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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为了革命奉献一切

  1893年5月4日,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来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家里,又新添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汪椒的第4个男孩,也是第10个孩子,汪椒给这个男孩龋蝴叫汪兆铭。

  汪兆铭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兆铭那年汪椒已经62岁了。汪椒是个落第秀才,后来弃文从商。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注重教汪兆铭读书,在汪兆铭5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兆铭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兆铭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兆铭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兆铭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兆铭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对汪兆铭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兆铭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汪兆铭13岁时,母亲病逝,14岁时,父亲又病逝。从此汪兆铭就依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由于家境所迫,汪兆铭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1901年汪兆铭18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

  当时公费留学生的主要派遣国家是日本,大量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学费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国经验对中国特别有现实意义;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学日文要比学欧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别是日本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一些学校,在日本教师讲课时,旁边配有中文翻译,以便让不懂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听懂讲课的内容。当时日本比较有名的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学速成科(汪兆铭母校)、宏文学院、同文书院和振武学堂(蒋介石母校)。

  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录取人数为50名。清政府为每位公费留学生每月资助30日元,这比现在公派留学生的资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较宽裕。汪兆铭考上了这次的公费留学生,和汪兆铭同时录取的还有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1904年9月,汪兆铭挤杂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当时汪兆铭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更没有想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的事。到日本后,汪兆铭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离政法大学很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兆铭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铭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树立起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信念。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全国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即使在课堂上,发表最新战况的号外新闻一到,教授就停止讲课,和学生一起朗读新闻。日本这种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不仅使汪兆铭十分感动,也唤起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心,激发他们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之中。

  到1905年,仅仅在东京一地,就有中国留学生1万余名,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空前的规模。中国的革命家们纷纷在留学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党派,使日本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当时在日本主要有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和主张推翻异族皇帝的革命党。保皇党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反对进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张承认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渐进的立宪改革。保皇党在海外华侨中有不小的势力,但在日本的血气方刚的年青留学生们,并不喜欢保皇党的渐进稳健主张,大多数都支持革命党激进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时有很多革命党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就有同乡结党的倾向,这些革命党都建立在同乡会的基础上。有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等等。其中以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势力最大。黄兴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气派”,很为年青的留学生们所倾倒敬仰。而孙中山则身材矮小,说话慎重,在留学生中间的人气不如黄兴高。但孙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比黄兴派的单纯革命相比,在海外华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7月孙中山从美国再次来到日本,汪兆铭和胡汉民,朱执信等广东同乡一起拜访孙中山,加入了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汪兆铭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委以重用。由于当时的革命党都是各自为政,力量很分散,这次孙中山来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各派的革命党,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党。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前往黄兴的住所拜访。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两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出来没有见过面。

  黄兴对孙中山的来访大喜过望,黄兴紧紧握著孙中山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时黄兴32岁,孙中山40岁。可是孙中山和黄兴交谈不久,气氛就开始紧张起来,两人语气强硬,各持己见,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后黄兴破颜一笑说:“孙先生,我服你了”,两位革命巨星终于达成了联合。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党派的大联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汪兆铭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新建的同盟会最初设有三个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汪兆铭当选重要职务的评议部部长,说明汪兆铭在革命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那时汪兆铭才22岁。

  同盟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和制造舆论,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正式创刊。《民报》特邀章炳麟担任主编,主要编辑则为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人。汪兆铭从《民报》的创刊号开始,一直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铭以“精卫”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汪兆铭使用“精卫”的笔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汪精卫的文章逻辑严密,笔锋锐利,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民报》的主要对手是梁启超等保守派主办的《新民丛报》,汪精卫的文章以与保守派的改良主张论战为主,宣扬暴力革命的必要性。1906年6月,汪兆铭从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在260余名学生当中,汪兆铭成绩名列第二。本来公费留学生在学成毕业后,有归国服务的义务,同级的大部份同学纷纷归国。但汪兆铭却不准备回国,决定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由于逾期不归就没有了公费资助,必须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幸好汪精卫日语较好,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的势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尽管日本政府中,对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行动持同情态度的人很多,但由于考虑到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开始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反政府活动进行限制。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的禁止中国留学生进行反政府活动的规定,但事实上对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请”孙中山出国。

  此后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出走越南和马来亚等南洋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汪精卫已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之一。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陈耕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经常为孙中山捐钱捐物,孙中山则定期向陈耕基赠送《民报》等革命刊物。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非常爱读《民报》,在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陈璧君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汪精卫到槟城演讲时,台下听讲的陈璧君对汪精卫的风度和才识十分钦服。汪精卫因为革命的公事不时走访陈耕基家,所以也经常见到陈璧君。但每次陈璧君与汪精卫见面都是在母亲卫月朗的陪伴下,没有单独谈过话。

  1908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当时虽然两人之间都很有好感,但还只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恋人的地步。另外阻碍他们成为恋人的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汪精卫和陈璧君都已经和别人订婚。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陈耕基为陈璧君选了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而且准备在近期内就让陈璧君结婚。陈璧君读了《民报》等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书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结婚。陈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谈到革命,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她的未婚夫却思想十分保守,对革命也没有任何兴趣,他对陈璧君说:“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么样子?”。由于两人思想差距太大,陈璧君最后终于选择“退婚”。陈耕基开始不同意“退婚”,但无奈陈璧君态度坚决,只好同意让陈璧君“退婚”。

  汪精卫少年父母双亡,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15岁时,为他选择了一个同事的女儿刘氏订了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后,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拿了朝廷的公费出国,到国外却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放弃革命回国为朝廷尽忠。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累他们整个家族。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写信给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婚约。汪精卫在信中说:“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汪兆镛接到汪精卫的断绝信后,退还了刘家的订婚聘礼,为汪精卫解除了婚约。

  陈璧君退婚后,倔强地要求到日本参加革命,陈耕基只好同意陈璧君去日本。1908年7月,陈璧君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在孙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辑部帮忙,和汪精卫在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编辑部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本来《民报》的编辑们都是些穷书生,生活十分拮据,极少去饭店吃饭。陈璧君却是个阔小姐,口袋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经常请大家去高级饭店聚餐畅饮,使这些编辑们大为开怀。在这些未婚的年青编辑中,陈璧君成了他们追求的对象,然而陈璧君却逐渐倾心于汪精卫。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著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后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陈璧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卫后来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和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汪陈的革命婚姻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汪精卫婚后也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

  到1908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不久这场批评的矛头就开始指向孙中山,有人写了《孙文十四大罪状》一文,揭露孙中山贪污革命经费2万元自用。当时孙中山独揽同盟会中的经费大权,从不公开经费的使用情况,所以人们怀疑孙中山贪污也不是无中生有。虽然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贪污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但这场批评对孙中山在党内的威信影响极大,同盟会中出现也了反孙运动。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黄兴的湖南派持中间态度,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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