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一个真实的希拉里 > 第二章 爱幻想的芝加哥郊区女孩
一、她的母亲多萝西
希拉里是多萝西和休·罗德姆的第一个孩子和惟一的女儿，于1947年10月26日出生于芝加哥市北部埃奇沃特医院。她出生时体重8磅8盎司，那时就已算不得轻量级了。多萝西希望女儿的名字与众不同，便为她选择了“希拉里”一名，因为除了有家庭意义外，这个名字通常是给男孩子起的。多萝西喜欢那样。
希拉里的父母属于典型的生活富裕的中产阶级。多萝西·罗德姆是位家庭主妇，休负担全家的生计。
多萝西是个消防队员的女儿，出生于芝加哥，但却在加利福尼亚长大。她的祖先是英格兰人，但也有加拿大血统。她于1937年毕业于阿尔汉布拉高中。毕业不久，她回到芝加哥，在申请哥伦比亚花边公司秘书职位时遇到26岁的休。他们交往了五年，终于在1942年初日本轰炸珍珠港后没多久结婚。
多萝西在加利福尼亚住了10年，一直与她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祖母艾玛是个很严厉的女人，长年穿着黑色维多利亚式服装，对多萝西一贯冷漠置之，充满怨气，只在贯彻刻板老旧的家规时，才会对她“厚爱有加”———不希望外人来访，也很少让她参加派对或其他聚会，不准在厨房餐桌吃饭，不能在前院逗留等。
庆幸的是在孤单寂寞中成长起来的多萝西，并没有形成那种孤僻的性格，反而待人亲切而又不失冷静。这种性格对希拉里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多萝西每天都很忙，她要从早忙到晚，铺床、洗碗，傍晚6点准时将饭菜摆在桌上……但她从未因此而忽视孩子们的教育，尤其寄厚望于她那漂亮的希拉里。
多萝西本人没有上过大学。她嫁给休·罗德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位毕业生之后，把她的一生奉献给了丈夫和子女。她把自己善良的心和丰富的智慧都倾注在抚养孩子上，平安度日。但是，她指望她的女儿将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她发誓，她的女儿将来决不会因为缺乏知识，以致回避同别人交谈，或只充当她高谈阔论的丈夫的听众。她发誓，她的女儿将既能说会道，又能做她自己所希望的任何事情。
多萝西决定，尽可能让希拉里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增强自信。只要希拉里相信自己能拓宽视野到多大，她的见识就会有多大。她激励希拉里不要放弃上学半途而废，她每周都会带希拉里上图书馆。
多萝西和丈夫休从希拉里和她的两个弟弟休和托尼非常小的时候起，就努力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意识：他们这些年轻人的最大责任，是要尽可能得到最佳的教育。
为了使三个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多萝西一直忙于充当孩子们的汽车驾驶员。正如她对《巴黎竞赛画报》所说的：“那时我在汽车里消磨了所有的时光。我有三个孩子要接送，而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些活动。我总是鼓励他们去做他们希望做的事情。因此，我驾车进城出城，开来开去，把时光消磨掉了。”
为了确保子女的健康成长而不被宠坏，她会让希拉里在屋子周围干些杂活，但并不付钱给她，这与一些美国家长的做法是不同的。休说：“我养了你们，不是吗?”因此希拉里在13岁时便开始在暑假里打工，每周三个上午为帕克里奇的公园管理区做事，甚至在她还是一个孩童时，她就开始代人照看婴孩，在日托中心帮忙。年龄再稍大些时，她去商店当营业员。她在类似的有关活动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假期。多萝西并不怂恿懒散。她为女儿制定了一些庞大的计划，她认为责任感不可削弱。她对希拉里也是这么说的。
她说：“我对希拉里说话，总是像对成年人说话。我认为，现在父母亲在对子女说话时把他们当做孩子，但到头来效果却相反。你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孩子而不想使他们理解，我却从来不那样做。”
多萝西·罗德姆对希拉里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其重要性无论怎么高估也不过分。她向女儿灌输学无止境、自己的潜力也无穷无尽的思想。她也很自信。当希拉里和两个弟弟年龄稍长时，她就开始选修大学课程，虽然一直没有毕业，却修了从逻辑学到儿童发展之类的各种科目的学分。正如谢丽·海登(希拉里所在青年小组的一个成员)所说的那样，罗德姆夫人是她认识的惟一的这样一位母亲：她开始去社区学院上课，只是为了在空闲时“找刺激，动脑筋做些事”。
海登说：“多萝西对希拉里有很大的影响。她非常关心世界，非常关心人们的思想。”
多萝西还一直向希拉里灌输一种独立、自主的思想。她说：“别人是别人，你是你，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不管别人怎么做，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你也跟别人不一样。”也许正是这种早期教育使希拉里在以后面对什么样的议论时都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屈服于舆论的威胁。
希拉里从家庭这个基地得到的支持太多了，这种支持不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尽管他的父亲除了睡眠外，大部分时间花在业务上，但他跟其妻子一样，对女儿的巨大才能给予大力支持，只是采取比较保留的方式。
也许这就是一种最典型的家庭教育环境吧———母亲进行鼓励和帮助，父亲则从外界带回信息。“父亲在培养女孩子的能力上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希拉里的父亲的风格体现为培养一种务实的竞争能力。休·罗德姆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是家中的次子。他遗传了其母的固执和粗哑声音，并且笑起来中气十足。
休在青少年时代也是个爱惹祸的男孩子，他有时会偷开邻居崭新的车外出兜风或者穿溜冰鞋在法庭街卫理公会教堂的走道上横冲直撞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最终成熟起来，并成为坚定的保守共和党人，这让希拉里的政治信仰在大学以前一直倾向于共和党。
1931年，休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大学，1935年大学毕业，取得体育学士文凭，但碰上经济大萧条的顶峰时期，只好先回斯克兰顿老家，选择在斯克兰顿花制品公司谋职，1937年成为公司在芝加哥的推销员，并搬到芝加哥居住，大多是到周末时开车回斯克兰顿，并将支票交给家里。
休在读大学前，曾在斯克兰顿当过矿工，因而他深谙大学教育的重要性，直至多年之后，他向希拉里和她的弟弟们描述如果他没上大学他们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还带他们参观了他曾工作过的煤矿。
休与多萝西结婚后搬到密歇根湖附近芝加哥林肯公园区的一栋公寓里，随后他又应征入伍，加入以拳王吉恩·滕尼命名的一项海军专门计划并成为海军士官，负责训练数千名年轻水兵，为他们出海做准备。
战后，休在芝加哥大环的商品市场里开了家专卖窗帘布的小公司，1950年，当时希拉里3岁，弟弟休尚在襁褓之中时又举家搬迁至芝加哥市郊帕克里奇。休之所以选择帕克里奇，首先便是因为这里的公立学校好，他坚定不移地要让自己的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
希拉里继承了父亲这种坚毅、果敢的品质。她明确自我目标的时间比大多数同龄女孩子早得多。“当我们大家都忙着搞清许多人的个性时，她却总是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她前进的目标信心十足，”埃布林说，“这点她像她父亲。他对自己的信仰总是坚定不移。希拉里做事全力以赴的品质大多来自她父亲。”
休总是希望希拉里不要满于现状，而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每当希拉里从学校带着好成绩回家时，他总是会粗心粗气地说：“你上的准是一所很稀松平常的学校。”
父亲、母亲给予希拉里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其中更重要的影响为她今后成为第一夫人，竞选参议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这屋里不要胆小鬼
休是个无法忍受挥霍浪费的人，这与每一个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一样，因为他们永远无法消除对于贫穷的恐惧心理，因而休在对待金钱问题上简直可以称为锱铢必较，并且严格把这种观念灌输给三个孩子。
据希拉里回忆，如果她和两个弟弟刷完牙忘了旋紧牙膏盖子，他会把盖子丢到窗外，让希拉里三个人去外面找，即使下雪天也不能“幸免于难”，他希望以此提醒孩子们绝不能浪费。当希拉里长大成家，并贵为第一夫人的时候，她依然保持着把没吃完的东西重新放回原处的习惯。
父亲让希拉里学会节俭，母亲则让她懂事强悍。
希拉里一家搬到帕克里奇不久，多萝西便发现自己的女儿不爱出去玩，有时还哭着回家，诉说街对面的奥卡拉汉家的小女儿苏丝欺负她。
苏丝是个个性粗鲁、缺乏教养、爱动手动脚的女孩，除此之外，或许她还嫉妒希拉里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
作为刚搬到一个新地方又只有4岁的希拉里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件事，她的懦弱成了苏丝随时都可以欺负她的原因。苏丝在没有朋友的时候便拿打她开心，而她，即使涕泪纵横，也止不住苏丝的暴行。
多萝西开始细心观察女儿的行为，有一次她看见希拉里跑进花园和苏丝一起玩，然后苏丝给了她一巴掌，她哭起来。
希拉里跑到母亲身边寻求庇护，但一向和颜悦色的母亲不但没有给予年幼的女儿以爱抚，反而厉声地对小希拉里说：“回去，若苏丝打你，我允许你回击，你得学会保护自己，这屋里不要胆小鬼。”她下决心要培养起小希拉里的勇敢无畏。
希拉里又跌跌撞撞地冲出门去。
一群幸灾乐祸的男孩和爱抡拳头的苏丝围了上来。两人对峙着，突然，希拉里挥起小拳头，用吃奶的力气重重地击过去。苏丝后退几步，倒在了地上。
她的反抗使在场的男孩们全都张大嘴巴，用不可思议又带着钦佩的目光看着希拉里。希拉里得意洋洋地告诉母亲：“我现在能同男孩子较量了!”她弟弟托尼说：“我姐姐冷酷无情。人们对她的许多说法都是名副其实的。”另一个弟弟休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补充说：“但那只是一个方面，那是她干工作时的面孔，你知道，就像你在橄榄球比赛时的比赛面孔一样。”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在以后的岁月中希拉里取得过各种胜利，远比这一次辉煌。
但这又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希拉里人格的塑造由此开始———如果没有这一次，希拉里也许便不会成为今天的希拉里，克林顿和美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这大概就是希拉里无所畏惧的原因。她不惧怕学校，不惧怕任何事情。
三、田园诗般的童年
20世纪50年代初期，伊利诺伊州帕克里奇是许多家长向往和孩子喜欢居住的地方。那里有出色的学校，绿树成阴的街道，给石雕街道标记照明的煤气灯式的路灯，以及各种大小不一的适合于安家的住宅。这个城镇还以住宅区中心建有诸如匹克威克剧场这样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而自豪。
希拉里一家于1950年搬到帕克里奇居住，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帕克里奇威斯纳大道236号，是乡村俱乐部区的一部分，也是罗布家族1832年开始定居的地方。它是一幢已有25年历史的、具有乔治风格的两层三居室砖房，宅前有高大的树木，还有精心照料的庭院。这是一幢又大又舒适的房屋，周围的房屋跟它相仿。罗德姆家坐落在一条幽静的街上，邻居的情况很相像。家家都不把门锁上，孩子们把各家的后院都看做是自己家的后院。在整个邻近地区，孩子们常常从这家窜到那家，骑着自行车曲折迂回冲到幽静的街道上，或沿着宽阔的林阴大道兜风，古老的树木在他们的头顶上形成天篷。
希拉里正是在一个环境优美的郊区住宅区度过她田园诗般的童年生活的。
罗德姆夫妇同周围邻居的交往并不频繁，但三个孩子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希拉里和她的两个弟弟休和托尼完全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多萝西曾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马莎·谢里尔说：“那时我们家附近方圆四个街区内足足有四五十个孩子，年龄与希拉里相差不了四岁。他们总是在一起，像个大家庭。他们男孩比女孩多，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和比赛。希拉里在玩警察抓强盗、捉迷藏和抓人游戏时总能坚持不败；那些游戏现在的孩子们都不再玩了。”
希拉里和弟弟们步行去尤金·菲尔德小学，冬天溜冰、堆雪人，其他季节则在安全的邻近街区骑车玩耍，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家。
他们还常常去爷爷在斯克兰顿钻石街的老家度假，每年的8月多半消磨在爷爷1921年所建的度假小屋中，小屋位于斯克兰顿西北二十英里左右，四周是波科诺山，可俯瞰维诺拉湖。在爷爷那里，希拉里学会了玩扑克牌，爷爷认为世界上最好的纸牌游戏非皮诺克尔莫属，这是一种需要算计和使用花招诡计的纸牌游戏。希拉里后来说，皮诺克尔牌除了富于比赛的挑战性之外，还是一种适合训练她的高度组织能力和培养人全面思考的练习。这都是后话了，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她从玩母亲敦促他们玩的文字游戏和从小就学会的扑克游戏中获得了无数童年的乐趣。
在爷爷那里还听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关于维诺拉湖的传说，给希拉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后一个美丽而又坚强的维诺拉公主的形象便会时不时在她心头出现。
爷爷小屋后的山上树林里有熊和山猫出没，希拉里和弟弟格外喜欢在附近探险、远足并在苏斯奎汉纳河上钓鱼和泛舟。
回到帕克里奇自己的家中，希拉里最喜欢玩小孩子们自己发明的游戏，他们几乎天天玩垒球和长距离踢球赛。寒冬时，邻居威廉姆斯家的后院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因为威廉姆斯先生灌水形成的户外溜冰场给他们提供了最佳的玩耍场所，他们在上面溜冰、玩冰上曲棍球，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
夏天，希拉里和附近的小孩则会成群结队去辛克利公园游泳。
圣诞节是一年当中最快乐的一天，那一天父亲会把圣诞树拿回家，母亲则在厨房里做巧克力甜饼给他们吃。当希拉里和弟弟们长大一点时，他们都会做甜饼了。
“当然，我弟弟们想做的甜饼是像盘子那样大的。他们一直在比赛看谁能做出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粒儿。”希拉里说，“不久，甜饼烤盘上就只放一个巧克力甜饼了。我们快乐极了。甜饼的香味充满了整个房子。我们有许多许多甜饼，圣诞节上午我们边玩玩具边吃，到了下午就都病了。”
四、一个天生的政治家
希拉里和普通孩子一样度过了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但她又逐渐地显示出了自己和他们的不同。刚刚9岁，她就试图弄清艾森豪威尔是否是个比杜鲁门更好的总统；14岁时，她对为什么只有男孩子才能当宇航员提出了质疑；17岁，当她正旗帜鲜明地支持戈德华特时，却又在一场高中辩论中扮演与戈德华特对立的林登·约翰逊，虽然最初她对扮演这一角色不以为然。
四年级起就与希拉里同班，后来与她一起上高中的里基茨记得希拉里对任何事情都有鲜明的看法，即使她只有9岁时也是如此。“她是个了不起的辩论家。有时她只是因为辩论的乐趣而持相反的观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一起谈论政治，讨论当时发生的所有事件。他们两人都喜欢历史。他记得有一次，他们详细讨论了南北战争，推测假如南方打赢的话将会发生些什么事。
希拉里的家庭一直给她这样的教导：她能够做任何事情，做一切事情。但她也有遭遇“滑铁卢”的时候。她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宇航员。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正在考虑使人登上月球。希拉里写信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询问为了申请接受宇航训练，需要做什么。她在信中还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学业上的长处。国家航空航天局回信告诉她，女孩子不能申请。她说这“真令人十分恼火”。这或许是希拉里第一次遭到性别歧视的打击，这为她以后为妇女争取权利埋下了伏笔。尽管她对《华盛顿邮报》说：“我后来意识到，自己由于视力差，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一名宇航员。这才使我聊以自慰。”但她知道女性争取自己权利的年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在1956年的缅因高中南分校年鉴上所记录的希拉里的成就令人敬畏。她曾是班委会、女子体育联合会、国家民荣社团、学生会、文化标准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担任过低年级学生会副主席、班报记者、体操队长，获过科学奖，参加过演讲和辩论会、春季音乐会及各种杂耍表演等。她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是全班尖子学生中最拔尖的一个。
但她的中学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她人生的“绝对转折点”是1963年11月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暗杀的时候，那年她16岁。1992年，她对缅因南分校的听众说：“不论你在政治上支持他或反对他，在美国历史上他都是一位重要人物。”肯尼迪的去世似乎集中体现了当时和即将到来的各种矛盾：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刺、1968年的骚乱、越南战争、民权革命、女权运动、水门事件和弹劾总统的进程以及生活水准的下降等等。
这个在郊区安全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子，终于不可避免要被社会的各种黑暗现实所扰乱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的政治倾向慢慢地发生转变。“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坦率地讲，在某种意义上，它既非一味的共和党，也非纯粹的民主党；它也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是自由党或保守党的。”
17岁那年的模拟辩论，使她对上高中时信仰的共和党的印象变得愈加支离破碎。九年级的历史老师保罗·卡尔森鼓励希拉里读了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一书，让她喜欢上了那个逆政治潮流而上的个人主义者。同时她父亲作为共和党势力的坚定信仰者无疑也使她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她散发戈德华特的材料，张贴戈德华特的竞选招贴画，在缅因高中南分校一带享有敢于宣传自己观点的共和党人这一声誉。
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的信条———“捍卫自由时极端不为过，追求公正中稳健非美德”早已成为保守人士信守的教条之一。戈德华特指责联邦政府扩充权力，大肆鼓吹反共的动态战略。林登·约翰逊总统则在全国巡回演说中推销他的机会均等和消除失业与贫困的社会总目标。
作为戈德华特的忠实支持者的希拉里在模拟辩论中却要扮演林登·约翰逊的角色。
“我不能那样做。”希拉里拒绝说。“不，你能，”老师们告诉她，“你现在就去图书馆。你要阅读有关你生活中一直拒绝了解的事物的另一方面的一切。”
这促使希拉里生平第一次埋头研究约翰逊在民权、医疗保健、贫穷和外交政策上的民主党立场，虽然当时希拉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但到大学毕业时，她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阵营。
辩论是在1964年的10月底进行的。同时还举行了模拟选举。任何熟悉帕克里奇政治的人都不会对选举结果感到惊奇。戈德华特以55%比45%的票数赢得了多数学生的选票。几天后，学生家长们前去投票时，戈德华特获得58%的选票，而约翰逊只得到42%。在全国范围内，约翰逊却以61%的选票大获全胜，而帕克里奇则享有属于那38%的投票赞成戈德华特的选民这一荣耻不明的声名。然而，他们还有一点安慰：他们的子女没有背叛信仰。
似乎希拉里在这次辩论中的大败而归令她的父亲备感安慰，但在这场辩论中希拉里收获的决不单单是“失败”。
她说这是她得到应受教育的开端。她不得不去阅读并研究不属于自己的那些观点，因为老师们总是要求学生回答那些基本的但又高深的问题，如：“你为什么相信这一点?道理何在?有什么根据?”等等。她说，这些同样需要进行大量研究及深思熟虑的、带有根本性的“难题”向她提供了一种她将受用一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最后得出结论，整个课程应该是：“不要只告诉我应该相信什么，不要只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立场……要让我看到它的依据是什么，使我明白它为什么行得通，以及为什么它能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希拉里的政治信仰越来越明朗化了，1992年，希拉里重访缅因高中南分校时对一群学生说：“我坚信，政治的全部目的———我所指的政治并不只是总统大选或州长竞选时的选举政治，而是指具有更广泛外延的政治的统称———是如何使人民团结起来、如何使他们确认一致的目标、如何使他们一起行动来实现那些目标，以及如何使他们在各种不可和谐并存的信仰中作出绝对不可避免的让步。”
这就是她心目中的与选举政治有区别的真正政治。她早期的政治是儿童时代家庭、学校和教堂等各种影响的混合物。除去家庭、学校的影响外，宗教在她政治观点的形成中产生了什么重要的影响呢?
五、卫理公会教堂
1992年，希拉里对卫理公会联合新联社的琼·莱尔斯说：“当我逐渐懂事能够自学时，我感到卫理公会的教义对我很有吸引力，它与我的生活非常合拍。在我的人生信仰及社会责任感形成的最初阶段，强调个人自我拯救、积极运用基督教义……在这个充满困难和挑战的世界努力像个基督徒那样生活，这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对我非常有吸引力的。”
她刚两个月时，她的父母就把她带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以便她能够在父亲儿时做礼拜的库尔街卫理公会教堂受洗礼。她父亲信奉的卫理公会教派有美以美教派的传统。他的威尔士祖先与英格兰布里斯托尔的卫理公会圣殿关系紧密。这所教堂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任巡回牧师期间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希拉里对这一切都深感兴趣。20世纪初叶，在斯克兰顿一带，卫理公会的教徒沿袭福音派惯例在福音布道会上寻求自我拯救并不罕见，但有着英国和加拿大血统的希拉里的母亲则是个更接近主流的卫理公会教徒。
卫理公会拥有芝加哥地区规模最大的主日学校，并以其提供的“地位”教育计划而享誉基督教学术界。希拉里11岁时，于1959年3月22日同其他110名孩子一起，接受了负责青年教徒工作的牧师盖伊·莫里森主持的坚信礼。
希拉里积极参与帕克里奇的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活动，清楚地看到也深切地感受到弱势群体的需求，了解到施与比接受有福。母亲多萝西也在主日学校授课，教导她关心社会正义。
希拉里参加《圣经》班、主日学校和青年团体，积极投入礼拜活动，并加入讲坛清洁队，固定在周六清洁讲坛，为周日的牧师讲道做好准备。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活动中，1961年9月来帕克里奇负责青年工作的唐·琼斯牧师掀开了新的一页。他刚从德鲁大学神学院毕业，曾在海军中工作过四年。他承认自己是个存在主义者。在那个时代，存在主义被广泛地认为是朦胧灰暗的，甚至是危险的欧洲影响或哲学。琼斯把它解释为“一种强调决策、义务和对自我存在负责的思想方法，注重于焦虑、不幸、限定、人类自由、自我的独特性以及虚假与真正自我之间的冲突等主题”。
希拉里从未遇到过像琼斯这样的人。
琼斯牧师强调基督徒的生活是“以行动实践信仰”。
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周日和周四晚间活动、周末静修和教育或社会实践项目。他称这些活动为生活大学，鼓励孩子们放学后顺便去看他。事实上，在那个时期，帕克里奇的教堂几乎从不强调任何改造社会的行动，也很少对社会作出预言性的评论或对基督教义作出激进的解释。琼斯渴望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工作，期望他们能“以彻底的现实主义面对人生，拥有为社会服务和直接帮助他人的经历，并通过这一切开始认识帕克里奇以外的生活”。
由于琼斯牧师的生活大学，希拉里第一次接触E.E.卡明斯和T*9郾S*9郾艾略特的诗作；开始欣赏艺术大师毕加索的作品；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大家一起讨论“宗教大法官”的意义。
琼斯有一次还组织他们聆听一个无神论者与一个基督教徒就上帝的存在问题所进行的辩论。还有一次，他们就少女怀孕问题展开讨论，这次讨论在整个教区引起了轩然大波。
事实上对于希拉里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去芝加哥贫民区的旅行。谢丽·海登回忆说，对市中心贫民区的访问，是60年代初黄金时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候，人们充满了希望，毒品还没有渗入到学校。“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作为60年代和70年代初原动力的许多理想主义为人们知晓。我们相信社会可能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如果你改变看法的话。”
他们参观了为芝加哥市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娱乐中心，访问了一批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在琼斯的带领下，希拉里和其他一些女中学生着手组织照看婴孩服务队，替当时住在离帕克里奇西部和南部不远的农场的移民工人们照看婴孩。
每年夏季，为了收获帕克里奇西部和南部不远处农场的蔬菜，黑人和拉美移民纷纷从南部几个州涌入帕克里奇。能够挣钱的时间很短，所以他们都是全家老少一齐下地，常常把幼小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或让他们相互作伴。
这对希拉里是个陌生的世界，也是她对贫穷的最初一瞥。了解社会的不公和直接接触其年幼的受害者，无疑将具有精神和智力方面的双重意义。希拉里这个生活在芝加哥郊区的爱幻想的女孩，由此走出了她那从小受保护，而难与外界接触的封闭生活。那个时候是1960年，希拉里只有13岁。对于希拉里来说，在此之前，她根本没有机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希拉里对《新闻周刊》说：“他告诉他们，要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不仅仅意味着你要关心你自己的个人得救。他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希拉里还清楚地记得琼斯牧师有一天还带着毕加索的油画《格尔尼卡》的复制品。他把它靠放在一把椅子背上，并建议两个小组先静静地观察几分钟。然后开始讨论，当他问道这幅画中哪些形象使他们感到不安时，有人说是灯泡，有人说是断臂，还有人说是哭泣的母亲与婴儿。当他问及他们能为它配上何种音乐、加上什么标题时，一个年轻人答滚石乐队的《满意》，另一个答布鲁斯乐曲，还有一人建议用一首古典音乐。
琼斯说：“这幅画是否使你想起你曾经有过的经历?令人感兴趣的是，市中心贫民区的少年比郊区的少年能够更好地联系到毕加索那幅油画中的悲惨景象。我记得，来自芝加哥的一个女孩哭了起来，说：‘我的叔父仅仅由于把车停错了地方，就被打死。这是什么道理?’接着她便对我们说，仅在三天前，她的叔父把车停错了地方，某个家伙就拔出手枪说，那是我停车的地方，于是，两人争吵起来。那个家伙就向她的叔父开了枪。”
希拉里在下午放学后经常去教堂的琼斯办公室。琼斯在向希拉里稍许介绍了黛德丽·朋谔斐尔、莱因霍尔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的难懂的神学著作以后，便决定向她提出另一种任务。
一天，他离开书桌后，转身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平装本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说：“现在，你应该阅读这本书。我们以后议论议论它。”
希拉里当时并不喜欢这本书，甚至那时候，这是一本被图书馆定为禁书的令人反感的小说。
琼斯回忆道：“她看了这本书后，没有多说，因此我也没有多说。不过，她在大学上英语课时，不得不再读那本书。后来她在上大学二年级时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我当时没有把想法告诉你。不过，当你要我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时，我并不喜欢它，而且我认为它对我来说太深了一些。但现在我已经第二次阅读了它，我认为，我已经认识到你把那本书给我看的原因。我觉得它事实上并不太深。’”她后来承认，该书中的霍尔登·考菲尔德使她联想到她的弟弟休。
那本书究竟给了希拉里什么影响，琼斯从没有完全弄清过，但他认为该书表现出的对孩子的重视和希拉里以后对儿童问题的矢志不渝的努力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1962年，希拉里有一件更加难忘的事。当时通过唐·琼斯，她会见了小马丁·路德·金博士。他当时正要在“星期日晚会俱乐部”每周一次的聚会上发表演说。这种聚会吸引全国各地的传教士来到芝加哥闹市区的管弦乐大厅交谈。在金博士发表讲话之后，琼斯把他的青少年小组带到后台。他站在金的身旁，向金逐一介绍希拉里和青年工作小组的小员，他们一个个都兴奋极了。
那一年希拉里15岁时，马丁·路德·金牧师从此成为她一生最尊敬并怀念的人物之一。那时候，抗议种族隔离的自由之行运动已在南方开展了数年，而国会还要再过两年才会通过民权法案。
4月的那天晚上，约2500名市民聚集在芝加哥音乐厅。这座音乐厅自1907年建成以来，无教派的星期日晚俱乐部音乐会一直吸引着众多的观众。金的题为《在革命中保持清醒头脑》的演讲敦促美国人民行动起来，“把我国种族歧视的残余彻底铲除……种族歧视仍是黑人的重负和白人的耻辱”。
希拉里永远记得金同她和小伙伴们握手的那一瞬间。会晤是短暂的，但记忆却是终生的。她告诉琼斯，说这是她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她说在金博士演讲之前，一直对国内上演的社会革命只有朦胧的印象，但现在她懂得了黑人的斗争是怎么回事，以前的冷漠为此动摇了。
琼斯于1963年9月离开帕克里奇，在德鲁大学做研究生，但是希拉里决心同他继续保持联系。在一封1964年5月写给他的长达四页的信中，希拉里告诉他她竞选学生会主席失败了，但随后被选为组织委员会主席，这意味着她将“组织学生会和帮助拟定章程”。她说后一个竞选“极为卑鄙”，她的对手的竞选干事对她“恶意毁谤”。她还谈及她负责高、低年级的班级舞会，同其他五位同学一起上电视台就“年轻人的价值观”进行讨论，以及下周要去一所中学发表演说等事情。
她还专门向琼斯介绍了卫理公会青年团体的最新情况，说她的一个朋友被选为生活大学的校长，另一个朋友里克·里基茨担任了静修会新会长。她预言：“我们会有一些很深刻的反省!”然而，她与新来的青年事务牧师相处得不太好，她说：“我想他认为我有点过激。”
那年秋季，希拉里还是个坦率的戈德华特派共和党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生活大学所教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但是，她不可能摆脱马丁·路德·金、贫困青年以及季节农工的孩子们对她日积月累的影响。
不过，她也正在迈入人生的新阶段，准备上大学。她还正在经历中学阶段社会生活的喜怒哀乐。生活的种种法则，她并不是生来就自然而然地了解的。
已经初露头角的希拉里，在中学时代不仅学到了各种知识，还进行了精神方面的探索，她乐于接受生活的全部内容。她到了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该选择哪所大学的时候了。
六、选择韦尔斯利
希拉里将于1965年9月上大学，并且已把自己的选择限制在了分散在新英格兰各地的被称为七姊妹学校的几所女子学校中。她是个获奖学生，史密斯学院和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在芝加哥地区的校友会都曾找过她，邀请她去参加一些交友性质的茶会和招待会。她后来说：“这一切都显得非常昂贵花哨，在我看来挺可怕的。”
她的老师中有一位叫珍妮特·奥尔特曼·斯普拉根斯，她希望希拉里到韦尔斯利学院报名，但她建议希拉里在去学校前与自己的父母商量一下。多萝西的看法是只要女儿喜欢，去哪里都无所谓；罗德姆从未听说过史密斯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但是如果坚持女儿去念，他也没有意见。
后来成为美国大学法律教授的斯普拉根斯说，她也许对希拉里说过韦尔斯利靠近波士顿，拥有城市的一切优越条件，而史密斯却位于马萨诸塞州诺斯汉普敦更加靠近乡村的地区。“我不记得企图让她非上韦尔斯利不可。”斯普拉根斯也没有告诉过希拉里她不能上耶鲁、布朗或任何其他男子学校。“我只是说韦尔斯利的教育质量特别高，资源极其丰富；它强调妇女教育的重要性和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许多才华过人的女性在那里就读，并且我相信她在那儿会结识一些重要的终身挚友。”
不管是史密斯还是韦尔斯利，希拉里都没有去过，所以在获知被两校录取后，她根据两校提供的照片，决定选择韦尔斯利。韦尔斯利校园美丽如画，校内的瓦班湖令她想起家乡的维诺拉湖。
当然，她的考虑可能还不只这样单纯，为什么她不选择东部的常春藤学校，而把自己的选择限制在女子学校中呢?那是因为常春藤大学都是男女分校，如果女孩子要受到与男孩子同样高质量的教育就非得去上七姊妹女子学院不可。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韦尔斯利学院是美国最出色、最先进的女子学院之一。希拉里上韦尔斯利学院的意图，就是要插足主宰社会进步的男子世界之中。韦尔斯利学院当时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希拉里的一位同班同学回忆说：“当时在校园内，学生有一种成年之感，一种拥有权力之感。”
1965年9月12日，希拉里迈进了韦尔斯利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像欢迎她们之前的所有新生那样欢迎她们，对自己的声望满怀信心，确信学院有能力通过她们与国家一些最了不起的有识之士的交往和严格的社会传统意识教育，把这些来自中上层家庭的精英女子培养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妇女领袖。
但事实上，希拉里所在的韦尔斯利69届绝不同于其他时代，这届大学女生经历了一个对妇女来说有着深刻变化与巨大动荡的时代。
50年代末期的韦尔斯利女生们还多半将心思放在找丈夫上，不太关心外界的变化。当然，韦尔斯利的垂范和它在不违反当时世界对妇女的传统观念的前提下，为那些聪明且有抱负的女子展现出一幅宏图，并教会她们实现理想的办法，仍让在此就读的女生们受益终生，即使后来她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选择政治生涯。
韦尔斯利始终重视服务精神。学院的拉丁语座右铭“NonMinis－trarisedMinistrare”，反映了《新约全书》自我奉献和为他人服务的训诫，即不求别人服务，但求服务于人。这与希拉里的卫斯里宗教信仰是一致的。事实上，韦尔斯利学院大多数学生来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他们一代一代地来到这个风景如画的波士顿郊外的校园，正是她们为这所全国最有声望的女子学院带来了很强的服务精神。
然而，希拉里就读时的韦尔斯利已给人一种过渡期的感觉。弗朗西勒·威尔逊，希拉里的韦尔斯利同学，未来的马里兰大学美籍非洲人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曾经说过：“对我们来说，初来韦尔斯利就读时，它是一所女孩子的学校，当我们离开时，韦尔斯利已成为妇女大学了。”当然，等四年之后毕业时，希拉里也已经能够很清楚地总结这段经历了，她说：“学院和国家都处于快速，有时甚至是剧烈混乱的变化时期……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感到了挑战，反过来，从入校之日起，我们就向学院的传统做法提出了挑战。没有什么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了。”
初到韦尔斯利的希拉里也像一般女大学生一样经历了一段孤单的、不知所措的适应期，她甚至在开学一个月后打电话给父母说她不够资格当韦尔斯利的学生。父亲劝她回去，母亲则不希望她半途而废，希望她能迎接这份挑战，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
很快，在经历了开头的跌跌撞撞之后，希拉里逐渐恢复自信，进入了状态。
像大多数学院一样，韦尔斯利学院的管理者们觉得自己有绝对的责任来制定诸如着装、校内特权、必修课以及入学程序等事宜的规章条例。希拉里和她的同学们是第一批有效地对此做法提出质疑的人。
大学一年级，希拉里加入学校的共和党俱乐部并立即被选为主席。希拉里与她的共和党人马为共和党候选人做了大量工作。在马萨诸塞州检查长爱德华·布鲁克竞选1965—1966年度参议员的活动中，希拉里可能是使他能进驻华府的功臣之一。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希拉里毕业时，她与布鲁克同样登上了讲台，并且她认为布鲁克的讲话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只是一些浮夸的词汇与概念，她的演讲因为批评布鲁克而令人感到惊叹不已。
希拉里的社会活动家的才能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展现，她首先因为不满学校现状而行动起来。她并不喜欢游行示威一类的方式，而是关注学校的内部改革，希望以讨论这种温和的方式，在一种多元化、平等化的情境中解决问题。有些同学还记得希拉里公开批评某些专业把不相干的课程作为必修课时的讲话。她站在学校停车场上，对四周的听众抱怨道：“这里人并不多，因为她们都在图书馆埋头完成学院布置给她们的作业。”
后来她还参加了为争取放宽大学宿舍对异性访客限制的斗争。对一个在学生运动活跃年代下成长的希拉里而言，她是所有无法忍受韦尔斯利古板规定的一个突出代表，她要求校方把她们当成大人看待，要求取消那些如父母般对她们严加管束的规定。只是到她做了母亲，踏进女儿切尔西所在的斯坦福大学的男女生混合宿舍楼，她又有了新的反思，觉得也许当初向校方施压以取消必修课与父母式的监管措施并不是一种绝对的进步。她想起了丘吉尔所说的那句“绝妙的旧箴言”：“一个人在20岁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他就没有心灵；而一个人在40岁时不是一个保守派，那他就没有头脑。”
韦尔斯利的希拉里不可能不热情，她参加的每一种活动都是她青春活力的释放。
政治是她最酷爱的课程，她改变不了热爱政治的初衷，那种混合着家庭、学校、宗教影响的政治信仰很快就要发生转变了，尽管这种转变的发生是那般悄然无声，不知不觉。
希拉里的同学罗杰斯对希拉里的最初回忆便是她们在她的寝室里谈论政治，罗杰斯说：“她是个对政治学废寝忘食的学生，她是那么认真，那么有兴趣，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了解。”
但是，希拉里感兴趣的不只是政治机制或政体，在她到韦尔斯利学院最初的几年里，政体似乎只是达到更大目标的手段。她与帕克里奇负责青年问题的牧师唐·琼斯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向他讲述自己在学院里的令人兴奋的大学生活，她尝试着做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设身处地体验各种人的感受，书呆子、颓废者、社会改革者、嬉皮士……她在思考每类人的精神状态。最重要的当然是她依然不放弃自己的虔诚的宗教信仰。
琼斯说：“除了基本的精神方面，希拉里试图通过阅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文献寻找生命的灯塔和指南。”
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是韦尔斯利学院的学生们并不大肆宣传她们的宗教信仰，希拉里也是如此。她“并不炫耀自己的宗教信仰，尽管这些信仰是她特性的主要组成部分，促成了她世界观的形成，使她具有献身精神”，韦尔斯利学院的第一任牧师保罗·桑特米伦教士回忆时说。
希拉里在与唐·琼斯的通信中还谈到了莱因戈尔德·尼布尔。尼布尔是基督教的重要学者，也是美国民主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比任何别的20世纪的美国神学家们都更加彻底地讨论了宗教与政治的适当关系。希拉里想与琼斯牧师探讨一种理智上保守而感情上自由的人生状态的可能性。尼布尔主张：“宗教信仰从本质上来说是种信念，相信生活无论多么艰苦，多么不可思议，都有其最终意义。”这正是一种看待人类社会的现实主义态度，同样地，希拉里也看到了人类的脆弱性，看到了要想取得社会的公正还需要依靠强力的手段，需要领导力量、计划和符合宪法的原则，这一点在她的毕业论文中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自然，她也不会忘记向琼斯谈及自己政治观点的转变，她越来越多地做出内心的自我反省，开始从自幼养成的保守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不过，她的改变立场，直接导致了她与保守的父亲之间冲突的爆发，但一切都要发生转变。
希拉里的中学政治学老师杰拉尔德·贝克，就是那个曾经让她扮演威尔逊的老师，一直颇感兴趣地注视着希拉里择校的过程，他记得曾经责骂过希拉里，说：“你要去上韦尔斯利，你会成为自由党人，会成为民主党人。’她便会被我激怒，说些像‘我很聪明。我知道我在那些问题上是什么立场，我的立场不会变’一类的话。”
只是，韦尔斯利学院的希拉里确确实实地变了。至1968年，她为民主党人尤金·麦卡锡竞选出力，考虑妇女问题，谈论少数民族权利和穷人的需要。
七、她不是个古板的女孩初到韦尔斯利的希拉里，给人的感觉的确像个激进分子，她戴着角质架眼镜，穿着老年妇女的裙子和当时流行的麦斯林纱外套。她，我行我素，自己喜欢什么便穿什么。她首先考虑学习，而不是操心下一次的约会。
然而，她漠视轻佻，不重时尚，并不意味着她不受男孩们的欢迎。
早在她读中学的时候，琼斯牧师就看出了希拉里吸引男孩子的那份独特的魅力。
琼斯说：“男孩们喜欢她，不是因为她卖弄风情。她不是绝代佳人，但却十分漂亮。她吸引周围小伙子的是她的人品，她乐意同他们交谈，平等相待。”
希拉里在大学一年级上学期时，开始与哈佛大学的杰夫·希尔兹约会。大学一年级学生不准有汽车，未经家长许可不准在周末离校，女生宿舍不准有男生。因此每逢周末，她们就乘附近的绿线火车去波士顿，逛该市哈佛广场的书店和咖啡馆。哈佛广场周围有交谊会，还有一些同麻省理工学院师生合办的活动。当然，这里并不是那种特别喧闹的社交场所。希拉里便是在和朋友的一次外出游玩时遇到了希尔兹的。
希尔兹是哈佛大学学生，比希拉里高两个年级。他回忆说希拉里固然把时间首先花在必要的生活和谈论政治上，但她是个认真、活跃、聪明的女青年，知道如何行乐。
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学院时，同他一起长时间地沿着湖边边走边谈。傍晚时分，夕阳为矗立在建筑群中的教堂顶抹上一层金辉，淡紫青色的空旷天边飞起一群鸽子。“当———”韦尔斯利的钟声响起来，悠长而深远，经久不息……在这种幽雅环境下行走的一男一女，既为所谈的的话题而被彼此吸引，又为这美妙的时光而陶醉。
不过，希拉里和希尔兹有时也停止谈论政治。他们去看橄榄球比赛，参加在他的哈佛宿舍楼温思罗普厅举行的舞会和社交活动。希拉里待人友善，能同任何人闲谈。她还喜欢跳舞，而且跳得很好。他们随披头士音乐和汽车城音乐跳舞。希拉里尤其喜欢舞跳得特别好的人。
希拉里喜欢唱歌和跳舞，但她对韦尔斯利学院规定必须穿着鲸骨缎面的衣裙参加学校舞会的繁文缛节感到十分厌烦；大学三年级时，她决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来反抗这种陈规陋习。
那是韦尔斯利学院一个隆重的舞会，校园里几乎所有的漂亮女孩都参加了。希拉里的出现使看到她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她穿了一身缀着羽毛和镯头的桔红色裙裤，像一个外国女子，具有神秘的异国情调。
韦尔斯利几十年的传统被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给打破了，事后，她的同学还夸赞她挑起了一场“服装革命”的旋风。
这个身材苗条、体格健壮而又敢于标新立异的女孩子，与其他女生不同的地方在于她不是那种为了去哈佛参加晚会而把星期五下午消磨在煞费苦心化妆打扮上的人。希拉里的一位同班同学回忆说：“她不是在化妆打扮和穿着上花费很多时间的女子。”
她的老师艾伦·谢克特说：“她不是一个书呆子，对分数不感兴趣，也不过分埋头于学习。她是一个热情友好、乐于助人、亲切随和的人。”
这个慢慢成长的芝加哥女孩，从小就不甘心做男人的附属品，她不想和其他女生那样由于想念远方男友或在校园里幽会而浪费时光，除了约会和正常的娱乐、社交活动，她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
她得负责许多的学生活动，从学生自治会、校报到各种俱乐部。二年级时，她被同学选为代表进入学生会。身为低年级学生，她主持了颇有声望的维尔低年级骨干队，这是一个精选出来的学生团体，负责照料刚入学的新生，这就使她的支持者们增加了另一股新生力量。在二年级快结束时，她开始竞选学生会主席一职。
似乎出乎希拉里的预料，她当选了。为了适应这个新的角色，她选择用整个夏天来调整自己，那年6月，她去华盛顿为众议院共和党会议工作，得以观察国家大机器是如何运转的。谢克特和一个教员委员会挑选了她和另外13名学生参加这一韦尔斯利学院的实习项目。
希拉里来到华盛顿，见到的是一座因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而被摧毁的城市。她是从300名申请者中筛选出来的，是被共和党团体所雇用的30人之一。
希拉里为会议写了好几份文件，其中之一是关于国家岁入分享计划的。她的政治追求在这份文件中得到了初步的呈现，当时的会议主席、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说：“她是赞成这个计划的，她觉得与其分类固定款项，指定每一元钱应该怎么花，还不如将经费返还给各州和地方政府，他们能够作出最恰当的决定。”
希拉里希望能够获取选举资格，投她所欣赏的民主党员汉弗莱一票，但可惜的是她的年龄让她失去了这个机会，为此她在1993年接受唐尼·拉德克利夫的采访时还说：“我一直有点遗憾未能投汉弗莱一票。”
罗伯特·肯尼迪已死，尤金·麦卡锡不再竞选，民主党只剩下哈伯特·汉弗莱了。他的国内事务自由主义是值得称道的，但他在越南问题上对林登·约翰逊的忠诚却令人不安。肯尼迪的许多年轻支持者为纳尔逊·洛克菲勒所吸引，他是纽约州的共和党州长，他的“新政治”就越南问题提出了一个四点计划，并且强调了他对城市问题的看法。
8月初，希拉里前往迈阿密参加为洛克菲勒争取选民的工作。当理查德·尼克松获得候选人资格之后，她回到了帕克里奇。
希拉里在9月份回到韦尔斯利之前去拜访了社团活动组织者们的首领索尔·阿林斯基。阿林斯基对社会变革的态度是强调在教育人们如何自助的同时，也要要求政府和企业提供必要的资源。
秋天，她回到了韦尔斯利，再次投入到一项为取得非学术活动的更大管理权的谈判当中去。
透过一个夏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忙碌的严格遵守时间表工作的姑娘，正是这些社会活动，使她忽视了自己的打扮。
她在韦尔斯利所做的还有很多———她经常前往波士顿的罗克斯伯地区，教穷孩子读书，发起了反对侵越战争的学生集会和游行；为尤金·麦卡锡在邻州新罕布什尔的竞选寄宣传材料和拉选票；她还参加了一些韦尔斯利妇女积极分子的活动，她们到纽黑文、剑桥和纽约等地为人权或为反对东南亚战争而游行。其中最难忘的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的消息，传遍了校园，这对于希拉里是一次残酷的打击。
她的同屋约翰娜·布兰森告诉《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说：“门突然砰的一声开了，她的书包飞过房间砸到了墙上。她心绪纷乱，喊叫着，不停地问着问题，她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能接受!’她哭泣着。”事隔多年，她在韦尔斯利演讲时依然可以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和她的那种悲愤难抑的心情。她参加了在波士顿市政广场举行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悼念活动。
希拉里像许多同学一样，逐渐明白了在美国社会做个有色人种意味着什么。作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希拉里积极向校方呼吁，传达他们对于限制招收黑人学生的不满。这一促使学院增加黑人招生名额的行动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此后韦尔斯利努力招收少数民族的教职员和学生，并在70年代见到成效。
灰褐色头发，不施脂粉，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镜片后目光凌厉，叫人生畏的希拉里，从外表上看或许并不容易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但她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她的老师和同学永远记住了她，作为毕业典礼上的第一位学生发言人，她再次成功地开启了韦尔斯利的新传统。
八、毕业那年的三件大事（1）对于每一个将要告别大学校园的学生而言，毕业论文都是必须要完成的学业任务之一，希拉里也不会例外。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学院学习的课程中，对她最重要的课程大概就是她在最后一学年选修的谢克特的宪法讨论课。
据谢克特回忆，“很显然，虽然她一开始比较保守，但她的兴趣所在是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她感兴趣的不一定是大政府或怎样运用政府权力，她更感兴趣的是穷苦人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问题。”因此希拉里最终决定写社团活动项目和与贫穷斗争的地区社团组织。
但她的毕业论文绝不像国内的某些青年学生一样东拼西凑，缺乏自我的思想渗透。她是经过了一年的研究和评估社团活动项目后才着手自己的论文写作的，在论文中，她对有关社区帮助穷人的种种活动计划进行比较研究，对它们作了分析，以决定在哪些条件下，穷人们参与管理自己的生活能有持久的积极影响。她的结论是：“组织穷人采取社团活动的方式来改善生活也许在某些情况下能使他们获得短期效益，但决不能解决他们的主要问题。我们需要的远不止这些。我们需要领导力量、计划和符合宪法的原则。”她的毕业论文由四位老师评分，他们全都给了“A”。
担任希拉里论文的指导老师的谢克特的评语是这样的：“这是一篇属于自由主义的、进步的论文，但决不是激进的论文。她是进步的，但又是持批判态度的、务实的。她今后整个职业生涯所遵循的道路正是如此。”
毕业论文的成功可以称作希拉里从韦尔斯利毕业的那一年的比较重要的大事，但更为重要、对她本人还是对韦尔斯利学院都产生了潜在的深远影响的，自然还是她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这实在是一次大胆的创举，是希拉里在今后的各种场合中做精彩演讲的一次预演、一次“热身”。
60年代末的美国社会处于急剧动荡的历史时期。1968年4月，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祚斯市遭暗杀；林登·约翰逊总统不顾国内急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急速到来的事实，继续加深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导致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民众与警察的冲突愈演愈烈，国家几陷四分五裂的内战边缘。此时，远在大洋彼岸求学的克林顿都难于完全逃避战争的梦魇，何况置身于本国的“历史参与者”呢?包括希拉里在内的60年代末的韦尔斯利大学生，普遍对美国当时的做法感到不快，他们看到自己的哥哥、堂兄、表兄和男朋友上战场。她们感到美国政府孤陋寡闻。但在她们毕业时，没有人愿意谈论她们共同的历史遭遇，这使她们感到失望。
有人坚决主张：“我们大家需要有一名班级发言人。”希拉里和埃尔迪·艾奇逊表示同意。在谢克特的指导和鼓励下，她们把这一想法向韦尔斯利学院院长鲁思·亚当斯提出。当然，并不出乎她们意料的是，院长立即否定了她们的想法。按照传统做法，学校当局单方面地邀请了共和党温和派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来作毕业典礼的主旨讲演，此人三年前曾为希拉里和学校其他支持共和党的人所拥护。亚当斯答复学生说，韦尔斯利从未有过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讲话的先例，现在也不会打破这个规矩。她差点下了逐客令。埃尔迪·艾奇逊和其他执行这项特别任务的学生们很失望，但并没有被吓住。她们已下定了决心：自己举办一个对台戏式的毕业典礼，请希拉里讲话。
埃尔迪·艾奇逊是希拉里一年级在上政治课时认识的，她的祖父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因此埃尔迪声称若校方不答应她们的要求，她们将邀请她祖父出席“她们自己的”毕业典礼。这些在校方眼中目中无人、愤世嫉俗的女孩子们是敢于做出这种尝试的，但自信的希拉里并不想与校方僵持下去，她亲自去找了亚当斯，叩响了她在瓦班湖畔的住宅小楼的门。
会晤进行得相当顺利，希拉里直接切入正题：“您反对的真正理由是什么?”校长说：“这事没有先例。”希拉里步步紧逼：“那么，不妨由我们开个头。”她说：“不知道她们要请谁讲话。”希拉里亮出了底牌：“她们推选我。”她说：“我要考虑考虑。”最后亚当斯答应让希拉里作为学生代表上台致词，但对于她的讲话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发言人的讲话只能反映毕业班的一致意见，而且讲话应该“适当”，不应使学院处于为难的境地。
既要不太出离院长的要求，又要对得起同学们的热情备至，反映出她们在韦尔斯利度过的动荡扰攘的四年，这样一份演讲词的出炉耗费了希拉里不少的心血。她花很多时间去询问大家希望她讲什么，并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整理所获得的那些充满了分歧和矛盾的意见。让希拉里紧张不已的还有可怜的时间，校方星期三四才答应让希拉里致辞，对于星期六就要举行的毕业典礼而言，实在是太迟了。这使希拉里和同学们持续发疯般地搜集想法。她们源源不断地向希拉里提供种种想法、诗歌和引证。她们希望希拉里在讲话中谈她们在过去四年中的所见所闻，如：越南战争升级、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被刺、城市的动乱等。包括艾奇逊在内的小型撰稿人委员会研究了种种想法，拟出一份草稿。
最终这篇讲稿成为一篇综合众人想法的大作，希拉里把众人的想法组织在一起了。
但讲稿的最后一稿还是被希拉里作了重大的改动，因为除了事先准备好的语录那部分内容外，在临场时又加入了她对布鲁克演讲的即席回答的汇录。
八、毕业那年的三件大事（2）1969年5月31日的上午，有着完美的英格兰天气。希拉里和所有69届毕业生们聚集在图书馆与教堂之间的露天草坪上，等着毕业典礼的开始。布鲁克在希拉里之前发表演说，但没人事先想到这一安排将会引发舌战。
那天来了许多贵宾。埃尔迪没有食言，她的祖父，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偕夫人一起来了。曾在越战期间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尼采为他的女儿尼娜而来。企业界、金融界和政府部门的其他要人也前来出席，从而吸引了比通常更多的新闻记者。
布鲁克参议员在为他规定的时间里发表了讲话，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但他的演讲从头到尾似乎都是在替理查德·尼克松的政策辩护，对于当时美国面临的实际问题，许多年轻美国人对国家前途所抱持的合理的不满与痛苦的疑虑却只字不提。希拉里的许多同学都认为他的讲话没有实质内容。埃尔迪·艾奇逊说：“讲话充斥了陈词滥调，处处是浮夸的词汇和概念。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任何时间发表。对于我们在那所学院度过的四年，以及这四年中美国所发生的情况，在他讲话的思想、内容或信息中只字未提。讲话非常枯燥乏味。”
布鲁克的讲话使希拉里感到愤怒，她觉得受到了侮辱。她说，参议员布鲁克的讲话只是反映了一种与会议主题不相干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四年中把美国引入了歧途。
她的一些同学记得她不看笔记讲了7—10分钟后才拿起了和朋友们一起准备的讲稿，在这几分钟里，她发表了指责布鲁克的即席讲话。然后才发表已准备好的讲话，她说：“现在的挑战是要把政治作为一种艺术，使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我们对重建社会不感兴趣；那是人类的重建。”她的话题迂回曲折，令人惊异。她讲话的方式和抽象概念，尽可能引人注目地同布鲁克传统的讲话唱反调。
她的讲话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在最前排，身着毕业礼服的1969年应届毕业生全体起立，向她们这位身材不高、戴着眼镜的同学欢呼长达7分钟之久。这位同学使她们亲眼看到韦尔斯利被载入史册。而2000名来宾中有些家属和教员却似乎被这种无礼震惊了。
希拉里的讲话摘要和她的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上。旁边还刊登了另外一些人的讲话摘要。希拉里讲话摘要的语调似乎极其温和。因为这份由韦尔斯利学院公布的讲稿，已经把那些敏感的诸如“越战”之类的字眼剔除掉了。
希拉里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时，踌躇满志，名声四扬，甚至远远超过原先雄心勃勃的向往。她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受到了全国新闻界的注意。而早前她在电视节目“校园天地”答问比赛中取得的成功，也为她的韦尔斯利学院带来了骄傲。她随后进入名声比该校更大的耶鲁大学。
决定到耶鲁法学院继续深造应该算作希拉里毕业那年的第三件大事。她认定自己要做一个律师，她认为利用法律体系来促进改革能够给穷人以更多的帮助。谢克特教授认为耶鲁是合乎逻辑的，适合希拉里的兴趣。他说：“耶鲁并不太注重教人怎样作为律师来挣大钱，它的重点主要是法律的哲理和原则。”
她曾考虑上哈佛大学法学院，但后来转变为上耶鲁大学，部分地是由于耶鲁大学看重政治哲学，部分地是由于她曾同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她同时收到了哈佛和耶鲁的录取通知，选择这两所知名度差不太多的学校中的一所就读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她举棋不定，左右徘徊，直到参加了哈佛学院的鸡尾酒会并在会见过哈佛一名大名鼎鼎的法学老教授后才最终打定了主意。
希拉里向《阿肯色新闻报》叙述道：“我曾见过一位非常卓越的法学老教授。我的一位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的朋友(把我介绍给老教授时)说，‘某某教授，这是我的朋友。她正在设法作出决定，明年究竟是来这里上学呢，还是上跟我们竞争最激烈的其他大学。’
“这个个头很高、模样威严的教授有点像《空忙一场》一书中的人物。他低头看着我说：‘可是，首先，我们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第二，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女人。’这使我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不管怎么说，我之所以倾向于耶鲁，那位教授也是一个原因。”
谢克特1968年10月写给耶鲁大学法学院招生办公室推荐希拉里的信热情洋溢，他在信中写道：“我在韦尔斯利学院任教了七年。七年来，希拉里·罗德姆显然是最杰出的女学生。我对希拉里和她的未来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她具有为美国社会作出出色贡献的智力、个性和品德。”虽然谢克特的话看起来有夸大之嫌，但是希拉里在以后的岁月里将逐渐证明，谢克特的评价是毫不为过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对她而言只是进行政治活动的一个训练基地。
谢克特说：“她上法学院，并不是为了赚钱或成为一名公司律师，而是为了利用法律领域中的技能和机遇，去影响社会的进程。”
希拉里自己则这般解释自己对于去向的选择：“在长大成人以前我始终有一种既包含个人机会也包含社会责任的中心思想：像我这样幸运的人对社会是负有义务的。”
需要顺便一提的是与希拉里约会的希尔兹虽然也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但他与希拉里的关系逐渐地由恋人转变为朋友，这对于希拉里与克林顿的相遇相识相爱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一笔。
对希拉里·罗德姆来说，上耶鲁大学法学院是又一次求知新旅程的开端，也使她准备好开始进行富于浪漫色彩的冒险活动。正如谢克特所预言的，浪漫和理智相结合，结果当然会令人注目。
在耶鲁，她的天空更为广阔，她在那里遇到许多对她终生有影响的人，从而使得如烟往事成为序幕，浪漫的、戏剧性的耶鲁之恋才开始粉墨登场，演出一段令希拉里刻骨铭心的恋情。
耶鲁大学向希拉里张开了怀抱，她期待着再一次羽化成蝶的机会，她比其他人更为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人”———比尔·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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