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 > 第35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实际，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民族资产阶级则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一正确政策的实行，有效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扩充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得以健全地发展。
毛泽东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关于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形式、关于和平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发展。
允许城乡资本主义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和发展，是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相联系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实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和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毛泽东强调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只要加以节制，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利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毛泽东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时指出，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要在其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决不能任其自由发展。但是，为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死，必须允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
1951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时指出：在私商的联营中，公私联营、私资联营和私资联合下乡采购，这三种私商联营的形式均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对我们是有利的，应予支持；而对有意与国营、合作社商业对抗的私商联营，与国营、合作社商业争夺市场的私商联营，则应予以反对，并与之进行合法斗争。
1952年3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话时指出：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只要不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要教育改造工商业者，中间还要特别重视工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这于国家是有利的。
当毛泽东得知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后，中小工商业的发展有困难时，他提出了三条合理解决办法：(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向“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这次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奈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定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予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公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他们经营，从此小工商业得以恢复活动。当然，实行时还需商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这是“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毛泽东指出的解决私营中小工商业出路的这三种办法，为以后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理出了思路，这三种办法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维持中小工商业的生产，使私营中小工商业继续存在下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适应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1952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决定国营贸易企业在1953年全部实行经济核算制——笔者注)中，根据当时公私关系的紧张形势，失业人员大量增加，许多中小工商业者、家庭商店及摊贩，已在埋怨我们的情况，他提出：为“使中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和农村家庭副业的产品找到较多的销路，不使他们发生困难”，“在零售方面，公私商业的比重，就全国平均数来说，目前仍应按今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如有增减，应报中央批准。”毛泽东要求在当前阶段，注意维持私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1953年1月2日，毛泽东在当时商业部正、副部长曾山、姚依林给毛泽东等同志写的信的批语中，肯定了来信中提出的国营商业在销售上要尽可能多卖钱，但又要注意不致把私商挤垮等做法的正确性。
同年5月，毛泽东又就私营工商业问题提出：“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密切注意工商业的情况，了解工商业者的态度，利用、支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并为随后而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在这段时间内，我国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所发展。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在总路线提出后进行的。
在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写的《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上，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手稿指出：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指出：“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1951年6月28日，毛泽东在胡乔木6月27日的来信上的批语中说：“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已完全不同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营企业。因此，不能以国民党时代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否则就是错误的。
在7月9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讲得更加明确、系统，他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1953年7月20日，毛泽东在对全国总工会党组7月14日报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作的修改中指出，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必须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里所说的改造还不是指取消资本家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那种最后的改造步骤。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的。”这种带有若干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目前并不是一切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还没有，还需要几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
毛泽东认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方式，已经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几种形式，这几种形式都是切实可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和平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较为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既要反对遥遥无期，又要反对急躁冒进。
1953年9月4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围绕一个总目的，这就是要达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正确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过程中，稳步地完成过渡时期建设和改造我们国家的伟大任务，即是说，我们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须要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只要我们大家了解，做法适当，我们是有信心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的。”毛泽东还指出：要鼓励和指导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而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邀约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参加了座谈。毛泽东对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这次谈话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给黄炎培写信，对黄炎培3月1日在上海工商界讲话的讲稿提出自己的看法。黄在讲稿中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医学术语来比喻工商界在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没有什么痛苦，对此，毛泽东提出：“‘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毛泽东同时给周恩来和李维汉写信，告诉复黄炎培信函事，并补充说，“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可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这两段话，表明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困难和问题给予了足够的估计，并以务实的态度处置这个问题，不给民族资产阶级以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毛泽东不断给予正确指导。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
在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分析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1949年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不好呢?还是拖到15年、18年，用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这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法子好呢?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这样是比较好。这两个方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样一个方法，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采取了与对地主、官僚资本主义不同的政策，和平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毛泽东还指出：要照顾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不要将他们挤垮，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种特定的解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各种不同的形式，那就是国家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在多种复杂形式下的经济联盟，而不是一种独特的所有制形式。
建国初期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们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是可以教育的，其成员是可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这是由于：
第一，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有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拥护共同纲领的一面，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从民主革命时期起就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就结成过联盟。
因此，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用和平的方式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就具有客观的和现实的可能性。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毛泽东即肯定了整个工商界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
这种对民族资产阶级总体情况的估计是必要的。如果缺乏一个基本的估计，那么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抑或是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就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失去信心，就会不利于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
毛泽东在分析私营工商业者情况的时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都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做了好事的，有益于国计民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各国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民主共和国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力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因此，希望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要有惧怕的心理。
在谈到“两个联盟”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当然，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也不是没有斗争的，有些人反对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不承认资产阶级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对此，毛泽东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党的对资产阶级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还批驳了一个自称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中否定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反对党的和平赎买政策的主张，认为这是以“左”的面貌来反对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是一种挑衅，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工人阶级的。
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次，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就赎买问题说，我们很重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有700万人。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有文化，二是他们有技术。一般地说，他们文化和技术都比较高。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如果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产阶级有很高的文化，又有管理经济的经验，因此我们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他们，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必须团结他们。他们对国家有很大贡献，我们对他们要采取耐心等待和说服的政策，有些要办的事情，他们不同意，我们可以暂时不办，再商量，等待一下。在经济建设事业上，我们也事先和他们商讨。我们对私营经济采取统筹兼顾也就是公私兼顾的政策，对于国营和私营工商业同等对待。
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看到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在和我们合作搞五年计划中间，我国日有进步，比以前好，物价稳定，生产年年增长，他们的工作也得到安排，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代会和政协，所以他们就会考虑合作好还是不合作好，跟哪一个走好。他们的子女也一样有机会上大学，毕业后也一样分配工作。了解了这些，就会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愿意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为什么要合作呢?如果没有好处，他们就不会愿意合作。合作对他们来说，有暂时的好处，也有永久的好处。
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邀集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他在谈话中着重指出：关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加工订货就是初步基础了，公私合营是第二步了，然后再到第三步。工商业改造并不容易，相当复杂，全体工商业者连家属共3000万人以上，包括小商贩、手工业主、手工业者(不包括店员、手工工人)、船主、渔业资本家等等，其中雇工的厂主、店主连家属约700万人，情况是很复杂的。逐行逐业要安排，要有事做，还要教育。
毛泽东分析了私营商业者的情况后认为：私营工商业者，中小户漏税多，大户要好些，有的工商业者因为是知识分子，听报告多，要开明些，中小的听报告少。如果讲得资本家一点好处都没有是不好的，守法户总是多数，三反五反作了结论的，绝大多数基本上是好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有些人偷税漏税不好，因为还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制度，就有这些问题，但是说百分之百偷税漏税，我不相信。
毛泽东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要安排好。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不同。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不必要，生活福利都要提高。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工商业者对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认识普遍提高，纷纷要求走公私合营道路，形成了全行业申请公私合营的高潮。
1955年11月9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展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指示(草案)》进行修改时，强调指出，必须在私营工商业者中间培养一批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逐步地解决了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的核心分子，“党委应当经过党委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及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教育这些核心分子”。
1955年11月14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清样稿作了修改，他指出，“资本家一旦放弃了剥削，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有适当的人给予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完全成熟以后，最后达到国有化。”
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时指出：对资本家的各项教育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要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时着重鼓励，有时着重批评。在批评的时候，也要对他们指出改正的希望。
毛泽东还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是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便将“伤害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经过教育说服的方法来改造资产阶级。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而实质上却是右的。
在这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和平改造工商业者，要采取批评这种斗争的方式。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其后，毛泽东又在对李维汉的一篇讲话稿所作的修改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公私合营或者准备接受公私合营这样一种改造。对于资产阶级，一般以教育为主，不放弃必要的斗争，因此，除了大约占百分之几的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以外，其余的，应当肯定是可以用又鼓励又批评的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批评就是对于他们的主要的斗争方式，当然还要有对违法者给予罚款等等一些斗争方式。
毛泽东还在一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上说，现在资本家已经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快要变成工人阶级了，应当在党内进行广泛的解释和教育，使广大党员提高认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毛泽东还就和平改造问题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谈到我们把制度改变以后，需要学习科学知识时说，我们应该向科学家学习，资本家也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应该学习，当做民族遗产留下来。用得着的东西，不要统统丢掉，革命不要把这一部分积极的因素改掉了。科学家李时珍的东西，一些好的古典作品，几千年前的诗经、楚辞还在学习，为什么现在的资本家我们不能向他们学习一点好东西呢?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他们还可以当先生。他们的制度、习惯、思想应当改变，他们应该学习，但其他的科学管理方法、经营方法不如他们的，应当向他们学习。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习科学，没有这个东西，光有党的政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此之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或在别的有关场合，曾作过多次与上述内容相同的谈话，他说，学习资产阶级的知识和技术是为了加以利用。在经济建设事业上，我们事先要与他们商讨。总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基本结束以后，毛泽东还就定息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安排问题和自我改造问题发表过意见。毛泽东说：对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物质问题，一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过生活。定息时间要长一些。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的经验。
毛泽东说，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消灭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当然历史条件不同，中国比苏联、比东欧兄弟国家，比他们来得有利。又说，资本家学习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国家。中国过去是不行，经济落后，现在虽然是好了一点，但还要大家努力。让资本家多拿几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对资本家要从两方面看。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有进步的文化。
在随后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中，毛泽东批驳了说资产阶级是反革命阶级和不革命阶级的论点，说现在有“左”的空气。资产阶级是有进步的，反革命、不革命的只是个别的，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是对抗的，妥协了，还有什么对抗?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不能讲不革命或反革命。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要组织人写文章。资产阶级三反五反后没有对抗，三反五反也不全部对抗，只是一部分对抗。以前孙中山同盟会，他在帝国主义压力下，一面对抗，一面妥协。现在是否一面对抗，一面合作，两面性是一面进步，一面落后。阶级多年形成，怎能只有一面性?如果认为只有一面性，结果就没有改造了，大家尾巴会翘起来。定息完结后，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有两面性。说只有一面性，不利于改造、进步。现在资本家学习热情很高，看来民族有希望。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以及基本完成工商业改造以后的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对资改造问题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在对资改造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对资改造的许多言论、著述，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并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意义。当然，也有一些话，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为尔后的实践证明未必完全符合发展了的实际情况，这应当视为历史的局限，是任何一个伟大人物所避免不了的。
例如，毛泽东对彭真的一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言稿作修改时，加写了一段这样的话：农业合作化“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
“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这句话，与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加写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句话一样，现在看来显然是需要加以重新认识的。首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痕迹是不可能的，恐怕也是不必要的。其次，实践已经证明，所有制的成分和形式不应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样的，只有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这些非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形式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人为地取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分配领域，要在贯彻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如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就是非劳动收入，三资企业中的外资、外商是按照其投入的资本多寡来进行分配的。看来提出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这句话本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不足的。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之后，我们国家逐渐形成的过分单一的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产生不利于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大锅饭”等分配中的弊病，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的类似这样的观点是不无关系的。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化三改造”的任务之一。毛泽东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两者是互为作用，互相促进的。我们在对这两者的改造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提出过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设想。他们认为，这种设想如果能够实现，对于无产阶级是最便宜的事情。
列宁曾主张对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对不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文明的资本家”加以无情的惩治。但是无情的事实是，俄国的资产阶级都不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方式，于是，只好采取了剥夺的政策。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企业完全国有化的设想在苏联没有成为现实。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根据中国国情实际，制定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逐步地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引上了国营经济的道路，胜利地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能够完成的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而且又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我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包括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后的全部赎买(即定息)过程中，共花了32.5亿元人民币。虽然这点钱已经超过了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私股股金总额24亿元的数额，但还是合算的。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对无产阶级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既照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又减轻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了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说到和平赎买政策所取得的胜利，毛泽东指出：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先河，它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宝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
(顾龙生：《毛泽东对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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