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遭流放志不衰，埋头等待时机来；巧计逃出樊笼后，创办党报敌惊呆。
1912 年2 月中旬，还是在沃洛格达流放期间，斯大林直接得到了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消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列宁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
奥尔忠尼启则奉命亲自把这个建立新党的消息告诉了他。斯大林还得知他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俄国局成员。从此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开始了。
党的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是1912 年1 月在布拉格召开的。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被驱逐出党，永远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联合在一个党内的局面，布尔什维克最后由一个政治集团发展为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这是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党，列宁主义的党，它对俄共革命后来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
为了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和斯大林曾进行了巨大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列宁所著《做什么？》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思想上的准备。列宁所著《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组织上的准备。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准备。最后，列宁所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理论上的准备。
代表会议指出，原被破坏的党中央机关已经恢复，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成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党组织虽然遭受过极严厉的压迫，虽然受到过外来的严重打击，虽然党内有过机会主义者的叛变和动摇，但无产阶级终究保全了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组织。
代表会议指出了俄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征候，指出了党的工作正在活跃起来的事实。代表会议在讨论了各地方代表的报告后指出：“在所有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工人中间，都在为巩固地方秘密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团体工作而努力。”在所有各个地方组织方面，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在退却时期所采取的策略的主要原则——把秘密工作与党的各种合法工作相结合的原则是正确的。
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等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是在本人缺席时被选进中央的，因为他们当时还在流放地。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还有加里宁。为了加强党对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国中央局。代表会议还就布尔什维克过去反对机会主义的全部斗争作了一个总结，并做出决议将孟什维克驱逐出党。
1912 年初，列宁在致高尔基信中谈到布拉格代表会议时写道：“不管取消派混蛋们怎样捣乱，我们终于把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恢复成功了。我想你对此是会和我们同声称快的。”斯大林对布拉格会议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次代表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划定了一条界限，并把全国各地布尔什维克组织统一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从此，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变得更坚强有力了。
但是，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和各色机会主义者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敌视的。所有这些“取消派”组织了“八月联盟”。这是一切反布尔什维克党的集团和流派的联盟，旨在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这个联盟的是托洛茨基。
为实现布拉格代表会议决议的顽强斗争，争取将各地方党委会变成新式党的战斗组织的艰巨斗争，即将到来了。这个斗争的成败，首先取决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积极活动。斯大林在俄国直接领导中央的工作，这对于俄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列宁认为，斯大林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只有他才能担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革命运动方面的全盘领导工作。
1912 年2 月29 日，斯大林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再度从沃洛格达流放地逃了出来。他负责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当时列宁和斯大林认为俄国局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实现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而奋斗。必须向全国党的组织说明布拉格代表会议决议的重大意义，为组织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展开斗争，使它们的工作活跃起来。为此，斯大林奉党中央之命视察了俄国各个重要地区。当他来到南高加索后，那里的孟什维克组织正企图破坏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斯大林冒着被沙皇走狗逮捕的危险，在巴库召集了各区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大会。大会一致欢迎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斯大林在他撰写的工作通讯中指出：南高加索的党组织在跟孟什维克及其南高加索省委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对维护党性、反对取消派的胜利，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
斯大林在南高加索期间，在第比利斯秘密印刷所中，曾组织印发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名义写的传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竞选纲领》。在这个重要文件中，谈到了即将到来的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制订了党的口号，指出积极参加选举运动的必要。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利用杜马为工人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任务。列宁写道：“社会民主党竞选纲领的真谛、实质和精神，就是为了革命！”“它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数十万的政治罢工者，对千百万老百姓大军中的先进者的直接号召，要向他们说明起义的任务。”这年春天，以连纳事件为导火线掀起了新的工人革命运动的大**。
1912 年4 月4 日，位于西伯利亚的连纳金矿工人举行罢工，沙皇宪兵当局下令开枪，工人死伤500 多人。这一惨案立即激怒全国。沙皇政府这一血腥暴行，完全是为了取悦英、俄资本家。他们对工人实行残酷剥削，每年榨取利润700 多万卢布，却只付给工人极低微的工资，供给工人恶劣腐烂的食品。连纳金矿公司中的6000 矿工因忍受不住这种欺压凌辱，便宣布罢工了。
连纳惨案发生后，无产阶级立刻在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工业中心和矿区纷纷举行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以表示抗议。他们通过决议，严厉谴责沙皇政府的血腥暴行。决议说：“我们万分震惊，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抗议，都不能表达我们每个人的沸腾心情于万一。
对于我们，无论眼泪或抗议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就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特别当沙皇大臣马卡洛夫在国家杜马中回答社会民主党党团对连纳惨案所提出的质问时，这位大臣竟无耻地说道：“从前如此，将来也会如此！”于是工人群众的怒潮更加汹涌澎湃，参加抗议罢工的人数达到30 多万人。
连纳事件有如飓风一般，打破了斯托雷平制度所造成的“沉静”空气。
对当时的斗争形势，斯大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连纳的枪声击破了沉默的冰层，人民运动的江河奔流起来了。奔流起来了！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弊端祸害，多灾多难的俄国所受的一切苦痛都集中到一件事实上，集中在连纳事件上。这就是连纳的枪声正好成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信号的原因。”取消派被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弄得惊惶失措，他们企图埋葬革命，反对工人举行罢工，骂它为“罢工的狂热”。取消派及其同盟者托洛茨基竟想用“请愿运动”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劝工人在呼吁“权利”的请愿书上签名，然后递给国家杜马。但取消派只征得1300 人的签名，而团结到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周围的工人却有数十万之众。工人阶级在遵循布尔什维克所指示的道路奋勇前进。
列宁认为1912 年5 月罢工和示威游行，是全俄无产阶级大规模的发动。
这些行动证明：俄国进入了新革命**的阶段。为了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很需要一张全国性的有权威的报纸，《真理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新的革命运动浪潮中于1912 年5 月5 日诞生了。斯大林受党中央和列宁的委托，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创刊工作。斯大林实际上是这家报纸的第一任总编辑，他以党中央委员的身份，领导制订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并参加编辑该报创刊号事宜。当时《真理报》的编辑人员和主要工作人员有莫洛托夫、奥里明斯基、巴杜林、斯维尔德洛夫和高尔基等人。在两年半内，《真理报》曾被沙皇政府封闭过8 次，但在工人的支持下，它以新的名称继续出版。《真理报》成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强有力的战斗武器。
斯大林在《真理报》10 周年纪念日写道：
“1912 年的《真理报》，奠定了布尔什维克1917 年胜利的基础。”《真理报》的创刊号社论《我们的目的》是由斯大林执笔撰写的。这篇文章确定了该报的战斗任务，即向工人运动的敌人宣战，对他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斯大林说，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便是使无产阶级已经展开的战斗获得成功的保证。《真理报》在巩固党的组织方面，在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方面，在争取广大群众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方面都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列宁和斯大林借助《真理报》在思想上锻炼了布尔什维克组织，对取消派、托洛茨基之流的政策进行了斗争，揭露了沙皇政府反人民的政策。
《真理报》很快就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因为它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工人与自己报纸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工人在寄给《真理报》的许多书信和贺词中充满了对报纸的热爱。工人群众认定《真理报》是他们自己的报纸，对它极表信任，细心听从它的呼声。《真理报》一出，就在工人中间辗转传阅，每份报纸的受益人数多达几十人，培养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号召他们进行斗争。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每期《真理报》上都刊载工人写的通讯和消息。这些报道记述了工人们遭受残酷剥削的种种事实。这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一针见血的尖刻的揭露。在《真理报》所载的报道中，往往传出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因根本无法找到工作而自杀的消息。报纸还用充分的篇幅报道工人的罢工和游行。凡遇有大规模的长期罢工发生时，《真理报》便在一些企业和工业部门的工人中募捐援助罢工工友。募得的罢工基金多达数万卢布，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因为当时大多数工人每天只能领七八十个戈比的工资。这种办法在工人群众中培养了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使他们认识到全体工人利益的一致。
每逢发生政治事件，每逢获得胜利或遭受失败时，《真理报》上往往登载工人的来信、贺词或抗议书。《真理报》在自己的论文中，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指明工人运动的任务。然而当时公开发行的报纸是不能直接号召推翻沙皇制度的，必须用暗示的方法，但觉悟的工人很能理解这种暗示，他们从字里行间可以了解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是推翻沙皇制度，成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8 小时工作制。《真理报》在斯大林领导下，成了指导工人运动、准备革命的有组织的核心。
斯大林曾在《真理报》创刊那天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经过数月监禁之后，被流放到纳赖姆边区，他在那里没有逗留多久，就从流放地逃了出来。
一回到彼得堡，他就继续领导《真理报》的出版工作，同时领导布尔什维克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斗争。
《真理报》在第四届杜马选举前夜组织了先进工人的队伍。它对孟什维克主张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主张成立“斯托雷平工党”的叛变立场进行了揭露。《真理报》号召工人投票拥护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即拥护布尔什维克。
当时的选举是多级的，首先由工人大会选出初选代表，再由初选代表选出复选代表，只有这种复选代表才能参加杜马工人代表的选举。在实行选举那天，《真理报》公布了布尔什维克复选代表候选人名单，并号召工人投票选举他们。为防止预定候选人在杜马选举前遭受被捕的危险，这个名单是不能预先公布的。
斯大林亲自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运动中的全部活动。他在《真理报》和《明星周报》发表的《非党的傻瓜》、《他们怎样准备选举》、《全权代表的意志》等文章中，透彻地阐明了进行第四届杜马选举的环境，揭穿了完全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立场的孟什维克的纲领，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
斯大林的活动和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博得了列宁的赞扬。列宁在1912 年11 月2 日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对斯大林的《谁胜利了》一文极表欢迎。斯大林的这篇文章是关于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列宁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写道：“因您写的第146 期的社论，我特向您表示祝贺。”《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在选举运动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委托书》是斯大林于1912 年10 月写成的，并在彼得堡最大企业工人大会上，在全权代表大会以及工人集会上一致通过的。斯大林在《委托书》中精细地制订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纲领。他写道：“我们希望从杜马讲坛的高处响亮地发出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的呼声，说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提出1905 年的全部的不折不扣的要求；说明俄国工人阶级是人民运动的领袖，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说明自由资产阶级是‘人民自由’的叛徒。”列宁认为《委托书》有特别重大意义。列宁刚刚得到《委托书》的原文，就采取一切办法，使它在下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出来。在把这篇文章送往印刷所去排印的时候，列宁在《委托书》上写道：“一定要把原稿交还！不要把它弄脏。保存这个文件是极端重要的。”列宁在致《真理报》编辑的信中主张：“一定要把这个给彼得堡代表的委托书用大号字登在显著的地位。”布尔什维克党因为善于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据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有6 个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几个主要的工业省份当选到国家杜马中去。大选之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即负责直接领导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活动。在11 月间开幕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利用沙皇杜马的讲坛，号召工人为俄国制度的民主化而斗争。列宁主张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前去克拉科夫，并写信给斯大林，要他一定与代表们同去。
1912 年12 月末，斯大林前往克拉科夫去见列宁，以便参加中央和党的工作者的联席会议。为了保密起见，这次会议被称为“二月会议”。其实，会议是1912 年12 月28 日在克拉科夫开幕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总结工人阶级最近几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会议之后，列宁与斯大林共同制订了改进《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方针。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在1913 年年初克拉科夫会议时，“伊里奇跟斯大林就民族问题谈了很多，他高兴地会见了真正关心这个问题并对它很有研究的人。”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份内，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一再试图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毒素来麻醉工人阶级，从而粉碎工人阶级的统一。布尔什维克党负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不受一般“时疫”的传染。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负起这个使命，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的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斯大林受党中央的委托，肩负起完成这个任务的责任。
斯大林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于1913 年初脱稿，发表在1913年3 月至5 月布尔什维克《启蒙》杂志第三期至第五期上。斯大林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是布尔什维克党在战前国际舞台上对民族问题所发表的重要的论著，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纲领宣言”。
斯大林于1913 年2 月下旬回到彼得堡。他和斯维尔德洛夫共同执行列宁关于《真理报》的指示，更加广泛地吸收先进工人来参加报纸工作，并注意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引导工人注意斗争策略。当1914 年春天，彼得堡许多厂主实行大规模歇业抵制，致使工人不宜于实行群众罢工的时候，《真理报》就号召工人采取其他斗争方式，例如在工厂中召集群众大会，在街道上举行示威。当时在报纸上不能公开写明这点，但觉悟的工人能理解这种号召，因为他们读到了列宁用《论工人运动方式》这一通常题目所写的一篇论文，说目前必须用工人运动的更高方式来代替罢工，这意思就是号召工人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
《真理报》不仅注意报道工人生活、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情形，同时也用一定的篇幅报道农民的疾苦和斗争。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一文中，很清楚地向工农群众指明有怎样多的地产握在寄生地主手中。仅仅3 万个大地主就占有土地约7000 万俄亩，而1000 万农户总共也只有这么多土地。每个大地主平均占有土地2300 俄亩，而农民，连富农包括在内，每户平均不过7 俄亩，其中有500 万，即占全体农户一半的贫苦农户，每户不过1 至2 俄亩。这些事实具体证明，农民遭受贫困和饥饿是因为有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即农奴制度残余存在，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真理报》经过那些同乡村有来往的工人深入农村，去唤起先进农民加入革命斗争。
《真理报》有个庞大的工人通讯网。它在一年内就刊载了1.1 万多份工人的稿件。但报纸与工人的联系并不限于写信和通讯。每天都有很多工人从企业中跑到编辑部来访问。党内的组织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真理报》编辑部里面。地方党支部代表，常在这里同领导机关接头。各地党组织的消息往往由这里接收。彼得堡党委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指令往往从这里转达。
由于布尔什维克两年半来为重建革命工人政党而与取消派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由于《真理报》通俗地深入地宣传党的政策，到1914 年夏天，俄国积极工人已有4/5 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拥护“真理报派”策略的了。
1914 年捐款援助工人报纸的7000 个工人团体中，有5600 个捐助布尔什维克刊物，而捐助孟什维克刊物的却只有1400 个团体。但孟什维克在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很多“富足的朋友”，他们供给了孟什维克报纸所需要的大部分经费。
当时布尔什维克被称为“真理报纸”。随着《真理报》成长起来的有一整代革命无产阶级，这一代人后来便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真理报》受到数万以至数十万工人的拥护。在革命高涨年代（1912—1914 年）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坚固的群众基础，沙皇政府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所采取的一切压迫手段都没能把这一基础摧毁。
1913 年2 月23 日，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加拉施尼可夫交易所会场举行晚间演奏会，为《真理报》募捐。来观看这次演奏会的多数是工人，他们以捐助的资金来支持自己的报纸。斯大林到这次晚会上来跟党的工作者碰头，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委托。而出席这次晚会的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把斯大林出卖了，他向警察署告了密。斯大林于是被捕，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为此，列宁立刻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我们的被捕情况是很严重的。柯巴被抓走了……柯巴幸而写完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长文章。很好！要为真理而战，反对崩得和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斯大林被监禁5 个月之后，于1913 年7 月2 日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区，经常处于警察公开的监视之下，期限4 年。加里宁写道：“我希望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要密切地注意斯大林的秘密生活和活动的纪事。秘密工作、逮捕、牢狱、流放、逃跑。又是秘密工作、逮捕和流放等等。多么简单、平凡！然而在这‘枯燥无味’的图画后面却隐藏着极残酷的阶级斗争。整个沙皇政府的机器都在无情地打击着那些以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反抗它的勇士。不消说，它特别打击那些抱着推翻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这种目的的人。”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是最偏僻的，流放者的处境也是最艰难的。
起初，斯大林被押送到一个不大的名叫科斯廷诺村的流放地去，但沙皇当局怕斯大林逃跑，于1914 年3 月将他转解到北极圈以北的库莱卡村流放地，警察并对他严加监视。
西伯利亚北部的叶尼塞一图鲁汉斯克地区，是一大片荒凉地带，从那儿逃跑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气候严寒，黑暗的冬季漫长，生活极其单调；盛夏时间短暂，蚊虫满天飞；冬天令人生畏的暴风雪，犹如飓风，把整个村庄埋在风雪之中。这一切使人更觉得孤独。生活就是像原始人那样要与大自然搏斗。许多流放者发了疯，自杀现象层出不穷。在这个地方，只有那些刚强健壮的人才能活下来；而这种经历在他们身上也永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回忆说，斯大林有时谈起西怕利亚，谈起西伯利亚那“严峻的美和粗犷沉默的人民”。他与当地人相处得很好。他们教他如何在叶尼塞河捕鱼，但他不像他们那样总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转来转去，直至找到一个鱼多的地方为止。他常常捕到很多鱼，以致他们以为他一定有什么魔力，于是喊道：“奥西普（他们给他起的名字），你最懂鱼的语言！”有一次，正是冬天，他在回家途中遇到了暴风雪，迷了路。
他碰见当地两个农民，使他奇怪的是农民见到他后吓得跑开了。他后来才知道，他的脸上沾满了冰雪，他们以为他是个恶鬼。
沙皇政府决心把斯大林与整个世界隔绝起来。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斯大林也未与列宁和彼得堡委员会断绝通信，并与住在流放地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联系。1915 年夏，斯大林到曼纳斯特尔斯可耶村，在流放地的布尔什维克的大会上，他痛斥加米涅夫在审问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时的背叛行为。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斯大林继续坚持工作，写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英勇地熬过了这一切苦难，在二月革命之后，于1917 年3 月12 日回到了彼得格勒。此后没有多久就与列宁再次会面了。正是：英雄磨难志更坚，回到京城谋造反。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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