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 > 第20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
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主席倡导成立高级组和中级组，花了很大精力领导全党的高、中级干部集中学习六大以来的重要文件，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领导的路线是非。同时从1942年2月开始全党性的整风学习运动，来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后来，随着《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件汇集在1941年底、1942年冬和1943年冬先后编出，特别是通过1943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地检讨了党的历史问题，广大高级干部认清了路线是非，党中央认为，重新起草历史决议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经过两年多的整风学习，再回头来看1941年秋起草《历史草案》，它在某些方面的内容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显然需要充实和修正。例如它对四中全会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了解还不完整，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就反映了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
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一是《历史草案》可作基础，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可以吸收；二是毛主席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的六条意见，以及他在4月12日和5月20日的报告——《学习与时局》，可以成为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指导原则；三是“七大”召开在即，许多代表和高级干部聚集延安，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就历史决议提出修改意见。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召集，成员有少奇、康生、恩来、洛甫、彭真、高岗。5月19日又增加博古为成员。弼时同志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他本人不但参加了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还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对历史决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人，各方面负责同志12人。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这次会议记录。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会议进行了11个月(原准备开两个月)，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全会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草案。
为了使七中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弼时同志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月写出了第一个稿子，这就是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这个稿子是以《历史草案》为蓝本改写而成的(本来《历史草案》就是最早的历史决议稿，这次重新起草自然要以它为基础)，分六个问题：(一)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二)“左”倾领导路线的错误；(三)“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五)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虽然这个稿子的基本内容、一些重要思想观点的文字表述都参考了《历史草案》，但是弼时同志还是花了很大气力来起草的。一方面要把两万多字的《历史草案》的精华吸收进来，还需要作提炼和概括；另方面又要反映1943年“九月会议”以来对党史路线问题的新认识，这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弼时同志对稿子作了多次修改，能见到的就有三个改稿。第一稿近一万两千字，到第三稿压缩到一万字左右。
比较《历史草案》，弼时同志起草的稿子的新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修改了《历史草案》关于四中全会的评价。根据1943年“九月会议”的精神，弼时同志写道：“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者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且是阻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二是强调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弼时同志指出：“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曾经纠正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苏区不但未因立三路线遭受重大损失，反而获得很多的胜利与发展。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苏区在中央未迁入以前，他曾极力抵抗新立三路线，而且也在实际上纠正过许多错误。”弼时同志还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指出：“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地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的，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的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的。”虽然这里的概括还是初步的，但这个思想是很好的。三是指出了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弼时同志在决议草案中说：“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党的各方面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够避免许多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地增加党员和干部斗争的信心与勇气”。弼时同志的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
在弼时同志改过几稿后，又由胡乔木以弼时同志的稿子为基础，重新起草一个稿子。这个稿子近七千字，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曲折发展的历史。在这里，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以开展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为核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怎样空前地丰富了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第二个问题是概述第三次“左”倾路线是怎样占据党的统治地位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内容，基本思想是根据《历史草案》和弼时同志的稿子叙述的。第三个问题是分析“左”倾路线在党内取得四年之久统治地位的历史原因，也是根据《历史草案》写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和代表人物的主观根源的论述来发挥的，指出个人品质问题，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物。第四个问题是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指出遵义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新的中央，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党的马列主义的新时期；七大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而党现在是完全统一团结于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央的领导之下了。
这个稿子是由弼时同志的秘书兼中央速记室主任张树德同志抄正并复写的。弼时同志在抄正稿上对胡乔木写的稿子进行了修改。每次修改后都由树德同志抄正，先后修改了三次。第一次修改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在第二次修改稿上加写了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对文字表述的修改这一次更多一些。但是最重要的修改，则是对第三个问题讲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时，作了较大改动，加写了近五百字一长段话。弼时同志写道：“教条主义宗派的左倾路线是获得党内经验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的。在党内，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干部从事秘密工作和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固然是实事求是的艰苦奋斗，成为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然而其中有不少的经过长期斗争而且在党内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因为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不能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能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不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缺乏远见，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以至经验主义的宗派倾向。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受过把理论与实际互相脱节的德波林学派的教育，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这就使与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难于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的接受教条主义者的纲领，而与教条主义者互相结合和补充，并供给他们以庞大的组织阵地，这就使党内小资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势力，达到空前的高涨，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表的障碍”。在第三次修改稿上，弼时同志除继续进行一些文字修改外，主要在文后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写了七条提纲式的意见。这七条意见是：第一，不了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特殊关系；第二，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第三，不承认任何其他阶级有成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组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第四，对革命的长期性没有认识；第五，不了解农村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及战略战术；第六，政治斗争策略上的错误；第七，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七条意见是从政治形态上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它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草案)”时提出的意见。
虽然弼时同志对胡乔木写的稿子作了多次修改，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和七中全会的同志们仍感到不满意。中央指定闻天同志参加修改。因为弼时同志工作很忙，具体负责处理中央的许多日常工作，无暇继续用大量精力来专门修改稿子。闻天同志是“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经历并参与过党内的许多重大事件，熟悉党的发展历史，理论分析能力又很强，且整风以来对过去的历史错误认识深刻，高级干部对于他的检讨比较满意，适合承担这一任务。闻天同志改写的那份稿子虽然参考了以前的改稿，但基本上是在重新构思。由于年代久远，这个稿的全部内容已寻找不到。现在保存的是闻天同志修改过的不完全稿。这个稿子有前面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概述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至1937年抗战爆发期间的革命斗争历史，说明了研究和总结大革命失败以后十年历史的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里，闻天同志修改较多。他加写了一段评论毛泽东同志的有份量的话：“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十年内战更使我党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行动方向。而毛泽东同志终于在内战的最后时期确定了他在中央的领导，这领导，无疑的，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完全胜利。”第二个问题，叙述“党内三次左倾路线的产生，是有着它的历史渊源的。”这个标题是他加的。这个问题介绍了1927年11月扩大会议、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五中全会、遵义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六大的介绍，是根据恩来同志在1944年3月3日和4日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和毛主席在3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结论写的，肯定“党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并对其基本正确的方面和缺点作了初步的概括。对立三路线的“左”的内容及三中全会怎样纠正立三路线的情况也作了概略的分析。闻天同志对介绍三中全会以后的文字作了较多修改。这个稿子突破了此前的决议草案只从四中全会写的框框，把历史决议对历史问题作结论的起点从1930年12月的四中全会提前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因而这个稿子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不只是对四中全会以后的历史作决议，而是对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作决议。在这个问题的末尾讲到经过1942年全党整风以后的党的状况时，闻天同志加写了一段重要的结语：“大会欣幸的指出：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第三个问题，专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改变了以前的稿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四个方面进行叙述的写法，基本上以前述弼时同志归纳的七点提纲式的意见而展开论述。对这个问题，闻天同志作了较多的文字性修改。闻天同志的修改稿对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闻天同志修改过的那份稿子，用16开的纸抄清以后有46页，大约有一万三千字。这个“抄清件”有第四、第五个问题，并有题目。前面几个同志的起草稿和修改稿反复磨了半年多。到这份“抄清件”为止，关于历史决议的大思路和格局基本上理出来了。从1945年春开始，毛主席在这个“抄清件”上亲自动手进行修改。从目前查到的材料看，他至少参加改了7次。
第一次修改，毛主席把“抄清件”上的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从闻天同志修改的那份稿子涉及的内容来看，这是符合实际的。历史决议的题目从此也就定下来了，再没改过。毛主席对“抄清件”的第一个问题改得较多，加写了许多话。后来历史决议上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这句话，就是这次加上的。只是“彻底”二字，毛主席写了又圈掉了，“完全”二字是后来添的。“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段话的意思，也是毛主席这次加上的。这第一个问题，经过毛主席修改后，基本上是后来历史决议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对其他部分，毛主席这次改动的不是很多。
在第一次改稿的抄清件上，毛主席进行了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对第二个问题涉及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增加了一些有份量的话。如对党的六大进一步强调了它的正确方面，指出：后来的“左”倾思想主要地不是由六大来的，相反，是违背了六大的基本方针。对于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既进一步肯定了它的积极方面，也指出了它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及相当时间以来就有了的若干“左”倾错误政策并未加以清算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六届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严重错误加以进一步的强调，指出：四中全会除了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及错误地打击了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以外，还很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的全体同志。毛主席还写道：其实，当时的反党的右派，是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几个人。至于所谓右派大多数同志，如何梦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十余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与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虽然他们对于三中全会的中央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接着不久，这十余个同志就被敌人逮捕。但是这些同志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他们的这种可歌可泣的事迹，长留在全党同志的心中。这段话在以后的决议改稿中基本保留下来了，并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这段话反映了毛主席对这些受迫害的同志的深厚的怀念之情。这个改稿还强调了在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此时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的作用，以及遵义会议实现的转变对于克服张国焘路线，挽救一部分主力红军，团结全党同志共同奋斗的重要意义。
此外，在结尾部分加写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一段话，为后来的改稿一直采用。作为历史决议结束的那一段文字也在这次改稿中基本定型。在这个稿子上，毛主席第一次明确地将过去写的由党的七大讨论历史决议的提法改为由“中国共产党第七次扩大的中央全体会议”来讨论，并且在稿子的第一页上写了两段批语，第一段批语是：“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此时如在)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再交七中通过。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第二段批语说：“此次决议如通过，只发七大代表，将来再考虑是否发学路线的人，其他都不发。”第二个批语虽然是规定发决议的范围的，但也补充了第一个批语的意思。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将历史决议交七中全会做结论，毛主席在这次全会上讲了产生这个想法的缘由。他说：要使大会代表们有这种自觉，就是历史问题应由七中全会做结论，以便大会只集中注意力于当前全国的政治问题。精神是弄清历史，团结全党抗日建国。不采用大会的武器来算旧账，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为了使与会代表们都同意这个想法，毛主席还建议让各代表团对这个建议进行讨论，然后写信上来请七中全会通过，“这样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政策问题，才真正是团结党内党外抗日建国”。毛主席的这个建议为与会同志所赞同。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解释了起草决议的一些指导原则。他说：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用这个方针，因为那时许多干部不了解，不成熟嘛!那时采用此态度是正确的，这次还采用此态度。
经过第二次手抄稿修改后，决议草案于1945年3月26日第一次排成铅印稿。对这个铅印稿，毛主席很快又改了一遍。这次修改虽然主要是文字上的增删，但也有不少重大改动。比较重要的修改有这样几处：(1)强调《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全部纲领。从此就在党内产生了一条错误的新的左倾路线”。与此相联系，改稿指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特点是不但不批评立三路线的“左”，却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以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来掩护它自身的“左”倾路线。改稿还增加了不少文字来叙述从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期间“左”倾路线的发展过程及各方面的“左”倾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关于这段历史叙述的大体格局。(2)加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明确提出，“扩大的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战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战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这个意思，毛主席在3月31日的会上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做结论。这样，以后稿上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内容统统删去了。(3)对于“左”倾路线的8条基本错误内容增改得更为充实，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英勇斗争，指出：“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与人民群众，将永远被我党与人民所崇拜。”(4)在分析“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左右摇摆、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等特点，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5)在结尾部分加写了关于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路线和方向是正确的，党在一个时期犯错误是局部现象，以及党通过克服错误而更加坚强的一大段话，从而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第七部分的主要内容。
经过第三次修改后，在同年4月5日又排印一次清样。此后，第4次，第5次，第6次修改的底稿，都是这一次铅印稿。在这些修改稿上，除了主要是毛主席的修改笔迹外，也还有其他领导同志少量修改的笔迹。这说明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稿凝聚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智慧。
对第四次修改稿，毛主席在题目的“草案”二字后加了“修正稿”三字，此后三稿都称“草案修正稿”。第四次改稿基本上是文字润色，是几次改稿中变动最少的一次。
第五次修改稿与第四次修改稿是在4月7日同一天改出的。因为四稿改得少，故紧接着改五稿。第五次修改稿主要在开头加写了一大段话，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从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1921年以来的廿四年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并通过与党内机会主义作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我党发展到已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近一百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这段话是后来历史决议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
第六次修改稿，是委托胡乔木汇总毛主席的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而作一次局部性修改。胡乔木将毛主席修改稿上所加写的开头那一大段话，加以展开，强调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党在廿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党内一切错误路线及错误思想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及正确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思想。并将这段开头语写上(一)，使其成为单独一部分。这样，决议草案至此改成了六部分。对其他部分只作了些文字改动，毛主席在审看这次改稿时也作了个别文字修改。稿子经过一天改好后，胡乔木在4月9日将改稿交弼时同志，附有一个便笺：“弼时同志，历史稿送上，因考虑得仍不成熟，改得仍不多，你上次所指出的许多地方因记得不甚清楚，亦尚未改正。将来的改正稿望你给我一份，以便继续研究。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我是先讲小集团，待宗派主义事迹说清后才安上教条主义宗派的头衔，以见实事求是之意，经验主义的问题也是先说事实后说责任，这样说不知是否有当?敬礼 乔木 九日。”对这次改稿，大家还是不甚满意，于是又着手进行第七次修改。”
胡乔木参加修改过的第六次修改稿于同年4月9日再次排印。第七次修改主要是对第四部分讲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重新改写了。将前几稿讲的八点又恢复为从政治(包括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篇幅大大地扩充了。政治方面基本上是由别人改写的。在组织上和在思想上两个问题是胡乔木改写的。这次修改基本上都是采取把错误路线放在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比较的过程中来展开叙述的。毛主席在这些改稿的基础上又作了修改。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加写了两段话，第一段话是：“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及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联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团结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我党愿与各界人民建立武装志愿委员会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的错误。”这段分析是实事求是的，避免了简单化和片面性。后来的改稿保留了这个内容，并把它进一步充实了。第二段话是在政治部分的结尾处写道：“在上述三个政治问题上，就是说，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的问题上，在对于整个民主革命阶段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在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的问题上，左倾路线都是犯了错误的。而这三种错误是互相联系的，第一种错误(混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第二种错误(混淆农村与城市)与第三种错误(混淆先锋队与群众)的总根源。”这段话后来虽被删去了，但是毛主席对这几个问题间的关系的思考还是富有启发性的。对第五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社会根源，毛主席在修改这一部分时加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较易发生‘左’倾错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较易发生右的错误。”这个思想后来经过修饰和润色，成为毛主席的名言之一。
以上七次改稿都是毛主席或亲笔修改或主持修改的。为了提交4月20日召开的七中全会的大会讨论，在4月15日又改出了新的修改稿。按照改稿的标明情况计算，第一至三稿称“草案”；第四至七稿为“草案修正稿”，此稿在清样上标为“草案第三次稿”(如果连算过去的七次改稿，这应是第八次修改稿)。这个改稿除了一般性的文字和段落的增删调整外，主要修改是：(1)删去了第三部分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特点的分析与第四部分相重复的内容，相关有用的思想和文字集中在第四部分去叙述。(2)在第四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的政治方面说到革命转变问题时，增写了不要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明确提出了“我们现时的任务是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段话。(3)在第四部分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组织上的错误时，增写了一段话，即“扩大的七中全会在此宣布：一切被错误路线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其处分或其错误的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给予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后来的定稿用了这段话，只对它作了个别的文字修饰。(4)在第五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的社会根源论及小资产阶级时，增写了关于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之一，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应采取与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同态度的内容；在分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和组织生活方面的表现时注意了从好与坏两个方面来阐述，改变了以前几稿只讲一面的缺点。(5)将几次改稿的第六部分的最后两段话独立成第七部分，从而形成了历史决议稿的基本结构。这就是说，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经过了七八次的反复修改，直至拿到六届七中全会第五次大会上讨论之前五天才大体定型。
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审议历史决议草案第三次稿。这次会议是在杨家岭召开的。到会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康生、林伯渠、彭德怀、洛甫、博古、李富春、林彪、刘伯承、陈毅、贺龙、高岗、叶剑英、聂荣臻、杨尚昆、罗迈、吴玉章、邓发、凯丰、朱瑞、林枫、陈郁、谭政、孔原、陈伯达。石磊(曹瑛)和胡乔木任会议记录。
会议开始时，由富春同志宣读王明给七中全会的信。此前，王明一直没有参加会议。三次决议草案都送给他看了，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五位同志(毛主席、朱总、少奇、弼时、恩来)都先后和他谈过话，传达会议内容，听取意见，帮助他反省错误。这次是讨论历史决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于是他在开会之前写了一封信来。在信中，他至少在表面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历史决议。他写道：“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他还对他那本小册子，从对革命性质和动力的分析，对策略方针的提出，关于进攻防御及先锋队与群众关系的观点和党内斗争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检查，承认“所有这一切就证明了这一次我所提出的我的反立三路线小册中存在有‘左’倾路线的各项主要纲领，因而小册子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是正确的”。这封信较长，富春同志只宣读了上述第一部分。
弼时同志作为会议主席，报告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情况。他说：上次会(即3月31日会议)后，各代表团讨论决议一致赞成委托七中全会解决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已修改了三次。第三次无原则的修改，只把讲“左”倾路线错误的8条系统化，把毛主席的思想正面提出加了头一段。第三次草案讨论后各代表团还有些意见补充，主要提出了这样几条：(1)王明同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的内容应加入；(2)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应单独写；(3)张国焘路线的内容要指明；(4)1927年11月会议盲动路线毛主席未赞成的情况要说明；(5)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还要彻底一些；(6)对六大的错误，一部分同志要求指出，我们考虑后还是不写为好。这些意见请各代表团秘书整理成书面材料，以供最后修改参考。弼时同志还说：王明同志刚才也写了声明拥护此决议，我们应表示欢迎，并望他今后在行动中加以实现，不断进步。今天讨论决议草案，望七中全会最后考虑本决议有无原则修改，对基本内容加以讨论，作为基本结论。
与会同志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决议草案内容，对于决议草案未提宗派问题，未讲品质问题和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不作结论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都完全拥护。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再次表示要继续检讨错误，承担责任，汲取教训。博古同志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这个态度是诚恳的，可以说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还有一些同志发言谈了对历史决议的感受和对若干历史问题的看法。陈毅同志发言，仍然表现了他那特有的豪爽气概。他说：决议内容完全同意。这个决议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敢于彻底指出党过去所犯过的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经过三个时期的革命，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沾了边的。我对党外阶级斗争是英勇的，在党内斗争中就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决议是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最好的教科书。恩来同志讲了三个相关的历史问题。第一，何谓忠实于共产国际。他说：过去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成偶像、教条，不顾实际去执行，不能说是忠实于国际。对国际的决议要发展，六大决议毛主席发展了好的，教条主义者发展成坏的。六大时，斯大林对我说，形势不好，你们可到四川去，意即讲革命高涨并不排除退却。但那时没理会这句话，了解为一直高涨。1930年打下了长沙，就说实现了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当然，也有的同志到国际去反映情况是不忠实的。王明到国际去就只按自己的主观看法去反映，老是夸功，说如何又取得了胜利，国际也只好肯定。与这有关的错误，我们自己有责任。第二，三中全会问题。恩来同志说：三中全会有好坏两方面。王明攻击的恰是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这次决议未讲。三中全会的决议比三中全会本身还要坏些。第三，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关系。恩来同志说：经验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教条，这是两者合作的思想根源。所谓宗派，不是说有什么秘密反党的小组织，而是说以错误思想、纲领为基础而形成的同志间气味相投的结合，对不相投者即反对的关系。这种关系自然是不巩固的，思想变了，这种关系也不复存在了。恩来同志对这几个问题的解释使与会者对研究历史决议，看待过去的历史问题很受启发。
毛主席最后发表讲话。他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决议的重要意义。毛主席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要对全党与全国人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是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就再现了党的廿五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虽然要看马、恩、列、斯，但归根结底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人民对于各党派往往不清楚，但晓得根据政策来判断。国民党开头是激进的革命民主派，但后来国内政策反动，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也犯些错误。现在的决议案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人民的。二是对历史决议中的一些历史问题如何估价。毛主席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故今天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至于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看来，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后来改交七中全会，这是有政策意义的，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可以免得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上，而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当前问题，这是不好的。决议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现在弄清楚了，根本上是错的。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国际现在没有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三是治病救人问题。毛主席说：这个方针被证明是有效的。治病与救人，看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方面。前年十二月会议，治病太多，用多了点药，所以去年就加了些甘草。最近各代表团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对治病多些，救人少些，有的则相反。总之是治病救人。治病是手段，救人是目的。一定要治病才能救人。所以有些同志在有些时候需要攻一下，这就是帮助他。去年怕伤了元气，又温和些。发展过程就是如此。到了这个文件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全党大多数干部有这种病菌，非进行教育不可。决议要点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于他们几个。党是政治团体，要搞五湖四海。政见不同会有争论，争论时分清是非界限是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要像决议上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四是好事挂账的问题。毛主席说：决议案上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这个划分。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这是大家要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相信也还会逾矩的。整风过去不会，搞生产过去也不会，现在都有经验了。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些。五是防止敌人利用问题。我们的决议案没有作，人家就利用。现在做了决议案，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
毛主席讲完话后，决议案付诸表决。全体一致原则通过。在第二天即4月21日开幕的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主席讲到他的想法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写过多少次，经过三翻四复的研究，经过多少双眼睛看。单有中央委员会几十双眼睛看还不行，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没有大家提意见，我一个人就写不出这样完备的文件。昨天七中全会是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精雕细刻。毛主席还讲，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五年的历史都写进去很不容易。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就是说，在党的历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决议案，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七大闭幕后，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继续由弼时同志为首组织修改，并提交下次会议最后通过。
根据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意见，于7月24日又印出“草案第四次稿”(就修改的总次数言，应为第九稿)。这次修改的工作量还是相当不小的。主要改动是：(1)根据七中全会以来广大代表们的要求，加强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些重大革命关头作用的叙述，特别是在第一部分将原来写的“党在二十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一切错误的路线和思想相区别的正确的路线的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改成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并增写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段总的论述。(2)对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左”右倾向的叙述，增写了八七会议，并对第一次“左”倾盲动路线、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新“左”倾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及其向苏区白区派遣中央代表、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五中全会、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与长征等重大事件讲得更为充实和全面。(3)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内容的分析，把军事方面独立出来，增写了关于军事方面的长段文字，从而使之成为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这是这一稿最大的修改。对政治方面的三个主要错误的概括和叙述也作了一些修改。对第一点错误，由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弄错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改成“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与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对第二点，将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既然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等战略性质的问题上作了错误的论断，对于如何使革命在全国得到胜利这个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也就不能不采取错误的方针”，改为“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对第三点，将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既然在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的策略方针两类基本问题上都犯了许多左的错误，它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上，也就不能不随着犯同样的错误”，改成“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与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在这一点的叙述中不但增加了对毛泽东同志策略思想的阐述，而且在决议稿的第一次明确指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并对其策略思想展开地作了分析。由于对“左”倾路线政治上三条错误的概括改变了，原来讲三条错误关系的那一段话也相应地删去了。(4)在论述“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首次指出“左倾路线反映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面“在将来也可能与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其落后的一面则是在失去无产阶级领导时有可能变成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俘虏”；“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的”，“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这些思想的提出及论述使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深刻了许多。这次修改对于历史决议稿的最终形成是带有决定性的，无论从整体结构、思想观点、段落调整和文字表达来看，经过这一次修改已基本定稿。
为了提交1945年8月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8月5日排出了历史决议的“草案最后稿”。这实际上是第十次修改稿。这次改稿虽然基本上是文字的最后修饰和润色，但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叙述还是有一些较重要的修改。如在第三部分指出八七会议错误的同时又肯定了它的功绩，使其评价更为全面；将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是有功绩的”，改为“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讲四中全会时增加了对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小册子的批判；叙述在中央苏区的错误时，原来提到宁都会议的时间只笼统地说1932年，这次具体化为“1932年8月”，反而把时间弄得不确了，成为后来党史研究的一桩“公案”(准确时间现已考订清楚是10月)。在第四部分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时，增写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时指出他们“否认中间营垒与第三派的存在”，“把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在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时，增写了“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与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突出了它的政治品格；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作战问题上的错误时，强调了他们“要求阵地战与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思想方面论及一切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与否的根源时，将原来写的“在思想方法上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改写为“在思想方法上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与此相联系，也将原来写的“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改成为“毛泽东同志从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从而强调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对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析也相应地增写了“它们都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它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话。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
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中委29人，候补中委12人，还有几位高级干部列席。与会者对历史决议稿再没有提出重大的修改意见，在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年8月12日，“历史决议”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这样，经过前后近4年的时间，毛主席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它倾注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主席提议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当时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1950年8月19日，毛主席致中央政治局的信说：“此件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最后编入第三卷于1953年4月出版。这个公开发表稿作了这样几点重要修改：
一是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有些就是毛主席在审定过程中亲笔删改的。如在第一节讲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之后，删去了原有的“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一语；也有将“毛泽东思想”删后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这样，发表稿通篇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毛主席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想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早在建国前夕就已萌生了。还在1949年1月他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曾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这个想法是毛主席删去“毛泽东思想”概念，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赞成恢复使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在于毛主席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历史决议”提毛泽东思想就有对着苏共的意思。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在苏共、共产国际帮助下产生的，这一方面给我们党许多积极的东西，但同时也给我们党造成许多困难，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地位确定了。“历史决议”反映全党要求，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可以设想，如果不提，就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因为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它的影子还存在，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但是，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二是根据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处，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字。当时点名，没有特别严重的意义。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
三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份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这个修改是陈伯达提议的，毛主席赞同了。
四是将左倾路线的左字都打上了引号，即一律改为“左”倾路线。此后，党的文献就沿用了这个用法。
此外，还有一些用语和文字方面的修改，如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暴动”改为“起义”，以及将“与”改为“和”等。
这个“历史决议”后来的命运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其中有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贡献这样的内容，整个决议被从《毛泽东选集》中删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新版《毛选》按照建国初期的编排，仍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
(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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