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道统"论的批评
两宋道学家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是所谓"道统"论，他们自认为是这个"道统"的嫡传。叶适批评道学，自然不能放过这个要害问题。
（一）何谓"道统"论
所谓"道统"之说，倒不是两宋道学家的发明，最早提出"道统"说的，是唐代思想家韩愈。他在《原道》这篇文章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就是所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丘、盂轲一脉相传的"道统"，而韩愈又自以为是接绪孟轲的。两宋道学家接过韩愈的"道统"说，并加以发展；但他们甩开了韩愈本人，而认为道学家才接绪孟轲的千载不传之"道统"。而且"道统"二字也是道学家才开始使用的。如朱熹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尧之所以授舜也，??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相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按指孔丘），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按指《中庸》），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然而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
朱熹所列"道统"相传谱系，与韩愈大体相同，所异之处，在孔丘之前，加进了皋陶、伊尹、傅说、召公，这还不怎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下面两点：一是在孔丘和孟轲之间，加进了曾参和子思，朱熹虽说孔丘时，颜回和曾参"得传其宗"，但颜回早天，无传，因此"曾子独得其传"（《宋史·道学传》）；二是"续夫千载不传之绪"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二人。这个说法，是从程颐为其兄写的《明道先生墓表》中来的。程颐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
朱熹本于此，作《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明确宋代"道统"谱系，以二程为核心，上推及其师友周敦颐、邵雍、张载，下接其门人弟子，为了使曾参、子思加入"道统"能自圆其说，从二程到朱熹都特别推崇《大学》和《中庸》，分别把二者说成是曾参、子思所作，并把它们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为"四书"。这样一来，既有传人，又有著作，从孔丘到孟轲的传承关系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了。
这个"道统"论可以说是两宋道学家的一大特色，不可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学术上的一般继承关系，它具有封闭性、神秘性、自大性和排它性的特征。
"道统"论所编造的是一种一线单传的自我封闭系统；它牵强附会，在实际上缺乏联系的地方，以主观臆断的方法，用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实际的关系，因此是神秘的；它以学术上的正统自居，狂妄地断言唯我独得"道"之真传；它排斥一切异己的学派，在北宋，它排斥"新学"、"蜀学"，在南宋，它排斥陆学和永嘉、永康之学。叶适说："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日：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答吴明辅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
这是对道学的批评，尤其是对"道统"论的批评。在道学的思想体系中，"道统"论是最没有道理的。因此，叶适着重批评了道学家的"道统"论。
大体说来，叶适并不否认从尧到孔丘所传的"一贯之道"，也就是道学家所说"道统"的前半部分的承接关系；他也并不否定从曾参到子思，再到孟轲，以至到两宋道学家这一传承关系；他所否定的，是曾参对孔丘的承接关系，从这个关键部位，把道学家所谓的"道统"拦腰截断。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道统"的后半部分，背离了前一系统的根本之"道"，从而认为两宋道学其实并没有继承从尧到孔丘之"道"。
（二）对"曾子独得其（孔子）传"说的批评
两宋道学家认为曾参独受孔丘亲传之道，然后又传之于人，叶适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于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卷十三）
这是很有道理的。叶适从三个方面分别说明这个论述。
第一，后世学者（包括道学家）认为曾参亲得孔丘所传之道，是根据孔丘对曾参的"一以贯之"①的教诲；而叶适认为，曾参并没有领会和掌握孔丘所传之道。他说："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者"（同上），而曾参自己对此的理解与"一贯"的本意并不相合。
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已，恕以及人，虽日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同上）
叶适又举出孔丘与子贡（端木赐）关于"一以贯之"的对话①来进行比较，认为"孔子丁宁告晓，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己；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同上）"曾子徒唯而子贡疑之"（卷四十四）；子贡还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叶适认为，"一贯之指，因子贡而粗明，因曾子而大迷。"（卷十三）为什么说"大迷"呢？
因为曾参以"忠恕"说"一贯"，从"尽己"出发，推及于人，所指偏狭，与"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相去甚远，"故余以为'一贯'之语（曾参）
虽'唯'而不悟也。"（卷八）而宋代的道学家抓住孔丘对曾参说"一贯"来大做文章，以证明曾参"独得"孔丘之传。对此，叶适批评说：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余所不能测也。（卷十三）
总之，叶适认为，对孔丘对曾参所说"吾道一以贯之"的话的意义不应过分夸大；而且曾参以"忠恕"来说"一贯"并不符合孔丘的本意。因此，说曾参独得孔丘所传之道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道学家认为曾参"亲传孔子之道，死复传之于人"，是根据《论语》中"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①一章。叶适认为，此章所录曾参的"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的话，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已）与未克，归（仁）与未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同①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①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①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
上）
对曾参的话，程颐解释说，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尹燉解释说："曾子盖以修己为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细，则有司存焉。"朱熹说，此三事"皆修身之要、为政之本，??若夫笾豆之事，器数之末，道之全体固无不该，然其分则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以上皆引自《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卷四）可见曾参是重修身而忽略其所贱的器物的。道学家们非常推崇这种思想，而叶适不以为然，认为曾参所说，又与"一贯"之指不合。叶适说："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卷四十九）这篇向孟敬子"传道"的话，是曾参在临终时说的，"曾子没后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不可也。"（卷十三）
第三，叶适不但否定了认为曾参"独得孔子之道而传之"的两个具体根据，还一般地否定了曾参独得孔丘之传。叶适指出，孔丘曾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列举了颜回以下十人，其中无曾参，却说过"参也鲁"（《论语·先进》）。如果说"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孔丘死后曾参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卷四十九）。叶适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传也；存之于书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而曾参与此不同，他并未有"书"和"言"可考、可知，以证明他独得孔丘之道而传。"然则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卷十三）因此，叶适郑重地说明：传之有无，道之大事也。世以为曾子能传，而余以为不能，余岂与曾子辨哉？
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学者之患也。（卷十三）
叶适从以上三个方面具体说明了曾参并未独得从尧到孔丘的一脉相承之道而传之，只是自传其所得之道，这就在关键部位上把道学家所宣扬的"道统"分为两截，这个批评对"道统"论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三）指出从曾参到孟轲的传承系统背离了从尧到孔丘一脉相承之"道"
叶适否定了曾参"独得其（孔丘）传"，但并不否认曾参分得其传，承认孔丘的弟子（包括曾参）虽所受不同而皆受之于孔丘。既然是分得其传，就不免有所"偏失"。叶适指出，在孔丘时，礼已崩坏不行，"道"分散而不可复。
礼一日不行即一日坏，惟义数之在书者尚可传，义理之在人心者犹不混，故颜（回）、曾（参）欲求之于心，子贡（端木赐）、游（言偃）、夏（卜商）之徒欲求之于书，孔子皆指其偏失处，至明至切。然终以分散而不可复合者，礼已坏而不行，行之又无所固故也。（卷八）
可见曾参的"偏失"，在于"欲求之于心"。前面所述以"忠恕"说"一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即容貌、颜色、辞气，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都是"求之于心"的表现，这是与"一贯"之指不合，"于大道多所遗略"的。因为在叶适看来，自尧至孔丘，凡是讲到"道"或"义理"，从不离开具体的器物或自身的行为的。而曾参却离开具体器物或自身的行为，而"欲求之于心"，显然是于大道有所"偏失"了。
曾参的内省论观念，传到了子思、孟轲，得到了发展，对大道的"偏失"就更大了。叶适说：古之言道者，以道为止；后之言道者，以道为始。以道为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为始者，子思孟轲也。（卷四十四）
以道为止和以道为始，用现代语言来说，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
叶适认为，子思孟轲言道，是以道为始，与周公孔丘以道为止相反，当然是大"偏失"了，叶适指出：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至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卷四十四）
所谓"心官贱耳目之说"，指的是孟轲的话："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这就是夸大了"心"的功能"思"的作用，而贬低耳目的功能感觉的作用。叶适对这种夸大"心"的作用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道危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散，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卷十四）
"内外交相成"是叶适在认识论上的重要观点，我们后面还要详细论述；这里叶适以"内外交相成"的观点来否定孟轲以"心性为宗主"的观点，认为它尽废尧至孔丘之"道"，是对从曾参到孟轲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有力批判。由此而证明道学家的"道统"论认为曾参到孟轲这个承接系统得到从尧到孔丘之"道"的说法的错误。
对于孟轲的性善论，叶适也不以为然，而认为性"非止善字所能弘通"。
他说：告子谓"性犹杞柳，义犹桮棬"，犹是言其可以矫揉而善，尚不为恶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无不善，??以此接尧、舜、禹、汤之统。虽论者乖离，或以为有善有不善，或以为无善无不善，或直以为恶，而人性之至善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紾夺之中，??余尝疑汤"若有恒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通也。（同上）
对于人性问题，叶适不赞成仅用一个"善"字或"恶"字来概括，因此，他既反对孟轲的性善论，也反对荀况的性恶论。他说：孟子"性善"，荀卿"性恶"，皆切物理，皆关世教，未易重轻也。夫知其为善，则固损夫恶矣；知其为恶，则固进夫善矣。然而知其为恶而后进夫善以至于圣人，故能起伪以化圣，使之终于为善而不为恶，则是圣人者，其性亦未尝善软？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呜呼！古人固不以善恶论性也，而所以至于圣人者，则必有道矣。（卷四十四）
在这里，叶适是根据"古人不以善恶论性"来反对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由此也证明，孟轲的性善论和荀况的性恶论，都与孔丘的思想不合，背离了由尧到孔丘一脉相传之"道"。叶适说：按后世言道统相承，自孔氏门人至孟荀而止。孔氏未尝以辞明道，内之所安则为仁，外之所明则为学，至于内外不得而异称者，于道其庶几矣。子思之流，始以辞明道，辞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辞也，则道不可以明。孟子不止于辞而辩胜矣。??学者苟知辞、辩之未足以尽道，而能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散可复完，薄可复淳矣。不然，循而下之，无所终极，断港绝演，争于波靡，于道何有哉！（卷四十四）
由此可见，叶适认为孔丘以后"道"已散，曾参分得其传，已开始"偏失"，子思以"辞"，孟轲以"辩"，皆"未足以尽道"；只有直接推见孔丘之学，以上接从尧到周公之统，才能承接一脉相承之"道"，才能使已散、已薄之"道"，复于"完"和"淳"。这就是叶适以自己所理解的"道"来纠正曾参到孟轲对"道"的"偏失"。
（四）追溯宋代道学的思想渊源
叶适认为，两宋道学是子思、孟轲思想与《易传》、佛、老之说相结合的产物。他说：近世之学，虽曰一出于经，然而泛杂无统，洄洑失次，以今疑古，以后推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尧、禹，以曾子、子思断制众理??（卷五）
就是说，曾子、子思的思想在道学家那里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起着"断制众理"的作用。而"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学者（按指道学家）不足以知其统，而务袭孟子之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卷四十九）道学家自称承接子思、孟轲"千载不传之学"。对于道学家思想渊源于子思、孟轲，叶适是承认的。但叶适认为子思、孟轲的思想不合于尧到孔丘一脉相承之"道"；因此，叶适认为道学家其实是"不知其统"。
道学家的另一思想渊源是《易传》即《十翼》。而叶适怀疑《十翼》为孔子所作（《彖》、《象》除外）。叶适认为，"自颜曾而下，讫于子思孟子，所名义理，万端千绪，然皆不若《彖》、《象》之示人简而切，确而易行。"（卷三）但是，长期以来，历代学者都不重视《彖》、《象》，而利用《十翼》（《彖》、《象》除外）大做文章。叶适对此深为不满，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从古到今，一泻千里，一直到宋代的道学家。他说：故《彖》、《象》掩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儒释共驾，异端会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絪缊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呜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绝耶？其果至是而复传耶？（卷四十九）
叶适的这段文字，不但深刻地揭示了道学的思想渊源，也是对道学家所编造的"道统"论的有力批判。他的门人孙之弘在为《习学记言序目》写的序言中，说明了他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夫去圣绵邈，百家竞起，孰不曰"道术有在于此"？独先生之书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统者，何也？盖学失其统久矣，汉唐诸儒推崇孟轲氏，谓其能嗣孔子，至本朝关洛骤兴，始称子思得之曾子，孟轲本之子思，是为孔门之要传。近世张（栻）、吕（祖谦）、朱氏（熹）二三巨公，益加探讨，名人秀士鲜不从风而靡。先生后出，异识超旷，不假梯级，??（以）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参也鲁"；以孟轲能嗣孔子，未为过也，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孙之弘序）
叶适批评道学家的"道统"论，指出他们背离了自尧至孔丘一脉相传之"道"；而他对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力求"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从而使已散，已薄之"道"复于"完"，复于"淳"。由此可见，叶适还不能完全摆脱时尚的"道统"观念。在封建时代，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在叶适，"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既是他研究学术思想史的目的，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即批判道学的一种武器。我们看到，对"孔氏之学"和"圣贤之统"本身的理解上，对它们的内容的取舍上，叶适同道学家都有着根本的分歧。正是在这种根本分歧中，我们看到了叶适思想的批判精神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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