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力扩编军队，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部下大都升任高级军官，因而急需补充有近代军事知识的中下级军官。原来武卫右军四所随营学堂的毕业生远远不够用，天津武备学堂又被八国联军焚毁，变成一片瓦砾。因此，在清政府于1901年下令广设陆军学堂以后，袁世凯认为是培养私人势力的大好机会，便抢先创办一批陆军学堂，把培训军官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
1902年6月，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督办冯国璋，总办雷震春。主要抽调直隶淮练各军营哨官弁为学员，此外，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也选送官弁来堂肄业，因此又名“各省将弁学堂”。以八个月为一期，共办三期，毕业学员总计五百四十五人。同时，在保定还设立北洋武备师范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这些学堂都是短期训练班性质，均于1903年秋并入北洋武备速成学堂。著名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就是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后来分配到第三镇，在炮兵营提任管带。
袁世凯于1903年3月作了一个创办新军正规学堂的计划，上奏清政府，拟建立武备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培养所谓“将材”。但他又认为，“中国风气初开，根柢尚浅”，中学和大学“只可从缓建立”。“为今之计，惟有赶紧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区，以为救时之用”。①根据这个设想，10月，他在保定开办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堂督办先为冯国璋，后改为段祺瑞。总办先为郑汝成，后改为赵理泰。监督为曲同丰。第一年招收二百人，分为步、马、炮、经理、测绘各科。二年毕业。1906年8月，该堂改归练兵处办，又名“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来自各省武备学堂或陆军小学堂肄业生，每年招收六百人。学生在校一年半，完成课堂操场学业后，还要分派到北洋六镇中实习半年，期满后，“该管协标统官出具切实考语”。②练兵处据学生考试分数和各镇考语，分别授以副军校或协军校等官衔，③分发到各省新军中补“排长、司务长之职”。如分发不完，仍在北洋各镇充当见习军官。当时，这个学堂在全国规模最大，至1909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已有二千多人毕业。毕业生大都担任北洋各镇军官，其中不少人因受袁世凯或冯国璋、段祺瑞的提拔，后来跻身于北洋军阀行列，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刘汝贤、孙岳、王为蔚、张砚田、李景林、张国威、张钫、李如璋、陈嘉谟、齐振林、陈光逵、李济臣、马湘、郑俊彦、张国溶、阎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④另外，学堂中还有留学生预备班，自1907年陆军部所派留学生都要在此学习，经考查合格后，再派出国。臭名昭彰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和张群等人，就是由这里选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的。
1903年11月，又开办陆军小学堂两所，一在保定，一在姚村。总办为廖宇春。每所学堂一年招收学生一百名。三年毕业。次年2月，又奏设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四所“专门学堂”，培养军医、马医、军械官及军需官，于1904年底或翌年初开学。三年至五年毕业，1905年2月，又从北洋速成学堂中考取一百名，加习师范课程，名陆军师范学堂，以冯国璋为总办。学生毕业后，多派往华北、西北和东北各省陆军小学堂，充当总教习、教习或监督。同年9月，又开办宪兵学堂（后改名陆军警察学堂），监督为张文元。由各镇选拔排长或武备学堂毕业生五十名为学员，又考取兵目一百五十名为学兵，均一年毕业。毕业后“编为宪兵队，分驻各镇，以维军纪”。⑤1906年冬，第一届学员、学兵毕业后，编成中国最早的宪兵队。
为了轮训在职军官，1906年6月在天津韩家墅地方又创办了北洋讲武堂，“为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袁世凯规定“全省带队各官均须分班轮流到堂讲习武备”。⑥总办为蒋雁行。额限学员一百八十名，分为三班。“每班以三个月为限，周而复始，以次递推”。⑦先后六班，共毕业学员七百四十名。该堂还附设学兵营，由北洋各镇正副兵内考取四百名为学兵，“授以各种战时实用及训练新兵等法”。一年毕业，仍回本镇，“专备拔充头目之选”。⑧该营管带先后为卢金山、田中玉。
按照练兵处颁布的陆军学堂章程，陆军大学堂应由练兵处在北京创办。袁世凯对这个规定未予理会，为把大学堂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他借口大学堂教习“不能不借才异地”（指用外国军官），“在京延订亦多不便”，于1906年6月“本大学堂之意”，略事变通，⑨奏请开办保定军官学堂。并未经清廷批准，即以原将弁学堂房舍“先行开课”，“授以各种高等兵学”，“为造就军官总会之所”。⑩分为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额限学员四十至六十名，深造科三年毕业，额限学员五十至八十名。学员均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督办为段祺瑞，总办为赵理泰。这所学堂的开办费二万两，常年经费八万两，袁世凯奏称北洋财力窘困，无法筹措此项经费。他提请练兵处和兵部“设法筹拨”。练兵处、兵部合议结果，只愿“与北洋各分认每年一半经费”。袁大为恼火，立即给徐世昌一信，怒气冲冲地质问：练兵处“有无学员送堂肄业？”如不准备保送，“各半分筹，殊未持平，似可勿劳硕画！”[1]言下之意，你们不出钱，就不要送学员，军官学堂由我一人包办了。练兵处、兵部只得照袁所请，每年拨款八万两。1908年，军官学堂名义上由陆军部接办，实际上一直在北洋派的控制之下。
上述学堂，除讲武堂、军医、马医学堂在天津，宪兵学堂在大沽（后迁北京），其余都在保定。当时保定是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袁世凯先后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保”、“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西太后曾于1903年4月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身穿黄马褂，头戴珊瑚顶孔雀翎，率领全体学生一千多人跪于路旁迎接。西太后赏给教习和学生每人银牌一枚，以示恩慰。
袁世凯一贯认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材力”。[2]所以，他和小站练兵时期一样，始终把学生和士兵进行反动的政治灌输放在第一位。他指令各营设随营学堂或“讲堂”一所，由官弁定期给士兵上课，讲“圣谕广训”、“忠孝经”及“军人精神谭”等。[3]各陆军学堂明文规定“忠君尊孔”，而且都有礼堂一所，供奉西太后、光绪帝及文武圣牌位，“每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和“文武圣诞日”，以及开学和毕业之日，“总办率领各员生衣冠诣礼堂行三跪九叩礼”。[4]课程设置也是“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除军事技术课外，“古人嘉言懿行”、“圣谕广训”、《左传》、《春秋》都列为必读的“修身课”。还明令禁止进步思想，规定学生“不得妄议时政，私著邪说，结党聚会”，甚至“新闻报纸闲书杂志”不经允许也不准携带。袁世凯企图用腐朽不堪的封建意识，把学生的思想禁锢起来，使他们既有一个顽固不化的头脑，又懂得近代的军事技术。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3，页1.
②《陆军速成学堂章程》，见故宫练兵处、陆军部军学司档。
③据练兵处奏定的新军官制，军衔分为三等九级，有协军校（把总、七品）、副军校（千总）、正军校（守备）、协参领（都司）、副参领（游击）、正参领（参将）、协都统（副将）、副都统（总兵）、正都统（提督、从一品）。
④详见《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录》，1919年印。
⑤《宪兵学堂章程》，见同②。
⑥同①，卷39，页3.
⑦《北洋陆军讲堂章程折》见同②。
⑧同⑥
⑨《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五日。见同②。
⑩《北洋军官学堂试办章程》，见同②。
[1]同⑨。
[2]《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
[3]《陆军第五镇钞呈教育计划草案》，见同②。
[4]《北洋速成学堂章程》，见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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