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个四分音符
“你没弹出三个四分音符，你弹的是2/2拍。”客厅角落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弗雷德里克瞟了对方一眼，已认出悄悄来访者是梅耶贝尔（1791—1864），1831年巴黎上演了他的第一部法国歌剧《恶魔罗伯特》，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歌剧的诞生。
威廉·伦茨有些不安地看看比他小6岁的老师弗雷德里克，后者绷着脸吩咐他重新弹一遍，并且用铅笔敲着数拍子。“很遗憾，还是两个四分音符。”这位出生在德国的作曲大师很严肃地重复了一遍，仿佛容不得眼中任何一星点的尘埃。弗雷德里克有点沉不住气了，强烈的自尊心促使他大声叫喊起来，“三个四分音符！”
梅耶贝尔比弗雷德里克年长近20岁，他出名时，弗雷德里克还是一个刚刚到巴黎的默默无闻的小伙子。
“我想芭蕾舞演员的脚尖也许能证明这一点。”梅耶贝尔看看对方被激怒的脸色，缓缓口气，揶揄地说。
弗雷德里克一听，怒气冲冲地把伦茨推到一边，自己坐下来，狠狠地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这首玛祖卡乐曲。
“一、二、三……”弗雷德里克大声数着节拍，两只脚也在凑热闹打拍子，他要用这一切努力证明自己是完全正确的。
谁知梅耶贝尔也拿出了德国人的顽固劲头，就是不愿让步，他挥动着手臂：“2/2拍，2/2拍。”
在一旁的伦茨不知该怎样劝说，但面前的两位大师像一对互不相让的斗鸡，谁会来听从他的话。
弗雷德里克气得扭歪了漂亮的脸蛋，猛地站起来，离开钢琴，“砰”的一声，他狠狠地关上了身后的书房门。
20年之后，伦茨在柏林见到梅耶贝尔时，不由得回忆起这段往事，梅耶贝尔说：“我并不想得罪他，我还以为他就是要这种效果呢。”
哈莱爵士的美好回忆得出的结论与梅耶贝尔、伦茨的描绘有所不同。在他的笔下，弗雷德里克是个谦虚的天使。
当初哈莱对弗雷德里克的琴声研究了一番之后，发现了一个秘密，“他演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处理节奏时完全自由，但他的这个特点表现得非常自然，多年来我竟然没有注意到它。”
终于有一天，哈莱鼓起勇气向弗雷德里克指出，“他的大多数明珠般小巧玲珑的玛祖卡，在由他本人演奏时似乎不用3/4拍，而是用4/4拍，因为他在一小节的第一个音符上停留时间很长。”
这一次，弗雷德里克也是不愿承认，然而哈莱硬着头皮请他当场试弹一下，并大声数着每小节中的四拍。
弗雷德里克起初也觉得奇怪，自己的耳朵和两只手的配合怎么会出现这种“自由”差错。
最后他大笑起来，解释说：“这种舞曲的民族特性如此，才产生了这种怪现象。”
如果要对弗雷德里克的矛盾性格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那么梅耶贝尔与哈莱提出问题的时间不同，即弗雷德里克在上课或不上课时。
弗雷德里克自恃天赋很高，处理节拍的基本问题一直抱有足够的信心。况且，敏感的心理和强烈的自尊心容不得旁人当场的指责，特别是在学生面前，这只能使他大丢面子。他除了怒气冲冲离开之外，并没有其他明智的选择，这与他躲避公开演出的心情有某种相似之处。
年轻的哈莱是幸运的，也许英国传统的绅士风度在很大程度帮了他的忙，也许这一天他俩的心情都不错，交谈的气氛很融洽，也许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也良好，也许……
弗雷德里克毕竟不是一位来自上帝身边的信使，他的音乐天才和复杂性格的奇妙结合，构成了一个既伟大又平凡的钢琴大师。
每个人的回忆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弗雷德里克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点。威廉·伦茨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弗雷德里克的情形又有不同。
1842年夏秋之际，来自圣彼得堡的伦茨敲开了弗雷德里克新居的家门。
“对不起，弗雷德里克先生出城了。”男仆很有礼貌地回答。
伦茨已经从李斯特那里得到可靠消息，口袋里还有李斯特随手写的纸片：“通行证——弗朗茨·李斯特”。
男仆的手里被伦茨塞了些小玩意儿。几分钟后，弗雷德里克从里屋走出来。
“肖邦是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瘦弱憔悴，看上去饱经病痛的折磨，身上却穿着巴黎最高级、最时髦的服装。”伦茨的判断力还是不错的，刚才出现的那位男仆已经令人吃惊，因为“在巴黎雇男仆是相当奢侈的，而一位钢琴家雇用男仆极少见”。
“我能为您做什么？”弗雷德里克手里拿着李斯特写的纸片，并没有让来客坐下的意思。
伦茨明显地感到了这位天才钢琴家咄咄逼人的气势，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拜师的想法，并补充说：“我已经跟着李斯特学了几首玛祖卡舞曲。”
“那您还来干嘛？”弗雷德里克盯着对方反问一句。
伦茨的眉毛不由得一扬，很快意识到刚才补充的一句话是个错误。
也许是来客的沮丧表情引起了弗雷德里克的恻隐之心，他解释说：
“刚才我准备出门，所以吩咐仆人恕不接待来客。”
弗雷德里克看看小怀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请您……”
伦茨顿时好像看到了一丝希望，不过想想也有些委屈，他在彼得堡的音乐圈子里毕竟是很有名气的。
弗雷德里克似乎并没有用心听伦茨的弹奏，随口说了一句，“那段加出来的小花样不是你的，我想没听错吧。”
伦茨不由吃了一惊，只好默认了，那是他故意添加的李斯特的装饰音。
“您可以来上课了，一周两次。”弗雷德里克出乎意料地宣布了面试结果。
伦茨笑了，刚才不愉快的一切都扔掉了。
“请记住，一定要准时，来这里的人很多。”弗雷德里克有礼貌地送客人到门口时，又认真提醒了一遍。
弗雷德里克已不再考虑公开演出的事了，而是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到了教学上。
慕名而来的学生还真不少，他也只好天天围着这些学生转。他曾在一封信中透露说：“……我要去给年轻的姑娘罗特希尔德上课了，紧接着是给一位马赛女子，接下去是给一位英国女郎，再往下是给一位瑞典妇人上课，5点钟还要接待普莱耶尔介绍的来自新奥尔良的一家人。然后到雷奥那里去吃饭，晚上到佩尔图伊斯家去，最后是睡觉……”
他教学的原则还是遵照恩师爱尔斯涅尔的一句名言，“你应该走自己的路”——“我们俩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不同……你觉得该怎样弹就怎样弹，你的解释也是对的。”
他相信音乐天赋和感觉是无法教授的，学生能学到的只是演奏技巧。
有时他也会随着灵感一闪，提笔写下《教学法之精华》计划及其要点，但终究未能完成像卡尔克布雷纳那样有系统的教学专著。
许多学生听到弗雷德里克教授的大都是钢琴踏板的运用和指法的练习。弗雷德里克常常说：“如果弹强音困难的话，就应该学会富有层次地弹出你的‘轻奏’，只要踏板使用得当，听众就不会觉察出你没有弹出‘强音’。”
这种富有哲理性的教学思想来自于他几十年弹奏的亲身体会，并且他还仔细写下了每一个手指的不同功用：
长期以来钢琴演奏者们一直在追求五个指头的发力相等，这是违反自然的。既然每个手指形成各异，那么最好不要去破坏每个指头触键时特有的音色，反而应该去加以发展。
大拇指最有力，小指则在手的另一端，中指最灵活，可作支撑点；还有食指、无名指力量最弱，是中指的连体，连结在同一条韧条上。有些钢琴演奏者总想不顾一切地把无名指同中指分开，这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谢天谢地，毫无必要。
人有几个手指，就必然弹出不同的音色。关键是要了解如何充分发挥它们原有的特点。
轻柔的指触和神奇的双手已成为弗雷德里克名字的同义词，他对手指功能的深切体会远远超过了对其他事物的了解。至于弹钢琴的左手和右手的不同职责，弗雷德里克颇有点统帅的风度，在他心目中的钢琴是能够容纳千军万马驰骋的壮观大舞台。
他认为左手要起到乐队指挥的作用，准确地打出节拍，不能有一丝含糊；而右手则应该达到演奏的高难度。这左右手象征着多功能的交响乐队，时而能产生暴风骤雨、雷鸣电闪的震撼人心的效果，时而又会出现宁静致远的月夜星空的抒情夜曲，时而是忧郁、愁苦的情调，时而是欢快、奔放的圆舞曲。
难度极大的乐曲在他的这双瘦长的手下都变得那样轻松自如，这不能不使得每位学生都惊叹不已。
创办英国哈莱乐队的查尔斯·哈莱爵士尽管不是弗雷德里克教授过的学生，但“有幸在每首作品问世后都听到过他（弗雷德里克）亲自弹奏，每听一曲都有新的发现……我敢说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再现那些作品在他神奇的手指下弹出的美妙音响。在听他演奏时，你仿佛丧失了一切分析能力，没有一刻去想他演奏这个或那个难点时处理得有多么完美，而只是沉浸到音乐中去了，仿佛是在倾听一首即兴创作的诗歌，始终处在心醉神迷的状态中”。
众多的学生崇拜弗雷德里克，有时未能领会他的意思，便会受到他突然爆发的无情指责。不过在擦干眼泪之后，学生仍然愿意听从他的吩咐，重新认真聆听他恢复了温和的授课声音。
上课时，弗雷德里克坐在立式钢琴前，做出示范动作，进行讲解。
学生则坐在另一端的三角钢琴前，瞪大眼睛盯着老师的手指，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然后再模仿弹奏。
有时弗雷德里克弹得很兴奋，忘了下课的时间，那么这位学生就意外地会发现老师新的灵感。学生弹奏的曲目一旦感动了弗雷德里克，那么学生的乐谱上就会被画上一个十字，以示奖励，但很少有被画上过三个以上的十字的。
在众多学生中有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小男孩卡尔·菲尔特什，受到雷德里克的特别器重。他在这男孩的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过去是“音乐神童”的影子。李斯特听了这男孩的演奏之后感叹地说：“等到这孩子开始旅行演出的时候，我就得告退了。”
为了向朋友和学生证实自己的判断，弗雷德里克特地请这男孩到新居来演奏《E小调协奏曲》，而他自己则在另一架钢琴上伴奏。
这是一场特别的表演，听客们轻手轻脚地进入客厅，分散坐在角落里。客厅里气氛很严肃，几乎听不到任何说话声。
如果说弗雷德里克与男孩配合得天衣无缝，好像是同一个人的演奏，不如说是他俩徜徉在奇妙的音乐王国里，互相倾述着自己真挚的感情。
表演结束后，没有人鼓掌和欢呼，仍然静静地退出客厅。弗雷德里克与男孩，还有乔治·桑、伦茨坐着马车去一家音乐书店。
“你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我写这首协奏曲的时候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弗雷德里克对那男孩说话时显得很激动，似乎还在回味刚才他俩愉快合作的琴声。
弗雷德里克特地买了一本贝多芬的歌剧《菲岱里奥》（莫舍莱斯曾将此歌剧改编为钢琴谱）的总谱送给男孩，并动情地说：“请收下这部贝多芬杰作的总谱，聊表我对你的敬意。等你将来阅读它的时候，常常记起我吧。”
这位匈牙利天才少年深受感动，低头吻了一下弗雷德里克的手。如果他后来果然成为震惊乐坛著名大师，那么弗雷德里克将会感到很自傲，因为他从来就很自信，相信自己敏感的判断力。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卡尔·菲尔特什的男孩不久就不幸去世了，他才15岁。
这对于弗雷德里克也是一种深深的刺激，但这好像是他以后接连而来厄运的前兆。至于“三个四分音符”的类似争论，人们也很难再听到。
2. 奥尔良方场
坐落在巴黎圣·拉扎尔街34号的公寓楼区是按照意大利“城市庭院”
风格建成的，取名为“奥尔良方场”，这个英法混合的名称与这里的楼区房主是英国人有关。
这是一个租金昂贵的高级公寓住宅区，分为九个编号楼群区域。每个独立的公寓里有各种功能的房间，除了卧室、起居室、工作室等之外，还有为随从和仆人建造的小屋和马厩等附属设施。
一大片修剪整齐的草坪、安静舒适的环境和豪华典雅的气派，成为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竭力推荐的充分理由。
弗雷德里克和乔治·桑不大放心，亲自去察看了一下，觉得很满意。
从此“奥尔良方场”成为他俩合住时间最长的新居。
1842年9月，他俩决定搬家，乔治·桑在诺昂和巴黎的三个原住处之间奔波忙碌。新居室内装潢和家具摆设又成为他俩共同商量的热门话题。
弗雷德里克花了年租金600法郎，在第九区的一楼租了一个小套间，搬进去一架三角钢琴和一架立式钢琴，这也是他为了更好地教授学生。
客厅布置得富丽堂皇，乔治·桑有些妒嫉地说，那是“用来接待他那些美丽高雅的伯爵和侯爵夫人的”。
乔治·桑则在第五区的二楼租了一个大套间，每年租金要付3000法郎。她的儿子在学美术，便花了800法郎的租金为他在同一区里租了一间工作室。
“奥尔良方场”的住户大都是富有的艺术家或者是贵族成员。除了弗雷德里克所熟悉的卡尔克布雷纳等人之外，还有雕塑家当丹（曾为弗雷德里克塑造了一座胸像）、名扬欧洲的舞蹈家玛丽·塔里奥尼。
塔里奥尼在梅耶贝尔的歌剧《恶魔罗伯特》第三幕幻想舞蹈里担任女主角，后来她与父亲一起接受了《仙女》芭蕾舞剧，该剧标志着芭蕾舞进入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
编写此舞剧的却是巴黎歌剧院著名歌唱家亚道夫·努里，他是弗雷德里克的好朋友。1839年春，努里不幸去世时，弗雷德里克特地赶去吊唁，并在教堂里用风琴演奏，寄托哀思。
“奥尔良方场”的众多住户无形中有一种集体荣誉感，每个成员都以周围是高贵而有才华的邻居而感到自己的名声卓著。
第七区的玛尔里亚妮夫人家里的晚上聚餐，成为一些邻居每天喜欢互相见面聊天的好机会。
乔治·桑喜欢交际的脾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以往难得相聚的新老朋友立即在她这里找到一种温暖和亲切感。她还特地租了一张台球桌供来客玩乐，客厅里无拘无束的笑语声使她仿佛又回到诺昂的别墅里。
乔治·桑的儿子似乎也想在美术上有所成就，经常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她的女儿也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每次从寄宿学校回来，乔治·桑总觉得全家又团圆了。
弗雷德里克的钢琴王国距离乔治·桑住处也很近，除了各自的工作时间之外，他俩就可以在一起享受生活的乐趣。
一切都似乎在平静愉快的气氛中度过，但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及其子女的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汇集着一个可怕的感情暗流漩涡。
在乔治·桑的回忆录里总是把自己与弗雷德里克的关系反复强调为“母子”性质，以一种宽厚、仁慈、怜悯的女性长者口气谈论弗雷德里克——“我的另一个儿子”。
这种居高临下的“爱”很容易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纯洁无邪的女神，而弗雷德里克与异性的各种亲密交往则成了一种带有孩子心理的调皮和不成熟的行为方式。
这正是乔治·桑的聪敏过人之处，这种“爱”必然要胜过其他女性对弗雷德里克的感情，而且她也相信弗雷德里克无法离开这种“爱”，否则他难以顾及自己的日常生活。
有一次，乔治·桑恰好不在巴黎，弗雷德里克在“奥尔良方场”生了一场大病，接连几个晚上不停地咳嗽，脸憋得发青。咳嗽好不容易暂停时，他反而觉得更加难受，恨不得死死掐住自己的喉管。
等到乔治·桑在外地听到此事时，弗雷德里克最难熬的几个夜晚已经过去了。乔治·桑深深明白他俩在对方心目的地位，“我想念他，他也想念我。”她在给朋友信中说，“我愿意照顾他，他也需要我的照顾，我想念他的身躯，想念他的声音，他的演奏，他的忧郁的性格，甚至他那令人心碎的咳嗽声。可怜的天使！至于我，我决不会让他失去我的，这点您可以放心，我的生命已经永远奉献给他了。”
但是乔治·桑不得不同时考虑儿子和女儿的反映，儿女已长大有了自己的思维和分析能力，已越来越不满意母亲与弗雷德里克的这种爱情关系。
弗雷德里克也意识到自己“房客”的身份终于有一天会被残酷地撕去，担忧将来不知飘零何处。
重新找一个理想的情侣结婚、成家，这个念头曾刚刚升起，立刻被他厌烦地扔掉。他不愿再回想起过去的“黄昏之梦”——羞辱和怨恨，结婚只能是一个无法到达的遥远的幸福彼岸。
他的父母和姐妹也不想在他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让岁月的流逝慢慢地磨去那痛苦的回忆，并相信他在巴黎生活得很好，有乔治·桑这样善良的女主人无私的照顾，家里人也就放心了。
弗雷德里克一方面在信上竭力装出愉快的样子，让思念亲人的文字掩盖自己心中的不安和痛苦，另一方面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戴尔芬娜迷人的倩影。
“可怜我吧，戴尔芬娜，我太需要你了，请不要拒绝我，否则你会永远为此感到内疚的。”
“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哦，我那可怜的心呵，它总是充满痛苦、悲伤和渴望，得不到幸福！”
弗雷德里克的表白，虽然打动了戴尔芬娜的芳心，他俩的感情发展成了深厚的友谊，直到弗雷德里克去世。但是，戴尔芬娜无法替代乔治·桑的角色，这意味着弗雷德里克只好在“奥尔良方场”继续扮演着“房客”
角色。
他有时心情很坏，甚至嫉妒与乔治·桑来往的男性，有时则带着一种负罪感，愈益思念家人和故乡，并带着复杂的情感回味着逝去的青春岁月。
他想离开乔治·桑及其儿女，但又无法离开；他感谢乔治·桑为他做出的牺牲，但又很难再继续发展与她之间的爱情；他赞赏乔治·桑的精明能干，但又无法忍受她作为“女主人”对他这个“房客”的种种指令；他想在乔治·桑的儿女面前装扮出正人君子的长者角色，但回答他的是冷漠或异样的眼神……
他在拷问自己的灵魂，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内心的痛苦折磨使他无法忍受。他的忠实弟子古特曼曾听到他在紧紧关上的书房门后哭泣，祈祷上帝宽恕他这个可怜的罪人。
1844年圣诞节前后，乔治·桑不得不写信给一位治疗“精神抑郁症”
的医生：“请今天来看望一下肖邦，他感觉一直很不好，并为此十分担忧。”
这一年春，弗雷德里克过了34岁生日之后，5月从华沙传来噩讯：
尼古拉·肖邦不幸去世，享年73岁。
弗雷德里克顿时惊呆了，把自己整天关在房间里。
乔治·桑怎么劝说也没用，只好向弗雷德里克的好朋友求援，“我恳切地请求您，请您明天来看望他，因为在为数不多的能消除他痛苦的人当中，您属于其中之一。由于他的悲伤，我自己也十分难受；现在我无法安慰他”。
换个住处对于弗雷德里克的精神安慰和恢复健康大有好处，去诺昂乡村正是乔治·桑劝说弗雷德里克的充足理由。
在离开巴黎之前，乔治·桑很明智地给弗雷德里克的母亲写了一封信（1844年5月29日）：
尊敬的夫人：
我想，除了告诉您这个令人钦佩的孩子的勇气和自恃外，我不可能有其它更好的东西安慰我亲爱的弗雷德里克的最好的母亲了。您知道，他的悲痛是多么PGN0186深沉，他的精神是多么忧郁，但要感谢上帝，他没有病倒，而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便出发去乡下。在那儿，在经受了如此可怕的打击之后，他最终会得到休养的。
他只是想着您，想着姐妹们，他是如此热烈地爱着你们，你们的悲伤就像他自己的一样使他不安和揪心。
从您这方面来说，请您至少不要担心没有人照顾他。我不能消除他的悲痛，因为这种悲痛是合乎情理的、深沉和持久的，但我可以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并待他以热忱和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就像您本人要做的一样。这是最令人高兴的义务，我为自己能承担这一义务并永远不失职而感到幸福。我向您保证并希望您能相信我对他的一片忠心。
……尽管我的同情是如此真挚，但仍不能减轻这一可怕的打击，可是我要告诉您，我将把自己的时间花在您的儿子身上，并把他当作是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因此，请允许我给您写信，为的是告诉您——我最亲爱的朋友所崇敬的母亲，我深切地忠于您。
乔治·桑
这是乔治·桑致弗雷德里克母亲惟一的一封信。乔治·桑将弗雷德里克称作“自己孩子”和“承担这一义务”的肺腑之言，引起弗雷德里克母亲和姐妹的一片赞赏和惊叹，在回信中说：
“弗雷德里克的母亲衷心地感谢您并把自己心爱的孩子拜托给您慈母般的关怀。请您当保护他的天使……”
做母亲的仍然放心不下孑然一身漂泊在异域的儿子，于是露德维卡和丈夫卡·吉德尔泽耶维茨决定前来巴黎看望弟弟弗雷德里克。
乔治·桑得知后立即致信给露德维卡，表示热情欢迎前来，并主动把“奥尔良方场”的住处让出来。她还谈了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六年中，即从我开始见到他的时候起，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变化。每天早晨他时常大咳一阵，每年冬天，病情有两三次剧烈的发作，但最多持续几天，时而有一些神经痛，这就是他的一般病况。其实，他的肺是健康的，这脆弱的器官一点也没有损伤。”
1844年7月下旬，露德维卡夫妇赶来巴黎，弗雷德里克紧紧拥抱了姐姐和姐夫，双方的悲痛与思念之情都融汇在滚滚的热泪之中。
弗雷德里克离开华沙14年了，这次与姐姐、姐夫第一次重逢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对于弗雷德里克介绍的许多知名人士，露德维卡夫妇感到很惊喜，顿时觉察到这位受人尊敬的弟弟的尊贵地位和特殊身份。
巴黎城市的游览观光和在客厅里特地举行的音乐会，这些都表明弗雷德里克在努力营造欢迎久别重逢亲人的亲切气氛。
乔治·桑则在诺安乡村别墅里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华沙贵客。她与露德维卡就像是老朋友，在宁静的乡间小道上愉快地交谈。尽管双方谈话内容很广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乔治·桑运用了一个女作家所特有的机警和聪敏，巧妙地避开了谈论自己对弗雷德里克的爱情话题，这在她以后给露德维卡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
8月底，露德维卡夫妇决定动身回国了，弗雷德里克也明白这一天终于会来临，但他仍然掩饰不住心中的伤感，不知道这次与亲人分手何时才能相见。
乔治·桑则努力想冲淡双方离别的压抑气氛，再三请露德维卡夫妇下次再来巴黎，并希望弗雷德里克的母亲和妹妹也来诺昂作客。
她送给露德维卡的礼物是两幅弗雷德里克肖像的素描，这是她写作之余的爱好。弗雷德里克也很喜欢这两幅素描，甚至超过其他专业画家为他作的肖像画。显然弗雷德里克的音容言行的特征已融和在乔治·桑的画笔下，因为后者太熟悉了。露德维卡夫妇走了，马车很快消失在远去的尘埃之中。但弗雷德里克仍然觉得露德维卡夫妇还像往常一样坐在客厅里：
每当我走进你们住过的房间，我经常要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你们留下的东西。
我看到的只是双人沙发旁边我们经常喝咖啡的那块地方，还有卡拉桑蒂临摹的画稿。
在我的房间里你留下的东西就更多一些：桌子上放着你的刺绣，一双用英国棉纸包着的小拖鞋，而钢琴上摆着一支曾经在你的小提包里放过的铅笔头，我给它派上很好的用场……
弗雷德里克写给姐姐的信中倾注了浓浓的思念之情。与此信同时寄出的还有乔治·桑致露德维卡的信，她感激地说，“你是肖邦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医生，因为只要说起你，便可恢复他对生活的向往……
露德维卡夫妇的来访无形中暂时弥和了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之间的感情裂缝，并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俩还会继续维持着一种亲密关系。
“许多伤痕不可能不愈合，也不可能不聚起新的希望和对上帝的信任。”
乔治·桑说这话时还充满着某种自信，“奥尔良方场”传出的琴声和笑语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3. 卡罗尔亲王
他很少写信，由于疲劳和疾病还是情有可原的，因此务必请您原谅他。我多次敦促他给您写信，但总是以决心和应诺了结。因此我决定自己动手写，尽管在他咳嗽发作和教课间隙很难找到一会儿安宁和寂静的时间。
这表明，他的身体仍是这样的虚弱。我们这里的严寒对他的健康很不利。我差不多也是不断得病，直到今天给您写信时，我仍在伤风、发烧……
1845年3月下旬，乔治·桑在写给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的信中透露了自己与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
刚刚才过了35岁生日的弗雷德里克也感到疲惫不堪，他的音乐创作也同他的身体状况一样令人不安，已经从巅峰状态迅速下降。
一年多前（1843年12月），弗雷德里克已经把自己的音乐作品第12号——第54号的版权都出让给莱比锡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公司，并声明“我已把版权毫无保留地、没有任何时间和国别（法、英两国除外）限制地转让给上述公司，并且证明，商定的稿酬已经收到。”
在以后几年的日子里，弗雷德里克亲眼看到自己音乐作品的出版也只是到第65号（1847年）。他创作的辉煌时期一去不复返了，更让他痛苦、焦灼不安的事情也终于爆发，他与乔治·桑大吵了一场。这是1845年夏天的事，导火线却是乔治·桑新收养的“第四个孩子”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乔治·桑的一位穷亲戚的女儿，当她正要被父亲送到一个陌生的富裕家庭里寄养时，慷慨大方的乔治·桑决定收留她。为她准备嫁妆和亲切称她为“我的孩子”——养女，都表明了乔治·桑炽热的感情和豁然大度。
但乔治·桑的儿子莫里斯却对这位“第四个孩子”想入非非，常常使得眼前的情窦初开的女孩发出快乐的尖叫声。
这引起了乔治·桑的女儿索朗芝的嫉妒火焰，她讨厌这个家庭新成员，就像不愿承认弗雷德里克是她的“哥哥”一样。因为她不准任何人夺走乔治·桑的母爱，而这正是她才有资格享受的专利。
于是，索朗芝搬弄是非的风言风语撒播在家里的每个角落里，仆人们又添油加醋地悄悄渲染一番，并带出门外。
奥古斯丁的父亲闻讯后，不由得怒气冲冲找上门，要求乔治·桑澄清事实——莫里斯对奥古斯丁是不是真情实意的。
乔治·桑立即做出许诺：莫里斯是把奥古斯丁作为亲妹妹看待，尊重与爱护奥古斯丁是全家人应有的职责和义务。
这时弗雷德里克觉得自己应该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一直以为自己能够完全说服所有人，包括乔治·桑，他坦率地建议把奥古斯丁请出家门，所有的矛盾和烦恼便可解决。
谁知这过于善良和天真的建议就像一颗火星掉进了油桶里，立刻引起了一连串的爆炸性反应。
莫里斯瞪圆了眼睛，冲到弗雷德里克的面前，恶狠狠地责骂他是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家伙，并警告他：少管闲事。
索朗芝则感到一种快感，好像全身舒舒服服地浸泡在温泉里，因为弗雷德里克曾拒绝了她的某些私下要求，惩罚他一个在她心目中的无情人，玩弄一个恶作剧也并非过分。于是她继续扮演一个煽风点火的活跃人物。
奥古斯丁的父亲和佣人们也以各种方式表示对弗雷德里克的不满，认为他没有资格赶走一个不是出身高贵家庭的奥古斯丁，况且他自己也不过是个“房客”。
乔治·桑对弗雷德里克自以为是的态度又气又急。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包括奥古斯丁）受到任何人的指责，溺爱孩子已成了她的一种嗜好。即使明明知道孩子的行为方式有悖于道德伦理，她也希望蒙上一层色彩斑斓的纱巾。
她自私的权威心理更容不得弗雷德里克在家里指手画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对弗雷德里克的一种爱护），认为这只能破坏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和谐家庭气氛。
乔治·桑发火了。
莫里斯扬言要把弗雷德里克赶出家门。
弗雷德里克气得脸色苍白，把一直积压的妒火化成一串串刻薄的话扔过去。他简直疯了。
……
这次几乎撕破脸的争吵结局却是以喜剧方式出现，乔治·桑解雇了一个知道不少内情的老仆人，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又重新响起，莫里斯和索朗芝也似乎安静了，若无其事地干着自己的事。
乔治·桑在写信给远在华沙的露德维卡，并称呼对方是“我的心肝亲爱的姐姐”，她说，“我们的孩子身体感觉很好。以往一般使他厌倦的炎热，今年却帮了他的忙。倘若你能在这里的话，他会忘记自己曾经病过。唉，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如此贴近，而实际上相隔是如此遥远呢？
我把给你的一份大幅亲笔题词交给了弗雷德里克，以纪念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弗雷德里克也只是稍稍透露了自己的烦躁心情，他写信给华沙家人信中说：
……我生来不适合在农村生活，但我呼吸着这儿新鲜的空气。我弹奏得不多，因为钢琴音调不和谐了。我更少动笔，因此你们好久没有收到我的信了。……我总是一条腿在你们身边，另一条腿在旁边的房间里，那儿女主人正在工作，而此刻，我完全身不由己，只是和往常一样飞到了一个奇妙的空间……我写完了三首新的玛祖卡舞曲，这些舞曲可能会在柏林出版……
弗雷德里克不由得哀叹自己的创作激情似乎在可悲地消失，“你们离开以后，我只写成了那首《奏鸣曲》。现在除了新的《玛祖卡舞曲》之外，我就没有什么现成的作品可以出版了。”
为了避免因奥古斯丁的事引起大家的不愉快，弗雷德里克离开诺昂返回巴黎，而乔治·桑则带着奥古斯丁来诺昂游玩。这期间弗雷德里克收到了乔治·桑的一封短笺，信笺的开头称呼是“您”，到了中间则突然转换成亲昵的称呼“你”，“亲爱的天使，爱我吧，我亲爱的人儿，我爱你。”短笺中还附上了一缕她的秀发。
温情脉脉的词句似乎在弥补他俩之间的感情裂缝，相互之间的关心也比过去更多，但是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生怕带来意外的不愉快。
唉，他俩都感到生活得太累了。
这年年底，寒冷的巴黎过新年的气氛渐渐浓厚了，但弗雷德里克的心情依然郁郁沉闷，他写给家人的一封信竟然断断续续写了十几天（12月12日—26日）：
……今天我只给罗特施尔德夫人上了一节课。另外两位被我谢绝了，因为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现在我想完成《大提琴奏鸣曲》、《船歌》以及另外一些作品。我不知道给它们起什么名称，但我怀疑是否有时间，因为现在已经忙乱了。
我有许多问题，是否举行音乐会，我还犹豫不决。李斯特从省里回来了，他在那里举行了音乐会。今天我在家里看到了他留的字条。
圣诞节前夜，弗雷德里克的心情和身体状况都糟透了。然而门铃仍然响个不停，来客们首先看到的是弗雷德里克不停咳嗽的狼狈样子。
乔治·桑也伤风感冒了，嗓子疼痛，只好被迫待在家里。这对于喜欢出外交际的她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奇怪的是莫里斯和索朗芝也被感染上了，一家人都在喊头疼、喉咙疼、鼻子塞住、浑身难受。
于是弗雷德里克的咳嗽声更加令人烦厌，似乎是他给乔治·桑一家带来了不幸，连圣诞老人都不愿跨进这一家的大门。
弗雷德里克窝着一肚子气，只好抱怨这寒冷的鬼天气，抱怨乔治·桑这一家人的坏脾气：
我经常问自己，那些脾气急躁的人怎么能在比这更坏的天气里生活。有时我真想以几年的生命去换取几个小时的阳光。那么比我健壮、比我年轻的人在我之前去世了，以至于我想，我是永恒的。
无可奈何地自嘲和苦笑，弗雷德里克竟然发现自己在乔治·桑一家人中间“身体最坚实”。
1846年春，巴黎的天气令人捉摸不透，3月份竟然比上个月更加寒冷，他看不到明媚的阳光和蓝天，窗外总是乌云沉沉，雨夹着冰雹下个不停。
“但是，我们亲爱的弗雷茨（这是乔治·桑对弗雷德里克的一种爱称）没有得病，并且在教课。我觉得，他的工作过于繁重了。从另一方面来说，无所事事与他好动和性急的脾气是不相容的。但不久，我就要把他从崇拜他的女学生手中夺过来，并把他带到诺昂。在这儿，他将多吃、多睡，也能适当谱写些曲子……”
当善良的露德维卡接到这封来自诺昂的信时，根本就没想到乔治·桑已在构思一部小说《鲁克莱齐娅·弗洛利安妮》。其中男主人公是一位卡罗尔亲王，他的波兰名字使许多读者都相信这是弗雷德里克的化身。
卡罗尔亲王是一位疾病缠身的年轻人，刚刚失去了慈母。起初对于女演员鲁克莱齐娅抱有成见，因为她有4个私生子。促使卡罗尔亲王改变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她有着天使般的母爱，特别是在他病重时，她又不顾一切地细心照料他，把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卡罗尔亲王深深地爱上了鲁克莱齐娅，而后者发誓要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爱他，甚至献出自己的一切。但是卡罗尔亲王生性多疑，疯狂的嫉妒心使她备受折磨，最后悲伤地去世。
在乔治·桑已经出版的小说中也出现过不少的青年男子形象，一组是有理想的男性——忠实而高贵的恋人，具有开朗、谦让、善良、自我牺牲的美德；另一组则是被谴责的男性形象，大都是作为悲剧女主人公的对立面，他们的外貌漂亮、多情、善于言词，但人格卑劣，虚伪自私。
有些评论家指出，乔治·桑“揭穿了这种人虚假的外表，**裸地摊开了他那不名誉的幸福”。
显然乔治·桑在追求女性的爱情自由，寄托着乌托邦式的天真理想，以此来对抗社会的不合理道德和习俗。她认为，“公式化的社会并非人类正义的最高法庭，它有时会承认恶的热情而制裁美的热情。”
现在她笔下出现了卡罗尔亲王的形象，其褒贬用意过于鲜明，并把他的嫉妒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
当他看到孩子们亲热地吻抱母亲时，他就感到不是滋味。爱嫉妒的人能和带偏见的人一样胡思乱想，他很快就对孩子们产生了反感……看到他们总是挡在他和他们的妈妈之间碍事，他很不高兴。他觉得她一切都顺从他们，心甘情愿做他们的奴隶……
但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刻，假如嫉妒的念头没有缠住他，他就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行动和感情都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会非常非常地喜欢孩子，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说好，即使他们当时的举动并没有什么好的地方。他甚至比鲁克莱齐娅更娇惯他们……
他大部分时间都显得彬彬有礼，性格内向，因此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有什么异样的内心活动。实际上他越是生气，就越显得冷漠，而他恼怒的程度只有从他那冷淡的礼貌态度中才能看出来。这种时候的他是最教人难以忍受的。
他想吵架，他不懂得生活，却要用自己都说不清的原则来指导生活。这时他又巧言善辩了，为了折磨他所爱的人而卖弄他的虚伪而爱吹毛求疵的小聪明……而当他没有勇气反驳或取笑对方时，他就躲进了一道倨傲、沉默的高墙后面，可怜巴巴地生着闷气。
乔治·桑太熟悉弗雷德里克的每个生活细节，使得他与卡罗尔亲王的身影惊人地重叠在一起。
这种类似“名人生活轶事”的描写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即使李斯特也不放弃阅读《法国信使报》每期连载这部小说的机会。在一次出国旅行时因未能看到新的一期续文，他竟然十分恼火。
巴黎上流社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其中更多的内情，满足于心理上的一种高贵的平衡，其中夹杂着相当多的幸灾乐祸的成分。他们的话题自然是弗雷德里克的最近反应。
这时的弗雷德里克正象乔治·桑所说的那样，“越是生气，就越显得冷漠。”这是不屑一置的冷漠，颇有点卡罗尔亲王的风度。
1847年春天，弗雷德里克给家人的信中才略略提到这部小说，“……
她最近出版的作品是《鲁克莱齐娅·弗洛利安妮》，但四个月前报刊上又登了她新创作的爱情小说，（至今）名为《皮西尼诺》（意为小家伙）。
故事发生在西西里岛。有许多地方写得很美；毫无疑问，这本书一定比《鲁克莱齐娅》更能使露德维卡喜欢，《鲁克莱齐娅》在这里激起的热情也比不上其它作品。”
弗雷德里克写此信时是在巴黎“奥尔良方场”的寓所里，去年（1846年）11月他离开诺昂之后，他就开始与乔治·桑分居，这就是他对《鲁克莱齐娅·弗洛利安妮》小说冷漠反映的具体表现。
乔治·桑为何要写这部小说，历来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她在暗示弗雷德里克该结束这场爱情游戏了。不过爱惜他俩艺术才华的善良人们，还是愿意做出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解释。
乔治·桑并不想下逐客令，她在把书稿交给《法国信使报》时，还特意提醒弗雷德里克：这本书不值得他花时间去阅读。
她对弗雷德里克仍然是又爱又恨，既舍不得他走，又不放心他会随时干出傻事。经历了奥古斯丁的风波，乔治·桑更坚定了这种看法。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感情世界的女作家来说，也许没有比看到这又爱又恨交织在身边的生活素材更为触目惊心了，况且乔治·桑的生活视野本来就不开阔。
强烈的创作**一旦升腾起，就很难再恢复到平静的起点。脱缰野马似的构思迅疾地把她带入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创作天地里。
当她沉浸在塑造卡罗尔亲王形象，为捕捉到有这样一个富有鲜明性格的生活原型人物而兴奋不已时，她终于有了把多年来内心积压的感情一泻而快的机会。
但是她也许没有认真思考此书会给生活原型，弗雷德里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她在书中化成了一位女英雄，鲁克莱齐娅的同时，自私和狭隘的报复心理也无形中相继产生，这成为她不可饶恕的一个严重错误。
弗雷德里克的自尊心被血淋淋地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加速了他身体状况的恶化。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一个黑色的休止符渐渐扩大，无情地阻塞了他的创作灵感。
卡罗尔亲王的形象在法国文坛上诞生，而他的生活原型——一个音乐天才的生命火花却在闪耀着最后美丽的光环。
4. 沉重的十字架
1847年5月，弗雷德里克刚刚经历了与病魔作殊死的搏斗，虚弱的身体不时冒着冷汗。他的视线突然停在《新闻报》的结婚专栏上；索朗芝与雕塑家克雷辛格将于5月19日举行婚礼。
弗雷德里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心里隐隐疼痛。
索朗芝原先有一个漂亮的男朋友，是一位举止有礼的乡绅，两人感情不错，去年夏天订了婚。
谁知插进来一个以好色闻名的雕塑家克雷辛格，乔治·桑和索朗芝好像被他迷住了，很高兴地到他办公室去做模特儿，塑造半身像。
克雷辛格趁机大献殷勤，几乎每天都要献上花束和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立刻博得了索朗芝的芳心。不久她就宣布解除原来的婚约，并要和克雷辛格结婚。
弗雷德里克不相信这是真的，并表示坚决反对。乔治·桑起初也不同意，但经不起克雷辛格的死乞赖皮地纠缠，只好妥协了。
如果不去管这份闲事，弗雷德里克心里却会严重失去平衡。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想扮演一个为正义而战的骑士，因为那个雕塑家克雷辛格在巴黎展出的是“最不体统的姿势的**女人”。这等于玷污了弗雷德里克心中神圣的艺术殿堂，与这种人相遇是他一生中的奇耻大辱。
然而乔治·桑却认为弗雷德里克又要来指手画脚，“用自己都说不清的原则来指导生活”。她恼羞成怒，甚至吹捧起克雷辛格，认为“他有勇气、有学识、有主动性和雄心”。
乔治·桑并没有把索朗芝的结婚日期通知给在巴黎的弗雷德里克，婚礼在诺昂草草举行之后，固执己见的乔治·桑在写给老朋友格日马瓦的信中说，“……我为女儿出嫁感到高兴。她也充满了爱情和幸福感，克雷辛格看来是配得上她的，因为他爱她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
乔治·桑认为，“肖邦也一定很痛苦，因为他不明情况……他从来看不见事情的真实一面，也不能很好地了解人的天性。他的心灵里只是充满着诗歌和音乐。因此，他不能忍受与他的看法不一致的东西。除此以外，他对我家庭事务的影响会意味着我在孩子面前失去权威。”
她伤感地说：“我看得出，他正在日益疏远我，但我却不能为他做点有用的事，因为嫉妒感觉是他忧郁的主要原因。”
乔治·桑自以为对弗雷德里克的嫉妒心理了解得十分透彻，并时时以这种定型的思维去看待他的一言一行。但她忽视了自己说这番话的本身，也是一种狭隘的多疑心理，生怕自己失去在孩子面前的权威身份，又何尝不是嫉妒的表现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朗芝的婚姻糟透了，她过早地怀孕，陪嫁费花掉了一大半，这对新婚夫妇干脆泡在诺昂别墅里，乔治·桑成了他俩的勤快保姆。
不安份的索朗芝又开始无事生非，她悄悄地对一个来向奥古斯丁求婚的年轻艺术家说，他的意中人早已失贞了……
诺昂别墅再次成为大吵大闹的场所，克雷辛格甚至打了乔治·桑一拳，莫里斯急忙冲上去厮打起来。
“滚，滚！”气急败坏的乔治·桑下令叫女儿、女婿马上离开诺昂，再也不想见到他俩的嘴脸。
但是索朗芝早已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事事不甘罢休的脾性，并没有服从母亲的旨意，还在附近的旅馆里住下来，并写信给巴黎的弗雷德里克，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被迫失去母爱的可怜孕妇。她请求弗雷德里克能不能借用一下他存放在诺昂的四轮马车。
弗雷德里克的头脑一发热，轻率地相信了索朗芝的花言巧语，立刻写信给乔治·桑，同意出借马车，这无疑使乔治·桑大丢面子。
索朗芝到达巴黎后，把所知道的内幕都抖翻出来，还把自己母亲说成是一直不忠实于弗雷德里克的女人。
事情的发展急转而下，弗雷德里克立即取消了去诺昂消夏的计划，停止与乔治·桑通信。
乔治·桑觉得事情不妙，接连写了几封信，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最后对弗雷德里克下了“通牒”：除非他改变站在索朗芝一边和她母亲作对的立场，并保证再也不要当着面提起克雷辛格的名字，否则他就再也不要到诺昂来。
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这个条件并不算苛刻，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局外人也在情理之中，这正是乔治·桑所希望的。
但是弗雷德里克偏偏不愿咽下这口气，在他看来屈服、退让意味着9年来他为乔治·桑一家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况且他无法相信乔治·桑会如此绝情——为了她的孩子，为了她的自尊，为了她的名誉，为了她不可违抗的意志。
弗雷德里克顿时觉得一股热血冲上脑门，急匆匆坐上马车赶往德拉克罗瓦的住处。
才学渊博的德拉克罗瓦觉得此事很棘手，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是他的好朋友，况且这两位不同凡响的明星碰撞出的烫手火花，随时都会酿成轰动社会的头号新闻，哪里还容得旁人来插手。
除了对弗雷德里克好言相劝一番，德拉克罗瓦只能在日记上写下一句评语：乔治·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一面似乎已经取代了她的女性的温柔。其实也不妨为弗雷德里克作一个类似的评价：他以一个音乐天才的浪漫思维逻辑想取代现实生活的无序规律，同样是他的悲剧。因为他的权威只能建立在音乐世界里。弗雷德里克还想以真挚的表白试图重新激发起乔治·桑的温柔感情，不过信的开头没有往常的称呼，并使用了“您”的正式名词：
同您谈论克雷辛格先生，这不该是我的事情。况且，还是从您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那一刻起，我的思想才习惯了他的名字。
至于说到她（指索朗芝），我不能对她无动于衷，您大概记得，只要有机会，我在您面前总是毫无偏心地为您的孩子们说情的，因为我深信，您的使命是永远爱他们，因为这是惟一永远不变的感情。不幸可能会遮盖这种感情，却不可能歪曲它。
这种不幸看来是十分巨大的，因为在决定您女儿未来的时刻，在她的身体状况比任何时刻更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的时候，这种不幸使您的心不愿听一听关于她的事情。
由于这一重大事件刺伤了您最神圣的感情，我不打算提及我的情况了。
时间会作出判断的，我等待着。
永远是同一个忠于您的肖邦
在诺昂的乔治·桑收到这封7月24日写的信，其中“母爱”的涵意像火烙一样烫疼了她的心。当初为了与丈夫争夺孩子的监护权，她勇敢地走上法庭，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含辛茹苦地哺育着孩子，现在竟然被她“意中人”冷酷地指责为缺乏“母爱”……
7月28日，乔治·桑改变了去巴黎的想法，提笔写下了给弗雷德里克的最后一封信：
昨天我订好了驿马，尽管我自己病得不轻，天气又糟糕透顶，我仍打算乘二轮轻便马车上路。您的沉默使我非常不安，以至于我想到巴黎去一天询问您的健康状况。
您在此期间一切都斟酌过了，而且您的答复是十分平静的。
那就这样吧，亲爱的朋友，现在你就按你心里想的去做吧，把本能当作良心之首吧。我对此十分理解。
至于说到我的女儿，她的病不会比去年更令人不安。除此之外，不管是我的热忱、关怀，还是命令、威吓都无法阻止她像个病态的人那样行事。
她不好意思承认自己需要母爱，因为她讨厌和中伤了它，并用卑鄙的语言玷污了母爱这一最神圣的行为和家庭。您喜欢听这一切，甚至可能会相信这些。
我不会进行这种斗争，它只能唤起我厌恶之感。我更乐于看到您转向对手的一边，而不是反对她，这个对手是从我的腹中坠地，并用我的奶水喂大的。
如果您以为您应该为她作自我牺牲的话，那就请您多关照她吧。我不会对您有什么抱怨的。但您会知道，我将以一个受委屈的母亲的角色进行自卫，而且从此之后任何什么东西也不能促使我放弃这种权威和尊严。我受骗上当、作牺牲品的时间太长了。
我原谅您，而且将来也不会对您有什么指责。因为您的表白是诚挚的，它使我略感惊讶，但如果您觉得这样更自由一些、更方便一些，我将不会因这种看法离奇的转变而忧伤。
上帝保佑您，我的朋友，但愿您能很快治愈自己所有的病痛。我相信，这种时刻现在就会到来的，我将为9年美好的友谊有这种奇妙的结局而感谢上帝。请不时给我来信谈谈有关您自己的消息。
重新再谈其它的已是徒然的了。
乔治·桑
显然乔治·桑的自卫反击是毫不留情的，信中的许多被激怒的气话中也隐隐地透露出百般无奈的伤痛、委屈和怨恨。如果说这是一封绝交信，不如说是恨与爱交织在一起的情书。她写此信时，并没有想到从此会同弗雷德里克绝望地分手，她还希望能重新看到他，聆听他的琴声，倚靠在他的身边……弗雷德里克称这封信的作者“真是个才智横溢的奇怪的生灵！她竟发起什么狂来……”这主要是针对信中的一句话，“我更乐于看到您转向对手的一边，而不是反对她。”多疑的弗雷德里克却将此解释为，“把我宣布为仇敌，似乎是因为我站在女婿一边……”
双方都在火头上，让冲动的感情战胜了理智，或者说双方都像赌气的顽固孩子，谁也不愿认输，谁也不愿先说一个讲和的字眼。都希望对方恢复冷静，主动前来问安，然后才是谅解、拥抱、亲吻。
但这一切美好设想并没有出现，时间在无情地流逝，渐渐地冲淡了双方重续旧好的希望。
弗雷德里克听说索朗芝到加斯科涅去找父亲，路过诺昂时住了几天，这使得他不由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也许索朗芝会把他写给她的信上内容转述给乔治·桑听听。但是索朗芝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
乔治·桑在写给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信中还伤心地说：“整整三个月，我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她还在天真地等待弗雷德里克的回信。
其实弗雷德里克还真的写了信，但又将信扔进了壁炉的火堆里。
他俩都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无法向前迈出新的一步。历史造就了天才的艺术家，但同时也赋予了他与她各自的心理缺陷。
傲慢与谦让、自私与慷慨、偏见与学识、固执与聪敏都无一例外地同时聚集在他与她的身上。
人，真是一个奇妙的高级生灵。
5. 一个句号
1848年2月16日晚上，巴黎的寒冷气候未能阻挡住前来聆听音乐会的观众。国王路易·菲力浦和王后等人因宫中举丧而未能光临，他们的随从人员却出现了，手里拿的是国王买的票。
普雷耶尔大厅里的300个座位都已坐满了，各界显赫人士和珠光宝气的淑女、夫人都在悄悄地议论，中心话题是今晚音乐会的主角——弗雷德里克的虚弱身体。
尽管弗雷德里克写信给华沙的家人，坚持声称自己的身体很好，不必为他的健康担心，但是各种消息仍然从他的学生和客人的嘴里透露出来，并掩饰不住焦虑惊慌的神色。
他已无法坐在钢琴前教课，勉强支撑的办法也只好躺在一旁的睡椅上。热心的朋友邀请他去赴宴，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让朋友把他抬到楼上。
服用沾上鸦片汁的方糖也失去了往常神奇的减痛效果，只有琴声响起时，才能帮助他度过难熬的病痛时光。
有人亲眼看见他的腰“弯得像一把打开一半的裁纸刀……他渐渐地沉浸到音乐中去了，这时他的身体才逐渐恢复正常的姿势”。
与乔治·桑的痛苦分手，加剧了他的病情恶化，不治之病的痼疾和心灵上的巨大创伤每时每刻都在残酷地折磨着他。
整个冬天里，他孤身一人躲避在“奥尔良方场”的寓所里，乔治·桑一家的住房早已退掉了。人去楼空，凄惨苦意的气氛死死地镶在他周围。
圣诞节前后的十几天里，他竟然是在时停时写的信笺上熬过来的。
在这封写给家人的信里，他像一个喃喃絮说的衰弱老妇人，零乱地叙述着乔治·桑及其儿女的情况和自己的回忆。
最后他安慰家人，“这里的冬天并不太冷。感冒的人很多，而我平时的咳嗽已经够厉害的了，所以并不像你们怕霍乱那样地怕感冒。我经常闻闻给我做顺势疗法的香水瓶子……”
好心的朋友不愿再看到这位音乐天才苦苦忍受着痛楚的煎熬，也出自于对他琴声的敬意，便劝他举行一场公开演出，企望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帮助他解脱目前的困境。
这其中也许包含着向乔治·桑发出一个信息的意思，但也许恰恰相反，开音乐会本身就是对她的一种冷漠的指责。
在他的37岁生日前举行音乐会，也是他自8岁公开登台演出以来整整30年了。弗雷德里克也许出自于这种考虑，欣然同意了。
普雷耶尔大厅摆满了鲜花，并能闻到火炭的焦味，那是剧场人员在休息厅里生火供取暖，参加这次音乐会的还有两位著名男女歌唱家和弗雷德里克的音乐同行。他们尽力装出轻松愉快的样子，为今晚音乐会增添欢乐祥和的气氛。
晚上8时30分，大厅已安静下来了，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偌大的舞台上，那架孤零零的三角大钢琴闪耀着神秘的光彩。
弗雷德里克终于登场了，他并没有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由人搀扶着，黑色的演出礼服更显示出他那苍白的脸色，不过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加之镇定自若的神色，不由得使人想起他以往风流倜傥的风度。
首先，他和奥古斯特·弗朗肖姆（1808—1884）、小提琴家阿拉尔一起演奏了莫扎特的《E大调三重奏》。当初弗雷德里克第一次登台后，就被誉称为“第二个莫扎特”。
听众们以浓厚的兴趣和崇拜的心情欣赏了弗雷德里克演奏自己的作品，其中有些是刚刚发表的，即使是从前的作品，听众也能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琴声中发现了以往从未注意的细腻感情。
其中《升F大调船歌》需要用很强的力度才能达到创作时的预想效果，弗雷德里克明白自己的虚弱身体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聪敏地改变了处理方式，以极富有层次变化的轻度弹奏，表达出一种深沉的复杂感情。
他在回忆、思索、叹息，欢快的行板过后，迎来的是风雨潇潇的遐想，悲愤、痛苦的呼号不久被庄严的神圣信念所取代，人类的智慧和意志在安谧、美丽的大自然中显示出神圣的光芒。
他弹完最后一个和弦音，双手仍然没有移下琴键。他在倾听着心爱的琴声渐渐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就像一颗流星无声无息地划过无垠辽阔的星空，留下的是一片静穆。
他觉得自己距离上帝更近了，几乎都能听到天使翅膀翩翩舞动的声音，年迈的老父亲站在云端间，好像在亲切地向他招手，要把他带到苦苦思念的故乡去……
他已经听不见大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也不知道是如何鞠躬谢幕的，然后走回后台。
他倒下了，瘫在一个女性的温暖怀抱里。
“弗雷德里克……”
几天后，巴黎的街头出现了“二月革命”的震天呼号，无形中为弗雷德里克在巴黎的公开演出画上了一个最后的句号。
这时乔治·桑正在诺昂埋头写作《我的生活史》，巴黎“二月革命”的风暴重新唤起了她的政治激情，她兴奋地说：“我度过了不少不眠之夜，不少坐立不安的白天……我身上一切病痛，我个人的忧虑都忘掉了。我生活，我有力量，我生气勃勃，好像我才20岁。”
她直接参与编写了巴黎临时政府的《共和国公报》，在总共20多期公报中，有近一半出自于她的手。她自己还创办了一份报纸《人民的事业》，但只出版了3期。
为了避免在巴黎与弗雷德里克相遇，便住在儿子的新居处。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奇妙，越是不想发生，偏偏就降临了。乔治·桑与弗雷德里克还是见面了，地点在通往玛尔里亚妮夫人住处的楼梯上。
弗雷德里克向玛尔里亚妮夫人告辞后，刚刚转身，看见了低头上楼梯的乔治·桑夫人。
惊愕、迷惑、遗憾、悔恨……在短短的几秒钟里，双方迅速地交换了不同含义的复杂眼神。
“您好……”
“您好……”
在双方陪同人员的惊奇目光注视下，他与她彬彬有礼地互相问安致意。
“您收到了索朗芝的信吗？”这时弗雷德里克觉得很想同乔治·桑多待一会，并想起了索朗芝在她父亲那儿已经分娩了。“一个星期前。”
乔治·桑的回答不大自然，显得有些疲惫。“您昨天或前天没有收到信吗？”弗雷德里克很关切地继续问道。
“没有。”乔治·桑迟疑了一下，显然她有一种预感。“那好，我告诉您，您已经当上外婆了。”弗雷德里克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尽力装出一副愉快的样子，“我很高兴，我能第一个向您报告这个好消息。”
乔治·桑虽然对女儿的种种言行很生气，但毕竟是自己的奶水哺育大的孩子。现在女儿也做了年轻的母亲，一种怜惜的感情不由升起。
她还想进一步知道详细情况，但弗雷德里克却好像不愿再多说了，向她行礼后下楼了。
乔治·桑有点失望，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想说的话咽了下去，心烦意乱地踏进了玛尔里亚妮夫人的客厅。
“夫人……”陪同她的孔贝先生（1812—1894）急匆匆地追上来，说，“弗雷德里克先生告诉您，索朗芝身体健康，您的外孙女很可爱……”
原来弗雷德里克下楼后，才发觉应该将此情况告诉乔治·桑，但他已爬不动楼梯了，只好请孔贝先生传个话。
乔治·桑的心里一热，转身出门下楼。她似乎恢复了往常一个女性的温柔，以极大的兴趣询问了索朗芝的身体状况。
在她的眼睛里，分明能看到一种熟悉、亲切的神色，这曾使弗雷德里克充满了生活的信心和乐趣。
弗雷德里克也忘了楼梯口袭来的一阵阵寒意，兴奋地述说着索朗芝和孩子的情况，还特地说明索朗芝寄给他的信封上的笔迹，是出自于她丈夫的手。
“……我的身体很好。谢谢。”弗雷德里克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乔治·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他与她分手了，谁也没有再回头看一眼，但双方又始终觉得背后有一双熟悉的眼睛在紧紧地盯着，希望自己停下脚步，转身……
翌日（1848年3月5日），弗雷德里克把这次相遇一事写信告诉了索朗芝，平淡的语气中又蕴含着浓厚的眷恋之情。
这次巧遇成为他与乔治·桑的最后一次见面，温馨的回忆以后只能在梦中出现。
乔治·桑在弗雷德里克的后半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或者说她的身影一直伴随着他一起登上弗雷德里克·肖邦音乐创作的辉煌巅峰。
但又是她直接影响了弗雷德里克的音乐灵感，扮演了一个无情又有情的情人的角色。
有人认为，如果弗雷德里克活到与乔治·桑同样的高龄，也无法抹去她对他的火烙般的影响。因为没有哪一个女人在他的短暂的一生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神奇的爱情力量可以创造出一个焕然一新的人物，但也可以随时剥夺他（她）冷静的理智，在疯狂的嫉妒之火中痛苦地拷问着他（她）永不安宁的灵魂，甚至毁灭**，留下说不清的缠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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