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四人帮”兴亡 > （中卷）第一部分与邓小平对着干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邓小平在1973年3月10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1.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1)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邓小平在1973年3月10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于是，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1974年4月10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1974年3月27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3月27日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2.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2)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一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3.毛泽东警告"上海帮"(1)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1974年6月15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
"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6月17日至28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7月5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在1974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7月17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绵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4.毛泽东警告"上海帮"(2)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江："不大好的就改。"
毛："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不开就好。"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5.毛泽东警告"上海帮"(3)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据纪登奎在1988年1月自述：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6.江青盘算着"组阁"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1974年10月1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10月11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通知》指出：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7.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1)
1974年10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10月13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10月4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在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8.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2)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9.王洪文长沙告状(1)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这一句话，引起"四人帮"的震惊。
1974年10月4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幸亏，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这位年迈的主席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救。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10月18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四人帮"感到紧张：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10月17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提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毕竟王洪文太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10.王洪文长沙告状(2)
1980年11月24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1974年10月17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在毛泽东和王洪文谈话时，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在侧。张玉凤的回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地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上海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王洪文在夜色苍茫中，飞回北京。一脸愁容，他钻进乌亮的红旗牌轿车。
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伸长脖子在那里等待着他。毛泽东的警告犹在他的耳际回响，他却已回到"上海帮"之中。他明知与江、张、姚搞在一起的后果将是什么，但"上海帮"是他的靠山，"四人小宗派"是他的力量所在。他，还是搞"上海帮"！
毛泽东的态度，使"四人帮"面面相觑。
王洪文败北而归，江青心不甘。趁着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闻生、王海容要陪外宾去长沙，江青召见了这两个年轻人，托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唐闻生和王海容把江青的意见带到了长沙。
毛泽东听罢，面露愠色，说道："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一言点穿了江青的真正用意，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1976年10月17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
1974年11、12月（12月23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11.王洪文长沙告状(3)
权力，对于阴谋家的诱惑，如同利润对于资本家的诱惑。四届人大的召开，在阴谋家们看来，是一次夺权的好机会，正因为这样，尽管林彪为了在四届人大时当上国家主席而机毁人亡，江青却仍踏上林彪覆辙。
四届人大，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产的大会：1954年9月，一届人大顺利召开，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1959年4月，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1964年底，三届人大召开，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与二届人大的选举结果相同。前三届人大，都是五年一届，都是"顺产"。唯有四届人大，遭受"文革"折腾，一拖再拖，拖到1974年已是十年了，不能再拖了！
江青夺权心切。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挨了批，托唐闻生、王海容捎话到长沙又遭毛泽东严词斥责，不得已，她亲自出马了。
12.毛泽东责令王洪文检查(1)
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1964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1974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
"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11月12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分量颇重的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毕，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补写一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11月19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1974、11、19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
毛泽东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两度自己出面要权，毛泽东寸步不让。江青自知再给毛泽东写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13.毛泽东责令王洪文检查(2)
权力的诱惑，毕竟是太大了。她又寄希望于王洪文。在"上海帮"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够再去长沙--他的借口是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又一次坐上专机，飞往长沙。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像上一次飞往长沙那样趾高气扬。
那是1974年12月23日，两架专机飞离北京，向湖南长沙前进。
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上一次偷偷摸摸飞往长沙时，他连秘书廖祖康也未敢带去。
另一架则是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清癯瘦弱，忍受着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剧烈地折磨着他。从年初起，周恩来每天出血量达一百多毫升，每隔两三天，他就得输一次血。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无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獗的这一年，他工作时间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的有六天！
为着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周恩来决定抱病前往长沙，向毛泽东请示。周恩来要王洪文同行，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应当参加这次中国政治核心的会谈。
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每隔几天，便给湖南省委挂一次电话，精心安排毛泽东在湖南的生活。华国锋长期担任湖南省委领导，关照湖南省委把接待毛泽东作为头等大事。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从北京为毛泽东专门调来了电视车……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还冒着寒风跃入湘江，到中流击水。
自从7月17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毛泽东见过面之后，两位老战友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对于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两位老人互相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
"Politics"，即政治。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毛泽东点了点头。
周恩来重疴在身，原本计划在长沙逗留三天，于25日返回北京。
14.毛泽东责令王洪文检查(2)
25日，当周恩来前往毛泽东住处辞行时，毛泽东却劝他再小住几日。
翌日清晨，毛泽东的客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氛：桌子上放着一盘湘潭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着飘着清香的腊梅和纯白茶花。
毛泽东步入客厅，见到招待所工作人员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拿起一条灯芯糕，高高兴兴地当早餐。
哦，12月26日--毛泽东八十一寿辰！
这天，王洪文被毛泽东打发到韶山参观去了。
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喝下一杯深红色的芙蓉酒。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住处请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方面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
入夜，毛泽东邀周恩来到他的卧室，两位老人长谈到夜深。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夜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后的决定。
这样，毛泽东在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26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长谈。
毛泽东的谈话中一些意见在1975年2月18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并在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如下的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毛泽东的这些话，被奉为"三项指示"，以至被奉为"以三项指示为纲"。且不论毛泽东的第一项指示如何，他的第二项指示和第三项指示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周恩来在长沙的心境是愉快的。王洪文呢，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
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12月23日，王洪文刚到长沙，毛泽东就对他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12月24日，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王洪文支支吾吾，还是说出了江青要他说的话。
毛泽东极度不悦，他把"上海帮"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15.毛泽东责令王洪文检查(3)
毛泽东还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王洪文不由得一震，因为江青说过，周恩来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四届人大要另外任命新总理。毛泽东的话，坚持周恩来仍为总理，而第一副总理已确定为邓小平，这么一来，张春桥充其量只能当上副总理。
毛泽东动肝火了，对王洪文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像触电似的，吃了一惊。回到住所，廖祖康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他闷闷不乐，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没说。
灯下，王洪文提起了笔，又放了下来。直到第三天，王洪文才写出一份检查。
现把王洪文的检查原文照录于下：
主席：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12月27日，两架专机离开长沙，飞回北京。
王洪文的心境是复杂、沉重的。他已经成了那个从庐山败退的林彪，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动摇。
16.王洪文"接班"告吹(1)
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1975年1月5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1月13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报告是历届人大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
人大委员长--朱德。
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1月9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
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
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拒绝。
17.王洪文"接班"告吹(2)
王洪文忍气吞声，人大副委员长达二十一人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的份儿，他自知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
江青则不然，她要叽里呱啦地发怒、发狠。她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当上副委员长。
江青当着唐闻生、王海容的面骂骂咧咧，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转告毛泽东。
唐闻生、王海容只得遵命传达。
毛泽东听罢，生气地说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王海容追问毛泽东。
"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忿忿然答道。说罢，沉默许久，又意味深长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四届人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虽然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次序为毛、周、王、叶（剑英）、邓、张，不过，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了。
王洪文毕竟不像江青那样有恃无恐，他不得不收敛了些。1975年2月20日，王洪文给江青写信，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江青同志：
这份材料我已批了个意见，但我想了一下，这种材料发的范围这样广，传出去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另外这份材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不要搞上海帮"，并且批评我"不要搞四人帮"，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觉得发好，也可以。请参考。
洪文
2，20
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975年2月3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一百一十四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1975年5月3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18.王洪文"接班"告吹(3)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以下是王洪文1975年5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19.王洪文"接班"告吹(4)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74年1月24、25两次大会（指1974年1月24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和1月25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就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
20.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1)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10月18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1980年11月26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19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20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17日发起挑战，在18日、20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就在这时候，江青又遭到一次打击：
钓鱼台十八号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楼。1972年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从各地选来了一些丹青大师的国画，悬挂在楼里，单调的墙面有了清新高雅的点缀，显得生动活泼多了。江青经常出入十八号楼，那些大幅山水画和精致的花鸟小品，江青不会视而不见，也决不会轻易赏心悦目，不挑毛病的。不久前她还为江苏老画家陈大羽画的一只公鸡大动肝火，这幅画成了她大批黑画的导火线。江青的举动搞得悬挂国画的几家大宾馆惶惶不可终日，画家们如大祸临头。
终于，厄运降临到十八号楼的国画上。
21.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2)
10月间，江青突然要摄影记者杜修贤为她放大摄影作品。摄影师按照影展的规格，放大了七十八张不同尺寸的照片，并且根据以前的规定收取了江青一千零五元的制作费。因为影展除了有一笔门票收入外，各报刊都要选用照片，还要支付作者稿费，所以江青完全可以用这几笔收入支付照片制作费。可是摄影师将照片送给江青才知道，放大照片是为了取而代之十八号楼的国画。这种别出心裁的展览欲，令人啼笑皆非。
江青见照片，兴奋地说："将这些牡丹、月季、海棠……还有这个石榴，换上去!11月5日有两个国家总统要来访问中国，要抓紧时间换上去。外面都在批黑画，我们这里是国家级宾馆还能再挂这些资产阶级情调的画？我最讨厌一成不变，老一套！"
这席话符合江青的个性。她就是借反对墨守成规，使得文艺界百花雕零，文艺家纷纷倒台。如今她又反对国家级宾馆的"墨守成规"。
她的十三张二十英寸花卉照片很快取代了国画，挂在主厅里。
照片只挂了三天，就神出鬼没地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十三张国画已经原封不动地回到了老地方。
原以为江青要气得发疯，负责警卫的人心惊胆颤找到江青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青正在十号楼用自己的照片招待政治局的委员们，大照片摊了一长桌，见警卫处来人，笑眯眯地说："这些照片是我为委员们准备的，他们喜欢我照的照片。这次随他们挑，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江青这番话，令人惊奇，好像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国际影展"已经宣告破产！
其实她在掩饰自己的愤怒和难堪，勉强保持表面的镇静，以显示她大度、不与人计较的风度。
江青不是一个能够容忍反对她的人，这次怎么变了？大家议论纷纷，这事情变化得太蹊跷，除非毛泽东才能制止江青。果然，这个反对她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有效阻止江青无限扩大的欲望。毛泽东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可是江青在北京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当他知道江青又在"照片搭台，政治唱戏"，气得训她：你有什么权利可以随便换下国宾馆的画，挂上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统统取下来！
江青毕竟是江青，没有几天，她发疯般地从楼里抱出剩余的照片，奔到院子里，将憋了许久的委屈、痛苦、失意和愤怒统统发泄了出来，化为熊熊烈火。那价值一千多元的照片终于成了一堆焦黑的废纸，随风纷纷扬扬在钓鱼台的草地上翻滚、飘动。等警卫人员发现，冲过来抢救照片，照片已经化为灰烬。（注：顾保孜：《样板戏出台内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
尽管这只是小事一桩，却也深刻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江青那膨胀的权欲的强烈反感。
此后不久，江青再遭惨败。
22.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3)
那是11月12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赞扬道："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了那著名的"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的批示。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在写这一批示时，正值他在侧。毛泽东写到"至嘱"之后，搁笔问汪东兴，对江青还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答道："她没有自知之明。"
23.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4)
于是，毛泽东又提笔，加上那句："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那表面上是"检讨"、实际上是要官的那封信。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1974年11月20日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才前往京城。李固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24."张春桥思想"(1)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2月11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信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1975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姚文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了。在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1970年12月21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196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1975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1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2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4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姚的文章，是由毛泽东的一段话引起的。
如前所述，在1974年12月，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之后，又谈了另一个问题，即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毛泽东还说："我跟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问题。"
毛泽东这话，是指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经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25."张春桥思想"(2)
毛泽东接着对周恩来、王洪文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注：《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1988年版，第221页。）
这就是说，毛泽东出了题目，要张春桥、姚文元做文章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先是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经毛泽东圈阅，于1975年2月18日发出。这一《通知》，向全党公布了上述的《毛主席指示》。
既然毛泽东指示"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张春桥、姚文元就组织班子，编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印成大字本，送毛泽东阅。
说实在的，自从陈伯达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论天才的几段语录》遭到毛泽东痛斥之后，谁都不敢编什么语录了。这一回，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张春桥、姚文元编语录，他们这才编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经毛泽东同意，在197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以及《红旗》杂志发表。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指示作了解释。
张春桥非常露骨地向周恩来发起挑战，针对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说道：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吨钢。但是，如果我们对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张春桥在讲话中，强调了"反对经验主义"。张春桥引用毛泽东1958年8月15日的讲话。毛泽东那次讲话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春桥把毛泽东1958年8月15日的讲话搬来，应用在当前，作为反对经验主义的理论依据：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
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主席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曾印过多次，不知道同志们记得记不得。
主席写于1958年8月15日，庐山会议时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林整风中都印了。主席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主席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第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在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
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
主席把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来了，主席说："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
下面一段话很重要。
26."张春桥思想"(3)
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比如，对唯心论和唯物论搞不懂、分不清。林彪一说天才，大家就跟着说天才。主席指示以后，确实读了一阵，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也办了一些读书班。我不知道在座同志当时怎么样。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
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他不但反对学习马列，也反对学习主席著作，说学习主席著作是"捷径"。林彪高举是假的。
张春桥还说：
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是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毛泽东的授命，使张、姚得以重操旧业，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大抵是"人贵言重"的缘故，自从姚文元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之后，虽然一篇篇重要的社论、报道都要经他的秃笔斧定方可见报，而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几乎从报刊上消失了。他退到幕后，用各种各样的"批示"作为口令，导演着幕前的一切：
1972年底借批判"右倾回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3年8月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一系列"左"的文章，发表一系列宣传左倾思潮的社论；
1973年8月10日，令《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加了"编者按"，为"白卷英雄"张铁生撑腰；
1973年12月28日，又令《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加了"编者按"，在全国掀起批判"师道尊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
1974年2月28日，令《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长篇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在全国掀起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
与此同时，为江青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社论，登文章，批"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猛攻周恩来；
27."张春桥思想"(4)
姚文元开动舆论机器，成为"中国帽子公司"和"中国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1975年1月，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复出，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四人帮"的篡权阴谋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
姚文元再也无法忍耐了。他从幕后跳到了幕前。1975年2月28日，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时期，全国各报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又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文件"。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已经四年，"批林批孔"也已经"运动"多时，作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怎么放马后炮，直到这时才发表署名文章批林彪呢？
弦外有音，话外有声。姚文元批的是林彪，暗中指的是什么，路人皆知：
"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
姚文元还强调了这一点：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
正当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在学习姚文元的文章的时候，忽然，姚文元家中的院子里，发出砰的一声，引起一场虚惊：一枚手榴弹，越过高高的围墙，落进了院子！
不过，手榴弹着地之后，没有发出爆炸声。
警卫员奔了过去，这才发觉：那只是一枚体育锻炼用的木手榴弹!
虽说不是真手榴弹，但是扔进了"中央首长"姚文元的院子，那可非同小可。
查！
姚文元家搬到北京之后，本来已有六十多间房子，他还嫌小。他，真正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他看中了紧挨北京第八中学的一所大院。他一家五口，从1973年搬进这个大院，竟然住了一百二十五间房子，占有三个院子！
为了保障姚文元这位"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周的围墙推倒重建，上面还架了铁丝网。这么高的围墙，即便是少林寺的高僧，也未必能够飞入。不过，围墙挨着北京八中的操场，一位青年教师去那里练习掷手榴弹，一失手，手榴弹越过了围墙，落进姚文元的院子里。
28."张春桥思想"(5)
警卫员来到了北京八中。那位青年教师受到了审查。虽然查了祖宗三代，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企图"，却也把那个教师整得够呛。
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姚文元援引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反复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为了他的安静，不许北京八中师生在紧挨他家的操场上做广播操，校办工厂的电锯也不得发出声响。
一个孩子放学时，一边走，一边踢石子。不小心，把一颗石子踢到姚家大门上，马上惹怒了姚文元，那个孩子作了检查还不算，就连学校党支部也作了检查。
姚文元住的房子，那水暖气本来用煤烧热。只因姚文元嫌烧煤有味儿，马上改用烧轻柴油，一天的取暖费便达二百元，一个冬天要花两万八千多元。他的五口之家的取暖费，相当于北京八中全校两千多师生花的取暖费的四倍！
这个从墨水瓶里冒出来的政治暴发户，在恶性膨胀。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题歌"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张春桥的文章，除了逐段解释毛泽东的一系列关于"工资制度不平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等"最新指示"之外，主要便是重弹他1958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张春桥指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像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29."张春桥思想"(6)
在张春桥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答道："见过面。"
毛泽东说："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答："是吴冷西。"
毛泽东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值得在这里提一笔的是，在陈伯达晚年，笔者曾多次在北京访问了他。陈伯达曾这么谈及张春桥和张春桥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陈伯达这么说道：
至于张春桥"能写几篇文章"这事，我不知道他写过一些什么。我看的东西之少，这也是一证。据我所知，林彪在九大念的"政治报告"，是他写作有份的。我被"四人帮"押在监狱的时候，看到《人民日报》有一篇横贯第一版的大篇文章，题目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没有细读，似乎其中点了刘少奇同志和我的名字。这是我知道张春桥"能写文章"的唯一的、独立署名的一篇。当然，文章不在多少，有"好"的一篇，也就可独树一帜，独立千古。唐朝一个年纪轻轻的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不是到现在还可吸引人一看吗？但张春桥的"文章"能算得什么呢？即使他写得再多，也不过是一堆狗屎。
陈伯达虽然与张春桥同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但是陈伯达对张春桥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手下的喽啰，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真妙，这家创办于1973年9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旦大学学报"。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1958年就已作出的理论上的"重大发现"。
1975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宣传劲头真大。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十五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价"。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从不收购"牛皮"。虽然氽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分。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笞，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分挤得一干二净。
30."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1)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1975年2月2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
1975年4月4日，迟群传达江青的电话"指示"：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就会变修。
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再次强调："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正在他们借助毛泽东的批示以"大理论家"的形象出现在全中国的时候，来自毛泽东的批评，使刚刚掀起的"张姚热"迅速降温。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江青们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一新动向。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元首金日成前往长沙拜晤毛泽东。邓小平借用这一机会，向毛泽东说明"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提法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赞同了邓小平的意见。
一个重要的讯号，从毛泽东那里发出。
新华社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攻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过姚文元审定，报送毛泽东。4月2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1975年4月23日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懂马列"。
31."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2)
毛泽东所说的"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不言而喻，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人们并不健忘，在五年前--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下抨击陈伯达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中，有着非常相似的话：
"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那时候，毛泽东指的是"理论家"陈伯达。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宣告了陈伯达的倒台。
如今，毛泽东又用同样的语言批评张春桥、姚文元，这不能不使张春桥、姚文元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弄得不好，就要重蹈陈伯达的覆辙，成为"陈伯达第二"!
根据毛泽东4月23日批示"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7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在从长沙回到北京之后，决定在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这如同1974年7月17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这是他在长沙休养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第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中南海住处召开。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5月3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1974年7月17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仅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张春桥，而且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以下所引毛泽东的话，是会议记录原文。可能由于记录速度跟不上毛泽东讲话速度，有些地方显得前后文不接，或者断句，均照录原文。
毛泽东一到，先跟政治局委员们寒暄。毛泽东照例保持着他那不时出语幽默的风格。
毛泽东一进来，第一个是与周恩来握手："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回答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过。"
毛泽东跟叶剑英握手时，说了句："喔，老帅！"
毛泽东跟邓小平握手时，说了句："小平呀！"
毛泽东跟吴德握手时，说了句："哦，吴德（引者注：谐音为"无德"）有德呀！"
毛泽东跟谢静宜握手时，话说得最多："小谢，你当了大官啦，不谨慎呀！"
显然，毛泽东对谢静宜紧跟江青，早有所闻。
32."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3)
谢静宜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到北京大学"支左"，"当了大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谢静宜连忙回答说："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却越当越大。"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谢静宜说："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
毛泽东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江青来到会场时，比别人稍晚。她进来时，见毛泽东正在跟别人打招呼，她就在一旁坐下。
在经过一阵子寒暄之后，毛泽东宣布开会，言归正传，进入会议主题。会场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毛泽东说：
"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
我在外面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紧接着说的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他召集会议的目的：
"好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我给文元写了。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说"对不起春桥"，这话有两层含义：
张春桥文章，毛泽东"只听了一遍"，没有看出问题。所以，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
张春桥的文章，毕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发表的，如今发现问题，毛泽东当然要负领导责任，所以说"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发现的问题，那就是"讲经验主义的问题"，亦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以为，这一论断是错误的。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就新华社的请示报告，"我给文元写了"--也就是4月23日的那段批示。
毛泽东接着说：
"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条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上海机床厂是上海的"样板"，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样板"，是"反对经验主义"的"样板"。
毛泽东批评上海机床厂，等于批评了张春桥和姚文元。
3."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4)
毛泽东又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泽东举了个很生动的例子，批评教条主义：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回过头来批评"四人帮"：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毛泽东再次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这三条重复一遍，"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接着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说：
"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们两个是知识分子，你们自己也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在"文革"中盛传的"最高指示""老九不能走"，就"出典"于此。后来，邓小平曾传达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江青反而说邓小平"造谣"。其实，毛泽东确实说过这话。
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34."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5)
这时，江青插话问道："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回答。
江青的这一句插话，把毛泽东的话题引到她这里来了。
毛泽东面对江青说：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路线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又针对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提到"帮"，不言而喻，指的是"上海帮"、"四人帮"。他明确地说"不要搞什么帮"。
毛泽东由"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说起了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讲到当时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几个铁路、矿山。他说："湖南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毛泽东随口念了一首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从"长沙沙水水无沙"，毛泽东又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做了解释：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毛泽东念了辛弃疾《南乡子》中的两句：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35."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6)
毛泽东让叶剑英背这首《南乡子》。
叶剑英随口背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说："此人有文化。"
毛泽东所说的"此人"，指的便是叶剑英。
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笑风生，但是，他对"四人帮"的批评，使"四人帮"面面相觑。
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千钧。当年，他的一篇二百多字《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他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在"炮打"林彪的时候，也是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邓小平紧紧抓住机会，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为"强大东风"，从1975年4月27日起，一连主持召开了好几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
政治局会议刚刚开过，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写信请示："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今后宣传报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
王洪文慌了手脚，因为毛泽东的批示一旦传达，那"四人帮"就面临着倒台的危险。5月8日，王洪文赶紧在朱穆之的信上，写下"批示"：
"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于是，"舆论总管"接下去作了"批示"：
"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姚文元说的是滑头话。既然不让下边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又怎样在工作中"贯彻"呢？说穿了，他无非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万一毛泽东查问起来，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贯彻执行"了。
36.周恩来反击张春桥(1)
这时候，周恩来"主动出击"，在5月21日写了一封致王洪文转政治局传阅后给毛泽东的信。
周恩来在信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虽然出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但是实际上是张春桥提出来的！
周恩来的这封信，击中了张春桥的要害。
当时，王洪文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出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并不是出在张春桥的文章中。王洪文此言，是为张春桥遮掩--因为姚文元的文章是明摆着的，赖不掉的，就把责任推到姚文元头上。
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实际上，"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是张春桥在1975年3月1日总政治部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会上提出来的，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这个讲话，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的讨论情况中也可看出来。
周恩来的这封信在政治局传阅时，传阅到邓小平。邓小平在信上加注：
"当时还提到江青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江青也说过。
周恩来的这封信传到张春桥时，张春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加了一行批注：
"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这封信在政治局经过传阅之后，又退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看到张春桥写的批注，十分气愤。5月27日清早五时，周恩来给张春桥直接写了一封信，展开正面交锋。
周恩来尖锐指出：
"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
"我这段回忆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
周恩来的信，直逼张春桥，使张春桥无法躲闪。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写道："不再改了。"
就这样，周恩来这封信，报到了毛泽东那里。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四人帮"无可奈何，只得一一作检查。
张春桥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37.周恩来反击张春桥(2)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圈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江青呢？她也在1975年6月28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年6月28日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至于王洪文，早在1974年12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如履薄冰，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谈一谈。
38.康生也来个"反戈一击"(1)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架子了。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
"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
"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
"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才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39.康生也来个"反戈一击"(2)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
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高指示"。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1937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徐明，即徐明清。因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1933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7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蓝苹1937年7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但是一直守口如瓶。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36年4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在1975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1980年7月12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40.张天民告"老娘""刁状"(1)
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
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1975年7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7月18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1969年6月9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41.张天民告"老娘""刁状"(2)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7月21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完全出乎意料，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毛泽东在7月25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7月27日以中共中央（1975）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1975年7月25日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创业》一片。
此片上映不久，1975年2月10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原文如下：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文元同志来电话：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冷宫。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十七楼开会。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1975年9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42.张天民告"老娘""刁状"(3)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
"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四十六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1975年9月14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
"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
43.突然发动"评《水浒》"(1)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那是1975年5月26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她叫芦荻。笔者在1990年6月与芦荻作了长谈。据她说，她本名芦素琴，1931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荻。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1975年8月14日凌晨二时，芦荻接到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据芦荻回忆，那天，毛泽东是这样才谈起《水浒》的：
"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1975年）8月13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毛泽东为了答复芦荻的问题，才谈起了自己对《水浒》的见解。
芦荻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44.突然发动"评《水浒》"(2)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荻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8月14日，姚文元见到芦荻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三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就送到毛泽东手中。
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1975年8月14日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之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六百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
其实，就算评《水浒》吧，毛泽东那些随口而说的意见，可以算一家之言。姚文元呢，他过去评这评那，也曾评过《水浒》。姚文元对《水浒》的评论，跟父亲姚蓬子大同小异，姚氏父子可以算是另一家。
45.突然发动"评《水浒》"(3)
姚文元的见解，与毛泽东大相径庭：
"《水浒》，……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 （注：《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1961年第11期《上海文学》。）
"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 （注：《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冲霄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随风倒那当然不在话下。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舆论总管"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起初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用得着如此连篇累牍地去评《水浒》？
"舆论总管"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
《红旗》杂志1975年第九期发表了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人民日报》当即在8月31日予以转载。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把芦荻记述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作为"最高指示"用黑体字印出来，公之于众。
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几天，就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高潮"。
"舆论总管"发起这么个"热潮"、"高潮"，究竟干什么呢？
事情就像十年前那样，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冒出，忽然评起《海瑞罢官》，多少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46.突然发动"评《水浒》"(4)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是什么样的大事呢？江青说道：
"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毛泽东阻止了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毛泽东怎么会知道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呢？
吴冷西曾回忆了内中曲折的一幕：
"1975年9月，华国锋在昔阳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同志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谁知江青却赶到会议上大放厥词，口口声声地说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并且露骨地宣扬《水浒传》中'宋江架空晁盖'，以此影射邓小平同志。正在会议上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江青的论调后，十分气愤，立即将她的言论写成材料交给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手中。
"穆青分析着这份材料，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打电话给我，说有要事希望与我个别商量。我即乘轿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车来。
"在车上，穆青把江青的那份讲话材料交给了我。我和穆青都感到江青的矛头对准邓小平同志，事态非常严重。
"于是，我立即把材料交给胡乔木同志。乔木看后便和我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小平提出，由我们设法把材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向毛泽东揭露江青的政治阴谋。
"乔木要我用车把穆青从新华社后门悄悄接出来。我们在车上仔细地商量如何才能绕开唐（闻生）王（海容）两小姐，直接把材料送到主席手中。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同志想办法。我同意了这一方案。
"穆青找到李琴，向她讲述了上书给主席的重要政治意义。李琴满口答应完成任务。穆青和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便又联名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们知道，在"四人帮"肆虐的政治高压下，写这样的信，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毛主席很快就收到信件和江青讲话材料。他读过后，气愤地说：'江青的讲话是在放屁!讲话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
47.突然发动"评《水浒》"(5)
"毛主席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嚣张的气焰得以遏制。江青想利用'评《水浒传》'达到打击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穆青等同志反映的情况，使我们的党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 （注：余熙：《吴冷西新近首次披露穆青向毛泽东状告江青始末》，1996年11月21日《文化报》。）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
难怪，宋江给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幸亏《水浒》作者施耐庵早已魂归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后台"了。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于"评《水浒》"整人。
1976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话"点睛"：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姚文元得意了，他的日记透露了他的心声。
1976年1月28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政治局继续开会，邓小平要求谈工作问题。主席指示：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即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少奇)、林(林彪)有一些不同，他还肯作自我批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2月1日，姚文元的日记中，切齿之声可闻：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在2月16日，姚文元则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48.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1)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9月20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1975年8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7月29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1975年9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禀。
这架"专线电话"，便是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毛远新充任"联络员"，使江青与毛泽东的联系变得密切：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49.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2)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1975.1.7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远新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他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在江青看来是最佳人选。
1991年7月20日笔者在上海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毛泽东一共有两个侄子。
贺麓成（本名毛岸成）是毛泽覃之子。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笔者在1997年8月4日采访了贺麓成。
贺麓成的生母是贺怡，贺怡即贺子珍胞妹。所以，贺麓成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
然而，也正因为贺麓成的母亲是贺子珍的胞妹，所以受到江青的排斥。贺麓成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尽管他在北京工作，无缘见毛泽东一面。直至毛泽东去世之后，经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再三坚持，才把贺麓成列入毛泽东亲属名单，参加守灵。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结婚，于1941年2月生下毛远新。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毛远新也就随方志纯住在江西南昌。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把毛远新也带往北京。会议结束后，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
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上学。这样，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学。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50.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3)
1954年，毛远新小学毕业，考入北京一○一中学。
1960年，毛远新上完中学，由于学业优秀，学校打算保送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毛泽东听说此事，摇头道："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当即说："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道："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毛远新说："我就考清华！"
果真，毛远新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
毛泽东同意了。
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逢寒暑假，毛远新回到毛泽东身边。
1964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接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
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在家中，江青喊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远新则喊江青为"妈妈"。
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一是在1973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1974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51.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4)
1975年9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江青和毛远新的密切关系所作的交待，说得十分清楚：
姚文元：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在批邓中毛远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扶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问题？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受，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待到这里吧。
被审人签名：以上记录我看过，补充说明附后。
姚文元（指印）
1980年7月25日
52.王洪文花天酒地回上海(1)
1975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他，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
"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一番。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般"自由自在"。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53.王洪文花天酒地回上海(2)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王洪文，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环，优哉游哉。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像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54."旧居"·"圣地"·《大事记》(1)
1975年9月30日午夜，僻远的上海定海路上，几辆轿车停了下来。一伙人走出轿车，在定海路上一座小屋前驻足。
"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可热闹了，这是一间值得永远怀念的小屋。真快，一转眼，九年了！"王洪文满怀深情，在小屋前跟廖祖康说着。
刚刚出席了上海的庆祝国庆晚会。趁着余兴，王洪文突然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到定海路那间小屋。
有着"纪念癖"，当年搞过"工总司半周年纪念"的王洪文，在他的"旧居"面前的一席话，马上被"小兄弟"心领神会。
他在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旧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门口，也挂上红底金字横匾："王洪文旧居"。
他的"旧居"，真的被"小兄弟"们精心保护起来了，以便日后办个"王副主席纪念馆"之类。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办公室，则早已被"小兄弟"作为"圣地"保留原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办公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木椅子，还是王洪文当年放文件的那个文件柜，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选民证，写着"王洪文"三字--一切都保持当年的风貌。
王洪文说过："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他的一句话，使那个办公室成了"圣地"。
王秀珍成了"朝圣"的向导。她曾亲笔写下回忆：
"在十大以前，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这个办公室的考虑，告诉了十七棉党委负责人。他们照办了，连王洪文在文革前的选民证和他用过的桌椅都照原样保留着。
"1975年2月初和2月15日我曾两次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带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
光是保留"旧居"、"圣地"还不够，王洪文还授意为他写"造反史"。
一本三万多字的《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王洪文的"关怀"下，历时一年多，终于写出来了。
这本《大事记》的基调是三条：
第一，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第二，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
第三，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领袖，该厂造反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王洪文领导下取得的。
55."旧居"·"圣地"·《大事记》(2)
上海国棉十七厂高顺兴、王树理、曾勇同，曾揭发过王洪文炮制《大事记》的经过：
"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亲自策划编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
"1974年1月9日，他在北京接见厂党委副书记董秋芳时，一再夸耀自己对十七厂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说他'一有空就回忆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好好总结一下'。董回沪后，即将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厂党委作了传达。同年12月，经王洪文同意，抽人着手编写《大事记》。（注：1974年12月9日，董秋芳、孙一中、周彦朋、尹家龙、刘荣根等召开会议，安排三人写作班，编写《大事记》。）
"1975年8月，王洪文来上海时，又催促此事。10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审查 （注：《大事记》初稿于1975年11月4日由廖祖康交给王洪文。11月5日，王洪文把《大事记》看了两遍。） ，王看了以后，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注：即1975年11月6日，王洪文在上海东湖宾馆召见董秋芳、孙一中、张元启。） ，一开始就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很受教育。'接着他又提出：'《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了近二百处却一声不响。还提出1966年6月19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发生冲突'要详细记载对今后是有好处的'，又说'十七厂夺权日期由1967年1月29日改为1966年11月4日，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拼命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夺权最早发起人制造'依据'。他还交待：搞《大事记》的事'千万不要传出去，要保密'。
"王洪文在这个《大事记》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革命左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把他写的大字报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推动了十七厂'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大事记》中说什么'王洪文的一席话，使得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觉得眼前的道路又宽又亮了'。还说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纺厂一次，这个'三十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注：指王洪文1966年11月应王秀珍之邀去上海国棉三十厂介绍赴京串连情况。） 等等。王洪文甚至编造了自己'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风暴，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工人领袖'……"
这份《大事记》经王洪文审定，曾打印过。后来为了"保密"，又一一收回，销毁，只剩下两本。
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之后，王洪文的亲信曾打算把那两本《大事记》"塞进铁管，两头焊死，埋到地板下或黄浦江防汛墙内，永久保存"。
本书作者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终于见到了这藏之密室的《大事记》。王洪文精心炮制的《大事记》，成了作者写作《"四人帮"兴亡》时的重要采访线索和参考资料。
56.王洪文重逢"小兄弟"(1)
在上海"调查研究"的一百多天，朝朝夕夕，王洪文和"小兄弟"们"酒肉穿肠过"，喜相聚，庆高升。
鸟枪换炮。今日的"小兄弟"们，来来去去，轿车进，轿车出，个个都成了"领导干部"。
当年，在"安亭事件""胜利"之际，王洪文已夸下海口："我当上市长，你们也弄个'长'当当！"如今，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小兄弟"们怎不攀着高枝儿向上爬！
就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就叮嘱过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
1973年10月，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上海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开办了。这个"学习班"，是为了向中央"输送"干部而准备的。
1974年3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嘱她："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哦，"造反司令"成了副主席，他的"小兄弟"们都要弄个部长当当了。
"小兄弟"们当然很起劲。王洪文说是要二十名，而上海市委组织部在1974年4月底上报给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上，开列着八十八名！
1974年10月，王洪文明确地告诉上海："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
于是，一张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拟定的名单，终于在1974年12月31日上报王洪文了。
在这张名单中，内定了"上海牌"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去商业部，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东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去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那个陈阿大，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不过，陈阿大讲究"实惠"，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当上"房总统"。
自从陈阿大当上"房总统"，"小兄弟"们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这位"房总统"不断地批条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批给"小兄弟"们。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资本家，也有的是"走资派"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对象。赶走了他们，"小兄弟"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7.王洪文重逢"小兄弟"(2)
他跟纺织局的某人打了个招呼，他的妻子便入党了，成为上海一家棉纺针织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
王洪文也不忘拉那些摔了跟斗的"小兄弟"一把。当年，他的"副司令"潘国平，能言善辩，冲杀在前，在上海的"知名度"曾远远超过王洪文。一度，人们只知"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有个"王司令"。
潘国平曾出尽风头：带头冲上北站列车；在安亭出面与张春桥谈判；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际，担任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的执行主席……
用当年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潘国平属于"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寻花问柳，蹂躏妇女；他成为打、砸、抢的先锋；在经济上，他也不干不净……
从1968年踏平"联司"之后，潘国平下台了。他被"下放"，回到原单位--上海玻璃机械厂劳动，从此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造反司令"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造反副司令"却重新成为普通工人，"反差"未免太大了！
倒是张春桥提醒了王洪文："'工总司'发起时的常委，现在还剩几个？连毛主席都下令查一查，'长征老马还有几匹'？你要注意保护老造反。要不，人家会说你这个'司令'下边，怎么尽是乌龟王八蛋。否定了他们，连你这光杆司令也迟早保不住！"
王洪文连声称是。他佩服张春桥看问题总是高人一筹。
于是，1972年底，张春桥趁着回上海，突然在康平路小礼堂召见潘国平和几位"工总司"的老造反。
张春桥的几句话，使潘国平受宠若惊："小潘，你知道吗，主席还一直记得你小潘呢，前不久还跟我提起你！我和洪文同志，对你总是抱着希望。"
张春桥夸奖几句潘国平之后，开始"指点"他："小潘，你别想来想去就是个谭元元（引者注--潘国平千方百计追求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你要想想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要向洪文同志学习。路线斗争一次又一次，还会不断地来的。第十次，第二十次，第三十次，都会来的。主席不是说过，七八年要来一次吗？你小潘年纪轻，起码还可以活五十年，经历十次路线斗争，你要想得远一点，看得远一点。"
张春桥鼓励潘国平道："你犯了错误，只要你把尾巴夹起来做人，那就行啦！谁不犯错误？就拿马老来说，他很有体会。他对我讲起过，在1965年以前，他是不大学习的。在1965年，全国开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他看了一点书。但是，真正认真开始学习，是在他犯了错误以后。犯了错误，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张春桥还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初中文化水平，看不懂书。其实，初中水平不算低，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当然，初中水平也不算高。字是可以认识的嘛，不认识的还可以查查字典。洪文同志的文化水平跟你差不多，他很注意学习。"
58.王洪文重逢"小兄弟"(3)
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关心下，潘国平在1973年4月，结束了"下放劳动"，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当起"常委"来了。
1974年1月17日下午四时半，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
姚文元：小潘同志最近还好吗？
潘国平：还好。
马天水：胖了一点。
潘国平：胖是胖了一点，腰不大好。
姚文元：你的学习怎么样？
潘国平：我学得不好。我是想学一点的。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总是关心的。最近，报上在批孔。我在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姚文元：小潘，你要争气呀！你是老造反，你一定要争气！你有三十岁了吗？
潘国平：虚龄二十九。
姚文元：你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你一定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
潘国平：我记住了。
张春桥的接见，姚文元的接见，使潘国平又"抖擞"起来。不过，此人如同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居然又干起偷鸡摸狗的事。他并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对这位"副主席"说了许多不逊之词："王洪文算什么！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哼，他倒成了'副主席'！"
这些话，很快就有"小兄弟"向王洪文报告。潘国平攻击"中央领导"，这还得了！
于是，当王洪文回上海"调查研究"时，对潘国平问题作了"指示"。
以下是1975年10月16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
天水同志：
送上洪文同志对潘国平问题的两次指示，请阅。关于我和沈涵同志报告中提出拟对潘作留置审查一事，我又请小廖同志（即廖祖康--引者注）向洪文同志请示，据小廖昨天下午电告洪文同志的意见，对潘要批判从严。可把潘的材料整理一下，向常委介绍一下。批判先在常委中进行，以后再扩大。对潘的问题的材料，虽然大部分是可信的，但可能有些部分或有不确实的地方。为防止被动，所以对潘的批判从严，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指不要在民兵指挥部留置--原注）。小廖向洪文同志请示可否采取把潘留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便于他一面交代问题，一面学习，洪文同志同意这个意见。
59.王洪文重逢"小兄弟"(4)
根据这些精神，今天下午，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
（1）先在部分常委的小范围内与潘接触二、三次，追查他的问题，要潘老实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拟在下星期二（21日）上午开始与潘接触，一星期内告一段落。
（2）再下星期起在全体总工会常委范围内对潘进行批判。也批二、三次。潘有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此处的"中央首长"指王洪文--引者注），不在这个范围内批判，以免扩散。
（3）与潘开始接触后，即把潘留宿在总工会。允许他自己去食堂吃饭，不允许外出，请民兵指挥部派七同志分三班看护（不以民兵名义--原注），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材料，并去潘家，在他老婆在场下作适当的检查，获取有关材料。
待对潘的审查结束时，再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市委审批，特此报告。如有不当请批示。
马天水看毕叶昌明的报告，在上面写了批示："请秀珍同志审阅。"
王秀珍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儿，算是"圈阅"。
看在当年"副司令"的面上，潘国平还是被保下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对潘国平问题，说了如下的话。
张春桥说：
"小潘，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吧！我一直劝你。直到现在，我对你还抱有希望。
"你过去没有受过严格的无产阶级教育。就是在部队里两年，也是不怎么样。这次大浪潮把你推到前面，但你没有懂得什么叫革命，就觉得了不起了。想想在安亭的时候，你是'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来跟我谈判的。当初造反的时候，在'工总司'创立的时候，你是有功劳的。这跟陈独秀一样，主席说在写党史的时候，还得把他写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尊重历史的。希望小潘也能自重，爱护自己这段历史。"
姚文元也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了一番话：
"小潘，你的坏习气太深了！你的旧的习性，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春桥同志的讲话，我是同意的。
"小潘，我们是把你当作体现政策的人。对于你自己来说，还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常常发生。"
60.王洪文重逢"小兄弟"(4)
张春桥意犹未尽，补充道：
"在'文革'初期，那些围攻'工总司"的人，总是集中力量攻击你们两个司令，说潘国平是阿飞，王洪文是坏人。当时，我曾一再为你们辩护过。现在，洪文同志很争气，成了党的副主席，没有谁再敢对他说三道四。你潘国平要争一口气！你的堕落，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也影响'工总司'的声誉，甚至影响洪文同志的声誉！"
又是"批判"，又是劝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潘国平真的是"仁至义尽"！保这个"副司令"，也就是保"工总司"的声誉，保王洪文的声誉。
对于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王洪文本来就恨透了他。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设下圈套，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抓捕了耿金章。在杨浦区公安分局关了两个多月，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王洪文这才不得不把耿金章放掉。耿金章在砸"联司"时出过力，一度与王洪文的关系有所改善。
不过，耿金章稍稍恢复元气，又要与王洪文为敌。
王洪文第二回定计捉耿金章：那是1967年秋，忽然来了两辆大卡车，坐满了"工总司"造反队员，前来接耿金章，说是"工总司"要成立党支部，王洪文要他去开会。会议地点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
就在这时，王承龙打电话密告耿金章：王洪文要抓你！
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处长，也把紧急情况报告了张春桥。
当耿金章来到会场，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电话，不许他动手。耿金章在那个处长保护下，从后门出走。
不久，耿金章又一次被王洪文派人绑架，抓到浦东去。消息传出，耿金章那"二兵团"的常委范建华坐小轿车赶去，说是"市革委"要开紧急会议，耿是委员，务必出席，这才把耿拉上小轿车溜走。耿金章躲到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里，伪装成病人，这才把王洪文派来追捕他的人甩掉了。
王洪文三抓耿金章的消息，传入张春桥耳中。张春桥劝王洪文对耿金章实行怀柔政策，给他一官半职，不要弄得太僵。
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于是，从1968年11月起，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
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到了1971年5月，王洪文把耿金章"下放劳动"，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
1973年初，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张春桥说了一番话：
"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主要是犯了像王明、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这几年，他通过劳动、学习，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他属于'知名人士'，不用不行。……"
61.王洪文重逢"小兄弟"(5)
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于是，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
这时的耿金章，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
1973年4月23日，耿金章给王洪文、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忏悔之意的信：
洪文、秀珍二同志：
你们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
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战友 耿金章
1973．4．23．
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这年11月，耿金章又写一信：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你们好！
11月2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
"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62.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1)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了。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1975年11月2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63.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2)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64.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3)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两次写的信。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1932年。1968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1937年。1953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1983年1月5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红旗》杂志在1975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张春桥一下子变得异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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