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所制定。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杜俄人之窥伺”。①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腐败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偷安一时的主观企图。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
1885年7月，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沙皇俄国乘机插足，其驻朝鲜公使韦贝（KarlWeber）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局更加动荡。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送大院君回国；二、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鲜商务委员。②
李鸿章释放大院君回朝鲜，想利用他的威望及国王生父的关系，压制闵妃集团的势力，以稳定朝鲜局势。由于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李认为护送人选关系重大。他反复考虑的结果，选中袁世凯。袁世凯返回原籍后，与朝鲜官吏金允植等人仍有书信来往。③袁保龄当时在旅顺口办理海防，经常往来于天津和旅顺，仍然充当他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的亲信僚属如张佩纶、周馥、章晴笙等，都与袁保龄有很深的交情。因此，不断有人在李鸿章面前称赞袁世凯的“才智”，使其更为李所常识，认为是“后起之秀”。④这是袁世凯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起初，袁为提高身价，托病不出。但当他得悉此事办妥，李拟保荐他为驻朝鲜商务委员时，便立即启程北上。一到天津，李就接见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引导足矣。”⑤李对袁的器重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而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海军。1885年8月他致袁世凯的信中说：“帅与我电谓：慰庭联合李、闵，送大院君必妥。亦知我不放心，极力奖汝以慰我，意自可感。……汝此行既不带兵，则往来皆取轻快，九十月间赶封冻能回沽最妙。若帅意必欲以商务相属，仔细思之，殊不甚妥。汝以少年早得重名，此后但患不稳，不患不富贵，跻府道，固意中事。古人有云：'灼灼园中花，早发还早萎，迟迟涧底松，郁郁含晚翠。'我历宦途二十年，观世观人，益叹此语不谬。盼汝送大院君毕，他日随师船历练海洋，成就一个大人物，以为报国显亲之地，不愿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⑥袁世凯功名心切，听不进堂叔的劝告。9月27日，他护送大院君从天津出发，10月5日抵汉城；谒朝鲜国王，面陈一切。大院君回国并没有达到李鸿章预期的效果，徒然引起闵妃集团的惶惑和愤懑。闵妃集团不但铲除了大院君的左右，并以国王名义传谕文武百官，严禁与之往来或私通信件。袁世凯虽然多方调解，也无法缓和矛盾，只得“授应秘计三件”之后，⑦于15日离开朝鲜回国。
袁世凯到达天津后，李鸿章即谕令陈树棠辞职，并奏请委派袁接办，吹捧袁说：“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⑧李不希望袁接任后，蹈常袭故，单纯照料商务，而企图通过袁加强对朝鲜控制。所以他在奏折中又要求提高袁的权限，他说“袁世凯足智多谋”，“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兹令出使属邦，尤须隆其位望，使之稍有威风，藉资坐镇”，委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在头衔上加上“交涉”两字，“略示预闻外交之意”。⑨10月30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⑩
李鸿章的超拔，使袁世凯感激涕零，立即上书表示仰赖之心。他说“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1]袁保龄也感到此次“擢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2]同时，指示袁世凯说，此后对“内意帅意（指清廷和李鸿章）均在用心察看，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又告诫说：“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侮。”[3]
11月13日，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其随员有西文翻译唐绍仪（1860-1938）、刘永庆等二十余人。（详见第三章第三节）。
袁世凯一向主张加强对朝鲜政府的控制，在1884年镇压开化派以后，就曾发出“设立监国”的狂议。现在，李鸿章赋予他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的权力，又写了一封信给朝鲜国王荐举他说：“以后贵国的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4]袁认为实现他宿愿的时机已到，遂以“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名义，极力推行李鸿章制定的政策，而且，遇事断然措置，行险侥幸。李鸿章虽然看出他年少“不甚耐事，措词过为危激”，但有时也不得不被他所左右。[5]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袁既是对朝鲜政策的推行者，又是制定者。
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强化封建的“宗藩关系”。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脱离这个中心。到任之初，他故意显示其特殊地位，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且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处处以“上国”办事大臣自居。比较重要的事情，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朝鲜国王很难实行，俨然成了太上皇。
1887年8月，朝鲜国王决定派朴定阳出使美国，沈相学（后改派赵臣熙）出使英、德、法、俄、意五国。袁世凯认为派使出国有损“宗主国”体面，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先提出必须报请清政府批准再派，后又加上种种限制条件。朝鲜国王不顾袁的阻挠，断然派朴定阳出国。这对于以“宗主国”代表自居的袁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时，派赴欧洲五国的使臣赵臣熙乃滞留香港，观望形势。袁主张严办朴定阳，则赵必“畏罪”中止。后来，朴定阳返国，袁胁迫朝鲜国王惩办，僵持一年多。最后，朝鲜国王为敷衍袁，只得将朴免职（不久又起用），派使赴欧洲的事也未实现。
此外，对闵妃集团与大院君之间的倾轧，袁世凯表面上居间调停，暗中却支持大院君。他笼络国王身边的侍臣，结交宦官，探听“宫中一切动静”，[6]甚至企图废黜国王，另立新君，以大院君摄政。他的废立计划虽未实现，但影响颇大，从此闵妃集团与他的关系更加恶化。闵妃反过来进行驱逐他的活动。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他，另“选一公正明识者”。[7]当时，日本、美国以及俄国正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以便趁机扩大它们的侵略权益，闵妃集团的反袁活动，得到它们的支持。但是，袁世凯有李鸿章撑腰，地位没有受到丝毫动摇。李认为他“处群疑众谤之地”，“西人勾连讪谤在所不免”。[8]在光绪十八年《奏保袁世凯片》中，又说他“先正藩属之名，以防其僭越，复筹外交之法，以杜其侵欺，凡体制所系，利害所关，或先事豫筹，或当机立应，或事后补救，无不洞中窍要”。[9]真是揄扬备至。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李鸿章撑腰，还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当时，英、俄矛盾日趋尖锐，在朝鲜问题上也反映出来。沙俄于1884年和1888年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水路和陆路通商条约，大肆伸张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势力，又不断派军舰侵入朝鲜东北海岸，企图染指永兴湾。英国恐沙俄夺取朝鲜，危及它在远东的利益，遂极力怂恿清政府维持其“宗主”地位，借以抵制沙俄。为了表示尊重中国的“宗主权”，英国仅派总领事驻汉城，直接由驻北京公使领导。英国历任驻朝鲜总领事，贝德禄（E.C.Baber）、禧在明（W.C.Hillien）、倭尔特（T.Watters）等，对袁的言行都非常欣赏，而且极尽怂恿之能事。当时，朱尔典（J.N.Jordan1852-1925）在英国驻朝鲜领事馆任职，与袁的关系极为密切。1915年袁称帝时，朱说他与袁有三十年的交谊，渊源于此。袁对于英国的“友好”态度，心领神会，因此更加得意忘形，肆无忌惮。
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一无所知，只知顽固坚持封建的“宗藩关系”，一味醉心于权谋诈术，并自信依靠他的技术，足以控制形势，完全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变化。1893年2月，他向李鸿章报告说：“顷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嘱凯遇事指教，务期中东无稍芥蒂……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秉夏等均善。骏等迭谏王及妃诚事华、信待凯以自保。王妃均渐感悟。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10]实际上，这是国王在他的高压下假意敷衍，其驱逐袁的愿望确在日增月长。同时，袁也低估了列强对朝鲜的侵略意图，他说：“美人意仅自守，素无远略。英、法、德则意实无他。倭人方亟亟自谋，断不至遽败和局。俄人铁路未竣，专虑西陲，觊觎之念尚隐未发。”[11]到1894年春，当金玉均被刺案发生，[12]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乘机煽动战争，“征韩论”甚嚣尘上时，袁世凯还向李鸿章报告说：“详审在韩倭人情形及近日韩、倭往来各节，并倭国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13]
其实，这时资本主义列强已先后向帝国主义转化，日、俄、美、英等国都在觊觎着朝鲜的权益，斗争非常激烈。以日本来说，它为抑制沙俄侵朝，虽然也曾一度标榜中、日“合作”，但“大陆政策”毫无改变，仅是外交策略上稍有不同。而且，由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更加刺激了垄断朝鲜市场和变朝鲜为殖民地的欲望。为此，它不仅在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国际上也得到美国的支持。所以，一待东学道起义扩大，日本就决定出兵。乌云笼罩的朝鲜半岛，顿时狂风暴雨大作。
注释：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16，页14-17.
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8，页22；卷9，页13.
③金允植：《云养集》卷11，页28.
④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4，页24、31.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6，页10.
⑤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页18.
⑥《袁氏家书》，卷6，页17.
⑦同②，卷9，页5.
⑧同②，卷9，页13.
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9，页57-59.又同⑧。
⑩《袁世凯履历单》，光绪二十四年，故宫档案。
[1]《袁世凯致总署函》，光绪十一年十月二日。
[2]同④，卷8，页23.
[3]同⑥，卷6，页20.
[4]同⑨，卷18，页5-6.
[5]《袁保龄致袁世凯书》，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原件，北京图书馆藏。
[6]《李鸿章致总署函》，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7]同⑨，卷19，页53.
[8]同[5]，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9]同⑨，奏稿，卷74，页46.
[10]同②，卷12，页13-14.
[11]同⑨，电稿，卷15，页26.
[12]1894年3月，金玉均从日本抵达上海公共租界。朝鲜政府派遣刺客把他刺杀。清政府把刺客及金尸一起送交朝鲜政府。
[13]同②，卷13，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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