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 > 第3节 张光宇回忆国共合作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形式下进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加速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步伐。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一
为了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不辞辛苦，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第一，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促成的。1922年8月，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主要讨论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问题，决定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等五人组成中央局(毛泽东任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11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全部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湖南的党组织着手帮助建立国民党组织。早在1923年3月，由毛泽东担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即计划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运动。毛泽东离湘调党中央工作后，通过覃振的关系将惟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中共湘区委，商谈筹建国民党组织问题。至同年11月，已有一批我党团员加入了国民党。至次年3月，设立了长沙、宁乡、安源三个分部，共计国民党员二百六十余人。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苏俄顾问鲍罗廷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时，提案人黄季陆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比例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按总票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的选举制度。——笔者注)毛泽东发言反对这种选举制，他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黄季陆进行辩解，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以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组织国民政府、设立研究会等问题时，毛泽东也发表了重要意见。这次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大会选举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1月31日，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地区的党务。会后，毛泽东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上海执行部的实际领导工作，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2月25日，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决议由毛泽东代理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职务和担任组织部秘书职务。作为文书科代理主任和组织部秘书来说，毛泽东的工作是繁重的。为了改变国民党极端涣散的状况，国民党“一大”后强调组织上和纪律上的整顿，实际上主持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工作的毛泽东负责对国民党员的重新登记的工作。但这一工作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四川省长，在执行部冲着毛泽东责问：“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的?我不登记！”带动一帮人拒绝登记，无理取闹。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回答说：“不来登记，就丧失党籍，必须维护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结果，这帮人不得不重新登记。
毛泽东之所以积极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是基于对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正确认识。1925年11月21日，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次年1月，他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又说：“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领袖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1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
第二，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发动和组织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利用其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作了大量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工作。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到达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1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12月3日，毛泽东在广州出版的《国民新闻》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
12月5日，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一期出版，并亲自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指出：“‘向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对外不公开，所以通讯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政治周报》“由中央宣传部主持，每期四万份，目的在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政治周报》在宣传新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右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作了《宣传报告》，全面总结了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他的报告受到杨公(中共四川地委书记)的赞赏，认为较其他报告都“有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正式批准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毛泽东从2月5日至6月7日正式代理宣传部长期间，出席了十八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革命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提案。在十二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名义提出的“上海‘革命导报’为伪中央机关报，应请中央通告各级党部禁止流行”案，会议决议通过。在二十次会议上，他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会议照准。在二十三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名义提议：“(一)扩大党及国民政府之宣传于全国各地；(二)变更编纂办法，用买稿法在上海等处收集稿件，编印关于革命理论策略史事之丛小册；(三)在宣传部之下设宣传委员会，以讨论计划全国宣传事项，并请指派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彭泽民、陈其瑗、林祖涵、毛泽东等七同志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四)湖南省党部开办党报请每月津贴六百元”案。会议决议：“(一)项交政治委员会办理；(二)(三)两项均照准；第(四)项津贴湖南党报六百元之经费准予香港党报存款项下暂时支用，至香港党报开办时另行设法。”在二十四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名义提议：“(一)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于‘五一’节发表告工人农民电并在广州发一传单；(二)于‘五四’、‘五七’纪念日发表通电”案，会议决议交宣传部起草。他还以宣传部名义请中央发起“五卅”全国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案，会议决议照办。在二十五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名义提出审定编辑国民运动丛书办法案，会议决议照原案通过。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1926年10月中下旬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曾建议：“将大会每日开会情形电告各报馆，以明真相。”
上述事实说明，毛泽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参加者，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他呕心沥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
国共合作虽然实现了，但是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妄图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阴谋并未停止。为了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坚决地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第一，参加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1925年11月，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一小撮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擅自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非法会议，并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和“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反共决议。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人们称之为“西山会议派”。
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六十七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委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这时，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八篇文章，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西山会议派”。
首先，他揭露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罪行。他指出：“国民党右派叶楚伧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从11月20日起，即从登载北京右派会议的通电之日起，已经宣告做了反动派的机关，宣告脱离了革命的国民党，宣告与帝国主义军阀从此妥协，宣告做了帝国主义宣传机关之一种。”他批判了右派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罪行，指出：“这些右派，完全不服从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完全不照三民主义去实际工作。”“这班右派实际完全是孙先生三民主义的叛徒，尽管他们在总理灵前开一百次会，尽管他们把三民主义天天写在脸上挂在嘴上。”
其次，他指出了“西山会议派”的性质。他说：西山会议派“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再次，他分析了“西山会议派”出现的原因。他从对国民党的历史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从对国民党员的社会阶级属性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总之，“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最后，他还指明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前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各地反对“西山会议派”的电文近五十篇，毛泽东将这些电文全部刊登在《政治周报》上，他高兴地指出：“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因为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他从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毫不犹疑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峰是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在1月18日会议上，讨论《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时，毛泽东发言说：“六款‘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句应改为‘关于发表变更本党决议及政治方针言论’，又创立研究的会社之上，应改加‘凡有’二字，必须事前将党部之许可，改为‘必须将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把‘或事后得党部之追认’句删去”。毛泽东的意见是针对右派任意篡改三大政策、擅自成立非法组织而提出来的。他的意见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好几人发言同意或补充他的意见。可是高语罕却发言说：“言论的范围极宽，一千几百字也是言论。本席以为应声明限于著作品。如戴季陶同志前几月所出小册子之类，须得本党许可。如属细碎之言论，均须党部之许可，恐不胜其烦，事实亦难办到。本席主张将言论二字改为著作品”。毛泽东当即发言表示不同意，他说：“五十九号(即高语引者注)所说，本席也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词，字数虽少，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小册子也不行的”。毛泽东是从本质上而不是从形式上看问题的，“西山会议派”林森的演说词，字数虽少，但内容反动，当然应属禁止之列。
在会上，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的代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袁同畴附和“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提出限制共产党的反动提案，说什么“(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毛泽东立即驳斥了袁同畴的意见，严正指出：“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就第(二)点说，和第(一)点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是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有力地驳斥了袁同畴的反动提案，而且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驳斥下，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
毛泽东1月10日在《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一文中预料：“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事实正是这样。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请处分列名同志俱乐部分子案》、《请处分上海伪中央党部案》，决议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对居正等十二人提出警告，命令叶楚伧的《民国日报》交出改组，责令戴季陶反省，大会给了“西山会议派”以沉重打击。
第二，参加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1925年七八月间，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家”戴季陶先后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借以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
为了批判戴季陶主义，1925年9月，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决定和戴季陶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肖楚女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恽代英写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针锋相对地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的反动理论。毛泽东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撰写专题文章批判戴季陶的具体观点，但是他从本质上，概括而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戴季陶原准备参加西山会议，但又随即偷偷地逃走了——引者注)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介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毛泽东关于中产阶级右翼提出的所谓“独立”的政治路线的论断，为以后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第三，参加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1926年3月，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篡夺军权的反革命信号。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他说：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向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建议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其党籍。他分析取得反击胜利的有利条件时说：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但是，毛泽东的正确建议遭到季山嘉的反对，毛泽东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独立团不能坚持一个星期。季山嘉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接受，陈独秀主张退让，使蒋介石完全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后，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退出的共产党员达二百五十多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但陈独秀拒绝这一正确主张，因此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行。
1927年1月起，武汉地区逐渐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提高党权运动”，而党权运动的最高峰就是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主张坚决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
首先，他反对蒋介石延期开会的阴谋。蒋介石对于提高党权、反对独裁为内容的三中全会是害怕的，所以借故一再拖延会期，进而达到使全会开不成的目的。蒋介石借故不前来开会，谭延在预备会上也主张改期举行。毛泽东在7日的预备会上明确指出：“大会则决定今日开，不能再展”。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于树德、徐谦等也主张大会如期召开，于是，决议仍按原定日期举行，10日正式开会。
其次，他主张限制蒋介石的权力。鉴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曾于1月3日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挑起了“迁都之争”的事实，为了防止当时仍留在南昌的蒋介石、张静江故伎重演，所以，在7日预备会上，毛泽东提议：“在大会期间，政治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故发生，应付与主席团全权办理”。于树德表示赞同说：“以为当然，但事后对大会仍须报告”。会议主席说：“毛、于两同志提议付表决”。结果多数通过。
再次，他主张取消蒋介石操纵的黄埔同学会。在17日的会议上，他指出：“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志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吴玉章立即支持说：“毛同志提议不得设同学会，本席赞成”。当会议主席将此提议付表决时，全体通过。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使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反蒋斗争的会议。
蒋介石制造“赣州惨案”之后，3月15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会，毛泽东发表演说，指出：“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的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运动，这是武汉政府时期反对国民党右派的高峰。
由上述可见，从反对老右派到反对新右派的长期斗争中，在几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站在正确意见一边，与许多共产党人一起，向右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遗憾的是，毛泽东等许多共产党人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努力被断送了。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了，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惨痛失败。
三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统一战线必须具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基础。他指出，当时的国民党由于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以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是国共合作式的民族联盟，但是当时国民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只给劳动人民很少的利益。由于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利诱，在1927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他指出，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政治基础。
第二，统一战线必须有革命武装作为中心革命力量。他指出，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使得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使革命陷于失败。当时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垮台了。
第三，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
第四，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在“八七”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的错误，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又说：“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924年至1927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说：“在1927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第五，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法宝，中国共产党必须善于运用这个法宝。他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他具体谈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意义时指出，由于国共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27年两党分裂，造成了十年内战的局面。由于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
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表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光宇：《毛泽东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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