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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论
孙武的军事哲学，不但形成了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且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如何认识事物的理论。孙武的认识论遵循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理，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相对立。由于密切结合战争实践，使孙武的认识论具有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在古代认识论的园地上大放异彩。兹择其主要论点，阐述于下。
（一） 战争胜负可以预知
春秋时代战争频繁，对战争胜负的推测成为当时的热门课题。一切唯心主义者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天神鬼怪，他们或者占蓍卜龟、祭祀祈祷，或者以天象星辰、风向云状、声律歌谣来预言战争的吉凶胜败，大搞迷信活动。唯物主义者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战争的谁胜谁负，只要根据双方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人事因素，就可以预知。孙武依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论证了这个问题。
在《计篇》中，孙子论述战争胜负的预测，要"经（度量、分析、研究）
之以五事，校（通"较"，比较）之以计"。所谓"五事"，即"一曰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曰将，五曰法"。孙武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所谓"计"有以下七项："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上述"五事七计"，都是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人事因素。孙武满有把握地说：依据这五事七计的分析比较，"吾以此知胜负矣"。显然，君民上下同心，将帅智勇双全，善用天时地利，军队众多强壮，士卒训练有素，法制赏罚严明，武器装备精良，这样就一定能够取胜。孙子还强调，在战争之前要在庙堂会议上进行"庙算"。他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战争的胜负可以用计算得知：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的，则能胜敌；计算疏略，胜利条件少的，则不能取胜。这里，孙武以一种科学的、根据客观条件而严密计算的方法来推断战争的胜负。
《孙子·形篇》关于"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的论断，则是把土地幅员大小的"度".农工各业物产多少的"量"，人口、军队众寡的"数"，国家整体实力强弱的"称"，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依据。
在孙子看来，战争的胜负是由"度"、"量"、"数"、"称"这些物质条件产生的，决定的。他甚至这样认为："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铢和镒都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或说二十四两）。一两为二十四铢，可见铢和镒相差之悬殊。胜兵和败兵，因为各自的实际条件就有天壤之别.故双方交战就像镒和铢之相称，其胜负十分明显。
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主观的人为因素对于战争的胜负也至关重要。孙武列举了五种对战争胜负有重要作用的人为因素，指出："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篇》）以上述五个人为因素预知战争胜负，这是孙子总结历史经验而得出来的。如公元前597年晋楚之战，楚伍参看出晋军之弊，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左传·宣公十二年》）果然，在战争中晋军因指挥无方，大败而归。这就是楚国看出晋军弱点，"知可以战"而取胜的例子。公元前701 年，郧联合随、绞、州、蓼诸小国将伐楚。楚莫敖屈瑕因患兵之寡而"请济师于王"。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结果，楚以不多的军队"败郧师于蒲骚"（《左传·桓公十一年》）。这是"识众寡之用"而取胜的例子。《尚书·大誓》载武王代纣时的誓词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在牧野之战中，周武王以少胜多，很快击溃了商纣的几十万大军。这是"上下同欲者胜"的著名战例。公元前718 年，郑与燕（南燕）战，"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又使曼伯与子元率制人偷偷地绕到燕人之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于是，郑二公子（曼伯与子元）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左传·隐公五年》）。这一次，郑军"以虞待不虞"，因而获胜。战国时代，各国许多能干的将领，如齐的田忌、田单，赵的赵奢、廉颇，秦的白起、王翦等，作战时独立指挥，不受君主的干预，打了许多漂亮的胜仗。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武的论断是言之凿凿的。
对于战争胜负的预测，孙武不求之于天神鬼怪和迷信活动，也不求之千内心的修身养性，而是遵循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客观存在着的物质条件和人事因素中去寻找规律，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战争论》第一卷第41 页）他认为，战争的胜负和"赌博"差不多，而赌博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孙子根据主客观条件可以预知战争胜负的理论，显然要比克劳塞维茨高明得多，深刻得多。
（二） 从现象探索本质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凭感官的直觉所得到的认识，不过是一些片面的、表面的现象。这些零星的现象，不能反映事物的全貌和真实情况。仅凭感官的直觉得到一些现象的材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选集》合订本第268 页）这样，认识就深化了，由只知事物的表面现象逐渐深入到事物真正的本质。
孙武认识到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也懂得认识有待于深化的道理。他在《行军篇》中列举了三十多个由表面现象探索真实本质的例子。他指出：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革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年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
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族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
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
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孙子所举的这些由现象探索本质的事例，有许多是非常有趣、耐人寻味的。最后一个事例，其实质可以说是"有诡计也"。但孙子尚不能肯定，因此他用"必谨察之"作结，可见他在探索现象与本质之间联系规律时的审慎态度。
上述列举的由现象探索本质的许多事例，显然是孙武对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如公元前615 年，秦国代晋，因久战不能取胜，决定退兵。于是，秦派使者于夜间告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请相见也。"意即两**队都不肯罢休，明日再行决战。晋臾骈看出秦军的真正意图，说："（秦）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果然，"秦师夜遁"（《左传·文公十二年》）。由此事观之："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孙子正是从这样的历史实践中获得了灵感。又如公元前684 年齐鲁长勺之战，齐师被鲁击溃，但不知其是否真乱。待鲁曹刿登轼而望，看到齐师旗帜歪倒，才下令追逐。曹判事后叙述说："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左传·庄公十年》）孙子所说的："旌旗动者，乱也"，无疑是这一类历史实践经验的启示。
把直观侦察得的敌情材料，进行思考和改制，以认识敌人的真实动向和企图，春秋时代已有许多人在进行这一工作。公元前555 年十月，晋与鲁等诸侯国代齐，齐师在平阴城（今山东平阴县东北）守御。齐君登山了望，畏晋师之众，高城脱身而归。接着，齐军也撤离平阴城。这时，晋师旷从观察得的迹象判断敌情说："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邢伯亦谓："有班马（即还马）之声，齐师其遁。"叔向又告诉晋君道："城上有乌，齐师其遁。"（《左传·襄公十八年》）晋国的师旷、邢伯、叔向从鸟声、马声、乌迹这些不同的感觉材料中，共同得出"齐师其遁"的结论。这说明他们在以表象寻求真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孙武所列举的一些以鸟兽的动态探得敌军实况的例子，即在此基础上提炼而成。同年十二月，诸侯之师在齐境烧杀抢掠，齐君十分害怕。太子光与大夫郭荣对齐君说："师速而疾略也，将退矣，君何惧焉？"（同上）他们从诸侯之师行动迅速和略取财物的表象中，看到其"将退"的本质。果然，次年春天，诸侯之师撤退还归。孙子论列的许多由表象探索本质的实例，即是吸取了历史上这一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大量的归纳梳理工作，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结果。
上述孙子归纳的众多事例，告诉人们一条真理；依靠直觉观察得的表面现象是肤浅的、不可靠的，要正确认识敌情。必须透过表象弄清其真实本质。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战争的情报工作时，也有类似的议论。他说："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战争论》第一卷第93 页）他认为，对于战争情报，必须作一番辨别工作，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东西，其所见与孙子略同。
（三） 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孙武深深懂得，在战争中必须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他在《计篇》中一再强调，对于敌我双方的道、天、地、将、法等"五事"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等七计，必须"索其情"，把真实情况调查清楚。他用专篇论述在战争中使用间谍的工作，指出："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的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用间篇》）他认为，使用间谍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方法，间谍的任务就是要"索知"敌情。在《九地篇》中，孙子进一步总结道："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这里的"顺"，当读为慎；"详"为审查、观察之意①。孙武认为，战争中的主要事情，在于审慎地调查研究敌人的动态，然后集中兵力给以致命的打击，这就是所谓"巧能成事者也"。显然，此着成败的关键是"详敌之意"，即调查清楚敌人的意向。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战争就易于取胜；否则，就必然失败。孙武对此有痛切的感受，因而在兵法中不厌其烦地再三重复论述。他说："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虚实篇》）"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诅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九地篇》，又见《军争篇》）孙子在这里强调，要调查了解战争的地点、战争的日期、诸侯的图谋、行军途中的地形等。为了取得有利的地形，还要"用乡（向）导"带路。当然，在用向导之前，预先应该对地利有个大致的了解。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指出："孙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军之本；而乡导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这段话，对孙子行军作战必须了解地利的理论，作了周密的诠解。在《谋攻篇》中，他总结道："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了解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可以"百战不殆"；只了解敌或我一方，则"一胜一负"；敌我双方情况都不了解，则"每战必殆"。战争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如何调查研究，去了解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呢？孙子指出："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这里的"策"，即出谋划策；"作"，指攻击。诱逼敌人；"形"，郭化若《孙子译注》曰："察明，作动词用"，即摸清地形；"角"，就是角逐、战斗。上述四句中的策、作、形、角，都是动词，指的实践活动。在孙武看来，只有策划去打击敌人，才能知道计谋的得夫；只有作多方面的探察、接触，才能知道敌人动静的规律；只有观测其形状、环境，才能知道是生地，还是死地；只有进行角逐、战斗，才能知道何处兵力有余，何处兵力不足。总之，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具体的、准确的认识。**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毛泽① 此句解释，自曹操至赵本学，各家注多误。近人易培基云："顺详敌之意'， 犹言慎察敌人之意耳。古书顺、慎通用多矣。"见《读<孙子>杂记》，《国 故月刊》）1919 年第3-4期。陈启天进一步校正说："按此顺字，当读为慎。 古文顺字作■.与慎字形近，因而慎顺二字混同，可互借用。??慎， 谨慎也。详，当读如字，审也，察也。"见所著《孙子兵法校释》第157 页， 中华书局1944 年版。东选集》合订本第264 页）孙子的上述论断，虽然没有用理论的方式表达，但应该说，他已基本上懂得"实践出真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
孙武重视调查研究，特别是他强调只有亲自参加实践活动才能获得准确认识的理论，不仅与占蓍卜龟、向神祈祷以求问吉凶的神学观念相对立，而且与当时以老子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理论，也是迥然不同的。《老子》宣扬："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在老子看来，要知道天下的情况，要明了自然的规律，要认识事物的名称，要完成预订的计划，应该"不出"、"不窥"、"不行"、"不见"、"不为"。他拒绝一切调查研究，反对所有实践活动，甚至认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这种把调查、实践和认识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天下事物是圣人头脑里固有的观点，只能是自欺欺人。由此更可见，孙武主张调查研究去了解情况，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这种理论在当时思想战线上的进步作用，在春秋末年的哲学界处于领先地位。
（四） 用认识指导实践
在调查研究、了解客观情况之后，必须把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才能检验自己的认识是否真实、准确。这是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孙武的军事哲学主张，认识就是为了实践。"知"是为了"战"；认识可以指导实践，"知"就能取"胜"。他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用间篇》凡此五者（按指道、天、地、将、法），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计篇》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争篇》料敌制胜，知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
--《地形篇》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同上在上述一系列的议论中，孙子总是把"知"和"胜"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正确的认识能使实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从而把战争引向胜利。认识得少，胜利的把握就少；认识得多，胜利的把握就大。如果是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认识得全面而准确，那末胜利就会"不殆"、"不穷"，稳操在手了。
**曾经对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作过分析，认为它"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选集》合订本第166 页）。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孙子这句话是包括了从实践得到认识，再按照认识去指导实践，亦即从"索"（或"作"）到"知"，再按"知"去"战"这样两个阶段的过程的。
由实践获得认识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完成。特别在战争期间，情况千变万化。临到决战的关键时刻，变化则会更快、更大。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认识也会跟着改变，根据认识所制订的付诸实践的原计划也要部分或全部地进行更改。这是认识进一步深化的过程。孙武指出：在战场上，要"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篇》）。所谓"墨"，即指预定的与敌作战的计划。他强调，实施作战的计划要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变化，不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这样，由实践到认识而制订的原计划（"墨"），随着观察得的敌情而不断更易，用这种灵活的计划去指导实践，"以决战事"，指挥者就能在战争中应变无穷，经常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总之，孙武的认识论，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战争的特点，把认识的来源、发展、深化紧紧植根于实践的基础上，又用从实践中来的认识反过来指导实践，指挥战争。不言而喻，孙子的这些认识论思想，在当时是异常杰出的，在认识论的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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