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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央视老兵(5)

  “水均益上哪儿去了?”水均益还在央视。这些年,我随着节目的起伏在起伏,随着电视台的变化在变化,有时会感到彷徨、迷惘,甚至无奈。观众觉得我们风风光光在台前,其实我们为了每一期节目都伤透脑筋,甚至于像小崔那样,经常有抑郁、失眠的情况发生。作为央视的一员,要在这当中拼出一片天地,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难。所以现在想一想,我今天还有栏目在播出,有栏目去主持,还能在中央电视台的大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已经算是运气上佳了。

  8.夜总会风波

  那件事,我将其归为“心中的痛”,在一段时间里,它对我而言的确是一种痛苦,是我人生遇到的一个大坎儿。倒不是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过不去的,而是它引发了我对自身和所谓名利的反思。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由于不愿理会炒作和担心更大负面影响的顾虑,而选择了沉默。后来,媒体采访我也好,一些场合偶尔提及也好,我都不愿多说,不想回应。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将它原原本本地还原一下,也算不上什么澄清,就是给自己内心一个交代吧。

  那是2004年5月,我从伊拉克回来刚一年,经历了最大的赞美和最汹涌的诋毁,内心有许多遗憾、委屈和不甘。回来之后,当我把锁在办公室抽屉里的“遗书”撕掉后,有了一种捡回一条命,重获新生的感觉。我忽然觉得,应该活得更洒脱一些,超越一些。于是,我对自己的约束也多多少少有些放松,在某些场合有意无意地“放纵”自己。

  比如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会选择多喝两杯,有时候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我算是个想得开的人,但也会有纠结的时候。生活里各种烦心事,工作上压力山大,我也会突然有那么一刻,像是钻进了牛角尖,所以也想找朋友聊天,借酒消愁,排解内心的五味杂陈。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

  5月,春暖花开之际,我准备出差去杭州参加一个世界园林的高端会议,约访联合国人居署的官员和几位世界级的园林设计大师。临行前一晚,我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吃饭时喝了点酒。因为第二天早上要赶飞机,所以我想就近住在办公室。

  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甘肃老乡联系我,说老家来了朋友要见见我。我说,我明天要出差,现在还在聚会,没有时间。这位老乡是画国画的,在北京的艺术圈里小有名气。他说,这两个老家的朋友大老远赶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特别崇拜我,想见见我,稍微晚一点也行。我也不好再拒绝,就答应说,晚一点,等朋友聚会结束之后,我们找个离中央电视台近一点的地方,坐下来聊聊。

  他们选的地方,在航天桥附近一个酒店的夜总会,可以唱歌也可以喝酒。我这边朋友聚会散得晚,10点多结束后,我就往他们那边赶,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1点了。我和一个新华社的朋友,加上三个甘肃老乡,一共五个人,要了点水果,还点了酒。我本来说刚喝过了,就别再喝了吧。他们说,要不再喝点啤酒吧。我也不好再扫兴了。

  那天喝的啤酒,都是小瓶的喜力。他们先要了一打,喝完后又要了一打,大家慢慢喝着聊着,谈天说地,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快凌晨1点的时候,差不多尽兴了,就说结账走吧。

  那天是一位做土特产生意的老乡请客,服务员拿着单子来结账时,他一看单子就说:“你们怎么收费的,怎么这么贵呀?”那服务员说:“我们这儿有最低消费。”他有些不理解:“再怎么最低消费,我们就点了两个果盘,24瓶小啤酒啊。”我凑过去一看,好像是五千八还是六千八,的确是贵得有点离谱了。

  那位老乡很为难,也有点生气,虽然外地人来北京,对于挨宰这件事多少有点思想准备,但挨这么狠一刀,心里肯定有点难以接受。我那天其实并没喝多,人还算清醒,就是多少有点小兴奋。刚开始我并没有接这茬,但那位画画的老乡很生气:“你得说清楚,账单拿来看一下。”一笔一笔看过后他说:“不对啊,这啤酒怎么这么贵啊,一瓶快100块了,在哪儿也没有这么贵的价钱。就算你是夜总会,我们只是唱歌喝酒,也没干别的,你收这么贵没道理。”那个服务员小伙子也很为难,只说单子上就是这样。我那老乡就说:“不行,把你们管事的叫来,这事得说一下。”

  小伙子出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来了一个经理模样的年轻人,我老乡跟他理论说,这账不对,有点宰人。那小经理就说,我们这儿是五星级酒店。一开始还都在解释,但是说着说着,也就有点不太客气了,因为西北人说话比较直,激动起来也有点骂骂咧咧的。那位小经理觉得有点受到了侮辱,就说:“你不能骂人啊。”我们这老乡气也上来了,说:“什么时候骂你了?我就跟你说这个事。”一不留神,有些国骂色彩的词儿就出来了。

  我本来没有参与争论,但那个小经理说了一句:“你们喝得起就喝,跑到五星级饭店那不就这个价嘛。”我一听这话就有点生气,一拍前面的茶几,骂了那小伙子一句:“你什么狗屁经理,客人跟你理论,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吗?什么叫消费得起,五星级就成了你宰客人的借口了,成了你宰客人的幌子了?你收费这么高,拿到物价局能批吗?说难听点,曝一下光你这受得了吗?这收费标准你得说清楚啊!”那位小经理可能情绪不好,一直是一副很不屑的表情,我看他那样,也愈发觉得生气。

  当然,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下,我所见所感未必准确,但那时的确觉得很没面子,有些火冒三丈,我的老乡千里迢迢跑过来,等了我那么久,请我喝顿酒还得被宰这么一通,我心里很不服气。于是说着说着,就越来越激动,脑子一充血,我就拿起茶几上的一杯酒,一边骂一边直接泼到他脸上了:“你这小屁孩,说你这半天,你还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这杯酒一泼出去,那小经理先是愣了,然后转身就出了房间。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倒是老乡在旁边劝我说,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反正买单就买单吧,无所谓。但是再找他们结账,半天都没来人,那老乡就自己跑到前台把账结了,我那时还有点不依不饶地说:“你凭什么买这个单,咱不能买这个单。”大伙就劝我算了。

  这时候,包间的门突然大开,刚才那位经理和两位民警进来了,那民警应该是附近派出所的,一看说:“呦,水先生怎么在这儿?”我说:“怎么了,这是什么意思?”民警说:“他们打110了,说这儿有纠纷,我们过来看看。”我这才知道,那经理半天不见是报警去了,可能被泼了酒心里不服气。我说:“有什么纠纷啊,应该查查他们的账。”那两位民警坐下来说:“既然接警了,我们就要来处理。”我没好气地说,那就处理呗。于是大家坐下来,他们简单问了下情况,我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民警认为这基本属于消费纠纷,而且我那老乡也怕给我惹麻烦,都已经把账结了,这事应该已经解决了,没事了。而且那个小经理也并没有说我打他,而是说我跟他摔杯子了,我解释说:没摔杯子,就是把一杯酒泼他身上了,因为他当时表情和态度不好,我挺不满的,喝了酒,也有点激动。我还专门对着小伙子说一声对不起。看到这情景,民警就说:“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不早了,你们都走吧。”然后两位民警和夜总会的负责人,还一块儿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出了酒店大门,我以为这事应该已经化解了。

  我回办公室睡觉,一大早起来跟同事一块坐飞机到了上海。因为到杭州没买到直飞的票,我们只能到上海转机。一位上海的朋友从机场接我们出来吃饭。期间,我接了一个电话,说是一家什么报纸的记者。

  对方上来就问我:“你现在在北京吗?”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想着没准又是小报要挖八卦新闻之类的,那时候台里有明确的规定,央视主持人接受小报采访要慎重,要跟台里打招呼。我就随口说:“我在外地呢。”那边就问说,你看了那个什么报道吗?我问:“什么报道啊。”对方就说,昨天你是不是在那个夜总会……我一听这事,就觉得有问题,电话里解释不妥,于是就说:“我现在在外地,马上要上飞机,这事我就不跟你说什么了,具体有什么事,我们回头再说。”匆忙就把电话给挂了。

  后来,我看到了这家媒体的报道:“记者打通水均益的电话,水均益表示根本不知道此事,他人根本不在北京。”说得像是我在狡辩一样。我才明白,他那天一上来就是在套我的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响个不停,所有媒体、娱乐小报的电话都纷至沓来。我统统告诉对方我在出差,没时间聊,也不方便接受采访,回头再说。但是我心里隐隐意识到,我可能是“摊上事儿了”。

  我赶紧给北京的同事打电话,让他们帮我上网看看,我说昨天喝酒出了点状况,但怎么至于就这样满城风雨了。同事看完后告诉我,好多娱乐节目和报纸都在报道,标题是“水均益大闹夜总会”,还打了人,诸如此类。

  我一听这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这事肯定是炒作,也可能有人使坏。因为,当时我们离开那家夜总会时,大家都认为那件事已经过去了,该说的也说清楚了,我也没有被警察做笔录,也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那警察还亲口跟我说:“哎呀,这件事就是你们之间的纠纷,又不是你请客,你看你还这么激动。”我自然理解为,小事化了了。一夜之后,突然这么爆发出来,我的直觉就是,会不会有人存心使坏,故意黑我?会不会是被我泼酒的那个经理小伙子事后反应过来,觉得水均益是个名人,于是把这事捅给了媒体。当时首发这条消息的那家报纸也说是接到了爆料电话,才知道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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