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荒谬的阴谋论

　　败因

　　上一讲我们说了，《明史》里记载张居正跟冯保所谓的两处“勾结”的事实，其实都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我认为高拱的失败，关键并不在于张居正有没有跟冯保勾结在一起，而在于他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以及他在某些细节上的疏忽。

　　这个细节上的疏忽，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叫“祸从口出”。

　　高拱这个人，我们一再说过，心高气傲，脾气又急躁，心里藏不住事儿，嘴里也藏不住话。当时殷士儋嘲笑他的手下，还没提到他呢，他就叫起来了，结果那位山东大汉殷士儋就是因为他说了话，才差点当堂揍了他一顿。高拱不接受教训，碰到事儿还是忍不住要瞎说话。

　　说隆庆死的时候，高拱、张居正和一些大臣正在内阁的阁房里等太医的消息，突然听到隆庆去世的消息，大家都哭做一团。这其中当然最伤心的莫过于高拱，他跟他那位学生隆庆的感情那可是不一般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要不是隆庆跟他这位高老师的感情这么好，高拱也不至于会在政坛上这么飞扬跋扈，同时还屹立不倒。

　　高拱伤心啊，隆庆临死前托孤，按《明史》的说法是“凭几执拱手，顾皇后曰：‘以天下累先生。’”那也就是说，虽然张居正也是顾命大臣，可隆庆昨天躺在病床上那是拉着高拱的手，而不是别人的手托孤的，这就算是把大明王朝的命运都交在高拱手上了。

　　这时候马上要继位的小万历不过才是个十岁的小孩儿，高拱觉得自己的责任极其重大，他即使肝脑涂地，也要报效隆庆。可隆庆现在一死，高拱激动了，一激动他就又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大概是受不了这个打击，高拱当时边哭就边喊了一声：

　　“天啊，小皇帝才十岁，天下可怎么治啊！这可叫我怎么办啊！”

　　那意思是说，我该怎么样才能替死去的隆庆守好这片江山啊！

　　要知道，这时候的明王朝，是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经济命脉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了。高拱任内阁首辅以来，每天都疲于奔命，他对国家的形势非常清楚，也非常担心，所以这时候心忧国事，又伤心故主，说这番话纯粹是一种感慨，并不代表什么观点。

　　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样不着调的话，虽然显得你高拱要鞠躬尽瘁、勇担重任，可别人会怎么想呢？况且，冯保这时候已经凭掌印太监的职位提督东厂了，也就是掌握着特务机构了，所以高拱当时在内阁里说的这句话，当天就传到了冯保的耳朵里。这下，冯保可有了把柄。

　　可高拱呢，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授人以把柄了。他还在那儿热火朝天、自得其乐地搞他的倒冯运动呢。

　　从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七号隆庆病逝，到六月初小万历继位，再到六月十五号这十几天里，高拱发动了全面的攻势来对付冯保。各科给事中、御史、还有亲高拱的大臣纷纷上书弹劾冯保，而高拱则亲手在筹备改革行政程序的计划，也就是要通过行政工作流程的改革，来剥夺冯保手中的权利。

　　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这么多朝臣纷纷攻击冯保，明眼人可以看得出来，大势所趋，高拱必胜。高拱对此也满怀着信心，他就等着十六号的朝会上，小皇帝当众宣布他的改革计划，然后他就可以驱逐冯保了。

　　事情往往是这样，你觉得不太有把握的时候，反倒不一定做不成，因为你没把握，反倒会把不利因素考虑得充分些。但你太有把握的时候，反倒不一定能成功，因为你觉得智珠在握、胜券在握了，你就会忽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却能决定全局的因素。

　　此刻的高拱，就是这样。

　　他觉得方方面面他都考虑到了，可他唯独没有考虑到两个人的心态！

　　谁呢？

　　一个寡妇和一个孤儿！

　　而这个寡妇和孤儿又恰恰是能决定事情进程的两个关键人物！

　　这两个人就是小万历和他的母亲李贵妇。

　　高拱没有想过，这时候隆庆刚死，这对孤儿寡母，那就如同是惊弓之鸟，这时候你搞一场声势庞大的政治运动，不把她们吓着才怪。她哪知道你们这些大臣之间的是是非非？这时候，谁在那儿跳得起劲儿，谁就是那个最可怕的人。

　　冯保看到形势危急了，也摸清了李贵妇和小万历的心态，于是一付委屈的神态在李贵妇和小万历面前说：“高拱就是不相信先帝立下的遗诏，表面上是要驱逐老奴，实际上是要趁先帝不在了跟小皇帝叫板。”

　　李贵妇一听这话可吓了一跳，自己儿子才十岁，这个高拱则是前朝元老，当然极有可能会不把这个十岁的天子放在眼里，这样的话自己的孤儿寡母的地位可怎么保？

　　当然，这位李贵妇还不像一般人那样没主见，她也不完全相信冯保的话。但心里将信将疑总是难免的。

　　冯保看准了机会，在最后抛出了铩手锏。他在关键的时候篡改了高拱的那句话，说高拱在隆庆去世当日就在内阁的阁房里当众喊过：“天啊，十岁的孩子，怎么能做天子呢！”

　　而且现场叫东厂的人来指证。

　　高拱确实说过啊，虽然意思不一样，但对这个“十岁孩子”的感慨那却是板儿上钉钉的事实。李贵妇一听，这还得了。她并不那么了解高拱，但听到有人说她儿子太小，那意思当然就是说他不适合当这个天子了。

　　冯保在最后又加了一小把火，他说根据调查，高拱还散布过这样的言论，即万历不适合坐这个天子，而隆庆的弟弟、小万历的叔叔周王才适合，这个周王当初还跟隆庆抢过皇位呢，而高拱现在打算要重新立周王为天子。

　　这一下，李贵妃可吓坏了，冯保这个谣造得可比较毒，李贵妃就是一个再冷静的女人也坐不住了。不要说她坐不住了，旁边那个十岁的小万历早就坐不住了，他觉得这个高拱实在可恨，甚至可杀，所以后来到了万历六年，作为一个平民的高拱死了之后，已经渐渐长大的万历还是恨意难平，就不准给他体面的下葬，还是张居正反复求情之后，才松了口。

　　现在高拱与冯保的矛盾，已顺利地转化为了高拱与万历母子的矛盾。李贵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她作为万历的母亲跟当时的陈太后，就是隆庆的原配商量一下，决心要驱逐高拱。

　　而宫中这些态势的变化，高拱还被蒙在鼓里，丝毫不知情。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拱是既不能知彼，又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情绪，我们拽一句古文说——“他焉能不败乎？”

　　逆转

　　第二天，也就是隆庆六年的六月十六号，在这个好像是六六大顺的日子里，高拱斗志昂扬地去上朝了。

　　这一天是小万历登基后的第一次朝会，京城所有官员必须到紫禁城参加朝会，高拱带着无比强大的自信走进了会极门，这时候四周的官员都纷纷用尊敬的目光瞧着这位六十岁的内阁首辅。高拱在这些人中看到他的门生，他的下属，还有他的亲信。所谓人多就是力量，所以他感觉虽然老了，但还是有跟冯保这样的太监斗争的力量。

　　可当他走到大殿之下，一抬头，心里不由得“呀”的一声，一股寒意涌上心头，他那股必胜的信心和力量突然就消失了。

　　六月的大热天，高拱为什么心头会涌上一股寒意呢？

　　只见大殿的龙椅上坐着那个刚十岁的小孩儿，人一点儿大，衬着那个偌大的龙椅都显得空得慌。高拱这时候大概真的会感慨这个十岁的小孩儿大概真的不适合坐这张龙椅。可是该谁坐、不该谁坐，这份感慨马上就要与他无关了。因为他顺着小万历往旁边一瞧，就看到了站在小万历身边的得意洋洋的冯保。

　　高拱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只跟冯保对视了一眼，就知道完了，他从冯保的眼神里分明读出了四个字——大势去矣！

　　高拱甚至来不及思考自己到底是哪一环出了错了，就听见冯保尖细的嗓门已经在宣旨了。

　　“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

　　很明显，这是以皇太后、皇贵妃还有万历皇帝联合的口气下的圣旨，说的就是冯保诬陷高拱的内容，说他瞧不起小皇帝，让小万历和李贵妃孤儿寡母早晚都很害怕，这简直就是乱臣贼子了，所以即刻解除公职，着令把高拱赶回老家。

　　这个圣旨里压根儿就没提任何冯保的事儿。

　　高拱的脑袋一下就蒙了。这满把的力气找不着发泄对象了。你总不能去指责皇太后、皇贵妃和万历皇帝吧？你要辩解说我没这些事，但人家也没说你到底有哪些事啊？只是一个简单的定性，又不就事论事，所以高拱是百口莫辩。

　　这也是冯保高明的地方，让你高拱浑身是嘴，也下不了口。

　　所以高拱这时候，脑袋嗡地一下，彻底乱掉了。早朝来的时候期望值太高，这会失望又太大，正所谓“爬得高，跌得重”，再加上精神上一点准备也没有，这个打击太大了，高拱整个人一下就瘫倒在了地上。

　　这下全场的大小官员也都蒙了，谁也料不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虽然在场有不少高拱的心腹，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朝会上，不让你说话，谁也不敢乱说话啊。

　　这时候，据《明史·高拱传》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也就是高拱受的打击太大了，趴那儿都起不来了，还是张居正好心过来，把高拱搀扶了起来。高拱流着泪谢了恩，张居正搀着他才走出了紫禁城。

　　李贵妃和小万历因为痛恨高拱，下旨让高拱立刻走人，决不允许在京城逗留，而且甚至不许他用官方的驿站马车。高拱只好自己雇了辆破牛车，这还不算，后面还有一队押行的锦衣卫。后来也是在张居正的苦苦哀求下，李贵妃才松了口，让官方驿站出面为失魂落魄的高拱提供方便。

　　张居正这时候出来替高拱求情，冷眼人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假。

　　为什么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高拱被逐，他立刻就被万历帝委派，做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这是一件“下山摘桃子”、享受冯高斗争胜利果实的事儿。谁都想，你张居正怎么可能会在这些利害关系里置身事外呢？

　　你这时候越是搀扶着高拱，越是为高拱求情，还就越显得虚情假意，只不过是乐得做个顺水的人情罢了。

　　所以像《明史》这一类正史也就落实了张居正“引保为内助，保以两宫诏旨逐拱，居正遂代拱为首辅”（《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的说法。也就是说《明史》是以确凿的口吻，认定张居正是与冯保私下勾结，阴谋陷害了高拱，导致高拱在与冯保的斗争中失利，这样的结果是冯保保住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而张居正则取代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从此大权在握，终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万历新政。

　　真相

　　关于《明史》的这一连串的记载和整体上的观点，我觉得有三点是需要辨析的。

　　第一，张居正与冯保所谓的“勾结”一说，查无实据。

　　两处所谓“勾结”的事实，我们上一讲已经分析过，都明显不合逻辑。而且漏洞实在太多，所以不足为信。既然张居正根本就没有跟冯保勾结的事实，冯保陷害高拱的阴谋就应该没有张居正的份儿。那这个“阴谋论”跟张居正也就没什么关系了。

　　第二，不仅在政变之前，张居正并没有跟冯保“勾结”的事实，即使在政变的过程中，《明史》在有关张居正的叙事上也存在着重大的讹误。

　　《明史》说十六号的会极门朝会现场，高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这也就是说张居正是全程现场参与了这场政治上的突变，要不他也不会过来做好人扶高拱了。

　　可事实上，据明末周圣楷的《张居正传》记载，张居正在隆庆帝死后就离开了北京。到哪儿去了呢？去隆庆的陵寝去负责隆庆的安葬事宜去了。周圣楷明确地说，张居正“比归而拱已去位矣”，就是说他回来的时候，高拱已经被撤职了。

　　周圣楷生活的年代离张居正的时代不远，应该说记载要比清人编的《明史》可信。而且，周圣楷的说法也可以从张居正自己的文章里得到印证。张居正的一篇《谢召见疏》里说“祇役山陵回还，中暑致病，具奏请假调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闻中使传奉圣旨，宣如臣入。”（《张太岳集奏疏卷二）这也就是说他在负责隆庆安葬事宜中中暑生病了，请假休养了两三天，到六月十九号才正式销假上班的。

　　不管他是不是十六号之前回北京的，他肯定不在十六号的政变现场。

　　他既然不在现场，而《明史》又故意说他“好心”扶着高拱出去，不过就是想要表现他的假仁假意罢了。

　　第三，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些辨析都是书生之见，就算是张居正没参与冯保的阴谋，但他终归是希望高拱下台的吧？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居正要渴望得到最高权力，就必须要除掉高拱，所以就算是他没有亲自下手，那也只能说明他做得比较巧妙、不露痕迹罢了。要不，他怎么会是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呢？

　　其实，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正在这个地方，就是“利益获得者”、“利益攸关方”这两个词把张居正推进了阴谋论。

　　我刚才所说的第一、第二点，朱东润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来分析过，但此后不论是写张居正的各种传记，还是各种有关的文艺作品、影视作品里，大家还是津津乐道于张居正与高拱斗争中的这种权术论，以及他和冯保的勾结。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曾经跟一位编剧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回答我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情节才好看，读者和观众才爱看！你想啊，高拱跟冯保昏天黑地地斗了半天，最后张居正出场捡了个大便宜，若说他置身事外一片好心还维护高拱，谁信啊？

　　我听了，当时就很感慨。这就叫人言可畏啊！怪不得连高拱失败后也指责过张居正。民间流传过一本据说是高拱临死前写的《病榻遗言》，说高拱也认为是张居正与冯保的勾结才是导致他失败的根源。当然，这本书是不是真的是高拱所作还有待考证，但高拱确实很难接受自己完败于一个太监之手的事实？他怎么着也要找个心理上能够接受的假想敌啊！这个假想敌舍张居正又能其谁呢？

　　人们在失败后，通常都是这样，为了在心理上给自己开脱，总喜欢先去想别人对此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从来不是先想自己才是导致自己失败的最大原因。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幸亏华容道关云长一念之差，义释了曹孟德。曹操刚脱离危险逃到南郡之后，当时就大哭三声，说“哀哉奉孝，痛在奉孝，惜哉奉孝！”那意思是说他手下的大谋士郭嘉郭奉孝可惜死得早，要是郭嘉在世，就会提醒他，不会让他在赤壁大败。曹操手下的谋士一听脸都红了。可事实上，像荀彧、程昱这些人都提醒过他，要他防止周瑜用火攻，可他不听啊。现在失败了，他一点都想不起自己的责任来，三声思念郭嘉的痛哭，那就是在埋怨他手下的那些谋士，第一时间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别人。

　　其实，也难怪曹操会这样，因为人同此心。但凡在意外失败后，人都会有这种心理特点。而且，谁在自己的失败中获得了利益最大，自然谁搞阴谋的嫌疑和责任也就最大。

　　那么，《明史》是不是也是因此才信马由缰、信笔由手地胡写这段历史的呢？

　　这倒还真不是。

　　说起来，清人修《明史》，虽然不太严谨，但也不至于会想当然地瞎写。之所以有关张居正的很多事有很多明显的漏洞，而《明史》又照说不误，是因为《明史》受了一个人和一本书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张居正的同学王世贞，这本书就是王世贞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

　　《明史》中有关嘉靖以来几位内阁首辅的传记几乎在内容上就是完全照着王世贞的这本书来写的，有些地方甚至在语句上都丝毫不差。

　　这位王世贞，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他是嘉靖到万历年间的文坛领袖，也是位大史学家。据说《金瓶梅》就是他写的，为了报杀父之仇，他用泡过毒水的《金瓶梅》杀死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

　　虽然王世贞有没有策划过这起“《金瓶梅》杀人事件”还有待于考证，但他倒确实是个情绪型的人物。严嵩杀杨继盛的事件中，他四处奔走营救，不仅把自己的父亲拖进了政治斗争的泥潭，甚至在杨继盛被杀当时，也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到刑场，脱下自己的官袍为杨继盛收尸。

　　王世贞虽然跟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算起来那叫“同年之好”，也就是一种同学关系。但可惜，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尤其是到了张居正执政的万历年间，王世贞曾经上书讽刺过张居正权高震主，并由此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这使得王世贞一度对仕途心灰意冷。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当事人高拱对张居正的指责，还有大众在心理上对张居正千夫所指的猜忌，更有王世贞他自己心血来潮的情绪和认识，所以在他的笔下，张居正若隐若现地站在了“阴谋家”的“阴影”下，那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读史书的时候，经常会忍不住地想，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也一定是个孤独者。而像张居正这样的孤独者，又该会有怎样的心理世界呢？

　　他一定跟我们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他也要功名，但他这样的改革家，要的一定是“功名”里的那个“功”，而不是后面的那个“名”。只有彪炳史册的辉煌功业，大概才是他留给历史的最好证明。而别人的非议，甚至是史书的非议，他大概在心里用一句“清者自清”就可以轻易地超越了。

　　可是话说回来，要建功立业，终究避不开人言，也避不开人事，对于高拱罢官之后的崭新的人事关系，尤其是这其中还牵扯到一位神秘的女子，张居正又会怎么做呢？

　　请看下集：《精神之恋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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