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不断地加剧。"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1.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1)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年9月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9月11日晚、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米士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笔者在1990年7月15日访问了米士奇。据米士奇告诉笔者，在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是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轮流值班的。其中华国锋、张春桥一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二十四小时一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翌日，王洪文意欲夺取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让秘书廖祖康带着米士奇进驻中南海值班室。米士奇记得，他来到紫光阁休息室，用那里的两部电话── 一部红机、一部黑机（不是曾经传说的"十七部电话机"），往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内中不包括上海和北京，因为廖祖康关照他，上海不用打，北京也不要打。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9月10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人，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11日晚和12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2.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2)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米士奇，熟人们喊他"小米"，中南海里的小字辈。他不是高干子弟，也向来没有跟中南海沾边。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中南海──中国的政治神经中枢。
那是六十年代初，中南海发生了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那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认为毛泽东主席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很重要，提议装个录音机录下来，以便整理、保存。那时的录音机很大，显眼地放在会议桌上，压根儿不是什么"窃听器"。有一回开会，毛泽东看见负责会议事务工作的刘吉顺在摆弄录音机，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刘答："先进设备，给首长讲话时录音用的。"毛泽东说："我叫安的时候安，我不叫安的时候不要安。"
这件事就一飞而逝，直至"文革"风起，被林彪、江青利用，演绎成安装"窃听器"，变成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自从毛泽东说了"我叫安的时候安"那句话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意识到毛泽东不大喜欢录音。为了能够完整地记录毛泽东等首长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加强速记工作。
于是，着手物色八名速记员。从哪里物色呢？从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八名"根正苗红"的学生。
米士奇恰恰在1961年从北京二中毕业，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意外地被中南海选中了！
米士奇确实是"根正苗红"的学生。他被查过"三代"--爷爷是工人，父亲是中农，本人是学生，出身河北保定徐水农村，没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学六年，他六年当选三好学生，五年当选优秀团员，两度当选北京市优秀学生。
像米士奇这样"根正苗红"的应届毕业高中生，最初选了八人，后来筛去一半，剩四人，米士奇仍在其中。这四人被送去学速记，不久调往中南海，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为中央的会议当速记。米士奇还负责整理过毛泽东讲话的录音带--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录音，大约二三百盒录音带。
1965年8月23日，米士奇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他是四名速记员中第一个入党的。此后，他一直在中办工作。
1974年，他担任中办秘书处文件组副组长时，2月1日被调往王洪文办公室临时协助工作。这样，他成了"王办"的工作人员。
他跟王洪文，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时刻，虽然他曾奉王洪文之命"进驻"紫光阁，但他在王洪文被捕的翌日便写了揭发材料。在中共中央1976年12月印发的文件上，称他为"米士奇同志"。
如今"小米"已成为"老米"。当我来到他家，他和妻子张素花（当年在钓鱼台工作）笑谈往事，颇为感慨。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
3.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3)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四人帮"以毛泽东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对于江青来说，手中最重要的"王牌"，那就是"毛主席的旗号"。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1985年接见美国作家、《毛泽东传》一书的作者R·特里尔时，曾这样深刻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江青同林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
毛主席同江青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也不想再叙述他们关系的许多变化，总之，毛主席在很长时间里对江青很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她是一个歇斯底里，残酷无情的人，是个野心家。他们夫妻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一种表面形式。
但为什么她在"文革"中起了这样大的作用？江青并没有什么学问，思想非常极端，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充满了仇恨，但她的思想投合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极左的思想。
因为我跟毛主席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住在一起，长时间不住在一起，有时甚至很长时间不见面。
假如要写个人传记，这是毛主席很大的不幸。
但毛主席使用林彪和江青是有责任的。
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本书作者于1992年4月2日至3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稿，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0日，写了以下材料：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稿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张春桥所说的"反对力量"手中。
4."反对力量"是谁？(1)
"反对力量"是谁？
那位张铁生，倒是把话讲得很明白。他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注：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5."反对力量"是谁？(2)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伫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瞩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披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延总统庇隆（1895~1974）死于任内。
摄影记者杜修贤近距离目击了这一幕，他这么回忆道：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时，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阴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万群众。他们默默地抽泣，为毛主席的离去而沉痛哀悼。
悲壮的礼炮鸣响了三声，将新中国二十七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空前的高潮。
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沉重，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重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伙计"们说走都走了，一连走了三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主席也走了。这让他充实了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脸上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依然是阴鸷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叫人看着别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据说这是"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极不协调地站在这排人里。
在默哀三分钟里我就开始构思怎么拍摄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张，政治局常委的镜头要有一张，然后还要有一张政治局委员的合影，江青怎么办？按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应该照一张单独的，可是我不想照她单独的照片。这时我是站在城楼的东面，我等会儿到城楼的西面，将江青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就可以不再发江青单独的照片。
哀乐一结束，我就跑到叶剑英的西面，由西向东拍摄，这样叶剑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华国锋，而江青的人最小。
我又拍摄了一张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当天晚上，我去姚文元那儿送审照片时，还担心他会指责我拍摄的"五人照片"为什么把华国锋拍得那么大，而江青那么小。
出乎意料，姚文元倒是没有关心华国锋的人像大小，而是关心江青形象。"怎么不选江青单独的照片？"
"我没有拍她单独的，你不是在开追悼会前告诉我，叫我注意突出集体领导……"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强词夺理"。
姚文元没好气地打断我的话头："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发吧！"
9月19日，追悼会的照片就见了报，整整一版，江青就只是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注：顾保孜：《红镜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6."反对力量"是谁？(3)
大会刚刚结束--9月21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9月23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9月28日派萧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小人苦哉！"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就要到末日了。
7.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1)
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
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
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那是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显示出对于形势的忧虑。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三句话给华国锋：
一、"慢慢来，不要着急"；
二、"照过去方针办"；
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当时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晚的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当时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9月29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8.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2)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9月19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远新的工作问题陷入僵局。江青又哭又闹，最后才说出，留下毛远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此言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吃惊，连他们都未听说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呢！会议一直开到子夜，还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上当面争吵，会下更是剑拔弩张。一场政治大搏斗，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 1984年6月15日，当时的会议参加者汪东兴在医院接受中共中央研究室负责人采访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9月29日，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争论得很厉害，研究毛主席刚逝世，国庆节怎么过。他们（"四人帮"）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去开学习会，我们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会，请各方面代表参加。结果按前种意见办了。"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曾详细回忆他1976年9月29日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情景。以下是秦城监狱的笔录：
审判员：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姚文元：下面我想交待一下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审判员：好，你说吧。
9.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3)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以后，除了讨论两个文件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就是国庆节前一两天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医疗小组的医生报告毛主席的病情。因为有一部分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不了解毛主席的病情，医生汇报完了之后，又讨论了一个外交部的文件。
审判员：是什么文件？
姚文元：就是乔冠华在联合国的一个发言。其中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我对这话，没有提不同意见，我只提出要加上中央的两个文件。
审判员：哪两个文件？
姚文元：即《告人民书》和华主席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张春桥也同意，后来就加上了。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接着华主席宣读了一封毛远新的来信，大意是：我是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来工作的。毛主席逝世后，我要求回辽宁。当然中央如果有新的指示要我留下来，我服从决定。李先念同志说："还是让他回去吧，有事还可以再来嘛。"张春桥说："他的事还没有完，办完了再走。"所谓事情没办完，是指整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完。当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提出戴黑纱的问题。先是张春桥提出政治局委员有的戴黑纱，有的不戴，这样不统一，群众看了会有意见。江青说："黑纱统统拿掉，毛主席逝世不再戴黑纱了，我带头，我第一个把它拿下来。"她说完就把自己臂上的黑纱拿掉了。并让其他人也拿下来，还站起身一个一个把别人的黑纱给摘下来。她摘了一部分。这也太过分了。后来，张春桥提议国庆节天安门开座谈会，由吴德准备发言。江青还提议要参加象征性劳动，大家没有同意。这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讲了很长一篇话。
审判员：江青都说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讲话的大意是，大家要团结，要同心协力，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她还没有讲完，许世友同志就站起来责问她："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江青解释说："我并没有说你嘛。"许世友很愤慨地批评了江青一通。有些老同志就劝说。江青还在那里讲。我看到老同志很疲劳了，就说：你们先走吧，让她一个人去讲吧。叶剑英副主席就先走了，最后就剩下几个人。在那个会上，江青骄气是很大的，盛气凌人。
10."四人帮"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1)
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舆论总管"到了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这位"总管"肩负着他的伙计们的重任：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为"四人帮"夺权制造舆论。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曾讲到姚文元在毛泽东刚刚去世时，就已经担心会发生"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这样的事--言外之意，会发生突然事件！
鲁瑛这样写道：
9月9日凌晨。姚文元在怀仁堂布置宣传（毛泽东逝世）任务后，把我留下来单独密谈。
姚文元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你要有所准备，如果电话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
我听后心领神会，并为姚文元出谋划策说："毛主席逝世后，首先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小心些。"
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个大民兵哩！"
他还指使我说："主席逝世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会乘机捣乱和破坏，你们要密切注意情况，及时反映。对内部也要布置一下，做些准备，包括你们几个负责人的安全。"
根据姚文元的指令，我当即返回报社找萧泽曜、刘治平（党组成员）进行布置、传达，派出民兵昼夜加强巡逻、值班，防止发生意外情况……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已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舆论总管"姚文元居然捏造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来!
1976年9月16日，在"舆论总管"的指挥下在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向全国公布"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这么写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
11."四人帮"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2)
"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按"文革"方针办。"四人帮"的命运，是与"文革"休戚相关的。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成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宣传总纲领。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姚文元一次又一次给新华社打电话，强调"按既定方针办"。他的"指示"，又迅即由新华社传向全中国每一根宣传神经。
据新华社电话记录稿，查到姚文元的一系列"指示"：
9月19日
文元同志指示：
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
9月19日
文元同志电话：
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
1. "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
5. 关于三要三不要（引者注：指1975年5月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9月20日
（凌晨）二时文元同志又来电话：补充一点，以后你们要多反映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
9月23日夜
文元同志告：
你们要铭记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9月30日
文元同志凌晨三时电话：
30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
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为什么如此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呢？
1980年9月4日，姚文元接受审讯时，曾这样交待：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引者注：指"按既定方针办"）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审讯员："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注：《姚文元案卷》，"审讯笔录"，第81卷5页。）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根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
华国锋当时看了，却并没有在意。
然而，就在社论发表翌日──10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空气。
12."四人帮"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3)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淼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员王玄元的话：
"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其实，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未必说得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四人帮"手下的那些秀才们借这些人之口，通过《内部参考》，制造"临终嘱咐"的舆论气氛罢了。
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五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四个醒目的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正因为这样，《解放日报》紧跟"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宣传为追悼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主题词。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
叶剑英向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在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四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致悼词时，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待：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话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毛泽东要谁接班的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四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所以，毛泽东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13."四人帮"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4)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写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14.江青筹备"最盛大的节日"(1)
就在大闹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频频四出活动，发表讲话。
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
她信口而说，发表这样的讲话：
"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
她又说：
"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她谈起了康熙皇帝，来了个"古为今用"：
"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
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9月28日，江青来到北京清华大学一个附属工厂--当时称清华大学大兴分校。
据国家外国专家局退休干部时友人先生1996年3月28日给笔者来信说：
"9月29日（引者注：应为28日），江青到昌平县南口镇附近的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俗称清华200号，即现在的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因当时我正在该厂工作。江青那天来时兴师动众、戒备森严，迟群、谢静宜亲临现场组织全厂教职工夹道欢迎江青，又选少数人陪她到该厂附属的果园散步、摘苹果，后又到办公楼听汇报和休息，听说原打算晚上还安排了活动，后因中央通知晚上开会才提前返城。"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
"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江青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她笑而不言。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
"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江青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她又笑着不愿道破。
9月28日，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
"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什么"特大喜讯"？什么"公报"？江青在葫芦里卖药！
10月1日，活动频繁的江青又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4月4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2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引者注：王洪文曾回上海"调查研究"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还说：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 （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
10月2日，叶剑英从沈阳军区得到异常动向：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
孙玉国，1969年3月2日，在保卫珍宝岛战斗中一举成名。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当时成为中苏之争的焦点。苏联坦克二十余辆、装甲车三十余辆、步兵二百余人突然向该岛发起进攻。孙玉国是该岛边防站副站长，作战有功。三个月后，他跃为中共九大代表。二十八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中共九大上作为部队代表发言。不久，中共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1973年，三十二岁的他，飞快地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翌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跟毛远新交往密切。王洪文当面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是，孙玉国也就成了江青麾下一员战将。
15.江青筹备"最盛大的节日"(2)
叶剑英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10月4日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着，一边向同席者说：
"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内中发出了不寻常的充满杀气的讯号：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梁效"所称"修正主义头子"，明白无误地指华国锋：10月2日，华国锋在审阅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华国锋的批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华国锋还说，我有毛泽东主席的原稿为证。张春桥得知，急忙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批语下达。
"梁效"的文章强调："'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在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作了批语之后，"梁效"仍然"对着干"，而且倒打一耙，说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10月5日，迟群在给毛远新的信中，声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0月6日，据摄影师杜修贤回忆，江青那天下午是这么度过的：
6日上午江青打电话找我，从我的家找到办公室，又从办公室顺藤摸瓜找到了国务院的办公室，当别人告诉我是江青处的电话，我还不相信。她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这里？可是电话千真万确是找我的，叫我下午一点到毛泽东的故居──游泳池。
"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门就冲着我没头没脑来了这么一句。明明我来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谓"迟到"的含义，"我们在这里学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学。"
……
终于，江青讲够了讲累了，发泄欲和宣讲欲得到了满足，她愉快地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此时她的心里还装着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合影时她理所当然地站在大家中间。我的镜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哪个镜头里有江青的身影哪个镜头里的人物表情就异常严肃，双足立正，两臂僵直，肌肉紧绷，活像木偶荟萃。如果镜头里没有江青，人物表情就活泼自如，嬉笑轻松，其乐融融。
……
游泳池拍摄后，我以为没事了，提着摄影箱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兴致勃勃叫住我："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然后她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呼"地先走。（注：顾保孜：《杜修贤谈"四人帮"在政的最后镜头》，载《知情者说》（4），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江青在景山公园拍完摘苹果的照片，回到中南海，天色已晚。
就在江青吃过晚饭之后，总决战终于在北京打响。
16."狄克"穷途末路(1)
张春桥在覆灭前夕，频繁地通过萧木发出对上海的指示。
1980年9月10日，张春桥的机要秘书严忠实在"证言"中这样写道：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张春桥的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萧木（王洪文处工作人员）到钓鱼台住，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
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萧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对我说："叫萧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萧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萧木到张春桥住处（钓鱼台九号楼）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1976年12月14日，被隔离审查中的王知常作了如下揭发交待：
"四人帮"覆灭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1976年9月23日，萧木派机要员从北京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他谈话的内容。因原件已被烧毁，现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恢复原状如下：
朱、王、王、陈、顾、章：
9月18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
1976年9月18日夜
几点说明：
一、朱、王、王、陈、顾、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六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我就将此信烧毁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点和第六点。这暴露了"四人帮"想通过抱成一团控制中央，来篡党夺权。同时，他们想在毛主席逝世后的这段时间里，加快篡党夺权活动的步伐，还企图利用出《毛选》五卷单篇来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阴谋活动。
三、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这次我说要到北京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章树焜将笔记本上的抄页撕下来交我。所以，萧木来信的恢复件是准确的。
王知常
1976年12月14日
17."狄克"穷途末路(2)
在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还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居然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 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而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1978年7月24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75年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根据张春桥9月27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发出通知，1976年10月6日晚八时，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
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坐镇现场指挥的，是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18."狄克"穷途末路(3)
在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10月6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19.姚文元预感末日来临(1)
姚文元已经清楚地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姚文元收到一封信，使他坐立不安。只是他不敢把这封信在"四人帮"中传阅。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他便谈到这封来信：
问：继续交待向你提出的问题。
姚：好，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
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的解力夫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问：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另外，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四，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了很多的秘密。
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杂些内部情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张、王。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那封来信，使姚文元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面对审问，姚文元继续答复：
姚：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问：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
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和他说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问：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要解决到自己头上了。但没有这封信，我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及自己矛盾的心境，也写及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还写及张春桥"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许多"。但是，姚文元声言，他要"战斗"：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像，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
晚上，同英（引者注：指姚文元之妻金英）长谈，重点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20.姚文元预感末日来临(2)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战斗！"
10月3日，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找来谈话──进行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反调查！
在中央专案组1979年整理的《姚文元案卷》第二一二卷，有这样一段揭发材料：
姚文元同鲁瑛的第四次密谈，是为了组织"按既定方针办"的反调查。
"四人帮"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阴谋败露后，鲁瑛继续参与阴谋活动。
10月3日，姚文元又把鲁瑛找到他家密谈。姚文元告诉鲁瑛"按既定方针办"出了问题，一方面要他采取措施，在报上逐步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并要他通知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把关；另一方面要他派人搞反调查。
鲁瑛立即直接打电话给刘湘萍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进行反调查，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的原话是怎么讲的。姚文元还要鲁瑛派的人质问谷牧同志，要他"讲真话"，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交待材料中，也讲到姚文元要他进行反调查一事：
10月3日，姚文元又把我找到他家中对我说：
"按既定方针办出了问题，有人要借社论引用主席这句话大作文章，攻击《人民日报》。"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从最近情况来看，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后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要继续同走资派作斗争。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反不起来了，有的可能要翻案。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为了对抗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姚文元还指使我：一方面采取措施，在报上逐步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并让我通知新华社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莫艾把好关；一方面又让我派人搞反调查。
按照姚文元的旨意，我回到报社就直接打电话给刘湘萍（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四下活动，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原话，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在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二百一十九篇"帮文"。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七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
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四人帮"已经箭在弦上。
李鑫还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21.姚文元预感末日来临(3)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
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 （注：吴江：《十年的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2月第2版，第9页。）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上的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八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10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叶剑英以为，必须"快打慢"。
历史的车轮毕竟无法逆转。"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了十年，"四人帮"气数已尽，濒临覆灭的时刻了。
"舆论总管"在覆灭前夕，一边指令全国各报转载《光明日报》在10月4日发表的"帮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边又在一篇经他三次审改的更恶毒的黑文上，写了如下"批示"：
"10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
可是，这一回"舆论总管"的指挥失灵了。10月8日，《人民日报》并未在头版头条发出那篇文章。
因为就在姚文元写完那条"批示"不久，一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铐在他的手腕上。
那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天--1976年10月6日。
22.马天水满心狐疑飞往北京
1976年10月7日，当胜利的曙光照耀着华夏大地，人们从睡梦中苏醒，还不知道中国这艘巨轮已驶入新的航程。
叶剑英和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因为在这个时候燃放庆贺的爆竹尚为时过早。
他们把目光投向上海--这座尚处于"四人帮"余党手中的中国最大的城市。
10月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依然保持着"姚文元风格"，送往千家万户。头版头条登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最好实际行动--上海市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这是一篇吹捧"基地"的报道。二版的通栏标题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刊出梁效的长文《〈论总纲〉和克己复礼》。"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乃是"帮秀才"。"帮秀才"写的"帮文"照登不误，似乎一切"正常"。……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也如此，没有透露半点风声，谁都不知道6日午夜爆发的那桩惊天动地的壮举--尽管在逮捕"四人帮"之后，北京卫戍区部队已顺利地接管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安部。当年"杨、罗、耿"兵团的那个"耿"，即耿飙，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此刻奉命接管了姚文元那一摊子舆论机关，但在舆论上仍保持沉默。
在茫茫大上海，这天唯一行动反常的是"总管"马天水。
10月7日上午九点，当粗眉大眼的王秀珍刚刚步入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委学习室，发觉马天水穿得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笔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秃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去北京开会？"徐景贤也进来了。他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徐景贤追问。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着。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徐景贤提醒？他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之后，当即觉得这通知那么急，有点蹊跷。他在电话中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开什么会？他想摸底。可是，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那口气完全是公事公办式的。马天水一听，便疑虑重重。
凭借着"老马"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国庆节前夕，王洪文先是派他的秘书萧木来沪，紧接着又派廖祖康来，已经把北京政局的底牌清清楚楚告诉了马天水。
然而，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马天水不能不立即去北京。
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同行。王秀珍、徐景贤送他们去机场，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到了北京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
马天水的飞机刚刚抵达北京，就被接去出席中央的"打招呼"会议。
当马天水听说"四人帮"被捕，简直目瞪口呆！
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那光秃的前额仍在不断冒汗。
他闭口不语，不表态。
凌晨二时，当他驱车回到京西宾馆，他实在熬不住了，才对秘书说出了一句恼羞成怒的话："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即便是在秘书面前也不该说出这样泄露内心秘密的话。他赶紧闭上了嘴。
辗转反侧，马天水无法入眠。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他毕竟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怕就回不去了！"
在会上，马天水言不由衷，不得不虚掩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来了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人民内部矛盾"，王洪文当然也属"人民内部矛盾"。
就在马天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的时候，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
23.上海余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1)
"四人帮"被捕之后，由于封锁消息，上海"四人帮"的余党们最初并不知道北京的真实情况。
尽管马天水和周纯麟突然奉命前往北京，曾引起徐景贤和王秀珍的怀疑，但是他们到达北京之后，并未发来异常的信息。
10月7日晚，王秀珍打电话给北京京西宾馆，找马天水。
电话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接的。房佐庭告诉王秀珍，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其实，当时，马天水已经参加了中央"打招呼"会议。遵照中央规定，房佐庭对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
当王秀珍要房佐庭找马天水直接通话时，房佐庭推说："马老在洗澡。"
由于电话是马天水的秘书接的，所以没有引起王秀珍的怀疑。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个电话。当时，于会泳告诉徐景贤，"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
接着，徐景贤又给卫生部部长刘湘萍打了电话。刘湘萍则告诉徐景贤："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尽管于会泳和刘湘萍的答复隐含着异常情况，但是还不足以使徐景贤对于北京局势作出发生异常的决断。
这样，10月7日那天，上海在平静中度过。
10月8日，上海陡然紧张起来！
发现北京动向异常，是从10月8日清早开始的。
1980年12月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开庭审问王洪文、张春桥时，徐景贤作为证人出庭。徐景贤在证言中，详细叙述了当时发现北京动向异常的过程。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老婆）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引者注：当时廖祖康判断说，"情况反常"！）……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引者注：当时萧木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引者注：这时，徐景贤又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那里获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356页。）
廖祖康的这一估计，显然因为他是长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从王洪文那里得知中国政界最高层的内部斗争形势，所以他的话不多，但很准确。
徐景贤听了，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24.上海余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2)
就这样，"四人帮"上海余党在10月8日上午作出了北京"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判断。
但是，这一判断，还只是"极可能"而已，尚未得到最终证实。
尽管尚未得到最终证实，徐景贤和王秀珍开始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们以及上海的重要部门负责人"打招呼"，做好应付突变的种种准备。
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在1976年11月5日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描述了10月8日下午在上海康平路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紧急"打招呼"会议的情形：
8日下午三点，我去康平路小礼堂开会，会议由徐景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秀珍、冯国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说：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7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马的秘书）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会议就散了。（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为了摸清北京的真实情况，王秀珍派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在8日下午飞往北京，打听消息。王秀珍与他约定了暗号，如果北京果真发生"右派政变"，就来电话说，"老娘心肌梗死"。
确证北京动向异常，是在10月8日晚上。
朱永嘉这么写道：
8日晚上，我又去康平路，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他们向北京打电话，探听消息，后来缪文进（金）打电话来讲老娘心脏病发了，是心肌梗死，这样大家认为是"右派"政变……（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当时，确证北京动向异常，除了缪文金的电话之外，还有两个电话。
一是王洪文的"小兄弟"祝家耀打来的。祝家耀是王洪文把他调入公安部，准备安排他当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在电话中说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三句话清楚表明，北京发生了"右派政变"！
紧接着，文化部刘庆棠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刘庆棠所说的"我们文化部几个人"，无非是指于会泳、钱浩亮等人。"病了"，也就是失去了行动自由。
这三个电话，最终证实了北京发生了"天大的事"！
25.10月8日：上海疯狂之夜(1)
由于已经确证北京的"右派政变"，在上海康平路举行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便变成了一次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后来，朱永嘉是这么描述的：
当时我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王秀珍在会上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还说舆论工作叫我去准备。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宣布几项决定：一，现在开始作武装暴乱的准备；二，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徐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
散会以后，我立即到文汇报、介（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四人帮"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回写作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有来得及讨论。（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1980年12月13日上午，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张春桥时所作证人证言中说：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就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360页。）
这时，法庭投影和宣读了这个手令。原文是：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宣读后，审判员王战平问徐景贤："这是你写的吧？"
徐景贤答："是我亲笔写的。"
审判员王战平说："好，你说。"
徐景贤："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接着法庭又投影和宣读了徐景贤写的第二个手令。内容是："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指挥。"
宣读后，审判员王战平问："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答："这是我亲笔写的。"
审判员王战平说："你继续讲。"
徐景贤："……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362页。）
10月8日午夜，上海的疯狂之夜。
26.10月8日：上海疯狂之夜(2)
关于一号指挥点，徐景贤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王秀珍率领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
10月9日凌晨一时，那里灯火通明。应召赶来的有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此外，还有先期到达那里的廖祖康、施尚英、钟定栋、冯国柱。
王秀珍成了那里的首领。她满脸愠容，环视了与会者之后，用压低了的声音说出了一番富有煽动性的话："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与他们对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在这关键的时刻，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个个嘴里喷射着复仇的烈焰。
陈阿大挥舞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吴淞口只要沉一条万吨轮，就能把航道堵住。去几辆大卡车到机场，把钢锭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机场封住。"
叶昌明出了另外的主意："我们可以在上海发动大罢工。上海一罢工，就会产生国际影响。"
黄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
戴立清显示"溜子"本色："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上我们的功绩的！"
马振龙发出了同样的吼声："我们要对着干。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脑袋！"
倒是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没有说什么 "豪言壮语"。他派人到城建局，连夜取来几套上海详图。他知道，一旦在上海打起仗来，没有上海详图难以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则对10月8日午夜的密谋内幕，作过如下回忆：
"在10月8日的晚上十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在10月8日晚十二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三千二百四十人和摩托车一百辆，卡车一百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一万三千人，起用民兵一○一号武装巡逻艇、十五瓦电台十五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引者注：施尚英原在上海造船厂工作）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十八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引者注：即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工厂），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
"王秀珍并且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使，我们就选择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且在10月9日的上午九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
"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王秀珍所看中的东湖路七号，亦即东湖招待所，那是上海市委的一个招待所。王洪文回沪，总是住在那里。
在一号、二号指挥点，徐景贤、王秀珍分别指挥着一班"武将"。
朱永嘉呢？他则忙于指挥那班"秀才"，作舆论准备。
10月8日之夜--"四人帮"被捕四十八小时之后，如姚文元所"预言"的那样，上海"基地""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
一场武装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上海。尽管上海一千万市民对此还毫无所知，但是上海已堆满了干柴，只差一把火了。
27.马天水的电话解除了上海警报(1)
10月9日，下起了细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儿带女，离开了康平路。
没有坐小轿车，悄然登上公共汽车，从上海西南角斜穿整个市区，前往东北角杨树浦。
王洪文的小兄弟已经给她透露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给王洪文挂长途电话，总是没人接。
她给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医、她的一位好友挂电话。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到我这里来吧，暂且躲一躲。"她的好友劝慰她。
她就带着儿女，借住到厂医家。
这位厂医与她的友情，倒并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曾任厂党总支委员，"文革"前与王洪文有点来往。1966年，她的丈夫去世。1967年在与"联司"血战之时，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为这样，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带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个显眼的所在。金祖敏也把女儿托崔根娣一起带去。顿时，厂医家里挤了一屋子人。
不久，这小屋里又增加了一名"逃难者"。她叫张融融，张春桥的第三个女儿。
张春桥的女儿怎么也躲到这儿来呢？原来，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国棉十七厂青年工人徐百丰介绍给张融融。听说崔根娣在厂医家避难，张融融也以为这里安全，便过来暂避风头。
虽然这儿是工人宿舍区，远不如康平路高干宿舍豪华、宽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实了。她与厂医挤在一张床上，说出了心里话："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我的心总是悬着，担心洪文迟早会出事。现在，果真大祸临头……"
不过，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那紧张的战斗气氛，忽然缓和了。
徐景贤、王秀珍这几天绷紧了的脸上，居然出现了笑容。
上海"基地"怎么一下子松弛了神经？
原来，10月9日上午十时，马天水从北京给王秀珍打来了电话。
"是马老吧？"王秀珍一听见马天水的声音，高兴得跳起来了。
"是我呀，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真的，从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是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体好吗？"王秀珍问。
"好，好，我在京西宾馆里一切都很好。"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长好吗？"王秀珍问了最关键的话。她所说的"四位首长"，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帮"。
"他们都好，身体很好。"马天水居然这样答道。
"你见到他们了吗？"王秀珍紧紧追问。
28.马天水的电话解除了上海警报(2)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马天水说得很流畅，很自然。
挂上电话，王秀珍急忙把好消息转告徐景贤。
徐景贤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顿时瘫在椅子上--连日的疲劳一下子袭了上来。
"小兄弟"们也飞快地得知"喜讯"。
叶昌明顿足道："唉，虚惊一场！"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年轻的女委员、《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在1977年5月27日受到审讯时，曾这么说：
"9号上午，听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天水通了电话了。马天水说：他们三个（指王、张、姚）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我听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我对朱永嘉说：要是马天水说了谎，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大不小。王知常说：马老是老干部了，说谎不至于。因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思想上不像8日那样紧张了。中午，萧木到我办公室来，对我讲他可能马上要走了。我说北京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不会马上叫你回去的。他说：不管出什么事，我都是要走的。小说我不想写了，也写不下去了，不管怎么样，人家都会说我写这部小说是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我说：那也不能这么讲，文化大革命总归还是要反映的，也总会有代表人物。萧木要我替他保存小说已经印出来的部分清样。在讲到当前形势的时候，我说不知会有什么变化，华国锋同志任主席的话，春桥同志可能会当总理。萧木情绪低沉地说：恐怕事与愿违。以后看起来中央是集体领导了，不可能像主席在时那样，一切都可以由主席仲裁，决定。现在还没有像主席那样可以仲裁一切的人……"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上海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这天零点，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紧接着上海各报与中央各报一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重要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这两项决定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0月8日作出的。
另外，这天还同时下达中共中央文件，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7日作出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看着报上刊登的两项决定，看着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帮"的同党们，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警报解除了!
29.10月12日：上海又要"大干"(1)
其实，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个长途电话的。
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总结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说的第一把手，亦即顶头上司。
他总是举"顺风旗"。
在陈毅市长手下，他照陈毅指示去办；
在柯庆施手下，他听命于柯庆施；
在陈丕显、曹荻秋手下，他曾与造反派分庭抗礼；
在张春桥得势之后，他"痛改前非"，成为"结合"干部；
10月7日，当他刚到北京，要他"急转弯"，他一时转不过来。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他这几年在上海替"四人帮"看家，他的命运早已与"四人帮"紧紧连在一起，成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他会骂出"宫廷政变"之类的话。
不过，他毕竟是"三朝元老"，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云。他在北京开了两天会，知道"四人帮"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就不能不为自己拨小算盘了。他再一次以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了。
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给王秀珍挂了电话。上海放松了戒备。
10月9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10月10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在临行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得知"四人帮"真的被捕。不过，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他俩作了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徐景贤、王秀珍腾空之后，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领，陷入混乱之中。尽管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状态，但已是群魔无首了，"马、徐、王"这"三驾马车"都离开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曾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基地"打电话，那话是含含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后来，陈冀德这么记述：
"10日下午三时。朱永嘉通知我到写作组开会。在场的有王绍玺、萧木、顾澄海。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两人已去北京了。他们临走时约定一到北京马上打电话给上海，好让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结果等到晚上九点多，还没有接到徐、王的电话。朱永嘉从市委回来说：徐、王在郑州被勒令下飞机接受检查，并说载他们的飞机不是专机，而是沿途把山东等省市书记放下再到上海接徐、王二人，起飞后也不是直飞北京，在中途又多次停顿。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冯（冯国柱）、王（王知常）、张（张敬标）分析这种情况很反常，气氛又紧张起来。到半夜一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大院里带来消息，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贤一定是投降了。他们大家都投降，我也决不投降。"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10月11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过。
由于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震撼了上海。
陈冀德这么记述：
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我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这时，徐景贤再次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上海不要动，一定等他们回来。我想：肯定是"四人帮"出问题了，但究竟情况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晚上，朱永嘉从大院里带来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已经广播了。听他这么一讲，我的情绪很激动，讲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话，我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反党情绪猖狂至极。（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页。）
10月12日，马、徐、王仍没有回上海。
"他们三个也肯定给扣起来了!"这样的猜测，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转为焦躁，转为暴怒。
30.10月12日：上海又要"大干"(2)
陈冀德这么记述：
12日上午。萧木在朱永嘉办公室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见没人吭声，他指着椅子背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我当时的情绪是要顽抗到底的，因此并没有理解他讲这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搞攻守同盟。我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的，只有一条命，没什么好说的。下午，朱永嘉对我说：冯国柱（常委）已被他说服了，也准备干了。我因为平时听朱永嘉讲过冯国柱这个人待人处事比较圆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萧木到办公室来，说警备区的李宝奇已经回来，但另外两个司令员一点消息也没有。朱永嘉说：糟了，李宝奇是邓小平的人，看来问题肯定出在军队。当时，我们确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我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块去死吧。萧木说：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长的，主席的人也是向着他们一边的。晚上，朱永嘉开完常委会回来，大叫上当了，现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样干起来还能顶他几天，造成世界影响。我当时思想混乱，想干，又不知怎么干。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时，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我的讲话记录本和照片全烧了。因为烧得比较慢，张春桥写给我的信件和我给他写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锅炉房去烧的……（注：同上书，第372页。）
虽然后来得知马、徐、王在13日可以回沪，但朱永嘉等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了。
于是，10月8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施尚英关于10月12日夜晚的描述最为详细。下面引述了这位当事者的回忆：
10月12日晚上八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六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引者注：这时朱永嘉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
萧木急急忙忙的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引者注：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
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
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指"四人帮"。
（引者注：这时，"历史学家"朱永嘉来了个"古为今用"，讲起了秦汉之争，刘（邦）、项（羽）之争以及巴黎公社血战到底的历史典故，然后，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萧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六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31.10月12日：上海又要"大干"(3)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让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
当夜，他们制定了两个武装叛乱方案，其一曰"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静，在蒙蒙细雨中，一辆辆轿车驶出康平路。其中的几辆朝东径直驶向外滩。
矗立在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厦四○○室，灯光耀如白昼，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组织部负责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这里召集紧急会议。"五虎将"全部到齐--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这是一支"忠诚"于王洪文的力量，是"工总司"的老班底。他们要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们研究了停水、停电的种种方案，主张"立即起事"。
毕竟马、徐、王不在，这伙"王家班"研究了许久，未能有一个头儿拍板。最后，只得决定：在工会系统（大体上也就是原"工总司"系统）向下"吹风"，使当年的那批"造反英雄"们起来第二次"造反"。他们拟定了二十多条"起义"的标语，还组织人马以最快速度赶印进行"起义"的传单。如果马、徐、王不在10月13日回沪，他们就决定在10月13日晚大干！
10月13日凌晨一时，上海市总工会各级负责人匆匆赶到总工会大厦。这些负责人大都是当年"工总司"的各级头头。他们紧急动员起来了。
根据廖祖康的意思，叶昌明在这凌晨紧急大会上，"吹"起"风"来了。
以下是从当时的记录中查到的叶昌明的原话：
"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
"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
"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大考验。……"
虽然朱永嘉力主10月13日早上六点开始"大干"，但是由于马、徐、王已定于上午十一时飞抵上海，不少人主张还是等几个小时，等马、徐、王回来再定。这样，10月13日上午，上海没有响起枪声，仍保持平静。
32."完蛋了，彻底完蛋了"(1)
10月13日上午十一时，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在上海机场上一出现，便陷入了王洪文那班"小兄弟"的包围之中。
马天水哼哼哈哈，王秀珍沉默不语，向来口若悬河的徐景贤此刻也变得舌僵口讷。
康平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拿出了从北京带来的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虽说他们三个也声称自己"想不通"，毕竟他们在北京已亲眼看到"四人帮"大势已去，已向中央表了态，作了保证，表示回沪要妥善处理。
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张敬标看了直摇头："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当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
无奈，落花流水，上海"基地"人心涣散，再想"大干一场"已经干不起来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于这天抵达上海，直接控制了上海局面。
陈冀德记述道：
"13日下午。朱永嘉通知我到锦江小礼堂开会。当我和王知常、王绍玺、萧木走到会场门口时，只见警卫森严，并且不准萧木进门。我感到很紧张，以为萧木要被抓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场时，还与到会者逐个握手。我厌恶地想：你们还有什么面孔来见大家。马天水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徐景贤传达了主席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
"当时，许多人都哭了。市委常委黄涛指着马天水和徐景贤大骂：叛徒!叛徒!出卖了我们啦!陈阿大跳起来喊着：老子他妈的拼了!徐景贤劝阻说：你们不要再哭了，更不要乱闹，否则将会加重他们四人的罪行。暂时不通，慢慢会通的。马天水也扳着手指说：两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听清了没有？今天每个人都得表态，不然就别想回去。几个常委带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别人也跟着说了类似的话。我没吭声。朱永嘉催我表态。我说：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站起身就走了。我回到寝室关上门整整哭了一夜。"
10月13日晚，上海市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聚集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那里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这"三驾马车"言不由衷，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马天水这位"老运动员"，事先关照过徐景贤、王秀珍，检查时"帽子要大，内容要空"。
"完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台下，一片唏嘘声，人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靠造反起家的。
开完会，马振龙回到总工会大厦，在四○三号办公室里抱头痛哭，如丧考妣。哭了一阵子，他拨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对着话筒把马天水骂了一通："叛徒！你出卖了上海，出卖了我们！"
骂已无济于事。
翌日--10月14日，新婚不过一周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与萧木一起坐飞机去北京。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外面盛传我是在上海被捕。不是的。那天，我和萧木坐飞机到了北京之后，前往北京卫戍区报到，才被隔离审查的。我变得很忙，四面八方的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王洪文的材料。我就整天地写呀，写呀……"
就在这一天，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基层。直至这时，上海老百姓才知道中国上空的四颗灾星已被一举扫落，欢愉之情难以自制。
当年"炮打张春桥"的核心力量--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师生，兴奋地高举"欢呼打倒'四人帮'！"的横幅，走上街头，举行自发的庆祝游行。上海多日的沉闷一扫而空。全城男女老幼笑逐颜开。人民明白了真相。就连许多受蒙蔽而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欢庆的队伍。
至此，上海的武装叛乱烟消云散。"四人帮"在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上海，再不是"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属于人民！
鉴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后，还是能够按照他们在北京许下的诺言行事，为了稳住上海，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仍是上海的"领导"。
33."完蛋了，彻底完蛋了"(2)
10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上海17日电讯：《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项重要决定 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电讯中提到的"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当时对"四人帮"的特定的代名词。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长篇文章《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文章揭露了"狄克"的老底。"狄克"是张春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过的笔名。这是批判"四人帮"的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虽然文章只点"狄克"，没有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10月22日，"四人帮"一词第一次公开见报。《人民日报》套红标题：
《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10月24日，上海百万军民云集人民广场，大会横幅上的字是这样排列的：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上海军民大会
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人民广场上空，居然响起马天水的声音--大会由他主持，头衔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会副主任"。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致敬电：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上海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民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红小兵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致奋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在念致敬电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贤、王秀珍也不时跟随着大家鼓掌。
直到三天之后--10月27日，上海的局势才又一次发生根本的变化：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会上，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发言，表示"坚决拥护"。
这一消息在10月30日刊载于《人民日报》。
此后不久，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也"忙"起来了，忙于写交代--光是"帽子要大，内容要空"已不行了，只得老老实实地交代在那十年中的种种倒行逆施。
这里顺便提一笔马天水的下场。1998年安徽《党员生活》杂志发表《马天水的暮年》一文，现照录于下：
一个寒冷的冬天，华北平原上最后一批庄稼已收割完毕，西风残照，衰草凄迷。一个孤独的老人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时而狂笑，时而嚎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马天水。
马天水回到河北唐县老家已经一年了。1982年，上海司法机关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罪犯时，鉴于马天水患有反应性精神病，决定暂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后来，由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作保，把他领回原籍养病。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时发，经常离家外出，在外胡言乱语。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解除担保，由政府处理。有关部门按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决定派员前往唐县，带回马天水，替他治病。
34."完蛋了，彻底完蛋了"(3)
1983年4月初，一行人来到河北省唐县一个村庄。没有料到，马天水一见到吉普车来到后，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最后才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马天水。只见他趴在沟沿上，脑袋钻进了草丛，只一个屁股撅在外面。显然，他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公安人员好不容易把马天水弄上车，离开他的老家。
吉普车在华北原野上奔驰。马天水安静下来了，他环顾着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边的医务人员念叨起来："我们在这个土坡上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那儿原来有日本鬼子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游击队炸飞了……"对抗日战斗历史的明晰回忆，看起来马天水的神智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触到"文革"，他就丧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乱语。
后来，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王秀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笔者曾在上海市监狱见到正在服刑的徐景贤和王秀珍。后来，笔者又在上海多次见到获释的徐景贤。年逾花甲的他，居然没有一根白发。他依然思维敏捷，谈吐逻辑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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