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到场的只有少数几个省的代表，孙逸仙博士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到了1913年11月4日，刚刚在几周前被选举为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大胆地解散了国会，使自己成为中国实际上的独裁者。对于这期间所发生的一连串交易，要想做一个简洁而清晰的记述，殊非易事。
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自始至终，你都会留有这样的印象：一切仿佛像做梦一样，转瞬即逝的情绪冲动，取代了某些更坚实可靠的东西。密谋和反密谋此起彼伏，而且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它们的精确记录就像“编年史”本身一样，令人昏昏欲睡。眼花缭乱的金融阴谋，交织在一起是如此复杂，同时与政治斗争之间又是如此对立，以至于这两个故事似乎是背道而驰，虽然它们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就像两个刺客，信誓旦旦地要携手将他们恐怖的冒险事业进行到底。数量庞大的人民估计有4亿之众，他们被置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并被告知：由《临时约法》产生并得到《退位诏书》认可的、新的统治制度，是一种人人都像邻居一样友善的制度。他们毫无意义地来回摇摆，枉费心机地试图恢复已经彻底失去的平衡。聚讼不休的劲头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一切权威都遭到公然的嘲弄。形形色色的犯罪变得如此稀松平常，以至于清高之士不得不退避三舍，远离公共事务，而让一帮无耻的暴徒大权在握。
由于努力支付外债和赔款而陷入长期的困窘，中国事实上已经一贫如洗。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公开支持，要想从国外市场上筹措到巨额借款，几无可能。这就需要一套规模不大、作为应急措施的制度安排。在此制度下，各省的管理部门得以抵押手头上每件容易变卖的资产，以便供养数量庞大、纪律涣散、骚扰乡里的军人。于是，毫无担保的纸币得以大量发行，数目很快就达到了吓人的程度，以至于市场完全被这些无法接受的、一钱不值的流通货币给淹没了。各省首脑对此束手无策，只好大呼小叫，说这是中央政府的事，作为全民的代表，它应该去寻找解决办法。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就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身边的混乱置若罔闻。
那么，这个中央政府又是什么呢？为了顺利理解这一史无前例的局面，我们必须对它的特点作一番说明。
从辛亥革命爆发起，袁世凯就一直狡猾地玩弄他的惯用伎俩。这些伎俩使得他在革命正式结束的时候名声大振，如日中天。这不仅让他从退位的王朝那里获得了“皇帝授权”，根据全民族意愿组建一个平民政府，而且也把南京革命党人的代表带到了北京。从代表们的手里，他接受了“总统职位”的正式提议。
当然，这些安排早在停战和退位之前就已经在私下里被全部接受。在整个精心设计的舞台布景中，它们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份《优待皇室条件》，是袁世凯在征询南方革命党的意见后，亲自草拟的。正是通过这份文件，上述安排才成为可能。优待条款规定得一清二楚：清朝皇室每年将收到400万元皇室专款，并保留所有头衔，以此作为他们交出政治权力的一种交换。不堪之事，被精心打扮成这样一副模样，以至于隐藏了其真实的意味：它只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然而，尽管有了这样的协议，南北之间依然彼此猜疑、互不信任。对于1月17日发生在北京街头的那次行刺（这显然是出自南京的授意），老袁一直耿耿于怀。而当时，他实际上正在为这些退位条款而紧锣密鼓地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民间的新闻媒体每天都在提醒南方的首领们：在过去，那个掌握了权力天平的人总是扮演叛国者的角色，而在不远的将来，情况肯定也是这样。
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也许是那个时代最生动的写照。图为中山先生和他的同志们。1912年2月，代表们抵达北京。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依然悬而未决，那就是宣誓就职的问题，到时候将通过这样的仪式，要求袁世凯保证自己忠于共和。代表们已经得到了特别指示，让他们代表已经独立的各省，要求袁世凯跟他们一起去南京宣誓就职。这一行动策略，几乎就等于让袁世凯向那些在战场上打他不过的人举手投降。人们想必不会忘记，从一开始，关于新政府权力来源的方式，双方就存在一种尖锐对立而又暗藏杀机的观点分歧。中南各省主张（而且是义正词严地主张），《临时约法》应该是共和政府赖以立足的法律文件；袁世凯则宣称，是“退位诏书”而不是《临时约法》缔造了共和国，因此，按照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组建新政府，乃是他权限之内的事。
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果然春风得意、威风八面。1912年2月29日，群情激昂的讨论戛然而止。这天夜里，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北洋军第三镇突然发动了一次离奇的兵变。他们在京城的部分地区焚烧、劫掠了48个小时，期间没有任何人出面干涉。如今我们已经用不着怀疑，这一花招又是袁世凯亲手策划的，作为一种胁迫的手段。虽然这场暴乱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刚好避免了外国的干涉，但结果却把南京的代表们给吓坏了，使得他们很乐意把迫使老袁去南京这档子事忘得一干二净。1912年3月10日，作为风云人物的袁世凯总算如愿以偿，得以在北京举行他的就职典礼，从而确保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中央政府，就是在这样一个令人惊骇的基础之上（借助有组织的兵变）得以重组。接下来的每一条法案，都打上了它卑污出身的标记。袁世凯欣然同意南方联盟（眼下已正式解散）所推荐的候选人在他的内阁中担任那些无足轻重的职务，而把那些关系到军队和警察控制的所有职位都小心翼翼地留给了自己人，当然也包括至关重要的财政部。政府构架树立起来以后，他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找钱的难题上。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问题，如果要细数它的每个细节，恐怕就连最结实的读者也要疲惫不堪，但作为普遍难题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又不能不提到它。
某些基本面貌很快就能得以显露。对于那些侵蚀中国社会根基的力量，我们已经解释过其经济特性。首先，中国人的黄金债务，赋予了他们所需要的力量以全新的观念，其灾难性，正在于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而且，正因为黄金债务问题变得如此沉重，对国家的消耗是如此之大，所以，早在革命爆发的数月之前，政府就已经与4个国家的银行家签订了一笔1000万英镑的借款协议，希望借此为重建国内信用而进行一场有组织的努力。但事实上，这项借款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因为其中的安全条款允许它有6个月的延期，而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革命爆发了。这样一来，就必须重新开始谈判。这场革命，反倒给这个国家做了极好的广告：在中国眼下这场赌博中，可以赢得丰厚的奖赏。这吸引了欧洲银行界的普遍关注，于是，一大叠贷款协议如今就摆放在北京政府的面前，任由选择。
袁世凯手迹就这样，一段讨价还价的离奇章节就此掀开。袁世凯和组成当时政府的五花八门的政党，都警觉地认识到：一大笔国际债务佣金正是西方各国官方财政瞄准的目标。虽说这些派别林立的政党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但这一回，他们都同意：这个危险是他们必须对付的共同敌人。虽然四国财团声称，在所有的中国贷款项目中他们拥有优先权，可是早在清室逊位的危机时期，“法比财团”就已经支付了总额将近200万英镑的预付款。眼看到手的好处付诸东流，四国财团怒不可遏，于是便阻挠所有的竞争投标，关闭每一扇可能的大门，从而制造了一场更大的混乱。此前尚未参加这一官方财团的俄国和日本，如今也认识到，分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必要，于是便要求分得与本国地位差堪相称的那一杯羹。就这样，著名的六国集团由此诞生。
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与僚属合影留念。从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出，袁世凯的班底纯粹是个军人小集团。正是围绕这个集团以及为重组中国财政而计划发放的6000万英镑贷款，一场重要战斗打响了。六国集团之强大，足以把欧洲的证券交易所都组织起来。由于他们的联合抵制，法比财团最终黯然出局。如今，留给中国人的问题是：看看他们能否找到某些大胆的团体或者个人，其胆子大到足以不理睬各协约国政府。
这样的寻找倒是没有白费力气。1912年9月，一位名叫伯奇·克里斯普的伦敦证券经纪人，决定要冒一把大险，于是单刀赴会，通过谈判拿下了一笔1000万英镑的贷款。全世界一觉醒来，忽然听说某个藉藉无名的家伙，竟然以一人之力，成功对抗了六国政府，不免大惊失色。这一大胆尝试在整个金融界所激起的轩然大波，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国际金融界将每一种能派上用场的武器都带进了这场比赛，以保证金融独立的鲁莽行为能够被严格制止。在一次激烈竞争之后，另外5000万英镑总算保住了。虽然如此，但有一点很快就清楚了：一个被人抛弃的政府，其巨大需求决不会满足于这一堂吉诃德式的胜利。不过，中国由此而实现了两个重要目标：首先，1912年间，由于伦敦证券交易所一位孤胆英雄的独立自主，中国得以摆脱了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其次，利用这次出乎意料的行动为杠杆，北京政府保住了优惠条件，比以其他方式所能从官方财团那里得到的更加优惠。
这期间，国内的局势依然很糟糕。有些省份，纸币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逐月贬值，人们对此束手无策。与此同时，各派领袖之间的对抗非但没有降温，反而愈演愈烈。各省督抚我行我素，公然嘲弄北京的权威，他们千方百计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巩固自己的位置。北京城里，前清的旧朝廷躲在紫禁城的深宫大院之内，太平无事，继续每日出版他们的《邸报》，给遗老遗少们封官赐爵，保持着所有古老的礼节。在西北各省以及满洲和蒙古，所谓的“宗社党”，不断密谋东山再起，以图恢复已经土崩瓦解的王朝旧族。虽然这些密谋从未达到足以危及国家的程度，但是，日本人的特务机关，却一直在秘密支持他们。这一事实，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忧虑之源。外蒙古的问题也让中央政府头痛不已。库伦（外蒙首府）活佛呼图克图，利用革命这个天赐良机，摆脱了对北京的俯首称臣。这一大片辽阔的区域因此陷入全面的混乱。而当俄国在1912年10月21日正式承认外蒙独立的时候，这种混乱便益发不可收拾。谁都知道，作为一个情况与外蒙类似的地区，英国也正打算要求让西藏自治——这一新的进展，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
1912年8月15日，北京发生的一次离奇行动，正是这种糟糕形势的绝妙缩影。当时，武昌首义的“元勋”之一张振武（1）被人诱至北京，在一次招待宴会结束之后，突然被逮了起来，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于这天午夜被枪杀。
在那个以法律的名义蓄谋杀人十分普遍的时期，这一事件本身算不了什么。它只不过刺激了人们短暂的兴趣，这一混乱局面并没有唤起普遍的民族情绪。事实上，在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普遍的乱政中，它只不过充当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我犯了什么罪？”当这位不幸的革命家被枪击中、而后被刺刀捅死的时候，人们听到的是这样一声凄厉的叫喊。这一质问很容易回答。他的罪行就是他不够强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和更残暴的人相抗衡，因此，他之所以销声匿迹，所遵循的乃是大自然的普遍法则。袁世凯决心利用一切手段，将所有人置于他的掌控之下，任何胆敢藐视他的人，都与这位老兄一样，必死无疑。
然而，这一罪行所引发的骚动却并不那么容易平息。参议院（为首届国会的召开而在北京设立的临时机构）公开抨击临时大总统，而且炮火是如此猛烈，以至于袁世凯为了显示这些责难纯属居心叵测，而不得不邀请孙中山来京，并待之以前所未有的敬意，请求他担当对立派别之间的调停人。然而，所有这些策略，都是被一个目标所激发出来的，那就是要证明：除了这位北京的老板之外，没有人能够控制这个国家的事情。
此时，国会尚未召开。虽然《临时约法》规定了10个月之内（即1912年11月1日之前）必须召开国会，但选举被故意拖延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消灭竞争对手的难题上，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服从于这场人身攻击战。越来越不受控制的流氓无赖，为所欲为，对富人穷人都一样。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共和主义名声扫地，不断摧毁公众的信心——这倒是正对老袁的胃口。戏剧性的离奇事件不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在那些不同寻常的日子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不会让人太觉意外。
年轻气盛、才华横溢的宋教仁。每个人都在大呼小叫，说是外国的干涉正在变得不可避免，上述难题的解决也就非常缓慢。随着1913年的到来，事情不可能再拖了，袁世凯同意在各省举行选举。选举中，他一败涂地，看来这回他真的要被选下去了，不管他的军事力量多么强大，他将被新成立的国民大会一举挫败，其权威将被削弱。为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一场新的暗杀已经安排就绪。
最有才干的南方领袖宋教仁，当他领着一大帮上海议员正要登上火车前往北京的时候，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上，被一名亡命之徒沉着自若地开枪打死。此人后来在审讯中承认，是地方上的最高当权者花200块大洋买他杀人的。在当庭出示的证据中，还包括几封发自北京的电报，这使得关于谁是幕后主使的问题，变得毫无悬念可言。
这一卑劣行径所激起的轩然大波，使得在北京召开国会似乎毫无可能。但人们越来越普遍地感觉到：形势如此令人绝望，看来不得不采取行动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名声将岌岌可危，而且，国民党如今也认识到了：他们将不得不与这只座山之虎正面相对。更出人意料的是，1913年4月7日，国会还真的在北京开幕了；大半是南方人，所有激进分子都额手相庆。当最终的解决办法似乎就近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伴随着滔滔雄词疾速上升。然而，最初的过场刚刚走完，台上的演说者被选进了议会两院，紧接着，袁世凯仅仅使出戏剧性的一招，便让所有这些努力瞬间化为泡影。他的这一招，戳中了平民政府整个理论和实践的关键要害。
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之后，袁世凯与驻京各国公使合影。他所使用的手段，再简单不过了。再者说，直来直去、玩世不恭尤其是老袁的特点。虽然南京政府的《临时约法》（特别是第十九条）已有规定：所有影响到国家财政的措施，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而袁世凯借口“参议会”（这个机构头一年帮过他的大忙，最近刚刚被解散）已经批准了一笔外国贷款，于是不容分说地下令签署了高达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这笔贷款，已经私下里与六国集团的金融代理人秘密商议了整整一个冬天，虽然上一年6月的谈判破裂（它预示了这笔贷款的脆弱），使得公众完全忽视了财政因素的至关重要。国会眼看着一个仿照土耳其和埃及模式的“外债委员会”就要成立，而自己却被排斥在外，这对国会的存在，无疑是一个直接挑战。于是，国会怒不可遏，尽一切可能拖延这个提案。但袁大总统却横下了一条心，他把自己关在总统官邸里，拒不接见任何国会代表。面对各界日益高涨的愤怒，财政总长本人也踟躇不前，居然溜之乎也，逃出了北京城。不过很快就被专列带了回来，硬着头皮去完成这一协议。
4月25日早上4点钟的时候，最后几份文件在外国银行的大楼里签署完毕，财政总长乘着马车疾驰而去（为避免可能出现的炸弹），向他的主子报告：一笔巨款终于到手，尽管名义上要由洋人控制它的支出。
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先下手为强”的古训，到底是不错的。袁世凯如今有了本钱，于是就可以嘲弄国会通过的所谓决议了，该决议声称：这笔交易非法，借款协议无效。在外国列强代理人的公开支持下，他很快就收到了预付的巨额现款，这使得他能够在方方面面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样一来，进一步与他打口水仗，似乎也就毫无价值了。在此有必要记录的是：国会领袖们几乎要给北京的外国公使们下跪，徒劳无功地努力说服他们：把这一生死攸关的协议的签署拖延（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48个小时，以便它最终能够被国民大会通过，从而保全国家主权最致命的那一部分，使之免遭独夫的践踏。但北京的外交，是一件悖理而乖戾的事情。那阵子的外国公使，被派驻的是这样一个政府：其时，列强（除美国外）尚未正式承认它是一个共和政府，不过想必很快就会承认。虽说如此，他们还是决定采取保守的观望态度，并在心底里很高兴看到事情正常地退回到专制主义的轨道。
高额的贷款，最终从中国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似乎并不打算放松对食盐经营的垄断（这是贷款合同所授予的权利）。还有一个不该忽略的事实，那就是：这借来的2500万英镑账面金额当中，至少有一半不会离开欧洲，要偿还给外国银行。根据协议所附加的清单，附件A包括庚子赔款和银行预付款，计4317778英镑；附件B，即所谓的各省借款，总额在287万英镑以上；附件C，是短期债务，计3592263英镑；附件D，用于遣散军队，计300万英镑；附件E，包含流动的行政开支，计550万英镑，同时还包括盐政改组费用，至少200万英镑。银行单从这笔贷款中就能获得125万英镑利润。而袁世凯则通过每周的支付系统得到总数约1000万英镑，这笔钱足够让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付自己的同胞了。
事态的最新发展，将人们激怒到了绝望的程度。在打了两个月徒劳无功的口水仗之后，中央政府和南方诸省终于开始兵戎相见。7月10日，长江南岸的江西省，李烈钧所统辖的驻军遭到了来自汉口要塞的炮击，“二次革命”就此爆发。
革命党人当中，黄兴的个人声望或许仅次于孙中山。这场战斗为时甚短，而且最后灰头土脸地收场。装备糟糕、弹匮粮乏的南方军几乎一贫如洗。与他们正面相对的那几支训练有素的北洋陆军，仅仅在18个月之前，就曾经通过一场恶战证明了他们的实力。不过，对于中央政府来说，那帮缺乏联合作战经验的叛军，在战场上从来就不曾构成多大的威胁。李烈钧所率领的江西部队，总数顶多两万人，虽然短时间内打得十分顽强（这倒是真的），但不可能赢得什么像样的胜利，而且很快就被赶得远离了长江，钻进了江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在那里，他的人马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令人敬畏的革命党人黄兴，早年的确是一位很能派上用场的鼓动家和炸弹投掷手，但在正儿八经的重大战斗中，却毫无用武之地。其时，他担任已经全部起义的南京驻军的总指挥，正试图沿浦口铁路进军天津。但他很快发现，由于军队的缺乏组织，自己的努力眨眼间就化为泡影，于是便一溜烟逃到日本去了。南京的军队，尽管被他们的领袖所抛弃，却仍然竭尽全力抵抗北军，保护南方首都不致落入敌手。但南京最终还是被老反动分子张勋将军联手领精兵衔命而来的冯国璋将军给拿下了。
上海的兵工厂，在“大借款”事件之后的那几个月里，一直由一小股南方驻军平静无事地把守着。对它的进攻虽然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但最后，同样由于缺少大炮和合适的领军人物而终告陷落。
完全站在南方军一边的海军，被指望是阻断长江流域的利器，却在最后关头被人家用大把的钞票所收买，宣布保持中立。这笔钱当然也是来自外国银行，据说，是列在“行政开支”的项目之下。
这个天坛宪法起草委员会，真可谓济济一堂，只不过袁世凯大概不是很喜欢这样的阵势。动荡不宁的广州城，虽然也已经揭竿而起，反对北京当局，但袁世凯对此早已做好了准备。一位名叫龙济光的边疆将领，率领两万名半野蛮的广西军队，早已被调到广州附近。他们立刻向广州城发动进攻，一举制服了它。作为回报，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督军。此人是个声名狼藉的畜牲，他以残暴野蛮的方式统治广东达3年之久，直到1916年大起义爆发，才终于将他赶走。在方方面面都彻底失望的南方革命党，如今一蹶不振。因为有钱阶级到最后也停止了对他们的支持，而在中国，没有钱就什么事也办不成。
1913年的暴动，在仅仅持续了两个月之后，随着各位领袖脑袋的价码被公告周知，他们每个人也都逃之夭夭。所谓的“二次革命”，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偃旗息鼓了。通往袁世凯念念不忘的最后一级台阶的大路，终于敞开。这一步，就是要推倒国会本身。虽然国会并没有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参与这次起义，但暗地里与叛军将领勾勾搭搭却是毋庸置疑的。
国会还犯下了更大的罪过，那就是弄出了一个所谓“特别宪法起草委员会”，整天躲在天坛闭门开会。而且，在此次“永久宪法”的起草期间，袁世凯的代表被拒之门外。老袁派他们到那里去，就是要敦促委员会修改有关分权制衡的内容，而这正是《临时约法》的主要特色。从透露出来的材料看，国会绝对控制财权的原则是这部“永久宪法”的主旋律。不仅如此，它甚至还包含了一项令人吃惊的制度创新，以确保能够让事实上的独裁统治几无可能。简言之，新宪法建议：在国会闭会期间，应该在北京留下一个特别议会委员会，负责监督、制约执政者，阻止任何权力的僭越。
对袁世凯来说，这就足够了。他感觉到，自己不仅成了一个普遍猜疑的对象，而且，还被轻蔑地对待。他决定，让国会见它的鬼去。不过，眼下他还只是个临时总统，耍点滑头还是必要的。他再一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始行动了。通过大把的钞票，国会在利诱之下，提前通过了宪法中涉及总统选举和任期的相关章节的主要条款。这件事情办妥以后，参众两院仿照法国议会的模式成立了选举团，部分通过金钱贿赂，部分通过武力恫吓，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之下，袁世凯总算被选举为正式大总统。
10月10日，在宏伟壮观的紫禁城大殿里，袁世凯面对文武百官和全体外交使团，举行了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任期5年。他的宪法地位如今稳如泰山，除了最后一击，再也没有什么遗留问题了。11月4日，袁世凯在全体内阁反对签署的情况下，颁布了一篇强硬专横的训令，下令解除那些被认为与7月起义秘密串通的国民党议员和激进派议员的席位，并含糊其辞地提到由此产生的空缺席位将通过选举填补。首都的警察部队严格地执行这一训令，虽然并没有表现出野蛮行为，但有一点却很清楚：任何受到指控的人，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他们的脑袋将岌岌可危。这样一来，就使得国会没办法凑足开会的法定人数，袁世凯因此能够继续随心所欲地进行他的改组工作了。这一新奇的景象，在远东创造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墨西哥局势，而且得到了西方列强的默认。意味深长的是，就在11·4事变发生的次日，中俄两国签署了协议，同意外蒙古自治，中国只保留了向库伦派驻外交代表的权利。
尽管袁世凯拥有了无可争辩的权力，然而局势并没有什么改观。如今注入了新鲜活力的警察控制（再加上小心谨慎的暗杀），成了行政管理手段。为了给它腾出空位，满清王朝被赶走了。暗流汹涌，民怨沸腾。人民已经彻底失望了。西方列强对这个政权的支持，使人们充分认识到：除了等待，别无可为。有把握的是，这样的局面不可能长久。
（1）张振武（1877-1912），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罗田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在武昌加入革命团体共进会。1911年10月，参加武昌起义，任军务部副部长。次年，在北京被袁世凯政府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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