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1)
本文原载《文汇月刊》1981年第7期。——记少奇同志二三事(一九八一年六月)1960年4月，少奇同志乘坐一条中型客轮，出三峡，考察了葛洲坝坝址后，沿江而下。那天晚上，刚过宜昌，突然碰上难以预料的龙卷风，顿时风吼雨至，浊浪惊空，轮船剧烈地颠簸摇晃。在探照灯的光柱下，发现江上有小船陡然跃起，又被大浪压下去。
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所有的人惊惶失措，小木船上的人叫喊着，落水者一再呼救。轮船上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必须快去救人；多数同志认为，轮船偏离航道有危险，上级给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只能迅速通知其他过往船只来救……正在舱内批阅文电的少奇同志知道了这些情况，当机立断地说：“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
船员们见少奇同志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立即奋不顾身，投入这场抢险的搏斗。经验丰富的老舵手把稳航向，克服浪涛的推力，让船侧身擦过浅滩；水手们用链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栏上，探身舷外，把落水者拉上甲板。
舱里，少奇同志不安地站起身，走到舷窗前。外面，令人目眩的探照灯正在四下扫射，巨涛像矗立的墙壁，咆哮着滚来，重重地摔在甲板上，浪沫与箭一样射来的雨点，飞溅到窗上。江面上一只只小木船像是飘荡的树叶。少奇同志又命令为小船挡风。轮船横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缆绳牢牢系住……
清晨，风停雨过，江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两个落水者下船时激动地握住船长和水手们的手，流下热泪。缆绳解开了，小船也一条条散去，上面的人们望着客轮渐渐远离，不住地挥手致意……
这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但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心中。那险风，那恶浪，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神情，好像就在眼前。少奇同志与其他革命老前辈一样，在危难时刻，总是挺身而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曾接到成千上万封国内外来信，绝大部分是表达他们对少奇同志的怀念，使我极为感动。我深深懂得，这不只是对少奇同志一个人的怀念，而是对老一代革命家，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怀念。在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我感到他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对人民是那样满腔的热爱，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又是那样的深。我耳边经常响起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句话：“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的确，无论在顺境或身处逆境，少奇同志都是与人民同在的。
“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
全国解放时，少奇同志就极力主张共产党员公开身份，以加强群众对党员的监督，保证执政党不脱离群众。他认为，过去在根据地、游击区或白区，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因为不解决就不能生存。现在取得了政权，进了大城市，就容易同群众疏远。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特别的注意。他曾说：“我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欺压群众。如果我们自己执政，不代表群众的利益，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到欺压群众的话，那我们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为了保证党不变质，他主张首先要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每个党员，包括他在内，都要受群众、受组织的监督，而且应该欢迎别人监督；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这样。
少奇同志参加制订和执行政策时，都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无论到哪里，他总要向那里的群众请教，做调查研究。即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也从不轻率做出决定，总是反复推敲，权衡利弊，与群众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找到不少他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在找人谈话时听到的情况和意见，其中有各级干部、工人、农民、军人的反映，也有普通居民和资本家的反映。50年代初，他还特地从湖南老家找了几个农民，担任他的通讯员，要他们每年给他写一两封信，如实反映情况，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许隐瞒，只要是为大家、为集体的事，他一定回信。1961年和以后，在号召群众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时，他几次同干部和群众说过：“如果信寄不到，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
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2)
也经常有这样的事。某些方针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引起他整夜的思考，第二天早晨，就找来有关同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请他们提意见。有几次，我听见他对一些负责干部说：“你认为我的意见对，就按照我说的去试试办；你认为我说的不对，就不要去做。你如果去做，不要说是我的主意，免得下面的同志不便提反对意见。当然，如果实践证明我提出的主意错了，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分担责任。”经过这样反复的摸索、试验，再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批准，一项政策才决定下来，重要的还订为法律。凡是多年来证明仍为正确的政策，都是这样慎重地订出来的。
1957年，有些地方出现“闹事”。春天，少奇同志到各地视察，找省、地、县干部谈，找普通工、农、兵、学和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群众谈。我记得在河南新乡，有家国营大工厂，因任务缩减，调了100多工人到五金生产合作社去做钳子。厂领导工作草率，未征得工人同意，采取了压服的办法，引起工人闹事，还定为“反革命事件”。少奇同志听取汇报时一言未发。到新乡后，他找了有关干部、群众和“闹事”者代表仔细问了事情的原委，认真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他认为这不是反革命事件，决定推翻原结论。他找来了当地处理这件事的干部，耐心做说服工作，搞通思想，让他们主动去平反；并告诉他们，能勇于改正错误的干部，只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将来可以更好地进行工作。
少奇同志认为，当干部群众发生矛盾时，领导干部应把复杂的情况毫不含糊地对群众讲清楚。属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对群众的错误思想或过高要求，也要耐心说服，循循善诱；至于群众合理的要求，如暂时不能满足，也应把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清楚。他说：“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许骗人。共产党人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
那一段时候，在处理这类事件时，少奇同志一再强调，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它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亲属。他认为，闹事的原因是复杂的，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经过两个多月在各省的调查和现场处理问题，少奇同志提出：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在一起的时候，首先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他还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不要为手段忘记目的。少奇同志在《论党》中写道：“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他一生信守这个原则，至死不渝。
最近，陈云同志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党是来自人民的，脱离了人民，我们党也就不存在了。
“大家都是侍候人的”
也是在1957年，北京地质学院第一批学生毕业，写信反映了一些思想问题，要求少奇同志给他们讲讲话。少奇同志欣然邀请他们和共青团的一些干部到中南海，谈了3个多小时。他针对学生不愿到野外勘探队去工作的思想问题，说：许多学生羡慕老革命，想早生几十年，在枪林弹雨里当英雄，说现在只能爬荒山，找石头，太平淡了。其实，建设也是战斗，地质勘探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侦察兵和游击队，与解放前山上的游击队一样，生活都很苦，但干好了都能当英雄。找到一个矿就是打了个大胜仗，立下个大功。生活中越有奋斗，就越有意义。中国有几亿人，毛主席、朱总司令这些同志带头打游击，吃了几十年苦，打出了个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今天的建设中，别人不想满山“打游击”，你们去，几十年以后，你们肯定能打出个发达得多的新中国。你们吃一点苦，使6亿人享福，高兴不高兴?这次谈话使地质工作人员和学生受到很大鼓舞。
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3)
少奇同志不只是鼓励青年人立大志，创伟业，不要贪图安逸舒适的生活，他自己更是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地到社会主义建设现场去解决问题。1961年，他由广州到湖南调查了44天后，又奔赴东北，视察大庆油田。因为那时对油田建设是上马还是下马，正举棋不定。少奇同志深入油田第一线，摸清了情况，决定不惜力量保大庆。职工们感谢他，他说：“应该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干劲鼓舞了我!”
夏季的兴安岭，森林茂密苍翠，阴霾的天气，即使不下雨，也是云过一身湿；而晴日林间，蒿草荆棘饱含露水，又像个蒸笼。这里是鸟兽蚊虫的世界。少奇同志与大家一样，穿着雨衣雨靴，健步行进在泥泞崎岖的山间小路上。他拿一根树枝，既当拐杖，又用来驱赶嗡嗡缠人的蚊虫。白天，他深入林场，看采伐、集材、归楞等生产操作，观察林场的更新情况，访问工人居民生活区；晚间，在火车上召开工人、干部座谈会，听取汇报并与大家谈心。一天，他突然问这里是否买得到酒。当时国家困难，缺粮少酒，林区交通又不方便，供应极少。少奇同志说：林区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常年处于阴寒潮湿的环境中，必须要保证让工人有足够的酒喝。他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保证供应，作为急需生活物资优先运到林区。
少奇同志不仅关心和积极解决群众眼前问题和困难，更顾到他们的长远利益。过去他常讲起，历史上西安、北京等地区都是林区，建了都城，树就全砍光了。现在，有人的地方林都没有了；原始森林能保存下来，就因为没人烟，来了人就剃光头，这样不行。在视察中，他发现森林资源浪费很大，采育比例失调。有一天，在一片松林里，他抬头望着那参天的松树，语重心长地对陪同的林区领导同志说：“百年之后，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红松林啊!我们这一代人采光了 ，下一代人怎么办?后继有人，也要将来有林。”接着他又说：“我国森林资源很少，我们这一代人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不仅以后没得用，还要影响气候，我们死后都要受审判的!”“不要享祖宗的福，给子孙造孽!”那次，少奇同志对我国林业的采伐与更新，木材的综合利用，工人生活区的建设，都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建议。以后，党中央又制订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视察中，少奇同志踏遍大小兴安岭和牡丹江的几个林区。他虽已60多岁，却精神饱满，不顾种种困难，有时一天要跋涉几十里山路，对那穿透衣服的蚊叮虫咬也都不在乎。他换下的被汗水、雨露湿透的衣衫，上面还常常有斑斑血点。每次，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这是人民交给他的工作。为了工作流汗出血，他心里一定是高兴的。
少奇同志相信群众，不仅仅是事事向干部和群众请教，对群众中先进的东西加以提倡、推广，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也表现在对干部和群众的错误思想直率地提出批评，讲明道理。在一次谈话中，一些售货员、保育员、护士反映说，有许多同志不安心这些行业的工作。少奇同志讲：现在大家都愿意当工人，不愿干你们这些行，认为是侍候人，低人一等。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照这个说法，矿工就是侍候石头，钳工是侍候铁块，车工是侍候机器，农民又是侍候土地庄稼，科学家成了侍候星星、老鼠、试管或书本，这不算低人一等，为什么单单侍候人就低人一等呢?我看还是侍候人比侍候物更不简单，而且更有前途。因为将来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侍候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机器代替，唯独侍候人不能完全用机器代替。带孩子，照顾病人，教育学生，永远需要人。而且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些职业。这方面的学问也会越来越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出最了不起的成就。他又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侍候人的，只不过可能侍候得更多一些。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侍候人的，每个人又都受别人侍候，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我看不出能有什么比培养人才，或使别人感到幸福愉快更高尚的事。这一席话，说得大家会心地笑了。既然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唯一的宗旨，有什么理由去挑肥拣瘦呢?
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4)
“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
少奇同志很欣赏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他认为古人能做，难道共产党人还办不到吗?
1959年4月，少奇同志当选为国家主席。选举的当天，他回到家里，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跑出来迎接他，同他握手，表示祝贺。但他只是向大家点了点头，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按理，担任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元首，高兴一下，笑一笑总是应该的。他担任了国家主席，我为他高兴，因为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但我看见他那种严肃的表情，我没向他祝贺，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平时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当时，农村情况不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已开始发生困难，国际上反华喧嚣日益加剧，他是受命于危难之中。他正在担起多么重的担子呀!又怎么能开怀地笑呢?
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们，都为国为民担忧，四处奔走，体察民情。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1961年春天，他到湖南长沙、湘潭、宁乡3县搞调查。他已经快40年没有回过他的老家了。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可他这次穿的是一套蓝布制服，戴一顶蓝布帽，着一双青布鞋，到了宁乡县委的大院里，大白天同县委负责同志走了个照面都未被认出，擦肩而过。有位同志发现了我，才又转回来说：“刘主席呢?”我指着旁边的少奇同志说：“这不是!”
到了家乡，少奇同志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而是住在原来用作养猪场的饲料房或生产队的房子里，大家都睡木板和草地铺。他在各村随便走访，找干部、社员谈话，鼓励他们讲真话。他说：“讲错了也不要紧。好就说是好，坏就说是坏，实事求是。”
少奇同志从炭子冲老家步行10多里到他姐姐住的赵家冲，遍访了那个屋场所有社员的家庭，看到农民家里油盐罐里，只有盐没有油。他在小山坡上特意用脚搓开路旁一摊已经风干的人粪，看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发现多是粗纤维，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结果。他查问旱情，询问他年青时熟悉的一些水塘头年水位的高低，和过去对比，知道旱情并不严重。他听说有许多社员因为办食堂、盖养猪场而多次搬家，最多的竟搬了7次，很感慨地说：“中国有句老话，‘人搬三次穷’。群众连个安定住处也没有，这怎行呢?我们是共产党啊!”
从调查中，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一面打电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一面采取各种办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他重申了社员的房屋所有权，房前屋后的林权，要求当地干部：“在不引起新损失的情况下，要让社员回到土改时确定的住房去。公共食堂能办好就办；不能办好，群众愿意就可以散。一定要保证群众都能吃上饭。”因为群众住房紧张，少奇同志还告诉干部不要保留他的旧居，让群众搬进去住。可是，没有一户社员肯搬进去。少奇同志就亲自动员原住户和解放前他家的长工搬回去，说：“你们放心住着，到将来有更好的房子住时，你们再搬走。”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浮肿病院里，那里不但有老人，还有许多青壮年。少奇同志看了，心情十分沉重，几乎要掉下泪来。他公开向干部和社员们讲：“40年没回家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工作没做好，我心里很难受。”“我对不起大家!”他一方面依靠群众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以纠正错误，严厉批评了一些干部：“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上面的意图出发，这是很不好的风气。”同时又专门找了因坚持反“五风”而被撤职的大队干部，表扬了他们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动员他们出来工作。由于当地矛盾复杂，曾整过那些干部的大队书记听说了这件事，就站在大路口上当众大声叫骂：“刘胡子，你竟敢用右倾分子!”公安干部报告了这件事，少奇同志只微微一笑，转身又谈别的正事了。几天后，少奇同志见到那个大队书记，严肃又和蔼地对她说了一句：“我们共产党员是为大家办事的，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名利，是不是?”那个干部的脸立刻红起来。少奇同志还找犯过“五风”错误的干部，指出不能因为受批评就心灰意懒，躺倒不干；要顾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少奇同志又代表中央向群众承认错误，并主动替各级干部承担责任。他检讨说：“教训深刻，刻上碑，以免再犯!各级干部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中央，中央责任在我!”
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5)
由于过度劳累，少奇同志不久就病倒了。即使在休息期间，他仍念念不忘群众疾苦，捡橡子、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儿中了毒，搞得大家好紧张。医生严厉地批评了厨师郝苗同志，郝苗又自责又委屈，说是首长硬让他做的。这时期，少奇同志极力提倡恢复自留地，适当开放农贸市场，弥补国营和集体经济的不足，想方设法使人民度过困难。
因为少奇同志亲自做了调查研究，摸清了真实情况，他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总结经验教训，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一种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使他和一些领导同志下定决心：一定要纠正错误，扭转局面，号召全党全民紧紧团结，克服困难。当时，国际上，苏联已中断了一切经援，撕毁合同，又趁我困难强逼还债；美国加紧对我国的封锁；印度挑起边境争端，强占我领土。台湾的蒋介石也疯狂地喊叫反攻大陆。内忧外患，危浪险涛。我看到少奇同志心情沉重，吃饭很少，深夜躺在床上经常久久不能入睡。他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怎能不心焦呢?然而，他总是充满信心和决心，日日夜夜，与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紧张地工作。
1963年，我国度过了困难时期，经济开始复苏，市场也日渐繁荣。人民开始高兴的时候，少奇同志也高兴了!春节期间，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年一度的集市——厂甸，又活跃起来了。上午，孩子们去逛了回来，吃中饭时谈得可高兴了，什么风车、大糖葫芦呀，棉花糖、面人呀，各种土特产呀，说个没完。少奇同志听得很有兴趣，兴奋地说：“我们也去看看!”
下午，少奇同志和我带上孩子们坐车去了，一过和平门，车子就停下来，步行一段路，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少奇同志也牵着孩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看看这，摸摸那，像小孩子过年似的。我们一起生活了多年，却很少看见他这样开心。他此时的心情，是每一个曾为人民做过一点儿好事的人，都能体会到的。看到群众欢乐的表情，少奇同志笑了，出自内心地笑了。
“做人民的好儿女!”
少奇同志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在兄弟姐妹中是最小的一个。9岁时，父亲病故。全家都很疼爱他，尤其是母亲，对他格外疼爱，而他也一直很敬爱母亲。
1920年，22岁的少奇同志离家到上海学俄文，准备赴莫斯科学习革命经验。母亲舍不得他，怕以后见不着了，不让他走。少奇同志安慰母亲说：“我离开祖国远行，离开母亲，是为了祖国，也是为了母亲啊!”1925年，他被军阀赵恒惕逮捕释放后，母亲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了，跪下来哀求他：“再别干这种事了，太危险了!”在当时封建礼教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个孝顺的儿子要抗住母亲的下跪，需要多大的革命坚定性啊!少奇同志温厚而坚定地对母亲说：“别的事，我都可以答应你，唯独这件事，不行!”以后，少奇同志到了广州，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领导全国工人展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曾把母亲接到城里，专门找人给她画了一张像，一直带在身边。这张像，至今我还保留着。
少奇同志是他母亲的爱子，但他首先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儿子，他最自豪的，就是能做人民的好儿子。他曾说：“对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报酬是人民的信任。”对于这种信任，他感到骄傲，但从不滥用这种信任，从不滥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他把自己看做人民中的一员，也要求亲属这样做。
少奇同志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一直在生活上跟他关系不错。记得解放后她来看我们时，曾笑着对少奇同志说：“别看你当主席，我也是你姐姐，小时候我还打过你屁股呢。”但在政治上，这个姐姐早年也极力阻拦少奇同志革命，甚至还骂他不孝不悌。这个姐姐嫁在地主家庭，土改以后，要自食其力，颇感困难，不免有抱怨情绪。有一次，她写信给少奇同志：“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少奇同志回了一封信：“我看到你的信，知道你在打水，在劳动，靠劳动生活，我感到光荣。如果我姐姐还在继续靠剥削生活，我会感到羞耻的……”本来，只要少奇同志稍一援手，就可以帮他姐姐很大的忙，但他并不这样做。他积极支持自己的姐姐做一个劳动者。
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6)
对自己的子女，少奇同志一直让他们与群众在一起，在斗争的风雨中成长，把他们交给人民。在那出生入死的革命年代里，何宝珍何宝珍，1923年4月在江西省萍乡县安源镇与时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理总主任的刘少奇结婚，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牺牲。烈士被捕就义，允斌、爱琴、允若(毛毛)允斌、爱琴、允若，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刘少奇的长子、长女、次子。3个孩子流落在外，一个当了小长工，一个沦为童养媳，一个做了小学徒和报童，饱饮苦水。1938年和1946年，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在武汉、南京先后把他们找回延安。后来，少奇同志说：“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的。只有全国人民的孩子都幸福了，我们的孩子才能幸福!”
三年困难时期，少奇同志坚持让孩子们在学校吃住，他对我说：“人民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将会更好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饭。”
1967年初，少奇同志受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的打击迫害，孩子们也横遭株连。过去，少奇同志总是教育孩子们要听党的话，热爱毛主席，时刻与群众在一起，认真学习，积极投身革命。孩子们心目中的父亲，形象是崇高的，而今竟成了“革命对象”!尤其是未成年的孩子们，更不知如何去认识。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的父母不是反革命，一直留在我们身边。因此，压力和打击也就更大些。哪一个做父母的看到孩子为了自己受连累，被围攻、批斗，能不倍感心疼呢?一天，平平和亭亭平平、亭亭，即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刘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很难过，走进她们的屋子，像过去一样拉开书桌抽屉，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日记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天真稚气和美好的幻想，也有悲观失望和受到的无情打击。而这一切，孩子们全未对我们说过。就是在日记里，也没有流露出对父母有任何谴责之意。但孩子毕竟是由于我们而受折磨呀!我看着，想着，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不知道有谁尝过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用手按住胸口，两眼死死盯在这句话上。我拿着平平的日记，刚要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又犹豫起来，该不该让他知道呢?他还不够难受吗?而他又能对孩子们说什么呢?少奇同志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源源，即刘源，刘少奇的儿子。、亭亭叫到身边，亲切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人民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有过火行动。你们要千方百计地理解群众，绝不能有任何对立情绪，要经得住委屈。”“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你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只要你们在人民中好好学习，好好劳动，他们会了解你们，爱护你们的。人民最终会信任你们，人民会做你们的父母!”正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人民把温暖带给了他们，指引、培养了他们，人民确实做了他们的父母!
回顾我们党的光辉战斗历程，党就像一条巨大航船，曾飞速行驶，也曾迷途搁浅，可她终于战胜了一切敌人和困难，把我们载上正确的航道。轮船经常需要检修、保养和爱护，这不仅仅是一些技师、工人的事，也是大家的事，否则在逆流风暴中，会翻船的。早在1943年，少奇同志就说过：“共产党永远不怕真理，永远不怕告诉群众以真理。即使这样做对我们暂时不利，也必须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我们党才更赢得全国人民的信任。我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会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走上光明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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