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匠心独运的小册子，虽然很快就被中国人当作一份山雨欲来的半官方预告而接受了，但对于发动一场必须得到外国舆论善意认可的运动来说，仅有这个还不够。中国的小册子作者已经处理了此事的情感方面，现在必须做的是：以一篇东西方政治家都能理解的呼吁书，来增强其论点的力度。依然假装置身事外的袁世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一本质问题上。因为正如我们已再三指出的那样，在他所有的计划中，他完全懂得外国支持的最高价值——由于对外国钞票的依赖，这样的支持，被公众赋予了过高的价值。因此，似乎更加令人难以置信，袁世凯如今竟十分天真地征求他的首席法律顾问古德诺博士的意见。古德诺是个美国人，在卡耐基协会理事会的撮合下，作为行政法学的最高权威而被委以重任。
即便在这件最严肃的事情上，也不乏喜剧的元素。在特别安排之下，古德诺博士在最佳的时刻回到了北京，在沉闷乏味中无所事事地空等了几个月之后，总算在1914年获准就任一所美国大学的校长，条件是他必须在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暑假使得他有机会以顾问的身份重游从前消磨闲暇时光的故地，他慷慨大方的赞助人给他安排了一个假日任务，就是用尽可能少的篇幅论证一个命题：中国应该采用的是君主政体，而非共和政体。这个作文题目，每个中学生无疑都会洋洋洒洒地写上一篇。就这样，古德诺博士以数量有限的纸墨作武器，短短几天工夫就炮制出了下面这篇《备忘录》。像这样一份文档，要想心平气和地谈论它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它似乎是为了某人的方便而蓄意炮制的，而这个人，如今正公开地背叛整个国家在他身上所寄托的信任，准备涉过血河以满足自己愚蠢的野心。
所谓“国情”，果然是块好招牌，鼓吹帝制复辟，土举人杨度打的是这块招牌，轮到洋博士古德诺上阵，肩膀上扛的，还是这一块。在亚洲的历史上，还真的找不出与这份《古德诺备忘录》颇为类似的东西：它是中世纪头脑的产物，再打上了超现代化的烙印。紧接着杨度的小册子之后，出版这样一份颠覆性的文件，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恐怕都会导致暴动和骚乱。而在中国，这个和平之家，政治家和平民百姓都低头垂眉、静待时机。就连在华外国人圈子，也被这位逍遥派法学权威所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给弄得茫然不知所措。许多天以来，人们在谈到这份备忘录的时候，都认为是殊欠审慎的无益之举。古德诺博士一下子抓住了杨度也同样认为至关重要的环节（继承问题），在论证中，他的确也表现出了一种超然的态度。这种态度来自那些散发着旧世界气息的公认原则，这样的原则也使得他在中国新一代人的心目中永远受到谴责。下面的版本是从汉语文本翻译过来的，英文原稿要么是丢失了，要么是被销毁了。在我们补充注释之前，最好先认真领教一番这篇宏论。
古德诺博士的备忘录
一个国家，必定有其确定的国体，而国体的形成，通常并不是其国民选择的结果。即使是国民中最优秀的知识阶级，对此也不可能发挥任何思想上的影响。其国体究竟是选择君主，还是选择共和，也往往不是人力所能决定，而只能与本国的历史、习惯及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如果国体不能与国情适应，则虽能定于一时，但最终将被更适合的国体所取代。
简言之：一个国家的国体，通常是其具体环境的必然结果。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实力。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君主政体国家，就会发现：一个朝代通常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所创立，这个人能够掌握全国的实力，并能镇服所有反对他的人。如果此人善于治国，其子孙也有不世之才，而本国的国情又适合于君主政体，则其人往往能创立一个新的朝代，子承孙继，代代相传。
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则国家困境的解决，君主政体要优于共和政体。因为君主崩殂之日，并不存在谁应该继承大位的问题，也不必采用选举之类的程序。英国人常说：国王虽死，国王长存。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但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其继承法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并得到公开的承认。否则君主晏驾之日，觊觎君位者，将不乏其人，权力之争，也无从定夺，其结果必定是内乱不止。
历史告诉我们：君主国家的继承之法，其完善者，莫如欧洲各国。根据欧洲的继承制度，君位的继承权属于长子，如果没有儿子，则以近支旁系中血缘最亲、年纪最长的男性后裔代替。同时，法定继承人也可以自动放弃继承权。因此，如果长子不愿继承王位，则次子将取而代之。这就是欧洲的继承规则。
如果不采用这样的继承之法，而由君主在诸皇子及近支旁系中选择继承人，并无长子继立的规定，则祸乱之萌，将不可避免。那些妄想窃权篡位，因而在宫闱之间大搞阴谋诡计者，亦将不乏其人。暮年君主，疾痛益增，所带来的结果，即便幸免于内战之祸，但继承之人未定，皇位之争纷起，这的确是一个危险的局面。
这就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所以，就政权移转的问题而言，君主政体之所以优于共和政体，就在于继承之法，也就是以君主的长子继承皇位。古代各国，无论亚洲或欧洲，大多采用君主政体，虽然也有例外，如威尼斯、瑞士等国都是采用共和制，但为数并不很多，而且都是小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中，大多数都是采用君主政体。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欧洲的态度忽然一变，大有舍君主而取共和的趋势。欧洲大国中，首次尝试共和制的国家是英国。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爆发，查理一世经国会审判，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至此，乃开始建立共和制，号召民主政治，以克伦威尔（1）为摄政，也就是大总统。克伦威尔统率革命军，打败了国王，因此控制了国家权力。然而英国的共和政体，也仅仅施行了数年，最终也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克伦威尔去世之后，摄政的继承问题难以定夺。克伦威尔很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但是，因为当时的英国人民并不适应共和，而克伦威尔的儿子又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因此英国的共和制很快就寿终正寝。英国人于是抛弃了共和制，重新采用君主制。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被拥立为国王，不但军队拥戴，全国人民也都赞成。
欧洲民族第二次尝试共和制的是美国。18世纪，美洲革命成功，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但美国的革命，起初并非要推翻君主，其目的也不过是想脱离英国而独立。等到革命成功之后，形势所迫，而不能不采用共和政体，因为美国本来就没有皇胄帝胤足以肩负国家之重。而且上一世纪在英国提倡共和制的那些人，大多移居了美洲，常常鼓吹共和主义，逐渐也就深入人心。虽然其人已杳然无存，然而影响却既深且远。因此，实现共和，实为当时美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假使当时的革命军领袖华盛顿想要称王称帝，多半也是可以做到的。但华盛顿的目标，是缔造共和，并不愿意成为国王，再加上他又无子嗣继承王位，因此当美国独立告成之日，便毅然采用共和制。一百余年以来，没有出现过反复。美国共和制度的建立，其结果是好是坏，有目共睹，不问可知。共和政体的所有声誉，实在都是美国带来的。但是，美国在尚未建立共和之前，美国人就久习英国的法律制度，而美国实行英国的宪法及议院制，也在百年以上。因此，1789年美国从殖民地一变为共和国，并不是从君主制而骤然转变为共和制。其共和政体建立之前，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国民的自治精神，也训练有素。不仅如此，当时美国的民智，开化程度甚高，因为美国有史以来就关注普通教育，每一个孩子都能读书识字，由此，也可见其教育普及的程度。
美国共和制创立不久，紧接着又有法兰西共和国。但法国在尚未宣告共和以前，一直都是君主政体，国王掌握着极大的行政权力，国民从未能参与国家管理，因而也缺乏自治的经验。所以，法国虽然改行共和政制，但结果却不如人意，骚扰频年，无由平定，而军政府的暴政，更是相继而起。拿破仑折戟沉沙之后，在外国列强的干涉之下，法国复辟了帝制。1830年的二次革命，虽然仍旧采用帝制，但平民的权力稍有扩张。而到了1848年，帝制再次被推翻，共和得以再造，拿破仑的侄子被推举为大总统。不料这位总统再次推翻共和，复辟称帝。直至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拿破仑三世被废黜，最后的共和制得以重建，迄至于今，已近半个世纪。按照目前的形势测度，大概可望维持久远。
法国今天的共和制，固然有希望永久持续下去，但其所以能够持之久远的理由，实在是由于百年政治改革的结果。在这一百年里，法国极力发展教育，增进国民的政治知识，以此建立其基础，而后使国民参与国家管理，以此加强其自治政治的训练，故共和制能行之久远。而且法、美两国，对于国家难题（即所谓政权继承问题），也颇有一套解决的方法。法国总统由议院选举；美国总统则由人民选举。这两个国家，其国民因为都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所以都有自治政制的经验。而近50年来，两国又都注重普通教育，广泛设立学校，政府大力帮助，所以两国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程度都很高。
18世纪末叶，既有美、法两国所树立的共和典范，于是，旧属西班牙殖民地的中、南美各国，也纷纷宣告独立，相率仿效。就这些国家当时的情形而言，大致与美国类似；当独立告成之时，共和政体似乎最符合国情。这些地方既无皇胄帝胤足以负民望，而北美共和制度的成功，又恰好可以引为先例。于是乎，舆论一致认为：共和制为政治制度的最高形态，无论何种国家，何等人民，都可以适用这种体制。因此，一时间风起云涌，争相仿效，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实行共和制的。
然而，各国的独立，都是由于努力斗争所争取来的。动乱既已萌发，不能迅速平息，而教育又没有普及，民智依然未曾开化，其一直以来所习惯的，也还是专制政体而已。而民智未开的国家，最难建立共和政体，所以，各国虽然勉强施行，最终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中、南美各国，虽然独立早就取得了成功，却长期上演动乱不宁的悲剧，军界巨子，争相抢政夺权。即使有时候有幸能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也不过是因为一两个手握大权的伟人，竭尽全力进行镇压，因此可以暂收一时之效。然而这些大权在握的伟人，又根本不注重教育，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设立过什么学校。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人民也没有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机会，以培养他们的政治经验。到最后，等这位伟人老病谢世的时候，压制的力量稍有松懈，争权夺利之徒便纷纷而起。因为政权继承问题，并没有圆满的解决方法。于是以前太平时期开始施行的所有事业，到此时也就扫荡无余。甚至祸乱频仍，竟至于陷入无政府状态，全国社会经济的诸多要素，无不尽遭其践踏蹂躏。
墨西哥近年来的事情，在中、南美各国，可谓屡见不鲜。因为共和制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不相适应，必然就会有这样的结果。迪亚兹（2）为军界领袖，独握政权，在他担任大总统期间，政治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然而，由于迪亚兹既没有发展教育，而且又压制人民，不让他们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等到他年事渐高，威权渐弱，革命者再举义旗，迪亚兹便失去了政权。自从迪亚兹失败之后，军队首领纷纷拥兵自重，互相争斗，国内动乱此起彼伏，至今余波未平。按照目前墨西哥的形势来判断，除了外国列强的干涉之外，恐怕也别无他法足以解决其国内的政治问题。
南美各国中，也有采用共和制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国家，其中尤以阿根廷、智利、巴西三国最为显著。阿根廷及智利两国最初建立共和的时候，也是骚扰纷纭，久难平定，其后才渐见安宁，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太平岁月。至于巴西，自25年前建立共和制以来，虽然也略有骚动，但共和制度的命运，实在还算平稳。然而这三个国家对于立宪政体，都能够竭力施行。19世纪初叶，阿根廷及智利两国，早就开始努力争取进步。而巴西则早在未建立共和之前的帝制时代，就能够鼓励人民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所以，这三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也决非偶然。
研究中、南美各国的现状和法、美两国的历史经验，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要想在政权继承问题上有妥善的解决办法，就必须广泛建立学校，使得人民能够接受普通教育，以提高其知识文化水平。同时还要让人民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从而获得政治实践的训练，然后才可以实行共和制而不致产生弊端。
第二，人民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其人民平日又没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因此也毫无政治智慧，如果仓促实行共和政制，则决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因为元首既非世袭，总统继承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其结果必然沦为军政府专制。这些采用共和制的国家，虽然也可能会有一时的平静，但和平时期与纷乱时期，实在是自始至终相伴相生。野心勃勃之徒，操戈相向，争权夺利，祸乱也就不可收拾了。
不但如此，就今日的世界趋势而言，西方列强也不会容忍世界各国有军政府存在。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军政府的结果，必然会使社会陷入混乱，这与西方列强皆利害攸关。因为西方的经济势力，很久以来就不断扩张，欧洲各国的资本及其商务实业的分支机构，已经遍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虽然对各国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他们本无权干涉，但是利益攸关，他们必定会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使得其采用的政治制度不至于扰乱治安，这样才能使各国所投入的资本，可望得到相应的回报。这种极力主张的结果，势必会破坏相关国家的政治独立，甚至取该国的政府而代之。如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则列强肯定会悍然采取行动，而不会缩手缩脚。因此，从今往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将不可能自行其是地任意建设，致召革命祸乱，重蹈南美洲上个世纪的覆辙。今后的国家，也应当审慎选择其所采用的政治制度，以便能够维护社会稳定。否则列强的干涉，恐怕就不可避免了。
天下为公，是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理想，但这对于独夫民贼而言，无异于与虎谋皮。图为中山先生手迹。以上研究，与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实在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数千年以来，习惯于君主独裁，没有现代意义的学校，大多数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尚低，而政治经济的实际运作，人民又绝不能参与其中，因此也就没有研究政治的能力。4年以前，由专制骤然改变为共和，这一举措太过仓促，因此难望有良好的结果。倘若清朝的皇帝并非异族君主（正是因为这一点，人民才一直想推翻他），那么，如今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保存君位，逐渐施行立宪政治，凡是当年考察宪政大臣所筹划的政策措施，都可以逐步推行，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然而不幸的是，异族政权，百姓视之如仇寇，必欲推倒而后快，于是保存君位也就成了不可能的事了。而君主被推翻之后，除了采用共和制，也实在别无良策。
由此观之，中国近几年来，因此也就逐渐推行立宪政制，只不过新制草创，未尽完善。假如当日有皇族帝胤，为人民所拥戴，百姓愿竭诚效忠，其效果应该不止如此。就现在的政制而论，总统继承问题尚未解决，目前的相关规定，原本就不很圆满。一旦总统解除职务，则各国所经历的种种困境，必将再现于中国。因为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本来就与中国差不多，因此所遇到的危险也就并无不同。日后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而酿成祸乱，一时不能扑灭，甚至于威胁到中国的独立，也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
然而，凡是关心中国福祉的人，处在这种形势下，又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是主张继续推行共和制呢？还是提议改建君主制呢？这个问题颇不容易回答。但毋庸置疑，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起采用共和制来，应该更为适宜。因为，中国如果想维护其国家独立，则不得不采用立宪政治，然而从中国的历史、习惯、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与列强的关系来看，则中国的立宪，以君主立宪较易，而共和立宪较难。尽管如此，由共和而改为君主，要想得到良好的结果，则下列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一、这样的改革，不可招致中国人民及外国列强的反对，致使近日共和政府所极力扑灭的祸乱再现于中国。因为目前的和平环境来之不易，应当竭力维持，不可滋生祸根。
二、君主继承的法律，如果不予以明确规定，以使嗣位问题绝无疑义，则由共和而改为君主，实在没什么益处可言。至于君位的继承不可听任君主自己选择，前面言之甚详，此处不再赘述。虽然君主的权威比大总统更加尊贵，中国的百姓，也早已习惯于君主，而很少有人知道大总统为何物，所以君主一直受到人民的尊重敬畏；但此番改革，如果只是用来增加元首的权威，而对于继承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则这样的改革，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因为君位继承的确定不移，实在是君主制最优于共和制的地方。
三、如果政府不能预先筹划，以求立宪政治的发展，那么，即使由共和变为君主，也将不可能有长治久安。因为中国如果想在世界强国中取得其相应的地位，则必须使其人民的爱国之心日渐增长，这样政府才能够日渐强大，足以抵抗外侮。然而，中国人民如果不能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则其爱国心自然也就无从增长；政府如果没有人民的热诚赞助，则必定没有强大的力量。而人民之所以能够赞助政府，必先自觉参与政治，而后才能尽其能力。因此，执政者必须使人民了解到政府是造福人民的机关，使人民知道自己有权监督政府的运作，而后方能大有作为。
以上所述三种条件，都是改共和制为君主制所必不可少的。至于目前的中国是否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个问题，应该留给那些熟知中国国情、并以中国进步为己任的人做出判断。如果这几项条件都完全具备，则国体改革之有利于中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份备忘录中，其开宗明义的首要观点，最早跳入我们的眼帘，并锁住了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困惑古德诺博士的首要难题，并不是新政府的整合（这个新政府刚刚在两年前得到了所有协约国的承认），而是国家最高职位的继承问题。而这一点，在“11·4政变”发生之前就已合法通过的“永久宪法”中的一个章节里，就已经作了充分的规定。不过，在政变之后，袁世凯首先关心的，就是要在古德诺博士和其他人的帮助下颁布一部“伪法”。这部法律所依据的，只能是他个人的意志。因此，既然这种戏法的临时性一直都清清楚楚，那么，我们学识渊博的博士所拿出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建议将现行政府推倒重来，打着君主立宪的幌子恢复帝制。并且通过一场新的密谋，在中国干一桩早已被欧洲所唾弃的勾当，也就是：以家族统治取代国家统治。
古德诺博士的方法再简单不过了。为了证明君主制要优于共和制，他在尘封了数百年的角落里翻箱倒柜。早在300年前就已经不复存在的英联邦，也被他拿来充作例证，以说明共和政体充满危险，虽然很难看出人们在那个不知代议制政府为何物的年代所做的一次试验，与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关系。不过还有更糟糕的。英联邦消亡的原因，被蓄意说成是“克林威尔故后，监国继承问题，极难决定”。对于这一令人目瞪口呆的弥天大谎，英国历史学家无疑会有许许多多的批评可以提出，它以一种最能让人迷惑的方式，消解了一段妙趣横生的历史篇章。甚至在处理自己国家历史的时候，古德诺博士似乎也乐于荒诞不经。他说：“常以共和学说灌输，渐渍入于人心，虽其人已往，而影响甚远，故共和国体，实为当时共同之心理。”接下来，仿佛是为了驳斥自己的观点，他补充道：“当日统率革命军为华盛顿，使其人有帝制自为之心，也未始不可自立为君。”我不知道美国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喜欢这种解释，但至少，他们不会不注意到，这将在中国导致多么可怕的后果。论及18世纪法国的共和试验，论及西班牙在中、南美的殖民地（尤其是墨西哥），古德诺博士也是一脉相承。波澜壮阔的运动，即使是详尽透彻的专题论文，处理起来也只能浅尝辄止，而古德诺博士却以误导性的寥寥数语，便草草打发，目的无非是为了引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高潮——以袁世凯为皇帝的中国君主立宪整体。
一身戎装的袁世凯，已经须发皆白，垂垂老矣。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仿佛是被自己蓄意得出的最终结论弄得有些惊惶失措，在这篇备忘录的结尾部分，古德诺博士又提出了在中国恢复帝制所必需的三个不可能具备的条件，从而使他的结论成为一纸空言：1﹒不会引起反对；2﹒继承法必须严格确定；3﹒必须为立宪政府的发展作好全面的准备。谁都知道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具备的，在远东，每个人都早就承认了这一点。倘若古德诺博士稍稍关注一下中国的历史进程，就会认识到：1﹒任何篡夺帝位的行为都必然会导致国内的叛乱和日本的干涉；2﹒袁世凯的权力，纯粹是他个人的，因此也就不可能以人们能够想得出的任何方式传承给他的任何一个儿子；3﹒袁世凯的所有儿子都庸碌无能，他的大公子则是一个半残废；4﹒立宪政府和东方人的皇权观念（其实纯粹就是神权观念）水火不容，不可能共存，任何皇权的重建，事实上就是神权的重建；5﹒虽然他不断谈到人民的政治觉悟很低，但从很早的时期起，中国人就有了体制完备的地方自治，今日的政治问题，只不过是这些地方体制在中央集权制度中的集中表达而已；6﹒所谓中国人“无爱国心”，纯属子虚乌有，这一观念的广为传布，要归咎于外国人对某些基本事实的误解。比如说，帝制之下的外交事务，只有皇帝们才关心。1911年之前的行省制中国，是一个类似于汉萨同盟那样的社会经济联盟——是一个除了本省的日常经济生活之外万事概不关心的省际联盟。比如像领土主权、边境问题以及海港交通规则等等，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有等到中日战争之后（也就是1895年之后），外强的进犯才把问题从帝国的边缘带入了平民百姓的经济生活。这样一来，他们的自尊心被触动了，尽管他们“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但是全都突然表现出了非凡的“爱国心”。只有当这一首要论点（即：中国人具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被置于中心位置时，才能理解过去20年间的中国历史。
然而，纠缠于这个话题毫无价值。我们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多到足以揭示出这样的观点：有些人，应该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对人民而言新中国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而外国人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维护人们对新中国的信心，然而，他们却十足的草率。古德纳博士的备忘录很快就发表了，任何对中国略有所知的人，正好可以用它做垫脚石，登高一望，就能预见到：它只不过是被人以一种寡廉鲜耻的方式给利用了，它所提出的建议，正被人以某种方式付诸实践。这种方式，只能使你更加蔑视那些不择手段推动帝制阴谋的人，更加蔑视那些乐于把外国人当做工具加以利用的人。
（1）即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宗教领袖。英国内战时期（1642-1649），克伦威尔率领国会军取得了胜利并要求处死查理一世。作为英格兰的护国公（1653-1658），他实际上实行独裁统治。
（2）即波菲里奥·迪亚斯（1830-1915），墨西哥总统、独裁者，统治墨西哥长达35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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