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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存亡国,继绝世

  对于当时诸侯互相兼并的混战局面,提出要"禁争夺"、"举兵绳之"的孙膑,在政治上的另一重要主张,就是"存亡国,继绝世"。他论述进行战争的目的时指出:"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而继绝世也。"(《见威王》)这就是说,在战争中要保存将亡或已亡的国家,要延续将绝或已绝的世族。孙膑这种"存亡继绝"的主张,与他要求"禁争夺",维护天下太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互为因果的。

  "存亡继绝",本来是春秋时代为反对大灭小、众吞寡,这种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所提出的一种主张。据司马迁的称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因此,《春秋》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存亡国,继绝世"(《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时,宋国的司马子鱼曾赞扬过:"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左传·僖公十九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僖公十七年》)郑国的子产在一次诸侯盟会上,为反对晋国对小国的敲诈勒索,也提出了"存亡"的要求。他说:"诸侯修盟,存小国也。

  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左传·昭公十三年》)孔子在春秋末年,为反对诸侯、卿大夫的兼并战争所带来的许多国家、世族被灭绝的境况,欲恢复西周初年封建领主制刚建立时的那种秩序井然、宁静和平的局面,更提议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孙膑的"存亡国而继绝世"的主张,与孔子、子产等人的要求,应该是相类的。不过,子产、孔子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保证这种要求的实现,只能发发议论而已:而孙膑则是试图依靠齐国这个大国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用战争去实现这种主张。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时的社会。他曾称赞说:"大哉!

  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又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他特别向往西周初期的盛世,认为那是最文明的社会。他议论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早年时,念念不忘要行周公之道;到晚年时犹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可见他对政治理想追求的执着。孙膑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十分赞赏。他论述道:"尧有天下之时,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尧)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昔者,神戎(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涿鹿);尧伐共工;舜伐??而并三苗;??汤成桀;武王伐纣;帝(商)奄反,故周公浅(践)之。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见成王》)他认为,以尧舜为代表的"五帝"、"三王"及周公,有"德"有"能"又有"智"。他以叙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事迹的形式,来抒发他的政治理想。应当说明,孔子和孙膑都歌颂尧舜、向往周公,不过前者重点是他们的文治,而后者则更加钦佩他们的武功。

  所谓"战胜而强立",使"天下服",显然不是要兼并所有的诸侯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地主阶级国家;而只是要"战胜"各诸侯国,由一个帝王"强立"于各诸侯国之上,使"天下"众多的诸侯国"服"从于一个作为"共主"的天子。这样的政治模式,仍然是封建领主制。因此,孙膑主张:"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这与他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保存众多的诸侯国不使它灭亡,延续众多的世族不使它绝迹,正是领主制存在的基础。孙膑之所以不主张兼并各诸侯国,而只要求"战胜而强立",使"天下服";同时还要"存亡国而继绝世",这是由当时的兼并形势决定的。在孙膑生活的时代,战国七雄还势均力敌:魏国在战国初年强盛了一时,但很快就显出了衰势,被东面的齐国和西面的秦国连连击败;楚国是七雄中疆域最大的国家,但由于其政治不修,自吴起变法失败后国力日见萎缩;孙膑所在的齐国,在齐威王时虽然有振兴的迹象,但要担负起统一六国的重任,其力量是远不够的;秦国原来是西方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那时才初露端倪,它的成功之处还远远没有显露出来。在这样形势还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孙膑希望由一个帝王出来"战胜而强立",使"天下服";同时制止兼并战争的扩大,主张"存亡国而继绝世",原是不足怪的。

  在当时诸侯国的兼并战争中,孙膑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他"存亡国而继绝世"的主张。公元前354 年,魏国调动大军攻赵,围困了赵都邯郸。到次年,魏军以强大的攻势竟"拔邯郸"(《史记·魏世家》)。当时赵国求救于齐。齐大臣段干纶指出:"弗救,则我不利";"夫魏氏兼邯郸,其于齐何利哉!"(《战国策·齐一》)可见这一次战争,齐国如果不出兵救赵,赵国很可能被魏所兼并。齐国派孙膑、田忌率师攻魏,大破魏军于桂陵,正是保存了将要危亡的赵国,延续了赵氏的世族,使之免于绝灭。公元前343 年,魏国又大举攻韩,韩国向齐求救。齐国的田忌在与孙膑商议之后,主张答应救韩而晚些出兵,这样可以使魏国多消耗一些实力,并指出:"夫魏有破韩之志,韩见且亡,必东诉于齐。"于是,齐私下对韩使者承诺了救援之事。韩因恃有齐援,奋力抗击,"五战五不胜"(同上)。到这一年的十二月,齐才派田忌、孙膑率师攻魏救韩。次年,大败魏军于马陵。显然,这次战争如果齐国不出兵救韩,韩国又将被魏所兼并。孙膑在马陵之战胜魏,又是一次"存亡国而继绝世"之举。

  应该指出,当时诸侯国的兼并战争,虽然还不见有统一的希望,但许多国家的政治体制已由领主制的分封制逐渐向地主制的郡县制过渡。早在春秋初期,秦国已设置了一些县。《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前688 年),"伐邦、冀戎,初具之":次年,又"初县杜、郑"。楚国也在春秋初年的楚文王时,就"灭申、息以为县"(《左传·哀公十七年》杜预注)。到春秋后期,县的设置己相当普遍。公元前537 年,楚人在谈到晋国的情况时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乘)。"(《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14 年,晋魏献子执政,又"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春秋末年,还出现了郡,公元前493 年,晋国的赵鞅在伐范氏、中行氏时,誓师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吴国在公元前484 年,"发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大破齐师于艾陵。到战国初期,郡县的制度当更加完备。如魏文侯时有西河郡,吴起为郡守;又有邺县,西门豹为县令,等等。这些郡县的长官,都由国君直接委任,不能世袭。郡县制的推行,便于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可以防止各领主卿大夫之间的兼并混战。这对于分封制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孙膑在战国中期主张"存亡国而继绝世",他的出发点并不是在反对郡县制,而是为了制止诸侯国间的不义侵伐、残酷争夺。这对于发展各国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仍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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