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相本无种
今天，不用人告诉我，或是别人说“你失败了”，我相信自己已经成功了，而且自信能有更大的成功。成功，在心里。
我这本书不是自传。不管是事业还是生活，我都还打算要走很长的路，离写“传”的时候还早着呢。
可还是忍不住想写写我自己，从小时候，从职业之外的侧面。我有两个原因，先交待出来，免得本不想看的人花了冤枉时间。
第一个原因纯属私人。
1997年7月我父亲去世之前，住院几个月了，已经不能走动，老人家身体极端虚弱，但思维和记忆都清楚活跃，就更敏感生的痛苦和无奈。他常常问我还会不会接他回家，还给我表演双手用力一撑自己坐起来，以显示他多么“有劲”，满怀是想回家的希冀。我说当然要接您回家，我常出差在外面跑，特别需要您看家护院。我知道他很闷，就编了个故事给他解闷。我说：“爸，我要写书啦，您得帮我，把咱家的老事儿从头告诉我，我好把咱家写进书里。”
被我托付做如此意义伟大的事，我爸特别兴奋，为督着看护学会录音机操作还发了两次脾气，他告诉所有来看他的人：“我闺女要写书了！就是那个在IBM做大经理的小闺女……”他开始认真地工作。
7月15日早晨8点我的呼机响了，信息是“父突然去世”，我一下摔坐到地上，欲哭无泪，感觉他赋予我的生命也随他而去。料理完丧事，我带回了录音机，我听了整整一夜，他的录音全部只有十三分钟，中间歇了三次，声音越来越弱，间歇喘息越来越长。我恨死自己怎么想出这么个歪招，我觉得是我把我爸给累死了！我对我爸说：爸，我一定写出书来，把咱家的事写进去。
对我爸承诺了，我一定要写。
还有一个原因，要说回——
1998年5月我在广州讲了一场“与成功有约”，是冲着朋友《南风窗》主编秦硕的金面友情客串，原以为是二三十人的圆桌座谈，从北京出发前核实地点才知道是七百人的会堂！七百多人花钱买票搭上三个小时再加上交通时间，那还是广州人周末的晚上，不去歌厅不搓麻将，专为来听我讲，我在广州生活过，对广州有一些了解，就更加感觉这份期待的沉重。经过了不少大阵仗，还是由不得心里打鼓，正是scrub季节根本没时间准备。坐在飞机上问自己：“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只有给大家一个真实的我！好在广州是我的第二故乡（除了生长于斯的北京，广州是我住过最长的地方），“故乡”的人对我宽厚包容，没把我嘘下台，还给足了整整三个小时的专注和热烈的掌声。后来不知是谁还根据录音整理了一篇“永远先走一步”，讹传成我的亲笔，借此更正不敢掠美（也趁此机会表白：我个人没收一分钱。因临时发现面对的阵势“个人色彩”太浓，连机票酒店都自己出了，没跟微软报销）。
才子秦硕的开场白流光溢彩，其中有言“……人人都想成功是不可能的……”。我在演讲中说：“我不同意！人人都想成功是可能的，‘想成功’至少比‘不想’多了成功的机会。”当时理直气壮丝毫不觉谬误。后来我的才女编辑，也是我特佩服的，看了演讲的录像后正色斥责我妖言惑众，特别指出我（对七百人）说过的“连我都可以，你们怎么不能（成功）”，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可能引起不可能成功人士搏命努力而不得实现之失落，误人的恶果不堪设想。我不禁肃然，赶紧分析自己，想了解我自己有什么特异才能有今天这点成功。
我看了很多名人自传，得出结论：凡成功人士，往往从小时候就能有种种异像，预兆着长大后必能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我虽非成就超卓，但既在写书，就想于人于己负责任。翻回记忆，竟找不出什么历史根源来预言佐证我的“传奇”。小时候除了考几个第一别的什么都没干，大人们说我聪明我真信；后来一直觉得自己特笨特丑特没用——因为是最爱最亲近的人告诉我的，我当然信了；再后来我一直是玩儿命地跟着人家后面追，很难再像在学校里时总是考第一名；这些年说我刻苦、拼命的多，又一来二去就变成“传奇”了，一直再没觉得自己聪明。写完《求生求存》以后突然觉得我是挺聪明的——就凭考的那些试！可聪明有什么了不起呀，这个世道这个行业人人都特聪明。
从自己身上想不出特异功能来，也好，就交出来一个平常百姓女儿家的原貌，有道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女儿们如果真想自强，无论多么平常，都可以是起点。我终于找到一个成功的例子支持我的观点。科林·鲍威尔，出生在纽约市贫民区的黑人家庭，上学时未见聪明过人，贫贱黑人毕业后无前途可言，只能打零工，由于个人努力和种种机遇上升到美国责任最重大又最受信任的岗位，即使在军旅仕途开始上升的年月，仍饱受种族歧视。不能上白人餐馆、白人厕所，蜜月只能住专为黑人开放的汽车旅馆。鲍威尔深信，通过艰苦奋斗和刚毅不拔的决心能够改善自己命运，直到后来根本地改变了命运，成为美国最高军事长官、四星上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典型的美国梦的实现，不靠祖辈余荫，靠自我奋斗，借努力和运气自我成就——Self-made。鲍威尔身上有着典型的卓越人物的共同特点：追求卓越的渴望和敢于冒险的天性。
美国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也有极大的差异，美国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巨大的杂交植物”文化，中国的文化是悠久、自守。所有外国博物馆都陈列中国的文物，而中国的博物馆只骄傲地守着中国国粹。尽管有这些差异，“成功的梦想”是全人类的权力。成功不是美国人的专利，想成功而不能成功的中国人也不应以文化、社会因素作为原谅自己的借口。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人人都想成功是可能的，‘想成功’至少比‘不想’多了成功的机会。”不过我要加一句：女儿要自强，并非只是事业一条路，现而今，如能把家庭经营好，已经是不凡的女子！
过去多少年里，我一直不敢想“成功”这个字眼，后来，非得别人告诉我“你成功了”，我才敢相信。今天，不用人告诉我，或是别人说“你失败了”，我相信自己已经成功了，而且自信能有更大的成功。成功，在心里。
我是怎么成功的呢？多写一点我，让大家帮着想一想。
童年五味
我永远爱我的爸爸，他给我生命，爱我，如有下辈子我还要孝敬他，补上他受过的那些罪。
我祝愿妈妈永远保留让她骄傲的回忆，因为“骄傲”能使她快乐，忘掉她受过的那许多苦，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上次写书是十四岁，是自传体长诗！五言、七言的押韵很整齐。不只是给自己勾画了未来，还《红楼梦》式地编了身世，总之是破落大家的小姐，影射着些与皇族的迷离渊源，流落贫穷，虽不美丽，才智过人，最后当然嫁了个才子，相夫教子，尽享天伦……写完“自传体长诗”二十几年人生道路走过来，完全是预料不到的轨迹，只有身世并不全是杜撰。
听爸妈讲的……
我爸家从前很有钱的。有钱到什么份上呢？有房产、矿山无数，还够资助张作霖部队军火。爷爷念书好口才好会做官，从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做起，做回黑龙江老家，很得奉系督军吴俊生吴大帅的赏识。爷爷年轻才俊仕途得意，又娶了家道更殷实的奶奶，奶奶的爸爸是蒙古贝勒，陪嫁无数，爷爷家正式阔气起来。
爷爷娶了好几个姨太太，还让我爸娶，我爸在家受重视，自然早婚，娶的原配是梁姓军阀的女儿，不生养，后来抽大烟抽死了。我爸说他不但不娶偏房，还劝我爷爷别再娶。为此我一直很佩服我爸，后来我妈跟爸怄气时，我还试着借此美德来劝我妈：“您想想，要不是当初我爸坚决不娶姨太太，可就没有我和我二姐了！”有一次我得了一块巧克力，捏着举着让爸先咬一小点儿，爸说不吃，说小时候吃腻了，还说“从前咱家养的十几只大狼狗，天天‘咔嚓咔嚓’地嚼大块巧克力”，多么让我神往！直到现在这都是我关于“有钱”的最生动具体的想像。
张作霖和日本人过不去，日本人在皇姑屯安了炸弹，吴大帅同车也被炸死了，三天后我爷爷也被暗杀。“那没跑儿，肯定是小日本儿鬼子干的！”我爸多会儿说起来都是咬牙切齿，我也就从小埋下了仇恨日本鬼子的种子，种子跟着我长大至今。所以说，幼儿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就只剩下一群生而不知忧患的少爷们和一个小姐（我只有一个姑姑）。我奶奶虽是蒙古人，早就脱尽了草原骠悍本色，一直家养着，先做千金小姐后做官宦正房，遭此巨变根本主不成事，居然我爸二十来岁就成了一家之主。我爸从小是我爷爷的重点培养对象，把我爸爸托付到吴大帅跟前，深得吴大帅喜爱，十四岁就出过东洋，十五岁就买了个“参议”做，准备着步我爷爷的后尘走官僚仕途。我爸是家里兄弟九个大排行的老二，但老大是庶出的，且没出过洋，也没上北京念过书。
家里十几只大狼狗也挡不过日本浪人的骚扰，我爸果断决定，能卖的变成钱，不能卖的就弃置，携细软举家迁居北京。我爸的哲学是“钱，你敢花多少，就能挣多少”（这一点又让我佩服，后来就是我的“钱”理论，攒不下钱来一点不着急）。一大家子搬到北京，都会花钱，可没一个做事挣钱的，我爸有办法，先是变卖，后是典当，房子也从石狮子胡同几进几出的深宅大院渐渐地就搬到西城承恩胡同五号的大杂院，但一家子还都住在一起，也占了大半个院子，我奶奶和姑姑住在院里惟一一座木头的二层小楼（现在承恩胡同五号是居委会所在地，住着十几户人家）。一家子仍是不知愁，几个年轻的叔叔和姑姑还是忙着捧戏子、串票友，调着花样儿齐心合力地花钱，眼看着真没钱了，幸亏就解放了，政府要求人人自食其力，十几个兄弟姐妹各自都找了工作。1951年遇到我妈时，我爸是人民教师，教中学历史。
我妈家也在东北。姥姥家是镶黄旗，姥姥的哥哥做着世袭的旗官。姥爷是汉人，在世袭旗官手下当差得力，不仅连受提拔，还把旗官的妹妹许了做妻。满洲国以后旗人的世袭取消，可我舅姥爷还有官做，说是“署长”，也是不小的官衔。调防（东北口音读“访”，三声）到另一个城市，为的是我太姥姥只认亲闺女的伺候，带走了我姥姥和姥姥的三个孩子，舅姥爷顾着孝顺他的妈，竟然没带着我姥爷！我一直觉得这事说不通道理，为什么亲哥哥要拆散妹妹的家？为什么我姥姥、姥爷从那以后再也没见面？他们就不能互相寻访、通信吗？这里肯定有故事！到现在我妈也说不清楚，那时候她也才很小。反正，“从那时起我们就没家了，孤儿寡母寄人篱下”，我妈说起这句话是永远的戚然。
算命的说我妈命硬，她一直说是自己克死了一兄一弟，其实我大舅是出水痘死的，小舅的死倒是和我妈有直接关系。我姥姥得忙着照顾她妈和署长的女儿们，没时间抱自己的儿，就由小小的姐姐抱着更小的弟弟，过门槛摔了一跤，姐姐没事，弟弟的头磕到石沿儿上，一下子就死了。孤儿寡母的凄惨更是无以复加。我记不得我姥姥的样子，她去世时我大概两岁。只记得她脾气特坏，动不动就骂人，她老了以后白内障失明了，永远在里屋床上坐着躺着。有时叫我进去给块点心糖果，我总是拿了就跑，不敢在她那儿多待。我妈脾气也不好，但对我姥姥是任打任骂从不动声色，绝对地孝顺一辈子。
寄居舅舅家能吃饱，衣服捡表姐们穿旧的，学是断断续续上的——我妈是表姐们的“陪读”，轮流陪着不同年级的表姐们，所以旁听的课程也是不按程度顺序的。“陪读”可比小姐们念书念得好，活得不易就懂得珍惜，加上我妈聪明，是专为学习好的那种聪明，也遗传给了我们一些。“永远考第一”是我妈一辈子的骄傲，后来再没“试”让她考了，她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要求我们考第一，每次我们交回成绩，都要听她说“我上学那时候……”，只不过视我们考的是第一还是第二，口气有很大不同。
本来预备把我妈嫁人了，我妈背着我姥姥，跑去考了长春师范大学，因为师范是惟一公费的大学。考上了第一名，我姥姥也就不说什么了。毕业就去教书，挣钱后赶紧的租了房子，就把我姥姥接出来一块儿过，终于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母女再也没分开过。我妈年轻时挺好看的，虽不够大美人儿，可是有足了健康活泼知识新女性的非常魅力，打羽毛球还打篮球，风头很劲。后来被同校的教务主任娶到手，生了三个孩子，就是后来我同母异父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据我后来察颜猜测，那应该是十来年幸福的日子。
教务主任解放前夕英年殇逝，不由人不又联想“命硬”之说。我妈一人支撑五口之家又过了两年。1951年正是中苏友好的蜜月高潮，北京奇缺俄文翻译，我妈应聘，得中，也举家来了北京。与我爸当年不一样的是，我妈没有细软，她把一家人，三个孩子和半瞎的老母亲及所有的“粗重”都带来了，包括桌子椅子书架柜子褥子被子锅碗瓢盆擀面杖，还有床，是“老毛子”式的弹簧床，铁管做的，结实得不可想像。到现在我妈家里还有一张单人的，我小时候无数次拼命地在上面跳，为试验弹簧的质量，相信我的哥哥姐姐们也有过同样的爱好。到现在，弹簧一根都没坏！
两个命中的冤家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我爸我妈1952年结婚了。媒人是我姑姑，我姑姑那时好像也在教育部工作，和我妈不是直接的同事，不知怎么认识了。爸家早没钱了，也没资格嫌妈拖着三个孩子和瞎眼老妈，中年鳏寡，很实际地结合成家。我记事后只记得他们的争吵，我为此质疑过我妈：“为什么你们会结婚呢？只为着到一起吵架吗？”妈说：“那时候（结婚以前）你爸可殷勤呢，每次送我回来争着帮我扛自行车！”说话时很愤然，好似受了我爸“殷勤”的骗，我估计那是他们惟—一点浪漫经验（其实扛车也就是过一道大门槛儿——我家一直住平房！）。
我妈属龙，我爸属虎，龙虎相遇必有恶斗，最不宜合婚。好在“虎”爸的命也很硬，再没性命之忧。“龙虎斗”从结婚后开始，纠缠了两人的后半世，也没分出高低胜负。斗争中产生了我二姐和我。
如果说他俩有任何一致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是东北人，而且很引为骄傲，我生长在北京，但从小认为自己是老家哈尔滨的东北人，因为父母一直这么告诉的，我也挺为此骄傲的，只是不知为什么。家世则是零星听爸妈讲的，后来才省悟自己原来是满蒙汉混血——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三民族血统于一身。
我快四岁那年一个很冷的冬天，我爸带我和二姐去照相馆照了相，然后去西单东来顺（还是南来顺？反正是什么“来顺”）吃涮羊肉，吃得太饱，就走路回家以便消化食儿，从西单到和平门西河沿的家有六七里地，我是一路蹦跳着回来的。第二天就觉得嘴巴里凝了层厚厚的膻羊油，急得我喝滚烫的水想把羊油化开，还借东屋关大妈的舌刮子刮舌头，要把“羊油”刮掉（“舌刮子”是一根马蹄铁状的硬塑料薄片，北京老人习惯用它刮掉舌苔，相信比刷牙更卫生）。关大妈说，是喝了太多的风着凉了。从此再不能闻羊肉味儿，顺带着也永远戒了牛肉。后来我才知道，我爸请我们吃涮羊肉是为纪念他和我妈的离婚日。我爸搬回了承恩胡同五号。
我和我二姐判给我妈抚养，我爸要付抚养费。允许每两星期来看我们一次。判决条件一直没有严格执行，我爸经常来看我们，只是不在家里住了。因为双方离婚后都未再婚娶，没有后爸后妈的威胁，感觉上“爹也还是那个爹，娘也还是那个娘”，他俩连吵架都没改样，吵得严重时，我妈就搬出法律条文不许爸经常来，于是我姐就带我去外面与我爸会面，接头地点经常是在中山公园，我倒是兴高采烈。二姐比我大四岁，有真切得多的痛楚，记得她常对我说：“你还太小，不懂。”摇头叹气，老成沉重的样子。过几天妈气消一些，又默许我爸经常回来，周而复始，循环成了规律。
我爸那时是中学教师，工资在当时算不多不少，花起钱来仍是大少的脾气，从来没有花到月底过。他发了工资必定带我们去吃一顿，我爸不赞成把钱花在买衣服和“没营养没用的东西上”，可给我们买东西吃从来出手“阔绰大方”，深得我和二姐的欢心。他老是把应该交给我妈的抚养费耽误了，这也是一个永恒的争吵主题。
中苏反目以后苏联专家都撤走了，不用俄文翻译了，我妈就改教书，看出来俄语没前途了，她就自学了英语再教英语——比我强多了！是师大讲师级，级别和工资都比较高，但她要抚养从高中到托儿所五个孩子！我爸是指不上的。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是她自己做，一直用那台从东北带过来的缝纫机。妈怀着我到八九个月时还每天熬夜到两三点，翻译资料以多挣些稿费。全家吃穿用度生活是头等大事，我还没出生呢自然顾不上，每熬到半夜必会抽烟喝咖啡，她纯脆是为了提精神，从来没瘾，没想到这两样瘾后来都成了我的，我熬夜的本事也准与胎教有关。
我根本是计划外的产物。第一，刚有我二姐，爸妈就闹着要离婚了，要离婚自然不会再想要孩子，不料闹而未离的时候又有了我，只是因为那个年月还未时兴人工流产，就侥幸留了我的小命。第二，我已有了两哥两姐，四个孩子虽不够使妈成为“英雄母亲”（听说那时候生孩子越多越光荣），养活起来已经够呛了，根本没打算要我。第三，我刚出生时差点被送人。是后来我学会斡旋，给我爸妈劝架时无意知道的。他们都指责是对方曾想把我送人，不管是谁，指证了确有此事。我非常伤心，在一个下雨的晚上离家出走，被警察叔叔送回家，第二天送回幼儿园。
因为家里负担重，没工夫没精力管我，我妈体完产假就立即恢复上班，熬夜，挣稿费。把我送到托儿所全托，后来直接升人幼儿园，还是全托。我从出生57天开始过集体生活，从星期一盼到星期六一盼就是六年。星期六下午多半是爸来接我，总是带着我从河沿逼着弯儿，先去延寿街南口的小酒馆，他喝的不多但是经常喝一点（我以前以为他酒量不大，后来疑惑，可能是没钱不能放量喝），小小的人几卷卷的头发，坐在爸腿上，我是小酒馆里所有大老爷们的宝贝小玩艺儿，都用筷子蘸了酒喂我，我很随和来者不拒。晚饭前慢慢往家走，爷儿俩都有点醺醺然。我和我爸很默契，在妈面前从来不提酒馆的事。我妈总是奇怪，这么好动的孩子怎么每星期六到家就睡觉？
在幼儿园里想家想得厉害，但是装着不想，星期一兴高采烈地给小朋友们编故事，讲昨天都去了哪儿玩，看了什么动物，吃了什么好东西，故事里一定是我爸我妈一起领我去的。我特别希望让阿姨们最喜欢我，使尽了小心眼讨阿姨喜欢，可是管不住自己太爱动，受批评总比受表扬多。有一次犯了错误被阿姨关禁闭（忘了是什么错误了），阿姨忘了把我放出来吃晚饭也忘了交班，直到睡觉前夜班阿姨清点才发现少了个孩子，我关在黑屋子里早哭够了，听着外面兵荒马乱叫我的名字，就是不吱声，终于被从黑屋子里翻出来，阿姨百般呵护，我不哭不闹倒把阿姨吓得够呛，我看出阿姨特别不愿意这件事让我爸妈知道，就对阿姨说：“那，您以后最喜欢我行不行？”阿姨满口应承，之后我很得了一小阵儿宠。
可惜，很快又失宠了。有一次阿姨带着六七个小朋友去广播大厦（我念成“广播大栅栏”），为学龄前儿童广播节目录音，我的台词最长：“公社有一群小鸭子。”其他小朋友跟着数小鸭子，一人一只：“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再说“嘎！嘎！嘎！”。早预谋要在大楼里探险，录完音，我先溜出来，在走廊里看见电风扇，转得飞快看不清从哪儿开始转的，觉着好玩试探着伸手去摸，阿姨及时赶到一把拽开（多亏了阿姨，我十指未损还都好好长着），我被拎着领子原地转了几圈，见阿姨的脸色知道犯了大错，可不知闯了什么大祸。阿姨还对我爸告状，我爸也着实教训了我一顿，少有的横眉立目。从此再没机会去“广播大栅栏”做节目。阿姨的眼睛和声音总追着我，只有木头似的背手坐在小椅子上时才不受批评。我学会了长时间地看蚂蚁，不说话，在心里编故事给自己听。
每到星期天在家要疯玩儿一整天，晚上不愿意睡觉，困极了就用手指撑着眼睛不让闭上，为的是要延长在家的时间。无论怎么努力，星期一还是要回幼儿园。星期一早晨我情绪最低落，于是拒绝走路，必得由我爸抱着送幼儿园，伏在爸的肩头像坐轿子，希望轿子的颠簸永远不到头。
不管别人怎么想，不管我妈怎么说，我无条件地爱我爸爸，他讲故事特好听，跟说书的一样，无论怎么磨他从来跟我没脾气，爸快五十岁才有了我，也最爱我，用他的方式。我继承了好多他的性格，我会挣钱以后，就越来越明显像他，对钱漫不经心，也随了一点他自嘲的幽默。
最后他住院那段时间，我在北京，能经常去看他，一见到我，他第一件事是从枕头底下拿出各种报纸给我看，凡有IBM的消息都划出来留着，包括报上登的IBM产品报价。1997年5月，听说我要辞了IBM的差事去美国上学，他开始特别注意报纸上美国的消息，记住的都是关于凶杀抢劫，他知道拦不住我往水深火热里跳，心里急问担心，冠心病急性发作。见我决定留下来，他放心了，一个半月后就走了。
我赶到医院时没见到最后一面，他走得突然，并没受什么痛苦。但就是不闭眼，最后我贴在他耳边说：“爸，我下辈子还给您当闺女。”说完抬头再看，他眼睛就闭上了，周围有七八个医护人员和我二姐，大家眼睁睁地都看见了。我一直握着他的手，老是错觉他的手还有温度，喊医生过来再检查，到底没能检查活过来。我送他一直到火化炉的电梯门口，我给值班的大爷几百块钱，嘱咐他轻一点，务必别忘了把随带的照片一起火化，那是我爸最喜欢的一张我的照片。
文革开始以后，学校里打死了教师，一片恐怖，我爸辞了工作回到街道，他人缘好，街道上都是老街坊，不会往死里整他。他从此一直在街道做临时工，什么苦活累活都干，干不动了，就给单位看大门。我生病住院时我爸每星期必来看我，绝对是雷打不动的，每次来带一点山楂糕、冰激凌之类的吃食，东西不贵，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是我爸出力卖块儿挣来的血汗钱买的。每次一进病房他就大声说：“这回看着气色好多了！”只有一次医院又报病危，他赶来医院没再说我气色好，哭着说：“幼儿（我的小名），你可别走，走了爸也不能活了！”我到外企后就不让他再干活，他一直不听。直到1987年脑血栓发作以后才什么活也干不了了。他没有工作单位没有福利保健，我和二姐负担他的生活和医疗，可一时负担不起他的“住”。他一直住的是一间不到五平米的小屋，阴暗潮湿，不能想像是人住的地方，每次去看他出来就忍不住要流泪，那是我最扎心的痛楚。到1994年我才买了公寓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我当时住在广州，遥控着做好装修，赶快把我爸接来还请了保姆，他已经太老大虚弱了，没享成几年福。他生而大富大贵，长而穷困潦倒，最后的几天日于才“沾上了闺女的光”，但他一直知足乐天。我永远爱我的爸爸，他给我生命，爱我，如有下辈子我还要孝敬他，补上他受过的那些罪。
对比起来，心里和我妈就不那么近。我认定了是妈差点把我送人，没送成，就把我从小全托出去，小心眼里总有怨。后来长大了，明白了妈为家承担的责任和辛苦，不再怨了，更懂得该孝敬妈。
我妈从小跟着姥姥寄人篱下，深知独立的可贵，也形成她绝不求人的刚强性格。同院有个阿姨家境比我家宽松得多，爱吃零嘴爱花零钱，到月底常跟我妈借几块钱接济，我妈总是大大方方借给，回头就说看不起这种人，为了嘴没志气！妈有志气，从不跟别人借钱，拼命靠本事挣钱，我妈也确实有本事，会日、俄、英三种外语，俄语和英语都是自学的，还能评上师大讲师级。有本事，就爱犯“个人英雄主义”，群众总是有这一条意见，多年努力争取人党都未成功。妈不气馁，继续积极要求进步，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彻底断了想人党的愿望。后来，我们常常调侃妈“个人英雄主义”，她上年纪后不再以此为忤，只拣了“英雄”一词来发挥，陶醉于往日的光荣回忆。退休后妈又自学世界语，学得有声有色，还是世界语协会的理事。她患上老年综合症已有六七年了，所有的外语都忘记了，连吃没吃过饭都记不起来了，却还记得遥远的“英雄业绩”，每当提起，两眼立即流光溢彩。我祝愿妈妈永远保留让她骄傲的回忆，因为“骄傲”能使她快乐，忘掉她受过的那许多苦，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到我出生时，妈要养活的人增加到七口——一老五小加上她自己！我爸会花钱，贴补家用是指不上的。妈承担得太重，加上两度婚姻坎坷，脾气就免不了急，对孩子管得多，爱抚得少。我在家最小，我妈坚持说最喜欢我，当着哥哥姐姐也不避讳偏心之闲，说我嘴儿最甜，会来事儿。我很小就学会给爸妈劝架，练就了几招看家本领：撒娇，哄，哭，再不然就“头疼”，“肚子疼”。虽然是“文明争吵”从不动手，但是密度太高了任谁也受不了！后来我真的有了头疼的毛病，从六岁左右开始，一激动就头疼，一直这么多年也没好。
我哥哥姐姐都很聪明，念书都好。而我妈偏认定我最聪明，要为我特别设计一整套超常发展计划，为了让我全面发展，她打算让我从五岁练冰上芭蕾，去报名时，考官只看看我就摇了头：“这孩子头太大，怕平衡不好，不适宜练芭蕾。”我妈不气馁，继续推行下一步计划，要让我早上学，然后一级接一级地跳班，早早地成材最好能成个什么家。
我一点都不反对早上学，终于可以结束“全托”生活了！而且，我觊觎已久每天一毛钱的“上学津贴”，我二姐都领了三年了！由我爸给发。第一天放学我飞跑回家，我爸豪放地发给我一毛钱，我太阔气了！早想了多少遍自己花钱的方法，转身跑到书店，是出租小人书的书店，一分钱租一本能租十本！有时会花三分钱买一根冰棍，一定要小豆的，货真价实是红小豆做的，冰化完了还能有嚼头。我养成了慢慢吃冰棍和快快看书的习惯，第一年上学真快乐，只要交出的都是一百分我妈就不管我，我尽情地看小人书，因为是“最忠实客户”，还得到了书店主人的VIP待遇：只有我可以坐主人的小板凳看书。后来看京戏总觉得不正宗，因为脸谱盔甲不符合小人书里的规范！
好景不长！我的第一个暑假到来，我妈给我几本二年级课本，要我在暑假内学会二年级功课，我妈早和学校交涉好了，开学前让我参加二年级补考，务必考过，跳过二年级直接上三年级。暑假本是假期，却要变成我的刑期，我不甘心！我挤出白天的时间玩儿，闹钟一响赶快回家，我妈下班回来准看见我正襟危坐认真学习。
暑假前还出了个事故，我跟着二姐和她的同学去陶然亭游泳池，人小腿短紧跟她们跑也跟不上，跑得急了脚下一滑人就平着飞了出去，平着落下来后脑勺先着地，摔了个中度脑震荡，在家躺了两个星期。我妈从此严令我远离游泳池和一切水域。后来我特别爱水，爱海，可能是小时候被管制造成的逆反心理？妈埋怨二姐对事故有主要责任，最担心破坏了我的“聪明”，她后来坚持说脑震荡以后我没以前灵了，谁也无法跟她考证。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我妈也没放过我，坚定地要我一个暑假学完二年级功课，必须跳到三年级。
本来一心只想糊弄我妈，不知怎么就把考试也糊弄过去了，只犯了一个错误，把除数摆在除号里边了，愣把正确答案除出来了。我于是在一年级的年纪跳到了三年级。
我妈的计划第一步试验成功，高兴得不得了，拉着我到处炫耀，并向所有人宣布我将继续跳班直到上大学。我心里很悲哀，这意味着我上大学前都没有暑假了，上学时间也要短了一半——只能领一半的上学津贴！我心里盼着再出个什么事故，我好不用再跳班了，我只想和别的孩子一样能在暑假里痛痛快快地玩！
盼啊盼的，“事故”真来了，这回事故出大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妈再也顾不上逼我跳班了。
比起后面的日子，我的短促童年是无比的幸福！我很快开始怀念我爸我妈吵架的日子，他们分别被关起来，很长时间再没机会吵了。
生而自卑
从小听的都是“惟有读书高”，我读书比同学都高，可是不让我上学了，我还有什么前途？还能干什么？我爸妈是黑的，我也永远是黑的，是人都比我强……
我和二姐从小都很自卑，为了我们双亲健在而又支离碎碎的家庭，总觉得比别的孩子缺陷很多，从性格和行为上都受到影响甚至扭曲。我二姐的表现是清高，她学习努力成绩总是很好，很大程度是为了“成绩好”比别人强，有清高的资格；我的表现是“骄傲、爱出风头”，这两条总是在操行评语上出现。上小学那点课程对我一点不难，跳到三年级也是轻松得很。复习只有回家才做，不在学校里做，不能让人看见我也需要用功，我偏要显摆出来我比别人“聪明”，我一点不用功，照样能考第一。对我来讲，考试第一个交卷比考第一还要重要！我们一定得比的孩子有强的地方，为了弥补心灵的“缺陷”。
跳班到三年级风光了一阵，老师总是用我来鞭策班上的同学：“看人家小同学都能……你们难道不羞愧吗？”我听着心里美得很，故意拿着不在乎的劲儿，那么“飘着点”自觉挺潇洒的。甭管是“最小的、最聪明的、最灵的、最快的、最骄傲的”，只要是“最”，我就高兴，哪怕是玩儿也要是“最淘气的、最胆大的”。
小时候形成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哪怕是压制埋藏多年，有机会就要迸发。即使现在是成熟不惑的年龄，我仍改不了要对“最”、“第一”、“第一个……”有原始的冲动追求。我二姐也是依旧清高，清高着她的淡泊。
记不清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开始的，突然一天院子里挤满了人，出出进进把我家的东西往外搬，那是妈单位上的造反派来抄家了。我在对面北屋李姨家门槛上坐着，看着全过程。只注意数着记着都搬走了什么，没记得当时心里有多少害怕和悲伤，只是一心想着千万别让人认出我是这家的孩子。
我二姐承担着所有的沉重，一直守在家门口，直到东西搬空了，造反派通知我二姐，我妈是“历史反革命兼现行反革命”，已被革命群众隔离审查，不准回家。我追到大门口，看着装满我家家具的卡车绝尘而去。回到家里，屋子空了，一下大了好多，二姐一把搂着我接着哭，说“别担心，有我呢”，我心里堵了好多东西，又很空荡荡的，又想哭又想笑，说不上来是怎么个劲儿——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怎么会在那个时候会想笑！
几乎是同时，我爸也被街道革命群众管制起来了，是我一个表哥趁着一个月黑风高夜偷偷跑来送的信儿，表哥像地下工作者似的，轻轻敲门，闪进来压低声音传达消息，再把门开一条小缝，见院里无人机警地闪身出门，一点声儿都没出。这个情景真正让我感到了处境的危险，心里慌张起来，没有爸妈在只有往我二姐身上靠，二姐比我高一个头，倚靠上去能给我安全感，其实她只大我四岁，连大孩子都算不上呢。下学回来我坐在门口等她，不敢一个人进屋，她回来就再不离开她一步，去厕所也得跟着（公共厕所在胡同口，来回要好几分钟，那几分钟的孤独和恐怖是我一个人无法承受的煎熬）。
那时我的三个年长的哥哥姐姐都在外地，一个大学毕业分配在大连，一个在大学里直接参加“军训”再教育，还有一个1965年就去了宁夏建设兵团。家里只剩下我和二姐。长兄长姐谁也顾不了周济家里，我爸根本没工资，幸亏承恩胡同五号同院住着自家兄弟，爸不至于没饭吃。自我妈被看管起来，她单位上本着革命人道主义每月发给我和我二姐十块钱生活费，两个小孩相依为命过起穷日于来，一过就是两年！
一个月十块钱，养两条命，即使在那个钱还值钱而命不值钱的年代，再贱的命也难养活啊！二姐承担起管家管账的责任，兼做我的家长。管十块钱的家比管几十亿的家难多了！就那么笔小账活活难死聪明的姐儿俩：房租水电三块多，剩下不到七块钱，买五十斤玉米面加几斤糙米，又去掉六块多，半斤油几毛钱，剩下一块来钱是我俩全月的菜钱——平均一天两三分钱。最怕天冷，没钱买煤。
我家的房子是教育部宿舍，是四合院里的南房，老式房子特别高，夏天凉快冬天很冷。屋子差不多六米乘七米方方正正的，从四分之三处横打一道隔断，里屋是七八平米一个长条，外屋还很大有二十几米。抄家以后我和二姐就退守到里屋，外屋太空了，住着害怕。为省电只开里屋的灯，还换了最低瓦数的灯泡。天冷了就早睡觉，几床被全搭在一起，两个人挤一个被窝。实在挨不过去了必须生火买煤了，我们俩一起去煤厂买，买的煤不多，为的是能顺手牵羊多摄点煤面儿回来打煤茧（煤茧：煤面加水和成泥状，趁湿摊平，划成方格，待干后敲开，即成大小均匀方形煤块，供煤炉使用，以取暖）。炉子当然只能生在里屋，二姐为了省煤学会了“炯炉法”，老是封着火，不死不活阴阴地烧着，没多少热乎气儿。外屋是真正的冰窖，水缸里总有一层冰，要乒乒乓乓砸一阵才能舀着水。烟筒破了凑合使着，那两个冬天我们俩没中煤气真是不可思议。
正在发育的孩子本来就能吃，没腥没油没菜，更会饿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我正在蜜罐子里泡着呢，饿着谁也不能饿着实验幼儿园的孩子。比全国人民晚了几年，我到底还是经历了“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我饿，饿得厉害！在学校整天就盼着晚上“炉边烧烤”的幸福时光。
我们每天只晚上做一次饭，做晚饭时，二姐终于把焖着的炉子打开，架上饼挡（读“撑”，平底铁锅，北方烙饼的炊具），压抑了一天的火苗在铛底下跳舞，给屋子添了暖意和活气。铛烧得很热时，滴上几滴菜籽油，热油滋滋啦啦发出香味，赶紧摊上和好的湿玉米面，盖上锅盖静等十几分钟，就可以吃上金黄滚烫外焦里嫩香甜无比的贴饼子了！我的世界白天是一片饥饿的空虚，只有此刻无比充实和幸福！在我央求之下曾被允许“司油”，只一次就被二姐永远剥夺了权力——她嫌我多倒了几滴，油是我们的奢侈品，二姐用油时总是像做化学实验般严谨，她的态度让我深感菜籽油的神圣（我们不买花生油专买菜籽油，为的是菜籽油色重味重，是更高层次的享受！）。吃贴饼子时要做三档，第一锅我全吃了，第二锅再跟着二姐蹭一点，第三锅是我们俩第二天的早、午饭。我吃完第一锅从没觉得饱过，老是觉得二姐的那锅更脆更香。好多年后一次偶然谈起往事，二姐淡淡一笑说：“那当然了，我的那锅饼更薄，才会更脆。”她的饼本来就薄还要再让给我吃，她得比我多挨多少饿呢？
我虽不完全了解局势严重的程度，已经很懂事，能忍住不说饿。还会想法子帮忙了。深秋时节是北京人买冬储大白菜的季节，满街都是白菜垛，我们没钱买。我密谋策划了很久，开始行动了。深秋天黑得很早，我背着书包装作下学回家的学生，本来是学生，因为要做“坏事”心里虚，老伯人家看出书包是空的，故意松开鞋带，走过白菜垛时蹲下去系鞋带，看左右无人赶快从地上抓一把白菜帮塞到书包里（打死也不敢拿整裸的），一路上系几次鞋带书包就装满了。我的心狂跳生怕被人当贼拿住。到了家献宝似的献给二姐，二姐又高兴又心疼，说：“回头我去捡吧。”我说：“我比你会捡！”轻描淡写像个老练的“贼”。有了菜我们做了一大锅白面片，放好多水，两个人不用谦让都能喝得很饱，非常的奢侈满足。后来还企图捡白薯，终于没敢，只拣了两三回白菜帮季节就过了，从此“金盆洗手”，幸好没养成做贼的习惯。
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家里好多次险些断顿，为实在没钱了二姐偷偷哭过多少次，去央求街坊大妈阿姨借几毛一块的才能接济上下顿。后来，二姐永远不愿跟任何人借钱，不愿欠别人钱，也不愿别人欠她的。她的“钱”哲学正好跟我和我爸的反着，是“能挣多少，就花多少”。我们俩是同胞亲姐妹，从小性格有很大的反差，我是热烈，亲近人群，浪漫仗义，不管不顾；她是淡泊，清高，安贫乐富，责任感很强。从小在家里总是她干活多，我只管任性地撒娇玩耍，闯了祸爸妈总要先拿二姐是问，待发现祸首是我，就轻描淡写轻责几句带过，非常明显的偏心。小时我养了只猫，特别聪明，起个名字叫“猫妖”，我爱得不得了，就是老忘了它要吃饭的事，猫妖饿了就找二姐，玩儿总是找我，气得二姐骂猫妖没良心，可还是负责“没良心的”饮食。长大后我们各走各的路，有一段甚至很疏远了。爸妈老了以后都是我俩负主要责任，这才又走得近了。在我心里，二姐是我永远的、惟一的同胞亲姐姐，我们曾相依为命，我欠她好多的玉米面贴饼子和比血还浓的亲情。
饿，不是最难忍的。我从“最聪明的小同学”一下子变成黑惠子。出风头的事再也不敢想了，我学会低眉顺眼，沉默是金——千万别引人注意！从那时起，我的性格巨变，不爱和人讲话，讲话时也再不抬头不抬眼。要等到二十几年后IBM才训练成我“目光接触”的能力，找回来我风风火火的本来性情。
爸是历史反革命，妈是历史加现行，我们自然是黑的不可能沾“红”的边，二姐不是红卫兵，我不是红小兵，当时学校和社会上是红的海洋，没有红箍走在街上特别扎眼。我找了一块红布放在兜里，放学回家趁人不注意套在袖子上，不是我向往参加红什么兵，有块红色走在街上心里觉得安全一点，这是我惟一的大胆妄为，目的也是为了“千万别引人注意”。我和二姐除了上学下学，再不出门。街上的红色如火如茶，只要上街就得遇见打人、游街的情景。有一次下学，我抄近路回家，走到东北园胡同，前面一堆火挡住了去路，火堆旁跪着两个人，一个是女的垂着长发，红卫兵把书一本一本往火堆里扔，火苗蹿起来直舔两个跪着的人的脸，我真真切切地听见火烧毛发的“滋啦”声，闻到焦糊里有人油的味儿！回到家我哆嗦了很久停不下来，后来老做同一个噩梦：梦见同一堆火，跪着被烧烤的是我爸我妈。
妈被关押的时间很长，每到发薪日，二姐带我去领生活费，盼着万一能看见我妈呢？借的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二姐骑车带着我，二八男车她蹬起来很困难，腿不够长只能扭来扭去的；没有后支架，我直接坐在后轮子上，没走多远就硌得生疼，后来在后轮上绑了个小枕头，改良以后可以勉强忍受。从和平门到大北窑骑车要一个多小时，去时还好，因为抱着希望，回来时兜里有了十块钱，两个人反而要一道哭着回来，多半是因为没看到妈，偶尔见着一两次更难过。二姐到现在都能历历数出各次见到我妈的情景，我只记得清楚一次：
领了钱磨蹭一会儿，眼看又没希望了，我们俩垂头丧气打算往回走，二姐骑上车突然说咱们绕着围墙转一圈再走，围墙挺高的，只有一小段是栅栏，可以望进去，真看见了我妈！她和一群人蹲在地上拔草，我们不敢喊，眼巴巴地看着，希望她能抬头看见我们。她拔得很认真，低着头只能看见被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远远地蹲在那儿人显得很小。我们也不知站了多久，没引起我妈的注意，引起了戴红袖章看管人的注意，开始向我们这边走。二姐拉着我飞身上车赶快就跑。那一次的伤心非同小可，哭得天昏地暗，居然忘了饿，连晚饭都没吃，直哭得睡过去了。后来我们每次都绕墙一周，在栅栏附近流连一阵，再没见着我妈，她到别处拔草去了。拔草，是造反派专门为这些知识分子反革命想出来的，别的不会干，就让他们拔草，把所有的草都拔干净，前脚拔了后脚跟着长出来，草们配合着革命者不断地生长，来折磨反革命者。我妈的右手感染化脓，还要接着拔，到现在食指第一节明显缺一块。右手写不了字也不能耽误写认罪材料，我妈用左手写，后来左手练出来一笔好字。
我还记得我俩惟一一次的真正奢侈，那是中秋节。二姐兴冲冲地回来，让我猜书包里是什么，我哪儿等得及猜啊，扑过去一看：香蕉！二姐花两毛钱包圆了一大堆烂香蕉，虽说烂了点儿，可毕竟是香蕉！我们晚饭就吃香蕉了，烂的地方只要是甜的，都吃了。吃完，二姐叫我一起赏月，我家里屋只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子，高高的，还有几根铁杆，很像电影里监狱的窗子，看不见中秋月，只有清冷的月光。赏着赏着就又哭起来，哭着还对诗——
二姐：床前明月光，
我：疑是地上霜，
二姐：举头望明月，
我：低头思爹娘。
我们相依为命地活着，只是活着，没有了骄傲，没有了尊严，也不再做梦。
过了两年，妈终于回家了，她的正式工作仍然是写交待材料。我们俩瘦骨伶计长高了许多，更显得妈黑瘦矮小。爸比妈受的折磨轻一点，他及时辞工回街道证明是绝对英明之举，他同事的老师后来被打死了，也是历史反革命，“历史情节”比我爸轻得多呢。那一段时间家里很安静，爸和妈也不大吵了，说话都压低着声音。妈的工资仍被扣发一大半，但是比十块钱多。这时我爸也能经常挣些临时工钱，多少要看活儿累的程度，一天八毛到一块二，我爸现在知道珍惜钱了，花钱很省，还主动交给我妈一些。爸一直保持乐天，会绷起胳膊显示干活练出来的肌肉，得意地跟我们自夸自封自己是几级瓦工……爸仍回承恩寺住，但差不多天天来，家倒是更像家了。有了爸妈的生活是好多了！我们不用再挨饿。
我毕竟才十来岁，偶尔忍不住淘一回气，都是偷偷地。只有一回闹大了——
我们家院子是原来的师大宿舍，住的知识分子比较多，红五类少，家长都嘱咐孩子不许去胡同里玩，怕惹祸招事。院子里孩子不多，同年龄的只有我一个女孩，我自然就随着男孩的游戏习惯，比如弹球、拍三角。“三角”是用烟盒叠成的，放在地上，拼命地在旁边拍，看谁能把三角拍得翻过来。还有一项是我们最喜欢的，上房。只是风险比较大，谁家的大人都不允许，玩的机会比较少。一天下午，各家大人都不在，我和三个男孩就上了房。四个孩子差不了一两岁，只有一个比我小。在房上坐了一会儿，大家都觉得没劲，我动议冒险远征，大家都跃跃欲试但都有点怕，我说我带路，随便挥手一指，就带领队伍向着那个方向出发了。
我严然是领袖，前头领路还要照顾着全体不要落伍。北京的老房子都是人字形的屋脊，两面坡度很大，爬着不容易走着更难。我嫌匍匐前进太慢，决定直立行走，跨着屋脊，两脚摆成八字就着斜坡，两臂张开保持平衡，很像走钢丝的姿势，悬得很，但是一溜烟就过了一座房，比爬快得多，说不怕是假的，但是非常刺激好玩儿！我的部队没人敢照我的样子，但是我示范的高难度动作，起到了大大鼓舞士气的作用。就这样，我走着，他们爬着，经过了许多房子和院子，来到一处，听到下面热闹喧哗，我们都趴下来往下看，看起来是个大操场，有好多学生。蕴生（我们中间最大的）嘀咕：“这地方怎么眼熟？”正在这时被下面人发现，一声喊，大家都抬头往上看，我低喊一声：“不好，撤！”——我看见了蕴生的妈！原来我们跑到师大一附中房上了，蕴生妈是这儿的老师。从家到附中走平路要十五分钟左右，我们真算得上是远征了。
我们撤到一处背静的房上，蕴生很沮丧，我鼓励他说没准你妈没看清楚，先不必发愁。我们按原路撤回，路上经过一个空院子，我下到院子里，他们在房上接应，搬上来两个腌菜坛子，我执意要把坛子运回家，为纪念我们的远征。下去容易上来难，我险些被困在空院子里。
泥猴儿似的到了家，天都快黑了，在家等着我们的不只是蕴生的妈，还有我妈和街道革委会委员大妈，没等逼供，我先招了：“我出的主意，我是头儿。”蕴生他们罪过轻了点，都跑我这儿来了。委员大妈把坛子没收了，严厉教训我妈不许乱说乱动，也得管住孩子不要乱说乱动！我被妈罚站，只能在屋子外闻着各家晚饭的香味儿。情节太严重，连二姐也不敢询情枉法给我送点吃的。觉着站了一辈子了，才被允许进屋，我妈没再说我，她在哭，我一下也哭了，说再也不敢了，我不敢再惹祸了。
从此，我再也不淘气了，开始“吃书”。能摸得到的书我都看，看得飞快。我从小就爱看书，只有看书时能安静下来。饥寒交迫的两年没顾上看书，也没书看，后来又抄了一次家，书连同别的都被抄空了。这时二姐和她的同学不知怎么找的秘密通道，去师大图书馆“借”书。图书馆前门有大封条封着，拦不住几只小书耗子来回搬运了好多禁书，是真的借，偷运出来，还要自觉偷运还回去的，一来一回增加了一倍的风险。秘密被我发现，我死缠烂打，苦苦哀求，还以告密和绝食相威胁，终于被允许加入秘密读书小组。
中学生们当然优先，我只能排在最末，在几个人中间窜来窜去，看谁一放下书赶快捡起来看一会儿，正主儿一伸手，乖乖地交出来，又像小狗找骨头似的寻睃下一个机会，经常是几本书跳着看，速度是最重要的，遇见生字就猜过去，不查字典怕耽误功夫。我突然又有了书看，一下进入痴狂的“吃书”境界，根本不管消化不消化，一本接一本地吃，《红楼梦》、《俊友》、《三国演义》、《十万个为什么》、《羊脂球》、《镜花缘》、《福尔摩斯》、《小五义》、《圆桌骑士》、《封神榜》、《一千零一夜》、《西厢记》、《西游记》、《红旗谱》、《水浒》、《红与黑》、《青春之歌》、《尼摩船长和他的儿女》、《离婚》、《简爱》、《骆驼祥子》、《交际花》、《高老头》……甭管是什么，通吃！有的书是绝对封锁不准我碰的，那就要靠机智和胆量了，连《金瓶梅》都偷着囫囵吞了半本，净顾着别被抓到了，食而不知其味。当时最爱的是《红楼梦》和老舍，翻来覆去看过很多遍，到现在还爱。别的都没太消化，后来很多书都重读过了，读书的习惯从此根深蒂固，吃书猜字的毛病也很难改了。
十四岁时我自认为已经博览了群书，决定要开始写自传体长诗，写的都是风花雪月，是现实社会灭绝了的东西，直写完两本日记本，本子是缎面的，可高级的那种。写长诗我有意境——我正在尝试我的初恋，对象是男篮队长，当时我是师大一附中的女篮主力，因凶狠狡黠而得外号“猫”。少女队友们都认为男篮队长很帅，简直“帅呆了”。没想到我们俩真好起来了——我是女篮队员里最丑的一个。长诗的创作被粗暴地中断——被我妈发现了，严厉批评我思想不健康。我悲愤交加，学着黛玉的样儿焚稿葬灰，从此不读诗，不写诗。
秘密地看禁书，秘密地谈恋爱，神魂颠倒，一点没耽误了学习。这时我已经初中三年级了，学校又恢复了上课和考试，考试我还是一定争第一名争第一个交卷。打篮球，学习好，自信心稍稍开始恢复……当头又是一棒，险些置我于死地。
我初中毕业时，学校已经恢复高中了，但是要“择优录取”，择不上的就要插队或待业。老师同学家人街坊，所有人都对我抱绝对的信心。考试我拿手，还是“飘飘地”每科第一个交卷。成绩公布之日，师大一附中校门口布告栏上贴了两大张红纸，我不慌不忙先看成绩单，我不在第一行，是全年级第二名，因为“政治”是答卷加评语，评语综合个人表现和家庭背景，我答卷满分，加上评语以后政治成绩被综合成“良”＝80分，总分也就被综合成第二名，这是我估计到的，已经挺满意。再看“择优升学”名单，直看到人都散尽，站得脚都麻了，也没找到我的名字——我失学了！！
从小听的都是“惟有读书高”，我读书比同学都高，可是不让我上学了，我还有什么前途？还能干什么？我爸妈是黑的，我也永远是黑的，是人都比我强……我陷于迷乱，我想死。我天天去中山公园看着河发呆，我不会游泳，跳下去准能淹死一了百了。我没机会跳，我妈和老师天天盯我的梢。过了最亢奋的危险期，我进入木讷状态，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想了，叫吃饭就吃饭，没人理就呆坐着，当时离精神分裂也就半步之遥吧。
待业了半年才渐渐恢复一点，彻底埋葬了读书的梦。我想要自食其力，先跟西屋阿姨学画彩蛋，一个月就画得有模有样的，阿姨拿了一个我画的仕女混在她的作品里去交活儿，人家没看出来都收下了，西屋阿姨给我拿回来五毛钱，这是我挣的第一笔钱。有了基本的“谋生”手艺，我没忙着挣钱，四处乱撞想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先拜了个河南师傅练武术，下腰摔叉练得很苦，终未考上体育学院；又拜了个师傅天天去公园喊嗓子，想考文工团，海政空政我都去过，人家先问家庭出身，绝了参军的侥幸；最后一次考的煤矿文工团，老师很和气，还弹钢琴伴奏，我唱了“打起手鼓唱起歌”，老师说这孩子可以照着女中音培养，希望的火苗腾地蹿起来，很快又到了“填表”一关，我死盯着家庭出身，父母政治状况两栏，认清了我的命运，我是真的没希望了！
老师心疼我是好学生，无力让我升学，但给我办了“因病留城”（“择优”要听军宣队的），老师是怕我去插队“把好孩子毁了”。人人认识我是篮球队员，要“因病留城”，只能找了个荒谬的病因：高度近视。为此老师还被军宣队叫去质询：“难道近视到连农活都不能干吗？”不知老师是如何应对的，反正我留下来了。待业一年多，分配到街道医院当护士，其他待业同学都分配到副食店，黑白铁修理铺去了。老师为我费了多少苦心，担了多少风险，才为我争取到这个在当时最好的工作。
我感谢老师，感谢这份好工作，我第一次领学徒工工资是二十三元，心里竟然很喜欢，那时我差两个月才十六岁，老成得没人能看出是童工。刷针管、刷厕所、搞卫生、学打针，放射科、病房……安安静静勤勤恳恳做我的工作。其间，初恋结束，开始另一段孽缘，恢复高考时，已把升学看得比“情”轻得多了，自愿为情放弃高考。后来生病，一病四年，躺在病床上是专家、医生、实习生的活标本，报了三次病危，没死又活过来了。我的野性全收了，梦没有了。除了自卑地活着，我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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