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正名
主旨
孔子重视“正名”，战国诸子对名、实关系也多有探讨，本文则是一篇集中阐述王者制名与正名问题的专论。文章针对公孙龙、惠施诸人的“乱名改作，以是为非”（杨倞语），相当系统地探讨了概念分类和判断、推理等问题，对我国古代逻辑理论和思维方法做出了宝贵贡献。荀子认为正名的必要性和目的是在于：“明贵贱”、“辨同异”、“率民而一”；事物的名称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而这种“约定俗成”必须通过感官接触到外物和心的验证才能确立，也就是说，只有根据客观事物的实际才能确定事物的名称，因而提出了“制名以指实”的重要观点。荀子说明了辞和概念的性质，从而驳斥了各种诡异命题；篇中对于新名称的制定、名称有同有异的根据，以及制定名称的基本原则等许多问题，也都做了细致的分析、论证。
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①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性伤谓之病。节遇谓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
①【散名】泛指普通事物的各种名称。
②【符节】古代一种用竹或木制成的凭证。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②、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
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天官】天生的感官，即目、耳、口、鼻、形体、心……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漏、庮奇臭，以鼻异；疾、痒、、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簿】通“薄”，迫近。之而不知，心征知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
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无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验之所为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山渊平”，“**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验之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非而谓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辨也。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民之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有兼听之明，而无矜奋之容；有兼复之厚，而无伐德【伐德】自夸其德。之色。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辨说也。《诗》曰：“颙颙【颙颙】体貌谦顺的样子。颙，音yóng。卬卬，如珪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此之谓也。
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祅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便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诗》曰：“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音rèn，指语言故作高深。，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故愚者之言，芴然【芴然】轻率。芴，音wù。而粗，啧然而不类，
①【然】嘈杂多言的样子。,音tà。
然①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故穷藉而无极，甚劳而无功，贪而无名。故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恶焉。而愚者反是。《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腼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之谓也。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计，固难类所受乎天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
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无多；而恶北，无寡。岂为夫南之不可尽也，离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无多；所恶，无寡，岂为夫所欲之不可尽也，离得欲之道而取所恶也哉？故可道而从之，奚以益之而乱！不可道而离之，奚以损之而治！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者皆衰矣。
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尝粹而来也；其去也，所恶未尝粹而往也。故人无动而不可以不与权俱。衡不正，则重县于仰，而人以为轻；轻县于俛，而人以为重，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
易者，以一易一，人曰无得亦无丧也。以一易两，人曰无丧而有得也。以两易一，人曰无得而有丧也。计者取所多，谋者从所可。以两易一，人莫之为，明其数也。从道而出，犹以一易两也，奚丧！离道而内自择，是犹以两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时之嫌，然且为之，不明其数也。
有尝试深观其隐而难其察者。志轻理而不重物者，无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行离理而不外危者，无之有也；外危而不内恐者，无之有也。心忧恐则口
①【簟】竹席。
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①而体不知其安。故向万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得间而嗛之则不能离也。故向万物之美而盛忧，兼万物之美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养生也？粥寿也？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乘轩戴，其与无足无以异。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之履而可以养体。局室、芦帘、稿蓐、敝机筵而可以养形。故虽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势列之位而可以养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为天下多，其私乐少矣。夫是之谓重己役物。
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
【译文】
后王确定名称是这样的：刑法的名称沿用商朝的，爵位的名称沿用周朝的，礼节仪式的名称沿用《礼记》的。给万物起各种名称，则是根据中原华夏各国的固有习俗和共同约定的名称；边远地区不同风俗的地方，就依靠这些统一的名称而互相沟通。关于人本身的各种名称是：生下来就具有的本能叫做性。由这种本能反应所生的，精神和外界事物相接触后的感应，不经过人为而自然表现的叫做性。性的好、恶、喜、怒、哀、乐叫做情感。情感已经产生了，而心又对此加以选择，这叫做思虑。内心加以思考，又能按照所思考的去行动，这叫做人为。思虑积累多了，动作习惯了，而后形成规范，这也叫做人为。按照正当的标准去做的，叫做有德行。人本身具有的认识外界事物的能力叫做能力。这个能力符合了外界事物的实际，叫做才能。生理功能受到伤害叫做疾病。偶然的遭遇叫做命运。这是关于人本身的各种名称，是后王所确定的名称。
王者所以制定名称，是因为名称确定了，实际事物就分辨明白了；而制定名称的原则推行了，人们的心思就沟通了，就可以谨慎地率领百姓一致行动。所以玩弄词句、擅自制定名称来扰乱正确的名称，使人民疑惑，引起许多辩驳争论，这样的人叫做大奸。他的罪行就如同私造信物凭证和度量衡一样。王者的人民都不敢借着奇谈怪论来扰乱正名，他们很朴实。朴实就容易役使，容易役使就能收到功效。王者的人民都不敢借着奇谈怪论来扰乱正名，所以就一心一意执行法度，谨慎地遵守政令，这样，王者的事业就可以长久了。事业长久，功名成就，这是国家治理的最高水平，是谨慎遵循名称规定的结果。
现在圣王不在世了，名称的正确规定被忽视了，奇异的言辞产生了，名称和实物混乱了，正确与错误的情形分不清，这样，即使是守法的官吏、能讲述各种典章制度的儒生也都迷惑了。如果王者兴起，必定会遵循旧有名称，还会制定一些新名称。那么，所以要有名称，以及区别名称同异的根据和制定名称的要领，就不可不考察了。
事物形状不同，人们理解各异，而都要相互说明意见；事物性质不同，而名称和实际又混杂交错，贵贱不能分明，同异不能区别了。像这样，那么就一定会有思想不能表达的忧患，事就有困顿荒废的灾祸。所以有智慧的人对这些现象加以分别，制定名称来表达事物，对上可以分清贵贱，对下可以区别同异。贵和贱分明了，同和异区别了，这样，就没有思想无法表达的忧患，就没有事情困顿荒废的灾祸，这就是所以要有名称的原因。
那么，根据什么来区别名称的同异呢？回答是：根据人自然具有的各种感觉器官。凡是人类，情感都相同，他们的感官对事物的感觉印象就相同。所以通过各种比喻，说得大体相似，就可以互相理解，这就是人们共同约定事物名称，而互相交往的原因。物体的形状、颜色、纹理，靠眼睛来区分；声音的清晰与含混、细微与洪大等各种特殊的声音，靠耳朵来区分；甜、苦、咸、淡、辣、酸等各种特殊的味道，靠嘴来区别；香、臭、芬芳、腐气、腥、臊、马膻气、牛膻气等各种特殊气味，靠鼻子来区别；痛、痒、冷、热、滑、涩、轻、重，靠身体的感觉来区别；愉快、郁闷、喜、怒、哀、乐、爱、恶和**，靠心来区别。心有验证感官认识的能力。虽然心有验证的能力，可是要依靠耳朵才能认识声音，依靠眼睛才能认识形状，可见心的验证能力一定要靠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后才能发挥作用。五种感官接触了外界事物而不能认识，心感知了而不能加以说明，那么，说他无知，人们是不会不同意的。这些就是事物的名称之所以有相同也有相异的原因和情况。
在人们取得了认识之后，就要给这个事物起名称：相同的事物就给予相同的名称，不同的事物就要给予不同的名称；单名足以让人明白的就用单名，单名不能使人明白的就用复名；单名与复名的性质不相违背，就用共名，虽然用了共名，对了解事物也没有什么妨害。知道不同的事物应有不同的名称，所以就给所有不同的事物取不同的名称，不可错乱，正如同样的事物没有不同的名称一样。所以万物虽然众多，有时想把它们全部概括起来，就把它们叫做“物”。物是大的共名。推而广之，可以给单个事物归成类，给同一类的事物起一个共名，不同类的东西还可以再归成更大的类，起一个更大的共名，这样归纳下去，直到无法再加上共名时为止。有时想把万物中的一部分如飞禽走兽概括起来，就叫做“鸟兽”。鸟兽是大的别名。推而广之，一类事物可以加个别名，个别的事物还可再起个别名，这样推论下去，直到无法再加上别名为止。名称本来没有一定要用这个才算合适的道理，人们共同约定给某个事物命名，约定而成了习惯，也就认为合适了，违反了约定和习惯就是不合适了。名称本来没有一定指称某个实物才算合适的道理，人们共同约定给它取个名字，约定而成了习惯，就成为代表这个实物的名称了。名称有本来就起得好的，直接易懂而不会使人误解，这就叫做好名称。有的事物形状相同而实质不同，有的事物形状不同而实质相同，这是可以区别的。形状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事物，虽然可合用一个名称，但仍是两个事物，形状变化了而实质无差别，这叫做变化，有形状的变化而没有实质的区别，这就叫做同一事物。这就是要考察事物的实质来确定数目的原因，这就是制定名称的关键所在。后王制定名称，是不可不考察这些的。
“被欺侮并不是耻辱”，“圣人不爱惜自己”，“杀死强盗不是杀人”，这些说法的错误在于用名称的表面相异扰乱了实质的相同。只要考察一下名称的由来，再比较这种说法和通常的说法哪种行得通，就能禁止这种论调了。“高山和深渊一样平”、“人的**本来很少”、“猪牛羊肉的味道并不甘美，大钟的声音并不使人更快乐”，这些说法的错误在于用个别事实扰乱了一般名称。只要考察一下名称为什么有同有异，再看看这种说法和通常的说法哪种符合事实，就能禁止这种论调了。互相排斥，却说是互相包容，又说“牛、马不是马”，这些说法的错误在于用名称的不同扰乱了事物的实质。检验一下名称约定的原则，用这些名称所包含的内容来反驳人们所排斥的内容，就能禁止这种论调了。凡是偏离正道而擅自私造的邪说谬论，没有不和以上三种错误相类似的。所以贤明的君主知道了名称与实物的区别，就不去和他们争辩了。
民众可以用正道来统一而不可跟他们讲明这样做的原因，所以英明的君主用权势来统治他们，用正道来引导他们，用命令告诫他们，用言论来启发他们，用刑法来禁止他们。所以民众受正道的感化迅速而又自然，哪里还用得着辨明解说呢？现在圣王不在世了，天下混乱，奸言四起，君子又没有权势统治人民，没有刑法来制止人民，所以只好用辨明解说了。人们对实物不明白，就给它起个名称，有了名称还不明白，就加以举例，举例还不明白，就加以解说，解说了还不明白，就进行辨明。所以举例、命名、辨明、解说，是实际运用中的重要形式，是成就事业的开始。听到名称就了解了实物，这是名称的用途。联属名称而成文章，这是名称的组合。名称的使用和组合都得当，这就是懂得名称了。名称是人们互相约定加给各种实物的。辞句，是连缀不同事物的名称来表达一个意思的。辨明解说，是对同一事物展开争论，说明是非道理的。体会、命名，是供辨明、解说是非道理时使用的。辨明、解说，是心对道的认识的表达。心是道的主宰。道是治国的根本方法。心意符合于道，解说符合于心意，言辞符合于解说的用意，名称正确而容易举例说明，合乎实际情况而容易理解，辨明事物的差异而没有过错，推论事物的类别而不发生矛盾，这样听起来就合于礼法，分辨起来就尽量推究事情的缘故，用正确的道理分辨奸邪，就像用绳墨衡量曲直一样；因而邪说不能扰乱正道，百家的谬论也无处隐藏了。有兼听各家言论的明智，而没有傲慢自恃的态度；有兼容各家学说的度量，而没有自夸美德的神色。学说能实行，天下就走上正路，学说不能实行，就宣传正道，自行退隐，这就是圣人的论辨解说。《诗经》上说：“体貌谦恭，志气高昂，有如宝玉珪璋，多好的声誉，多好的名望。和乐平易的君子啊，是天下的榜样。”说的就是这样的人。
谦让的品德具备了，长幼的礼节恰当了，忌讳的言辞不讲，邪怪的话语不说，以仁爱的心去说话，以求学的心去听别人的言论，以公正的心去辨别是非；不因众人的非难或赞誉而动摇，不因旁观者的议论而迷惑，不被贵者的权势所收买，不被邪僻小人的奉承话所引诱，所以就能遵守正道而不背离，讲话率直而不屈服于外力的胁迫，口齿流利而不漫无边际，重视公正的言论而轻视庸俗的争吵，这是士子君子的辨明解说。《诗经》上说：“长夜漫漫啊，我久久地思考着自己的过错，对古人的道理没有怠慢啊，对礼义没有违反，又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君子的言论，深刻而精确，中肯而有条理，表面千差万别而道理是一致的。他选择正确的名称，运用恰当的辞句，来努力表明他的思想。名称和言辞，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只要能沟通理解就可以了；乱用名称和辞句标新立异，就是邪说了。所以名称足以反映实物，言辞足以表达主要思想就可以了。离开了这个原则而讲些费解之词，这是君子所抛弃的，而愚者却捡起来当成宝贝。所以愚蠢的人，说话轻率而又粗野，喜欢争吵而没有条理，喜欢多言而乱说一通。他们搬弄诱人的名称，炫耀迷人的言辞，而思想内容却十分浅薄。所以玩弄各种名称和言辞却没有主要思想，非常劳累却没有任何功效，贪求声誉却没有好的名望。而聪明人的言论，考虑起来容易理解，执行起来容易做到，坚持这种主张容易站得住，最后就必然能得到所希望的结果，而不会得到厌恶的结果。而愚蠢的人正好相反。《诗经》上说：“你若是鬼或是怪，那就无法看见你！可你有脸又有眼，人们终会看清你的真相。我做这首好诗歌，尽情地揭穿你这反复无常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凡主张治理国家要靠除掉人们的**的人，这是无法引导人们的**，反而被**困住了的人。凡主张治好国家要靠减少人们的**的人，这是没有办法节制**反而被太多**困住了的人。有**跟没有**，是不同类的，这是有生命之物与无生命之物的区别，而和国家的治和乱没有关系。**的多和少，是不同类的，是情的多少问题，而和国家的治和乱没有关系。**并不是因为有可能实现才产生的，但追求**的人总是从可能实现的方面去努力。**并不是因为有可能实现才产生的，它是生来就有的；追求**的人从可能实行的方面去努力，是受心支配的。人生来就有的单纯的**，受内心的多种想法所制约，所以很难和天生的**相同了。人最强烈的**是要活着，人最厌恶的是死亡。然而有人放弃生存而去求死的，并不是不想活着而想死，而是因为当时不可以偷生而应当去死。所以**非常强烈而没有付诸行动，是因为心制止了行动。心正好符合道理的，那么**即使多，与治国又有什么妨碍呢？**不强烈而行动超过了它，这是心支配了行动。心里认为可做的却不符合道理，那么**即使少，又怎么能阻止国家的混乱呢？所以国家治与乱的关键在于内心所认为对的是否符合道理，而不在于**的多少。不从关键方面寻找国家治乱的原因，而从与国家治乱没有关系的方面去寻找，虽然自以为找到了，实际上是丢失了。
性，是自然生成的；情，是性的实质；**，是情对外物的感应。认为自己的**是可以达到的而去追求它，这是人情所不可避免的。认为自己的**是对的而去实现它，这是人的智慧所必然要求的。所以虽然是看门人，也不可能没有**，这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虽然是天子，**也不可能完全满足。**虽然不可能完全满足，却可以得到大部分满足，**虽然不可以排除，对**的追求却是可以节制的。所想得到的虽不能完全满足，追求**的人还可以大部分得到满足；**虽不可以排除，如果所追求的得不到，想满足**的人就会节制追求。掌握礼法的人，条件允许就尽可能满足**，条件不允许又能够节制**，天下没有比这种做法更好的了。
大凡人没有不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而抛弃自己认为不对的事的。明白了没有比“道”更好的，却不遵从“道”，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假如有人想往南走，不管路多么远也要去；假如有人不想往北走，不管路多么近也不去。哪能因为往南走没有尽头就掉转南行的方向而向北走呢？人对自己所喜爱的，再多也不嫌多，对所厌恶的，再少也不要。哪能因为**不能完全满足就放弃努力而去追求所讨厌的东西呢？所以**符合道理而去满足它，哪能因为**增多就天下混乱了呢？**不符合道理的就抛弃它，哪能因为**减少就安定了呢？所以明智的人只讲**是否符合于道就可以了，而各家邪说的宣传就自然消亡了。
大凡有人所求取他所希望得到的，往往不能完全得到；有人所抛弃他所厌恶的，往往不能完全去掉。所以人无论什么行动，都不能没有一杆衡量的“秤”。秤不准，虽然挂上重物，反而会仰起来，而人就误以为是轻物；或者挂上轻物，却低了下去，人就误以为这是重物，这是人对轻重产生迷惑的原因。衡量人行为的秤不准，祸害就会包含在**中，而人却认为这是幸福；或者幸福包含在他所厌恶的事情中，而人却认为这是灾祸，这也是人对祸福产生迷惑的原因。道，是从古到今衡量一切事物最准确的标准；离开道而凭自己的内心来选择，就不知道祸与福隐伏在什么地方了。
交换，用一个东西换一个东西，人们说：“这没有多得，也没有吃亏。”用一个东西换两个东西，人们说这没有吃亏而是多得了。用两个东西换一个，人们说这没有多得而是吃亏了。会计算的人愿意以少换多，会谋略的人却按照自己认定正确的去交换。用两个换一个，人们都不愿这样做，因为明白数量的多少。依照道去行事，就像用一个东西去换两个东西，哪里会吃亏呢？离开正道而依自己的想法选择，就像用两个东西换一个东西一样，有什么好处呢？积累多年的美好愿望，去换来一时的满足，可是却有人这样做，是因为他太不明白其中数量的关系了。
我又曾深入地观察到一个隐蔽而不易觉察的道理：内心轻视道理而又不看重财物的人也是没有的；一味看重财物而内心无忧虑的人是没有的。行动背离道理而不遇到危险的人是没有的；遇到危险而内心不害怕的人也是没有的。内心忧虑害怕，就是嘴边吃着肉，也尝不出滋味；耳朵听着钟鼓之乐，也不觉得悦耳；眼睛看着华丽的服饰，也不觉得美丽；穿着轻暖的衣服，躺在平坦的席子上也不觉得舒适。所以享受了万物的好处却不能感到快乐，即使暂时感到快乐，而忧虑害怕的心情还是不能排除。所以享受万物的好处却忧虑重重，兼得了万物的利益却隐藏了很大的灾祸。这样的人，他追求财物，目的是养生还是损寿？本想满足**却放纵了性情，本想怡情养性却危害了身体，本想保持快乐却损伤了内心，本想提高名声却败坏了品行。这样的人，即使封了侯，当了君王，也与盗贼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乘着轩车，戴着礼帽，也与砍掉双脚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这就叫做让外物役使自己。
内心平静愉快，就是看到极平常的颜色，也很悦目；就是听到极平常的声音，也很悦耳；就是粗茶淡饭也很可口；就是穿着粗布衣、粗麻鞋，也很合体；就是住着狭小的屋子，用着芦苇帘子、稻草垫子、破旧的桌凳，也可以养身。所以，没有享受万物的好处却可以保持快乐，没有权势爵位却可以保持名声，让这样的人管理天下，那他必然为天下操劳多，他个人的享乐少，这就叫做尊重自己而役使万物。
没有根据的言论，没有见过的行为，没有听说过的计谋，君子都要慎重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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