榷》和《明神宗实录》这样的史料，也有现代人有关张居正的一些著作。
这其中对我帮助尤其巨大的当数现代学者写的一些有关张居正的传记。比如说美学家朱东润先生写的有关张居正的最为权威的一本传记《张居正大传》，比如说中国社科院刘志琴老师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中的《张居正评传》，还有像冯艺远、戴洁茹两位学者写的《张居正传》等。在此，我想特别对这些前辈学者表达个人的敬意与谢意。
没有这些前辈的努力，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风雨张居正》的系列。
当然，在这其中，我个人最为钦佩的，也是学术界有关张居正研究最为推崇的，还是要数已故著名美学家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
对于这本书，一方面，我个人非常喜欢，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奇怪。
奇怪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他为什么要给张居正的传起名叫“大传”呢？
比如说他还写过《陆游传》、《梅尧臣传》、《元好问传》，甚至还写过一本《朱东润自传》，但这些他只起名叫“传”，为什么写张居正就要叫“大传”呢？
二是这部《张居正大传》的写作时间也让我感到奇怪。
这部《张居正大传》是朱东润先生四十六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于四川乐山写的。当时，朱东润先生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而武汉大学是因为抗日战争所以才临时流亡迁徒到乐山的。连学校都是流亡学校，所以朱东润当时过的也是流亡生活。据朱东润先生自己回忆说，就是在这种流亡生活中，他于1941年的1月3号开始动笔，仅过了七个月，到了1941年的8月6号，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张居正大传》就全部完成了。
那么，朱东润先生为什么在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要如此急勿勿地完成这部《张居正大传》呢？
对比他其他的传记作品来看，这本《张居正大传》字数最多，用时却基本上可以算是最短，再加上当时恶劣的创作环境，我们尤其想知道，是什么让朱东润先生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创作热情的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朱东润先生为什么要给这本《张居正传》起名叫“张居正大传”，朱东润先生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倒有过一个简单的解释。
他说：“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可见朱东润先生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会让后人产生疑问。那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朱东润先生说“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词，尚书就有《尚书大传》。而传纪的“传”原来最早也是从经学里过渡后才使用到史学里的。既然“传纪”的“传”可以从经学中借用到史学里来，那么经学中“大传”这个词为什么不可以借用到史学里来呢？所以，他就起名叫“张居正大传”了。
朱东润先生的这个解释非常学术，他的意思是说自己是跨学科领域，从经学里借用了“大传”这个词，但为什么要突破常规如此借用，他也没说。所以，只能说朱东润先生只说了“是什么”，却没说“为什么”。
至于时间上的疑点，也就是他为什么在1941年的流亡岁月里，在短短的七个月的时间，要赶出这样一部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朱东润先生就更没有提及过了。
带着这两个疑问，还有在讲述《风雨张居正》的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种种难以释怀的情感与情绪，我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去那片生下张居正并养育了张居正的荆楚大地，去寻找我自己的答案。
身后名
我来到荆州古城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远处的天边有一道血色残阳把古城笼罩在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中。
我走在荆州城东门外草市的大街上，想起四百八十多年前，那个因为爷爷梦到了一只白乌龟而取名叫张白圭的小朋友，就是在这条大街旁的某个房屋里呱呱落地的，想到那个叫张白圭的少年神童就是在这里改了一个张居正的名字，从而走向了天下，也从而开始名满天下的，心中对这种历史的偶然就充满了一种敬畏和叹息。
荆州人无疑非常爱戴他们这位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神奇的先人，荆州的张居正故居修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气势，说老实话，绝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本以为，经过了四百年的岁月沧桑，没有多少人会去在乎自己的某位祖先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本以为，四百年的岁月变迁早就把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化景点“压榨”成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微缩景观。
可事实是，无论从占地规模和修缮程度来看，张居正故居都是我所见过的名人故居景点中非常突出的。
我在跟当地人聊天的时候，说起张居正故居非常有气势，有位当地人跟我说：“这算什么，张居正那是一代名相啊！中国古代虽然有很多名相，但谁能跟他比啊！”
这话听起来特牛，但牛得让人服气。
当时我听了这话，一坚大拇哥，说了四个字：“名至实归”！
我在张居正故居里流连了大半天，首先产生的一个感慨就是：一个人的生前身后，得失毁誉，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也不是可以预料的，所以只要能够无愧于心，就应该像张居正那样，无所顾忌，奔着自己的理想，勇敢地前行。
张居正生前的时候，权势达到了极点，声誉也达到了极点，甚至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为了表彰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为他建祠堂，这叫生祠。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拍马屁之举。可是张居正对于这些，就像当初面对荆州的官员为他建三诏亭一样，表现得极为冷静，说我死之后，恐怕连找块安葬的地都困难，谁又会在乎你生前的显赫呢！
我们曾经分析过，张居正在建下丰功伟业、在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的是太冷静了，也太有政治远见了。果然，张居正一死，小万历开始对他口口声声要报答的恩师反攻清算了，因为在张家没有抄出预期的两百万两白银，甚至要把张居正开棺戮尸。果然像张居正生前预料的那样，他几乎连块安葬的地都不能保全。
终万历一朝，张居正被定性为万历皇帝碰到过的最大的奸臣，小万历不许任何人为张居正翻案，大明万历朝的政治口径非常统一，不要再提张居正的贡献了，最好把张居正这个人彻底忘掉！
可是，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毕竟不是可以人为地抹杀的。
就在万历朝当时，就有不少人为张居正鸣冤报屈。要说像潘季驯这样的张居正破格提拔的人才为张居正叫屈还可以理解，但连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也为他叫屈，这就更有说服力了。
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曾经在张居正诏毁天下书院的文化专治过程中饱受打击，他也是张居正生前少数能敢于痛批张居正的人。可当张居正死后，当他目睹了朝廷对张居正的诬陷以及对张家后人无情的迫害后，他不仅指责那些不能为张居正辩护的官员，还把张居正与当时人们都特别爱戴的清官海瑞作对比，说海瑞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却不可以“任栋梁”，但张居正虽然执政时“胆大如天”，却可以称得上是古今“宰相之杰”！
李贽是思想家，所以看得远，看得深。可一般人并没有他这么洞烛观火的认识，所以终万历一朝，虽然有李贽这样的人为张居正说话，可毕竟身微言轻，也并不为人所重视。所以到了万历朝的后期，张居正真的是渐渐被人所淡忘了。
可就在我们以为张居正真的要被所有人淡忘的时候，就在张居正死后的六十年左右，也就是明代崇祯年间，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乡野之间，一下子又有很多人想起张居正来了。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一句老话——“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相”！
上至崇祯皇帝，下到文人士大夫，在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的历史洪流面前，都意识到大明王朝到了生死危亡的关头。谁能挽狂澜于即倒？谁能扶大厦于将倾？谁能为大明王朝再降生一个张居正来呢？
第一个跳出来如此呼喊的人，大家绝对想不到，我估计泉下有知的张居正也绝对想不到。他就是在夺情伦理风暴中号称反夺情五君子之一，而且是五个人中把张居正和万历新政骂得最凶、骂得最狠的邹元标。
邹元标因为反夺情，在廷杖中被打断了双腿，落下了终生残疾。过后又被流放到云贵边远山区，弄得浑身都是病。他晚年曾经说，每到阴雨天，那叫一个“天阴雨湿声啾啾”啊，浑身的骨头缝里都疼痛异常，有时痛得竟然忍不住要哼出声来。这可以说，都是拜张居正所赐的。
邹元标后来成为东林党的领袖，在国破家亡的严峻形势下，他开始反思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并最终认为只有张居正的改革才是救国的良方。他上书崇祯皇帝，主张为张居正平反昭雪，结果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赞同。到了崇祯三年，张居正生前的名誉才得到完全的恢复。
张居正当年孤身一人誓把改革推行到底的时候曾经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他的那个当过状元的儿子张懋修在穷尽余生编定了《张太岳集》之后也说：“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古人所谓知我罪我，先公意在是乎。”
这个“知我罪我”的典故出自孔子。孔子编写完《春秋》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那意思是说我做的这些事，写的这本书，后人一定会毁誉不一、褒贬不一的，但我只要认为这是对的，是有价值的，不论别人如何评说，我都会坚定地做下去。
张居正引用孔子的这句话，是说他不会在乎那些生前身后之名，他看重的是他生前的理想，是他的改革大业，哪怕为此担上千古的骂名，他也会昂首前行。
而他的儿子张懋修在抄家时自杀不成，后来忍辱偷生，为父亲编写文集，也是要把父亲张居正的这种精神宣扬下去，这就叫“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地之间”！
宋代的辛弃疾他的名作《破阵子》里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张居正“了却”了“君王”的“天下事”，可是当时并没能“赢得生前身后名”，可即使这样，他留在天地间的那种精神却也是永远不朽的。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
这就要说到我在张居正故居流连忘返时所产生的第二个强烈的感慨了。
精诚
张懋修说他爹“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那么，张居正留下的这一段“精诚”，或者说这一种精神，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呢？
我个人认为，精神这种东西是可以遗传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家族、甚至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要想知道张居正到底留下的是何种精神，我们不妨来看看张居正的后人——他的子孙的表现。
在亡国的崇祯皇帝当政的十七年里，他虽然也想励精图治，他虽然为国事操心得二十多岁就白了少年头，但可惜，天下已再无张居正。天下多的是乱世之枭雄，朝廷却没有一位治世之能臣。崇祯皇帝也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他于崇祯十三年下旨让张居正死去的长子张敬修世袭张居正生前的荣誉，并起用了张敬修的长孙、也就是张居正的长重孙张同敞，希望他能够继承祖先的光荣传统，救大明于水火之中。
张同敞一介书生，从此便投入到战火燃烧的岁月里去了。
到了崇祯十七年，北有清兵叩关，南有李自成的起义大军直逼京师，崇祯帝无兵可调，就寄希望张同敞可以借张居正的声名和影响去南下调兵。
张同敞千里兼程，可惜他兵还没召集多少，崇祯帝就已经吊死在煤山了，随后清兵入关，大明朝真的是亡国了。张同敞的同学好友都劝他应该远身避祸，以保张家的血脉，因为张同敞到这会儿还没有后代。可张同敞却说：“先祖为国，常思死而后已，我怎能做个不肖子孙呢？”
那意思是说，我的曾祖张居正为国家可以不计荣辱、不计生死，我当然要像他老人家一样，在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怎么能只顾自己的安危呢？我要这样的话，死后有何面目去见我的曾祖父呢？
你别说，张同敞想起当年张居正外除边患，内平叛乱，一手创建出一个中兴而鼎盛的大明王朝，就感觉颇为自负。
祖先的血液在他的身体里流淌，他明知明王朝大势已去，可他一定要做些什么，要像他的祖先张居正那样为国家做些什么，无论成败得失，无论功过是非。
他先是帮助南明小朝廷积极筹划抗清大业，后来弘光政权灭亡之后，他又赶到云南保着永历皇帝，誓死抗清。永历帝封张同敞总督的官职，让他协调各路兵马。可实际的兵权却都在各路的将领手中，大家人心思散，根本不听指挥。张同敞只有希望能以一腔热血感动所有的人。所以打仗的时候，他作为一介书生，前进的时候，总是一马当先，而士气动摇的时候，他则端坐不动。多少次，他以个人的气概稳定了军心，渐渐地，他取得了将士们的信任与爱戴。
可毕竟大势已去，毕竟独木难支。永历五年，也就是在张同敞坚持抗战了八年之后，清兵攻入广西，永历帝逃往梧州，桂林的军队溃散，只剩下一座空城。而抗清名将瞿式耜留守空城，坚决不肯走。张同敞听说之后，只身一人，泅水渡江，来见瞿式耜。
瞿式耜见到张同敞说：“我为留守，当然要死在桂林。总督你没有守土的责任，还是离开吧！”
张同敞握着瞿式耜说：“古人耻独为君子，先生为什么不让同敞我与你共生死呢？”
听了这话，瞿式耜热泪盈眶，说：“别山，你不愧出自忠孝之家！”
别山是张同敞的号，瞿式耜那意思是说，你真不愧是张居正的后代啊！
瞿式耜端出酒来，外面风雨大作，二人则正襟危坐，秉烛达旦。
天亮的时候，清兵攻入桂林城。投降清军的定南王孔有德直冲帅府，看抓住了瞿式耜，非常高兴。他不认得张同敞，就问此人是谁。结果张同敞开口一篇长篇大论，把孔有德卖祖求荣骂得狗血喷头。孔有德恼羞成怒，当时命人打断了张同敞的双臂，并挖掉了张同敞的一只眼睛。可张同敞依然怒骂不止，当孔有德知道这就是张居正那位有名的曾孙后，也不敢下手了。他把瞿式耜和张同敞下在大牢里，想把他们劝降，这两个人若是能降，下面的仗就不用打了。
可惜他算盘虽然打得好，但根本就是找错了人。这两人要是肯降，还会在风雨之夜独守一座空城吗？
张同敞和瞿式耜被关在狱中，两个人的牢房只隔一堵墙，两个人就彼此谈笑吟诗，互相鼓励。张同敞的《自诀诗》序里说：“被刑一月，两臂俱折。忽于此日，右手微动，左臂不可伸矣。历三日，书得三诗，右臂复痛不可忍；此其为绝笔乎？”
那意思是说，在被关押的一个月里，因为受刑，两臂都折断了。有一天忽然右手可以微微动弹，但左手一点都不可以动，就凭着这只可以微微动弹的右手，他写了三首诗。因为右手只是能微微动弹，他这三首诗整整写了三天。等到写完这三首诗，右手再也不能动了，同敞知道，这大概就是自己的绝笔作了。
我们来看其中的一首说：
“弥月悲歌待此时，成仁取义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后诗。破碎山河休葬骨，颠连君父未舒眉。魂兮懒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
这诗是说自己要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了，而自己生是大明的人，死是大明的鬼，如今山河破碎，国破家亡，也无所谓什么死后安葬，入土为安，就算是我的魂魄，在我死后也不会只想着回到家乡去，而是要像我的祖先张居正一样，到我大明的历代皇陵那里去拜谒。以此来告诉世人，大明虽亡，但张居正的子孙自有代代忠骨，浩气长存！
孔有德读了张同敞和瞿式耜的诗，知道劝降根本没有希望，又怕夜长梦多，所以决定杀掉二人。
行刑的那天，据说张同敞坚决不肯跪着受刑，他就站着那看着刽子手，脸上没有丝毫的惧色。据说他的头被砍掉之后，他的身子却屹立不倒，刽子手上前推推，可他的身躯却还是屹立不倒。当时，孔有德和在场的清兵都吓坏了，大家不由自主地给张同敞血淋淋的身体跪下来，“砰、砰、砰”磕了几十个响头，那尸体才砰然倒地。
逃到南宁的永历帝听说了这件事后，悲痛异常，他下令朝廷上下拜祭瞿、张二人。尤其对于张同敞，永历帝念其临终时还没有子嗣，特地赠封其为江陵伯。据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拿着张同敞和瞿式耜的绝命诗翻来覆去地读，边读边流着泪说：“国无江陵！国无江陵！”
我们知道，明人会以出生地来称呼一个人，但某个地名特指某位名人之后，这个地名一般不再专指其他人，这在古籍的写作中也算是种潜规则的笔法。在明代，能称张江陵的只有张居正，而此时永历封张同敞为江陵伯，还哀叹“国无江陵”，那到底是单指的张同敞还是也兼指张居正呢？
我想，答案不言自明，这个“江陵伯”和这句“国无江陵”实在包含着明人一语双关的哀叹，那就是这位民族英雄张同敞身上流淌的不正是那位治国能臣张居正的血液吗？
张同敞和他的祖先张居正，本来都应该是国家依赖的栋梁，可这样的人太少了。平常的时候，没有危难的时候，这样的人，你会觉得有没有无所谓；可国破山河碎的时候，面对江河日下的时局，面对碌碌无为的当政者，谁不会由衷地思念这样的人呢？
这就叫家贫才思贤妻、国难才思良相啊！
人们正是在张同敞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张居正有能力、有毅力振兴大明王朝的那段辉煌。
可惜，张居正毕竟只有一个，自这位大明王朝不世出的奇才离开人世之后，再也没有人能续写他的辉煌了。张同敞作为张居正的后人，虽然他也有能力，也有毅力，只是他再也没有张居正的那个时代和机遇了。
当然，他身上依然流着他曾祖父的血，他依然有张居正那样唯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他依然有张居正那样面对重重危难“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勇气和决心，他也依然有张居正那样“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坚持与气概。
有这些，一个王朝才有希望；有这些，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这大概就是张居正留在“天壤间”的那段“精诚”、那种精神的内涵所在。
所以，在张同敞、瞿式耜死后，先是人们自发地为他俩安葬，后来清政府也被这二人视死如归的气概所震撼，康熙年间曾下令表彰二人宁死不屈的气节。到了道光20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江河日下的大清王朝也面临着国难当头的恶运了，这时候他们也想起张同敞和张居正这样的人来了。广西巡抚亲自在张同敞和瞿式耜的殉难处为二人立了一块两米高的巨大石碑，题名叫“常熟瞿忠宣、江陵张忠烈二公成仁处”碑，不仅表彰他们的气节，也希望能冀此唤醒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与勇气。
民族的期望
1963年，在广西出席历史学会议的郭沫若先生专程到瞿、张二人的墓前来拜谒这两位英雄。他分别写了两首诗来赞颂瞿、张二人。他的《赞张同敞》诗写道：
“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随师同患难，与国共存亡。臂断何曾断，睛伤并未伤。万人齐仰止，千古整冠裳。”
我个人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尤其开篇的这句“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说的虽然只是张同敞，但放在张居正身上又何尝不可呢？
举目大明王朝276年的历史，能力挽狂澜、能开创中兴盛世的张居正难道不也是个奇男子吗？
能以一句国家利益至上，迎着反夺情的伦理风暴，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的张居正难道不算是个奇男子吗？
能超越世人的毁誉，能超越世俗的荣辱，并最终实现个人理想与国家振兴的张居正难道不就是个奇男子吗？
“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
我在张居正故居里想到郭沫若先生的这句诗的时候，我突然想，说不定朱东润先生也去过广西，也在张同敞的墓前凭吊过这位继承了张居正“精诚”精神的不屈的英雄。要不然，他怎么会在《张居正大传》的最后也说到了张同敞的英勇就义，并在交待了张同敞的生平后突发感慨地说：
“同敞死了，热烈的血液，灌溉了民族复兴的萌芽！”
当时，我站在张居正故居里，站在张居正的塑像面前，突然完全明白了朱东润先生所留下的那两个谜团。
朱东润先生在1941年的抗战岁月里，用了仅仅七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洋洋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他的创作热情完全来自于那个特殊的时代。
当时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正是达到了高潮的时候。朱东润先生是1941年8月6号完成整部《张居正大传》的创作的，再过整整四个月，也就是12月7号，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朱东润先生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中，是在全民族的深重灾难中，赶出这部《张居正大传》的。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完全可以感受到朱东润先生在乐山的流亡岁月里，在忽闪忽闪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时的激愤与激动。
所以传记的最后，用的完全不是传记的笔法。在全书的最后，朱东润先生用沉重的笔触写道：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这应该就是这部传记叫“张居正大传”而不叫“张居正传”的理由吧！
在张居正的身上，身受着国破家亡之痛的朱东润先生该是寄寓了怎样的属于民族的期望！
在张居正的身上，每一个渴望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儿女又该是寄寓了怎样的属于整个民族的期望！
所以，这绝不只是一个人的传记，这是一种属于整个民族的精神传记，这样的传记称之为“大传”，正是名至实归！
如今，那段抗战的艰难岁月虽然已经过去，甚至呼唤张居正精神的朱东润先生也已成千古，但这种呼唤，这种对民族伟大复兴的期望，不一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心灵与血液里流淌着吗？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在今天把“风雨张居正”的人生历程再一次展现在观众们面前！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在如今“为发展而努力”的奋斗历程中缅怀这位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先人！
事实上，我在北上的列车中，在张居正故居的庭院里，在百家讲述“风雨张居正”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里，促使我能够满怀激情去穿越历史的尘埃、去面对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的最根本动因，也就在于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说的最后这句话——
“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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