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四人帮”兴亡 > （中卷）第二部分"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盲。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1.王洪文从上海飞回钓鱼台(1)
"回上海，就像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1975年9月18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
"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1975年9月18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得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9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11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2.王洪文从上海飞回钓鱼台(2)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忡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最终还是提早回上海了。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很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
3.周恩来之逝使"四人帮"狂喜(1)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盲。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指1935年8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的，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
是指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就在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9月20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4.周恩来之逝使"四人帮"狂喜(2)
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自1975年6月1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
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像地震一样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据当时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5.周恩来之逝使"四人帮"狂喜(3)
张耀祠也对笔者回忆说：
"总理去世的消息，是我向主席报告的。主席听后，很久很久没有说一句话。等了许久，我见主席轻轻地朝我挥一挥手，赶紧退了出去……"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道。
1976年1月15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萧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据萧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1976年1月23日、1月28日、2月4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1976年1月31日。
萧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2月3日--正月初四，萧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6."老实人"华国锋成为新总理(1)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 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不可能继任总理。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成为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1976年2月2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
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也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引者注：指周恩来年龄大了）。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时而哭，时而要赶人。他病卧在床，一字一句地看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请示报告。看完后，又泣不成声。我问主席去参加总理追悼会吗？主席难过地说："我也起不来了。"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远新说："好!选得好!"
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来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
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
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项决定很满意。
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
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7."老实人"华国锋成为新总理(2)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
当时，主席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不止一次地当面对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例如：小平同志推荐赵紫阳、万里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时，主席也十分赞扬，说："很好。你办事，我放心。"
在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又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1938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40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1949年8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1952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1954年，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55年7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8."老实人"华国锋成为新总理(3)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9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6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1959年6月25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寂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挂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地位。
1968年4月8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公安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9."老实人"华国锋成为新总理(4)
1973年5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全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却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1973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4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0."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1)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竿，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1976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11."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2)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
"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嘭、嘭、嘭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像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真是历史的巧合，1975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张春桥望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中共中央1976年一号"红头文件"，嫉愤、懊恼、沮丧、报复之情交织在一起，咬牙切齿写下这样的《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976年2月3日有感
就在张春桥写下《有感》之际，上海发生了一桩真实的笑话：
张春桥的爪牙，如同张春桥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张春桥的心思。"一号文件"下达之际，有人在上海街头贴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在那种铅云低垂、寒风刺骨的年月，上海人居然也充满幽默感。乘着大字标语糨糊未干，一位小伙子悄然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标语前面去。于是，大字标语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多少行人驻足街头，看着这条妙趣横生的大字标语。虽然个个强忍着笑，可是，一回到家里，作为"特快消息"传播，个个笑出了眼泪！
12.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1)
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称"转弯子"会议，第一次把"批邓"公开化了。
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据云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
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注：均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好好"转弯子"。
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在"转弯子"会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亮了出来。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挨批了，江青由"闲人"变成大忙人。
江青"麾下"的大大小小的写作组，此时集中火力在大报小报上攻击邓小平：什么《再论孔丘其人》，什么《司马光登台一年》，什么《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什么《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江青"麾下"的电影界，先是推出了故事片《决裂》，"向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紧接着，一批"跟走资派斗"的故事片，在紧锣密鼓声中开拍，诸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等等。
在这"转弯子"的时刻，江青于1976年3月2日，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作了长篇讲话。
江青的讲话，不遮不掩，直攻邓小平。
以下是江青讲话记录稿的部分摘录。一开头，就说邓小平"斗"她，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
同志们好!我看望同志们。我昨天来了，同志们都睡了。所以我不敢也没法去看望同志们。……
13.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2)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引者注：这个政治局委员指江青本人），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
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据说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
最近，我们才开了窍门，人家揭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这是一个坏人。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还耍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干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主席不同意的，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
江青接着谈到了文艺问题：
反正意识形态方面的多了，还有什么科学院呵，多了，你们陆续都会知道。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文艺也是邓小平授意胡乔木负责，有的问题还未弄出来。
有个叫李季的人，怕了，躲到医院去了，他们授意叫他写文章，这是有文件的。印了没有？
连《创业》也是他授意的，作者那封信确确实实是邓小平转的，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伟大，主席并没有看这个电影。《创业》这个题材是我推荐的，拍得粗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主席的指示无比的英明就在于保护了我们一系列的电影、戏剧，很多东西，不然都是毒草。
人家揭发邓小平看电影《春苗》，看了几本，就说，大毒草。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海霞》。
我那时正在给主席、给政治局写一个报告，也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我就请假。我说，小平同志，请原谅，我可能赶不上，但我一定看。
后来我知道了这个情形，他是什么样呢？把文化部长、中央委员于会泳同志赶到后头去，还把春桥同志也赶到旁边。他和导演谢铁骊、钱江坐到一块儿。这两个人我还是保护他们，他们过去是专门拍毒草片的。后来我拉着他们拍样板戏，结果失败了三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形，命令整个政治局看《海霞》，不只是《海霞》。《海霞》的原始底片统统看，一共二十四本，看多少时间？一小时看六本，四个小时，看那么长时间呀！目的是什么？就是保护《海霞》。你不许讲话，那我保留评论权。
在这儿，咱们不展开，还是个枝节问题。只有一个外国人，敢于讲话，就是斯诺的夫人。她说：《海霞》不怎么样，冲着它这样讲究服装、讲究布景、讲究美人，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在我们全国还没有人敢批，因为政治局看了这部电影，谁敢批呀！就是一分为二也不许。
还有体委，整庄则栋整得厉害，这都是在后头的，整我在前头。
江青居然当众点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名，重提《园丁之歌》旧案，甚至追溯到当年湖南没有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他进行了"批评"。张平化当场据理反驳，会场上好"热闹"：
湖南的那个张平化来了没有？
（张平化站起身：来了。）
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是不是你搞的？
（张平化答：是。）
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你还说初烂（初澜）就让他烂了吧。你让一个服务员造那样多的谣。我已经核实了，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有意见我没说，就是对内容有意见。那个戏是我和春桥、会泳三个人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我觉得"园丁"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人、贫下中农，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呢？
意见最多、最深刻的是春桥同志。
14.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3)
你是搞反攻倒算，但是我们当时说也不要批什么，就压起来了。后来是你们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
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文章没看，是因为那个字太小，不看。……毒草锄掉还可以作肥料。《园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来评它。
（张平化：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
你是完全搞翻案！
（张平化：不是。）
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点吗?那应当说是有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海瑞罢官》文章的。
我今天提出来，就是你太积极了。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你在那里搞翻案，你就是执行邓小平的那一套。……
你看你气鼓鼓的，我平心地讲，你有问题，我在这儿跟你讲理哩。你不值得委屈，不要气鼓鼓的。你自己要作深刻检查。……
江青接着讲到了她和邓小平在政治局内的斗争，自称是"过了河的卒子"，要吃掉邓小平这个"反革命老帅"：
4月开始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指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
5月3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
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是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就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要首先打我。
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4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了。他还不甘心，还要弄。
主席在5月3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邓小平绝口不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他也不提。主席说不要搞广东帮、四川帮、上海帮，结果他只提上海帮。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江青甩出了手中的"王牌"──毛泽东。她哭着说，邓小平"欺负主席"：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
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个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想拿出去，我写了一个报告给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呵！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
邓小平不仅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案都要翻。完全是个反革命两面派，他暴露得比林彪还快。……
15.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4)
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残忍呵！法西斯呵!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像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在不惊动他的条件下，我掌握了一点，惊动他的，那是大量的。而且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见，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解，你邓小平同志不理解呀，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你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呵。
同志们，包括一些跟他多年的老同志，我就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除了个别的坚决要跟他的。如果我说了这些，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答应邓小平吗？在座的同志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的保护呵!
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不说了。（抽泣、哽咽）同志们哪，我们都没有责任保护主席吗？我是觉得应该想一想呵！
江青居然骂起邓小平是"大汉奸"来了，而且说自己准备"杀头，坐牢"：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
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头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从皮包中找钱）噢，这次又没带。弄不好，我就走。
……
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我想在座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实在是不熟悉他。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下，或者是老的，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啊，可是不接触人，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
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不过据我们现在知道，去年开什么十二省委书记会，个别谈了话，有的是两个人。当然也有的没有谈。
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谁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
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那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我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必须要有护士，因为我每天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特别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不需要服务员。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
16.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5)
我有这么两句话："巡抚出朝，地动山摇。"确实要小心呵！确实有这个问题。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有不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哪儿去，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餐。革命化。邓小平说的挂职下放，那完全是错误的，简直是浑不讲理了。
江青自比武则天、吕后、赵太后，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红都女皇"：
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刘邦临去世以前，吕后请示他说："萧何以后是谁？"刘邦答："曹参。"吕后又问："曹参以后呢？"刘邦说："周勃。"你们看了这一段历史没有？吕后又问："周勃以后呢？"刘邦说："那我不知道了。"
"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此人也。"大概是这么个句子，你们也可查来看看。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呵，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武则天到晚年没有被杀掉，就是则天大圣皇帝给取掉了。现在则天大圣皇太后是……（未听清）下来，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徒子徒孙们专门攻击这样的人。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
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去扩散。我建议你们也看看这段历史。……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我用工具书就可以看懂。在座的大学生也有了，有没有？我反正只是个高小学生。蹲图书馆的时间多，大概有的同志比我们还低一点儿。就这样吧，我占用同志们时间很多，我要讲错了，同志们批评我。
江青说到这里，其"女皇梦"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她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江青的这番"长篇讲话"，传到了毛泽东耳中。尽管此时她正得势，但毛泽东仍于3月10日批示，对她进行批评：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17.江青高举"批邓"大旗(1)
尽管毛泽东在1976年3月10日批评了江青，江青仍我行我素。在3月26日，江青又提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邓"。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197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如下交待：
审判员：姚文元，上次提的问题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姚文元：这几天我仔细回想了一下，1976年3月26日政治局的确开过一次会，地点好像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内容是听取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的人汇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审判员：会议是谁主持的？
姚文元：是华国锋同志。
审判员：是谁提议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
姚文元：是江青。是她提出来后经主席批准的。
审判员：你事先不知道吗？
姚文元：不知道。就是江青提出要两校来人汇报，他们一下子就来了。
审判员：他们汇报时，你们有插话吗？
姚文元：有。政治局的人都有插话，江青、张春桥讲得最多。
审判员：你有插话吗？
姚文元：我也有插话，但很少。可能在他们讲到邓小平副主席在"人大"的报告时，我插了一句：那个报告反个人迷信，当时效果也不好。还有一次攻击邓小平副主席的插话，是科学方面的。
审判员：在这一次会议上你讲没讲过："社会上的许多谣言都是从政治局传出去的。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这样的话？
姚文元：不是这样的，真实情况是，我讲了社会上谣言多，要追查这类的话，但诬蔑邓小平副主席那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江青说的。关于这一点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作证。
审判员：江青还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哦，江青的插话很多，也很杂乱，具体的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但她和清华、北大的人没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加以发挥。
审判员：张春桥、王洪文的讲话你还记得吗？
姚文元：因为都是插话，没有完整的发言，时间又太久了，准确地回忆起来很困难。
审判员：你想起多少讲多少。
姚文元：好。王洪文的插话不多，好像讲了一下1975年给老干部开追悼会太多了，贺龙的追悼会连总理也去了。张春桥的插话比较多，也非常尖刻，主要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批判邓小平副主席。我记得他好像说了邓副主席是"典型的洋奴买办"、"连托洛茨基都不如"这样恶毒的话。别人的情况我也可以说吗？
审判员：可以。
姚文元：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有过一个尖锐的发言，中心论点是邓小平老犯错误老不改，这次搞右倾翻案风，是旧病复发。他还把邓小平副主席1972年写的检讨拿出来，念一句批一句。
18.江青高举"批邓"大旗(2)
审判员：你只交待"四人帮"诬陷邓小平的罪行。
姚文元：好的。在批邓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些事情。一个是张春桥在会上提出：毛主席过去有个讲话，说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后来查到了这段讲话。我把毛主席这段话在报上公开发表了，把这段话挂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头上，和党内资产阶级连在一起，这样又强加到一部分老干部头上，所以我发表这段话是不适当的。
审判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张春桥提出这个问题的？
姚文元：是在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用检讨的口气说：我原来搞不清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的对象是什么，看不见资产阶级了。后来毛远新把李先念同志这个发言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毛主席的这段话经毛远新整理后，也作为"重要指示"公开发表了。
审判员：在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中，你们"四人帮"还有哪些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言论？
姚文元：政治局开始批邓时，王、张、江、姚都没有正式发言，只有一些插话。有一天，毛远新在政治局传达：毛主席说， 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应该发言嘛。我原来想毛主席不点名，我就不发言了。我觉得当时在毛主席批评"四人帮"之后，假使我在批邓当中发言不恰当，回过头来还是要受批评，担心再犯错误。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毛远新整理"毛主席重要指示"之后，要分批向全国传达，每次来一批省委书记，由华主席给他们传达，讨论两三天就回去。有一次张春桥问我，你知道不知道江青、王洪文到省委书记会上去了？我说，不知道。张春桥说，他们还会讲出什么好话，无非惹些麻烦，让我们也跟着受牵连。后来我才知道，江青在那个会上胡讲一通，诬蔑邓小平副主席如何迫害她，打击她，搞得她生病，混不下去等等。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严厉批评了她。
审判员：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后，你发言了吗？
姚文元：这个，在毛主席点名让我们几个人发言之后，我经过准备，也作了一次攻击邓小平副主席的发言，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说邓副主席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端正，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才会积极支持右倾翻案风；我还说到邓副主席这种思想有历史根源，在"人大"报告中提出反对个人迷信，效果不好等等。我攻击的话还有不少，一时想不完全，我可以再想想，以后想起来再补充交待。
审判员：江青发言了吗？
姚文元：江青也讲了一篇，她的发言是激烈的，说前一时期为什么全国刮右倾翻案风，现在搞清了，风口就是邓小平；她还说为什么去年7、8、9月谣言那么多，现在也查清了，根源就在邓小平，他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审判员：你和江青的发言是在什么时候？
姚文元：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就在毛主席点名之后不久，是在同一次政治局会上讲的。
审判员：张春桥、王洪文也发言了吗？他们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张春桥也讲了一篇，现在记不起具体内容了。王洪文没有系统的发言，他有很多插话，也给毛主席送了好几批材料，如电影《春苗》的材料等等。
审判员：你接着讲吧。
姚文元：批邓刚开始我是没跟上去的，后来却是很积极的。这都是事实。对于我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我都要继续反省。
被审人签名：以上记录我看过，补充说明附后。
姚文元（指印）
1980年7月25日
关于197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姚文元从他的视角作了交代。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在1980年8月3日，也作了交待：
1976年3月中旬，江青对我说，她找外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谈过（话），他们反映，到清华、北大去参观学习一下效果比较好。江青说："两校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政治局的会却开得冷冷清清。应该请他们到政治局会上来介绍一下运动情况，可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
19.江青高举"批邓"大旗(3)
过了几天，在一次政治局会上，江青又提出：清华、北大是主席亲自抓的点，主席要中央机关、各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都去两校参观学习，他们反映效果比较好。政治局的同志都没去过，建议请两校的同志到政治局来，会后我把江青的意见报告了主席，主席也同意。
过一两天，谢静宜打电话给我，说市委通知他们作准备，中央最近要听一次两校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情况的汇报。我对他（她）说，这是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你们要认真准备一下。
3月下旬一天政治局会上，清华、北大来的几个人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用恶毒的语言进行了诬陷、诽谤。中间江青还作了一些插话，煽风点火，无限上纲。事后，我把这次会议情况报告了主席，我还向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不好，说他一句话不说，最后连个态度也不表。
对于列席197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迟群、谢静宜，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在1980年8月20日作了如下揭发，从中也可以看出会议的若干情况：
2月6日，迟群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第五次点名批判了邓小平同志。他还别有用心地提出一个"以邓小平为首的翻案集团"，接着狂叫："宁可掉脑袋也要一斗到底。"
3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五号文件明确指出："不要层层揪代理人。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迟、谢公然对抗，叫嚷："这是与清华唱对台戏!"并于3月22日，在校党委书记碰头会上抛出了"揪一层人"的反动口号。他们说："搞右倾翻案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和邓小平共鸣的，差不多的闹得凶的有一层人。""这一层人不是一般的干部。"并扬言"要通过批邓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很明显，他们所谓的批邓其罪恶目的是要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人帮"及毛远新于3月24日晚，秘密指使迟群、谢静宜一伙准备到政治局，"面对面批判邓小平"，狂妄叫嚣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谢静宜连夜赶回清华，召集张凤瑞、荣泳霖、夏镇英、周家悫及党办副主任吴敏生进行部署。
3月25日上午，迟、谢又召集他们几个人，并加上胡健，进一步密谋策划，确定由周家悫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人插话的内容。迟群鼓动说："中央要我们去汇报，就是要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斗争。""谁也不要怯阵，发言既要有分量，又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迟群还授意"汇报的内容要以对外接待提纲为基础，把接待介绍的第三人称'他'，一律改为'你'，'你是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让你们一伙人死了心吧！'……"他还讲："汇报时要考虑到还有一层人，要突出揭发、批判、剥画皮，重点是经济问题和经验问题。"迟群还导演说："主要由你们讲，我们俩见机插话。……"
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及迟、谢一伙诬蔑邓小平同志是"谣言公司总经理"，攻击邓小平同志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经济政策、出口石油、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是"败家子"，"洋奴买办"，"全盘西化"，"转嫁经济危机"！还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1957年1月在清华大学的讲话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报告"，"长了右派的威风，把右派放出来向党进攻，使得清华五七年出现了五百六十个右派"；他们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搞复辟倒退"等等，对邓小平同志竭尽诬陷打击之能事，必欲置死地而后快。
……
"三·二六"大闹政治局之后，迟、谢一伙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华国锋同志在会上"没怎么发言"，"被动"别有用心地攻击叶副主席没有到会"那是可以理解的"，谩骂邓小平同志对他们的这种诽谤攻击不予理睬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
迟、谢一伙大闹政治局的反革命活动，受到"四人帮"的特别赏识，直到8月26日，江青来清华大学时，还称赞荣泳霖说："你们向邓小平开炮开得好！"并要迟群、谢静宜代她向大闹政治局的夏镇英、周家悫问好，鼓励他们继续向党进攻。
20.江青高举"批邓"大旗(4)
1979年12月3日，那位当年曾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周家悫，这样描述他的所见：
1976年3月26日，"四人帮"指使迟群、谢静宜一伙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同志的情况是这样的：
3月24日深夜，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校部大楼党委会议室召集部分党委成员和"梁效"写作组的骨干分子开会。我记得当时去的人有张凤瑞、胡健、荣泳霖、夏镇英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吴敏生。在会上，谢静宜首先传达了毛远新的指示，大意是说：中央要听我们汇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要选几个人到政治局去面对面批判邓小平，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经过商讨，最后确定由张凤瑞、胡健和我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个人插话的内容。谢静宜鼓动说："中央首长派我们去参加政治局会议，就是要我们去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作面对面的斗争，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勉励，我们决不能怯阵。发言一定要有分量，也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要给政治局一颗重磅炸弹。"迟群还详细布置说："汇报内容就以'两校'接待参观人员介绍提纲为基础，重点突出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剥画皮。"他还说："到政治局主要由你们讲，我和小谢见机插话。"
3月26日，迟群、谢静宜带我们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由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当着邓小平同志的面诬蔑他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我还把他七五年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经济政策，出口石油，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说成是"败家子"，是"洋奴买办"，是"转嫁经济危机"。
胡健在发言中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阴谋家、野心家"，"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大搞物质刺激，鼓吹黑猫白猫论"； 把邓小平同志1957年1月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说成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报告"，"大长了右派的威风，把右派全放出来向党疯狂进攻，使得清华大学五七年就冒出了五百六十个右派分子"。他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
张凤瑞在发言中主要指责邓小平同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打击新生力量。他把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给毛主席的那封信说成是邓小平同志找人谈话后写的，目的是要打倒江青，否定文艺革命；他还公然诬蔑邓小平同志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搞修正主义的经验，只有走资派还在走的经验"。
谢静宜在插话时说："七五年第三季度，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个时期在八宝山给三十二名在文革中自杀的老干部开了追悼会，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是坐着大红旗轿车去的。"她站起身，指着坐在对面的邓小平同志厉声责问："你是不是参加了张霖之的追悼会？"邓小平抬起眼皮看了看她，没吭声。
谢静宜气急败坏地叫道："邓小平!你为什么不回答？"
邓小平索性闭上两眼，不予理睬。
这时王洪文接话说："贺龙的追悼会，周总理也去参加了，本来政治局并没有安排他去嘛，可总理听说给贺龙开追悼会，就自己从医院跑去了。"
江青尖着嗓子喊道："他们这是向党和群众示威！是复辟翻案的典型！"
在这次会上，"四人帮"也都表现得非常疯狂、恶毒，他们不时插话，攻击谩骂邓小平同志。
张春桥阴森着面孔诽谤邓小平同志："是老牌机会主义者，连托洛茨基都不如!"
王洪文说："邓小平去年6月到上海，私自找马天水谈话，让他有事不要找市委，要直接请示他，搞得我们几个市委书记都不管用了。"
姚文元说："去年主席批给政治局的几条指示，怎么那么快就传出去了？还有那些小道消息，搅得人心惶惶，要查一下，根子到底在哪里？"
江青气冲冲地说："根子就在政治局！国务院政治研究所就是造谣总公司，邓小平你就是总经理!下面还有分公司，分经理。"
面对"四人帮"一伙肆无忌惮的攻击，邓小平始终神态自若，一言不发，搞得揭发批判的人尴尬。
迟群恼羞成怒地责问："邓小平，你不吭声就是顽固对抗！"
江青也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是少见多怪呀！政治局每次开批邓会他都是这个样子，死猪不怕滚水烫嘛！"
在胡健发言的时候，姚文元被值班秘书叫了出去。不一会，他神色有些慌张地返回来，和王洪文、张春桥低语了一阵，没等胡健讲完，王洪文就急忙宣布散会，让我们先离去，政治局的同志留下有重要事情研究。
于是，迟群、谢静宜就带着我们离开了紫光阁。政治局又研究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得知了。
江青高举起"批邓"大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如此激烈地"批邓"。
21.爆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1)
真的，"凡事有三"。继1967年的"一·二八"、1968年的"四·一二"两次炮打张春桥之后，忍耐了八个春秋，第三回炮打张春桥在1976年春天开始了，到了清明节那天，达到了高潮--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第三回炮打张春桥，不光发生在上海，而是席卷全国，声势浩大。
说实在的，两个"一号文件"上，都没有张春桥的大名，明眼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张春桥投了反对票。要不，为什么一回提名邓小平，一回提名华国锋，偏偏不提似乎注定要当总理的张春桥。
炮口，再次对准了张春桥！
街头流传新编儿歌：
三人十只眼，
阴谋篡大权。
唯恐天下还不乱。
同志们，怎么办？
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
要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所谓"三人十只眼"，谁都明白：江青、张春桥戴眼镜，两人八只眼，加上姚文元，不就"三人十只眼"了！
另一首新儿歌，也够辣的：
蚍蜉撼大树，
边摇边狂叫：
"我的力量大，
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
"我知道，
一张报，两个校，
几个小丑嗷嗷叫。"
这里的"一张报"，指的便是上海的《文汇报》；"两个校"则是"四人帮"当时的据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常用"梁效"这笔名发表大块文章，攻击周恩来，批评邓小平。至于"几个小丑"，指的便是"四人帮"。
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导火线，就是那"一张报"。
22.爆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2)
3月5日，是周恩来的诞辰。新华社在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各报差不多都在3月5日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3月5日的《文汇报》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于会泳手下那个文化部写作组以"初澜"笔名所写的大块文章。这"初澜"是于会泳挖空心思才想出来的，取义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青，江青也。"初澜"即"出蓝"的谐音。新华社那条电讯，被挤到第四版去。据说，因"版面不够"，删去了电讯中周恩来的那四句题词。可是，也就在这个版面上，居然腾出位置，刊登了吹捧毛远新在辽宁"政绩"的两部电影的广告。
3月5日《文汇报》一发行，《文汇报》社不断接到读者质询电话；"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三·五"事件尚未平息，"三·二五"事件又风波叠起。
那是二十天后，《文汇报》头版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新闻稿。文中有一句话，深深激起了读者的震怒。那句话说：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所谓"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当时对邓小平的"专用代词"，谁都一看就明白的。至于"党内那个走资派"，显而易见，是指周恩来。
"《文汇报》骂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众多的读者反反复复捉摸着《文汇报》头版的那句话。短短几天之内，《文汇报》接到抗议信件四百二十多封，抗议电话一千多次。
"《文汇报》如此狗胆包天，后台是张春桥！"本来，愤怒的汽油早已撒遍中国大地，《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火花，点燃起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张春桥的神经，像二胡的弦，一下子拧紧了。
张春桥的眼睛，天天盯着《内参》；张春桥的耳朵，夜夜听着各地爪牙从长途电话中传来的密报。
3月11日，福建省中部并不很出名的三明市，街头突然贴出长篇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作者是三明市农机公司的赵大中。大字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坏人！"
3月25日晚，南京大学有三十个小组上街刷大标语：
"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南京轰动了！
这时候，来往于南京站的一列列火车，成了大学生们刷大字标语最集中的地方。因为火车一开动，刷在车厢上的大字报便成了"流动标语"，北上北京，东进上海沿途点火，全国轰动。
大学生们最得意的一条大字标语，便是："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驴头"是谁？一想到张春桥那如驴之头，个个哑然失笑。
姚文元在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
23.爆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3)
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
又快到"四·一二"了，又要"炮打"了。
主流是好的，革命群众精神振奋地在批邓中前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朝农批资产阶级法权达到相当深度。
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姚文元日记中所谓"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这"上海"其实应写作"上海帮"！
3月30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
"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3月31日，南京人民对"驴头"指名道姓了。南京市中心一座大楼上，醒目地挂出大字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4月1日，南京铁路中学校园水泥地上，刷出大字标语：
"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
从南京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使张春桥惶恐不安。他无法稳坐钓鱼台了。姚文元不时从《人民日报》那里，把"炮打"的消息告诉张春桥。张春桥忽地问姚文元："你读《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姚文元茫然，不知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红楼梦》？
张春桥自己答复了自己的提问："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说罢，一声长叹！
张春桥的话，倒使姚文元记起《红楼梦》中的另一句格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姚文元在4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
昨晚政治局开六人"紧急会议"，我坚持起草一严肃的通知。今日主席即批准此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民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
24.爆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4)
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姚文元和王洪文给南京打电话，充当灭火消防队。
于是，南京广为张贴《"四·一"电话通知》。这一电话通知，便是姚文元起草的：
中共中央电报通知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语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的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1日
不言而喻，所谓"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亦即"炮打张春桥"的文绉绉的代用词。
在4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紧急局势。
4月2日凌晨，"联络员"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
主席：
4月1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25.爆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5)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也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今年五一节活动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中央同志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它（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3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
4月2日
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炮打之中。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已经横下一条心。1974年4月20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透露过自己的心迹：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者注：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张春桥曾受到林彪集团的激烈攻击），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
此后，在姚文元面前，张春桥曾露出一句真言："爬得高，跌得重哪！"
前两回的炮打，他靠江青、林彪替他解围。这一回，怎么办呢？
26.天安门广场燃起反"四人帮"怒火(1)
4月3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否已用完了它的后备力量，我看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而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适（势），不仅是丧失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民主革命成果也会丧失。反共的"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残杀、镇压劳动人民。还有一个搞匈牙利、林彪式政变的反革命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还有的人煽动成立群众组织，"要坚强，要防止一个个被击破"。这也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口号……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就在姚文元希冀"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时候，南呼北应，南京的反张烈火尚未扑灭，蓦地，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烈火升腾，在丙辰年清明节总爆发了。
红色的广场，英雄的广场。1919年5月4日，三千多爱国学生在这里聚集，燃起了"五·四"运动革命烈火。如今，"四·五"运动又在这里爆发！
清明节--农历三月初五，阳历4月4日，正值星期天，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达两百万人次！一个又一个白色花圈，郑重地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无限哀思，一片深情，献给离世三个月的周恩来总理。据统计，从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个花圈，至4月4日深夜，共有一千四百多个单位献上了二千零七十三个花圈！
银花簇拥在纪念碑四周，诗如潮，歌似海。这一回，人们用一首首诗歌发出了心底的吼声，作为一发发炮弹，射向江、张、姚（当时王洪文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里的"江桥摇"，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
一首《赠某女士》，一时间万人争相传抄：
某女士真疯狂，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
这"某女士"何人？谁都一清二楚。
还有那首《大家看看什么人》，也是传笑一时：
真戏子，假党员，穿戴时髦臭美脸。
资产阶级野心家，天天梦想当太后。
《张三李四》之诗，人们悄声附耳作"注释"：
狐鼠幽会仙人洞，张三李四成了精。
乔装打扮"我独革"，恶直丑正惑君听。
27.天安门广场燃起反"四人帮"怒火(2)
"张三"何人？张春桥也。"李四"呢？那《庐山仙人洞》照片的作者李进，亦即江青也。
还有那需要"注释"的诗：
稗草妄自称乔木，腥风岂非出青萍。
诡言千番难成理，八亿心红眼自明。
那"乔木"，分明是张春桥的"桥"字，而"青萍"则指"江青"、"蓝苹"。
一时间，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人们对江青的怒火，在胸中郁积多年，终于大爆发了！
一首《读3月25日〈文汇报〉有感》，斥责张春桥为"伪君子，卖国贼"：
三月二十五，妖雾起黄浦，
《文汇》充当马前卒。
攻击总理真露骨，
当用开水煮！
伪君子，卖国贼，
谋权篡政心太黑。
几番梦中称王侯，
无奈是鼠辈。
好儿女，皆揩泪，
总理灵前列成队。
驱妖邪，莫慈悲，
要以刀枪对！
令人捧腹的是一张题为《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的大字报，署名"赤脚医生"。
人们拥着挤着，围在大字报前。于是，不得不由一个小伙子高声朗读。一边读，人群中一边发出轻蔑的哄笑声：
28.天安门广场燃起反"四人帮"怒火(3)
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
《文汇报》负责人：
读贵报3月25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治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一、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仙人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
二、停刊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除根，引为下策也。
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赤脚医生
丙辰清明
思念总理，总是伴随着斥责奸佞之辈。一首《斩河妖》，锋芒直逼江、张、姚：
斩 河 妖
读3月25日《文汇报》翻案奇文，怒火满腔，挥笔疾诗。
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
浦江摇桥闪鬼影，誓斩河妖红霞现。
诗中"浦江摇桥"，指的便是"江"青、"摇"文元和张春"桥"。
悼总理，斥妖魔。人们用诗痛斥姚文元：
谁说清明是四旧？
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奠祭我先烈，
今发禁令何理由？
又有诗道：
前番悼念，又哄又压。
今朝扫墓，变本加厉。
言称四旧，用心毒辣。
还有的诗，诅咒姚文元道："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他死定无花!"
29.天安门广场燃起反"四人帮"怒火(4)
更有"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从南京传至北京，痛快淋漓地斥骂江青和张春桥：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
妖为鬼域，必显灾情。
乱党乱军，祸国殃民，
尾巴高翘，始露原形。
原名狸精（注：江青笔名"李进"的谐音），
化名蒋亲（注：江青的谐音），
年方六十，实在年轻。
奇装异服，迎接外宾，
妖态百出，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手段卑鄙，
蒋帮敌特，配合密切。
欺骗主席，罪大恶极，
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她是罪魁。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名叫蠢翘（注："春桥"谐音），最会奸笑。
两妖合作，收集喽啰，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除异己。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30.天安门广场燃起反"四人帮"怒火(5)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
我们的呼声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十六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竿、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庇护张春桥。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捏了一把冷汗。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干，我们为胜利干杯！"
干毕，张春桥才说出了几句至关重要的"指示"："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31.丙辰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1)
中国，进入了大拼搏的时刻。
4月4日--星期日的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主持者是华国锋。谁都心中明白，要对正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摊牌。
华国锋两道浓眉仿佛拧在一起。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是代总理兼公安部长，是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工作，把他推到第一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无法再保持"中立"。
1976年2月25日，在党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作了一次表态："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会议开始不久，由北京市市长吴德报告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条。姚文元看了一下，马上就说话了："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人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
一、74年1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74年2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75年1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75年7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1976年4月4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江青从姚文元手中，夺走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华国锋连忙请这位"第一夫人"坐下来。
江青气鼓鼓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32.丙辰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2)
姚文元这么一煽，江青这么一问，"军师"在节骨眼儿上说话了。张春桥的话不多，他的一句却起码顶江青十句。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在1956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待，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华国锋终于定下调子--"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以下是4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抄自毛远新的记录本，文中的错别字是毛远新记录中原有的：
华：（国锋）
今天研究一下天安门的情况。
很严重，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
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二千零七十三个，单位一千四百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3号五百零七个单位送八百多个，4号四百二十个单位送四百五十个，大的有六米直径，一部分写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写总理。
3号有二十万人，4号有七八万人，最多的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
北京市：广播器材厂（761），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
重型电机厂，送了个钢焊的花圈。送的比较多的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多数人是出于怀念总理，有的是学校到那里去宣誓，批邓、教育干部。
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有的煽动、讲演，反动的实质很清楚。
诗词、悼词、小字报，有四十八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
敌人利用这件事，性质和南京是一样的。
采取的措施：
1. 当场取证、拍照。向群众说这是反动的。结果有的公安人员被打。
2. 看准了是反动的，有人盯着，离开人群以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
拂晓前清理一次，把花圈取走。
看热闹的人是多的。有的坏人来送，带一帮打架的人。
基层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下去了，今天明显减少了，向群众说明是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主席、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群众还是听的，很多人明白以后说不能去上阶级敌人的当，很多单位把花圈折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通知的，知道所谓"总理遗嘱"是敌人造的谣，广大工人说不能上敌人的当。
33.丙辰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3)
投入了五千民兵，三千公安人员，都着便衣，以民兵的身份出现，做了大量保卫、劝说工作。
对外部（地）进入北京的火车车辆，有各种大标语的都在丰台刷掉。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
邓小平从（19）74年--（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与论准备，什么批林批孔是批周公，什么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并造了大量与论说某某人要夺总理的权，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
明显地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有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
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这次这样的逆流。过去是都是说想念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
华：
这次有个迷惑人的借口是《文汇报》的3月6日、24日来骗人，说是《文汇报》实际上是攻击中央的。
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的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
即便在那样忙碌的时刻，姚文元仍不忘写日记。他在4月4日──清明节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
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风飞翔，共产主义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反革命活动会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利了不好。
晚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道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
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
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34.《斥"秃子"》怒斥姚文元(1)
"联络员"毛远新也很忙。4月5日，毛远新就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4日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这一报告经毛泽东圈阅。文中错别字是原件中原有的：
主席：
4月4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3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4月2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某某人反总理，某某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续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市委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很多人，公安派出所也要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与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批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在群众中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话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全文背下来，还边读边流眼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的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万人）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4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三个营（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5日晨五时）在五万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传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至战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退毛远新
4月5日晨
35.《斥"秃子"》怒斥姚文元(2)
4月5日中午，人民大会堂。一扇玻璃窗后边，一双三角眼在望远镜后面窥视。张春桥看毕，颓然把望远镜递给站在身边的姚文元。面对从四面八方自动涌来的成千上万戴白花、挂黑纱的人们，张春桥和姚文元脸色惨白，手心的冷汗把望远镜弄得湿漉漉的。
愤怒出诗人。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上贴出以后，传诵一时。
另一首题为《斥"秃子"》的诗，锋芒所向，直指姚文元。这首诗痛斥了姚文元的卑劣行径--1976年2月6日，姚文元指令《参考资料》(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大参考》)转载香港某报一篇极其恶毒污蔑周总理的文章，往尸骨未寒的周总理身上大泼污水。
2月6日大参考，
为何举起敌人刀？
是疏忽吗？
不，是鬼花招！
必须老实交待，
是谁拍板定稿？
你想造谣中伤吗？
总理白璧无瑕，品德崇高。
你想借刀杀人吗？
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
来吧，
小心你头上那几根秃毛！
又有一首《秃儿想掘坟》，怒斥姚文元：
神州欲变，
风雨已弥天。
昏星暗月，
红日当空已难显。
自从总理别世去，
灰撒锦绣江山。
百花痛，含悲念，
声泣语更咽，
人心皆怀念。
秃儿想掘坟，
悲剧又重演。
妖婆想统赤县，
自称武则天。
长江日夜向东流，
聚义群雄在人间。
36.《斥"秃子"》怒斥姚文元(3)
还有一首《三人只是一小撮》，诗中暗藏"桥"、"摇"、"江"，谁都明白所指何许人：
断桥飘摇春寒冷，
浦江浊水走鱼精，
挥的撒下铺天网，
刀下鱼精现原形。
在诗潮怒火之中，密探混迹于人群，抄来天安门广场上一首首"反诗"，如利箭钻心。姚文元自知"江桥"在"摇"，面临倾覆的危险。
他，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他所"目睹"的"天安门广场的表演"--4月5日日记：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记（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万万岁！"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今晨，我已把人民日报一份记者手写的情况在政治局会上报告并请远新同志报主席。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均（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响了，吴德同志录音讲话反复讲反复播放。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人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北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
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
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
姚文元预感到末日不远了。他，磨刀霍霍，要以笔为刀进行大讨伐了。
37.姚文元成了"戈培尔第二"(1)
在"四人帮"之中，姚文元处于最前线。这位"舆论总管"每天都要发布消息，指挥舆论工具。
姚文元尤其严密控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叫鲁瑛。姚文元不断给鲁瑛发出指示……
1998年11月25日，笔者在北京《人民日报》社采访了鲁瑛。
鲁瑛虽然年逾古稀，但是身体硬朗，居然还在上班！
据鲁瑛说，他1927年10月3日出生于山东黄县。黄县位于渤海之滨，烟台之西，招远之北。黄县当年是山东的富县。谚云："山东一百?誘八县，饿死一百?誘七县，饿不死黄县。"
鲁瑛说，尽管如今连他的身份证上都写着"鲁瑛"这名字，其实他并不姓鲁。他原名刘殿松。现在除了档案上的记载之外，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
鲁瑛这名字，像女性的名字。他这么个七尺男子，怎么会取了个"鲁瑛"的名字？面对我的提问，鲁瑛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起了"鲁珉"，我马上记起这十分熟悉的名字。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中，担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曾是重要的人物之一：1971年9月11日晚，林彪之子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向鲁珉出示了林彪的手谕，要鲁珉驾机炸毛泽东专列。鲁珉深知此事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意把眼睛弄红肿了，第二天住进医院，躲避此事……紧接着，便发生了林彪在蒙古"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
我问鲁瑛：鲁珉是不是你的兄弟？
鲁瑛笑道，鲁珉其实也不姓鲁，原名刘振渊，只是他的中学同学而已，不是兄弟。
原来，鲁瑛和鲁珉在中学里，都是"展扬户"──也就是"冒尖户"。不仅成绩优异，而且体育运动也很突出。那时，不论是篮球、排球、马拉松跑、撑竿跳高、徒手跳高，鲁瑛都是全校第一；鲁珉在体育运动方面也是样样在行。
此外，班上还有一个同学，名叫曲道原，在美术方面是"冒尖户"。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三人都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想去报考设在根据地曲阜的山东大学。不过，生怕去了根据地会连累家人，他们三人决定改名换姓。
换什么姓呢？他们三人都一致同意改姓鲁，因为鲁是山东的简称。至于名字，都用"王"字旁，起好三个名字："瑛"、"珉"、"琦"。谁叫什么名字，以抓阉来定。
刘殿松第一个抓阉，抓了个"瑛"字。他很不高兴，觉得这名字像女人的名字。但是这名字已经抓在他手里了，不肯也得肯。刘振渊抓了个"珉"字，从此叫鲁珉。曲道原则从此叫鲁琦。
不过，临出发之前，鲁琦给家里拉回去了。鲁瑛和鲁珉进入了根据地，进入了山东大学……
在山东大学，鲁瑛分配在第四班。那时候，条件很差，学生们睡地铺，挤在一起。鲁瑛传染上疥疮。
就在这时候，部队来挑人进空军。鲁珉身体棒，被选中了，进入空军。照理，鲁瑛也完全可以进入空军，只是那讨厌的疥疮，使他在体检时遭到否定！
38.姚文元成了"戈培尔第二"(2)
后来，鲁瑛被分配到文教部门：先是到山东《渤海日报》当记者，后来进入山东《大众日报》。接着来到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社办公室主任。最后调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
在电话里，姚文元一道道指令，通过鲁瑛之后，很快地就在《人民日报》上体现出来。
姚文元通过鲁瑛，还紧紧抓住内部刊物《情况汇编》。在4月5日前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一连出了十几期《情况汇编》。
《情况汇编》的印数很有限，可是，在姚文元看来，比《人民日报》还重要。姚文元曾说过："这个小报，比几百万张报纸的作用还要大。"
为什么呢？因为《情况汇编》直送毛泽东。卧病之中的毛泽东，无法像过去那样走遍山山水水，只能靠一纸《情况汇编》了解外面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些情况作出决策--发布"最高指示"。另外，《情况汇编》也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同样也影响着这些高层政治人物的视听。
在姚文元的把持下，《情况汇编》变成了《谎报汇编》。
4月4日，《情况汇编》上原本编入了一首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满江红·敬周试作》：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烧，拍案起。
志同者，团结紧，捏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姚文元大笔一挥，斧去上半阙。再删去"捍卫咱，周总理"以及结尾句，变成了"民同者，团结紧，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然后，姚文元加上批语："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外，还想搞行动。"本来，那首《满江红》纪念周恩来、斥骂"四人帮"是很鲜明的，经姚文元一删、一批，变成了"反党"、"反革命"。
4月5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贴出一首五言诗，把"四人帮"比做"闹鬼"、"豺狼"：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姚文元拿到抄件之后，竟把"泪"字改成"血"字，变成了"洒血祭雄杰"。光是这么改，意犹未尽。他从探子们抄来的许多诗挑选了一下，选出另一首，加以删节，与那首五言诗"拼接"。虽说一首五言，一首自由体，"拼缝"非常明显，"舆论总管"也不管了：
39.姚文元成了"戈培尔第二"(3)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姚文元把这首诗编入《情况汇编》，并亲笔加了这样的按语：
"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这期《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果真震怒了，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首诗，也就被认为是天安门诗歌中"最最恶毒"的一首，定为"001号反革命诗词"，交公安部门立即作为要案加以侦查。
姚文元的造谣"想象力"异常丰富，以至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他甚至说，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哪里是在给周总理献花圈，那分明是在祭奠蒋介石！
怎么会扯上蒋介石呢？原来，姚文元从港台报道中见到，国民党当局在台湾举行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纪念典礼--蒋介石是在1975年4月5日去世的。姚文元移花接木，把与此毫不相干的天安门事件，硬跟蒋介石之死牵扯在一起。
其实，这位"舆论总管"，早就精熟"移花接木"术：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召开之际，新华社要发出一张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主席台上交谈的照片，姚文元"审查"时，认为应当"加"上王洪文。于是，从别的照片上剪下王洪文，"移"入毛、周之间。
江青见到记者拍的她与许世友在一起的照片，便给"舆论总管"打来电话："我不和许世友在一起，我要和春桥在一起。"于是，姚文元下令，把照片上的许世友头像换上了张春桥的脑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新华社选了1964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毛泽东、朱德到机场欢迎的照片，准备发表。姚文元一"审查"，下令剪去毛泽东和朱德，顿时，变成了周恩来独自一人在机场。
40.姚文元成了"戈培尔第二"(4)
当年，希特勒德国有位大名鼎鼎的"舆论总管"--宣传部长戈培尔，以撒谎、造谣著称于世。姚文元居然成了"戈培尔第二"。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接管《人民日报》的迟浩田将军在1976年12月10日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揭发材料：
中央宣传口并报
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社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1976年12月10日
"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
今年（引者注：指1976年）3月底，清明节前，许多群众陆续前往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花圈。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注意。南京事件后，姚文元两次指令鲁瑛："要注意北京的情况"，并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鲁瑛秉承姚文元的黑指示，派记者日夜轮流守在天安门广场，收集情况。根据有关记者的揭发，并查看了姚文元对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编发的十二期《情况汇编清样》（这是专送姚文元看的，经他修改、同意后，才能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以下简称《清样》）的亲笔修改件，证实"四人帮"在处理材料中耍了许多阴谋，搞了不少假情况，蓄意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
一、扣发或删去有关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内容。
例如：4月1日和4月4日上午的两期《清样》，除有一部分揭露"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内容外，主要是反映群众前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规模，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深切悼念周总理的情景，姚文元全部扣住不发。……
二、对广大群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内容，姚文元作贼心虚，大砍大删。
4月3日的《清样》，反映了一份《倡议书》的下列内容："说共产主义的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修正主义者们，凭说共产主义的空话，窃取了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灵魂一起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清样》还反映了一些诗词的内容，如："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青江摇桥闪鬼影，反罢河桥红霞现。"这些内容，都被姚文元一笔勾销了。
4月4日的《清样》上，刊登了署名"首都几名红小兵"的一首诗："怒恨国贼，又刮黑风，正告你们，小小一撮，人民威力，不要小看。"还刊载了署名"北京地安门中学学生"写的题为《承志捉鳖》的诗："何惧寒风刺骨，誓把妖叛全消灭，敢翻怒涛下海洋，捉贼鳖！"姚文元也全部删掉。……
41.姚文元成了"戈培尔第二"(5)
三、肆意删改，颠倒是非，给群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例如： 4月3日的《清样》上，刊载了一首诗："丹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妖魔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姚文元强加了如下罪名："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4月4日《清样》刊载的一首题为《清明节呐喊》的诗写道："……'遥瞧'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海辽两家。名利熏心，欲立自家。……"姚文元在这首诗的后面加了一段话，恶毒地叫嚷："这除了上海之外，还把矛头指向辽宁，暴露了策划者的一部分意图。"
4月5日的《清样》写道："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因此，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许多人叫着：'打死他！打死他！'"姚文元别有用心地删去了"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句。经他这样一改，是非完全颠倒，对诬蔑周总理的坏蛋表示极大义愤的革命群众，却成了无缘无故要"打死人"的"暴徒"。
4月5日的同一期《清样》说："有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有了，便聚众'抗议'。"姚文元把"有人"改成"一小撮坏人"，把"聚众"改成"煽动一伙人"。经他一改，那些送花圈悼念周总理的群众竟变成了"一小撮坏人"。
4月5日的《清样》上，姚文元把一首新体诗怒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内容全部删去，印发《情况汇编》特刊时，把剩下的半首诗同另一首旧体诗拼凑在一起，手段极其卑劣。
四、蓄意收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有"联系"的材料。
天安门广场绝大多数悼词，都是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的，因此，4月初的几期《情况汇编》特刊上都没有反映出天安门广场事件与邓小平有"联系"的内容。4月4日晚，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份材料，文中写道： "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如获至宝，等不及编发《情况汇报清样》，立即用电话向姚文元报告。姚文元听后说，他要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还让鲁瑛把这份材料送给毛远新看。
鲁瑛还根据姚文元要派记者到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了解一下"的黑指示，在4月3日和4月4日连续编发两期关于半导体所的《情况汇编》特刊，反映该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其中一期特地指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所在的科技处做了什么样的花圈。其用意是说：这花圈是邓小平煽动做的。
4月中旬，鲁瑛等人又编发了一期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行"的《情况汇编》特刊，其中刊登了几张照片。姚文元看后大为恼火，责问："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是与邓小平有联系的。"一语道破"四人帮"迫切需要同邓小平有关系的材料。
五、反映4月5日事件的几期《情况汇编》特刊，经"四人帮"一伙改编后，成为《人民日报》4月8日刊登的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在这一改编过程中，"四人帮"不仅对鲁瑛面授机宜，出了许多黑主意，姚文元还自己动手增删，塞进了不少私货。
鲁瑛在主持改编的过程中，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蓄意扩大事件的严重性，把这次事件说成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把文中的"这伙人"一律改为"暴徒"；把"一小伙闹事的人"改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鲁瑛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在这篇报道中写了下面一些话："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姚文元在改编过程中，还亲笔加了："吹捧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是暴徒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
42.姚文元成了"戈培尔第二"(6)
六、在天安门广场事件期间，"四人帮"十分活跃，同鲁瑛联系密切。
4月5日凌晨五时，王洪文蹿到天安门广场工人民兵临时指挥部的小楼上，对张世忠、马小六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反革命性质，要他们坚决顶住，并大谈工人民兵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同国内走资派做斗争。鲁瑛把这当做报纸宣传的新精神。王洪文还曾专门打电话给鲁瑛，让他提高警惕，注意有人要冲人民日报社，并要鲁瑛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里偷看天安门广场情况时，用望远镜看不清纪念碑前人群中的情况，姚文元马上打电话叫鲁瑛派记者到纪念碑前看情况，然后回来报告。
4月7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鲁瑛和几个记者，赞扬他们反映了重要情况，还同鲁瑛等人碰杯，饮酒祝贺。……
1980年5月12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第一书记吴德，曾这样回忆"四·五"情况：
4月4日晚，政治局在人大会堂开会。我汇报了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说：没有发生大问题。我要求把花圈多放几天，作好群众的工作，再送八宝山烧掉。大家也都同意这样做。这时，人民日报的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份报告，讲在纪念碑西角有人演讲骂江青。姚文元读了这个报告，"四人帮"就闹了起来，质问我知道不知道。江青还骂我是"老右倾"，"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并通知我马上去抓这个人（演讲者），她又蛮横地说：现在清明节已过了（夜里十二点）要把花圈全部搬走。我提出是否再放两天，不然群众不答应。江青说不行，闹得气氛很紧张。这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又改变了大家原先的意见，同意了"四人帮"的意见，拍了板，让我马上执行。（当夜抓了三百八十八人）所以，5日群众就火了，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烧了汽车、小楼。
4月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口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性质变了，变为反革命的性质。于是，政治局决定：
1.调动民兵解决问题，民兵可拿起木棍，由×××同志指挥。（原定要调十万，实际调了三万多）并指定晚八时动手。
2.先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广场，开始拟以广播电台的名义广播。后来政治局又批评了持不同意见的群众，要我广播讲话。
会未散，我和×××就赶回市里布置。吴忠同志（卫戍区司令）对我说：不要急着出动民兵和部队，要等广场上的群众走得差不多了才能下命令，不然会出大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向后拖的办法。我同意了，并让他去掌握。
晚六点半，发表广播讲话后，群众陆续散去。但我的许多话是错误的，如提出"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反革命破坏"等。我们一直等到十点多钟，广场人少了，才出动民兵。在此之前，部队已包围了纪念碑。4月8日，政治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仍是毛远新传达的，主要是布置抓人，追查。
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华国锋和政治局的同志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情况，不时用电话催促布置和出动民兵，进行指挥。我执行了华国锋和政治局的决定……
43.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1)
4月6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晚，政治局开会，毛主席听了民兵拿起武器非常高兴，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起草，通报全国。昨日紧急起草的一篇社论，今日已见报，毛主席批了，指出了对反革命政治谣言要严加追查，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姚文元在日记中所记毛泽东的话"士气大振，好!好!好!"，是毛泽东在4月6日与"联络员"毛远新谈话时说的。
4月6日凌晨，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如下的报告：
主席：
5日夜到6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首先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5日）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二百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四千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就来了，提出1.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
伤：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兵六十一人。
战士：五十二人，公安人员五十五人。
重伤：十五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查出一个地下"新造反委员会"。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的战士及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三十八个人，前天捉了三十九个，大部分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44.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2)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事件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小平）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够立案侦察的有三百多起，反动的东西共三百四十多件。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的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部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卫戍区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在已准备了三万多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集结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历史博物馆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公园一个营，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营，
市委机关一个营，
人大会堂一个营，
西单拘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另外，还有三、四个师驻扎近郊待命。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上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他们从后门跳窗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45.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3)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的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胜利。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却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不行就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退毛远新
4月6日三时
4月7日上午八时五分至九时十五分，毛泽东听了毛远新汇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以下是毛远新整理的谈话记录，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
（我汇报了4月5日、6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我：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46.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4)
主席：好。
（我：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点头）嗯。
（当我谈到政治局6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我：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等。
（我：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我：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我：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我：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
（我：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主席：叶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我：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挥手）快，谈完就来。
47.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5)
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毛泽东晚年，中国的政治生活，本来就已经很不正常。毛泽东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毛泽东成为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虽然批判了林彪所谓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话，仍处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切决定，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依据。
然而，在天安门"四·五"事件期间，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他终日卧于病榻之上，与外界隔绝，甚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之间也极少交流。"联络员"毛远新，便成了毛泽东与外界、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唯一通道。
"联络员"是毛泽东病重时出现的特殊而举足轻重的人物。
毛泽东作出"最高指示"的依据，是"联络员"的汇报。
"联络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向政治局传达的，便是"最高指示"。
由于"联络员"本身，具有很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就带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同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时，又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带了进去。
正因为这样，"联络员"的出现，使得本来已经很不正常的中国政治生活，变得更不正常。
1980年10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倒是十分真实地记述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来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
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毛远新还让汪东兴通知我们：现在外边很乱，最好不要到外边去，也不回家。让汪东兴在中南海找个房子，让我爱人和孩子临时到里边来见见就行了。这个安排我没同意。这期间，我也没到外面去，对外面的事也是一无所知。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1976年4月5日上午，八点左右，毛主席正重病卧床，值班医生和护士看护。这时，江青手拿一根木棍来到主席住处，问我："主席醒了没有？我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抬了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主席睁开眼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48.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6)
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带着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用红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真相》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据说，江青、张春桥在天安门"四·五"运动平息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酒会，华国锋同志亲自参加了。
听了毛远新所传达的毛泽东指示，"舆论总管"姚文元变得异常忙碌。他在4月7日所写的日记，是他那天在"关键时刻"所做的一系列"舆论"工作的详尽记录：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又来电话把我叫去开会（引者注：指上面所引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在当天上午的谈话记录）。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问了天安门的情况，当毛远新汇报到政治局准备发一内部通报时，毛主席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不是发北京市革委会的报道，而是发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一、二、三和吴德同志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1.首都：2.天安门；3.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同时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以上四件均登报。
这是在关键时刻，以果断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脑，将动员起千百万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决心。决不犯巴黎公社放松镇压反革命的错误。我热烈拥护主席的决定。会上决定，今晚八时广播。
我提出还有份刚发出的情况，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强大威力下被缴械的报道，应补入。
由于人民日报是内部报道，把几份合成一份，时间极紧急，我立即把人民日报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广播局的邓岗、萧木四人找来，并组织了汽车，规定这些人一律不回去，成立指挥小组，每个单位准备了通讯联络工具，有事商量应由各单位负责人立即通过汽车送回。人民日报几个记者也来了。非常高兴，几夜没有睡了，眼睛都充满了血丝，但立即投入了写稿的战斗。
不久，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回来了。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八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
稿子改、排、送，花了不少时间。终于在政治局修改通过了。报主席。在两个决议、一个讲话批回来以后，此件也批回来了。当时是六时四十分，离广播只有一个小时多了，还要先期录音，由于预先已准备好车子，广播局同志立即带了稿子离开，我说要坚决保证及时、准确地完成任务。
七时开了一个北京各负责人会，只有十分钟，读了两个决议，要大家听广播。开完会，其他同志都走了，我决定留下来，听了广播再走。因为历次经验告诉我：这样匆忙地赶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文字上会有误的，需及时校正。因而宣传单位的几个人也留了下来。一天身体已很疲乏了，但精神是十分振奋的。
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着，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播音员宏亮的声音，十分有力地播出了四个文件，声音在大厅中如洪钟般震荡着。果然发现有个别错误，如"天安门"误写成"人民广场"等，立即进行校正。请同志们吃了饭，在这个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解散了。各自回本单位，艰巨的、新的战斗任务在等着大家。
49.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7)
我怀着一种战斗的喜悦回到家时，英、三三、莉莉一起极为高兴地拥上来，都说："好得很！""大快人心！"我很想多说几句，但这时又感到一种特别的疲劳，坐在沙发上不想多说了，一天吃了一餐，走了许多路，精神上的紧张……这时随着一个大战役的结束而迸发出来了。英劝我躺一会，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眼药，但始终睡不着，又爬了起来。是的，不能骄傲，不能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政治、组织问题要处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国内的亿万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反革命的阴谋煽动彻底揭穿；二是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必要时机）；三是果断的组织措施。千百万人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象（相）和自己的任务，敢于善于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分子战斗，用铁拳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中央机构及时地处理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
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三项基本经验。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毛主席万岁！
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纪念。（引者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二六五期等四期简报订在日记中，留作"纪念"。）
姚文元日记中所写及的"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是指4月7日晚上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项决议。
那是7日上午，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作出决定：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邓小平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7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两项决议，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样，中国政局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被正式定为"接班人"。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便向全国广播：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50.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8)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王、张、江、姚对《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欢欣鼓舞，因为他们七斗八斗，总算斗倒了邓小平。马天水在上海闻讯，拿出江青所赠的用油莎豆酿成的酒，与同伙们弹冠相庆，一饮而尽。
然而，他们忧喜参半，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
华国锋一下子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升为副主席，而且还加上了"第一"两字，分明是针对王洪文的。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原是五位，依次排列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1975年12月16日病死，李德生于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翌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中共中央两项决议。
从1976年4月8日起，姚文元开动造谣机器，在全国各报刊登《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长篇文章，对革命人民极尽污蔑之能事。
姚文元显得异常兴奋，在4月8日的日记中居然还"作词一首"：
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这也在预料之中。邓小平一动，地、富、反、坏、右即发出嚎叫，绝望者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问题还在党内。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1）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2）社会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3）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
51.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9)
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首，总括以记之，以待下次斗争参考对比。
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
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
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嚎风四起，恶鬼逞狂凶。
工农兵齐奋起，铁拳镇爬虫。
霹雳震，怒涛涌，扫黑风。
誓除阴暗丑类，旌旗耀碧空。
万里征程尚远，白发红颜携手，文武追敌踪。
回首火烧处，红楼倍鲜红。
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一封奇特的信。那信封正面写着：
"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
信封背面却写着：
"请戈培尔编辑收"
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一张4月8日的《人民日报》，登着那篇《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报》刊头，那"人民"两字被打上了黑叉，加上"造谣"两字，成了《造谣日报》。
报上，加了正气凛然的批注：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这就是人民的声音！"舆论总管"见到了《人民日报》社作为急件送来的这封信，气得嘴唇都发紫了。
一个多月以后--5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姚文元授意的、署名"梁效"的长文《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姚文元在审看大样时，反复琢磨了文中一句结论性的话：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52.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10)
姚文元以为，这句话还"不够深刻"，拿起秃笔，圈去那个"是"字和"一手造成的"，加一句，变成：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舆论总管"开足了宣传机器，把成束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
姚文元以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把落日的余辉吹嘘成灿烂的朝霞。
越近末日，这位"舆论总管"越是疯狂。在他"总管"之下的舆论，造谣惑众，欺上瞒下。
张春桥在1976年4月18日写给儿子张旗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四·五"感想：
4月5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引者注：指位于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
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也不要吹出去。）
张春桥度过了4月4日的危机，到了4月5日便如此"神气"起来。
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四人帮"，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
在天安门那众多的诗词中，忽地冒出许多悼念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诗篇，颇为耐人寻味：
自古长江从天落，巾帼英雄有几何？
开慧烈士最忠贞，伴随主席鏖战多！
人们怀念杨开慧，那是因为江青是"白骨精"!有的诗颂杨贬江写在一起，更显示了人们的爱憎：
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
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颂开慧。
那"青草"，指的是江青，"骄杨"则不言而喻指杨开慧。
江青一气之下，在1976年5月，指派亲信把《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关于"骄杨"的注释删去了--虽然这条注释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
53.副主席王洪文成了公子哥儿(1)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1976年5月27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1976年7月6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4月7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却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
其一：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其二：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54.副主席王洪文成了公子哥儿(2)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他们在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
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在毛主席重病期间，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1976年7月上旬就把钓鱼竿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7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7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8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8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55."四人帮"再揪"走资派"(1)
王洪文有闲有忙。在"四人帮"处境不妙的时候，他钓鱼他打鸟！一旦"阶级斗争"的弦拧紧了，他就显得忙碌紧张了。
在1976年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中，忽然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在1964年12月12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员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十二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王洪文说过这句话："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迟群对王洪文的话加以发挥、发展，说出了王洪文要说的意思。迟群此人，原是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作为"军宣队"派驻清华大学，成为江青的亲信。
迟群一次次地鼓吹：
"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
"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他们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分权力，装模作样！"
"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56."四人帮"再揪"走资派"(2)
为了揪这"一层""走资派"，"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1976年5月2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
"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5月3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
"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6月23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
"要抓大官，抓上线。"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舒龙山说：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叶正光说：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曹光琳说：
"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在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放炮了，说是"批邓"，锋芒所向直指华国锋。
本来，开这样的会，上海理所当然会派出马天水。不过，在1976年5月13日，马天水得了一点小病，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徐景贤把"马老生病住院"的情况急报张春桥。张春桥作了如下批示：
"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
57."四人帮"再揪"走资派"(3)
张春桥的批示，在上海引起一阵猜疑："为什么要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呢？"
很快地，传出了消息：马天水已内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这消息有"可靠来源"，因为王洪文曾对马天水说过："中央考虑，你到国务院主管国家计委是很合适的。"
这"中央"，是指王洪文自己，或是"四人帮"，便不得而知了。
马天水既有微恙，而且王洪文已对他封官许愿。他这匹"老马"也就乐得在上海华东医院小病大养了。
于是，上海派出马天水的副手黄涛前往北京。
黄涛在会上放了一炮，在北京引起了注意。华国锋派人调阅了1976年7月16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五期所载《黄涛同志在华东组的发言》，黄涛发言矛头直指"上边有些人"：
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干，还是照老样子干。"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在会上，另一位"炮手"，则是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当时毛远新名义上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操纵辽宁党政大权。杨春甫到北京后，王洪文向他"吹"过"风"。1976年7月20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九期，刊载了《杨春甫同志谈务虚会等问题》，锋芒毕露：
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大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杨春甫同志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杨春甫最后提出的那个"质问"，完全超越了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范畴。但是，这一"质问"，却是不点名的点名，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泽东之外，便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杨春甫当然不会也不敢去批评毛泽东，因此，不言而喻，他的"质问"是针对华国锋的。
黄涛和杨春甫是前台的"演员"，幕后"导演"便是王洪文。他要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借再揪"走资派"，搞掉华国锋，搞掉叶剑英，搞掉李先念。
关于杨春甫发言的幕后情况，他在7月20日晚写给毛远新的一封信，说得非常明白：
58."四人帮"再揪"走资派"(4)
远新同志：
今天下午两点十五分到三点十五分，洪文同志来宾馆将我找到上海市黄涛同志的房间，了解会议的情况。在我们汇报中，洪文同志有些插话，现整理报告如下，供参阅。
洪文同志说：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斗，不斗就不能胜利，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实践证明，不斗不行。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
……上边出了问题，不同于一个工厂、一个基层单位，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
杨春甫
7月20日晚
其实，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杨春甫谈话，那是他第三次去那里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到京西宾馆去了四回，每一回都找黄涛。
会议还没有开始，王洪文便在电话中告诉黄涛"北京气候"情况："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
王洪文所说的"大官们"是谁，黄涛心照不宣。
后来，黄涛在一份检查材料中，交代了王洪文四次找他谈话的情况：
今年7月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找我去，问我："都准备好了吧？"我说："做了一些准备。"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说了开会的情况，我说："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像样。"王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判到他们头上去了。"还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王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王洪文第三次来时，把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王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又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我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王洪文说："你们要点就点，我不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甫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王洪文第四次来时，我对他说："当我正发言时，谷牧同志也进来参加听了，是面对面的。我在会上发言的简报看到了吗？"王说："已经送上来了。"我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意见？"王笑笑说："我不发表意见。"王的这个态度我是心领神会地意识到，他是完全肯定、支持、赞赏我的那个发言的。
在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亲自打电话来说："那个发言要印发？但是有两处要修改。"后来我打电话问他："怎么改法？"王说："一处是关于'风源'问题，我同张春桥商量过了，那样提法也不大确切，关于务虚会那一段还是都拿掉，这个问题还是让别人去讲，让辽宁他们去讲。关于'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的提法也要改，这样打击面太大，不利。"这就是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后急忙对我的那个发言打的两个补漏洞的补钉。但是，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说："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王洪文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结束时，（作为）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也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上开了一炮，开得好！"他们的讲话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个发言的。
59."四人帮"建立"第二武装"(1)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他自知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毛泽东把妒虐成性、野心勃勃的吕后比做江青。毛泽东提醒华国锋：
"江青有野心。"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7月以后，毛泽东变得口齿不清，只能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写字。那字迹依然是人们熟悉的"毛体"，不过，失去了当年的遒劲笔力，已经变得扭扭曲曲了。
在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华国锋说及有几个省的情况不大好，流露出着急的情绪。
患帕金森症的毛泽东，用颤抖的手，给华国锋写下三句话：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打倒新老走资派！"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60."四人帮"建立"第二武装"(2)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样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
1976年8月10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
"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丁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王洪文甩掉钓鱼竿，突然出现在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
"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1967年8月7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1967年9月，在上海外滩三十二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
61."四人帮"建立"第二武装"(3)
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1970年6月7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1973年9月18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1973年国务院一六二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1974年3月20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
"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1975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9月18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
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62."四人帮"建立"第二武装"(4)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优越得多。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二十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正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已经有人点明"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王洪文仍毫不在乎，仍要坚持干到底。
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中国的政局愈加动荡。一场大拼搏，眼看着已经无法避免。
63.上海一片刀光剑影(1)
1976年4月8日凌晨，酣梦正香的王秀珍，被电话铃声吵醒。
抓过电话耳机一听，她睡意顿消。从耳机里，传出王洪文那熟悉的声音："秀珍吗，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告诉你。"
王秀珍连忙问："什么事？"
王洪文说道："天安门事件，总算过去。不过，这一次暴露了北京工人民兵的大问题，简直是'豆腐兵'，连对付学生都感到吃力。这使我想到了上海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决不能像北京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行，行。你放心，我马上向上海民兵指挥部传达你的指示。"王秀珍连声答应。
"注意保密，不要给人家抓住把柄！"王洪文又叮嘱了一句。
从电话耳机里传出的王洪文的"指示"，像槌子一样敲响了王秀珍这面锣。
翌日清早，王秀珍那喇叭般的嗓子，在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响了起来。
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马上落实、贯彻"王副主席指示"。他们制订了代号为"反击一号"、"反击二号"、"反击三号"三个作战方案，以应付突然发生的不同事态。
上海民兵变得忙碌起来。首先是"政治挂帅"，学习上海民兵指挥部印发的《民兵宣传教育》材料。那材料中，已经非常清楚地点出"要随时准备粉碎""武装暴乱"。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民兵们经过"学习"，明确了民兵主要任务便是与"走资派"斗。
一支摩托化的民兵部队，即将举行演习。王秀珍为他们进行"战前动员"。
她的话，比《民兵宣传教育》材料更加无遮无拦：
"现在形势复杂，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会更复杂、更激烈。
"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
"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
"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64.上海一片刀光剑影(2)
王秀珍传达了王洪文的话：
"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
1976年6月，关于毛泽东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
如马天水所供认：
"1976年6月27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到8月10号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还未批下来，我才知道办公室压了下来。当时我把办公室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和在8月10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关于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设想意见的报告》，也急急地送到王洪文手中--
市委、市革委会：
根据市委领导关于装备民兵五十万件武器和总部民兵装备要搞十年规划的要求，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市现有二百六十万民兵，规划五十万件武器。
全市装备民兵十个高炮师。一百八十五个高机连，三个地炮师，一个一三○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三十六个武装基干团，五百十八个武装基干连，四千二百十二个武装基干排，一个摩托团，一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六十五万人……
上海民兵指挥部
上海，江青称之为"基地"的上海，已经是磨刀之声可闻。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上海，在准备作最后的搏击。
65.毛泽东在重病中吩咐后事(1)
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但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1976年7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萧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萧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萧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萧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
（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萧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据萧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
"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
"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也无法使毛泽东永生。
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66.毛泽东在重病中吩咐后事(2)
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便叹道，"我也走不动了！"他无法去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1976年2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毛泽东在病中会见了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老朋友。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的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引者注：应为八十三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只能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话，用颤抖的手，写下几个难以辨认的字。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这番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托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认为的"文革"派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由于邓小平的倒台，王、张、江、姚神气起来了。
二十多天后，7月6日，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67.毛泽东在重病中吩咐后事(3)
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波及。人们在急匆匆之中，把毛泽东从屋里抬出。
68.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道(1)
一份已经拼好的大样，上面的大字标题这么印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
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
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群众决心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抗震救灾斗争，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这是一条"流产"了的消息。
消息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于8月26日，冒雨先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支援灾区人民。……"
这条消息排好后，连姚文元都不敢批发，转到了华国锋那里，被华国锋压下，没有见报！那是因为，毛泽东早已一次次申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可是，在毛泽东病重之际，江青却硬要为自己制造舆论，要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醒目消息。在她看来，毛泽东已气息奄奄，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理所当然的是她--虽然毛泽东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但是她并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华国锋也理所当然地压下了这条消息。
江青加紧了活动。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天，江青显得格外活跃：
8月28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她在那里发表讲话说："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她又忽地说起"母系社会"来。她说："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江青还直言不讳地说："女人也能当皇帝！"
8月30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个陕北老农模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她又是絮絮叨叨地讲话，内中有一句双关语颇为惊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
9月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第二次报告，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这时，毛泽东病情已很重。
69.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道(2)
9月3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在那里召开"批邓会"。江青在那里发表讲话："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江青在大寨拍了许多照片，内中既有骑马的照片，也有拿着青草喂鹿、逗兔的照片。
毛泽东病情转危。9月5日晚九时半，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返回北京。
大寨交通不便。夜十一时，江青从山西阳泉上火车，两个多小时之后到达石家庄。一路上，江青跟警卫、医生一起打扑克。
一架专机在石家庄等候江青。
上了专机，飞行二十多分钟，这才赶到北京。
毛泽东是在8月下旬病情加重的。8月28日，趁江青去天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敏前来看望父亲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神志尚是清醒的，他拉着李敏的手，艰难地说："娇娇，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要经过层层批准，方能进来，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
9月7日早上，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已处于垂危之中。江青赶到的时候，毛泽东虽然神志还清醒，但是双眼紧闭，已经气息奄奄。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灯。江青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江青除了在毛泽东那里翻找文件之外，又为一笔钱的事，在毛泽东那里闹。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2日曾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1973年10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的事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过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打扰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
70.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道(3)
关于这些钱，张玉凤处还存有江青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置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钱。
江青
1975.1.7
江青写的那条子，一手"毛体字"，可是那行文之啰嗦、琐碎，跟她平时的讲话、报告一个模样。
向来办事不后悔的毛泽东，却对于自己与江青结合感到后悔。然而，他又无可奈何。毛泽东曾对卫士长李银桥以及汪东兴透露自己心中的烦闷：
他曾经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我办事从来不后悔。事实上，他在很多事情上是后悔的。他承认过，他同江青结婚是过于草率了，江青没大过错，不好离婚，而且按照他的身份，这样做影响也不好，只得凑合着过。这是婚姻上的后悔。而他最大的后悔是看错了一批人，用错了一批人。
汪东兴曾经介绍过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情形，在1971年林彪出了事，毛泽东异常痛苦，他说："是我瞎了眼。"他的身体明显地衰老了下来。以后对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都很失望，说，我看错了一批人。在延安时，毛泽东说过，我们党内有五十个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就行了。王洪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经过毛泽东点头的，但这个人并不真懂马列主义，甚至连马列主义的皮毛都不懂，毛泽东对于自己把他选作接班人，是很后悔的。
他对于江青，毛泽东不仅是在婚姻方面后悔，他对于这个人在文革中的行径也是很不满意的。林彪把江青抬了出来，江青是借着林彪的力量从一个无名之辈一下子上升到政治局委员。开始，她与林彪伙在一起，毛泽东要把他们扯开都扯不开。给江青从九级，提到五级，也是林彪干的。连中办主任汪东兴都不知道。以后报告了毛泽东，他很生气，明令把多发的钱都退回去。江青和林彪，是后来才分成两派的。江青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是九大选的，那次会是两派的权力分配。
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不满意，是越来越严重，不让她插手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以至提出了"上海帮"、"四人帮"的批评，为以后中央采取行动，粉碎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依据。（注：王行娟：《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67~268页。）
71.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1)
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9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9月2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9月8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江青并没有参加值班。但是，在毛泽东病重的日子，她不住钓鱼台，住中南海。她在中南海的住处，就在毛泽东住处旁边。
9月8日，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处于非常危急之中。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9月8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8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毛泽东医疗组的这一揭发材料，载入中共中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9月8日下午六时多──离毛泽东去世只有五个多小时，江青却心血来潮，突然跑到北京新华印刷厂。
江青怎么会忽然跑到新华印刷厂呢？
72.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2)
据说，江青获得"情报"：有"特务"在那里搞她的"情报"，搞中共中央的"情报"！
江青所说的"特务"，并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的高级特务"！
到新华印刷厂搞什么情报呢？
这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讲话稿，在新华印刷厂排印。
江青突然跑到新华印刷厂，为的是在那里"查特务"！
据新华印刷厂连秀荣、韩致仁、李同彦、赵家玉、伊淑珍、姜信之、张世忠、葛运通、罗孟琦等九人在1976年10月30日所写的材料说：
江青事先没有通知，突然来厂。江青一来直奔防震棚（引者注：在唐山地震之后，当时北京普遍搭建防震棚）。
当时棚里没有人等候。连秀荣同志赶来时，江对连发脾气。江说："我就请了一个小时假，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我从大寨来。"
当迟群、谢静宜来了以后，江急着问迟群："你给我带来材料没有？"江青拿过材料批划。江与迟、谢三人低语一阵子。
后来，江突然问："小谢，我问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答，你知道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高级特务，监视我，搞我的情报。"
又说："工人同志们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谁是特务，站出来，自首，保护自首的。"
又问迟、谢说："你别急，会弄清楚的。"
江又说："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
守在毛泽东床前的是张玉凤。
医生们忙于抢救垂死的毛泽东。
江青从新华印刷厂回来后，曾在毛泽东床前守候，夜深离去。
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
当9月9日零点刚过，才十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
张玉凤奔出毛泽东卧室，疾步走向毛泽东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报告噩耗。
住处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迅速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
后来，姚文元曾这样描述他在现场所见：
她头发散乱，神色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呵！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
她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
姚文元所述，应当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三十八年的夫妻感情。
73.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3)
毛泽东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他，终年八十三岁。自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至1976年，长达四十一年。
这"八十三"、"四十一"，恰巧构成"八三四一"--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尽管这是偶然的巧合，可是却也是太巧的巧合！
毛泽东的去世引起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其烈度远非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所能比拟的。
中国人崇拜龙，向来以为龙年是"吉利的年头"。中国人在龙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为中国人以为在龙年出生、属龙的人会是幸运的人。
1976年是龙年。可是，对于中国来说，1976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频降的一年：
1月8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因患膀胱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清明节，爆发天安门事件，广大群众遭到镇压；
5月29日，云南西部地震；
7月6日，九十岁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八十三岁的毛泽东因病去世。
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高度评价毛泽东。
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
"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
"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74.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4)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说：
"毛泽东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毛泽东：
"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发表声明称：
"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
……
毛泽东之逝，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虽然毛泽东曾被不适地夸大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而实际上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三名代表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应该是"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
尽管如此，毛泽东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自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这一领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说，他在漫长的四十一年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虽说最初八年名义上张闻天是中共中央"负总责"，而实际上的"负总责"是毛泽东）。
在漫长的四十一个年头中，毛泽东形成、充实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被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马列主义"。在1942年7月1日，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所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把这一理论体系称为"毛泽东主义"。由于毛泽东以为"毛泽东主义"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后，即1943年7月1日来临之际，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在遵义会议十年之后，即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确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四十一年的中共最高领袖地位，加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共。随着中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毛泽东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随着毛泽东国际威望的提高，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举足轻重的领袖。
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政治巨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75.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5)
毛泽东时代的上限，是一个模糊数字，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毛泽东时代的下限却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的撒手西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中共四十一年最高领袖命运的结束。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
原先在党内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病逝了。因此，在中共中央9月9日发布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名的：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刘伯承 江 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故意模糊了顺序，但实际上江青居于中共第五号人物的地位。然而，张春桥是她的"老部下"，王洪文则又是张春桥的"老部下"，因此她凭着"毛泽东夫人"这一当当响的牌子，足以越过华国锋！
江青已是野心毕露，她要和华国锋争夺最高领袖的地位。
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一封封"效忠信"、"劝进书"便飞到中共中央，飞到江青手中。这些信件，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寄出的。
一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的人，给"毛主席的中共中央"去信，写道：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另一封信写道：
"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一封封"时乎不待"的信飞来，宣称"效忠"江青，"劝"江青"进"升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本卷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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