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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访问台湾(1)

  “我站在海岸边,

  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

  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

  阿里山林涛在耳边回荡,

  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

  我们日日夜夜,

  把你们,

  挂在心上……”

  1.圆山饭店舌战“台独”

  我一直想去台湾,也很想了解台湾。但因为我是跑国际新闻的记者,涉及台湾的报道,在央视原则上归于国内报道。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我跑了很多地方,却都没机会去台湾。

  我之所以对台湾感兴趣,除了因为它是祖国的宝岛外,还跟自己的家族渊源有关。我爷爷解放前是国民党西北教育总署的高级官员,据我父亲讲,新中国成立前,蒋介石安排国民党高层撤到台湾的时候,也给我爷爷分配了指标,机票都送来了,但我爷爷当时不愿意走,他认为中国大陆是自己的祖国,故土不可离。所以,他都已经坐上车准备往机场走了,突然间改变了主意,没有去台湾。这似乎是冥冥中的一种注定。所以,我一直很好奇,我爷爷他们这一辈的同僚们到了台湾,隔着海峡,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台湾地区那边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一直有种很强烈的愿望,想去看看今天的台湾岛。

  终于,到了2008年,我有了一个机会,还是一个跟新闻采访无关的机会。

  2003年我从伊拉克回来后,被选为第十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团中央要组织“十杰青年”代表团访问台湾,与台湾地区的“十杰青年”、“青年企业家”联谊交流。接到通知,我很兴奋,赶紧风风火火地填表准备资料。然而,当时民进党在台湾地区“执政”,海峡两岸交往受到了很大阻碍,旅游完全不可直接往来,基本处于“冷战状态”。祖国大陆党团系统的代表团都被拒绝。

  我们一开始报上去的名单有二三十人,后来那边说,很多共产党的精英都不能去,得再报一次;等报上去之后,过一段说彻底没戏了,过一段又说还能去,折腾了三四回,我们都已经疲惫不堪。就在我们要彻底丧失希望的时候,2007年底突然接到通知说,陈水扁那边同意了,可以去了。但是我们的团员加上领队,总共只有7个人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同意。

  我们从北京出发,在深圳停一下,然后从深圳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台北桃园机场。在深圳时,我们代表团的领队,也是团中央相关部门的一位年轻领导,专门召集我们开会,严肃认真地布置了一些注意事项。他说,现在台湾地区的局势不好,“台独”势力非常活跃。我们从祖国大陆来,又有团中央的背景,台湾方面会很重视我们这个团。另外,可能会有一些反共势力,想要阻挠甚至破坏我们的行程。所以他专门嘱咐我们,到了台湾,要怎么说话、怎么表态,有哪些问题要注意。那时候海峡两岸之间的交流,还有很多禁忌,我们虽然是祖国大陆的青年参访团,但还是要跟台湾地区的同行们搞好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融合。

  明确了态度、统一了口径,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一路顺利到了台北。台湾“青年工商总会联谊会”负责接待我们。这个行业协会,有一定所谓的“台湾官方背景”。他们接到我们之后,就让我们上了一辆大巴车,这辆大巴车装饰得花里胡哨,有点像印度的大篷车,挂着很考究的丝绒窗帘,坐着挺舒服;还有一位胖大姐,做我们的陪同。

  当天晚上,台湾“青年商会联谊会”和一些台湾本地“杰出青年”代表,在台北着名的圆山饭店宴请我们七人。圆山饭店声名远扬,它位于圆山的半山坡,能够俯瞰台北夜色,是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宋美龄组织修建的。刚开始规模不大,上世纪60年代又翻新了一下,完全是按照北京故宫大殿那种古香古色的风格建造的,雕梁画栋,有各种鎏金的狮子、龙、牡丹花装饰,朱红漆的大柱子,还有一个长廊,真有点像中南海。这个饭店,历来都是台湾当局接待国内外重要人物的地方。后来我国国台办的主任陈云林,在海峡两岸关系回暖后去台湾访问,就住在圆山大饭店。

  那是一个特别有祖国大陆味道的地方,外观、服务和文化,都有浓郁的乡情。其实,在台湾,无论是台北还是其他地方,真正那种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其实不太多。多数都是蒋介石时期留下的,这些建筑和祖国大陆之间,都有种回望勾连的意味和情结。比如圆山饭店的朝向、摆设,还有它门前的牌楼,都透露着一种遥望的感觉。因为1949年很多人到了台湾,又特别想找回南京、上海、北平那些故乡的影子,就修建了一批这样的建筑,寄托浓浓的乡愁,颇有怀旧的意味。

  参加晚宴之前,我们团里的领队就跟我们打招呼说,台湾有关方面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支持国民党的,有跟祖国大陆很友好的,也有民进党成员,还有“台独”倾向比较严重的人。那时候,“台独”的言论还很猖獗,而且我们初来乍到,也不熟悉情况。领队希望我们大家互相之间说话还是留点神,别到时候搞得不愉快。我当时也给自己提了个醒,因为我作为记者,平时说话还是挺注意分寸的,但是有时候在酒桌上喝上两杯,一高兴可能就会嘴不把门。

  台湾地区的文化、生活中有两个痕迹特别明显,一是祖国大陆的痕迹,它的夜市、小摊跟我们北京东华门、簋街很像;餐饮啊、待人接物啊,都很接近祖国大陆。还有就是日本的痕迹,因为台湾地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回到中国人手中。在台湾,日本的势力和影响一直比较强大,李登辉执政期间,尤其如此,他甚至自认是日本人。所以,台湾有很多文化跟日本也很接近,比如祖国大陆人互相见面也就是握手,稍微点头示意;而日本人会非常认真地九十度鞠躬,台湾人就介乎于这两者之间,比我们鞠躬要深,但是也不像日本人那么“隆重”。

  那天的晚宴设在圆山饭店一个特别大的包房里,那个包房能坐三十到四十个人,我们分两桌而坐,每桌大概坐了十七八个人,大家互相介绍,这个是什么“商会”的,那个是什么“协会”的,差不多都是年龄30到40岁之间的各界精英,都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讲话也很风趣。落座之后,我们七个人的可怜小团就被拆成两拨,分坐在两边,开始酒宴。

  台湾人很讲究,接待远方来的客人饮宴时,作为东道主,一定会有个代表起来讲一段欢迎的话。他们称呼人的时候,是把名字拆开的。比如,他介绍我时会说,非常欢迎水先生均益。这种待客和说话的方式让我觉得既新鲜又很传统,仿佛“穿越”回了我爷爷那个时代。

  介绍和致辞后,还有很隆重的举杯仪式,然后就开席。几位主要人物先举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大家熟悉一点了,开始互相一对一“私下联络”,慢慢地说开了,进入状态了。对方人很多,我们一共才七个人,势单力薄,还有一位是女士。团长和另外一位团员不会喝酒,这样最有“战斗力”的就是我了,我四下一望,也只能挑起这个大梁,既来之则喝之,反正不能给咱祖国大陆丢脸。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喝的是金门高粱,度数还很高,酒劲也很大。对方也有点咄咄逼人,毕竟他们人数是我们3倍多,轮番敬酒,单独示意,大概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酒劲已经上来了,虽然我平时的酒量还可以,但在那么一种场合和态势之下,不知不觉地也有些飘飘然了。

  酒喝得热闹了,大家也聊开了,话也就开始升级了。一开始,大家说话都很拘谨很客气,甚至于都说“大陆的朋友”怎样怎样,用词很小心。到后来,就开始有点火药味了。后来我才知道,饭桌上坐的有几位,是民进党的“少壮派”,很受高层的赏识,观点上也比较激进,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家喝着喝着,突然我就发现,有一个坐在我对面的老兄,瘦瘦的,梳个很亮的小背头,开始说一些类似于“我们台湾和你们中国”这样刺耳的语言。

  那位老兄一看我坐在团长旁边,又比较能喝,别人又介绍说我是“国嘴”,问我问题就有点略带挑衅,一点一点地逼近,刚开始他就问:“水先生均益,你们现在在中国做新闻,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

  我按照个人一贯的理解回答他:“无论在哪个社会,包括在台湾地区,做新闻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个人观点一定要和你所代表的平台的立场相吻合。我们在根本上是记者,要传达的首先是客观事实,我又不是评论员,不是理论家,不能上来以后就先是一大堆‘主意’,只要说的是客观事实,想报什么就报什么。”

  紧接着,他又拐弯抹角问了一些新的话题,总是“你们中国我们台湾”这样地说,我之前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太爽,好几次想提醒他,但又没找到合适的方式,怕不礼貌,也怕无意中挑起“敏感话题”,让现场气氛失控。但是,酒劲一点一点在往上走,人也一点一点开始“嗨”,话题也越来越进入实质,越来越有挑战性,越来越刺激我对酒精的承受能力。

  刚开始,我还一直想:反正饭桌上,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不接你茬就完了。没想到后来,那位老兄边上又多了几个帮腔附和的,也在那儿拿话挑拨。到最后,一位老兄直奔主题地问了:“你是中国的记者,你觉得要是我们台湾独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然后直截了当就问,“中国会不会动手?”

  我是真不想接话,尽管他们老是冲着我问,我边上不是还有团长吗?我就示意我们团长说一些“官方”的话,类似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自己人肯定不能打自己人,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这样的话。可对方不太满意,冲我说:“其实台湾独立不伤害任何人,反倒会给你们中国省掉很多麻烦、卸掉很多包袱。水先生的分析和判断是怎样的?”

  这时候,我对酒精的控制终于到达临界点了。我倒了一大杯酒,对那位仁兄恭恭敬敬地说:“我敬你一杯。”他还推辞说:“哎呀,我们不要喝这么多。”

  我就说着“主随客便”,有点挑衅意味地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然后坐下来正色说:“既然这位老兄问我,那我跟你说说我个人的感受,你也是中国人,你别老跟我‘你们中国、你们中国’地叫板,你回去查你的祖宗十八代,你一直都是中国人!”接着,我对他说,“既然你问到这个,我不代表祖国大陆官方的任何机构,我们在这个饭桌上,都是私人朋友,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就给他讲了一下我爷爷的事,我之前也说过,我爷爷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是国民党文化界的高级官员,也是西北地区的文化名人。我告诉他们:“我爷爷当时半条腿都踏上飞机了,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留在这边。后来在‘文革’时期,他也因为这段历史受到过冲击,但是老爷子到临终时也没有后悔过。曾经也有人问过他,你当时要是把几个儿子带去台湾,现在你家就不至于这样啊,但是我爷爷一直到最后都坚持说,你就算去到台湾也是中国人啊,这儿就是我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所以我不后悔,也从来没后悔过。”

  我讲这个故事,也是想用一些亲情、人文的因素,软化一下现场气氛,换个角度切入。然后我对他说:“你刚才问我,假如台湾有一天宣布独立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党中央、国务院会怎么决定,但我是个记者,我有条件和机会接触到很多祖国大陆的老百姓,而且现在网络很发达,你不信,去祖国大陆的各大网站看看,反正我觉得,广大人民的意见肯定是,决不答应!”

  我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那么一大杯金门高粱的劲道就冲上来了,说话就有点收不住,有点“趾高气扬”。按照同行团员的形容,我那天像个领袖人物一样,站在那儿“指点江山”,逻辑还很清楚,说理也一层一层的,反正最后的结论就是,台湾如果闯了红线,宣布“独立”,那就没有任何的余地和退路,一定会有战争。团长一看局势不妙,只能打个圆场,带着我们迅速退场了。我那天确实也喝多了,头很疼,一回去就睡了。

  老实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说的真的就是我个人的观点,既不代表电视台,也不代表任何官方。海峡两岸的历史问题再怎么纷纭复杂、起伏风雨,我们都无法想象,把台湾从中国版图里分离出来。13亿中国人绝大多数不会接受,那么政府肯定要对这样的民意有所回应。其实后来,我们的领导人也说过,不排除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两岸关系最好是和平协商解决,但如果有一天,台湾真的要宣布“独立”,那这事就没得可谈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们团长专门坐到我旁边来,忧心忡忡地跟我说:“水老师,你一边吃,我一边跟你谈谈。”然后他把昨天的事跟我重述了一下。我当时一听,很有点吃惊,这才意识到,前一天我“喝断了片”;一觉醒来,感觉记忆都有点模糊了。

  我就特别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丑,或者真的说错什么话了。团长安慰我说,那倒没有,但是你的言辞和观点太露骨了,语言也有点暴力。他说:“昨天晚上没好意思跟你说,那几个人确实是民进党背景,他们有点故意把这事挑起来,如果咱们一旦开始双方论战,那这个性质可能就变了。很多媒体都在盯我们这个团;台湾地区的媒体也很八卦,很善于将任何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的事情,都能弄成八卦。咱们后面还有好几天,这次主要也还是参访和交流,以友好为主,能不能考虑一下,别因小失大。”

  我有点如梦初醒,也有那么一点点后怕,连忙反省,并说下回你们别推着让我喝酒了。因为台湾也是个酒文化的社会,人家请你们,你们都不喝,多尴尬,好像很没面子、很跌份。因为团长他们那天确实跟对方说,水先生酒量不错,就他跟你们喝吧。我就说,你们以后也替我分担一下,也都喝点,这样我也就不会犯错误。

  我们那次去台湾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台湾即将迎来它的地区“大选”,陈水扁任期快到了,马英九代表国民党正在鼓噪、壮大自己的声势。由于之前被陈水扁的民进党打败,后来陈水扁又搞了一起“枪击事件”的闹剧,连战在选举中落败,导致国民党这派势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此,很多接待我们的国民党派系人士,在言谈中都有种壮志未酬、耿耿于怀的情结,说:“民进党这八年把台湾弄得太糟糕了,而国民党在这八年进行了很大的改革,这一次我们的小马哥(马英九)志在必得。”我们去到台湾地区各界,都能感到国民党的支持者们憋着一股子劲;接待我们的,也更多是国民党方面,像圆山饭店这样碰到民进党人士的情况很少。可能他们看到老水弄这一出,也有点吓到了,后来就尽量没有安排民进党人士与我们对话。

  当时的台湾地区,有一种“改朝换代”的躁动感,国民党支持者和国民党的“候选人”马英九卧薪尝胆、厉兵秣马,誓要夺回“执政权”。而台湾的民众也已经忍受不了陈水扁和民进党的极端“政策”把两岸关系带到剑拔弩张的危险境地。这是台湾地区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而且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面临着重大变革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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