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王洪文传 > 第六章 踏平“赤卫队”
在各派纷争中翦除异己
王洪文笑了。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从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
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
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
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
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场。
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
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兵团”的头头们也由封“司令”。虽然他们山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戴祖祥一怔。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
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稳定“后院”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
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
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
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
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
“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赤卫队”的崛起
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
的力量也不弱。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
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
“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
“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
《安亭事件真相！》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拆》
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解放日报》事件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解放日报》是党报。”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谈判僵持着。
大批印好的三十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
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
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在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十二月一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三百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十二月二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住。
“赤卫队”也出动了。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
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王洪丈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
“要抓住《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囚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部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从十二月三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
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
十二月十日，曹荻秋被迫签字。上海市委不得不印发如下文件：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沪委（66）第12号
通知
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曹荻秋（签字）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就在曾荻秋签字的翌日——十二月十一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六十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挂着“工总司”袖章。
王洪文披着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双手叉腰，一派“司令”风度，胸前只差挂副望远镜、腰间少一支手枪了。他迈着胜利者那种阔步，眼珠子朝上翻，不可一世登上主席台。
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曹荻秋又被拉来批判，又一次当场签字。这一回，是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上签字。
从此，“王司令”手中有了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发行量上百万份。它一降生，那《创刊词》就充满杀气腾腾的声音：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不过，就在王洪文日益得意之际，“赤卫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工总司”的劲敌。
王洪文手中有《工人造反报》，“赤卫队”手里有《革命战斗快报》（原拟报名为《工人赤卫报》）。《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发行数十万份。“赤卫队”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邮电工人中，有许多人是“赤卫队”队员。奉“赤卫队”总部之命，这些邮电工人拒绝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
挂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挂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稳脚跟！”在“工总司”的“司令部”会议上，王洪文拍着桌子，大声吼道。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
地点：北京政协礼堂
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
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代表：你走后，上海成立“赤卫队”。
张春桥：我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走的。
代表：他们二十五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
1．要罢张春桥的官；
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
3．炮轰上海市委。
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引者注：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
的人数）。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要解散“中央文革”。……
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
“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
“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
两军对垒 争夺上海
“工总司”与“赤卫队”旗鼓相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提刀。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
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向“赤卫队”的大字标语：
“赤卫队是保皇队！”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取缔赤卫队！”
“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
“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际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
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夏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
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急令耿金章回沪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你哪里？”
“有要事找他，快！”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什么事？”
对方不予答复。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
“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什么事？”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
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场。
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帐：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
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
“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根“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严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
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
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
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据《工人造反报》载：
“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工人造反报》又载：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十二月二十九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柯庆施夫人——引者注）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
“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
“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
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
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
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印发了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那传单说：
“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即何庆施——引者注）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占了理！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
“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
“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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