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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从法兰西到美利坚(1)

  有人说,今天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代差”,在我看来,西方和我们似乎就不在同一个星球上。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怒斥法德等那些不愿和美国一起打伊拉克的欧洲国家是“老欧洲”,但他自己却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西方国家整体上实际上是一个旧世界。

  今天的西方,是富裕、安逸、环保、开放的西方,也是一个我们许多中国人自认为了解、却并不真正明白的天地。

  1.欧洲真不行了?

  2011年,我作为观察员和记者,随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七人报道小组,做了一次标准意义的环球旅行。我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二十多天之后回到北京,绕着地球足足地转了一圈儿,我的飞行里程积分卡上也增加了四万多公里。

  那次漫长的旅行,其实是一次奔波劳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站,是去法国的戛纳,报道G20戛纳峰会。之后从巴黎启程,飞到纽约,再飞洛杉矶,然后转机飞夏威夷首府,中文名叫“檀香山”,英文叫“火奴鲁鲁”(Honolulu),我们去那里报道APEC峰会(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尽管这两个国家,我都曾经去过,但戛纳和夏威夷我却从未涉足。出发之前,我跟同事和朋友说起此事,很多人的眼中都充满着“羡慕嫉妒恨”:“哟,水哥,终于不用去像什么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地儿了,可以去去高端大气的欧洲,风景如画的海边。”的确,着名影城戛纳、风光旖旎的夏威夷,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整个20天里的采访十分疲劳,甚至让我感觉,比以前去战地的艰苦采访还要累。

  我们并不是简单去参加这个会,现场报道一些资讯,而是要做大量的短片、专题片和直播连线。我们的小报道组没有跟着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官方团队,每一站,我们都要比胡主席提前五到七天抵达,在当地做大量的外围采访,去捕捉外围的专题和新闻点。

  2011年的G20焦点,我们预计一定是“欧债危机”。当时,许多欧美领导人时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已经成为全世界媒体谈论的热点话题。我们的新闻报道,肯定也要锁定这个焦点,所以在来之前,我们有点闭门造车的,做了很多策划方案和报道安排,预想的主要报道命题就是:“欧债危机”下的欧洲和“危机”阴影笼罩下的G20。

  我们带着关于这场危机的许多疑问,到了法国。美丽的影城戛纳,20国首脑齐聚这座小城,安保之严格可想而知。我们联系了尼斯市的市长,这次G20的主要单位作为采访对象,还策划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专题。比如采访一家很有特色的酒店,透视在“欧债危机”之下,酒店服务业的现状;采访救济机构,想了解失业救助的情况,以此折射出“欧债危机”的真相等等。当然,还有当地的普通老百姓,以及和峰会主题相关的一些采访,包括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比如当时财政部的副部长朱光耀、着名学者樊纲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意外收获了一个重要采访。到达法国之后,台里的主编打电话告诉我,比尔·盖茨的“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通过北京办事处找到我们栏目,点名找我:“听说水记者到了法国戛纳,我们的主席比尔·盖茨也要参加G20峰会,希望在峰会期间接受一次水先生的采访。”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我前前后后采访过比尔·盖茨四五次,每一次他的团队都非常配合,但像这样从美国致电到北京,再越洋指挥到戛纳,点名要接受我采访的情况,还是第一次。一方面可能是经过多次交流,比尔·盖茨对我建立了信任,另一方面他可能也很希望在中央电视台的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使我联想起2000年在加沙采访阿拉法特时的一件事。在采访之前,阿拉法特的秘书说主席还有一点事务要处理一下,让我们在秘书的办公室先等一等。我没事就站在那儿四处打量,看到文件柜的格子里,放着很多文件夹和录像带,标签上写着:《纽约时报》采访复印件、CNN采访资料、BBC采访资料之类,显示了他们对于国际媒体的重视。在此之前,我已采访过阿拉法特五次,便想找找有没有我们CCTV的资料,可瞪起眼睛搜寻了半天也没发现。

  我跟那位秘书开玩笑说:“我们CCTV也采访过阿拉法特主席,怎么没有我们的资料呢?”

  秘书有些尴尬,说:“CCTV不常来我们这儿啊,我们的主席很愿意接受你们采访。”

  我立刻说:“不行,这次采访完之后,我一定要给你一盘录像带。中国的新闻媒体现在越来越关心国际大事,我们也很关心巴勒斯坦的事业,你的书架上一定要有我们CCTV的标识!”

  这个细节令我颇为感慨,虽然当时CCTV的采编手段和视野都趋向广袤多元,但是在整个国际上,特别是与西方媒体相比,我们还没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就连我们多年给予支持和援助的那些国家,也并不关注中国会怎么想、中国会怎么说,他们更关注的是西方媒体对他们的评价,也更愿意向西方媒体传达他们的声音。而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在逐步提升,西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市场,越来越注意与中国的沟通,开始主动向中国的媒体发声了。

  我们到达戛纳之后,按照之前的设定,开始一系列的采访。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此前的命题根本是个伪命题。我们总在新闻里看到,德国的默克尔总理,法国的萨科齐总统,以及欧洲各国领导人都发出各种紧急呼吁,希腊的危机又愈演愈烈,几近沸点。媒体上也是连篇累牍,各种渲染,所以我们简单地认为,欧洲出事了!就像美国三四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欧洲的民众们现在应该过得很糟糕,民不聊生,一片萧条。但是到了戛纳之后,我们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一路从巴黎赶过来,所看到的景象,并没有被“危机”笼罩的感觉。作为旅游城市的戛纳,依然有着繁华的大街,穿梭不停的人流,热闹的海滩,爆满的饭店和酒吧。法国人,还有欧洲其他国家来度假的人,在这里尽情地享受着阳光、沙滩、海水浴。他们的欢歌笑语中,根本看不到任何危机的阴影。

  我们采访尼斯市市长时,尽管他也谈到了欧债危机,谈到经济受到的影响,但是他更多谈到的是如何跟中国有更多合作。他雄心勃勃地向我列举了尼斯市未来跟中国合作的举措,比如要有多少个新的旅游路线,有多少新的娱乐设施要开业等。完全不像是揭不开锅的状况,而是一心想着如何消遣和娱乐。

  后来,我们又去了一个慈善救济中心。在欧洲国家,救济中心非常普遍,有官办的,也有民间爱心人士办的。法国最着名的“大食堂计划”,也叫“爱心餐厅”,就是给那些失业、无家可归、吃不饱饭的人,提供热的饭菜,主要是由一些民间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推动的。我们这次去采访的,就是一个半官方的爱心慈善机构。

  车开了很久,最后停在一个静谧的别墅区,法国南部的一个救济中心。那是个优美的院子,前后都是小花园,一个老太太在那里负责,还有两三个工作人员。我进去之后的第一感觉是,那不像是我们红十字会之类慈善机构的办公室,恍惚间,我觉得好像到了当地的家庭里做客。经过采访,我们了解到这个机构,大概有十几万的服务对象,既有提供食物用度的救助计划,也有按照国家制度发放救济金的计划。

  但是在采访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在犯嘀咕,跟国内的情况一对比,觉得这哪里叫慈善救济啊,简直也太大方了吧!他们所救济的对象,不是那种丧失了工作能力,或是失业后完全找不到工作的人,更多的是一周工作时间达不到法律规定的人,假如,法定一周工作二十个小时,但有些人一周只能工作三四个小时,那他就属于救助对象。就算有人只是觉得最近懒得上班了,给自己放三个月假,他也同样属于救济对象。

  法国的人均工资,好一点的是五六万欧元一年,一般人也有一两万欧元,一个月平均一两千欧元。而他们的救济款标准就是补足到平均水平。如果完全失业没有任何收入的话,政府也不用核算了,直接每月发现金600欧元,而且你还可以参加各种慈善救助项目。比如说爱心食堂,经过严格审核,如果能证明你确实没饭吃,你就可以天天上爱心食堂吃饭。还有些项目,每天会给你送半成品,就是做得差不多的披萨,你只需要用锡纸包上,在微波炉里一热就可以吃了。

  采访回来的路上,我和同事们一直在感慨: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每个月能拿到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的收入,而且还管吃管喝,这哪里叫失业啊!这样的救助也太奢侈了!

  经历了这一站采访后,我们就有点晕乎了。之前那个闭门造车的“危机”主题,完全是被误导了。我们所见所闻,也都与之相去甚远。有时候,我们采访得晚了,来不及赶回酒店,也会在马路边,海边的餐厅顺便吃个饭。海边的餐馆一个挨着一个,很长一排,生意都爆好,每次去都要等上半小时到一小时。餐厅里,欧洲人照样衣着光鲜,品着红酒吃着海鲜,每个人脸上都是地中海阳光一般的灿烂笑容,危机?失业?沮丧?交不起房租?还是算了吧!

  虽然我们都隐约觉得,可能是有所误会。但我们的编导很执着,觉得有了方案,就要按部就班去执行。他就站在我身边,看到合适的人,不断地催促我去采访。有一次,他看中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妇在沙滩上玩耍,就推我过去问人家。

  我绞尽脑汁地找话题,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人家回答:“从法国北部城市来的。”“带着孩子来干吗·”“度假。”“你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还可以吧,我们一个是大学老师,一个是律师,工作也不错。”我还想尽一切办法诱导式提问说:“欧债危机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人家想了半天说:“没有什么明确的影响,因为目前看不清未来局势,所以我们在孩子教育,还有些大笔支出上会谨慎一些。”

  采访完了,编导不满意,觉得不对路子,催我再去找人,我很无奈地喊:“哪有这样的,这不是先入为主吗?”但是没办法,拗不过执着的编导,又找到一个老人家,看上去乐呵呵的。我问他:“怎么样啊,您现在的生活?”他还是乐呵呵的:“我们法国人很乐观,没有问题。”我又来:“那欧债危机……”他抢白说:“欧债危机那是政治家的事,是萨科奇总统的问题,萨科奇是个大笨蛋,他不会弄经济。”我硬着头皮再问:“那您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吗?”他笑着说:“我没什么问题。”

  无数次得到这种答复后,我们的编导也开始意识到,错了,这种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的采访是错的。于是,我们马上调整方向,开始采访揭秘“所谓的‘欧债危机’下,欧洲人的真实生活”。

  在G20峰会开始之前,我们听到一种很强烈的声音:希望中国来出手救欧洲!但由于我们前期做了大量采访,已经意识到“欧债危机”的迷惑性,所以我在节目和报道中,一直大声疾呼:首先,“欧债危机”本身可能是个伪命题,说欧债危机让整个欧盟、整个欧元区、所有欧洲国家日子过不下去了,完全是笑话!让中国救欧洲,更是个笑话!

  虽然我们不是经济学家,玩不转数据,但是我们有大量实地采访后的直观感受。专家学者宣扬的所谓“主权债务危机”,让很多人误解,认为这是一种会影响到老百姓民生的危机,会以为很多欧洲人垂头丧气,看不到未来,生活得非常窘迫。这完全与事实大相径庭。

  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我认为,欧洲所谓的危机,实际上是“打肿脸充胖子”的结果。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地区,欧洲一些富国的福利待遇世界闻名。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事国家都会负责。而希腊这样一些相对没那么富有的欧洲国家,在欧元区统一市场的背景下,进入了欧盟。很多学者分析说:当希腊等国刚加入欧盟时,其国民生活水平完全和德国、法国差距巨大,但按照欧盟标准,大家要一视同仁。于是这些国家就借债致富,强行提高国民福利,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政府没钱了!所以用一句俗话形容“欧债危机”,就是“国穷民富”,国家破产又如何,老百姓依然夜夜笙歌,不知道过得多happy!

  后来,我在采访比尔·盖茨时,也提到了这一点,我问他:“你觉得欧债危机对欧洲有什么影响·”比尔·盖茨的观点也是:“欧洲一些国家太冒进,像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这些国家,过早效仿法国和德国等富国,去贪图享受高福利,推行高福利政策,使得国家负债累累;对于老百姓来讲,其实并没有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国家政府级层面的危机。”

  所以,关于怎么看“欧债危机”,我们在做节目时得出了一个结论:欧洲多年来享受着优厚的福利待遇,突然间有几个国家发现国库里钱不够了,拆东墙补西墙借了很多钱,还不上了,别的国家就要出手来救他们。因为欧洲是一体化的,把几个穷哥们儿落下的话,也会拖累其他欧洲国家。

  所以,各方面都在呼吁援助,比如德国、法国这样的富国来援助,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来援助,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援助。但是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援助都是有条件的,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府,要做出精减赤字的紧缩政策。通俗地来说,就是要勒紧点裤腰带过日子,不能像以前一样顿顿红酒牛排,失业救济的标准可能要降低,不愿意上班的人得出去上班等等。于是,被宠惯了的欧洲人开始惊呼:“呀!我们出问题了,我们进入危机了!”然后就开始呼吁全世界来帮忙。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现在一天只吃得起一顿饭,一日三餐的他们却掉过头来说:哎,给我捐点钱,我的餐桌上不能没有红酒奶酪!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救欧洲是个笑话呢?欧洲很多国家的富裕程度,完全可以救他们自己,但是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的话语权,所以他们就大肆宣扬:欧洲不行了!而且还振振有词:要是我欧洲不行了,你亚洲就不行了;我法国要不行了,你中国也得受牵连。这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欧洲如果日子不好过了,可能就不进口中国货了,那我们的出口就会疲软,会受到影响,这从经济学上来讲是对的。

  但是,像“中国救欧盟”这样的言论甚嚣尘上,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可笑。我在戛纳采访时,每天都在查阅当地媒体,《费加罗报》《解放报》等主流媒体,英国的《卫报》等,都在讨论中国会不会出手救欧洲。他们的说法就是:中国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全世界的60%,中国现在是大户,应该出手救欧盟。

  当时,欧盟开了若干次紧急会议,想出了一个招,就是成立一个救助基金会,吸引他们认为有钱的国家,中国啊,巴西啊,往里面一次性扔进去几百上千亿欧元,许诺过多少年会有多少钱的回报。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地猜测中国会不会加入基金会,会不会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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